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河北獻縣人。哲學家，積極的政治活動家。
張申府起身，離席，走出激烈爭論的會場。周恩來在過道攔住他，勸他不可一時衝動。
“但我終於離開。我想我是一個寧折不彎的人。”張申府說罷，仰天大笑。他為想到這四個可以表達他性格的字而高興。他把這四個字寫在紙上遞給舒衡哲，然後，又滿意地低低一笑，“是，我時常都是這樣：1925年、1948年、1957年。”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與李大釗、陳獨秀聯繫密切、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籌備活動的張申府，在討論黨的綱領時因意見分歧而負氣離席並提出退黨。儘管李大釗、趙世炎等人反复勸說挽留，但他仍執意持“在黨外來幫助黨工作”的立場。
1935年，他參加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任遊行總指揮，並因此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國共內戰爆發後，他在1948年發表《呼籲和平》一文，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嚴厲批判，並被民盟開除盟籍。
面對前來訪談的美國女歷史學家舒衡哲（VeraSchwarcz），張申府講起，自己經常與同代人發生衝突：1921年在歐洲時與中國駐法教育長官摩擦，1957年“反右”時頂風支持章伯鈞（結果連帶自己也遭批判）……說完這些故事後，他仰頭向天，又是一輪大笑：“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任何時候，我和大部分人意見不合時，我就走我的道路，我退出。我不通，所以我不干。”
憶起歷史，張申府經常仰天大笑，聲震屋瓦，笑聲發自他的喉嚨深處———這與舒衡哲熟悉的那些歷盡劫難的知識分子的拘束、緊張的笑聲不同。
關於張申府不甚多的描述中，他顯得異常奇特：他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黃埔軍校的籌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動，但又長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紹周恩來、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這樣概括這位“先父的老友”：他半生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本可以創立自己的哲學體系，也可以成為政治領袖，但最終兩者都沒有結果。他有心提攜了一位偉人（周恩來），也無心忽視了一位偉人（毛澤東），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參與籌建了一個政黨，中途退出後仍與之合作；但當這個政黨即將在內戰中獲勝時，他卻又呼籲和平。為此，他在共和國成立後坐了20年冷板凳，晚年才成為“出土文物”。
1986年6月，張申府去世。 7 月，《人民日報》刊發訃告，給予他最後的評價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香港出版的報紙似乎補充了《人民日報》只重視其政治活動的不足，張申府以政治以外的面貌出現，“學界耆宿，文章楷模”。然而這讓舒衡哲感到疑惑：張申府，一個學者模範？ “像張申府被塑造成一個愛國同志一樣，這個稱謂對在王府倉胡同他的家中和他長談了5年的我來說，顯得有些平淡。我覺得張申府太奇特，不能歸入模範學人一類”。
舒衡哲第一次與張申府會面是1979年11月，在張1949年起一直供職的北京圖書館。這個86歲的老人給她的第一印像是十分虛弱，然而談起話來卻是精力充沛，談笑風生。 “張申府的記性，好的令人驚奇。”當時，外國人還不能隨便探訪中國人的家，舒衡哲卻提出希望到他府上拜訪，進一步交談。張申府望著坐在對面的圖書館黨委書記，回答說：“我也希望這樣，很希望這樣。我們一定要坦率地談，說出真相的時間不多了。”
後來，“說出真相的時間不多了”成為舒衡哲所著《張申府訪談錄》的標題。
1980年3月的一次訪談前，張申府不舒服，“眼神模糊，在陳舊的帽子下游移不定”。可是經過一下午的談話，當舒衡哲離開時，他已經變得“雙目炯炯有神，精神亢奮”。舒衡哲不由感嘆：“記憶能治病，我今天算是領教到了。”
5年的訪談，舒衡哲感覺自己“進入了張的生命”，這生命“挑戰和克服了要它遺忘歷史的政治壓力”。
然而時間真的不多了。張申府的記性迅速衰退，這讓嘗試為他記錄回憶錄的章立凡受困於零散的記憶片斷，最終作罷。章立凡因此有些傷感：“老人曾被歷史遺忘，待到歷史想起他的時候，他卻記不起歷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