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1900－1972）浙江金華人，作家、記者、學者，一個傳奇人物。
曹聚仁踏上羅湖橋，一步一回頭。前面是香港，後面是大陸，他“如屈原一樣眷懷反顧，依依不忍去”。
1950年，到香港第四天，曹聚仁在《星島日報》的專欄“南來篇”上發表第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是“我從光明中來！”他讚揚“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但又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派”自居，對肅反、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提出異議。
這樣一個備受各方矚目的人物，發出這樣的聲音，頓時引來輿論大嘩。反對共產黨新政權的人，指責他“對於中共大力而深心地似幫閒而幫忙，實際上幫兇，做中共文特文工所不能做的工作”，稱“《南來篇》是矯情之作……稱大陸是光明的地方，但自身卻又舍光明而遠徙”。
另一方面，左派文人卻視曹聚仁為“反動文人”，認為他在文章中“一連串散佈著毒素，我們不能再緘默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有抨擊這些毒素的充分權利，指出這些毒素，提高讀者警惕，作為一個新中國的新聞工作者，我們更有這些充分的權利”。
這場“圍剿”整整持續了20個月，批曹的文章，經人剪存，竟達800餘篇。
事實上，曹聚仁在恪守中立、獨立原則下，確實潛藏著內心的矛盾。 1950年6月，他赴港之前一個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說中談道：“一塊磚砌到牆頭里去，那就推不動了，落在牆邊，不砌進去的話，那就被一腳踢開了！”曹聚仁讀後感觸很深，他寫道：“……像我這樣離開了齒輪的地位，到自由主義的圈子中來，對於我以後的命運，關係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樣眷懷反顧，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終於成行了，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有研究者對曹聚仁的定位是“自由報人”，並且指出，他的“自由”並非源自現代西方自由主義，而更像是講究自由自在的中國文人傳統，正如他自己所言：“我這個人，從來不領導別人，也不讓別人來領導我。”
因為1950年這個“自由”的選擇，曹聚仁在大陸和台灣幾乎被湮沒。雖然，他22歲時就筆錄了國學大師章太炎奇崛深奧的講演錄，並以此出版了《國學概論》，被視為章太炎的關門弟子；雖然，他僅畢業於一個5年制師範學校，但卻昂然走上復旦、暨南等大學的講壇，當了20多年的教授。
抗戰期間，他投筆從戎，深入前線，是最先報導台兒莊大捷和首先向海外披露“皖南事變”真相的著名記者。
台灣作家回憶，當年島內視曹為毒蛇猛獸，他的著作被列為禁書，膽敢偷偷帶進台灣，“一旦被發覺，坐牢，綠島管訓，都很難說。”
大陸一方，也是直到1980年代之後才出版了少量的曹著。直至今日，提及曹聚仁，最好的定語不是其他任何身份，而是“鳳凰衛視著名評論員曹景行的父親”———知道“名嘴”兒子的多，而知道“名家”父親的少。
曹景行說：“來香港後，曾看到好幾篇文章，作者都講到早年如何受益於我爸爸之教，對於我來說，這卻是一種奢望，難以企及。其實，我連父親的書都沒看過，因為內地不出版。他的著作，我是在香港期間才看到的。”
1969年底，曹聚仁曾給在上海的女兒曹雷寫過一封信，信中如此傾訴道：“19年來，我的孤獨寂寞生活，只有窗外月知道，我要是不會寫文章的話，我早變成瘋子了。”
所幸，曹聚仁會寫作。他一生寫了4000多萬字，單把這些文章的題目湊起來就有三四萬字。他可以用各種各樣的筆寫，也可以在各種各樣的紙上寫，他“好像隨時都可以寫”，甚至可以在陪人吃飯時突然掏出紙筆，在飯桌上寫起文章來。他不愛帶帽，因為這樣會“影響寫文章的思路”。
曹聚仁曾在重病住院期間寫成《浮過了生命海》一書，談病中所悟：“人不過是一根蘆葦，是自然裡面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