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02章美看到國民黨敗局已定，蔣李邊“和談”邊準備戰爭

隨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特別是戰略決戰開始以後，美國政府不得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的失敗已成定局。遼沈戰役結束後，美國駐華使館召開聯合軍事顧問團和各兵種武官會議，討論中國內戰的軍事形勢。 11月6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致電國務卿馬歇爾，稱：“我們非常不願意地得到這樣的結論：國民黨現政府之早日崩潰是不可避免的了”。 12月31日，紐約《先驅論壇報》發表評論說：“南京的軍事力量竟崩潰得這樣快，以至於許多權威方面現在相信在中國抵抗共產主義是一件已經失敗了的事情。”美軍《關於1948年軍事發展的情報總結》中稱： “過去一年中特別是最近四個半月的事態發展結果，國民黨軍隊遭到損失之慘重，使其軍事地位已下降到沒有可能獨立恢復的地步。另一方面，同樣的事態發展使共產黨的地位大大上升，能力大大加強，現已有能力對國民黨軍隊取得完全的軍事勝利。”

根據中國內戰情況，美國政府不得不重新審查其對華政策，開始考慮改變政策。 1948年9月7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司提出了一份題為“重審並製定美國對華政策”的文件。該文詳細敘述和分析了中國的人口、地理、歷史、資源、社會矛盾，以及國民黨失敗和共產黨勝利的原因後認為：“'全力以赴地援助'國民政府是一條規模巨大沒有盡頭和十分冒險的行動路線。美國政府不能這樣拿美國的聲譽和財力去賭博”，“中國目前的局勢發展對我們不利，因此我們需要自由改變航向，或者哪怕是拋錨停泊，直到我們找到正確的方向為止。”同時，文件認為，由於中國的人口和經濟因素等原因，共產黨的勝利“並不標誌著他們麻煩的結束，即使他們如願以償，實現了一個全國性的聯合政府。……內戰可能繼續。”並將會遇到諸如管理國家，實現社會主義集體化和工業化，民族問題等等的麻煩和困難。而前蘇聯則不大可能給予很多的幫助。這樣，當中國共產黨遇到上述一系列無法克服的困難時，特別是與前蘇聯的矛盾加深時，美國的機會就會到來。

基於上述認識，文件認為，美國的“傳統目標在目前和未來一段時間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我們需要製定一項實際政策，在可見的將來指導我們渡過中國的迷津。”據此，文件提出了“在可見的將來的對華政策”，即： 1.繼續承認現存的國民政府； 2.在國民政府如我們所預料的那樣消亡之後，視當時的情況決定承認誰的問題； 3.盡可能阻止中國成為前蘇聯的政治、軍事附庸。 ” 當遼沈、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平津戰役已取得決定性勝利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又於1949年1月11日提出了對華政策建議書，指出： “1.美國的對華目標是，讓中國人自己最終發展一個對美國友好的統一、穩定和獨立的中國，以防止由於任何一個外國統治中國而造成對我們國家安全的威脅。

2.美國應當認識到，在可預見的將來，在中國看得見的任何一個或幾個集團都不大可能建立一個美國能接受的統一、穩定和獨立的中國。 3.因此，美國當前的目標應當是，阻止中國成為前蘇聯力量的附庸。為實現這一目標，美國應當： (a)制定相應計劃並適時作好準備，以便在中國出現機會時，加以利用；同時保持靈活性，避免無可挽回地束縛在一條行動路線或一個派別身上。 (b)在先後次序上，把中國排在另外一些地區之後，這些地區對美國的安全利益更加直接攸關，與美國為之花費的財力更為相稱。 1949年2月4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正式批准了上述兩份建議書，要求國家安全委員會制訂具體措施。 2月2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了一份報告稱：美國“目前應該：

(1)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除非它能證明即使沒有外援也能有效地抗擊共產黨。 (2)與中國各種成分保持最廣泛的聯繫。 (3)不斷加強文化宣傳工作，宣傳美國對華的'傳統政策'。 (4)在謹慎避免干涉內政的條件下，盡量利用中甦之間的政治、經濟磨擦。 ” 根據上述政策，1948年11月12日，杜魯門拒絕了蔣介石於11月9日向美國政府提出的“迅速給予並增加軍事援助”；“發表關於美國政策之堅定聲明，支援我國政府從事奮鬥之目的”；“儘速派遣一高級軍官與本政府共商有關軍事援助之具體計劃，包括美國軍事顧問參加指揮作戰”等三條要求。 1949年1月2日，美國政府正式宣布停止訓練國民黨軍隊，並召回美國駐華聯合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 27日又宣布撤回美國軍事顧問團。 3月15日，美國國務院拒絕了參議員帕特·麥卡倫提出的，並得到50餘名參議員支持的關於以15億美元援助國民黨政府的提議。

總之，在這一時期，美國政府已認識到，國民黨政府的失敗已成定局，美國給予再多的援助也將無濟於事，因而準備放棄援蔣。在政策上由“盡力阻止中共在中國取勝”，變為“盡力阻止中國變為蘇聯的附庸。” 但是，美國政府的階級本性決定他們決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他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反對中國革命，只是在反對中國革命的策略上有些變化，“已經由單純地支持國民黨的反革命戰爭轉變為兩種方式的鬥爭：第一種，組織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和所謂地方勢力在長江以南和邊遠省份繼續抵抗人民解放軍；第二種，在革命陣營內部組織反對派，極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進，則應帶上溫和的色彩，務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利益。” 1948年11月初，淮海戰役開始後，魏德邁曾要民社黨的負責人之一的蔣勻田帶口信給蔣介石，建議國民黨政府在徐州失守後，退保中國東南及台、澎地區，守福州至昆明三角地帶，同時盡可能試守四川。魏德邁並告之，美國海軍將固守青島基地，以支持平津地區的傅作義守軍，使之牽制中共軍隊，延緩其南下，以便國民黨政府有時間部署東南地區的防務。

為此，美國政府於10月間增調第36特種艦隊至青島，使美國駐青島的海軍實力達到3艘航空母艦、4艘巡洋艦、13艘驅逐艦，人數增至9700人。 11月，美國又增派海軍陸戰隊到中國。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11月17日說：“美國加派一千二百五十名海軍陸戰隊赴華後，將使美國在華海軍陸戰隊總數達到四千八百五十人。此乃美國海軍陸戰隊現時在外國土地上最大的一個集中力量”。為了幫助國民黨政府保持江南半壁山河，美國政府還打算直接出兵干涉中國內政。 1948年12月10日，美國西太平洋海軍艦隊總司令白吉爾在上海正式宣布，即將以運輸艦載送海軍陸戰隊至滬，聲言：“在滬市當局不能控制局勢時將用美國人出面維持”，表示美國海軍陸戰隊將藉口“美僑生命財產受威脅”而隨時“登陸”上海。 1948年12月，經濟合作總署署長霍夫曼來華訪問前夕，美國政府曾舉行對華政策的會商，決定“在華南華中扶植軍閥制度”。霍夫曼來華後，也就此事多次與司徒雷登和蔣介石進行密談。

為了幫助國民黨政府繼續抵抗解放軍的進攻，美國政府繼續援助國民黨政府，雖然杜魯門拒絕了蔣介石和麥卡倫等人繼續增加對華援助的要求和提案，但並未完全停止運送“1948年援華法案”剩下的6000萬美元的“特別贈款”(即軍火)。 1948年11月至12月間，美國運交國民黨政府的軍火，每周達到400萬美元。 1949年1月底，巴大維、魏德邁向美國國務院建議停止向國民黨政府運送武器。 2月初，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也通過一項提案，請總統向國會建議暫停對國民黨援助項下的一切軍火供應，但杜魯門總統否決了上述建議和提案，決定“為了不給反共的中國人洩氣，不停運軍火，但也不採取催運措施”。 3月15日，美國新任國務卿艾奇遜在杜魯門的支持下，給康納利送去一份備忘錄，在拒絕麥卡倫關於增加15億美元援助國民黨政府的建議的同時，指出“美國對於它繼續承認的中國政府管轄區域，不應突然停止援助。中國未來的發展包括正在進行中的政治協商的結果在內，卻還不能確定。所以，我們現在考慮請求國會將1948年援華法案的期限予以一定期限的延長。”

1949年4月3日，“援華法案”到期，但尚有5400萬美元的款項尚未支付。 14日，美國國會通過了國務院要求延長該“法案”的議案，明確表示“國會的新法案授權總統按照他所決定的方式與條件，運用這項經費，對於中國的沒有為共產黨所控制的區域予以援助。此外，並且使運用這款項的期限延至1950年2月15日以前”。 美國政府在繼續援助國民黨政府的同時，加緊進行“換馬”活動。隨著國民黨政府的軍事、政治、經濟形勢的不斷惡化，美國政府認為，蔣介石已不是理想的工具，他們感到蔣介石對於美國在華利益來說已經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為了盡可能地保持美國的在華利益，美國政府準備中途“換馬”，以李宗仁取代蔣介石，以便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和談”。 11月15日，美國駐滬總領事致函馬歇爾說：“對目前這種絕望的形勢，蔣介石要承擔責任。他必須走開。”美國政府也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透露，美國政府中與對外政策有關的人士認為，蔣介石應讓位於別人，只要他在位一天，美國便不會為中國做什麼事。還有人向顧維鈞透露，美國政府意屬李宗仁，正在讓人寫李宗仁的履歷。美國國務院也一再傳出消息，只要蔣在位，不可能指望美國政府增加援助。

與此同時，美國直接與李宗仁接觸，1948年11月下旬，司徒雷登與李宗仁作了一次長談。李宗仁表示，蔣介石“繼續在位與國家利益是極不利的，也不符合人民的願望；美國政府的態度對他影響極大。應該告訴他，美國政府認為，如果他在目前軍事上尚未完全失敗前離職，為政府和國家的新的非共產黨領導人開闢一條途徑，那麼他就為他的人民做了件大好事。” 這個新的領導需要美國毫不含糊的支持。這樣，它就能取得中國西南地區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產黨的部隊阻遏在長江以北地區。李宗仁並進一步指出：“如果目前的形勢任其發展下去，他將失去任何政治影響”。到時，“除了回廣西老家，他將無所作為”。隨後，司徒雷登向馬歇爾建議美國政府“發表一項澄清對華政策的聲明”，表示應毫不含糊地支持新的、但非共產黨的政權，這樣就能在“委員長退出政治舞台時，還能拯救中國的西南地區，至少使之暫時不滑入鐵幕之後，或無論如何也要在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和共產黨的未來談判中加強他們的地位”。

12月13日，司徒雷登會見張群時明確表示：“曾和我交談的多數美國人的印象確實是認為：廣大中國民眾感到蔣委員長是結束戰爭的主要障礙，應該削除蔣委員長的權位，而中國人民的思想和要求是美國製定政策的主要因素。” 12月17日，司徒雷登在與孫科談話時說：美國處於兩難的困境，“我們反對共產主義在全世界蔓延，並急於在中國幫助制止此種蔓延；但另一方面，我們不能通過一個失去本國人民支持的政府來這樣做”，“如果勸告總統放棄他的緊急權力，並將更多權力委託給行政院，那對於總統是有好處的，要是這是過於難堪的話，則將權力委託給一個他所信任的而能真正地代表或最少是表達人民的意旨的一小群人。這並不必牽涉到總統辭職的問題，不過權力的委託應該是完全的與真正的。” 12月中旬，霍夫曼來華，除了扶植國民黨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繼續抵抗人民解放軍的進攻外，還策動國民黨“向人民解放軍提出停戰議和，因而從勝利者的人民解放軍手中奪取主動權，給受創傷的國民黨以喘息的機會”。 12月26日出版的美國《外交政策公報》雜誌也說：“南京可能組成比較自由主義的政權，從而和共產黨談判和平成立聯合政府，這種發展可能平衡共產黨的力量，藉以防止極端主義的政策，並且保護對我們友好的中國人。” 12月30日，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卡波特致遠東司司長巴特沃思的信中也明確表示，蔣介石“非走開不可”，然後組成一個“體面的、得人心的和生機勃勃的政權”，使其“處於更好的講和的地位”，以“實現某種較好的和平條件。”1949年1月1日，蔣介石發表了一篇“求和”的“新年文告”後，司徒雷登對中央社記者說：這是他本人“過去所一直親自努力以求的東西。” 美國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和輿論界，還準備實行“內部破壞”的陰謀，他們設法拉攏一部分與中外反革命勢力有聯繫的自由資產階級右翼分子，指示他們鑽入革命陣營，組織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強大有效的反對派”。 1948年12月13日，霍夫曼在上海發表的一項聲明中說：“如果自由分子和黨派在聯合政府中有普遍的代表”，“美國可能援助包括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府”。 11月17日，美國《新聞周刊》發表文章說：“由於某種新的反蔣聯合政府不久即將在中國形成，國務院刻正尋求與任何蔣被迫下野後可能出現的新政權交朋友的方法。這種希望更多地集中於那些似乎一定會在任何新政府中顯赫起來的軍人和自由主義的政治人物身上”。被公認為時常反映美國國務院政策的紐約《先驅論壇報》更露骨地說：“中共統治中國，反對派必甚多，反共力量可以東山再起”。 12月17日，該報在題為“中國緊張局勢的高潮”的評論中說：“美國沒有其他道路可資選擇，只有讓事情自然地發展，直到以形式合宜的政府去換掉共產黨政府的機會出現為止。……美國應當尋找共產黨政權中弱點的跡象，準備幫助中國共產主義的敵人。” 綜上所述，在這一時期，美國政府已認識到國民黨政府的垮台已無可挽救，其對中國局勢的發展已無能為力，遂準備放棄援助蔣介石政府。其政策由阻止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調整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另一方面，它又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希望通過“有限的援助”，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抵抗人民解放軍的進攻，或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和談”，盡量幫助國民黨政府保持江南半壁山河，以保持其侵華利益。同時，準備在國民黨政府失敗後，實施從內部破壞的陰謀，支持中國共產黨內的“反對派”，反對中國革命。 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國民黨政府行將滅亡的形勢下，國民黨統治集團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劃下，發動了一場“和平”攻勢，企圖利用和平談判的手段，達到“劃江而治”，以便爭取喘息的時間，重整軍力，伺機反撲。 1948年12月中旬，蔣介石曾兩次找李宗仁，表示準備“即時引退”，希望李宗仁“能頂起這局面來同共產黨講和”。在遭李宗仁拒絕後，蔣介石又派吳忠信、張群、張治中等人前去勸說。經再三會談，李宗仁與張群、張治中、吳忠信等人達成了一項非正式協議： “(一)蔣總統為便於政策的轉變，主動下野； (二)李副總統依法代行總統職權，宣布和平主張； (三)和談由行政院主持； (四)和談的準備： 甲、組織舉國一致的內閣，其人選另行研究； 乙、運用外交，特別加強對美、英、甦的關係，以期有利於和平的實現； 丙、主動爭取不滿政府與主張和平的政治團體及民主人士，共同為致力和平而努力。 ” 這項非正式協議由吳忠信帶回給蔣介石，同時由程思遠用長途電話告知桂系另一首領、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白崇禧當即表示：“蔣下野必須辭職，由李德公正式就任總統，不能用代理名義。如果名不正，那就什麼事都辦不了。”他並說，對此必須堅持到底，不能有所讓步。 為了搶先打起“和談”的旗子並進一步逼蔣下台，白崇禧於12月24日和30日連電蔣介石說： “(一)相機將真正謀和誠意轉知美國，請美、英、蘇出面調處，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機關向雙方呼籲和平，恢復和平談判。 (三)雙方軍隊應在原地停止軍事行動，聽候和平談判解決。並望乘京滬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對內對外和談部署，爭取時間。 ”“當今局勢，戰既不易，和亦困難。顧念時間迫促，稍縱即逝，鄙意似應迅將謀和誠意，轉告友邦，公之國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眾擁護和平。對方如果接受，藉此擺脫困境，創造新機，誠一舉而兩利也。總之，無論和戰，必須速謀決定，時不我與，懇請趁早英斷。 ”在白崇禧的授意和影響下，國民黨湖北省參議會、河南省政府主席張軫、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等，也先後致電蔣介石，倡議與中國共產黨舉行和平談判，並直接要求蔣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國共和平談判。 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蔣介石不得不在1949年元旦發表要求和談的《新年文告》，表示：“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爭，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還聲稱：“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緬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1月4日，蔣介石親自到李宗仁家，再次要求李宗仁出面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和談。 蔣直言不諱地對李說：“徐蚌失敗後，匪軍立刻就要到江北”，“這樣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頂起這局面，和共產黨講和”。這樣，“共軍的進攻可能和緩一下”，“共產黨至少不會逼得我們這麼緊。”1月8日，蔣介石又派張群約黃紹蛇自南京飛武漢和長沙，與白崇禧、程潛商討關於蔣引退之事。同時，當時的行政院長孫科也做出了與中共和談的姿態，電邀邵力子由上海到南京商談。 1月4日，邵力子、張治中在南京介壽堂向文化新聞界談了和談的有關問題。監察院也通過宣言，呼籲國共立即停戰謀和。 1949年1月5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相繼為新華社撰寫了《評戰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麼還要空喊“全面和平”》的評論，以及《關於時局的聲明》，揭露了蔣介石虛偽的求和聲明，提出了與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於1月8日要求美英法蘇四國政府“調停”中國內戰的請求，也先後遭到四國政府的拒絕。在上述形勢下，蔣介石被迫於1月21日發表了“引退”文告，稱：“中正自元旦發表文告倡導和平以來，全國同聲響應，一致擁護。 乃時逾兼旬，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曷其有極。為冀感格共黨，解救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務望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矢精誠，同心一德，翊贊李代總統，一致協力，促成永久和平。 ”隨後，蔣介石由南京回到故鄉浙江奉化溪口鎮，正式“引退”。 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後，於22日發表文告稱：自今以後，政府工作目標在集中於爭取和平之實現。並表示願意以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基礎進行商談。同時，採取了一些“培養國內和平空氣”的措施。他電邀李濟深、章伯鈞、張東蓀等，“共同策進和平運動”，邀請宋慶齡、黃炎培、張瀾等贊助和談。他下令釋放張學良、楊虎城；釋放全國政治犯；廢止特刑庭；恢復各黨派合法地位；取消戒嚴令；停止特務活動；啟封停刊報紙。將“剿匪總司令部”改名為軍政長官公署等。 與此同時，李宗仁積極籌劃和談事宜。 1月23日，他派黃啟漢、劉仲華飛往北平，求見中共中央領導人，表示“願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實現，”願意以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項條件作為談判的基礎。要求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停止進攻，及早開始和談。 29日，黃啟漢等由北平回到南京，向李宗仁匯報了與葉劍英等人談話的內容：中國共產黨願意在八項條件的基礎上，與國民黨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 31日，李宗仁在上海召開了內閣會議和各黨派聯席會議，經再三商談，決定由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邵力子等4位七旬老人組成“上海，和平代表團”。 2月13日，“上海和平代表團”在黃啟漢陪同下，從上海飛往北平，臨行前，李宗仁又要黃啟漢向葉劍英或中共其他領導人轉達他的意見，希望能實現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對，再合力以政治軍事力量對付之；和談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項原則為基礎，但戰犯問題之處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後；絕不期望以外援進行內戰，只要答應進行和談，可作公開聲明；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開始商討和平方案。 22日，毛澤東等在西柏坡接見了“上海和平代表團”，談了對和談的態度。 27日，顏惠慶等人回到南京後，向李宗仁匯報了中國共產黨對和談的態度。李宗仁再次表示，願為和談的實現而努力。 3月24日，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內閣會議決定組織“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並指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蛇、章士釗、李蒸為代表團成員。 28日，又增加劉斐為代表，並決定張治中為首席代表。 蔣介石、李宗仁等人，並非真的願意以和平的方式實現中國的統一。蔣介石要李宗仁出面進行“和談”的目的，是為了達到“劃江而治”，以藉此機會取得喘息的時間，將殘餘軍隊全部撤至長江以南，組織長江防線，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並在江南征集新兵，編組第二線兵團，伺機反撲。 蔣經國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說，他的父親當年所以決定引退，是因為考慮到下面3個因素：“甲、黨政軍積重難返，非引退無法徹底整頓與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環境；丙、另起爐灶，重定基礎”。 蔣介石在1949年新年文告中提出和談的條件是：“神聖”的憲法不受侵犯，“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蔣介石在引退前，曾召集陳立夫、谷正綱、彭昭賢等10餘人會商，討論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1月14日的聲明，決定不拒絕和談，而以和談姿態爭取3個月時間，在江南練出50萬軍隊。並決定由蔣介石保持對“和平”運動的統一領導，受領導者概予保護，不受領導者授權國民黨特務機關中央調查統計局予以“制裁”。 3月初，張治中、吳忠信去溪口向蔣介石請示和談問題時提出：“我們希望能夠確保長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國民黨領導，如東北、華北各地由中共領導一樣。”蔣介石表示完全同意，並說：“現在是備戰求和，仍然以整飭軍事為重，不應分心”。 3月30日，國民黨中央執監常務委員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在廣州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停戰需在和談開始前實現；國體不容變更；修改憲法須依法定手續等5條和談的基本原則。 4月2日，蔣介石命蔣經國對國民黨中央黨部轉達指示：和談必須先訂停戰協定；中共何日渡江，則和談何日停止。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領，雖然對和談一再表示“誠意”。但他們的真正目的，是希望通過談判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南進，確保長江以南各省，實現“劃江而治”。李宗仁曾說，他上台後要急待處理的要務是，與中共謀和，結束內戰；謀求內部團結，加強民主改革，收拾民心，並阻止共軍渡江，求取光榮和平；爭取美援，制止比共軍威脅更大的通貨膨脹。 李宗仁還對劉斐說：“現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劃江而治，共產黨總滿意了吧！？只要東南半壁得以保全，我們就有辦法了。”“如能確保東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礎上來組織民主聯合政府的。”李宗仁在同唐生智談話時也說：能戰方能和，和時方能對等。白崇禧也多次對黃啟漢說：“最好共產黨軍隊不要渡江，以長江為界，他們在江北，我們在江南，劃區而治，事情就好辦了”，並表示，只要中共堅持渡江，便不能接納和議。 1月14日，白崇禧在武漢招待國民黨政府立法、監察委員和地方紳士時說：“我們必須認清時局的嚴重性，更須深切了解和平切不可幸致，應確認可戰始可和，能戰始能和，應備戰以謀和，勿求和而忘戰。仍應各守崗位，各盡其責，提高警覺，不稍懈怠”。為此，李宗仁政府制定了3條和平談判的基本原則：和談雙方必須建築在平等的基礎上，中共方面不能以戰勝者自居而迫政府接受屈辱條件；政府不應接受由中共作為執政黨之聯合政府，政府為此應向共產黨方面提議劃疆而治；中共所提八條要求，政府決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兩個政府共存的原則之下，以其為談判基礎。 為了加強在談判中的地位，李宗仁請求美國政府提供10億或至少5億美元的貸款，以便幫助制止通貨膨脹。並要求美、英、法三國政府發表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的聲明。 總之，蔣介石、李宗仁所發動的“和平”攻勢，都是為了達到“劃江而治”。但蔣介石希望在劃江而治後，取得喘息的時間，重新積蓄力量，伺機向中國共產黨進行反撲，在全中國恢復其反動統治。而李宗仁等人則希冀於在劃江而治後，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鞏固桂系的地位，完全取代蔣介石，在江南與中國共產黨分庭抗禮。 國民黨政府在進行“和平”攻勢的同時，繼續加緊進行戰爭宣傳和戰爭準備。 1948年12月25日，剛剛當選為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副院長的吳鐵城在招待美國合眾社記者時稱：新政府唯一目標為繼續對共產黨作戰。蔣介石在1949年元旦文告中，誣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發動其全面武裝叛亂，危害國家的生存”。並聲稱：“如果共黨始終堅持武裝叛亂到底，並無和平誠意，則政府亦惟有盡其衛國救民的職責，自不能不與共黨周旋到底，別無他途。尤其京滬地區為政治中心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衛，實行決戰。”2月13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向各黨部各黨報發布《特別宣傳指示》，稱“政府與其無條件投降，不如作戰到底”，“毛澤東一月十四日聲明所提八點為亡國條件，政府原不應接受”，“中共應負破壞和平之責任”。國共兩黨決定進行和平談判後，國民黨宣傳機構仍繼續進行戰爭叫囂。 3月31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社論委員會發出宣傳指示，聲稱：“吾人不能承認今日之失敗為中國反共鬥爭之最後失敗，”必須繼續奮鬥。 蔣介石在下台前夕，為繼續進行戰爭作了部署，指派其親信嫡系擔任各地的軍政要職。 1948年12月29日，國民黨中央任命蔣經國為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 1949年1月1日，蔣介石任命陳誠為台灣省政府主席。 1月18日至21日，蔣介石先後任命陳誠為台灣省警備司令；撤消衢州綏靖公署，改設福州綏靖公署，任命朱紹良為主任，並兼福建省政府主席；任命方天為江西省政府主席，薛岳為廣東省政府主席，張發奎為海南特別行政區長官，王陵基為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群為重慶綏請公署主任，余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指定胡宗南負責籌劃陝南及川北地區的軍事作戰，以此加強對江南、華南和西南地區的控制，阻止人民解放軍向上述地區的進軍。同時，蔣介石還將京滬警備司令部擴大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任命湯恩伯為總司令，統一指揮蘇浙皖及贛東地區的軍事，積極佈置湖口到上海間的長江防務，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 蔣介石“引退”後，在溪口建立了37部電台，繼續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指揮軍隊和特務系統，控制黨政軍大權，使李宗仁發布的命令成為一紙空文，一項也實行不了。 1月21日，國民黨軍參謀總長顧祝同在給各軍軍長的命令中稱：“總統離京赴杭，事先有計劃步驟，政治方面交由李副總統及孫院長負責，軍事方面由總長負責，經濟軍事均有充分準備。共黨如無和平誠意，決與作戰到底，以求最後勝利。”1月24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特別緊急宣傳通報》中也說：“總裁雖暫不行使總統職權，但仍以總裁地位繼續領導本黨致力革命。本黨同志更須共同精誠接受總統之指示。”關於和平問題必須“研究總裁元旦文告及一月二十一日聲明，以為言論之基準”。 25日，蔣介石在溪口召見何應欽、顧祝同、湯恩伯等人，指示關於長江的布防問題，決定把長江防線劃分為兩大戰區：湖口以西歸華中“剿總”白崇禧指揮，湖口以東歸湯恩伯指揮。會後，蔣派專人把作戰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執行。 26日，蔣介石自奉化致函在南京、上海的國民黨軍事、政治、黨務、特務首領，命令他們必須作戰到底。 29日，顧祝同給各部隊下達了應付時局的密令：應下最大決心與中國共產黨進行長期自救、自衛之戰爭；軍隊最近作戰重點，在於封鎖鞏固長江，並保衛西北、西南；第一線部隊要加強戒備，切實演練殲滅敵人的戰術；後方整訓部隊及無作戰任務部隊，務須加緊補充訓練，以提高作戰精神及能力，爭取在短期內變成勁旅；加緊維護後方治安秩序，肅清地方散匪，取締造謠生事、罷工怠工等行為；應特別注意激勵部隊士氣。 李宗仁上台後不久，即召集國防部有關人員召開江防緊急會議，討論江防計劃。 3月31日，即在國民黨和談代表團赴北平前夕，李宗仁在總統府召集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湯恩伯、宋希濂等人舉行軍事會議，進一步部署長江防務，會議責成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及華中“剿總”各部隊嚴密防範人民解放軍南渡，並決定了海軍沿江巡邏，空軍分區偵察以及交通補給等問題。同時，考慮到長江以南戰線過長，兵力不敷分配，會議同意國防部的建議，將駐新疆近10萬軍隊東調。會後，國防部多次電催新疆駐軍加速東調。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此項計劃最後未能實現，但從中可看出李宗仁“和平”的真正目的。 3月，李宗仁還多次到湯恩伯在上海舉辦的“高級人員作戰訓練班”上講話，他說，我們有海空軍，共產黨則沒有，共軍官兵都是北方人，他們不適合在江南地區長久作戰，因此，我們要在上海守6個月到1年是不成問題的。又說，國際局勢最遲到明年這時，在遠東必有大變化。我們的作戰不是單獨進行的，我們的勝敗與美國有直接關係，美國決不會站在一旁看著我們失敗。白崇禧也曾對黃紹說：共產黨如果逼我太甚，仍然還是打，你知道我們以前是穿草鞋出身的，最後還可以上山打游擊，同他們拼一下。 在蔣介石、李宗仁的命令和指揮下，國民黨軍隊加緊進行戰爭準備。湯恩伯多次召開軍事會議，研究江防計劃；舉行陸海空聯合軍事演習；封鎖長江水面交通；增築沿江公路。同時派部隊不斷“清剿”蘇南、皖南地區的人民游擊隊，以消除江防心腹之患。 1月間，由工兵指揮部會同上海市政府及淞滬警備司令部等機關組成所謂“上海工事構築委員會”，負責實施構築上海地區的現代化防禦設施。 3月間在上海舉辦“高級人員作戰訓練班”，湯恩伯自兼主任，研討作戰計劃、軍隊指揮、工事利用、諸軍兵種協同以及其他有關戰術戰斗等問題。 2月22日，重慶綏靖公署在重慶召開西南四省(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及重慶市軍政首腦會議，決定在西南地區編組18個軍，加緊擴軍備戰。 3月9日，國民黨政府國防部兵役局宣布本年內徵兵200萬。 為加緊編練部隊，至1949年4月，國民黨軍在閩、浙、贛、粵、湘、雲、貴、川、陝等省區，設置了14個編練司令部，負責組訓新兵，企圖將國民黨軍重新擴充到350萬至500萬人。 國民黨政府不僅積極進行戰爭準備，而且還繼續進行戰爭活動。國民黨空軍飛機不斷轟炸解放區城鎮，據不完全統計，自1月上旬至2月中旬，國民黨空軍飛機連續轟炸了濟南、徐州、濉溪口、廊坊、北平南苑、朝陽門、天津唐官屯、湖北隨縣等地。炸毀房屋300餘間，傷亡和平居民200餘人。國民黨特務也繼續進行恐怖活動，鎮壓愛國民主運動。 1949年4月1日，南京軍警特務向真正要求和平，歡送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赴北平的中央、金陵等11所專科以上院校的6000餘名愛國學生行凶，造成當場死2人、重傷11人、輕傷80餘人，失踪幾十人的慘案。 國民黨統治集團在繼續進行戰爭準備的同時，也意識到依靠其現有的力量是無法阻止人民解放軍渡江南進的，其在大陸的失敗已無法挽救，遂作了放棄大陸，退守台灣的準備。企圖以台灣為基地，等待國際形勢的變化，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再反攻大陸，重新奪取政權。為此，蔣介石在“引退”前夕，即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蔣經國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密令將國庫所存全部銀元、黃金、美元運往台灣，並秘密將海空軍實力逐漸南移，以台灣為中心。 1948年12月中旬，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加緊撤退的緊急討論會”，命令京滬、浙贛、粵漢各鐵路車輛及招商局輪船加緊撤運人員、物資和文物擋案至台灣、廣州及華南其他地區。至1949年2月底，國民黨政府90％的機關及80％的人員已經撤離南京；國民黨的海空軍總司令部和聯勤總部的若干部門和大批參謀人員已撤到台灣；國民黨特務機關也在台灣建立了總部；漢陽兵工廠和南京4個工廠的設備，亦由專輪運往台灣；在上海的國民黨中國、交通兩銀行總行，亦在香港、台灣等尋找房屋，準備撤離上海。 就連蔣介石本人的大部家庭雜物、文件及3輛“白卡爾”汽車也已運到台灣；何應欽、桂永清、周至柔、陳立夫、徐永昌、湯恩伯、胡宗南、顧祝同等人的眷屬也已逃到台灣。位於西安地區的胡宗南集團也將其主要物資、文件、軍火、軍官眷屬和後勤機關、醫院、兵工廠撤至漢中、成都、貴陽等地，部隊也由關中地區逐步向陝中、漢中撤退，並準備退入四川。總之，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形勢面前，美國政府和國民黨反動派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又一次玩弄和平與戰爭的反革命兩手，企圖以此達到“劃江而治”。但是，在久經考驗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面前，他們的反革命陰謀必將遭到徹底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