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省對標語口號展開清理行動，抹掉了遍布城鄉的35242條（幅）“有傷大雅、有礙觀瞻、語句生硬、態度蠻橫、宣傳效果適得其反、命令強制、狐假虎威”的標語，這些“命令式、強制性、威迫性”的標語如：“養女不讀書，不如養頭豬”、“寧可添座墳，也不添一人”，等等。
喊著口號學說話，讀著標語學寫字——我就是這樣長大的。由我本人親筆書寫的最後一
條大字標語，內容是：“借黨報東風，從校園每個角落肅清左傾思想的流毒！”，落款是“校學生會宣”，時間大約在1983至1984年間。現在看來，這條標語雖然無傷大雅，卻也大體符合“語句生硬、態度蠻橫、命令強制”尤其是“狐假虎威”的不良風格。撫今追昔，我對標語口號的感情一言難盡。以從傳播學的觀點來看，標語和口號都是低成本的有效傳播工具，革命的用得，不革命的也用得。 1934年，英國傳教士BOSSHARDT在西南山區被紅軍俘虜，並隨軍長征一年餘。獲釋後在倫敦出版《神靈之手——一個在中國被俘的基督徒的日記》一書，高度評價紅軍的宣傳工作。他寫道：“這支軍隊每到一處就在一切能書寫的地方寫標語，招集當地窮人，非常熟練而又有條理地將地主的糧食分光”。該傳教士從紅軍那裡得到的技術啟示顯然多於道義感召，他更向年輕的傳教士們發出呼籲，要學習紅軍的這種“簡練有效的辦法”。
但凡標語及口號，無不以簡明扼要、強制武斷，甚至“態度蠻橫”為主要技術指標：“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來就是好！”“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顧客就是上帝”，“我就喜歡！”——價值取向雖不一致，但是技術標準、從語式到態度，差異實在沒有年代來得大。當然，“就是好”也可以改寫為“做女人挺好”，不過在我看來，就標語口號而言，“挺好”已經逼近了語句婉約，態度溫和以及有商有量的底限。至於“今天你有否××？”之流，已經不能視之為標準的標語口號了，總覺著是一聲可有可無的禮節性問候，聽著就跟“吃了嗎？”那么沒勁。
比較高級的標語口號，還有音韻和修辭學上的考究，例如近期在雲南被清理掉的“書”和“豬”、“墳”和“人”。文革後期，法國左派文人組團到訪華，回國後（記不清是巴特還是拉康）撰文介紹中國革命形勢，特別推荐一條口號：“批林批孔”——對“批林批孔”實質內容的不甚了了並不妨礙對雙聲迭韻的激賞。也就是說，如果巴特或拉康當年在中國聽到的政治口號不是“批林批孔”而是“羅曼羅蘭”，同樣也不影響他們回國後寫一篇同樣的報導。當然，對標語口號在音韻和修辭上的追求不宜刻意，更不可因此而把標語口號弄得太長，像“高高興興上班來，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種，過份追求對丈工整，AABB迭字，做為這條標語的目標受眾，一個做人認真的駕車者在大街上若定睛通讀一遍，分分鐘就有發生交通意外的可能。
標語口號的最高級形式，表現為豐富的互文性(transtexualite)。前年華北遭受蝗災，據“經濟半小時”報導，抗擊蝗災的關鍵，是搶在蝗蟲長成並從地裡飛起來之前就將其殺光光。當時，電視畫面是田間地頭緊張的滅蝗現場，有一條用紙貼在旗子上的標語令我嘆為觀止：“掃蝗打飛”。
口號有可能脫胎於人類巫術時代的咒語（道家至今仍在使用的“符”，很可能就是標語的前身）。兩者的共同目的，都是欲使被施予者徹底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橫豎是“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還不如“大家不思考，一起喊口號”算了。只要是標語是口號，就一定是強制的、命令的、不容置疑的。若不想放棄獨力思考的權力，倒是很應該對標語口號們喊上一句法國“五月風爆”時期的著名口號：“嚴禁使用嚴禁！”“嚴禁”其實是一切標語口號通用的基本句式，也是它們共同的初衷。 “一定不要怎樣”和“一定要怎樣”，都是同一回事。
標語是凝固的口號，口號是流動的標語。抹去標語固然是“除魅”的一個必要手段，然而難以從牆上抹去的是口號。口號的力量，源自重複以及便於重複。所有在音韻以及修辭上的努力，無不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謊言重複100次就變成了真理，真理被重複100次——準確地說，當真理以口號的方式被重複了100次之後，估計也有變成謊言的可能。有一個口頭文字遊戲是這么玩的：先把“月亮”不間斷地重複講10次，緊接著再倒過來讀成“亮月”，也不間斷地重複說10遍，然後馬上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后羿射下來的是什么？快說！”
我見我聞，十個有九個中招，“月亮”二字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即使有備而來，殺傷力也難以抵擋。一哥兒們，之前玩過類似遊戲，“月亮”、“亮月”各重複10遍之後不慌不忙向逼問者道：“你以為我會說月亮呀？呸，門兒都沒有！后羿射下來的是什么？告訴你，是嫦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