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輿論的擠壓之下，長沙“人乳宴”終於在農曆年前宣告撤宴，並且將負責供奶的6名奶娘也送回了老家。很顯然，公理和良知再一次戰勝，店方和媒體也取得了雙贏，加起來就是四贏，根本沒有輸家。我猜，上述各方都幸福地過了個有意義的春節，說不定還用手機互發了若干賀年短信，然後各自放了一些鞭炮。
壓力團體(由智人種狹鼻猴次目靈長目哺乳動物綱動物自發組成)的致勝利器是“公理”
和“良知”：一，“人乳宴”擴大了社會不公的鴻溝，其與西安之“36 萬一桌豪宴”一樣，皆為窮奢極欲的表現，反映了中國“在轉軌時期的社會失序”；二，戰無不勝的“母性”之神聖價值不容挑戰。 “人乳宴”是對母乳的污辱，對母性的污辱，對人性的污辱，“人乳宴”簡直就是“辱人宴”。
公理我所欲也，良知亦我所愛，當然我也清楚得很，我對於這兩樣好東西的熱愛至今仍停留在非常業餘的水準，例如，我經常以熱衷於觀看美國法庭片來表達這種業餘的熱愛。只要是這個片種，不管有沒有喜歡的名星，不管拍得有多爛，我都會從頭看到尾——只是正義在最後得到了伸張。那種渾身舒暢的感覺，就像打通了大小周天，真有中醫所謂的“正氣”作用。
然而，即使站在這種很不入流的層面上來看，公理和良知對於“人乳宴”的戰勝卻未能像一部美國法庭片那樣讓我爽一下。因為我發現用來支撐公理和良知的一個重要的呈堂證供，乃是四川地主劉文彩“常常逼迫年輕的母親為他提供人乳。這是有權有勢的地主階級欺壓百姓、生活奢靡的例證”。也就是說，大家一致認為人乳在骨子裡仍是成年人的上等補品，其功效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梁代陶弘景集注《本草經》時已將人乳汁和亂發、頭垢以及人屎、人溺入藥，稱“人乳汁，主補五臟，令人肥白悅澤。”據《漢書》〈張蒼傳〉記載：“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故“人乳宴”以及劉文彩的罪惡，只是不能與民同“補”而患不均。同理，在此之前我們還有過一個類似的判例：牙床當然比草蓆更適合人類更尊嚴更詩意的睡眠，問題出在“失序”，因為牙床是少奶奶的，若大眾都有機會有序地上去滾上一滾，牙床就越滾越正確了。所以，“人乳宴”的公正性其實不難解決，比方說，若最後出面擺平的不是長沙市天心區衛生監督所而是國稅局，我們的良知可能就不會像過年前那樣感覺不良了。
“母乳”以及“母性”雖然是壓垮“人乳宴”的最後一根稻草，不過，在一個參戰各方均屬於“未斷奶民族”(孫隆基語)的戰場上，不僅有些勝之不武，而且極大地混淆了敵我。簡而言之，如果良知還能接受母乳在超出自產自銷式哺育功能以外的應用，奶媽是我們共同的底線。雖然做人家的奶媽在本質上亦是一種交易行為，不過，奶媽畢竟還是在哺育嬰兒，而在傳統倫理的庇護之下，這種交易行為並不像“人乳宴”那麼赤裸裸地，最起碼，被哺育的嬰兒在人倫上畢生都應向奶媽行“人母之禮”。相比之下，“人乳宴”之所以令良知感到不適，乃因其以工業化的方式消解了比較人性化的“點對口”模式，同時也破壞了文化心理上的“大堰河情結”。然而，當六名“營養師”面無表情地站立在“人乳宴”店堂裡面讓記者拍照，此情此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早就做過預言：為一群“未知的消費者”提供產品，正是市場的特徵。如果記者在現場拍到了這樣一幅照片：一名剛剛吃過“人乳鮑魚”的食客飽含熱淚地撲向其中一位“營養師”的懷裡並且哽咽地喊了聲娘，“人乳宴”或者就不至於那麼“辱人”了吧。
誰也說服不了誰。如果你去問一個動物保護主義者的意見，他多半會告訴你，喝牛奶和“人奶宴”一樣下三濫，因為牛奶只是為母牛為小牛準備的。其實我相信大多數人都和我一樣，對於“人乳宴”的第一反應就是兩個字：“噁心”，沒有更多的邏輯，無非就是一種直覺。紅油重料的川菜或湘菜加入奶或奶類製品(也不管是人奶還是牛奶羊奶)之後可以噁心到何種程度，就先不要提它了，做為一種症狀鮮明而誘因多樣的生理反應，“噁心”以及由“噁心”直接導致的嘔吐，實在是一種越來越值得珍視的個人品質和能力，尤其在一個價值觀念多元化的時代，對於那些與“人乳宴”類似的不偷不搶，不逼不迫，你情我願，公平合理的自由選擇和自由交易，與其內服良知外用公理，不如向索爾貝婁為我們創造的那個赫索格先生學習，養成一種在每天洗臉刷牙之後再嘔吐一番的個人生活習慣。噁心和嘔吐(所謂“品味”其實是對於感到噁心並且可以嘔吐這種能力的一種比較噁心的註解)當然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它說明不了什麼，更改變不了什麼，只是憑籍這一種被動的反應或被動的抵抗，我們在生理上多少會好過一點。正是：
無情未必真豪傑
有奶如何不是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