新左批評家都愛對中國小資進行文本分析，頻繁出現在這些文本中的各種西方品牌——例如裡的CK內褲，裡的杜蕾斯避孕套，等等——這一大堆名詞，最惹批評家生氣。據他們揭發，這些名詞做為西方時髦文化的符碼，構成了“後殖民時代的慾望書寫”的核心，“表徵了中文書寫相對於西方文本來說是一種次級的文本”，是“自我殖民化的結果”，也是跨國資本“文化同質化的陰謀或共謀的產物”。名可名，非常名。名詞，好在雙方都不缺。
羅蘭巴特認為，名比實更令人激動。就文本分析而言，小資和他們的文本分析者其實都是“名牌/名詞”陰謀的受害者。儘管我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一個陰謀論者，但是我也經常受到頻繁出現在另一些文本中的“名牌/名詞”的迫害，在那些文本中，做為名詞的各種西方名牌並未散發出任何“後殖民慾望”氣息，也絲毫沒有小資或中產氣質，倒是令人絕望地嗅出了一陣陣陰謀的味道。
哈爾濱“寶馬案”一波未平，西安“寶馬案”一波又起。幾經波折，西安男青年劉剛終於得到了他應得的那輛“寶馬”，做為這個事件的讀者，我也從文本中得到了更多的“寶馬”——算上哈爾濱“寶馬案”，我在這兩起新聞報導的文本中所接收到的做為名詞的“寶馬”，應在五百至一千次之間。也真是邪了門了，不知何故，漢語新聞文本中的那些“名牌”近年來老是跟違法犯罪有關。在兩起“寶馬案”疑云密布、黑幕重重的文本中，“寶馬”二字雖然以超乎尋常的頻率出現，卻與這一符號在中國想像裡能指的中產生活渾身不搭界。以“名牌/名詞”在文本中出現的頻率而論，Nielsen/Netratings去年發布的一項報告顯示，若以特定顧客瀏覽數及瀏覽頁面計算，ebay已成為全球第一大名牌奢侈品售網站，證據是以LouisVuitton做為關鍵字的搜尋次數在ebay每日達53萬次，Prada以34萬次次之。我在中文Google上以“寶馬”做為關鍵詞展開搜索，結果雖有46萬6000項，一時竟也難以分清哪些是奢侈品，哪些是罪案。
在某些報導裡面，文本中的名牌確實與案情有關，因為名詞所代表的那個物件不僅是案情的直接證物，同時也是“貴重消費品”或者“富人”的能指，而在另一些報導中出現的名牌，我實在讀不出它與案情有更多的關聯。據台灣某報：“台中市警方前天晚上在興中街一家賓館內，查獲一男一女從房間內一同走出，上前盤查，發現該名女子是四川籍的曾××（二十六歲），於是將其帶回派出所偵訊。長相清秀的曾女身著露背裝、迷你裙，打扮相當入時，尤其她手提高檔的LV包包，讓警方眼睛為之一亮。”
雖然警察也有權是LV的愛好者，不過就文本來看，讓警察“眼睛為之一亮”的顯然是一起風化案而不是名牌手袋盜竊案。當然，“眼睛為之一亮”的超隱喻也可以是：“提LV包包的女人竟然也涉嫌賣淫活動了”，或者“LV包包實在太貴，愛慕虛榮的女人為了擁有它竟然要去賣身……”。 NND這種報導讀多了，不覺就暗自形成一種心理上的閱讀期待。台灣報紙上的另一則新聞：“內政部長蘇嘉全的妻子洪恆珠在老家屏東市，光天化日下遭飛車搶匪搶走皮包及包裡的一萬多。”該搶案在五天內偵破，我也像追電視連續劇那樣連追了五天，追到大結局，心中竟悵然莫名。經自我反省，蓋因所有報導中無一字提到那個被搶皮包的牌子，太沒專業精神了吧。
“名牌/名詞”在新聞報導文本中的能指遠較小資文本來得豐富。非常不好意思地向各位坦白，我第一次知道BVLGARI除了珠寶香水手錶酒店之外還賣紗巾，並且第一次近距離仔細看清了其中某款絲巾上那種被描述為“方形中棕色圓點體現出珍珠的形狀”的圖案，不是專賣店，也不是時尚雜誌，而是央視國際網站。那條政治不正確的絲巾就出現在那個超文本（對一則網絡報導的回應和解釋，公文體）裡面。 BVLGARI對我造成的傷害是，我因此而一直憂心忡忡，擔心那些臉頰兩側各有兩小塊圓點狀“高原紅”的女人們從此都上不了電視。
CK是小資及其文本分析者在各自的文本中最愛引用的一個名詞。說CK，CK就到，上周有外電說，卡文克萊在曼哈頓雀兒喜區（Chelsea）某餐廳吃飯時，忽有一客人趨前自稱是CK內衣的超級粉絲。目擊者稱，那位仁兄突然對卡文克萊說：“這就是你的卡文克萊產品。”接著便迅速將褲子脫下，秀出著名的CK內褲，退休設計師卡文克萊為之“震驚，當場滿臉通紅”。當我們在“寶馬案”或“絲巾案”一類的新聞文本中遭遇名牌，感覺會不會像遭遇過度熱情粉絲的CK那麼糟糕呢？事情也許就像索爾貝婁在《像他這樣一個知識分子》中所說的那樣：“沒錯……事情的糟糕保證它是個真正的經驗，這是我們所經歷的，存在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