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你好！
沒想到那麼快就收到了你的回信。你說，“阿姆斯達”事件確實吸引了你，為了早些看我聊下去，所以才趕快寫了這封信，目的是“拋磚引玉”。這麼一來，我非得緊著寫不可了。
“阿姆斯達”號漂來的時候，美國在奴隸制問題上，確實已經雙方都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那麼，這個國家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你現在對於美國當時鬆散的狀態，也一定已經有了一些概念了。然而，不知你想過沒有，這實際上反應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狀態。那就是，如果它的各個部分的聯繫顯得鬆散，那麼它能夠作為整體長期繼續存在下去，維繫它的東西有可能反而是相當有力量的。
這個維繫就是美國作為國家最基本的一個共識，遵從契約。你可以這樣想想，在如此鬆懈的一個國家結構中，如果沒有對於契約的基本認同，還不是早就散了架了。
以憲法為基礎的各種法律，就是這樣的契約，也就是鬆鬆垮垮的各個州，集合在美國這樣一個名稱下的基本依據。既然這種集合是自願的，那麼遵從契約的行為也是自願的。美國的這種組建經歷，雖然使得它的中央政府常常顯得軟弱無力，可是，它有一個好處，就是更容易建立起“真誠的法律”。
因為法律的建立，是大家的契約。它不是一條皇上的聖旨，也不是一個上層集團的指令性文件。因此，它也就有一個天然保護層，就是民眾認同。北方一個又一個廢奴的自由州的誕生，就是這樣來的：經過最廣泛的民眾辯論，達到一個基本認同，然後立法。這樣法律相對來說，就更有“真誠”的基礎。
如果一部分人的認識進了一步，那麼，美國的方式就是，以一切機會，提出對現有法律的歷史缺陷的質疑，引起新一輪的大眾辯論。在爭取多數民眾認同的基礎上，以求取得新的判例作為依據，甚至根本引起新的立法。
因此，除了通過新聞媒體，公眾場合等利用“公共論壇”的長期宣傳，以“挑戰司法”引起公眾注意和辯論，也是美國人從建國以來，就一直使用的推動歷史進步的方式。這也是美國有所謂“里程碑案件”的原因。美國進步的腳印大多數都是由最高法院的一個個判例組成的。可是，如何“挑戰司法”呢？
那就是堅信自己行為正確的人，以觸犯某條法律的方式，走上法庭，去引起一場關於這條法律本身是否合理的辯論。輸了以後再上訴，官司一級級打上去，直至最高法院。
以這種方式推動社會漸進，對契約雙方的要求都很高。
對於契約的一頭，要求司法獨立和司法的公正與公開。否則，你一頭撞上去，結果官法勾結，私下里關起門來三下五除二地就給判掉，關起來了。司法體係對這樣的挑戰，也根本沒有按照法理去認真對待的誠意。當然，也就不會產生任何意義。這是對於司法制度本身的基本要求。
對於契約的另一頭，則要求挑戰者對大家已經制定的契約必須遵從。既然是“挑戰”，那麼就可能是有輸有贏的。贏了固然是皆大歡喜，但是輸了就得準備接受原來法律的製裁，因為法律是大家的契約。大家還不能接受新的契約，你就必須接受原來的約束。往簡單裡說，就是“挑戰”不成，那麼該坐牢還是得坐牢去，不能因此就給法院扔炸彈。這是對“挑戰”一方的基本要求。
所以，故意地挑戰司法，是需要勇氣的。一般來說，到了“挑戰”的時候，也就是估計民意也已經到了“火候”的時候。假如還完全沒有民意基礎，只是一場盲目挑戰的話，那幾乎等同於自投法網，同樣毫無意義。
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在“火候”差不多的時候，正好出現一個案子。儘管不是故意製造的“挑戰”，但是，所有推動這個進步的人，都會全力以赴，把這個偶然出現的案件，變作一個“挑戰司法”的機會。你一定猜到了，對於激進的反奴隸主義者，“阿姆斯達”事件，就是這樣一個機會。
當時的美國北方，反奴隸制的民意基礎已經完全具備。激進的反奴隸主義者更是宣稱，現在已經到了在全國范圍內徹底擺脫奴隸制的時候了。雖然，激進反奴隸主義者並不是多數，但也已經遍布各處。在憲法保護下，他們建立了各種如“反奴隸制協會”這樣的民間團體，相互之間都有著廣泛的聯繫。所以，“阿姆斯達”事件一開始，就注定了不會是默默無聞地就“走過場”的。黑人們剛剛到達新倫敦，立即有人向紐約的激進反奴隸主義者們通報情況了。
不到一個星期，他們已經決定，“利用”這一事件，向奴隸制挑戰。當然，採用的方式依然是“司法挑戰”。
“阿姆斯達”號的叛亂，一眼看上去，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對法律的嚴重觸犯。黑人奴隸，奪了船，還殺了人。如果把這個事件按“無罪”去辯護，不是辯稱黑人“沒有奪船殺人”，而是辯稱這樣的“奪船殺人”不是犯罪。這顯然是對於司法的挑戰，尤其是在一百五十年前的狀態下。
你已經知道，當時的美國還是一個局部奴隸制的國家，自由州的黑人也還沒有公民權。正如我以前告訴過你的，種族偏見在當時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這完全還是一個白人社會。在這種情況下，要把一個“黑人殺了白人”的案子辯成無罪，顯然是一個相當嚴峻的挑戰。
也許我必須向你講得更清楚一些，這裡的“利用”二字，沒有任何的貶意。他們打算利用“阿姆斯達”事件，挑戰奴隸制，但決不是利用黑人作為工具的意思。他們挑戰的目的之一，就是營救這些陌生的黑人。也許更簡單的，是探究一下這些激進的反奴隸制主義者，究竟是怎樣一些人。
在電影裡，代表激進反奴隸主義者的兩個形象，就是那個為黑人辯護的年輕白人律師，和一個參與營救活動的黑人。在歷史上，參與這次“阿姆斯達”營救的，可以說是整整一個“團隊”。有大量的人，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這場沒有報酬，沒有私人利益的“挑戰”。而且，在長達三年的持久戰中，所有的費用都是來自美國人的私人捐款。參加營救的基本上都是白人。原因很簡單。
就像美國歷史上無數次這樣的歷史性推動一樣，這是一場司法大戰。真正在裡面起作用的人，都是精通法律的律師。當時在北方的黑人雖然是自由的，也有著最強烈的反奴隸制的動因，但是，他們還沒有成長到具有真正的實力。
那麼，這些激進反奴隸主義者的白人，他們又是什麼樣的動因呢？答案是：宗教理想。你還記得我以前提到的，在北美殖民時期，最早在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和賓夕法尼亞的教友派，他們持續兩百年的反奴隸制的努力嗎？那麼，這是一脈相承的。
因此，他們的出發點，是對於人類不平等所造成的苦難，持有一種宗教性的深切同情和慈悲心懷。所以，才會產生這樣無私而持久的抗爭，才會激起如此巨大的熱情。
我們再回到這個案子。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美國憲法所建立的製度在嚴格地起著作用。因為，從建國開始，“挑戰司法”就是體制內尋求社會改革的一個正常程序。在這個制度下，要推動改革的人們，也就會立即進入這個制度所設定的程序。他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高質量的律師，向法庭申請，自願成為“阿姆斯達”號黑人一方的辯護律師。然後開始研究案情。因此這裡沒有什麼非常舉動。所要做的，就是律師的正常工作。
與電影所講述的故事有所不同的是，歷史上主動出來代表“阿姆斯達”號黑人進行法律辯護的，並不止是那個孤單的年輕律師，參加工作的幾乎是一個律師團，有前面的法庭辯護，也有後面的大量資料和分析工作。在開庭前的最初準備工作中，他們就意識到：現有的奴隸制尚未被打破，因此，在原有的法律之下，在自由州，蓄奴是非法的。但是在蓄奴州，奴隸的武裝暴動，殺死奴隸主，也是非法的。在美國分治的原則下，有關奴隸制的立法權在州一級，聯邦法庭無權干涉。各州的法律當然也無法相互套用。
古巴雖然不是美國，但是，這是一個合法的蓄奴國。因此，如果僅僅用自由北方的法律去辯護，當然同樣可以利用法庭辯護提供的論壇，大大宣揚一番廢奴的理論。然而，勝訴的可能幾乎微乎其微。這將不僅影響“挑戰司法”這一舉動的成功，而且，這些涉案黑人的生命，也將面臨極大的危險。
這也是美國歷史上所有挑戰司法的案件中，律師們都必須認真對待的首要問題。這是極具技巧性的技術問題：在舊的法律仍然起作用的時候，怎樣利用原來的法律，在法理上往前推，逐步建立新的立法依據。
這些律師決定的第一個辯護策略，就是宣稱“阿姆斯達”號上的黑人，不是合法奴隸，而是自由人。儘管當時所有的證詞證據，都證明這些黑人是合法奴隸。然而，他們從得到的有關這個案子的最基本情況中，已經憑著職業敏感，捕捉到了表象之下的一線蛛絲馬跡。引起他們疑問的，首先是那四個十二歲以下的黑人孩子。
他們注意到，西班牙在1920年簽署過一個禁止從非洲進口奴隸的協議。距離“阿姆斯達”事件，這個協議已經簽署了整整十九年。如果這些不到十二歲的黑孩子是合法奴隸，他們必須是在古巴出生的所謂“拉丁裔黑人”。還有一個基本事實是，他們知道的案情都來自西班牙人的一方，原因是，黑人們都不會說古巴的通用語言，西班牙語。
這兩個信息放在一起，就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這些“出生在古巴”的孩子，競一點都不懂當地的語言呢？
但是，哪怕是再有道理的疑問，也只是一個疑問，而法庭是講究證據的。再說，即使能夠因此使法庭相信，這些孩子是在“1820年協議”之後，從非洲非法進口的。那麼，那些成年黑人呢？儘管很難想像，他們在古巴生活了十九年還沒有學會西班牙語，可是，你也不能說，這就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不管怎麼說，他們找到了一個突破口。
他們的疑問，很快就從一個叫做傑尼的激進反奴隸主義者那裡，得到了間接的證明。傑尼就住在黑人關押的新倫敦。事情一出來，他就設法與那兩個西班牙人談了一次。兩個西班牙人根據自己在古巴的生活經驗，覺得在一個“白人的國家”，如此清楚的“黑奴造反”，“殺人越貨”的案情，美國白人的司法當然就是“幫”白人貨主的。只不過是等待一個例行手續而已。因此，在與傑尼的交談中，路易茲很輕鬆地透露了一個情況：這些黑人都是剛從非洲來的。
這個旁證給了律師們極大的鼓舞。儘管依然需要證據，但是，他們的辯護思路已經變得非常明確。
還有一個電影裡沒有提到的情節，也很有意思。就是“阿姆斯達”號黑人的主辯護律師班德文，耶魯大學的優秀畢業生，也是美國獨立宣言的簽署者的外孫。他的外公羅傑.謝蒙不僅是獨立宣言的簽署者，在後來舉行的製憲會議上，也是與會者中最主要的反對向蓄奴州妥協的一個。在整個“阿姆斯達”事件中，另外兩個最積極的參與者，亞瑟.泰朋和魯易斯.泰朋，是兩兄弟。他們則是大名鼎鼎的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後代。魯易斯。泰朋後來成為“阿姆斯達”委員會的三個負責人之一。
這一批人，除了他們的宗教精神之外，堅持開國者們起草“獨立宣言”時的立國理想，也是他們思想中非常清楚的一條脈絡。
不管怎麼說，當務之急應該是和他們試圖幫助的對象，“阿姆斯達”號的黑人設法交流。一開始，他們在紐約找了三個還能夠說非洲語言的黑人，請他們一起去紐黑文的監獄探監。其中一個名叫凡瑞，他是在十二歲的時候，在非洲遭到綁架，被賣到美洲來的。
在電影裡，斯匹爾勃格把這種交流的巨大困難，表現得非常真實。可我想，事實上他們的交流，可能比電影裡更為困難。剛剛來自非洲部落，又有著幾個月來與白人發生的最惡性交往經歷的黑人，與來自紐約的白人律師，你說他們之間的距離，是不是要多大就有多大。極端的不信任，加上語言還不通。再說，對於黑人來說，他們怎麼想得通，這兩個白人要來幹什麼呢？
律師帶去的三個紐約黑人並沒有解決什麼問題。非洲部落的語言種類太多太複雜。他們搞了很長時間，還是無法交流。到最後，只有凡瑞說，他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那幾個孩子肯定不是在古巴出生，而是從非洲被賣過去的。對於這點收穫，他們已經很高興了。
在紐約，九月初就成立了一個“阿姆斯達”委員會。開始在報紙雜誌上寫文章，介紹這個事件，尋求支持。最重要的任務是募集捐款，除了支持這場訴訟，還考慮提供“阿姆斯達”號的黑人們在獄中的生活必需品。
今天看來，泰朋參與負責的“阿姆斯達”委員會，真是做了大量的實際工作。例如，他們以“自由之友”的名義，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徵集捐款。他們在廣告中宣稱，這些非洲人追求自由反抗奴隸制的權利，來自於自然法，國際法和“自由與人道的呼聲”。他們的廣告一出來，立即就有捐款寄到。
又如，在他們的干預下，事實上黑人的居住條件很快就得到改善。除了辛蓋和其他案子的重刑犯關在一起之外，所有的“阿姆斯達”號黑人分成四間。四個孩子一間，其餘的黑人分成三間。他們還為黑人提供了衣物等其它生活用品。
“阿姆斯達”委員會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吸引民眾關心這一船黑人的命運。儘管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由於語言問題，他們始終無法得到黑人自己講述的故事。但是，他們還是不斷地在各種新聞媒體上，盡量介紹黑人的情況。
他們一次次不厭其煩地介紹這些黑人的平和的外貌，溫和的性情，一般的生活狀況。其目的在於擊破“後奴隸主義”關於黑人部落民都是“吃人生番”的講法。他們要使讀者產生這樣的深刻印象，這些黑人都是和你我一樣的人，他們也有追求自由的權利。
在北方原來反對奴隸制的民意基礎下，他們的宣傳和各種媒體的報導，使得“阿姆斯達”號的黑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公眾同情，辛蓋更是成為一個傳奇性的人物。
與此同時，律師和“阿姆斯達”委員會仍在緊張地設法跨越最艱難的一條障礙，就是與黑人取得交流和溝通。因為開庭的時間在逼近，在此之前，這個問題是無論如何必須解決的。否則決不可能打勝這場官司。
律師班德文和泰朋又一次帶著黑人凡瑞去探監。儘管凡瑞也幾乎揣摩不出幾句話來，但是，他也是黑人，他的存在本身，就使黑人們有可能對白人律師產生最初的信任。同時，他們取得獄方的同意，帶進去了一個名叫吉伯的耶魯大學的語言學教授。
在電影裡，也許是為了表現律師與黑人的交流困難，導演安排了一個聽不懂卻還不肯承認自己無能的語言學家的形象。算是給語言學家來了一個小小的揶揄吧。事實上，美國語言學家的一般形象倒是相當專業，也很有敬業精神的。在“阿姆斯達”案中，律師與黑人之間的語言壁壘，最終正是由吉伯教授打破的。雖然他也不懂這些黑人的非洲方言，他卻有一套語言學的途徑。他用的辦法，就是電影裡你能夠看到的。
吉伯教授先用手語交談，以達到一個簡單的目標，就是讓這些黑人用自己的語言教他幾個數字的讀音。然後，這位教授走遍了紐約和紐黑文的碼頭港口，最後終於在一條英國軍艦上，找到了兩個能夠以同樣的讀音讀出這些數字的黑人。 “阿姆斯達”委員會再想盡辦法，把兩名黑人從英國軍艦上借出來。
九月九日，吉伯終於把這兩名“翻譯”，帶進了辛蓋的囚室。一開始，辛蓋依然拒絕與來訪者交談。在再三解釋下，堅冰終於打破。 “阿姆斯達”號上的黑人終於講述了屬於他們的故事。而律師也終於有機會告訴辛蓋，他們是朋友，他們要幫助他回到非洲的家鄉。長久以來，辛蓋第一次在臉上露出寬慰的神情，儘管他還不可能明白，什麼是律師，什麼是法庭，為什麼在遙遠的白人的土地上，會有這樣的朋友，願意幫助他們回家。
律師們更難以解釋的是，回非洲去，還是他們和黑人必須共同爭取的一個目標。距離這個目標還不僅是地理上的漫漫長途。這裡需要黑人的配合，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
在此後的整個交往過程中，律師們還是受到很大困擾。因為他們始終不可能真正向這些非洲黑人解釋清楚，他們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例如，在第一次交談中，辛蓋就沒有全部說實話。辛蓋出於自衛，當然有充分的理由在談話中予以保留。但是，在美國的訴訟中，這種情況是非常危險的。律師們一直在嘗試，讓黑人明白，為什麼必須對他們說實話，也必須對法庭說實話。你可以想像，語言問題是基本解決了，但是，建立起信任，以及盡逐步建立文化上的理解，卻要吃力得多。
我們當然都記得，“阿姆斯達”號是一艘來自古巴的船，這是一個“涉外事件”。因此，也給這場司法挑戰帶來了超乎尋常的難度。事情發生不久，來自古巴所屬的西班牙王朝，就立即通過外交途徑，找上門來。
這時候，西班牙女王的使者，根據對應的線索，找到的當然是美國總統。當時美國還是一個很新的國家，從1789年首任總統華盛頓上任，到那年還只有五十年的時間。可是，根據憲法規定的四年一度選舉，儘管期間有人連選連任，總統也已經換到了第八個。而且這位第八任的馬丁.凡布倫總統，已經到了他的四年任期的最後階段了。
西班牙一開始，就根據1795年的“平克尼協定”，要求美國政府立即將“阿姆斯達”號連人帶船交還古巴。這個1795年的國際協定，有一些有關國際間的海難事故處理的條款，依據的道理非常簡單。就是經常會有各國的船隻，在航行中由於種種原因進入其它國家。這個協定依據的是對等的原則，要求各國政府把遇難船隻及船上一切財產交回它原來所屬的國家。以免有人看到漂來的外國船上裝的都是值錢貨，就把它給吞了。因此，西班牙的理由看上去相當充分。
那麼，凡布倫總統是從什麼角度考慮這個事件呢？
這個時候，“阿姆斯達”事件早已經是一個引起全美國震動的事件了。局勢已經非常清楚：對於美國，這已經不是簡單的該不該歸還外國船上的黑人的問題了。這是南北雙方長期以來，有關奴隸制引出的一串問題的觸發點。例如，還要不要堅持美國平等自由的立國精神？代表人性和人道的自然法，是否高於一切國家和州的法律？等等。隨著“阿姆斯達”案件的開展，南北雙方的爭論對立會日趨嚴重。前景難以預料。
這樣的發展前景，顯然是總統所不願意看到的。首先，這已經是1839年的秋天，第二年就要舉行總統大選。我曾經告訴過你，由於不少南方蓄奴地區加入美國，使得雙方力量對比變得均勢力敵。這也意味著，選票也劃成了幾乎是均等的兩大塊。
凡布倫總統並不贊成奴隸制。但是，在處理奴隸制的問題上，他不會採取激進的做法。他如果表現得漸進與溫和，顯然對他更為有利。一方面，由於他反奴隸制的立場，能夠得到北方人的擁護；另一方面，由於他不馬上採取激進措施，又不太得罪南方人。採取這種方針的時候，最忌諱的就是跳出一個利刃般尖銳的議題，一面把民眾清楚地一切兩塊，一面刀尖向上，逼著總統作非此即彼的表態，這是大選年最要命不過的事情了。
凡布倫總統是個明眼人，當然一眼就看出“阿姆斯達”就是這樣一個“來者不善”的議題。正如電影裡所提到的，甚至還有比這更糟糕的可能，就是事件升溫到一定的程度，矛盾不可調和，結果乾脆就引發出一場內戰來。根據當時美國的情況，這並不是杞人憂天。事實上，只不過二十年後，南北戰爭就是由同一根奴隸問題的導火索引發起來。因此，當時可以說幾乎已是內戰的前夜。
平心而論，對於一場內戰的憂慮，倒不能說是出於凡布倫總統的私心。內戰是當時大多數反對奴隸制的人們，都希望能夠避免的。這也是激進的反奴隸主義者始終還是少數的原因。因為激進者的一個口號是，乾脆重新建立另外一個完全符合宗教理想的國家，同時也不惜任何代價，希望立即達到廢奴的目標。這些口號都隱含著分裂和內戰的危險。在這種“哧哧”冒著火花的口號面前，大多數美國人始終是持謹慎態度的。總統當然更不會例外。
另外，總統作為美國政府行政分支的負責人，被授權處理一般的外交事務。他確實也有他的難處。外交是對等的。古巴的船到了你這兒，你痛痛快快地給交出去，將來哪一天，你的船到了人家那裡，不也就可以爽爽氣氣地就要回來了嗎？這次你要是不給的話，哪怕有天大的理由，古巴和西班牙總是沒了面子，下次再打交道，不知會添出什麼麻煩來。
更何況，總統也有他的苦衷。儘管在那個年代，聯邦政府的權力極小，但是外交無疑是行政分支的工作。凡布倫並不贊成蓄奴，但是南方是合法蓄奴的，有些事情撞到他的職權範圍內，他想不管都不行。有幾次美國南方合法運送奴隸的船，也遇到類似情況。例如，1830年，一艘名為“科曼特”號的船，從弗吉尼亞運一些奴隸去路易斯安那，那是一個剛加入美國的蓄奴州。結果，船被風暴捲到當時的英屬殖民地巴哈馬。巴哈馬當時已經廢奴，所以，英國人立即就把船上的奴隸給放了。
當時的凡布倫就是外交部長。對於南方人來說，我們在南方運送奴隸是合法的。現在遇上海難，英國人不交回來，擅自把奴隸給放了。造成的經濟損失，聯邦政府必須得給我去要回來，因為這是聯邦政府的責任。凡布倫當時也因此去和英國人打過交道。
在這兒你也可以看出來，為什麼美國這個聯邦鬆鬆散散，卻顯得十分牢靠了。當時除了一些大原則，屬於聯邦制定的法律很少。所以，對於各州來說，法律我自己定，日子我們自己合計著過。可是一旦出了事兒，跟外頭的國家有了什麼麻煩，聯邦政府你得給我頂著。這就是當時典型的美國聯邦局面。令人難以想像的是，維持這樣一個局面，居然僅僅就是為了堅持一個與個人自由同步的分治的理想。
美國人對於這個理想的認真，在當時它對待一些後進入美國的新州的態度上，也可以看得出來。經過一段時間的過渡，所有的這些州全部成為獨立州，全部享有高度自治的權利。從當年建國的13個州，擴展到今天的50個州，不論先後，全部一視同仁。聯邦政府能夠管到的事情真是相當有限。
寫到這裡，你也可以猜出凡布倫總統所領導的聯邦行政分支的態度了。他們希望事件平息下去。可是，他們也非常清楚，就是在美國憲法所建立起來的製度之下，只要“阿姆斯達”號在那裡，事情就不可能平息。因為，在這個制度下，沒有人能夠解散“阿姆斯達”委員會這樣的民間團體；沒有人能夠阻擋律師們的一場司法挑戰；沒有人能夠干涉新聞界對於這一事件的報導熱情；也沒有人能夠讓法庭的審理變成一個秘密的暗箱。
因此，唯一的出路，是讓“阿姆斯達”號徹底消失。目標一消失，當然所有的人也就只好作鳥獸散了。可是如何讓它消失呢？這就是在西班牙的要求下，盡可能順水推舟，把“阿姆斯達”號連人帶船送回去。好在雙方都有一個極好的藉口，就是那個1795年協定。送回去當然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那幾十個陌生的黑人重新回到虎口。可是，與“阿姆斯達”將給總統帶來的全部國內麻煩相比，這點代價閉一閉眼睛，也就送出去了。
也許，你也想到了，要推動一個大的社會變革，如果僅僅指望一個在位的政治人物，大概往往是要落空的。因為這樣的人物常常有太多的政治利益需要顧及，常常受到各個方面的牽制牽扯。即使他曾經有過變革的激情與理想，也在前瞻後顧之間零零散散地失落了。
非常湊巧的是，當時凡布倫總統手下的外交部長佛西斯，是從佐治亞這個極端的蓄奴州來的。他自己家裡在那個時候，還保留了三個作為僕人的黑奴。因此，在配合操作上，應該沒有政治傾向上的“思想問題”。
自從西班牙提出交還“阿姆斯達”之後，激進反奴隸主義者們就一直非常緊張。尤其是，他們無法信任外交部長佛西斯。他們甚至在監獄找了可靠的人，以防萬一黑人們被秘密移動，就可以立即得到消息。從這一安排可以看出，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國，畢竟在製度的完善方面，還不能與今天相比。如果在今天，要么總統打算立馬下台，否則民眾根本不必擔心行政系統敢做秘密交人這樣的小動作。
這個案子確實很特殊。所以，即使是聯邦檢察官，也在一開始認為，從刑事案的角度，把這個案子帶入司法程序是他的責任。可是查了幾天相關法律之後，他又認為，“暴動”發生在外國公民的船上；事件發生的時候，船是在外海，“暴動”的對像也都是外國人。因此，他不認為美國法庭有權對此作出司法判決。
“阿姆斯達”案實際上應該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已經發生的財產歸屬的申訴，這屬於民事訴訟的範圍，原告就是財產的申請人。這一部分已經進入司法程序。引起聯邦檢察官思考的，是該案的另一個部分，就是暴動引起的“海盜罪”和“謀殺罪”。這個部分作為刑事案，按照美國法律，起訴方應該是政府行政分支下司法系統的檢察官。
然而，即使在一百五十年前，對於涉及行政分支行為合法性的問題上，外交部長佛西斯仍然非常謹慎。即使在聯邦檢察官作出這樣的表態之後，佛西斯仍然再三要求他搞清楚，在這樣一個涉外案件中，按照美國法律，在行政與司法兩個分支之間，究竟是誰對“阿姆斯達”號的“人和貨”，具有優先的控制權。
最後，在外交部長佛西斯與聯邦司法部長格倫迪認真研究之後，終於由格倫迪小心地拿出了一個代表行政分支的正式意見。格倫迪是司法部長，這個意見當然是有充分法律依據，看上去不會有什麼破綻的。
這個正式意見是，堅持按照“平克尼協定”，將“阿姆斯達”號及其貨物和黑人，全部交還西班牙當局。司法部長格倫迪指出，美國必須在與其它國家交往的時候，維持它的誠信。船上的財產明確歸在路易茲和蒙岱的名下，所以不應該是美國的司法裁定對象。至於律師對兩名西班牙人所持有的“攜帶合法奴隸通行證”的質疑，格倫迪認為，“阿姆斯達”所攜帶的文件，是哈瓦那有效的正式官方文件，也沒有任何法律原則指出美國應該對這些文件進行司法調查。
他又指出，按照國際法，無國籍的海盜船，是任何一個抓到它的國家，都有權審理的。但是“阿姆斯達”號是一條明確的西班牙船，屬於西班牙人，擁有西班牙官方文件和西班牙國旗。船上的暴動也與一般海盜行為有別。因此，不在最高法院界定的“海盜案”範圍之內。
針對“阿姆斯達”案實質上最引起關注的黑人問題，司法部長格倫迪指出，許多美國人指責奴隸貿易的不人道，但是，不論是國際法，還是幾乎所有的文明國家的法律中，都曾經確定這樣的行為是合法的。現在，如美國這樣一些個別的國家，宣布奴隸貿易為非法，但是，這些國家只能在自己的領土範圍，對自己的公民進行法律制約。而無權對其它國家的公民採取司法行動。
在美國通過禁止進口奴隸的法律中，規定在抓到違法的奴隸船時，總統必須用聯邦政府的經費，送這些奴隸回到非洲。因此，當時也有很多人呼籲總統下令，用聯邦預算的開支，把“阿姆斯達”號的黑人送回非洲。針對這個建議，司法部長格倫迪宣稱，總統並沒有合法的權力送這些黑人回非洲。因為，這條法律給出的權限，只適合於發生在美國疆土範圍內的非法奴隸交易。 “阿姆斯達”案則不在此列。
格倫迪重申，既然奴隸制在古巴合法，這些黑人就是西班牙人的財產。美國無權對他們提出刑事訴訟。因此，對於行政分支，唯一的解決辦法是遵從“平克尼協定”，將船上的一切交還西班牙公使。他進一步的理由是，如果把黑人交還兩名西班牙貨主，黑人們將可能沒有機會再為自己是否具有合法的奴隸身份辯護，所以，交給西班牙公使是最合理的。這樣，黑人就可以得到一個機會，站在西班牙的法庭為自己的無辜辯護。因此，下令向西班牙公使交還“阿姆斯達”號，才是總統的責任。
凡布倫總統對於“阿姆斯達”事件的決定，其出發點當然是政治上的考慮。可是，你也看到了，在這裡，行政分支還是必須在法律上尋求出路。他不能僅僅依靠行政的權威，更談不上運用總統的個人威望。因為從一開始，這一點在美國就是明確的，總統只是一個工作職位。他唯一能夠借助，用以擺脫困境的，就是為行政分支的行為，找到足夠的法律依據，證明採取這樣一個動作是合法的。
司法部長的一番法律辯解，幾乎是天衣無縫的。他非常巧妙地在根子上切斷了“阿姆斯達”可能產生的爭論。本來嘛，總統壓根兒就沒打算站在哪一邊參與辯論，也沒打算辯出什麼正義和謬誤。總統需要的是掐斷這場爭論。
因此，既然可能產生的爭議都是在司法程序中產生的，那麼要做的就是，從法律上確定美國根本無權讓“阿姆斯達”案進入任何美國的司法程序。只要把這隻船從司法分支那裡“劫”出來，一到行政分支手裡，一把推回給西班牙，就什麼事兒都沒有了。這樣，美國總統就不至於被一條倒霉的西班牙船給逼到死角里。
所以，簡單地說，就是別提這些黑人是不是來自非洲，是不是奴隸，是不是被非法販運。更別提他們是不是殺人，是不是暴動，是不是有冤情。有天大的問題，也是人家的問題，我們管不了。人家有女王有總督有法庭。該怎麼調查該怎麼判決，只能由人家自己作主。更何況，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平克尼協定”擺在那裡。
從這裡你可以看到，激進反奴隸主義者的司法挑戰確實困難重重。因為，這是一場法律上的較量。而對方站在原有法律的立場上，基礎穩固。挑戰者又要承認原來的法律，又要從它的基礎裡找出一條縫，橇下一塊來。顯然就要困難得多。司法部長越有理，挑戰者們就越懸乎。只有真正的當事人，那些“阿姆斯達”號的黑人們，如同置身於颱風眼，他們還無從了解和理解這一切，所以倒反而顯得平靜。
然而，司法部長的辯解並不就是完全成功的。美國自從建國，一切就都是公開化的。所以，報刊上不僅公開討論這個案子，也對行政分支的表態品頭論足。這個表態出來以後，大量的反對意見一湧而出。可是，這些意見主要還是呼籲人道，很少有從法理上去破司法部長佈下的“八卦陣”的。
當時間沉澱下來以後，人們慢慢發現，行政分支的這個表態，至少在美國人所要求的最基本的情理真誠上，是有問題的。因為，行政分支似乎在要求公平地對待這些黑人，只不過是出於國際案件的特殊情況，讓黑人換一個法庭而已，即從美國法庭換到古巴法庭。但是，事實上卻隱瞞了他們清楚的一個實質差別。在當時的古巴，在奴隸制問題上只存在“虛假法律”，對黑人不可能有司法公正。黑人回到古巴，只可能成為古巴當局阻嚇其他奴隸造反的殺一儆百的犧牲品。對於這一點的認識，後來成為凡布倫總統在民眾中信譽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在一個法制國家，要和行政分支較量，還是要突破它在法律上布下的陣勢。好在，仔細查看之後發現，司法部長並不是無懈可擊的。他自己其實也很清楚薄弱點在哪裡。那就是司法部長格倫迪，對於“阿姆斯達”案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的那一部分發表的評論。
我前面已經提到過，這個案子實際上由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部分所組成的。一部分是刑事案件，按照美國法律，應該由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下的檢察官負責起訴。也就是說，這一部分是否起訴的權力，在司法部長的這個系統手裡。當然，在新聞和民眾監督下，應該起訴的案件，司法部也不敢不起訴。
然而在這個案子裡，由於是個“涉外案件”，就有些複雜。似乎起訴與不起訴，是在兩可之間。那麼，如果司法部朝這個方向靠一靠，說是決定不起訴，民眾也沒有什麼可說的。因為正如格倫迪已經辯解的那樣，這樣做還是“有法可依”的。
看上去，司法部似乎是反對把“阿姆斯達”號黑人按照可能的“海盜罪”與“謀殺罪”起訴，好像有點同情這些黑人的意思。可是，實質上，卻是在防止黑人被帶入美國的司法程序。因為美國的司法制度已經相當成熟。儘管這些黑人身無分文，舉目無親，可是只要你一旦讓他們進入這個程序，就必須有律師，必須允許公開的法庭辯論和旁聽，必須允許新聞界的採訪和自由報導，必須給他們一個接受公平審理的機會。那麼，總統所期盼的平息社會大辯論的要求，就再也無法達到攪恕？
所以，司法部長的第一步，當然是先“建議”對黑人的刑事罪不予起訴。理由就是美國司法無權對一個外國刑事案起訴。司法部長所能夠做到，也就是一個建議，下面的檢察官還是可能根據他們的判斷作決定。
但是，這個案子還有另一部分，就是它的民事訴訟的部分。按照美國法律，民事訴訟的原告，將不再是檢察官，而是有民事爭執的平民。提出民事起訴是公民的合法權利。也就是說，“阿姆斯達”案的民事訴訟部分，是司法部無法控制的。現在，不僅是兩個西班牙人遞上了財產要求，就連海防隊的吉尼中尉也代表他的屬下，基於“海難救助金”，對“阿姆斯達”的財產提出了分成的要求。所以，民事訴訟的司法程序的按鈕已經按下。在美國的製度設計下，它會自動地，按部就班地向前走，只要原告不撤訴，誰也休想讓它停下來。
因此，當司法部長格倫迪，不無心虛地藉口讓黑人有一個上古巴法庭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建議法庭不要將黑人交回提出民事訴訟的西班牙原告，而是交給西班牙當局的時候，司法部長自己也知道，這是他的全部辯解裡，最沒有底氣的一個部分。他甚至閉口不提海防隊吉尼中尉對“阿姆斯達”的財產申請。是的，身為司法部長，出於對整個行政分支工作有利的考慮，他想中止這場剛剛起頭的民事案件，徹底把“阿姆斯達”號從司法分支裡拖出來。可是，正由於他是司法部長，他比誰都明白，這幾乎已經不可能了。
現在看來，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國老百姓，顯然還沒有像今天的美國人那樣，被訓練得“慧眼獨具”。對總統和其行政分支的法律監督，遠不如今天那樣容易抓住要害。所以，儘管他們有權利在報刊上攻擊司法部長的聲明，可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大多數人只是從人道的角度進行側面進攻。從一場“法律戰”來說，還很不得要領。
只有極少數人，似乎領悟到了一些什麼。他們在報紙上提出，“阿姆斯達”已經屬於司法分支。作為行政分支，已經不能無視司法分支的權利，獨自採取行動。只有這兩句話，實際上點出了問題的要害：在政府結構中，司法是獨立的，行政分支無權干涉。所以，即使總統有理由按照“平克尼協定”交還“阿姆斯達”，在司法程序結束之前，也不能有所動作。
對於黑人的律師們，形勢是很清楚的。就是只能在司法程序中取勝，不能失敗。因為後路已經被行政分支切斷了。
我們再回到康乃迪克州。在那裡，一切都在正常進行。對於刑事起訴的前期準備工作也還在進行。
這時，律師們決定先單獨為三個女孩子向法庭要求一個“人身保護令”。法律規定，“人身保護令”是必須向接受該案的上一級法院提出申請。這樣，接受這個“人身保護令”的要求和審查，就會把案子帶到上一級法院，也就是聯邦巡迴法庭。
他們精心安排突出三個女孩的計劃，是期望利用這幾個最容易打動人心的黑人小女孩，使民眾產生更大的同情心。
因為，在預期的“阿姆斯達”案正常審理中，總要出現雙方在法庭上對簿公堂的局面。但是，到那時，法庭的一邊是近四十名粗壯的，而且可能給人感覺是“野性”的男性黑人，而另一邊卻是一老一少兩名文弱的西班牙白人。這樣的局面會使人產生很大的錯覺。公眾同情的天平，會在頃刻之間傾斜。
然而，如果先讓這三個黑人小女孩與兩名西班牙人在法庭上遭遇，那麼，奴隸制的殘酷，非人性，等等，就會變得不言而喻。三名女孩頓時可以為黑人贏到更多的公眾支持。 “人身保護令”的提出，又會重新激起有關“奴隸具有同樣的人權”，還是“奴隸制中主人對他們擁有產權”這樣的辯論。
再者，如果通過這個“人身保護令”的取得，能夠證明奴隸主沒有擁有這三個孩子的法律依據，那麼，他們就可能再進一步擴大戰果，把這個結論推廣到其餘的黑人。
最關鍵的是，他們認為，如果能因此成功地在民眾中喚起一個強烈的呼聲：即“這些黑人也是人，而不是他人的財產”，那麼，這種壓力也許可以迫使凡布倫的行政當局，改變他們堅持送黑人回古巴的立場。
他們甚至還希望，如果取得這個“人身保護令”，他們就可以據此進一步爭取黑人在美國的憲法權利。也許更進一步，南方的奴隸，也將可以在今後，援引同樣要求“人身保護令”的方式，宣布自己的自由。
這三個黑人女孩真是擊敗兩個西班牙人的最佳突破口。她們都還不到十二歲，只會說非洲語言，顯然是剛剛來自非洲。更何況，她們一直受到最普遍的同情。為了達到最好的效果，儘管一共有四名黑人孩子，律師考慮之後，第一次“出擊”還是先從女孩子開始。
律師的這一策略顯然是非常成功的。案子一開始就吸引了極大的公眾注意力。人們遠道從波士頓，紐約這樣的城市趕來參加法庭聽證。旅館預定一空，法庭擠滿了人，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人士，甚至名門望族，就連一些法官們的妻子，也好奇地擠在旁聽的人群裡面。
這一個發生在聯邦巡迴法庭的，為黑人女孩要求“人身保護令”的回合，並沒有在電影裡出現。也許限於篇幅，導演把這一個歷史情節，連同那三個黑人女孩，一起從影片中“割愛”了。這確實很可惜，因為真實的場面不用修飾，都十分具有戲劇性。
整個法庭場面的氣氛和效果，對於激進的反奴隸主義者來講，實在是太理想了。當一名警官把三名黑人小女孩帶進來的時候，她們驚恐萬狀地一邊哭一邊緊緊地拉著獄警的手。獄警手裡還拿著幾片水果，不停地哄著她們。然後，她們的律師為她們申請一個“人身保護令”。正在準備這個刑事案的檢察官並不反對，只提出要求每人一百美元的保釋金，以確保如果有刑事起訴的話，她們確實會出庭作證。
這時，兩個西班牙人的律師跳起來，提出反對。不同意這三個小女孩以取得“人身保護令的”方式獲釋。理由也很簡單，包括這三名小女孩的所有“阿姆斯達”號黑人，都是他們的“財產”。
當然，你從今天的角度去看，會發現這是多麼荒誕不經。但是，我們只能提醒自己，這是在一百五十年前，在這兩個西班牙人所屬的這個制度中，這種說法是“正常”的。然而，黑人的律師們等的就是對方律師跳起來的這一刻。因為，這種把“荒誕不經”變為“正常”的製度，在一個公開的法庭上，要把三個可憐弱者形象的小女孩，當眾變成他人的“財產”，正是激進的反奴隸主義者，真正要求公眾和法庭正視的具有顛覆性的問題。這也是在進行著一場司法挑戰的律師們，等待的真正機會。
因為，他們的著眼點，顯然不僅是在這三個女孩和“阿姆斯達”的黑人身上，他們更希望通過這個挑戰，整個顛覆在美國南方還存在的一個非人道製度的法律基礎。在聯邦巡迴法庭的湯普生法官的同意下，他們就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法庭辯論機會，他們就可以在一個活生生的案例上，讓法庭和所有的人注意到他們的論點：人類行為受到的最終的審判，是依據人性與非人性的界限來判斷的。一切法律都在“自然法”之下，如果一條法律是非人道的，那麼，它終有一天將被廢除。
只不過是第一天開庭，大量的報紙就明確指出，不論結果如何，這已經是激進反奴隸主義者們的一個重要勝利。
自建國以來，法庭就是美國人最重要一個公眾論壇。律師班德文站在這個論壇上，不僅小心地避開原來法律對於黑人布下的雷陣，向人們宣布，“阿姆斯達”的黑人從來就不是奴隸，他們是被人綁架的“自由的非洲原住民”。同時，他又進一步直指事情的本質，“所有的擁有自然形式的生命，都是自由的。”
挑戰司法就這樣開始了。
律師們走出的第一步有沒有成功呢？我得在下一封信再告訴你了。
祝
好！
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