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1886－1964）字兆賢，號孟鄰，浙江餘姚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曾任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長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對本校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陳平原說：“在歷史學家筆下，蔡元培的意義被無限誇大，以至於無意中壓抑了其他同樣功不可沒的校長。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蔡元培早年的學生蔣夢麟。”
1988年北大90週年校慶，曾出版過一本《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希望“以此來紀念北京大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貢獻”，但其中沒有收入蔣夢麟。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時，此書重新修訂出版，加入了有關蔣夢麟的文章。不過，有研究者仍在報怨：“前兩年北大百年校慶，居然很少見到蔣夢麟的名字。”
陳平原也表示遺憾：“很可惜，在大量有關北大的出版物上，蔣校長的地位相當尷尬……校方組織撰寫的校史中，稱蔣夢麟為'典型的國民黨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承：“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蔡校長在職而不在校期間，代為處理行政事務的，經常是蔣夢麟。除了長期擔任總務長，他更三度代行校長職權，以致當時就有人評價：“這五六年來的北大校長，與其說是蔡元培，不如說是蔣夢麟。”
1930年12月，蔣夢麟在辭去教育部長職務後，正式出任北大校長，此後直到抗戰勝利，15年間，他始終是北大的行政負責人，是北大歷史上掌校時間最長的一位校長。在此期間，針對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這兩種著名“精神特點”所產生的“紀律弛，群治弛”兩個缺點，他致力於“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
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學和科研在風雨飄搖的戰亂年代也有穩步上升，實為一大奇蹟。蔣夢麟自己說：“從民國19年到民國26年的7年內，我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漩渦的北大，已經逐漸變為學術中心了。”陳平原則感嘆：“幾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課程表及教學規劃，比照一番，令我輩後學汗顏不已。”
去台後，在某次北大周年紀念時，傅斯年在演講中稱：“孟鄰先生學問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學問比不上胡適，辦事卻比胡適高明。蔣夢麟聽後笑言：“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這位“功狗”執政北大，是如此辦事的：上任之初，他即叮囑文、法、理三學院的院長：“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的人才。”願承擔辭退舊人這種得罪人的事，正應了蔣夢麟的自我評價，說自己平生做事全憑“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所謂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學務實的精神辦事。所以胡適讚揚蔣夢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擔當”的校長。
北大經費困難時，蔣校長一力擔當，鼓勵眾人：“至少也要維持北大的生命，決不讓他中斷。”北大召開教職員全體大會，議決若政府不兌現撥款，則關門了事，蔣校長沉痛發言：“如果主張關門，自無用說；若大家仍要維持，我雖則能力已盡，但是為著本校的維持，我仍舊願負這責任，雖生死以之可也。”
1959年，蔣夢麟因在台灣提出節育人口的主張，遭立法委員及輿論的圍剿，甚至有“殺蔣夢麟以謝國人”之口號。這位前北大校長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我現在要積極地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減少我這一個人！”
同年，海峽對岸，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在一片批判聲浪中發表《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呼籲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此文有一篇“附帶聲明”，其言鏗鏘：“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