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南翔（1913～1988）江蘇宜興人，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曾任青年團中央副書記、高教部部長、教育部部長。
22歲時，他喊出中國青年學子為之熱血沸騰的那句名言：“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中，作為領導人之一的清華大學學生蔣南翔受上級黨組織委派，起草了《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民眾書》，這句宣言即出自該文。
44歲時，他提出中國青年學子琅琅上口的那句名言：“為祖國健康地工作50年”。 1957年，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在全校體育積極分子會上向學生提出：“每個同學要爭取畢業後能為祖國工作50年”，從此，這句口號從清華園傳遍全國各個高校。
然而回顧清華校史，他的位置卻有些尷尬。
研究清華校史的一位老教授，本是爽快之人，但一聽記者要採訪的題目是蔣南翔校長，他的語氣變得有些猶豫：“其他的人都好說，恰恰就是蔣校長很難說。”
“蔣校長是一個教育家，這一點我是承認的。清華校史上有很多位校長，但不是每個人都稱得上'教育家'，有些充其量只能稱為行政工作人員。教育家是什麼，首先就要有獨立的精神、獨立的教育思想。蔡元培當然是，梅貽琦也當然是。蔣南翔是老清華出來的人，我認為他是有獨立的想法的。不過……我不大好評價。”
清華大學內部曾經有過一種“權威”的提法：“清華有兩個傳統，一個是以梅貽琦為代表的買辦傳統，一個是以蔣南翔為代表的革命傳統。”
這兩個傳統曾經涇渭分明，像這位老教授所說的，“蔣南翔是過去教育界的聖人，而梅貽琦是敵人”。不過隨著近年來國內學界對梅貽琦評價的轉變，上述“權威”提法已經過時，取而代之的，是“在清華漫長的校史上，梅貽琦和蔣南翔兩位校長對清華影響最大”，是“梅貽琦當了17年校長（1931～1948），蔣南翔當了14年校長（1952～1966），他們是主政時間最長、業績最卓著的兩位”。
“蔣傳統”中的人們逐漸接受了梅貽琦，然而“梅傳統”中的許多人卻並不打算接受蔣南翔。這位老教授曾經陪一位從美國回來的清華老校友參觀校史展覽，展覽中有兩尊校長像，一尊是梅貽琦，一尊是蔣南翔，這位校友一看，激動地說：“這兩個人怎麼能放在一起呢？梅校長的傳統就是被他破壞的！”
究竟孰是孰非，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有過更公允的評價：沒有周詒春，就沒有梅貽琦；沒有梅貽琦，也就沒有蔣南翔。同時，沒有蔣南翔（時期），也就沒有遲群（時期）。作為學校傳統來說，週詒春時期強調“培養全人格”，梅貽琦時期強調“通才教育”，蔣南翔時期強調“又紅又專”，其總的目的可“一言以蔽之”，曰：培育高素質的人才。從反面講，沒有蔣南翔時期（當然不能由他負全責）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和批判會，也就沒有遲群時期的在“知識愈多愈反動”思想指導下對知識分子進行全面的懲治和迫害。
矛盾的是，蔣南翔在“反右”運動中親手打倒了校內“四大右派教授”，但另一方面，正如清華大學教授曾昭奮所寫道：“做了高教部長並主政清華的蔣南翔，仍不時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獨立精神'。1957年，他曾專門找一部分'右派學生'談話，對他們說學校仍然'望子成龍'，'希望團結百分之百'。'文化大革命'將起時，他公然呼喊'開好頂風船'。他還公然表示，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是不科學的，應該是發展中的一個'高峰'。這些，致使他在'文革'一開始時即被打成'黑幫'，並遭受到更為慘重的懲罰……”
也許，曾為“書桌”振臂一呼的蔣南翔，在主觀上終歸是重視“書桌” 的，所以他才會說：“假使說辛亥革命以後我國真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建樹的話，那麼我國大學教育中學術自由的深厚傳統，應該是其中之一。這是我國教育事業上最可寶貴的精神遺產，直到今天，還值得我們加以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