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以及人民解放軍在戰略決戰階段進行的其他戰役，國民黨軍的精銳主力已基本被消滅，從而從根本上動搖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隨著軍事上的失敗，國民黨統治集團在政治、經濟等方面也已瀕臨絕境。 (1)軍事形勢 從國民黨統治集團發動全面內戰的1946年6月底至1949年2月，經過2年又8個月的作戰，國民黨軍損失的兵力總計達495萬餘人。雖經不斷補充，其總兵力體制改革由內戰爆發時的430萬人下降到204萬餘人。其中，陸軍正規軍雖有71個軍227個師的番號，但只有115萬餘人，非正規軍17.5萬餘人，特種兵13.5萬餘人，後方勤務部隊、機關、學校45萬餘人；空軍10萬餘人；海軍3萬餘人。上述部隊中，能用於作戰的陸軍部隊共146萬餘人，且分佈在從新疆到台灣的廣大地區和漫長的戰線上，已無法在戰略上組成有效的防禦。

在146萬餘人陸軍作戰部隊中，位於長江下游蘇南、皖南、上海、杭州地區歸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指揮的共38.5萬餘人，其正規軍19個軍60個師32.8萬餘人，非正規軍2.3萬餘人，特種兵3.2萬餘人；位於福建地區歸福州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指揮的共1萬餘人，其中正規軍2個師8000餘人，非正規軍2000餘人； 位於台灣省歸台灣警備總司令陳誠指揮的共2．3萬餘人，其中正規軍2個師1．2萬餘人，非正規軍3000人，特種兵8000餘人； 位於長江中游武漢、宜昌地區歸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指揮的共24萬餘人，其中正規軍12個軍37個師約20．8萬餘人，非正規軍1．1萬餘人，特種兵2．1萬餘人； 位於湖南、江西地區歸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指揮的共3．9萬餘人，其中正規軍3個軍9個師3．3萬餘人，非正規軍4000人，特種兵2000人；

位於廣東省歸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指揮的有6．5萬餘人，其中正規軍2個軍8個師4．6萬餘人，非正規軍1．7萬餘人，特種兵8000餘人； 位於廣西省歸桂林綏靖公署主任李品仙指揮的有1．7萬餘人，其中正規軍3個師1．2萬人，非正規軍5000餘人； 位於四川、西康、貴州、雲南地區歸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張群指揮的有10．5萬餘人，其中正規軍6個軍16個師8．6萬餘人，非正規軍1．1萬人，特種兵8000餘人； 位於陝西關中及陝南地區歸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揮的有19．9萬人，其中正規軍13個軍33個師16．3萬人，非正規軍1．2萬餘人，特種兵2．4萬餘人； 位於青海、寧夏、甘肅地區歸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馬步芳、馬鴻逵指揮的有9．3萬餘人，其中正規軍3個軍12個師8萬餘人，非正規軍1．2萬餘人，特種兵1000餘人；

位於新疆地區歸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指揮的有8．1萬餘人，其中正規軍3個整編師16個旅6萬餘人，非正規軍1．2萬餘人，特種兵9000餘人； 位於太原地區歸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指揮的有7．1萬餘人，其中正規軍6個軍14個師4．2萬餘人，非正規軍2．2萬餘人，特種兵7000餘人； 位於綏遠西部及陝西榆林地區歸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綏遠指揮所主任董其武指揮的有5．6萬餘人，其中正規軍1個軍7個師3萬餘人，非正規軍2．3萬餘人，特種兵3000餘人； 位於河南新鄉、安陽地區歸第12綏靖區司令官李振清指揮的有2．5萬餘人，其中正規軍1個軍1個師7000餘人，非正規軍1．5萬餘人，特種兵3000餘人；

位於山東青島地區歸第11綏靖區司令官劉安琪指揮的有5．3萬餘人，其中正規軍2個軍7個師3．5萬餘人，非正規軍3000人，特種兵1．5萬餘人。 國民黨軍不但數量急劇減少，素質也日益下降。在上述陸軍作戰部隊中，除白崇禧、胡宗南集團的個別軍和馬步芳、馬鴻逵集團未受人民解放軍的嚴重打擊，尚有一定的戰鬥力外，其餘部隊大多是新建的，或者是多次被人民解放軍殲滅後又多次補充起來的，編制極不充實，人員缺額甚多。按國民黨軍的編制，1個軍應轄3個師3．5萬人，但除馬步芳、馬鴻逵部的個別軍能基本達到編制數，員額在3．3萬人左右外，其餘各軍一般均在1．5萬人至2萬人左右，有的甚至不足1萬人。同時，由於大量的武器裝備在戰場上被人民解放軍繳獲，部隊武器裝備特別是重武器嚴重不足。加之老兵減少，新兵增多，士氣低落，缺乏系統的正規的軍事訓練，戰鬥力明顯下降。

(2)經濟形勢 隨著內戰的不斷擴大，國民黨政府的軍費開支越來越大，加上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四大家族對中國經濟的壟斷，對勞動人民的殘酷掠奪，以及美國的經濟侵略，使得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迅速惡化，財政枯竭，通貨惡性膨脹，工商企業大量破產倒閉，農業產量連年下降。 1948年，國民黨政府財政赤字高達900萬億元。面對巨額的財政赤字，國民黨政府不得不一再增加紙幣的發行量，如1945年底發行法幣1．03萬億元，到1948年8月，增加到663．69萬億元。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政府被迫於1948年8月19日實行“幣制改革”，以發行金圓券代替法幣，規定發行20億元金圓券作為本幣在市場上流通，並以1∶300萬的比價收兌法幣；禁止私人持有、買賣和在市場上流通黃金、白銀和外國幣、券，私人持有的黃金、白銀和外國幣按規定的比價限期兌換金圓券；限期登記、管理中國公民存放在國外的外彙和資產；限制物價，規定物價凍結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准上。

但是，由於整個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腐敗，這些措施除了更加殘酷地掠奪劫收人民的財產外，對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金融情況的好轉並沒有起什麼作用。金圓券的發行量很快突破了20億元的限額，到11月，金圓券已發行33．94億元。國民黨政府被迫於11月11日公佈《修改金圓券發行辦法》，收回了“限額發行”的成命。此後，金圓券的發行量便如決堤的洪水，一發不可收拾，到12月達到83．2億元，1949年1月達到208．22億元，3月達到1960．60億元，4月竟達到5．16萬億元。 由於國民黨政府濫發紙幣，使得幣值急劇下降，加上官僚奸商的投機，導致通貨膨脹不斷發展，物價如同脫韁的野馬毫無拘束的迅速上漲。以法幣100元的購買力為例，1945年可買2個雞蛋，到1949年只能買1／50萬一兩大米。在國民黨政府執行限價中心的上海，從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價指數上升13．5萬倍。桂林市的糧價，1949年4月比1948年8月金圓券發行時上漲36萬倍，比1945年7月上漲了27億倍。金圓券已完全失去了信用。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四川、湖北、江西、甘肅、青海、新疆等地方當局，為了減少金圓券的衝擊，紛紛自行發行地方券、輔幣券，拒用金圓券。

在上述情況下，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於1949年2月23日召開政務會議，通過了《財政金融改革方案》，決定：軍費和軍餉支出改以銀元為計算標準；海關進口稅改以每元等於美元4角的所謂“關元”為計算單位，貨物稅中，棉紗、火柴、水泥、捲菸、食糖等，規定徵收實物，鹽稅除徵收實物外，規定政府“得辦理一部分官收官運”；中央政府停止對各省市縣財政的補助，將原屬中央政府的田賦稅三成及菸酒稅、特種營業稅劃歸地方；允許銀元自由流通。至此，以金圓券為本位的“幣制改革”徹底失敗。 由於通貨惡性膨脹、物價飛漲，導致工商業資金無法周轉，借款利率隨貨幣貶值而不斷提高，加上原材料價格昂貴，產品滯銷，工廠、商店紛紛倒閉歇業。 1948年，上海3000餘家大工廠開工率只有20％，青島1000餘家工廠只有25％能維持半開工狀態，重慶機器製造工業150家工廠到1949年2月已停業者達60餘家。

國民黨政府為了滿足進行全面內戰的人力、財力的需要，對農村實行沉重的田賦徵實、專買政策和統購政策，在農村大肆抓兵抽夫，如廣西省1949年的徵稅率比上年度增加70％，徵兵額由上年度的6萬名增至13萬名。在國民黨政府對農村各種暴政的壓迫下，使得廣大農民缺少必要的生產資金從事再生產，大批青壯年被抓當兵或逃避兵役而逃亡，農村勞動生產力急劇下降，土地拋荒現象十分嚴重，農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 1948年，國民黨統治區的耕畜減少了15～20％，主要農具減少了30％，各省拋荒的耕地分別佔耕地總面積的20～40％。再加上連年嚴重的自然災害，使農業產量連年下降，1948年比1946年減產40％以上。 上述情況表明，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已呈總崩潰的局面。

(3)政治形勢 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接連失利，經濟上面臨總崩潰局面的同時，在政治上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機之中。在國民黨政府的殘酷剝削壓榨下，其統治區人民已無法繼續生活下去。為了求生存、爭自由，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進一步高漲，一浪高過一浪。廣大學生、教職員工、工人舉行的罷課、罷教、罷工鬥爭遍及全國各大中小城市，要求和平、民主。 城市工人相繼成立了各級工會，組織工人進行罷工等各種形式的鬥爭，1948年11月14日，廈門9家報館的員工實行總罷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12月3日，重慶市1000餘名佈業工人實行總罷工，要求增加工資；1949年2月，廣西柳州鐵路機務段和水電廠工人先後4次包圍鐵路局機關，開展聲勢浩大的索薪罷工鬥爭，迫使鐵路局補發工人的薪金；2月16日，上海公共汽車公司、法商電業公司等6大公用事業公司工人舉行全體大罷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增加配給食米。

各地大、中學校的教職員工和學生紛紛成立各種組織，組織罷教、罷課。 1948年11月16日，上海市12所市立中學教師罷教，25日，又有1．7萬餘名私立中、小學教員實行總罷教；11月17日，成都市29所市立小學舉行總罷教鬥爭；11月19日，武漢大學、武昌體育專科學校及華中大學的學生和教職員工舉行“活命拍賣會”，忍痛賤賣衣物，武昌體專師生還組成“要命委員會”，向國民黨當局示威請願；12月25日，上海學生聯合會發表聲明，反對美軍侵駐中國；1949年3月10日，重慶市立各小學教師宣布無限期總罷教，要求政府按實際生活指數發薪，配給實物和大米，11日至14日，又有22所中學、大學的教職員工宣布無限期總罷教，要求增加工資，17日，又有4000餘名學生舉行請願遊行，要求增加公費，增加配給；3月30日，廣西大學1000餘名師生員工高喊著“要吃飯、要活命”的口號包圍了國民黨政府中央銀行桂林分行，迫使銀行當場支付了拖欠的工資等款項。 在農村，隨著聲勢浩大的反對國民黨政府徵兵、徵糧、徵稅鬥爭的不斷深入，各種政治性的群眾組織也孕育而生。如廣西農村組織了貧雇農會、反“三徵”小組、“解放同志會”、“革命同盟會”、“逃兵會”、“反三徵鬥爭委員會”、“解放委員會”、“兄弟會”、“姐妹會”等群眾組織。這些組織經常伏擊國民黨保安部隊、區鄉公所，懲治反動的稅收官員、鄉保長，搶奪他們的武器、糧食。 與此同時，隨著國民黨在軍事上的接連失利和經濟形勢的進一步惡化，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互相間的傾軋愈演愈烈，已呈四分五裂之勢。蔣介石所處的地位更加孤立和不穩，連蔣介石身邊的許多親信也對前途喪失了信心。 1948年11月13日，蔣介石的親信、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理秘書長陳布雷在南京自殺；1949年2月11日，國民黨最早的“理論家”、國民黨統治集團的重要決策人、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委員及總統府國史館館長戴季陶在廣州自殺。 1948年11月16日，剛剛組成不到半年的以翁文灝為行政院長的國民黨政府第一屆“行政內閣”，向蔣介石提出“辭呈”。由於蔣介石統治集團內部許多人看到蔣介石統治的覆滅已不可避免，無人敢接翁文灝的行政院長之職。 蔣介石只好逼迫孫科出任行政院長，並令孫科盡快組織新內閣，但孫科在邀請國民黨內一些核心人物擔任內閣“閣員”時，一再遭到拒絕，孫科張羅了近1個月後，才於12月20日勉強組閣完畢。 12月下旬，桂系首領之一、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首先向蔣介石發難，逼蔣下台。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河南省政府主席張軫，以及湘鄂豫桂四省參議會議長等，也要求蔣介石“毅然下野”，由李宗仁執政。 同時，李宗仁、甘介侯也提出蔣介石下野的要求。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情況，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給國務卿馬歇爾的報告中承認：“除去蔣委員長的直屬親信人員和某些高級軍官而外，沒有多少中國人繼續心悅誠服地支持他了，這個政府特別是蔣委員長已較過去更加不孚眾望，並且愈來愈眾叛親離了。”“看到在最近數月來他怎樣完全喪失了人民的信心以及要他退休的希望是如此廣泛，實在使人痛心。這種情緒為政府中各級官員多數共有，而在政治覺悟地人民中則幾乎是普遍的。”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引退”，李宗仁在南京任代總統後，行政院長孫科等一批蔣介石的親信根本不把李宗仁放在眼裡，李宗仁發布的命令，沒有哪一項能夠得到執行。 1949年2月5日，孫科自行將行政院遷往廣州，不久，立法院也隨之離開南京，僅少數立法委員留在南京。國民黨政府形成了南京、廣州分立，兩方甚至公開對罵。雖然在李宗仁的再三說服下，孫科於2月28日返回南京，但不久即於3月7日提出辭呈。李宗仁幾經考慮之後，決定由何應欽繼任行政院長，但被何拒絕，經李宗仁再三懇請，何才勉強答應出任行政院長之職。整個國民黨政府，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人民解放軍經過兩年半的作戰，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中國革命即將在全國范圍內取得勝利。 (1)軍事形勢 在過去兩年半的作戰中，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東北全境、華北大部和長江中下游以北的廣大地區，各解放區已完全連成一片，面積達261萬平方公里，佔全國總面積的27％；人口約2億，佔全國總人口的42％；擁有縣以上城市776座，佔全國縣以上城市總數的38％。人民解放軍的戰線已推進到長江北岸。 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黨軍相比，不但在質量上早就佔優勢，而且在數量上已由長期的劣勢轉為優勢，經過三大戰役，廣大指戰員積累了更加豐富的作戰經驗，士氣更加高漲。 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已由戰爭開始時的127萬人增加到358萬餘人。其中，野戰軍達56個步兵縱隊180個師(旅)，2個特種兵縱隊，2個砲兵指揮所，2個砲兵旅，共50個砲兵團，3個騎兵師共10個團，1個裝甲兵指揮所，4個裝甲兵團，1個工兵指揮所，5個工兵團，共218萬餘人。 在218萬野戰軍中，位於陝西關中地區的西北野戰軍有7個步兵縱隊19個旅，2個騎兵師共6個團，1個砲兵團，1個工兵團，共15．6萬餘人；位於河南商丘、漯河地區休整的中原野戰軍有9個步兵縱隊26個旅，1個特種兵縱隊共5個砲兵團、1個工兵團，共38．9萬人； 位於江蘇徐州、海州地區休整的華東野戰軍有16個步兵縱隊49個師，1個特種兵縱隊共13個砲兵團、1個工兵團、1個裝甲兵團，共55．1萬餘人； 位於北平、天津地區休整的東北野戰軍有13個步兵縱隊52個師，1個工兵指揮所又2個團，1個高射砲兵指揮所、2個地面砲兵指揮所，共23個砲兵團，1個裝甲兵指揮所共3個團，共81．8萬餘人； 位於北平、太原地區休整的華北軍區野戰部隊有11個步兵縱隊34個旅，2個砲兵旅共6個砲兵團，共26．5萬餘人。 地方部隊有5個一級軍區，2個二級軍區，29個三級軍區，110個軍分區，共38個步兵師(旅)，5個騎兵師共20個騎兵團，1個砲兵團，計134萬餘人。其中西北軍區9個步兵團、1個砲兵團，1個二級軍區、3個三級軍區、17個軍分區，共5．5萬餘人； 中原軍區8個步兵旅61個團、1個騎兵團，1個二級軍區、6個三級軍區、34個軍分區，共22．9萬餘人； 華東軍區4個步兵師62個團、1個騎兵團，5個三級軍區、26個軍分區，共42．7萬餘人； 東北軍區11個步兵師63個團、5個騎兵師18個團，6個三級軍區、9個軍分區，共39．9萬餘人； 華北軍區15個步兵師(旅)45個團，9個三級軍區、24個軍分區，共22．4萬餘人。 由於不斷將繳獲的武器裝備補充自己，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有了很大的改善。據1949年1月不完全統計，全軍擁有各種火砲2．08萬門，其中山炮、野炮、榴彈砲、加農炮等重型火砲達1934門，高射砲161門，分別比戰爭第二年底增加1．08萬門、955門和103門；火箭筒863具，比第二年底增加356具；各種槍131．6萬餘枝(挺)，其中衝鋒槍8．3萬枝，輕機槍5．9萬餘挺，重機槍1萬餘挺，高射機槍263挺，分別比第二年底增加20．5萬餘枝(挺)、4．4萬餘挺、1．3萬餘挺、3421挺和165挺；坦克313輛，比第二年底增加267輛；裝甲車139輛；飛機103架。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活動於國民黨統治區南方各省的游擊武裝，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有了很大的發展。 據1949年1月不完全統計，總兵力已發展到5．3萬餘人，擁有長短槍3．9萬餘枝，輕重機槍870餘挺。活動地區遍及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南、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等省的200多個縣境。 具體分佈情況是： 活動於江蘇南部和浙江、江蘇交界處的有350人； 活動於安徽南部、江西東北部和蘇皖浙邊境地區的有2620餘人； 活動於浙江南部、西部、閩東北、閩中、贛東等地區的有2300餘人； 活動於閩粵贛邊境共24個縣的有7000餘人； 活動於廣東珠江三角洲、廣東北部、湖南南部及江西南部41個縣的有1.3萬餘人； 活動於廣西西南部、雲南東南部及貴州南部地區共24個縣的有8000餘人； 活動於以廣寧、懷集為中心、西江以北、粵漢鐵路以西、桂林以東80餘個縣的有3000餘人； 活動於西江以南地區11個縣的有3500餘人； 活動於廣東南路及桂東南16個縣的有4000人； 活動於海南島地區的有7200餘人。這些游擊武裝，在國民黨軍後方積極開展武裝鬥爭，尤其是在人民解放軍主力與國民黨軍舉行戰略決戰期間，紛紛向國民黨軍發動攻勢作戰。 如海南島的游擊武裝，在1948年9月至11月的攻勢作戰中，共殲滅國民黨軍626人，繳獲輕重機槍11挺，摧毀國民黨軍據點42個。雲南南部地區的游擊部隊，在1948年11月中旬至1949年1月中旬的作戰中，共殲國民黨軍3個半營共700餘人，繳獲六○炮3門，輕重機槍45挺，步槍500餘枝，砲彈千餘發，子彈6萬餘發，使原來被分割的滇東南、滇南、滇東3塊游擊根據地連成一片。南方各省游擊武裝的鬥爭，牽制了大量的國民黨軍，已成為配合人民解放軍正面戰場作戰的重要力量。 (2)經濟形勢 與國民黨統治區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相反，解放區的經濟蒸蒸日上，工農業生產穩步發展，財政收支平衡，市場繁榮，物價穩定。 在農村，《土地法大綱》頒布1年來，解放區約有1億以上的農民獲得了土地。到1948年底，東北解放區和關內老區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新解放區的土改運動也已全面展開。土地改革廢除了統治中國的封建剝削制度，廣大農民真正擺脫了數千年來的封建枷鎖，普遍分到了世代夢寐以求的土地，得到了房屋和生產工具，從而解放了勞動生產力，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普遍提高。 為了進一步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區的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政府，根據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精神，制定了一系列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的具體措施，鼓勵農民勞動致富。 確定與鞏固農民的財產私有權，實行公平合理的負擔政策，制定生產獎勵政策，並按照自願兩利的原則，積極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組織互助合作組、社。 據冀中解放區18個縣的統計，1948年互助組已發展到3．5萬個。為幫助農民發展生產，各級民主政府向農民發放大量的貸款，解決農民缺少生產資金的困難，如東北行政委員會1948年共向各地發放耕畜、移民、水利和特種作物等項貸款150億元。在農村普遍推廣和提倡開墾荒地，精耕細作，興修水利，增加肥料，改良種子。由於採取了上述政策和措施，使解放區的農業生產得到了恢復和較大的發展，耕地面積不斷擴大，糧食單產和總產量普遍提高。 1948年，東北解放區除原有耕地全部種上莊稼外，還新增開荒地77萬餘畝，超過原計劃的25．6％；興修水田9萬餘垧，超過原計劃的1倍，糧食總產量達1187萬多噸，比1947年增加將近1倍。 解放區的工商業，在中國共產黨“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方針的指導下，得到了空前迅速的發展。許多工礦企業由盲目生產、分散經營，逐步走上統一領導的有計劃的生產經營，並逐步實行企業化與科學化的經營管理。 同時，在工廠中設立管理委員會，實行職工代表會議制度，在職工中開展廣泛的生產競賽運動，獎勵勞動模範，調動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 所有這些，對解放區的國營工業生產，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1948年，東北行政委員會對其管轄的工礦企業投資及貸款達3559億元，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全年生產原煤540萬餘噸，完成計劃的108．2％，比1947年增長123％，赤金5．5萬餘兩，完成計劃的110％，發電3．6億度，木材148．5萬立方米，紙張6598噸，棉紗3．7萬餘件，棉布62萬餘尺，水泥1．7萬餘噸，食鹽35萬餘噸。 工農業生產的不斷發展，促進了商業的進一步繁榮。銷售業務和銷售量不斷擴大。 1948年，華北解放區在華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領導下，建立華北貿易公司，並在地區內各主要城市、縣鎮設立了分支機構；東北解放區也成立了東北貿易部，在全區共建立商業網點637個，有職工3萬餘人。 據不完全統計，1947年與1948年相比，東北貿易部的糧食銷售量由10．9萬噸增加到25．8萬噸，紗布的銷售量由25．9萬匹增加到35．5萬匹，煤的銷售量由1．9萬噸增加到14．7萬噸。與此同時，還成立了各種合作社，據1948年11月不完全統計，東北解放區共有合作社2224個，其中農村供銷合作社和綜合合作社有1845個。此外，東北解放區對蘇聯的貿易也有較大的增長，其中出口總值由1947年的285億元增加到1948年的656億元。 各解放區還十分重視私營工商業的發展。 1948年11月，石家莊的私營工商業由解放前的2296戶增加到3532戶，其中商業由1571戶增加到2136戶，工業由725戶增加到1396戶，增加92％。天津市的私營工廠，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解放後兩個月，即有90％以上開工生產。 解放區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財政狀況的好轉和物價的基本穩定。 1948年，解放區在貨幣制度方面，初步完成了統一工作。長期以來，由於各解放區處於國民黨嚴重封鎖與分割的環境下，在貨幣制度上不得不採取分區發行，分區流通的方針。隨著各解放區逐漸連成一片，經濟往來日益密切，迫切需要統一貨幣制度，但由於各解放區行政、財政統一程度的不同，加之戰爭還在繼續進行，不可能立即將全國解放區的貨幣完全統一起來。 因此，採取了逐漸統一的步驟，首先在各解放區內部實行貨幣的統一，即各大解放區的貨幣，首先按固定比價，混合流通，並逐步統一使用一種貨幣。在東北解放區，長城幣和關東幣停止發行，3種貨幣混合流通，以東北幣為主，並逐步取消長城幣和關東幣；在華東解放區，華中幣停止發行，統一流通北海幣；西北解放區，陝甘寧邊幣停止發行，以西北農民幣為主；中原解放區統一流通中州幣；華北解放區，停止發行晉察冀邊幣，晉察冀邊幣、冀南幣混合流通，以冀南幣為主。 在上述基礎上，為進一步發展各解放區間的貿易，交流物資，繁榮經濟，更有力地支援解放戰爭，1948年11月18日，華北、華東和西北各解放區政府協商決定，將華北銀行、北海銀行和西北農民銀行合併，成立中國人民銀行，從12月1日開始發行中國人民幣，作為上述各解放區的本位幣，統一流通，原有舊幣停止發行，逐步收回。 12月24日，華北和中原兩區又達成協議，規定從1949年2月15日(實際從3月10日)起，中原解放區也正式發行人民幣，停止發行中州幣。至此，除東北解放區外，其他各解放區都實現了貨幣的統一。金融貨幣的統一，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奠定了經濟基礎。 隨著解放區經濟的不斷恢復和發展，解放區的兵工生產也有了較大的發展。據1949年3、4月，不完全統計，全國各解放區共有兵工企業160家，有員工10．2萬餘人。其中華北解放區54家，東北解放區49家，華東解放區37家，晉綏解放區14家，中原解放區6家。在上述企業中，有迫擊砲彈廠51家，山野榴砲彈廠10家，砲彈附屬廠12家，炸藥廠19家，槍砲廠7家，子彈雷管廠10家。此外，還有一些為兵工生產服務的原料半成品廠及發電廠等。月產步槍2643枝，輕重機槍130挺，衝鋒槍360枝，步兵炮14門，山炮5門，野炮8門，追擊砲1050門，各種迫擊砲彈44萬餘發，复裝山砲彈4萬發，改造步兵砲彈1．5萬發，生產步機槍子彈447．9萬發至470萬發，手榴彈125萬枚。兵工生產的發展，為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條件。 (3)政治形勢 中國共產黨在軍事戰線和經濟戰線取得偉大勝利和成就的同時，在政治戰線上也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1949年4月，中國共產黨已有黨員300萬餘人。經過1948年的整黨運動，克服了黨內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和官僚主義作風，牢固地樹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民主作風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在組織上將那些堅持剝削階級立場的地主、富農分子，流氓投機分子清除出黨，純潔了中國共產黨的隊伍，全黨進一步團結在中共中央的周圍。特別是農村的基層黨組織，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中國共產黨同群眾的聯繫更加密切，隨著農村土地改革運動的深入發展，積累了豐富的農村工作經驗。同時，經過接管石家莊、洛陽、濟南、徐州、長春、瀋陽、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有了較豐富的城市工作經驗。這些，為人民解放軍向南方和西北、西南地區進軍，接管新區提供了保證。 解放區的各級政權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繼1948年華北人民政府成立後，1949年初，中原解放區召開了臨時人民代表會議，成立了中原臨時人民政府，鄧子恢擔任臨時人民政府主席。 1949年4月，東北行政委員會決定將東北行政區域劃為6省4直轄市，即原遼寧、安東省合併為遼東省；原遼北、遼西省合併為遼西省；原嫩江、黑龍江省合併為黑龍江省；原合江、松江省合併為松江省；吉林省和熱河省不變。直轄市有瀋陽市、撫順市、鞍山市、本溪市。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1948年秋季到1949年3月，老解放區普遍召開了鄉(村)、區、縣三級人民代表會議，選舉了三級政府委員會。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的確立，進一步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積極性，保證農村基層政權真正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改善了乾部和群眾的關係，提高了群眾的生產情緒，推動了生產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迅速擴大。中共中央1948年發布的《五一勞動節口號》中提出的由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得到了全國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愛國華僑的熱烈響應和支持。從1948年秋至1949年1月，原在國民黨統治區和海外的愛國民主人士共350餘人，陸續進入華北和東北解放區，準備參加政治協商會議。 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與到達哈爾濱的民主人士進行協商，對成立新政協籌備會和新政協的性質、任務等問題，取得了共同的認識。 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譚平山、彭澤民等55人，代表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我們對於蔣美所策動的虛偽的和平攻勢，必須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毀。” 隨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三民主義同志會等，也紛紛發表聲明，揭露國民黨政府的假和平陰謀，擁護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宣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國共產黨共同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北平和平解放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先後從哈爾濱等地到達北平，直接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1948年秋到1949年上半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人民團體的隊伍迅速擴大，有些過去被分割在各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團體也開始統一起來。在此基礎上，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於1948年8月在哈爾濱召開，參加會議的代表，不僅有解放區職工聯合總會、各解放區職工會，還有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國勞動協會，及各地民主工會和海外華僑的代表。 會議決定恢復中國工人階級統一的全國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選出了以陳雲為主席，朱學範、劉寧一、李立三為副主席的第6屆執行委員會。 1949年上半年，全國的婦女、青年、學生以及文學藝術工作者，先後在北平召開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等群眾團體，選舉產生了各自的領導機構和領導人。這些人民團體紛紛發表宣言，一致表示：願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徹底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而奮鬥。 同時，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議、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議、中華全國社會科學者代表會議的發起人會議、中華全國教育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議等，也相繼在北平舉行。上述全國性人民團體的組成和全國性會議的召開，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擴大和鞏固的標誌之一，也為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打下了群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