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04章深入敵營，建立據點迎接昆明解放
1941年夏，南方局派鄭伯克任中共雲南省工委書記。根據中共中央“對於國內各階級相互關係的基本政策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共頑固勢力”的基本方針，把爭取地方實力派作為統一戰線工作的重點，努力擴大反蔣愛國民主統一戰線。
當時的雲南，蔣介石政府和地方的矛盾十分突出，市面上流行的有中央銀行的法幣，還有富滇新銀行的滇票；有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等中央系銀行，還有富滇，興文、勸業、鏞業、益華等地方系銀行；軍事上有中央5個軍駐防，還有地方兩個軍和保安團；在昆明市街道巡邏的有中央憲兵13團，還有地方滇黔綏靖公署的憲兵隊(即所謂中央憲兵和雲南憲兵)；黨政方面，有國民黨中央屬黨、團系統，還有地方政府系統。總之，從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系統，互相勾心鬥角。盧漢上台後，政治上採取擁蔣保己的態度，一方面追隨蔣介石鎮壓雲南人民革命運動；另一方面，積極增強自己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實力，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蔣、盧之間繼續存在著矛盾，進行著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中共雲南省工委根據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利用蔣、盧矛盾，實行區別對待，對以盧漢為首的地方實力派，採取又鬥爭又爭取，以爭取為主的方針。在“一二一”運動中，按照黨的政策是集中一切力量，打擊蔣介石中央嫡系李宗黃、關麟徵，邱清泉；爭取盧漢在一定條件下，保持中立，求得互相妥協和讓步。經過鬥爭，在蔣介石被迫電告盧漢“忍讓為懷，謹慎處理”之後，在由盧漢接受學生所提條件下停靈復課，取得“一二一”運動的重大勝利。
1946年的李、聞慘案，國民黨昆明警備司令部霍揆彰造謠說，暗殺李、聞系雲南地方勢力，同時將龍雲的副官處長楊竹庵抓捕，逼楊竹庵承認暗殺李、聞系盧漢指使，要楊竹庵交出兇手和中共地下黨及進步人士名單，隨即在昆明逮捕了所謂嫌疑人近百人，查封了40種進步報刊，以實現其破壞中共雲南地下黨、打擊民主進步人士、清除地方勢力的目的。中共雲南省工委針鋒相對，發動群眾揭露敵人的陰謀，有力地支持和爭取了雲南地方實力派。 7月21日，雲南地下黨組織昆明學聯在街頭散發傳單，揭露特務頭子唐縱在昆明抓捕龍雲副官楊竹庵的陰謀。國民黨反動派玩弄的種種陰謀破產後，霍揆彰又導演了“公審”罪犯的丑劇，槍斃了兩名小特務作替罪羊。
隨著全國解放戰爭勝利形勢的發展，在城市民主運動日益高漲和雲南人民武裝鬥爭蓬勃發展的形勢下，在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鼓舞下，雲南地方實力派經過地下黨又團結，又鬥爭的策略，幾經反复，盧漢才終於由“擁蔣保己”的政治態度，逐步轉變到“聯共反蔣保己”的軌道上來，最後實現了昆明起義。
盧漢上台後，省工委派歐根、張子齋與張沖聯繫，讓他們爭取盧漢參加反蔣運動。護國元老白小松，在地方上層人士中有較高的威望，省工委派嚴達夫向他介紹解放區的情況，送進步書籍給他看，並通過省參議員唐用九(共產黨員)的影響，使他充滿愛國熱忱，對蔣介石的反動政策不滿，對青年學生的民主運動同情。在1948年的“反美抗日”運動中，他挺身而出，聯絡蘇鴻綱、徐嘉瑞等發起簽名，爭取一批社會知名人士上書盧漢，聲援學生。
1948年冬，省工委決定由郭佩珊、李劍秋、吳邦彥3人組成統戰小組，郭佩珊為組長。郭佩珊直接聯繫新聞界黨小組，這個黨小組聯繫《人民日報》、《正義報》、《觀察報》、《大觀報》等地方報紙的共產黨員和外圍組織，宣傳黨的政策。這些報紙有時全文刊發黨中央毛澤東的聲明、新華社電訊，傳播解放戰爭的勝利消息等。李劍秋聯繫費炳、劉革非、張執中在地方軍政人員中開展工作。吳邦彥聯繫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在昆明的成員中開展工作。
1948年8月，省工委為了在昆明的軍、警、憲、特中開展工作，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義軍人同盟”“新民主主義警察同盟”和“雲南正義救國同盟”，對敵人營壘進行分化、瓦解、爭取工作。領導和團結願意靠攏人民的人員，利用合法鬥爭孤立和打擊反動頑固分子。
1948年省工委決定由楊青田、唐用九、馬曜三人組成統戰小組，由省工委書記鄭伯克直接聯繫。在省參議會內，開展了以維護雲南地方人民利益的主張，團結參議員中的進步人士，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動擁蔣分子。 1946年4月1日，雲南省第一屆參議會正式成立工作。 1946年夏，根據舊政協推行地方自治的精神，由楊青田、唐用九、馬曜、甘舜、張天如、孫天霖、劉淑清等人組織發起“雲南地方自治促進會”，得到地方勢力嚴鑑、李星槎、李奐若、徐亞雄等大批參議員的支持。 “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滇人治滇”的想法，因此得到大批參議員的支持和參加。從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開始，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黨組織通過擴大團結地方勢力，爭取以盧漢為首的地方實力派，積極開展“反三徵”(徵兵、徵糧、徵稅)，支持以學生運動為主要內容的反內戰、反獨裁的鬥爭。
積極聲援以學生運動為中心的愛國民主運動。針對國民黨軍警任意逮捕鎮壓昆明學生運動的罪行，1946年5月，在省參議會駐委會上，馬曜等先後提出：“請減少駐軍，以減輕人民負擔及駐滇軍隊不得直接拘捕人，任意檢查人、以維護人權”等提案，由於進步勢力積極支持，參議員提出的維護雲南地方權益，反對駐軍(指警備司令部)任意捕人的提案得到了一部分參議員的支持。在李、聞事件中，省參議會駐委會緊急召開會議，參議員孫天霖、甘舜在會上發言：要求將兇手“緝拿法辦”以明真相，並予肇事區直接負擔治安責任者以懲辦”，矛頭直指霍揆彰：省參議會重申：國民黨駐滇軍隊不得任意捕人和搜查居民，經過各方面的鬥爭，最後蔣介石被迫宣布霍揆彰撤職，由何紹周繼任雲南警備總司令，盧漢兼保安司令，並將4個保安總隊改編為4個保安團，9月又擴充為6個團，歸保安司令部指揮：自1946年7月何紹週任警備總司令以來，依仗他是何應欽的侄子，飛揚拔扈。盧漢為了增強自己的政治、軍事實力，而他卻處處受到何紹週的監視和掣肘。省參議會通過盧漢副官提供的情況，向國民黨中央控告，揭露昆明警備總司令何紹週盜賣槍支、走私販毒的罪行，迫使蔣介石於1949年2月撤銷了雲南警備司令部，調走何紹週，進一步擴大了反蔣愛國統一戰線。
由於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省參議會與省政府相互配合，不斷抵制了國民黨中央對雲南的控制，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終於促使盧漢為首的地方實力派由“擁蔣保已”逐步轉向“聯共反蔣”的道路。
1949年，解放戰爭後期，蔣介石妄圖以雲南作為“反共復興基地”，蔣介石把胡宗南部，李彌第8軍調駐雲南，中央89軍劉伯龍部也竄到滇東曲靖一帶。為了搶占雲南，桂系軍閥頭目白崇禧設立滇黔桂邊區綏靖公署，派其親信張淦為主任，派桂軍303師進駐百色，準備入滇。
1949年6月初，白崇禧以華中軍政長官的名義在滇桂黔邊區設綏靖公署，其副長官李品仙電雲南省政府稱：“已派陸軍303師進駐百色，並準備人滇協助剿匪”，盧漢復電拒絕，李品仙不予理睬，303師已有兩個團進入雲南富寧縣，並向廣南移動。 1949年6月8日，馬曜、劉淑清等21人在駐委會上緊急動議，經討論一致認為：“(1)雲南並沒有匪，而是迫於拉丁徵糧引起和剿匪剿出來的民變，還能再剿嗎？(2)白崇禧想保存實力，將戰火引向雲南是個陰謀；(3)華中長官轄區不包括雲南，西南各省已設有綏署，不必鄰省代庖？當即決定先電告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請制止桂軍入滇”，聲稱如得不到圓滿答复，“滇民為爭取生存，只好通電全省各縣堅壁清野，團結抗禦”。
1949年2月13日，圍繞反對蔣介石把雲南作為反共基地，省參議會駐委會一致通過諮請省政府停止新聞檢查，盧漢最後同意：當時，除在昆的《中央日報》外，其餘各報競相刊登有關中共中央的真實消息。
1949年7月6日，省參議會駐委會迫使國民黨中央駐雲南軍隊的軍餉用黃金兌換半開(滇鑄銀元)發放；抗議將五十三兵工廠遷往台灣等。通過以上鬥爭，把國民黨反動派偽裝“還政於民”的所謂“民意機關”逐步變成反對蔣介石獨裁政權，爭取民宅的民意機構，變成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工具。
滇軍是雲南地方實力派維持統治的支柱，它以雲南講武堂訓練的軍人為骨幹，舉行過辛亥雲南重九起義，發動過討袁護國戰爭，為革命立過功勳。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雲南省臨委曾派遣一批黨員到滇軍開展政治工作，推進國民革命。抗戰爆發後，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推動下，雲南地下黨又先後派一批黨員和進步青年到60軍和58軍開展宣傳教育工作，黨中央還專門從延安抽調黨員骨幹周時英、張天虛、薛子正、張子齋(白族)到184師工作，並在該師建立了秘密黨支部。 1940年底又派朱家璧從延安回雲南開展滇軍工作。
1946年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把滇軍全部調往東北。黨中央對滇軍的情況十分重視，1946年4月，劉少奇、朱德在延安親自部署了爭取滇軍起義的工作。黨中央專門組織了滇軍工作委員會，葉劍英和軍事情報部長李克農、中共中央冀熱遼分局、中共中央東北局先後直接領導這項工作。 1947年3月東北局決定成立滇軍工作機構，東北局聯絡部長李立三和吉林省軍區司令員周保中直接領導開展對滇軍的爭取工作。曾受中共地下黨教育影響的陳祿、白華首先帶領一個加強連率先在東北投奔解放區；1946年5月27日，60軍184師師長潘朔端、副師長鄭祖志，參謀長馬逸飛(中共黨員)率部在海城起義。潘多次給曾澤生等人寫信。指出他們面臨的危險處境，要當機立斷，爭取光明的前途。
1948年10月，在遼沈戰役中滇軍60軍軍長曾澤生在長春率部起義，編為人民解放軍第50軍，而滇軍93軍則在錦州被殲，國民黨第6兵團司令官盧浚泉(盧漢的叔父)被俘，這對盧漢震動很大。盧漢的部隊在東北已起義或被殲，而手中只有五、六個地方保安團的兵力，盧漢心裡明白，國民黨的垮台已不可避免，他不得不為自己的後路著想，走向光明的道路。
雲南是祖國邊疆多民族的地區，中共雲南省工委昆明市委注重領導和團結各民族建立了廣泛的反蔣統一戰線。在開展農村武裝鬥爭中大批知識青年，脫下學生裝，穿上民族衣服和少數民族打成一片，在生產、生活中全心全意為少數民族辦好事，辦實事。在互相了解、信任的基礎上，幫助少數民族同胞組織“兄弟會”、“姐妹會”，開展為當地少數民族喜聞樂見的各種活動，逐步組織“翻身會”，從經濟鬥爭引向民族團結、平等，為爭取全民族解放而鬥爭。在民族工作中，十分重視培養少數民族幹部，通過他們使黨的方針政策變為群眾的自覺要求。
1942年，雲南大學教師侯澄在路南中學教書，注意發現培養撒尼族青年畢恆光，把他帶到昆明，進人中山中學，參加了“民青”，加入了共產黨。 1946年省工委派畢恆光迴路南，在尾則中學以教書為掩護，在群眾中開展工作，不到一年的時間，路南農村，建立起地下黨領導的工作據點和聯絡網。 1945年，在雲南省政府警衛營當連長的阿細族青年楊治庭回家鄉彌勒後，在中學當軍事教官，後來加入了共產黨，回到彌勒西山組織起民族武裝，參加發動武裝鬥爭。由於各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發展極不平衡，黨組織從實際出發，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注意做好民族上層的工作，向他們宣傳黨的政策主張，在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注意尊重他們的利益，利用少數民族和國民黨反動統治之間矛盾，爭取他們中立或支持群眾的革命活動。經過黨的長期艱苦工作，聯繫團結了民族上層人物，反蔣民主人土，在解放戰爭時期，為雲南武裝鬥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9年祿勸土司後裔金洪照，自動帶領其保家武裝50餘人、槍，參加“邊縱”三支隊游擊大隊任大隊長，放下其優裕的生活，在艱苦的游擊戰爭中，與戰士同吃同住同戰鬥，直到昆明解放，成為黨的優秀軍事幹部。解放戰爭時期，黨領導的武裝鬥爭能夠順利發展，是與黨的民族工作和統一戰線分不開的。
從1946年開始，黨組織便通過不同渠道在省府警衛營中開展工作，建立秘密組織。經過長期艱苦的工作，1949年在該營建立了黨的支部，並吸收該營營長李煥文加入中國共產黨，該營三分之一以上的官兵參加了黨的秘密外圍組織。盧漢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貼身警衛部隊竟會直接、間接地為黨所控制，並隨時準備按照黨的號令行動。 1949年“九·九整肅”後，黨組織分析形勢，認為盧漢今後有三種可能：一是徹底倒向蔣介石；二是進一步靠攏人民；三是腳踏兩隻船，觀望局勢，保存實力，與我討價還價。我們要避免第一種可能，爭取第二種可能，必要時準備動用警衛營的力量舉行兵諫，迫使盧漢起義。
敵工組織還利用敵警察機關的特殊職能，掩護開展革命工作。警察局裡的秘密外圍組織成員，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取出已蓋好公章的空白出入境通行證，供黨組織轉移下鄉的同志使用，讓他們能夠安全順利地通過敵人的檢查關卡。
“邊縱”游擊隊在祿勸縣行軍途中遭到地霸武裝的伏擊，被俘十餘人，關押在祿勸，武定兩縣政府的監獄，共產黨員李煥文利用保安十二團駐防該地之機，以團長名義出面。聲稱保安團要擴充兵員，把被俘的十餘人要了出來，並將他們送回游擊隊。
“九·九整肅”時，反動派逮捕了共產黨員及進步人士480餘人，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鳳提出名單堅持要殺害200人，並企圖假盧漢之手來實施這一陰謀，以便拉盧漢下水，迫其反共到底。在十分危急的情況下，黨組織一方面通過統戰關係警告盧漢要絕對保證被捕人員的安全，一方面發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積極開展營救工作。 “軍盟”成員劉漢章長期在盧漢身邊工作，並與盧漢有親戚關係，深得盧漢信任。
對敵工作領導小組佈置劉漢章要他利用自己為該案主辦軍法官的特殊身份，做盧漢的工作，營救被捕人員。劉利用機會向盧漢講明了毛人鳳借刀殺人的陰謀，要盧漢慎重從事。當時被捕人員都交軍統特務看管之下，生殺予奪大權掌握在軍統之手，盧漢雖不准備殺害這些人也很為難。劉漢章當即建議盧漢首先應該爭取到看管審訊的主動權，防止毛人鳳狗急跳牆。盧漢採納了劉漢章的建議，報經蔣介石批准，巧妙地把看管審判權從保密局滇站特務手中移交到雲南綏靖公署軍法處手中。盧漢又以案情重大為藉口，故意拖延審判過程，幾次抵制了毛人鳳、沈辭殺害這批人的陰謀。最後在社會輿淪的壓力下，盧漢利用蔣介石與李宗仁的矛盾，由代總統李宗仁電令盧漢“酌情從寬處理”，全部釋放了被捕人員。
敵工組織經過長期工作，到解放戰爭後期，已經比較全面地匯集了軍統在昆明設置的公開和秘密機構，人員分佈和大部分軍統人員的姓名，住址、面貌特徵，照片等資料，同時還獲取了保密局在昆明的潛伏應變計劃及活動情況。諸如準備撤退日公開暴露的特務及軍統控制的特務武裝力量到滇西或邊境地區，策動土司頭人和勾結地霸武裝組織反革命游擊武裝，建立反攻大陸的基地和通道，發展新的特務分子潛伏待命；在國民黨撤出昆明時縱火焚毀昆明，炸毀重要工廠設施等等。這些情報的獲得，使黨組織和革命人民有了思想準備，從而發動群眾組織起來護廠，防止反革命破壞。
在黨中央，雲南省工委和昆明市委的領導下，經過各條戰線長期艱苦的鬥爭，昆明人民迎來了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於1949年11月15日解放了貴陽，分割了國民黨軍胡、白二集團。打開了進入昆明的大門，11月30日解放了西南最大的城市重慶。盧漢將軍於1949年王2月9日在昆明宣布起義。
12月9日，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張群奉蔣介石之命來昆，籌劃佈置國民黨中央機關逃遷昆明負隅頑抗的計劃，盧漢乘機假借張群名義於當晚8時在青蓮街官邸召開有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第八軍軍長李彌、保密局滇站站長沈醉等一批國民黨中央在昆頭目參加的緊急會議，從而一舉扣押了這些頭目。當天下午5時，盧漢把這項任務佈置給其親信綏靖公署特務隊隊長龍雲青及省府警衛營營長徐振芳，要他們挑選可靠人員，執行任務，並嚴守機密。龍、徐二人共挑選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參加共產黨秘密組織的19人(黨員1人，“民青”、“軍盟”16人，武工隊員2人)。這些同志經過共產黨的教育，接受任務後，嚴格保守了這一重要機密。當晚待參加會議的國民黨軍政首腦到齊後，他們以堅決準確的行動，完成了這一歷史性的任務。
昆明起義後，昆明市委根據當時的危急形勢及昆明的嚴重敵情，提出鎮反肅特，保障昆明社會安定，保衛起義成果的中心任務。起義當局成立臨時軍政委員會，由昆明市委派出保衛部的三名幹部進入該委員會的公安處，直接掌管公安處的工作，依靠過去積累的資料和工作基礎，從12月13日起在昆明展開了對敵特和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搜捕。在昆明起義到軍事接管昆明的近三個月期間，總共逮捕了敵特及反革命分子1290名。這對維護昆明社會安定，粉碎敵第二十六軍、第八軍裡應外合進攻昆明的陰謀，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昆明起義後，蔣介石命令第二十六軍和第八軍合組為第八兵團，向昆明進行反撲，妄圖扼殺起義。為提高土氣，許諾攻入昆明後“自由行動三天”。當時，人民解放軍尚遠在黔桂境內，“邊縱”部隊亦分散在滇西、滇南各地，而起義部隊暫編第十三軍在兵力及裝備上均遠不如反撲昆明的國民黨中央嫡係部隊兩個軍。昆明形勢萬分危急。為配合盧漢將軍的起義，雲南地下黨除電請中央令解放軍馳援昆明外，並命令“邊縱”支援昆明。昆明市委號召各級黨盟組織及全市人民緊急動員起來，組織昆明義勇自衛隊，支持起義部隊武裝保衛昆明，進行了英勇頑強的保衛戰。在戰鬥中，起義部隊官兵為保衛起義成果、保衛人民生命財產而戰，受到了昆明人民的愛戴和熱情支援。暫編第十三軍三十八團團長李煥文(共產黨員)，接受了中共昆明市委臨時軍工委，“英勇殺敵，保衛昆明，保衛黨組織”的命令，在戰鬥中，身先士卒，率領全團官兵，英勇頑強，不怕犧牲，在至關重要的南線螺螄灣血戰中，堅決守住了陣地，重創來犯之敵，受到了盧漢的表彰。以“軍盟”成員夏際昌，王紹堯、朱德裕為團長的三十三、三十一、三十七團也在團長的率領下浴血奮戰，為“堅守待援”贏得了時間。敵軍久攻昆明不下，而人民解放軍又日夜兼程並進，已形成對昆明迂迴包圍的態勢，第二十六軍和第八軍只得倉惶潰逃，昆明保衛戰遂於12月23日勝利結束。
昆明警察系統的起義官警，以“警盟”。成員為骨幹，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昆明保衛戰，後又成立警察聯合會為維護社會治安，協助搜捕敵特，協助偵破三起兇殺搶劫案件等方面，均作出了貢獻。
從昆明起義到軍事接管的近三個月時間，是昆明社會發生急劇動盪變化的特殊時期。昆明市委領導全市各階層人民，通過各方面的工作，終於使昆明安全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參加敵情工作的同志，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為了革命的需要，以大無畏的膽略，工作在敵人的心臟裡。他們在白色恐怖下，認真執行黨的對敵方針和策略，在實際工作中認真從敵營的實際情況出發，逐步摸索闖出了一條開展敵工工作的道路，為在國民黨統治區開闢第二條戰線，配合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迎接昆明的解放作出了貢獻。從事敵情工作的同志，無限忠誠於黨的事業，置個人安危於度外，深入敵營，機智勇敢，默默無聞，全心全意地為革命工作。大量的歷史事實說明，昆明的敵情工作曾在歷史上為革命作出了不可否認的卓越貢獻。從事敵情工作的同志，包括原來參加國民黨營壘後來轉向革命的同志，以及支援過敵情工作的黨外朋友，都為革命為人民作出過貢獻。應該指出的是，在“左”的錯誤思想影響下，他們一度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他們受到了錯處應該平反糾正，蒙冤受屈犧牲了的同志，應該得到昭雪，歷史將為他們作出最公正的結論。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昆明市警察系統包括總局和8個分局、4個大隊(保警、消防、交通、刑警)，另有省警務處、警察學校等，共有警官400餘人，警長及警土2400餘人。這是一支鎮壓革命，欺壓人民的重要武裝。整個警察界的領導權，實際上掌握在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軍統)滇站手中，滇站站長李毓禎、王巍先後擔任過昆明市警察總局長，並安排了大批特務擔任主要職務，警宮中也潛藏著—些經過特警班專門訓練的特務分子。其中的刑警大隊，名為刑事警察，實際上是以大隊長周伯先為首的保密局滇站第四公開組，有隊員70餘人，另有試用，見習隊員等共約100餘人，專門乾著破壞共產黨地下組織、鎮壓民主人士及革命群眾的反革命勾當。
昆明警察界的中上層警官，多數受反動統治影響較深，頑固堅持其反動立場。 1948年，在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有的表現猶豫動搖，少數則遂漸有虜覺醒。警察中的警長、警士等基層人員，多係從本省農村招募來的，他們出身貧寒，鄉土觀念重，對蔣介石強行改組雲南省政府，把滇軍數万子弟驅至東北打內戰，是不滿意的，他們經常受到警官的打罵和欺壓，目睹舊社會“人吃人”的現象和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狀況，對國民黨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他們雖然在長官的驅使下，被迫參加鎮壓學生運動，但經過學生的宣傳教育，他們中的多數是同情學生運動的。有一個警察，在押送一名被捕學生時，私下將學生放走，自己也跑了；有的主動接觸進步學生，提出參加革命的要求。因此，黨組織認為在反動的警察界中，仍有開展革命工作的基礎；在解放昆明的關鍵時刻，利用這支警察武裝力量，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
1948年3月初，省工委指定市工委高志遠領導昆明的敵情工作，專門在軍、警、憲、特中建立關係，發展進步力量，掌握情報，為我所用。當時提出的方針是：“拉出來，打進去，鑽到敵人心臟裡燒鍋煮飯。”按照我黨在白區工作的方針：“發展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力量，孤立頑固勢力”，在昆明警察界，力求實現瓦解下層，爭取中層，孤立上層，長期埋伏，隱蔽精幹，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在組織上嚴守地下工作組織紀律，嚴格把關，個別吸收，單線聯繫，不搞公開或半公開活動。因此，在警長以下警士中，只是大力發展外圍組織，但不發展黨員。
後來根據形勢的發展，在警察中又採取了“建立關係，教育分化，發展下層，爭取中層，利用上層，等待時機，為我所用”的工作方針。其具體工作是：
1 加強形勢教育，提高覺悟，吸收進步可靠的下層分子參加外圍組織。
2 了解警察系統內部情況，查清故特組織人員。
3 根據情況獲取巳蓋章的空白出境通行證供組織使用。
4 了解敵特逮捕、跟踪我地下工作和進步人士，鎮壓學生運動的情報，及時向組織報告。
5 了解我被捕被押人員情況，傳遞消息，並儘可能暗中提供保護。
在1949年6月以前，黨在警察界的外圍組織是單線、平行、多頭領導的。介紹人是什麼組織，就用什麼組織名稱。如有的用“新聯”，有的用“民青”。到1949年9月前，警察界共有盟員約70餘人，其中“新聯”約26人，“民青”約15人，“工盟”1人，其餘為“警盟”。
警察系統是敵人控制很嚴的單位，一些警察參加黨所領導的秘密外圍組織是要冒很大危險的，他們絕大部分都能盡力完成組織上交給的任務。如“民青”成員周映邦，為了弄清警察局系統的特務情況，機智地從總局會計室工資冊中，抄出特務名單，包括姓名、職務等情況。 “新聯”成員熊紹皋，以曾任內勤督察員掌握簽到簿之便，向周映邦提供了部分特務名單。省警務處“民青”成員李德欽，通過管理檔案之“新聯”成員李佐臣，抄出警宮中“特警班”畢業人員名冊(因在“特警班”受過訓練的，都是軍統特務)。各單位盟員，也基本上把本單位的領導人員、特務等情況，向組織上作了匯報，為掌握敵情和發展組織，提供了可靠材料。
解放前，敵人在汽車東站、火車北站、南站及碧雞關，皆設有檢查關卡，對我地下工作人員來往安全威脅很大。警察一、五、六等分局盟員，設法獲取一些已蓋章的空白通行證交組織使用。如1948年初，“七·一五”事件、“九·九整肅”前後，在幾次由昆明向“邊縱”輸送幹部中，這些通行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的盟員甚至還親自掩護我工作人員出關。
在情報方面，如“民青”成員李明昌，獲得刑警隊要逮捕傅翼聲的名單後，及時轉告了組織，使其得以安全轉移。在“七·一五”事件前，各分局已奉命準備棍棒、石灰包、繩索、水龍頭等工具，準備武力進攻雲大、南菁，“警盟”成員均及時向組織先作了匯報。
1949年6月，市委副書記賴衛民接替高志遠，領導昆明市敵工工作。為了適應全國即將解放的新形勢，又提出在原有的基礎上，在警察界要大力發展基層，爭取發展中上層的方針，逐步變敵人控制的城市武裝為我黨實際掌握的力量，以便一旦需要，能聽從我黨號令行動。具體部署是：
1 印發了“警盟”章程，推動發展工作，章程宗旨指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爭取全國早日解放，建設新民主主義新中國。”
2 調整組織，把各條戰線發展的，用不同組織名稱的警察界外圍組織成員，統一在“對敵工作領導小組”領導之下，編入“警盟”組織，參加“警盟”組織生活。警察界之外圍成員，一律用“警盟”的組織名稱。
3 加強“警盟”領導力量，除田秉熙外，又調來朱人傑分管“警盟”工作。隨後又調來“民青”成員李世瓊、李培源、李澤民等乾部，參加“警盟”的領導工作。
4 改變過去只在警長以下發展成員的規定，可以在警察界中層人員中發展組織。
根據上述精神，在警察總局的科員、督察員，在各分局的巡官、局員中，只要弄清不是特務，政治歷史清楚，積極靠攏我黨的，都可以發展。一些中層人員，多是1949年6～9月期間發展的。當時分局長一級僅段文弼1人。
警察系統到起義時共有4名黨員。盂端楷是上級轉來的。 11月，由田秉熙介紹，賴衛民批准，又發展了周映邦、李德欽、畢旺3人入黨。
1949年10月，孟端楷提出可否發展警察總局長李志正參加“警盟”的問題，經“對敵工作領導小組”討論，認為李志正政治上屬於地方勢力，而警察局又是重要的城市武裝，為了在昆明解放時便於掌握控制警察武裝，可以吸收共加入“警盟”。討論後決定由孟端楷於10月底介紹李參加“警盟”。有幾個分局長在起義後也參加了“警盟”
9月6日，得知盧漢赴渝的消息後，在警察局航檢站工作的孔杰(“新聯”)，及時告知周映邦轉報田秉熙。黨組織估計到形勢可能逆轉，及時採取轉移人員等相應措施。 “警盟”成員還提供了部分通行證，供轉移人員使用。
“九·九整肅”事件期間，交通隊的盟員，向組織提供每晚的巡邏口令，對敵工作領導小組在“整肅”期間，除轉移了吉明星、段鐵軍外，其餘人員照常工作，未發生任何問題。根據情況變化，為了鞏固組織，曾暫時停頓了一段時間的發展工作。
10月份，解放軍已向西南挺進，為了做好解放昆明的準備工作，組織上佈置一些“警盟”成員向上層人士散發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即“約法八章”)。七分局等單位的“警盟”成員，繪製了昆明市警崗分佈圖，各單位“警盟”成員設法將管區內的社會檔案取出交組織上抄錄保存備用(包括上層社會如國民黨軍政要員、資本家、社會名流的住址、財產等情況，也包括黑社會如小偷、流氓、幫會、姻館、娼妓等情況)，為接管和改造舊城做好準備，還摸清各單位的特務及反動分子名單，佈置專人監視其活劫；對重要文書檔集、槍械、物資、器材等佈置專人負責保管。為了防止昆明解放時遭受敵特破壞，還列出各管區內的重點保護對象，如電廠、自來水廠、銀行、倉庫、糧站、工廠、機關、學校等，採取相應措施。到起義前夕，警察系統所有單位都有了“警盟”組織，人員總數約120餘人。起義後，為了加強對起義官警的工作，更好發揮警察這支城市武裝的作用，“警盟”組織又繼續進行發展工作，曾經發展了部分分局長及警察人員參加了“警盟”組織，總人數達170餘人。
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義。 11日，賴衛民傳達省市委決定：對敵工作領導小組分為市委保衛部及臨時軍隊工作委員會兩部分。保衛部掌管鎮反肅特及維護昆明社會治安工作。指派朱人傑、團培寬進入雲南省臨時軍政委員會公安處(後增加吉星明)，掌管肅特工作；田秉熙掌管昆明警察系統的“警盟”組織並參與市人聯警察聯合會的領導工作，以及社會治安工作。公安處及警察局實際成為我保衛部掌握的兩個公開機構。當天，賴衛民還指派朱人傑接上李志正的“警盟”關係，並交待三項任務：
1 將已彙編成冊的特務名單交李志正，要他“照單請客”，大力搜捕敵特。
2 維護好昆明社會治安，保證不出大問題。
3 調整各分局領導班子，盡可能安排“警盟”成員擔任領導。公安處成立後，將李志正交田秉熙領導。
黨組織及時向各單位“警盟”成員傳達了鎮反肅特及維護治安兩大任務。全市警察在黨組織的號召下，積極行動起來。周映邦等黨、盟員，調任分局領導職務；各單位“警盟”成員，直接接受我保衛部交給的任務，盡職盡責協助逮捕管區內潛藏的特務分子，加強日夜巡邏及崗哨執勤，維護好社會鐵序。
為了更有效地掌握警察武裝，黨組織指示由田秉熙領導組成以黨員周映邦、李德欽為正副主任的“昆明市警察聯合會”(簡稱“警聯”)和以“警盟”骨乾為領導的各分會，作為我黨領導的“昆明市人民團體聯合會”的一個組成部分。 “警聯”成為盧漢起義到接管這段過渡時期實現我黨領導的維護社會治安的組織形式之一。其任務有：教育全體官警加強學習，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繼續揭發撿舉潛藏特務，確保昆明市的社會治安秩序，並積極做好迎軍工作。
為了加強黨對警察系統的具體領導，黨組織專門從大中學校、義勇自衛隊及服務行業的反特小組中，抽調20餘名黨盟成員(如馬運春、馮育章、鄭培祿等)，派入總局及下屬各單位，擔任政治指導員，開展時事政策學習，做好接管準備工作。
從起義至接管的3個月中，“警聯”由於得到全市人民支持，也得到起義當局警備部隊及全體官警的極積配合，嚴厲鎮壓反革命和敵特分子的破壞活動。雲南起義順乎潮流，深得民心，全市人民渴求解放，鼓舞了廣大軍警人員，積極行動起來投入保衛昆明的鬥爭，使昆明的社會治安秩序空前良好。
在昆明保衛戰中，地處前沿陣地的警察局六、七、八分局，停止休假，嚴守崗位，加強站崗巡邏，並抽出部分警察武裝，配合起義部隊阻擊進犯敵人，如總局“新聯”成員李明昌，被派赴七分局組織了一批警察，在陣地上堅持了五天五夜，沒有一人動搖；“警盟”成員王佐權等扼守玉皇閣電廠；市警局感化院，星夜趕製了大批石料，運送昆明修築城防工事；市警局衛生科，組織救護隊、擔架隊，救護傷員等，都為保衛戰勝利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在此期間，也發生過幾次重大案件，市委保衛部決定由田秉熙領導成立偵破指揮小組，由黃秉新(“警盟”)負專責，限期全部破案。如四川逃昆特務唐去非，勾結昆明流氓分子吳耀輝等人組成團伙，搶劫瓦倉莊8號王宅，將搶得的財物裝上王家吉普車拉走，並打死王家一人。偵破指揮小組立即在兩三天內抓緊偵破該案，報請臨時軍政委員會批准，將主犯唐去非、吳耀渾、張良相等三人槍決。另有一夥匪徒到雲津市場後街，搶劫一姓李的洋紗老闆，五分局接到報案後立即出動武裝圍捕，匪徒開槍拒捕，當場被擊斃，並將其同夥多人分別緝捕歸案。這幾起案件的及時偵破，鎮懾了敵人，維護了社會治安。
在迎軍工作中，“警聯”還擔任了迎軍籌備會副指揮，負責維護治安。公安處及警察局幹警配合義勇自衛隊，分段包乾，嚴密防範，在萬人空巷，盛況空前的迎軍行列中，未發生任何問題。
回憶這一階段的鬥爭，在全國勝利形勢發展的鼓舞下，由於地下黨組織的正確領導，“警盟”組織有了大的發展。到昆明起義時，地下黨昆明市委保衛部巳基本上掌握了這支警察武裝，在肅反及維護社會治安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績。昆明社會治安空前良好，人民生活安定，從而保障了昆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順利地實現了軍事接管。
解放戰爭時期，雲南地下黨組織根據形勢的發展和對敵鬥爭的需要，在雲南省政府警衛營這支有900餘名官兵的部隊裡，逐步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敵人的武裝最終為我黨所控制，為促進盧漢起義，迎接昆明解放，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集團不顧全國各階層人民要求和平和休養生息的願望，蓄意發動反人民的內戰，妄圖一舉消滅我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並排除異己，以實現其反動的獨裁統治。 1945年冬，蔣介石乘全部滇軍入越受降之機，以武力“改組”雲南省政府，逼龍雲下台，並強令全部滇軍開赴東北充當內戰炮灰，削去盧漢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的兵權，另委以雲南省政府主席的職務。
1946年2月，當年指揮千軍萬馬顯赫一時的盧漢，出於“保己、擁蔣、反共”的打算，坐視滇軍數万官兵遠離桑梓，隨身帶領該方面軍的特務團回到昆明，出任省政府主席。盧漢正是以這個團為基礎，建立了雲南省政府警衛營，作為他的貼身衛隊，擔負雲南省軍政首腦機關省政府、雲南綏靖公署、雲南省保安司令部及其看守所、武器彈藥庫、富滇銀行金庫，以及盧漢西山、翠湖私宅的警衛任務。
也正是在這個警衛營裡，在其甫建之初，雲南地下黨便開始了秘密工作。之前，中共地下秘密黨員朱家壁曾擔任過特務團團長，在這支部隊中有較大的進步影響，火種早已播下。
1946年3月，警衛營班長劉運宗(劉濤)，自越南迴昆明後與其過去的同窗好友昆華工校學生李雲(中共地下黨員)相遇。劉運宗過去在特務團朱家璧親自主辦的軍士補習班裡曾受過進步影響，懷有愛國進步思想，在與李雲的接觸中，通過閱讀進步書刊，逐步接受了黨的民主革命主張，並接受了工作任務。經過嚴格考察，於1947年8月由李雲介紹劉運宗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9月，劉運宗介紹營裡另一班長李富參加黨的秘密外圍組織“雲南民主青年同盟”(“民青”)。 10月，李劍秋聯繫劉的組織關係並領導開展黨在警衛營裡的兵運工作。
當時，黨組織依然遵循黨在白區工作的方針，即“長期埋伏，隱蔽精幹，積蓄力量，以待時機”，要求劉運宗在不損害革命利益的前提下，取得其上級的信任，站穩腳跟，學會在敵人軍紀控制森嚴、嚴禁秘密結社的軍隊里傳播革命道理，發展建立革命組織的本領。
當時，警衛營第一任營長穆錦春與副營長龍雲沛之間素有矛盾，穆以營長職位獨攬人事、財務大權，不把龍雲沛放在眼裡。龍雲沛因不能插手營裡的事務而對穆不滿，並仗著他與盧漢的姻親關係而不賣穆的賬。穆、龍互相傾軋。穆思想反動，佈置親信監視進步分子的活動，劉運宗在營內的活動一度曾引起穆的懷疑，這對黨的秘密工作威脅很大。
依據黨的對敵鬥爭策略“發展進步勢力，團結爭取中間勢力，孤立打擊頑固勢力”，劉運宗決定充分利用龍、穆之間的矛盾，爭取龍雲沛，打擊穆錦春，只有這樣才能在警衛營中站穩腳跟。
1947年10月，龍雲沛舉辦婚事，四連部分官兵前去幫忙，留下事務長劉運宗在連里執勤。劉運宗集合星期天值班士兵安排補假，被穆錦春發現。穆藉口追究劉未請示報告，將劉禁閉起來，並親自搜查劉的書籍，企圖加害於劉，進而追究龍雲沛包庇重用劉運宗而達到將龍雲沛擠走的目的。幸得劉運宗同室的排長鄭運詢的掩護，穆錦春搜查一無所獲。龍雲沛回營得知就事後，對穆大為不滿，與穆大吵了一場，並迫穆釋放了劉運宗，事後，劉運宗便向龍雲沛檢舉揭發穆錦春私自動用原特務團的生產資金做棉紗股票生意中飽私囊，冒領，貪污糧餉，排斥打擊昭通(龍系昭通人)勢力等情況，加深了龍對穆的不滿。龍雲沛乘穆錦春販運槍彈案發之機，向盧漢告發了穆的罪行，結果穆錦春被撤職查辦，由龍取代穆當上了警衛營營長，並隨後調走了穆的親信。
在黨的正確方針指引下，劉運宗通過這場鬥爭不僅保護了自己，站穩了腳跟，還進一步取得了龍雲沛的信任，於1948年4月被提升為三連排長，在同年8月成立營直屬特務排時又調為特務排排長，擔任盧漢辦公廳及翠湖住宅的警衛任務，成了名副其實的盧漢貼身衛隊長。黨在警衛營的鬥爭，首戰告捷。
1948年4月，劉運宗介紹二連事務長張義、三連班長楊漢清參加“民青”。 7月，劉運宗的組織關係轉歸中共昆明市工委負責人高志遠領導的敵情工作組，由吉星明負責聯繫。市工委敵情工作組專門領導在“敵人心臟裡燒鍋煮飯”的工作。對警衛營的工作，高志遠專門指示：“不要再等，要爭取教育，發展組織，鞏固地盤，伺機進攻，蒐集情報，為我所用”。發展組織時，按照“發展下層，團結中層，爭取上層”的原則進行。緊接著，在長期紮根串連的基礎上，劉運宗便又介紹了下層士兵朱繼洲、張忠貴、魯以華、高家秀、李玉祥、儂玉柱，排長鄭運詢，軍醫殷俊才等參加了“民青”。
1948年9月，昆明市工委正式成立以高志遠為領導的敵情工作小組(簡稱敵工小組)，成員有吉星明，田培寬。敵工小組認真分析總結了此前在警衛營的工作，認為，過去一段時間的工作經驗證明：在敵人控制森嚴的部隊裡開展兵運工作，應當絕對審慎秘密，方式方法不同於學運工作。根據黨的“團結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力量，孤立打擊頑圖勢力”的方針，黨在警衛營的工作重點和基礎是團結廣大下層士兵。劉運宗根據組織要求，繼續採取過去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與士兵打成一片，關心他們的疾苦，為他們排憂解難，仗義執言，向長官爭職合法權益，與他們交知心朋友，談心訴苦，並因勢利導，啟發其階級覺悟，引導他們認識解放哉爭勝利形勢和日益高漲的昆明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並在此基礎上組織秘密讀書會，傳閱進步書刊，待時機成熟時即吸收積極分子參加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民青”；還領導“民青”組織成員學習《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古田會議決議》等黨的文件，並定期傳閱秘密刊物《新華電訊》。
組織同鄉會，聯絡感情。這種形式易為一般在外吃糧當兵的士兵及下層官所接受。在同鄉會中，廣泛地把士兵團結在我們周圍，從中發現並掊養積極分子參加黨的外圍組織。劉運宗利用招募新兵的機會，在新兵中組織了宜良、嵩明、晉寧、江川、華寧昭通等六個同鄉會。
為了把士兵團結在我們周圍，劉運宗還利且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以及自己身為事務長的合法身份，以穩定部隊為由，說服龍雲沛改善士兵生活，活躍士兵文化生活，成立伙食委員會，由士兵輪流擔任採購，民主管理士兵伙食，用節餘糧款及空缺糧餉購買肥皂發給士兵。同時利用伙食委員會這一公開合法組織秘密進行革命活動。 1948年劉任排長後，帶領全排士兵到西山盧漢住宅值勤時，還請漁民到警戒區內捕魚分成，改善士兵生活，購買文具用品發給士兵學習文化。還組織“小先生”互教互，每週開一次學習評論會，啟發士兵的民主意識。
1949年11月，敵工小組決定接收李富入黨，介紹人為劉運宗，由田培寬負責為其辦理入黨手續，其組織關係由田培寬單線聯繫。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為雲南的革命鬥爭指明了方向，力爭按綏遠方式實現雲南局部和平解放。
4月，敵工小組增加成員，調整分工。 4月初警衛營的工作轉由田培寬負責。自此，敵工小組又稱敵工支部。
為貫徹黨中央指示精神，敵工小組研究了新形勢下警衛首要的工作。認為：黨在白區城市工作的主要特點是：黨沒有武裝而敵人卻掌握強大的武裝。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爭取雲南的和平解放，敵情工作的首要任務應當是爭取變敵人的武裝為黨所控制，在時機成熟時，按照黨的號令行動。這應當成為我們在警衛營進行兵運工作的指導思想。
過去，我們認為哪怕是爭取到一個班長，扛一挺機槍到游擊隊去也是好的，能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警衛營的秘密組織成員，一般都有這種思想，就連黨員劉運宗，李富也都要求到游擊隊去“甩開膀子乾一場”。黨中央的指示，開闊了我們的視野，我們不應當只追求爭取部分的攜械起義，這樣反而會過早地暴露我們的力量，導致失掉地盤。相反地，我們應當穩定盧漢這支部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遇與條件，大力發展黨的外圍組織，鞏固並擴大地盤，為達到變敵人的武裝為黨控制的武裝而工作。
當時可以為我們所利用的機遇與條件，比比皆是，雲南地方統治勢力與蔣介石中央之間的矛盾，根深蒂固。蔣介石排斥異己，打擊非嫡系力量的獨裁措施，不僅引起地方勢力的上層，而且也引起中下層的普遍不滿。 1946年滇軍在海城的起義，以及其後滇軍在東北的投誠，起義，還有云南游擊戰爭的開展，無不對地方勢力產生強烈的影響。雲南盧漢的軍事教導團就曾出現“此路不通，去找毛澤東”。的標語。在地方保安團隊的官兵中間，客觀上存在著一股日益高漲的反蔣潛流。只要我們的政策正確，方針得當，無疑可以把這股潛流匯集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中去。
東北我軍在起義或被俘的滇軍中下級軍官中，施以反蔣愛國的教育之後，部分資遣回雲南，利用其與盧漢的舊屬關係，予盧漢以影響，爭取盧漢走起義的道路。時值盧漢為求保住其生存地盤與蔣介石抗衡，竭力不斷擴充地方保安團隊的力量，大量起用回滇軍官，如委任張秉昌為保安團團長，委任李煥文為警衛營營長等等。同時盧漢還採用東北迴滇軍官建議，仿照我軍辦法，在保安團隊建立政工製度，以鞏固保安團隊。
除分析地方勢力與蔣中央的矛盾之外，我們還分析了地方保安團隊內部存在的矛盾。認為，不論在哪個層次的工作中，都要貫徹我黨的“團結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一貫方針。蔣軍內部的最根本的矛盾，是官兵之間的矛盾。廣大士兵多出身貧苦農民，深受壓迫、剝削，在軍隊裡又受長官軍閥統治的壓迫、剝削，團結下層土兵是我們工作的出發點，不如此，我們便失去依託的力量。此外在官長與官長之間，也存在著各種複雜的矛盾，諸如行伍出身與軍校出身的互相看不起，盧漢的親信與非親信之間的矛盾也時時發生，競連正職與副職之問也存在磨擦等等。
凡此種種，無疑都是我們在“化敵為我”的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的機遇與條件。
1949年3月，警衛營在原特務排(又稱手槍隊)的基礎上擴建為特務隊(連的編制)，有官兵90餘人，專門負責盧漢的貼身警衛任務，隊長龍雲青是盧漢的外甥。特務隊脫離警衛營，劃歸保安司令部建制。敵工支部乘龍需要幹部之機，通過警衛營長李煥文將黨員李富調該隊任事務長，從而在該隊建立了據點。爾後又乘龍雲青需要政工人員之機，敵工支部通過李富向龍介紹，派黨員劉彪進入該隊擔任政工人員，其組織關係由李富聯繫，協助李在該隊開展工作。
同月，盧漢委任自東北迴滇的李煥文為警衛營營長，李煥文早在40年代初曾跟隨朱家璧工作。 1949年11月，東北我軍敵工部林堅佈置李煥文攜帶被俘滇軍將領盧浚泉(系盧漢的叔父)給盧漢的介紹信回滇，要盧漢安排李的工作，盧浚泉要盧漢搞“雙保險”，一面向蔣介石要權、要錢，要槍以擴充實力，一面找共產黨掛勾，尋求退路，周旋於國共兩黨之間r李回滇後意欲參加游擊隊，後經早年認識的我黨黨員王子近勸說：“游擊隊有你一個不多，無你一個不少。擔任警衛營長要職，我們求之不得。”李接受勸告，於3月正式到營就職。由我“邊縱”駐昆聯絡員朱華(黨員)與李聯繫，並發展其加入“新聯”。 9月，經市委副書記賴衛民同意，由田培寬介紹李煥文入黨。
同年3月，吉星明介紹自東北迴昆明的滇軍軍官何思恭參加“民青”，其組織關係由田培寬單線聯繫。同月，李煥文邀約其九十三軍老同事何思恭進入警衛營擔任政工室主任。
4月，警衛營劃歸保安十一團為第一營，原任務不變。李煥文升任十一團副團長兼一營(即警衛營)營長後，經組織指示，成立軍士集訓隊，訓練軍士，並由組織派進“民青”及“新聯”成員呂鏗(7月在警衛營入黨)、方旭(後入黨)、沈光祖(後入黨)、楊建勳、肖慶和、田蔚、曹遠達、楊家福、劉實錄、陳磊、瞿天真、吳東弼、侯萍、黃星、楊彭澤、張崇典等近20入進入軍士隊及警衛營任政工人員。
1949年5月底，高志遠調離昆明至思普區工作，次月，由昆明市委副書記賴衛民接替領導敵工工作。自此，敵工小組又稱對敵工作領導小組。
在此之前，黨組織共有兩條互不溝通的線在領導警衛營的工作，一條是敵工小組領導的劉運宗一條線，另一條是“邊縱”駐昆聯絡員朱華領導的李煥文及呂鏗等一條線。黨組織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決定將朱華領導的一條線全部並歸對敵工作領導小組，朱華聯繫的李煥文及派入營內的政工人員呂鏗等的組織關係全部轉由田培寬聯繫，從而實現了統一領導。
緊接著，在警衛營內成立黨的支部，劉運宗為書記，接受對敵工作領導小組的領導，由田培寬聯繫。李富也參加警衛營黨支部，接受劉運宗的領導。劉運宗、呂鏗、沈光祖三人又組成三人小組，每周集會一次，田培寬到會參加研究營內的工作。三人小組分工負責領導排以下盟員。劉運宗領導二、三連(劉此時已升任連指導員)，呂鏗(任連指導員)領導機槍，迫擊砲連，沈光祖(任連指導員)領導一、四連。以排為單位成立盟小組，以連為單位成立盟核心小組(三人小組成員分別參加)。於是，在組織上做到了營有支部，連有核心小組，排有盟小組，班無空白，從上到下地控制了這支部隊。在宣傳工作上，先由黨支部及三人小組作出決定，再通過何思恭(“民青”)以政工室主任公開身份貫徹，特務隊也參加。
李煥文就任警衛營營長及保安十一團副團長後，為警衛營的工作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掩護條件，黨在警衛營下層官兵中的外圍組織發展工作，此後有了很大的發展。 1949年6月，對敵工作領導小組在警衛營內正式啟用“新民主主義軍人同盟”(“軍盟”)的組織，稍後又適應士兵文化低，寫自傳有困難的情況，啟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工作隊”(“武工隊”)的組織，開展組織發展工作。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橫掃江南殘敵，勢如破竹，人民革命的最後勝利已成定局。蔣介石統治集團內部，分崩離析，眾叛親離。以盧漢為代表的去南地方實力派已由“保已、擁蔣、反共”逐步轉向“保已、拒蔣、容共”。盧漢通過龍澤匯與“邊縱”領導取得聯繫，為邊縱提供了部分武器彈藥。這些武器彈藥就是由李煥文派革命力量較強的一、三、四連先後押送轉交“邊縱”的。這在警衛營及保安團的一些軍官中，已是公開的秘密。
7、8月間，昆明上空瀰漫著各階層人民盼望早日解放的氣氛。 《山那邊呀好地方》、《金鳳子開紅花》等等革命歌謠響徹大街小巷，毛澤東主席著作的油印小冊子也已在街上公開或半公開發售。昆明局勢的變化不能不影響到警衛營的官兵。
李煥文根據黨的指示，在西站舉辦軍土集訓隊，並由黨組織派入的政工人員在集訓隊建立由呂鏗負貴的歌劇隊，大力開展宣傳教育及組織發展工作。
黨組織教育警衛營的黨盟員，在形勢順利發展的面前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和高度的政治警惕。 8月，由於對軍士集訓隊的宣傳失去控制，個別歌劇隊員上政治課時公開引用馬克思的言論，被一個頑固分子抓住不放，揚言要上告，後經李煥文出面調停才告平息。軍士隊結業時，又邀請駐地附近大中學校學生舉行文娛聯歡晚會。在這之後，特務隊在五華山上也仿效邀約一些學生舉辦了一次文娛聯歡營火晚會，大演大唱革命內容鮮明的歌舞節目。這些發生在盧漢鼻子底下的事，是得到了盧漢默許的。雖然如此，警衛營的黨盟員，在歡聲笑語盼解放的氣氛中並未喪失革命警惕性，組織上仍然嚴守地下工作紀律。
後來，形勢出現暫時的逆轉，盧漢屈服於蔣介石的壓力，發動了“九·九整肅”事件，全部歌劇隊員(呂鏗除外)迅速安全撤離了警衛營，大部分疏散下鄉參加武裝鬥爭。早在“九·九整肅”事件前，黨組織就已自警衛營撤退了黨員劉彪及方旭，讓他們下鄉參加武裝鬥爭，因此，黨盟組織成員無一暴露身份。
1949年7月底，特務隊一名昭通新兵因不滿特務隊發放安家費不公平而開了小差，被副隊長余永德及二分隊長陸光燦抓回。余永德集合全隊訓話，揚言：“外邊學生講共產，鬧革命，我們隊裡有沒有？要鬧就沒有好下場，要開小差就像今天這個樣子。”隨即將新兵按倒，連打幾百扁擔。這個新兵傷重又未得到治療，死後被強行掩埋，激起全隊士兵的強烈憤怒。盟隊員有的便提出：“以命抵命，幹掉餘、陸，到'邊縱'去。”
對此事件，倘若我們採取任何過激的反應，都會導致過早暴露我們的力量而最終使我們喪失警衛營及特務隊這塊重要地盤。因此，我們必須從全局的利益出發，因勢利導，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田培寬與李富一起分析了形勢，分析了龍雲青與餘、陸之間早巳存在的矛盾，決定抓住這一血的事件，廣泛教育和團結士兵，在盟員中進行一次階級教育，採用恰當的方式孤立打擊餘、陸。李富據此在全隊中進行了艱苦深入的工作，並向龍雲青投遞匿名信，揭露餘、陸暴行，要求懲辦兇手，全部發放規定的安家費，以平民憤，穩定軍心。龍雲青回隊得知打死新兵事件，又收到了匿名信，十分不安，隨即追問併申斥了余、陸的行徑。餘、陸的威風受到了打擊。龍雲青也不得不全部發放了安家費。特務隊黨盟員及廣大士兵從這一事件中看到了自己團結鬥爭的力量，受到了鍛煉。
隨後，李煥文在全營宣布：以後官長不得打罵士兵，不得吃空額，剋扣士兵糧餉，實行經濟公開，深得士兵擁護。 1949年9月，我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追殲南逃之敵，西南的解放指日可待。蔣介石集團不甘心失敗，仍作垂死掙扎，夢想憑藉雲南省橫斷山脈負隅頑抗。雲南地下黨組織及“邊縱”的武裝鬥爭蓬勃發展，城市的民主運動日益高漲，這對蔣介石妄圖在西南建立最後的反共基地是一個最大的障礙。為了防止後院起火，腹背受敵，蔣於8月25日由台灣趕到重慶，電召雲南省主席盧漢赴渝面授機宜。
盧漢赴渝之前，佈置省政府警衛營在五華山構築工事；命特務隊派出便衣到北教場附近偵察二十六軍的動態及監視憲兵的活動；規定官兵一律不得外出，加強戒備，與各保安團保持聯繫，準備對付中央軍對五華山的突然進攻。
9月8日，盧漢由重慶返回昆明。軍統特務頭子、保密局西南區區長徐遠舉、副區長周養浩也隨即到達昆明，與保密局西南區副區長、滇站站長沈醉等組成“整肅”指揮部。 9月10日，盧漢根據國民黨中央的“整肅”令下令解散省市參議會，封閉除《中央日報》、《平民日報》以外的所有報刊，並開始逮捕進步人士。 9月12日，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親自來昆坐鎮，繼續進行瘋狂逮捕，企圖通過逮捕審訊破壞雲南地下黨組織，然後，借盧漢之手殺害革命人士並進而迫使盧漢反共到底。
9月10日，李煥文得知盧漢下令進行“整肅”，立即通知呂鏗、劉運宗、沈光祖、李長頤等黨盟員，在組織內作好準備，應付可能出現的突然事件，並聽候行動命令。
一時之間，昆明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幾天之內，被捕的民主黨派、進步人士、革命群眾就達480多人。
面對這突然變化的風雲，省市委對盧漢赴渝回昆後的態度作了種種估計：一是與我翻臉，徹底倒向蔣介石；二是投靠人民舉行起義；三是繼續兩面討好應付，保存實力與我討價還價。當時蔣介石重兵鎮守雲南，解放軍離滇尚遠，盧漢兩面討好，左右周旋的可能牲較大。但要從最壞的方面作準備，防止盧漢翻臉不認人。為此，對敵工作領導小組根據市委指示，及時向警衛營及特務隊作了緊急防範部署：
1 要求黨盟支部及全體黨盟隊員，必須堅守崗位，聽從組織號令，沉著應戰。
2 一切活動立即轉入隱蔽，不到接頭時間，不許接頭。
3 停辦軍士集訓隊，立即撤退全體歌劇隊員。
4 在黨盟員中進行氣節教育。
在工作部署上，謹防盧漢與我翻臉，必要時使用警衛營力量，乘敵在五華山召開軍政首腦會議之機，實行“兵諫”，逼迫盧漢宣布起義。若盧漢西遷大理，則在行軍途中相機扣留，迫其起義。
對敵工作小組亦根據上級指示調整自身組織，撤退可能暴露的吉星明，其工作由田培寬接替。田培寬所管警衛營的工作全部交王裕昆負責。
10月，局勢未進一步惡化而呈現穩定的局面，為爭取盧漢繼續靠攏人民走起義道路，我黨由防衛又轉入了進攻。
對敵工作領導小組向敵軍政警憲上層投遞《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國民黨軍政警特人員接到信後，大為恐慌，紛紛託人聯繫找退路。
對敵工作領導小組在特務隊建立“軍盟”分支部，李富擔任書記。
11月中旬，盧漢最後一批釋放了“九·九整肅”中的被捕人員，局勢已經明朗。在此前後，對敵工作領導小組部署做好迎接昆明解放的準備工作：
1 警衛營、特務隊應做好盧漢的保衛工作，加強駐地及周圍的警衛，防止特務下毒手。
2 上下一齊動手，掌握好部隊，做好作戰準備。
3 匯集部隊人員、武器彈藥裝備，軍官簡歷及思想狀況，政治傾向等材料，交組織備用。
4 各連排佈置專人監視政治思想反動的軍官，防止其搗亂破壞。
5 發動廣大士兵保護好物資及文書檔案。
截至1949年12月9日，警衛營內共有黨員6人，“民青”、“新聯”、“軍盟”成員157人，“武工隊員”145人，全部黨盟成員304人，佔全營官兵的1／3；其中，正副營長3人中有黨盟員2人，正副連長12人中有黨盟員9人，正副指導員13人中有黨盟員12人，排長18人中有盟員13人，正副班長108人中有盟隊員83人，事務長6人中有盟員4人，排服務員18人中有盟員15人，連部上士18人中有盟員10人，士兵732人中有盟隊員114人，政工室、軍需室、軍械室、副官室、書記室、醫務室等六個部門中有三個部門的負責人是盟員。特務隊官兵共90人，其中有黨盟員39人，佔全隊官兵的43%強，事務長以上人員共8人，其中事務長、副指導員和兩個分隊長是黨，盟員，班長、軍需、軍械上士共11人，其中盟員8人。警衛營和特務隊的黨盟隊員，已經按照黨的號令，團結全體官兵，作好充分準備，迎接昆明起義。
在內戰危機嚴重存在的形勢下，中共雲南省工作委員會根據中央和南方局指示精神，除了繼續抓好城市鬥爭外，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準備農村游擊戰爭上。 1948年2月，朱家璧等人接到省工委關於要他們回來搞武裝鬥爭的通知，率領基於隊七十餘人，進入以彌勒西山和路南圭山為中心的彌瀘地區，點燃了雲南反蔣武裝鬥爭的烈火，開闢了雲南游擊戰爭的第一個根據地。為迎戰敵人的進攻，該地區組成了游擊隊。 5月，這支人民革命武裝命名為“雲南人民討蔣自救軍第一縱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雲南人民的解放軍在戰火中正式宣告誕生了，雲南人民的解放鬥爭進入了以武裝鬥爭為主的新時期。
一縱活躍在南盤江兩岸，多次打退蔣軍進攻，瓦解地方武裝，使滇東南人民武裝鬥爭日趨高漲，並擴展了滇東北游擊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