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03章中共決定“將革命進行到底”，解放軍進行全軍整編

針對國民黨政府和美國政府的陰謀活動，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方針。 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撰寫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辭中，揭露了美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和平”陰謀及在革命陣營內部組織反對派，極力使革命就此止步的企圖。明確指出：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 只有徹底地消滅了中國反動派，驅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中國才能有獨立，才能有和平。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

毛澤東還借古代希臘寓言“農夫與蛇”的故事，莊嚴宣告：“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已經有了充分經驗的中國人民及其總參謀部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像粉碎敵人的軍事進攻一樣，粉碎敵人的政治陰謀，把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一九四九年將要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的黨內指示。指示分析了全國的戰爭形勢，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諸戰役以後，可不可以說國民黨政權已經在基本上被我們打倒了呢？就其軍事主力已經被殲滅這一點來說，是可以這樣說的，基本地打倒了國民黨，不等於全部地打倒了國民黨，中國尚有許多敵人有待我們去消滅，尚有許多地區有待我們去佔領和去工作。

輕敵的觀念無論何時是不應該有的，我們決不要使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 “我們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而不容許半途而廢”。要求“必須在黨內，在人民解放軍內，在人民群眾中，有說服力地進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人物中進行解釋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而不容許半途而廢的理由。 國民黨的所謂和平談判的陰謀必須繼續地給以揭露和打擊。 ”指示還指出：“我們從來就是將美國直接出兵佔領中國沿海若干城市並和我們作戰這樣一種可能性，計算在我們的作戰計劃之內的。這一種計算現在仍然不要放棄，以免在事變萬一到來時，我們處於手足無措的境地。但是，中國人民革命力量愈強大，愈堅決，美國進行直接的軍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將愈減少，並且連同用財政及武器援助國民黨這件事也就可能要減少。

一年以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以來，美國政府的態度的搖擺不定和某些變化，證明了這一點。 ”同時，對美國政府實施“內部破壞”的陰謀，“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性，並堅決地將其擊破。 ” 為迅速奪取全國勝利和勝利後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新中國，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全會聽取並討論了毛澤東的報告，批准了由中國共產黨發起的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並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相應的決議。 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特別是著重分析了當時中國各種經濟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採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轉折的歷史關頭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毛澤東的報告及會議作出的決議，不僅對奪取中國革命的全國勝利，而且對建設新中國，都起著巨大的指導作用。 對於蔣介石的假和平陰謀，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一系列評論，給予了深刻的揭露。 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時局的聲明》，深刻揭露了蔣介石統治集團在美國政府的幫助支持下，自1946年7月到今的兩年半內，發動反革命內戰，屠殺人民的滔天罪行。明確指出，在國民黨政府行將滅亡之際，蔣介石提出的和平建議是“為著保持國民黨政府的殘餘力量，取得喘息時間，然後捲土重來撲滅革命力量”。 因為蔣介石在建議中提出的作為和平談判基礎的條件是虛偽的，“是繼續戰爭的條件，不是和平的條件。”同時，聲明指出：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地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但是，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廢除偽法統；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廢除賣國條約；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毛澤東還指出：“只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中的人們，願意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虛偽的反動的和平，那麼，他們就應當放棄其反動的條件，承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個條件，以為雙方從事和平談判的基礎。否則，就證明他們的所謂和平，不過是一個騙局。” 最後，毛澤東要求“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大家起來爭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對虛偽的反動的和平。”要求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接受並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絲毫不應當鬆懈自己的戰鬥努力。 “對於任何敢於反抗的反動派，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之。” 李宗仁上台並表示願意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項條件的基礎上舉行和平談判後，中國共產黨對他進行了善意的爭取和幫助，希望他擺脫和斷絕同蔣介石的聯繫，站到人民方面，以早日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

1月27日和28日，葉劍英在北平連續接見了李宗仁派出的代表黃啟漢、劉仲華，向他們表示，希望李宗仁在這歷史轉折關頭，能認清形勢，順應潮流，向人民靠攏。周恩來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葉劍英的電中，要葉劍英轉告黃啟漢、劉仲華告訴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蔣反美，接受八項條件的誠意，“即應迅速與蔣分裂”，“中間道路是萬萬走不通的”。如此，“方能站穩腳跟，進行和談”；否則“中共便無此餘暇與之敷衍”。 2月22日，毛澤東、周恩來等在西柏坡會見了由李宗仁派出的“上海和平代表團”成員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江庸等人，向他們表示：中國共產黨方面對和談代表人选和談判地點允予考慮，3月15日左右可望決定。雙方確認，談判與中國共產黨與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數代表為之。地點在石家莊或北平，談判以中國共產黨1月14日聲明為基礎，一經成立協議，立即開始執行。

3月26日，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後又加派聶榮臻)為和談代表，周恩來為首席代表，與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按照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項條件，於4月1日起在北平舉行和平談判。 4月1日，國共兩黨和平談判正式開始，雙方代表進行了廣泛的商談，主要就戰犯問題和解放軍渡江交換意見，中共代表明確表示，在和談期間，人民解放軍暫不渡江，但和談後，談成，解放軍要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長江在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阻止過中國的統一。 4月4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南京政府向何處去》的評論，指出：“兩條路擺在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軍政人員的面前： 一條是向蔣介石戰犯集團及其主人美國帝國主義靠攏，這就是繼續與人民為敵，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和蔣介石戰犯集團同歸於盡；

一條是向人民靠攏，這就是與蔣介石戰犯集團和美國帝國主義決裂，而在人民解放戰爭中立功贖罪，以求得人民的寬恕和諒解。第三條路是沒有的。 ” 如果南京政府真有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八項條件以為談判的基礎的誠意，“就應當以處理南京慘案為起點，逮捕並嚴懲主凶蔣介石、湯恩伯、張耀明，逮捕並嚴懲在南京上海的特務暴徒，逮捕並嚴懲那些堅決反對和平、積極破壞和談、積極準備抵抗人民解放軍向長江以南推進的反革命首要。”評論正告南京政府，不要失掉這個機會，因為無論南京政府簽訂接受八項條件的協定也好，不簽訂這個協定也好，人民解放軍總是要前進的，人民解放軍就要向江南進軍了。 國共雙方和談代表團經過半個月的協商，4月15日，中共代表團在盡可能地採納南京政府代表團提出的意見之後，提出8條24款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並宣布4月20日為最後簽字日。在此期間，中央軍委要求人民解放軍要提高警惕，做好戰鬥準備，一旦談判破裂，立即實行戰鬥渡江，向全國進軍。 4月20日，南京國民黨政府最後拒絕在協定上簽字，21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指出：由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團和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團經過長時間的談判所擬定的國內和平協定，已被南京國民黨政府所拒絕。南京國民黨政府的負責人之所以拒絕這個國內和平協定，是因為他們仍然服從美國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命令，企圖阻止中國人民解放事業，阻止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命令人民解放軍：

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 奮勇前進，逮捕一切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不管他們逃到何處，均須緝拿歸案依法懲辦。 向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地方軍事集團宣布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後修正案。對於凡願停止戰爭、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者，你們即可照此最後修正案的大意和他們簽訂地方性的協定。 在人民解放軍包圍南京之後，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並願意於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我們願意再給該政府以簽字的機會。 遵照上述命令，人民解放軍開始向江南廣大地區和西北的偉大進軍。美國政府和國民黨的“劃江而治”，阻止中國革命前進的企圖終於破產。

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規定了1949年人民解放軍的任務。首先，要樹立永遠是戰鬥隊的思想，解放全中國。毛澤東指出：“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在國內沒有消滅階級和世界上存在著帝國主義制度的歷史時期內，我們的軍隊還是一個戰鬥隊。對於這一點不能有任何的誤解和動搖。”要求人民解放軍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諸役以後，幾個大的野戰軍必須休整至少兩個月，完成渡江南進的諸項準備工作。然後，有步驟地穩健地向南方進軍。”“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們應當爭取佔領湘、鄂、贛、蘇、皖、浙、閩、陝、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則是全部。” 其次，人民解放軍在向全國進軍過程中，要執行工作隊的任務，建設新區。毛澤東指出：人民解放軍“不但是一個戰鬥隊，而且主要地是一個工作隊，”“隨著戰鬥的逐步地減少，工作隊的作用就增加了，”將“軍隊變為工作隊，現在已經要求我們這樣提出任務了。如果現在我們還不提出此種任務，並下決心去做，我們就會犯極大的錯誤。”因此，軍隊幹部應當全體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文化鬥爭，並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鬥爭，善於領導工人和組織工會，善於動員和組織青年，善於團結和訓練新區的干部，善於管理工業和商業，善於管理學校、報紙、通訊社和廣播電台，善於處理外交事務。 善於處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問題，善於調劑和鄉村的關係，解決糧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問題，善於處理金融和財政問題。總之，過去軍隊幹部和戰士們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問題，今後均應全部負擔在自己身上。對鄉村工作，也得從新學習，因為南方鄉村完全是新區，和北方老區的工作根本不同。 “我們必須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看成一個巨大的干部學校。” 第三，進一步加強軍隊建設。中共中央1月8日政治局會議的決議中指出：1949年必須使各野戰軍進一步地正規化，這主要地是加強砲兵和工兵，使用鐵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運輸工具，加強軍隊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堅決克服現在還是相當嚴重地存在於軍隊中的某些無紀律的狀態，並加強司令部的工作。必須使人民解放軍的後方勤務工作的組織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礎上加強起來，調整或建立軍火工業和其他軍需工業，確立軍械制度，統一規定各種供給標準，統一分配衛生和通訊器材，作好運輸和倉庫的前後分工，確定後方勤務組織與系統，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軍向南方各省的大進軍。必須使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在中央軍委政治部的領導下，總結開展新式整軍運動、建立和恢復黨委製、革命軍人委員會、連隊黨支部工作等方面的經驗，並製訂相應的條例或章程，成為一項製度，在全軍普及。 1949年及1950年，應當爭取組成一支能夠使用的空軍，及一支保衛沿海沿江的海軍。 中共中央在賦予人民解放軍1949年任務的同時，還指出了到南方作戰的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有利條件是，國民黨軍隊已經沒有主力了，我們則有強大的軍隊；國民黨的威信已經喪失，中國共產黨則有極大威信；南方是曾經經過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和1927年以後數年的土地革命的區域；現在已經有了許多游擊部隊和游擊隊。不利條件是，最廣大區域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中國共產黨在那裡的組織還不強大，那裡的群眾還沒有發動，軍隊的給養在一個時期內將遇到許多困難，大城市奪取容易，但掌握它較北方諸城要困難得多。中共中央要求，必須將上述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向準備到南方去的全體幹部和戰士講清楚，使他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好好地利用有利條件去克服不利條件，爭取全國的勝利。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還提出了人民解放軍在向全國進軍過程中必須採取的方針。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今後解決100多萬國民黨軍作戰部隊，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但“用戰鬥去解決敵人，例如解決天津的敵人那樣，仍然是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絕對不可以稍微鬆懈自己的戰鬥意志，任何鬆懈戰鬥意志的思想和輕敵的思想，都是錯誤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和學習運用北平方式和綏遠方式去解決敵人。前者就是像對待北平傅作義部那樣，迫使敵軍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徹底地按照人民解放軍的製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 後者就是像對待綏遠的國民黨軍那樣，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利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之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的製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同時，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開始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的情況，要求人民解放軍在向南方進軍過程中，先占城市，後佔鄉村。 中央軍委還規定了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過程中的政策，4月25日，毛澤東、朱德發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提出了約法八章：保護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護民族工商農牧業；沒收官僚資本；保護一切公私學校、醫院、文化教育機關、體育場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業；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為著確保城鄉治安、安定社會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應向當地人民解放軍或人民政府投誠報到；有準備、有步驟地廢除農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權制度；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製定了向全國進軍的部署。早在1948年12月中下旬，中央軍委即開始醞釀研究這一問題。 1948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給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的電報中提出：在淮海戰役結束後，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休整2個月(分為四期，每半月為一期)，並大致準備好渡江作戰所需諸件(雨衣、貨幣、砲彈、治療藥品、汽船)及初步完成政治動員。在江淮間現有諸敵未退至江南的條件下，兩軍協力以1個月至2個月時間舉行江淮戰役，殲滅江淮間諸敵，佔領長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漢路以東、大海以西諸城鎮，主要是安慶至南通一帶諸城鎮，控制長江北岸。 然後再以相當時間最後地完成渡江的諸項準備工作，大約在明年5月或6月舉行渡江作戰。華東、中原野戰軍協力經營東南，包括皖南、蘇南、浙江、福建兩省，江西省一部，並奪取蕪湖、杭州、鎮江、蘇州、南京、上海、福州諸城。東北野戰軍在平津戰役結束後，休整2個月，然後於5月沿平漢路南下，6、7月舉行江漢戰役，並完成渡江準備工作，8月渡江，第一步經營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及江西省一部，奪取武漢、岳陽、長沙、常德、寶慶、衡陽、郴州、九江、南昌、吉安、贛州；第二步奪取兩廣。 華北軍區3個兵團在平津戰役結束後，協力奪取太原，然後以第2、第3兵團奪取綏遠、寧夏，與西北野戰軍會合；第1兵團則早日與西北野戰軍會合，先肅清蘭州、潼關線上及其以南、以北之國民黨軍，奪取潼關、西安、天水、漢中諸城，然後入川。毛澤東指出：上述計劃是從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許多考慮出發，採取穩紮穩打方針。 24日，毛澤東又將上述電文發給林彪、羅榮桓，並明確指出：淮海、平津戰役結束後，全軍休整2至3個月，然後以中原、華東野戰軍出江南，東北野戰軍出湘鄂贛，西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3個兵團出陝甘川。或可考慮以華北軍區3個兵團都出陝甘川，抑或以2個兵團出陝甘川，以1個兵團隨東北野戰軍第一步出湘鄂贛，第二步出兩廣。 淮海戰役結束後，中央軍委於1月12日致電粟裕、陳土榘和鄧小平、張際春，指出：華野、中野休整時間現定2個半月，由1月15日起至3月31日止，“每半月為一期，共為五期。望按此部署休整，並完成渡江作戰諸項準備工作，待命出動。”1月31日，平津戰役結束。 2月12日、15日，中央軍委致電彭德懷、賀龍、習仲勳和楊得志、羅瑞卿、楊成武、李井泉：華北軍區3個兵團應爭取於3月中旬解決太原、大同問題，然後休整1個月至1個半月，再以3個兵團或2個兵團向西安出動，會同西北野戰軍徹底解決胡宗南、馬步芳、馬鴻逵集團。 3月17日，中央軍委又發出指示，華東、中原野戰軍決於4月10日在湖口、蕪湖、南京、鎮江、上海之線及其以南地區發起渡江戰役；東北野戰軍“所負攻擊武漢及湘鄂贛三省國民黨軍之任務業已確定”，該野戰軍先頭2個軍應於2月25日以前出發，主力應於4月1日以前完成出發準備，4月1日至15日的半個月內，全軍出發完畢，爭取於5月31日全軍到達南陽、信陽、固始之線及其以南地區，完成兵力展開。 5月23日，依據渡江戰役的發展情況，中央軍委確定了向全國進軍的具體部署：第一野戰軍(原西北野戰軍)向西北進軍，負責殲滅馬步芳、馬鴻逵等及胡宗南集團一部，解放並經營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爭取在年底前佔領蘭州、寧夏、青海，年底或明年初準備分兵兩路，一路由彭德懷率領位於西北，並於明春開始經營新疆，一路由賀龍率領入川，以便與二野協作解決貴州、四川、西康三省；第二野戰軍(原中原野戰軍)主力集結於皖南、贛東、浙西地區，待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可能性減少後，向西南進軍，殲滅由秦嶺退入四川的胡宗南集團主力及西南地方軍閥部隊，解放並經營四川、貴州、西康3省(後又加上雲南共4省)，爭取在年底或年底前佔領貴陽、重慶及長江上游一帶；第三野戰軍(原華東野戰軍)向福建、浙江進軍，負責經營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諸省，並且準備解放台灣；第四野戰軍(原東北野戰軍)向中南進軍，殲滅白崇禧集團和余漢謀集團，解放並經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等省，爭取11月或12月底前佔領兩廣。 4月25日，中央軍委決定：第18、第19兵團(原華北軍區第1、第2兵團)改隸第一野戰軍建制，參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戰。 為了預防帝國主義可能的武裝干涉，中央軍委於5月28日發出指示：近日各帝國主義國家有聯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徵，因此，“我們應當預籌對策，以期有備無患”。 “對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戰軍按照預定計劃前進，殲滅國民黨殘餘力量，使各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大陸上完全喪失他們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經濟上的自足自給，準備著海上被封鎖時，我們仍然有辦法。在這方面，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站在我們方面極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華北、華東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國海軍協同國民黨海陸軍向我後方的襲擊和擾亂。”為此，除以第二野戰軍位浙贛路沿線休整，準備協同第三野戰軍對付可能對寧、滬進犯的帝國主義武裝；以第20兵團(原華北軍區第3兵團)及第四野戰軍砲兵主力，在秦皇島、塘沽布防，第19兵團在會合第18兵團和第一野戰軍主力殲滅胡宗南、馬步芳集團在陝甘邊境的主力後，留在寶雞、鳳翔地區待機，準備增援華北；第三野戰軍以1個軍附必要數量的砲兵開青島附近，待命奪取青島，爾後任青島守衛，並應加強吳淞、江陰地區的砲台設施；第四野戰軍以1個軍位於河南，平時擔任剿匪，有事增援華北。 在部署向全國進軍過程中，毛澤東還對處理香港、澳門和台灣、西藏問題作了通盤考慮。早在1946年12月9日，毛澤東在回答西方記者關於中共對香港問題態度的提問時就指出：“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澤東在同前蘇聯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斯大林派來中國的代表米高揚會談中指出：中國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需要採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 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決定。比較麻煩的有兩處：台灣和西藏。其實，西藏問題也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過於魯莽。台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餘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裡去，以後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裡還有一個美國問題，台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台灣問題比西藏問題更複雜，解放它更需要時間。 依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製定的方針和部署，在國共和談破裂後，人民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掃蕩殘敵，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進軍。 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部署和指示，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在淮海、平津戰役結束後，即開始進行向全國進軍的全面準備。 為了適應戰爭形勢的需要，中央軍委於1948年11月1日發出《關於統一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的規定》。規定指出，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關於戰略任務，更進一步地由游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的要求，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關於全軍組織和部隊番號，特作下列各項的統一規定： (1)中國人民解放軍分為野戰部隊、地方部隊和游擊部隊三類。 野戰部隊實行正規編制，統一稱號，縱隊改稱為軍，師和旅統一稱師，不再稱旅；地方部隊以警備旅、獨立旅為最高單位，不再稱師；游擊部隊仍保留縱隊、支隊等名稱。野戰部隊自軍、師、團直到營、連、排、班，地方部隊自旅以下各級一般按三三製編組，特殊情況亦可按軍轄兩師，師(旅)轄兩團，團分為大團、小團的臨時編制；游擊部隊的編制則視情況自定。不論野戰部隊、地方部隊、還是游擊部隊，團和軍分區以上各部隊的正式名稱，均冠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字樣。 (2)野戰部隊軍以上設野戰軍和兵團兩級。 依情況需要，軍及獨立師，或分隸於兵團，或直屬於野戰軍。兵團一般分隸於野戰軍，但亦得受軍委指揮。在必要時，兵團、軍或獨立師，亦得劃歸軍區指揮。野戰軍和兵團所轄軍、師數目，視需要和可能定之。野戰軍分為4個，以地區區分，即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東北野戰軍。 兵團以現有的8個增至20個，即西北野戰軍為第1至第2兵團；中原野戰軍為第3至第6兵團；華東野戰軍為第7至第11兵團；東北野戰軍為第12至第17兵團；華北軍區野戰部隊為第18至第20兵團。各兵團的正式名稱，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某某兵團。軍由現有的55個(縱隊)168個師(旅)，增加至70個軍210個師的番號。 按各野戰軍現有的縱隊、師(旅)的數目，西北野戰軍整編為第1至第7軍，師的番號為第1至第21師；中原野戰軍整編為第10至第17軍，師的番號為第28師至第51師；華東野戰軍整編為第20至第35軍，師的番號為第58師至第105師；東北野戰軍整編為第38軍至第56軍，師的番號為第112師至第168師；華北軍區野戰部隊整編為第60軍至第70軍，師的番號為第178師至第210師。剩餘的軍、師番號，留待以後新建部隊使用。 特種兵中的騎兵部隊，除直屬於步兵師、步兵團的部隊外，凡屬戰略騎兵，一律改稱為騎兵師、騎兵團。騎兵師或騎兵團，按需要隸屬於軍、兵團或野戰軍，必要時亦可隸屬於軍區。砲兵部隊，屬於軍以下管轄的部隊不另編番號，野戰軍、兵團或軍區直屬部隊，改稱為砲兵師、砲兵團，並按軍委規定的序號統一排列。為利於砲兵部隊休整時的集中訓練，野戰軍或軍區應設立砲兵司令部；野戰軍在條件具備時，應組織特種兵縱隊，統率直屬的砲兵部隊、戰車部隊及工兵部隊。 (3)地方部隊的建制屬於軍區系統。 軍區分為4級，與中央局同級並受其領導者為一級軍區，共有5個，即西北軍區、中原軍區、華東軍區、東北軍區、華北軍區；與中央分局同級並受其領導的為二級軍區；與區(省)黨委同級並受其領導者為三級軍區；與地委同級並受其領導者為軍分區。二級、三級軍區和軍分區均以所轄地區命名，如“豫皖蘇軍區”，“魯南軍區”，“三邊軍分區”等。地方部隊的編制，由各一級軍區自行規定，呈報軍委批准施行；各警備旅、獨立旅和獨立團，全軍不統一番號，由各一級軍區自行排列。 (4)游擊部隊，不論在新區、在老區的邊沿區，各當地軍事指揮機關均應依情況需要和可能自行組織，然後向上級報告。 上述《規定》下發後，由於各野戰軍和各大軍區部隊正在與國民黨軍進行緊張的戰略決戰，沒有時間進行整編，僅東北野戰軍於遼沈戰役結束後在11月12日下達了整編命令，頒佈各縱隊、師的新番號，但由於緊接著進行平津戰役，因此，實際上延至戰役結束後才正式啟用新番號。 1949年1月15日，中央軍委又發出《關於各野戰軍番號改按序數排列的決定》，指出：根據戰爭的發展，去年11月1日關於各野戰軍冠以軍區地名已不合適，決定改為按序數排列，西北野戰軍改稱第一野戰軍，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華東野戰軍改稱第三野戰軍，東北野戰軍改稱第四野戰軍。 遵照中央軍委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的指示，各野戰軍、各大軍區於1949年2月開始相繼進行整編。整編的具體情況是： 西北野戰軍改稱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副司令員張宗遜、趙壽山，參謀長閻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參謀長王政柱、李夫克，政治部副主任張德生。下轄：騎兵第1、第2師；第1軍(由第1縱隊改稱)，軍長賀炳炎，政治委員廖漢生，轄第1、第2、第3師；第2軍(由第2縱隊改稱)，軍長兼政治委員王震，轄第4、第5、第6師；第3軍(由第3縱隊改稱)，軍長許光達，轄第7、第8、第9師；第4軍(由第4縱隊改稱)，軍長王世泰，政治委員張仲良，轄第10、第11、第12師；第6軍(由第6縱隊改稱)，軍長羅元發，政治委員徐立清，轄第16、第17師；第7軍(由第7縱隊改稱)，軍長彭紹輝，代政治委員孫志遠，轄第19、第20師；第8軍(由第8縱隊改稱)，軍長姚蝗，轄第22、第23師，不久，該軍撥歸華北軍區建制。 5月，由晉綏軍區部隊和華北軍區獨立第5旅分別組成第18、第21師，分別撥歸第6、第7軍建制。 6月，組建第1、第2兵團，第1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王震，政治部主任孫志遠，下轄第1、第2、第7軍；第2兵團司令員許光達，政治委員王世泰，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參謀長張文舟，下轄第2、第3、第6軍。兵團組成後，軍的領導人相應作了部分調整。郭鵬任第2軍軍長，王恩茂任政治委員；黃新廷任第3軍軍長，朱明任政治委員；張達誌任第4軍軍長；羅貴波任第7軍政治委員。全野戰軍共15．5萬人。 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參謀長李達。下轄：軍政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劉伯承；特種兵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李達，副司令員孔從周；第3兵團，司令員陳錫聯，政治委員謝富治，副司令員王近山、杜義德，政治部主任閻紅彥，後勤部部長劉清，轄第10軍(由第2縱隊改稱)，軍長杜義德(兼)，政治委員王維綱，轄第28、第29師；第11軍(由第3縱隊改稱)，軍長曾紹山，政治委員鮑先志，轄第31、第32、第33師；第12軍(由第6縱隊改稱)，軍長兼政治委員王近山(兼)，轄第34、第35、第36師。第4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賡，副司令員郭天民，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劉志堅，後勤部部長趙炳潤，後勤部政治委員楊世榮，轄第13軍(由第4縱隊第10、第13旅及豫西軍區部隊組成)，軍長周希漢，政治委員劉有光，轄第37、第38、第39師；第14軍(由第4縱隊第11、第22旅及淮海戰役起義之廖運周師組成)，軍長李成芳，政治委員雷榮天，轄第40、第41、第42師；第15軍(由第9縱隊改稱)，軍長秦基偉，政治委員谷景生，轄第43、第44、第45師。第5兵團，司令員楊勇，政治委員蘇振華，副政治委員張霖芝，政治部主任甘渭漢，後勤部部長吳機章，轄第16軍(由第1縱隊第1、第2旅及豫皖蘇軍區部隊一部組成)，軍長尹先炳，政治委員王輝球，轄第46、第47、第48師；第17軍(由第11縱隊及冀魯豫軍區獨立第1、第3旅等部組成)，軍長王秉璋，政治委員趙健民，轄第49、第50、第51師；第18軍(由第1縱隊第20旅及豫皖蘇軍區部隊組成)，軍長張國華，政治委員譚冠三，轄第52、第53、第54師。全野戰軍共28萬餘人。 6月，將皖北軍區獨立師改稱第30師，撥歸第10軍建制。 華東野戰軍改稱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冶委員陳毅，副司令員兼第二副政治委員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員譚震林，參謀長張震，政治部主任唐亮，政治部副主任鍾期光。下轄：教導師；軍政幹部學校，副政治委員張崇文；特種兵縱隊，司令員陳銳霆，政治委員張凱，副政治委員劉述週，參謀長葉超，政治部主任喻新華。第7兵團，司令員王建安，政治委員譚啟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姬鵬飛，參謀長李希迎，轄第21軍(由第2縱隊改稱)，軍長滕海清，政治委員康志強，轄第6l、第62、第63師；第22軍(由第3縱隊改稱)，軍長孫繼先，政治委員丁秋生，轄第64、第65、第66師；第23軍(由第4縱隊改稱)，軍長陶勇，政治委員盧勝，轄第67、第68、第69師；第35軍(由濟南戰役起義的吳化文部和魯中南縱隊合編組成)，軍長吳化文，政治委員何克希，轄第103、第104、第105師。第8兵團，司令員陳士榘，政治委員袁仲賢，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參謀長何以祥，轄第24軍(由第6縱隊改稱)，軍長王必成，政治委員廖海光，轄第70、第71、第72師；第25軍(由第7縱隊改稱)，軍長成鈞，政治委員黃火星，轄第73、第74、第75師；第26軍(由第8縱隊改稱)，軍長張仁初，政治委員王一平，轄第76、第77、第78師；第34軍(由淮海戰役起義的何基灃部和江淮軍區第34旅、獨立旅合編組成)，軍長何基灃，政治委員趙啟民，轄第100、第101、第102師。第9兵團，司令員宋時輪，政治委員郭化若，參謀長覃健，政治部主任謝有法，轄第20軍(由第1縱隊改稱)，軍長劉飛，政治委員陳時夫，轄第58、第59、第60師；第27軍(由第9縱隊改稱)，軍長聶鳳智，政治委員劉浩天，轄第79、第80、第81師；第30軍(由第12縱隊改稱)，軍長謝振華，政治委員李乾輝，轄第88、第89、第90師；第33軍(由淮海戰役起義的張克俠部和渤海縱隊合編組成)，軍長張克俠，政治委員韓念龍，轄第97、第98、第99師。第10兵團，司令員葉飛，政治委員韋國清，參謀長陳慶先，政治部主任劉培善，轄第28軍(由第10縱隊改稱)，軍長朱紹清，政治委員陳美藻，轄第82、第83、第84師；第29軍(由第11縱隊改稱)，軍長胡炳云，政治委員張藩，轄第85、第86、第87師；第31軍(由第13縱隊改稱)，軍長周志堅，政治委員陳華堂，轄第91、第92、第93師。兩廣縱隊番號不變，司令員曾生，政治委員雷經天。全野戰軍共58．1萬人。 東北野戰軍改稱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政治委員羅榮桓，參謀長劉亞樓，政治部主任譚政，副參謀長曹祥仁，政治部副主任陶鑄。下轄：特種兵司令部(由砲兵司令部改編)，司令員蕭華，政治委員鐘赤兵，副司令員蘇進、賈陶、匡裕民，副政治委員邱創成，參謀長蘇進(兼)，政治部主任唐凱，轄砲兵第1、第2師，戰車師，高射砲指揮所，工兵指揮所。第12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蕭勁光，副司令員陳伯鈞，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參謀長解方。第13兵團，司令員程子華，政治委員黃克誠，副司令員彭明治，參謀長黃志勇，政治部主任劉道生。第38軍(由第1縱隊改稱)，軍長李天佑，政治委員梁必業，轄第112、第113、第114、第151師；第39軍(由第2縱隊改稱)，軍長劉震，政治委員吳法憲，轄第115、第116、第117、第152師；第40軍(由第3縱隊改稱)，軍長韓先楚，政治委羅舜初，轄第118、第119、第120、第153師；第41軍(由第4縱隊改稱)，軍長吳克華，政治委員莫文驊，轄第121、第122、第123、第154師；第42軍(由第5縱隊改稱)，軍長萬毅，政治委員劉興元，轄第124、第125、第126、第155師；第43軍(由第6縱隊改稱)，軍長洪學智，政治委員賴傳珠，轄第127、第128、第129、第156師；第44軍(由第7縱隊改稱)，軍長鄧華，政治委員吳富善，轄第130、第131、第132、第157師；第45軍(由第8縱隊改稱)，軍長黃永勝，政治委員邱會作，轄第133、第134、第135、第158師；第46軍(由第9縱隊改稱)，軍長詹才芳，政治委員李中權，轄第136、第137、第138、第159師；第47軍(由第10縱隊改稱)，軍長梁興初，政治委員周赤萍，轄第139、第140、第141、第160師；第48軍(由第11縱隊改稱)，軍長賀晉年，政治委員陳仁麒，轄第142、第143、第144、第161師；第49軍(由第12縱隊改稱)，軍長鍾偉，政治委員袁昇平，轄第145、第146、第147、第162師。野戰軍另轄騎兵第5師、第165師、整訓第5師。全野戰軍共90萬餘人。 4月28日，中央軍委命令，蕭克任第四野戰軍參謀長，聶鶴亭任副參謀長，同時成立了第13、第14兵團部。並對第12、第13兵團及各軍的領導人作了適當調整。其序列是：第12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蕭勁光，第一副司令員陳伯鈞、第二副司令員韓先楚，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參謀長解方，轄第40軍，軍長羅舜初，政治委員卓雄；第45軍，軍長陳伯鈞(兼)，政治委員邱會作；第46軍，領導人不變。第13兵團，司令員程子華，政治委員蕭華，第一副司令員李天佑，第二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彭明治，政治部主任劉道生，轄第38軍，軍長梁興初，政治委員梁必業；第47軍，軍長曹裡懷，政治委員周赤萍；第49軍，軍長鍾偉，政治委員徐斌洲。第14兵團，司令員劉亞樓，政治委員莫文驊，第一副司令員黃永勝，第二副司令員劉震，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吳法憲，轄第39軍，軍長劉震(兼)，政治委員吳信泉；第41軍，軍長吳克華，政治委員歐陽文；第42軍，軍長吳瑞林，政治委員劉興元。第15兵團，司令員鄧華，政治委員賴傳珠，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洪學智，第二副司令員賀晉年，政治部主任蕭向榮，轄第43軍，軍長李作鵬，政治委員張池明；第44軍，軍長方強，政治委員吳富善；第48軍，領導人不變；兩廣縱隊(由第三野戰軍撥歸)，司令員曾生，政治委員雷經天，轄第1、第2師。特種兵司令部由萬毅任司令員，其餘領導人不變。 華北軍區第1、第2、第3兵團分別改稱第18、第19、第20兵團。第18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徐向前，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周士第，參謀長陳漫遠，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轄俘訓第1、第2旅；第60軍(由第1兵團第8縱隊改稱)，軍長兼政治委員王新亭，轄第178、第179、第180師；第61軍(由第13縱隊改稱)，軍長韋傑，政治委員徐子榮，轄第181、第182、第183師；第62軍(由第15縱隊改稱)，軍長劉忠，政治委員袁子欽，轄第184、第185、第186師。第19兵團，司令員楊得志，政治委員羅瑞卿，副司令員葛晏春，參謀長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轄俘訓第1、第2旅；第63軍(由第3縱隊改稱)，軍長鄭維山，政治委員王宗槐，轄第187、第188、第189師；第64軍(由第4縱隊改稱)，軍長曾思玉，政治委員王昭，轄第190、第191、第192師；第65軍(由第2兵團第8縱隊改稱)，軍長邱尉，政治委員王道邦，轄第193、第194、第195師。第20兵團，司令員楊成武，政治委員李井泉，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唐延杰，副政治委員李天煥，政治部主任李志民，轄俘訓旅；第66軍(由第l縱隊改稱)，軍長蕭新槐，政治委員王紫峰，轄第196、第198師；第67軍(由第2縱隊改稱)，軍長韓偉，政治委員曠伏兆，轄第199、第200師；第68軍(由第6縱隊改稱)，軍長文年生，政治委員向仲華，轄第202、第203、第204師。 3個兵團共23．8萬餘人。 5月3日中央軍委決定周士第接替徐向前任第18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王新亭任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張祖諒任第60軍軍長。 6月初，李志民接替羅瑞卿任第19兵團政治委員。 此外，中央軍委將第四野戰軍鐵道縱隊撥歸軍委直轄，並改稱鐵道兵團，司令員滕代遠，副司令員呂正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偉，參謀長李壽軒，下轄第1、第2、第3、第4支隊。 1949年2月，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改稱西北軍區，司令員賀龍，政治委員習仲勳，副司令員王維舟，參謀長張經武，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後勤部部長陳希雲，後勤部政治委員劉海濱。下轄：隴東、黃龍、西府、綏德、關中、三邊、延屬、榆林等軍分區；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兼)，政治委員李井泉(兼)，轄五寨、離石、雁北、雁南等軍分區。 中原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第一副司令員陳毅，第二副司令員李先念，第一副政治委員鄧子恢，第二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參謀長李達。下轄：第58軍(由桐柏軍區部隊編成)軍長孔慶德，政治委員方正平，轄第172、第173、第174師；鄂豫軍區，司令員王樹聲，轄獨立師(由獨立第1、第3旅合編組成)，第l、第2、第3、第4、第5軍分區；桐柏軍區，司令員王宏坤，轄第1、第2、第3、第4軍分區；江漢軍區，司令員張才千，政治委員劉建勳，轄獨立第1、第2旅，第1、第2、第3、第4軍分區；陝南軍區，司令員劉金軒，政治委員汪鋒，轄第12旅、第17師，第2、第4軍分區(5月，陝南軍區劃歸西北軍區建制，第12旅、第17師組成第19軍，改稱第55、第57師，歸第一野戰軍指揮)；河南軍區(3月由豫西軍區及豫皖蘇軍區一部合併組成)，司令員陳再道，政治委員李雪峰，轄南陽、確山、許昌、潢川、淮陽、陳留、商丘、鄭州、洛陽、陝州等軍分區。 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政治委員饒漱石，副司令員張雲逸，政治部主任舒同，副參謀長周駿鳴，政治部副主任唐亮。下轄：華東軍政大學，校長張雲逸(兼)，副校長余立金、劉清明；警備旅；後備兵團，司令員林維先，副司令員戴心寬、王彬，副政治委員龍潛，參謀長李學勤，政治部主任汪少川，轄第1、第2、第3、第4師。山東軍區，司令員張雲逸(兼)，政治委員康生，第一副司令員許世友、第二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袁也烈，第一副政治委員傅秋濤，第二副政治委員向明，政治部主任王集成，轄第32軍(由膠東軍區部隊組成)，軍長譚希林，政治委員彭林，轄第94、第95師；昌濰特區，司令員劉德勝，政治委員王眾音；濟南警備區，司令員廖谷標，政治委員劉順元；徐州警備區，司令員張光中，政治委員張北華； 膠東軍區，司令員賈若瑜，政治委員賴可可，轄警備第4、第5旅，東海、西海、北海、南海、濱北等軍分區；渤海軍區，司令員覃士冕，政治委員張曄，轄滄南、濼北、清河、墾利等軍分區；魯中南軍區，司令員錢鈞，政治委員高克亭，轄泰山、沂蒙、沂山、尼山、台棗、濱海、泰西等軍分區。蘇北軍區，司令員張震東，政治委員肖望東，轄警備第9旅，泰州、揚州、南通、鹽城、淮陰等軍分區。蘇南軍區，司令員管文蔚，政治委員陳丕顯，轄警備第6、第7、第8旅。皖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曾希聖，轄警備第1、第2旅，滁縣、宿縣、巢湖、安慶、六安、阜陽等軍分區。 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林彪，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高崗，副司令員呂正操、周保中、蕭勁光，第一副政治委員羅榮桓，副政治委員陳雲、李富春，參謀長劉亞樓、伍修權、陳奇涵，政治部主任譚政，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下轄：軍政大學，副校長倪志亮，副政治委員吳溉之；航空學校，校長劉亞樓(兼)，政治委員吳溉之(兼)；工兵學校，校長馮志湘，政治委員李雪炎；朱瑞炮校，校長賈陶；第50軍(由遼沈戰役起義的曾澤生部改編)，軍長曾澤生，政治委員徐文烈，轄第148、第149、第150、第167師；遼寧軍區，司令員邊章伍，政治委員張秀山；遼北軍區，司令員彭嘉慶，政治委員郭峰；安東軍區，司令員程世才，政治委員江華；熱河軍區，副司令員舒行；錦州軍區，副司令員朱軍；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雲澤(烏蘭夫)，轄騎兵第1、第2、第10、第11、第16師；合江、吉林、嫩江、龍江等軍事部；第163、第164、第165、第166師；整訓第1、第2、第3、第4、第5、第6師；警衛師。 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政治委員薄一波，副司令員徐向前、滕代遠、蕭克，參謀長趙爾陸(4月，蕭克、趙爾陸調離華北軍區到第四野戰軍工作，由唐延杰接任參謀長)，政治部主任羅瑞卿，副參謀長王世英，政治部副主任蔡樹藩。下轄：軍政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葉劍英，副校長蕭克，副政治委員朱良才；砲兵第3、第4師；補訓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曾湧泉，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葉楚平，轄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第9旅；第69軍(由第7縱隊改稱)軍長周彪，政治委員漆遠渥，轄第205、第206、第207師；第70軍(由第14縱隊改稱)，政治委員甘渭漢，轄第209、第210師；晉中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羅貴波，轄獨立第4、第5、第6旅，五台、交城、太谷等軍分區； 冀中軍區，司令員孫毅，政治委員林鐵，轄俘訓旅，津南、保定、平南等軍分區； 冀東軍區，司令員潘峰，政治委員吳德，轄第12軍分區； 冀南軍區，司令員王光華，政治委員馬國瑞，轄臨清、夏津、邯鄲、南宮、衡水等軍分區； 太行軍區，副司令員趙輝樓，副政治委員冷楚，轄獨立第7旅，邢台、左權、長治、焦作、漳衛、武安等軍分區； 冀魯豫軍區，司令員趙健民，政治委員潘復生，轄獨立第2旅，臨河、湖西、豫北、魯西南、運東、運西、直南、濮範等軍分區； 太岳軍區，司令員曹普，政治委員顧大川，轄岳南、王屋等軍分區； 察哈爾軍區，司令員王平，政治委員楊耕田，轄俘訓旅，雁北、平西、建平、易水、察南、察北、冀察等軍分區。 在整編中，全軍統一了編制，調整了武器裝備，充實了各級領導幹部，補充了大量兵員，全軍總兵力達400萬人，使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建設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為向全國進軍做好了組織上的準備，創造了有利條件。 活動於南方各省幾支較大的游擊武裝也遵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於1949年1月先後進行了整編，組成中國人民解放軍游擊縱隊，即：瓊崖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馮白駒，下轄第1、第3、第5總隊和獨立總隊；粵贛湘邊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林平，下轄東江第1、笫2、第3支隊，北江第1、第2支隊，湘南支隊，贛南支隊；閩粵贛邊縱隊，司令員劉永生，政治委員魏金水，下轄第1、第2、第4、第7、第8支隊；桂滇黔邊縱隊，司令員莊田，政治委員周楠，下轄第1、第2、第3支隊，羅盤、滇東南、左江等指揮部；閩浙贛邊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曾生，下轄第1、第2、第3支隊、閩中支隊、浙南第3支隊，閩北、閩西北、閩浙邊、浙南游擊部隊等。 戰略決戰勝利後，全軍大部分指戰員已認識到國民黨政權的覆歿已為期不遠，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的勝利。因而對革命前途充滿了必勝的信心，士氣更加高漲，保持了高昂的戰鬥意志；對國民黨統治集團所玩弄的“和平”伎倆，由於大多數指戰員，尤其是各級指揮員經歷了抗戰勝利後的第一次和談，認清了國民黨統治集團的真面目，不相信他們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而保持著高度的革命警惕，抗戰勝利後及全面內戰爆發初期存在的和平幻想和對勝利缺乏信心的情況，已經不存在了。 廣大指戰員紛紛表示，一定要為解放全中國繼續戰鬥，為人民再立新功。但是，在急劇變化的形勢面前，特別是在整編過程中部隊補充了大量的解放戰士和翻身農民，部隊成分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使得部隊中也出現了與形勢發展不相適應的思想傾向。 一是有相當一部分乾部和老戰士存在輕視國民黨軍的思想，認為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解放軍都能不斷取得勝利，現在解放軍無論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都比國民黨軍佔有明顯優勢，國民黨軍的主力已經被消滅，剩下的殘兵敗將不堪一擊，只要解放軍一過江，國民黨軍就會不打自垮，只有舉手投降。因此，對領導上關於做好充分準備，抓好練兵工作的指示漠然處之，說：“這是什麼時候，還要練兵？”“我們在整訓，敵人在加強工事，這樣真不合算”，缺乏繼續進行艱苦作戰的思想準備。 二是有些人特別是解放戰士和新入伍的新戰士，對進軍的困難和美帝國主義進行武裝干涉的可能性估計過高，覺得國民黨軍還有海空軍，還有美國的支持，到南方作戰人生地不熟，生活不習慣，甚至認為，解放軍一過江，與美國的矛盾一定激化，美國會出兵幫助國民黨政府，直接同解放軍作戰，或在華北、東北沿海登陸，進攻解放區，甚至會扔原子彈，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等。 三是有少數人對和平談判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國民黨政府被解放軍打痛了，它們真的要和平了；有人還說，不管怎樣，和了就好，和平了可以回家，從而產生了鬆一口氣的思想。 四是有少數人產生了右傾情緒，他們眼看解放戰爭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害怕在這時犧牲了太可惜，過不上幸福生活，因而希望在作戰中擔任第二梯隊，缺乏爭當突擊隊的精神。 五是相當一部分人的家鄉地域觀念又有所滋長，不願離開家鄉到南方作戰和工作，有的人說“過江雖好，但離家太遠了，不能回家”，“在江北怎樣都行，我就不訂過江的計劃”；有的江南籍的指戰員，雖然希望早日過江，但也只是認為過江後可以回家。 六是在少數人中開始滋長居功驕傲、不思進取，貪圖享受、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有的開始爭地位、要待遇、鬧離婚；還有的要求轉業地方，調到軍管會等條件好的單位工作，不願繼續留在作戰部隊工作。在上述思想和情緒的支配下，部隊中的不良風氣有所抬頭，以至發生離隊逃亡現象。同時，由於長期以來各戰略區、各部隊多分散獨立作戰，使部隊中存在著程度不同的游擊習氣和無政府主義，對上級的命令、指示執行不夠堅決；管理鬆懈，違反紀律現象時有發生；特別是由於解放軍長期戰鬥生活在農村，對城市不了解，不懂城市政策，缺乏城市工作的經驗，對今後接收和管理城市存在不少模糊認識，只看到城市生活比農村好的一面，看不到城市工作的複雜性和艱鉅性，等等。 上述思想和現象的產生和存在，既反映了一部分乾部戰士的思想還跟不上急劇變化的形勢的發展，不能正確對待和處理革命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係的一面；也有對形勢任務了解不夠，對長江以南地區的情況不熟悉的一面。這些思想問題和不良傾向不解決，將嚴重影響和妨礙向全國進軍任務的完成。為了糾正和克服不正確的思想和不良傾向，保證進軍任務的勝利完成，三大戰役結束後，各野戰軍結合整編，進行了以將革命進行到底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教育。 各野戰軍、各大軍區相繼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會議、前委擴大會議和高級幹部會議等，傳達和學習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議和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以及《將革命進行到底》、《把軍隊變為工作隊》等文章和指示，並結合各自的實際，作出了相應的決議，提出了今後的具體任務。第一野戰軍黨代表會議決議中提出，今後必須繼續堅持普及和發展新式整軍方針，提高部隊戰鬥力； 必須認真協助地方黨政做好新區的群眾工作，建設好新區的城市與鄉村； 必須大量培養幹部，加強營團以上乾部的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克服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與肅清官僚主義的領導作風； 必須確定健全黨委製度，擴大與健全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 必須加強全黨全軍的統一性與紀律性，堅決克服一切無政府無紀律現象，反對可能產生的苟安、和平享樂思想，團結全黨全軍克服困難，為完成今年的光榮任務而奮鬥。 在第二野戰軍召開的師以上乾部會議上，鄧小平要求全體指戰員認清形勢，不管是和是戰，人民解放軍都要渡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並強調指出，越接近勝利，情況越複雜，任務越繁重，越要立場堅定，不受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侵蝕，永遠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第三野戰軍前委會議決議號召全體指戰員，要深刻領會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在勝利的形勢下保持清醒的頭腦，克服輕敵觀念和驕傲自滿情緒；要警惕和粉碎美蔣反動派的和平陰謀，要警惕和粉碎帝國主義者從內部破壞革命的反動政策；要更加堅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警惕地主資產階級以及帝國主義對我們的捧場；要堅持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總綱領；要準備向全國的大進軍，將革命進行到底。 同時提出了1949年的6項任務，即：堅決與圓滿地完成中央軍委賦予的作戰任務，解放全中國，將革命進行到底；發動與組織新區廣大群眾，建設人民民主政權與地方武裝；加強政策紀律教育，正確執行黨的各項政策，嚴肅群眾紀律，愛護人民利益；加強軍事政治學習，提高理論水平，鑽研黨的政策，強化政治工作，健全黨委製度，加強連隊黨支部工作和革命軍人委員會工作，提高軍事技術、戰術；加強部隊內部團結，虛心向兄弟部隊學習，克服家鄉地域觀念，鞏固部隊，尊重政府，服從政府法令；加強紀律性，克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加強思想領導，克服一切不良傾向，進一步加強軍隊正規化建設。第四野戰軍召開了師以上乾部會議，毛澤東、朱德到會作了重要講話，毛澤東號召全軍指戰員：下江南去，贏得全國勝利。 朱德在講話中要求第四野戰軍：必須在幹部和戰士中作深入的動員解釋工作，完成中央軍委賦予的進軍任務。南下後，全體指戰員要認真執行中國共產黨規定的土改政策、城市工商業政策、統一戰線政策、爭取知識分子政策和社會政策。要嚴格遵守群眾紀律；經濟紀律，即不搶戰利品，一切繳獲歸公，不搜俘虜腰包；指揮紀律，即一切行動聽指揮，堅決完成任務。為此，要加強對乾部、戰士的政策、紀律教育；各級幹部要起模範作用，並嚴格管理、檢查；對違反政策紀律的，必須認真追究，給予批評或處分，對執行政策紀律好的，必須表揚或獎勵。 根據各野戰軍前委的要求和指示，軍以下各級黨委和支部也相繼召開了會議，具體研究和部署政治教育的內容、方法、步驟。各級政治機關相繼召開政治教育工作會議，下發關於整訓時期部隊政治教育工作指示，編髮了政治教育教材。 在各野戰軍前委的統一部署下，全軍掀起了政治學習和教育的熱潮。根據部隊人員的不同層次、不同素質，採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對營團以上乾部，主要採取召開團黨委和師黨委擴大會議，舉辦輪訓班等方式，反復學習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把軍隊變為工作隊》等文章和指示及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8日決議，以及各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黨代表會議、高級幹部會議決議等文件，進一步認清形勢，明確任務，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防止和克服在勝利形勢面前可能產生和已經產生的居功自傲、不思進取、貪圖享受的思想情緒，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砲彈的侵襲；掌握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提高執行政策的能力和自覺性。對連排幹部和戰士的教育，首先針對部隊中補充了大量解放戰士和翻身農民的情況，進行了以訴苦為主要內容的階級教育，以及人民軍隊的本質、宗旨教育和優良傳統教育。在此基礎上，採取由師一級舉辦連排幹部輪訓班和首長作報告、上輔導課等方式，向幹部戰士介紹全國的戰爭形勢，揭露國民黨政府假和談真戰爭的陰謀；傳達中共中央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方針、賦予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的任務，以及進軍過程中的紀律、政策；分析向全國進軍和到南方作戰的有利條件和困難。 在教育中，各部隊還普遍採取了算血債、挖苦根，憶歷史、看前途，比力量、談勝負，講任務、說責任等群眾路線的教育方法，引導幹部戰士自己教育自己。通過認真的學習、討論和深入細緻的思想教育，進一步提高了廣大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和思想認識，使全軍廣大指戰員初步樹立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思想，為向全國進軍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 首先，使廣大指戰員明確了人民軍隊所肩負的歷史重任和向全國進軍應採取的方針，增強了革命鬥志。 一是使廣大干部戰士特別是解放戰士和翻身農民入伍的新戰士進一步認清了兩種軍隊的區別，明確了人民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明白了個人利益與革命利益的關係。認識到雖然現在自己和江北的勞動人民已經獲得了解放，但江南和西北、西南各族勞動人民還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治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人民軍隊的宗旨要求每個指戰員要繼續戰鬥，要以解放全國勞苦大眾為己任。只有徹底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才能使全國各族勞動人民獲得翻身解放，個人也才能永遠過上自由幸福的新生活。 二是使廣大干部戰士認清了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大好形勢，明確了今後解決殘餘國民黨軍隊的“天津”、“北平”、“綏遠”。 三種方式，以及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同時又是一個工作隊的雙重任務。 第二，使廣大指戰員認清了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的虛偽性和反動性，樹立了以戰斗方式向全國進軍的思想。通過學習毛澤東撰寫的《評戰犯求和》、《關於時局的聲明》、《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麼還要空喊“全面和平”？ 》、《南京政府向何處去？ 》等評論文章，回憶中國革命的鬥爭歷程，聯繫國民黨政府繼續進行戰爭準備、派飛機轟炸解放區、鎮壓要求和平的愛國人士等事實，使廣大干部戰士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政府反動的階級本性，認識到在中國革命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的形勢下，蔣介石提出願意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