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1901－1980）天津人，《大公報》第二代總編輯，自稱“徹頭徹尾的新聞人”。同時，著有七卷本《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被稱為有影響的日本問題研究家。
2004年8月6日下午，記者到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家中拜訪。客廳牆上掛著趙樸初的手跡，那是他為老友作的挽詩，其中有“人海燃犀嘗燭鬼，論壇主筆仰扶輪”兩句。
在王芝琛的回憶中，父親一生中最驚心動魄的一場“燃犀”之光，卻並非為了“燭鬼”。那火光映照出了父親的悲劇。
那是“文革”中的一團火，不大，只在王家的衛生間裡。王芸生燒掉了自己40餘年從未間斷的日記，足足有好幾大箱。 “汗和淚都有，滴在日記本上。然後是大滴大滴的鼻血，不停地淌下來。”王芝琛回憶說。
有關方面讓王芸生寫1949年前《大公報》的歷史，遭王婉拒。後來來人透露“這是毛主席的意思”。王芸生違心寫下長篇回憶錄《1926年到1949年的舊大公報》。王芝琛說：“後來我看了，簡直是心驚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報頭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訴過王芝琛，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報》批倒批臭，無產階級新聞觀就立不起來。
王芸生晚年極為悔恨自己參加了那場對《大公報》的“圍剿”，尤其涉及對前任總編輯張季鸞的評價。他說：“對季鸞，於師於兄於友，我愧對他了。”在他彌留之際，手裡拿著一張白紙，嘴裡喃喃地說，“寄給他，寄給他，我的白卷……”
這個在生命盡頭認定自己留下“白卷”的人，曾用他手裡那支“仰扶輪”之筆，影響過中國整整一個時代。
1937年11月，日軍佔領上海，要求在租界裡出版的《大公報》送檢。 《大公報》拒絕，於限期前一天，斷然停刊。在停刊號上，王芸生撰寫社評《不投降論》：“我們是報人，生平深懷文章報國之志，……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惟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1941年12月，王芸生髮表《擁護修明政治案》社評，披露香港淪陷之際，“逃難的飛機竟裝來箱籠、老媽與洋狗”的醜聞，還揭開了外交部長郭泰祺國難當頭竟以巨額公款購置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們輿論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職”。此文一出，當天蔣介石就罷免了郭泰祺。而孔二小姐的醜聞則引發了昆明、遵義等地大學生反對孔祥熙的學潮。
當時，國民政府的大小官員都知道，蔣委員長每日必讀《大公報》，辦公室、客廳和衛生間各放一份，以備隨時翻閱。因此，許多軍政要員為了提高自己的聲望，總希望在《大公報》上露露臉，不少要員甚至親自帶上紅包登門拜訪總編輯王芸生，但無一例外遭到嚴辭拒絕。戴笠派人送的重禮，甚至被扔出了家門。
王芸生曾說過：“我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罵。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