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晚年，張申府仍然記得獄警凶神惡煞地喊叫著他的名字：“張崧年！張崧年！”從1936年的那段日子起，他開始憎惡自己的名字，出獄後便不再用了，而只用自己的字：申府。
於是很少有人把他同中國哲學界一個顯赫的名字聯繫起來：張岱年。後者在文章中寫道：“吾兄申府，原名崧年。……因參加'一二·九'運動任遊行總指揮而被反動當局逮捕入獄，後由馮玉祥將軍保釋出獄。”
毫無疑問，這是一項相當光榮的履歷。 1980年5月25日，張申府向來訪的美國女歷史學家舒衡哲（VeraSchwarcz）回憶起他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的角色。他仰起頭，迎著透過窗簾照射進來的陽光，描述了自己怎樣“不經意”地參加了這個“自發事件”。
12月9日，學生遊行當天，張申府與清華學生姚克廣（姚依林）、女一中校長孫蓀荃、學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單亞北咖啡館樓上喝茶，算是組成了一個臨時指揮部。他只是靜靜地與三個年輕人坐在樓上，看著遊行隊伍平靜地走過，慢慢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在舒衡哲看來，張申府記憶的這個片斷是“黑白色”的，與另一種“帶有火紅顏色”的回憶十分不同。
1983年5月26日，舒衡哲在人民大會堂一個巨大的會議廳裡訪問一位參與“一二·九”運動的當事人，他準備向她回憶自己在運動中的角色。一些報社記者也來了，圍著這位老人拍照。 “大概注意到了有記者在場以及他的話對日後可能產生的影響，”舒衡哲寫道，“他作了一個英雄式的描述，整個畫面充滿了共產主義的英雄色彩：我們組織了這個運動，我和妻子負責領導。我妻子來自湖南，是毛主席新民學會的早期會員。12月9日，我們帶領示威群眾開始大遊行，警察拿著水砲在後面追趕我們。但我們勝利了……”
舒衡哲聽著這位當事人講他的故事，攝像機的燈光照得她精神不能集中。她知道，這位當事人已經無數次寫過他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回憶閃爍著許多被官方認可的英雄色彩，這些英雄色彩在張申府的敘述中是沒有的。與他不同，張申府只願意承認自己是一個旁觀者，他只是不自覺地被一起自發的學生遊行事件拖了進去。 “他不認為需要加進警察啊、水砲啊等等驚險的情節”。
關注清華大學校史的清華退休教師虞昊告訴記者，他查閱了1935年12月23日《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707號，上面刊登了北大、清華等6所大學校長聯名告同學書。 “經過幾天的實地調查”，校長們告訴學生，“9日北平學生遊行，並無女生受傷致命之事。至於城內各校所傳清華有學生傷亡之謠言，查明亦非事實”。
結合他看到多種清華老校友的回憶文章，虞昊開始質疑長期以來人們所接受的“一二·九”敘述。在他看來，個別學生領袖以大無畏氣概“英雄造時勢”的說法，也許不那麼準確。
對於革命，張申府曾說過這樣的話：“革命被人誤解了。革命是一樁人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為名貴。然而人乃以為名高。”
在見慣了太多出於種種原因而被扭曲的歷史敘述後，張申府被視為一位真正意義上有價值的“倖存者”。他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倖存者之一，是“一二·九”運動的倖存者之一，也是中國思想界曾經有過的那個多元格局的倖存者之一。所以有人感嘆：“這位傑出的人物竟然在現代中國政治史、思想史上被忽略了，簡直不可思議！”
舒衡哲寫出以“說出真相的時間不多了”為題的《張申府訪談錄》後，曾談及指導她完成這一訪談的歷史哲學，她引述了這樣一種呼籲———歷史學家應當停止說教式的編史工作而去傾聽倖存者的聲音：“歷史學家是回憶的醫生，醫治創傷、醫治真正的創傷是他的光榮。作為醫生，他必須不顧醫學理論而採取行動，因為病人患了病。所以，歷史學家應該在道德壓力之下行動起來，去恢復一個民族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