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03章因勢利導，開展敵情工作與武裝鬥爭

1947年底，雲南人民武裝鬥爭的烽火已經點燃，為了及時掌握敵情，保衛黨的組織免遭破壞，配合農村武裝鬥爭及城市民主運動的開展，1948年3月中共雲南省工委書記鄭伯克決定在昆明抽調幹部開展以情報工作為主要內容的敵情工作，由市工委委員高志遠領導並直接向鄭伯克匯報工作。在實際工作中逐步總結經驗，明確對敵工作的方針政策，規定應遵守的組織紀律，在敵軍、警、憲、特中先後建立了一些據點，發展組織。 1948年6月，昆明學生奮起響應京滬學生開展反對美帝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復活的運動，7月，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革命師生近千人被捕。在這場尖銳、複雜的鬥爭中，從事敵情工作的同誌及時摸清了反動派鎮壓學生運動的預謀和監獄裡刑訊逼供革命師生的重要情報，對保衛黨的組織，保護革命群眾，發揮了重要作用。鄭伯克從實際工作中感到必須加強敵情工作的領導，遂於1948年9月建立了敵情工作小組(又稱敵工小組)。

1949年初，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國民黨的徹底失敗已成定局。為了加快敵情工作的步伐，於1949年3月又增派了乾部參加敵情工作小組(此時敵情工作小組又稱敵工支部)，仍由高志遠領導。國民黨反動派的和談陰謀破產後，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於4月21日渡過長江，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全國解放在即。黨組織不失時機地抓住有利形勢，改變過去“長期埋伏”的方針和單線聯繫的方式，實行多頭並進、全面滲透、放開手腳、積極主動進攻。為保護昆明，迎接解放，加快敵情工作步伐。 1949年5月，高志遠調思普區工作，由市委委員(1948年昆明市工委改為市委)賴衛民接替領導敵情工作，此後敵情工作小組又稱對敵工作領導小組。 1949年9月，國民黨反動派在昆明發動“九·九整肅”運動，鎮壓革命力量。這時，對敵工作在保衛黨組織和革命群眾中，發揮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1949年12月9日昆明起義後，為適應當時形勢的需要，市委決定對敵工作領導小組一分為二：成立昆明市委臨時軍隊工作委員會，其任務是：依靠黨盟力量，鞏固起義部隊，發動組織起義官兵，保衛起義果實，迎接軍事接管整編，成立昆明市委保衛部，其任務是：肅清特務，鎮壓反革命，粉碎敵人裡應外合陰謀，保障昆明社會治安。經過昆明保衛戰、鎮反肅特、維持社會治安和迎軍等緊張工作，1950年2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昆明，3月4日成立昆明市軍事接管委員會。至此，解放戰爭時期昆明黨組織領導的對敵工作宣告結束。在此期間，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敵軍警憲特中發展了黨的外圍組織盟員近千人。 開始，鄭伯克提出對敵工作的指導方針是：“打入敵人心臟，動搖、瓦解敵人”。後來，又進一步提出“打進去、拉出來，鑽到敵人的心臟裡燒鍋煮飯”。經過一段工作實踐證明，“打進去”極為不易，即便進去了也只能擔任敵營一般下層人員，很難掌握和獲取敵人的重要情報。因為，敵人的軍警特系統的基本骨幹，都是經過專門學校和培訓班畢業的。相反，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進展，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各種矛盾不斷激化，呈現分崩離析，促使敵營里大多數人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前途與出路，客觀上出現了從敵人內部分化瓦解出二部分力量來為我所用的可能。 1948年5月，刑警大隊大隊附潘少卿雖是軍統的骨幹，但他不得勢，受排擠，又與敵工小組李榮光是表兄弟親戚關係，我們通過教育爭取他為革命工作，與敵工小組建立了政治上的聯繫。 1948年7月，軍統息烽五期訓練畢業的李培霖，因跟踪共產黨員不力，被軍統滇站假煙毒案牽涉，關進法院，後被軍統滇站開除，也被爭取過來。敵情小組於1949年1、2月，先後兩次向國民黨在昆明的特務分子秘密投遞警告信，指名道姓地要他們放下屠刀，靠攏人民，並向他們宣傳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對敵政策，指明出路，從而加劇了敵人內部的分化。如中關合作所訓練班畢業的軍統特務郭蔭南，在昆明刑警隊任職，他在收到警告信後，看清了反動派即將滅亡的命運，便請長假離開了刑警隊，到嵩明投奔游擊隊。敵情小組掌握情況後，要他回昆明參加敵情工作，經過實踐考核，發展他參加了秘密進步組織“雲南救國正義同盟會”。敵工小組通過各種關係，爭取了一批類似上述情況的人員，再通過他們互相串連，在警察總局、刑警大隊，甚至在保密局滇站的公開機關保防處裡，都建立了一些關係。敵情工作小組用“拉出來”的辦法，在警備總部軍法處、省府警衛營、憲兵十三團、保安團、第六編練司令部等敵營裡建立了關係，發展了秘密革命組織。事實證明，根據客觀形勢發展所引起的敵營的變化倩況，敵工小組靈活執行對敵工作方針，把“打進去，拉出來”及時改變為以拉出來為主，打進去為輔的做法是完全正確而行之有效的。

中共雲南省工委根據黨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把昆明的“一二一”學生運動，“李、聞慘案”、“反飢餓、反內戰”、“七一五”反美抗日等鬥爭中培養鍛煉的大批骨幹逐步疏散到農村和民族地區，加強農村根據地的建設。農村武裝鬥爭的蓬勃發展，進一步推動了城市愛國民主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 1948年11月，中共昆明市委成立，省工委、市委根據解放大軍向南進軍的形勢，加強了城市民主運動的領導，發展壯大了黨的組織和外圍組織，進一步擴大反蔣統一戰線。這些工作對擴大和鞏固農村根據地起到了積極的配合及支援作用。 1948年初，按照黨中央的戰略部署，經過長期準備後，中共雲南省工委在敵人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山區、少數民族地區點燃了武裝鬥爭的烽火，人民游擊戰爭在雲南全省迅猛發展。昆明地區先後在路南、嵩明、尋甸、祿勸、宜良、安寧、富民、晉寧、呈貢等縣發展了黨的組織，組建人民武裝，開展武裝鬥爭，建立了農村游擊根據地和新的人民民主政權。

石林縣的武裝鬥爭1948年2月，中共雲南省工委決定以石林圭山、彌勒西山等少數民族地區為重點，點燃武裝鬥爭的烽火，逐步推向全省。在省工委和彌瀘地委的領導下，石林縣的武裝鬥爭從發動群眾“反三徵”、組織秘密武裝開始，經過長期艱苦的鬥爭，逐步發展成一支主力部隊、游擊隊、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使石林成為滇桂黔邊區的重要根據地之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3年的游擊戰爭中，石林2000多名優秀兒女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所屬二支隊、三支隊、十支隊、一支隊和六支隊，足跡遍及雲南大部地區和廣西、貴州，有127位烈士為解放戰爭獻出了年輕而寶貴的生命。經過武裝鬥爭的考驗，石林縣的黨組織有了很大的發展，先後建立了縣委、區委、鄉黨支部和游擊隊中的各級黨組織，建立了縣、區、鄉、村4級人民政權。組織了農會、婦女會、兒童團等組織。石林縣的武裝鬥爭，是彌瀘地區武裝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黨的統一領導下，並肩戰鬥，相互支援，石林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發展，成為昆明市的革命老區縣之一。

1948年冬，中共昆明市委對敵工作小組計劃在嵩明縣組織一支小規模的精幹武裝，在昆明外圍的交通幹線兩側山區，開展游擊戰，伺機襲軍車、截軍火、懲敵特，支援我根據地和城市愛國民主運動。 1949年初，敵工小組派李榮光(民青成員)回到嵩明協助胡和光拉起一支10多人的武裝。 3月，隊伍發展到百餘人。部隊番號“雲南人民討蔣自救軍嵩明游擊大隊”。 4月中旬，隊伍發展到200多人，大隊即擴編為支隊，下設3個大隊，胡和光任支隊長，群眾稱之為“胡支隊”。 5月，胡支隊發展到700多人。胡支隊的建立，受到了嵩明地下黨的重視和省工委的關注。 6月，省工委決定對胡支隊整編，部隊建立黨支部。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第三支隊嵩尋游擊大隊番號。游擊大隊在中共嵩(明)尋(甸)特支的領導下，活動於嵩尋兩縣及嵩昆邊境地區。 10月，游擊大隊奉命編入邊縱六支隊，又轉戰於滇東北的沾益、宣威、會澤和貴州省的威寧等地。該大隊既是戰鬥隊，又是宣傳隊、工作隊，在宣傳發動群眾，支援游擊根據地建設，打擊地方反動勢力，配合主力阻擊國民黨潰軍和迎接解放大軍解放雲南的鬥爭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宜良縣城北部的馬街(原稱邑和鄉)，地處宜良、嵩明、馬龍、石林等縣邊界，是敵人統治的薄弱地區。為配合當時滇東南、滇東北的武裝鬥爭，中共雲南省工委決定開闢宜良馬街的工作，在此地建立革命組織，發展革命武裝，建立革命根據地。 1948年3月，省工委委員侯方岳通過嵩明四營葉河煤礦經理何輔臣的統戰關係，派地下黨員李長猛(雲大學生)到宜良馬街小學任校長，以教書為掩護，秘密發展組織。隨後，又增派黨員、“民青”成員到馬街，由李長猛領導在馬街一帶開展工作。 1949年5月，在省工委、昆明市委的領導下，在工運、農運的基礎上，一支由煤礦工人、貧苦農民和知識青年組成的84人的革命武裝，在宜良縣馬街鄉龔家營村正式宣告成立，番號為“滇桂黔邊縱隊嵩宜路武裝工作隊”。省工委委託昆明市委負責人賴衛民親自到部隊作指示和佈署，送給部隊《十大軍事原則》、《古田會議文件》、《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使部隊學習掌握了初步的軍事知識和游擊戰的戰略戰術。懂得武裝工作隊的性質、目的和任務。

明確了在4面均為白色政權、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必須掌握政治與軍事結合，打有把握之仗，不打消耗戰，積極組織群眾和建立革命根據地。 1949年8月底，嵩宜路武工隊改為武工一大隊，宜路陸游擊大隊改為宜良縣武工二大隊，由宜良縣工委領導。 1949年9月，部隊經過幾次戰鬥，不斷發展壯大。至12月，解放了明良煤礦和噴水洞發電廠後，武工一大隊武器增多，青年職工踴躍報名參軍，部隊發展到700餘人。 嵩宜路武工隊先後經過夜襲嘉玲鎮、智取白龍鄉、老爺山剿匪、鋤奸除害、追擊國民黨軍殘部等幾十場戰鬥，斃、傷、俘敵幾百人，繳獲輕機槍10餘挺，步槍、卡賓槍、手槍700餘支，子彈數万發及大批軍用物資。確保了地下交通線的暢通，保護附近電廠和煤礦的安全、完成了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任務。

富民縣是昆明通往羅次、武定、元謀、祿勸以及四川省會理等地的必經之路。 1949年3月，雲南保安司令部決定成立富(民)羅(次)聯防大隊，為雲南省保安團準備後備兵力，鎮壓昆明附近的人民革命鬥爭。中旬，保安司令部任命段峻德為富羅聯防大隊大隊長，到富民組建部隊。段峻德曾在滇軍十八師任過連長，1948年11月加入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民青”。段接到任命後，立即向上級聯繫人朱華作了匯報。經組織研究認為：要利用這個機會打人敵人內部，以合法身分把這支隊伍組建成“白皮紅心”的人民軍隊。 6月，滇北地委派中共黨員萬榮仁到富羅聯防大隊做黨出領導工作。根據段峻德的表現和要求，經萬榮仁、黃宗毅介紹，組織批准段峻德入黨，8月中旬，中共滇北地委批准建立中共富民縣特別支部，任命萬榮仁為特支書記，黨組織又先後派了一些黨員和民青成員到聯防大隊開展工作。 9月中旬，省保安司令部在昆明召開保安聯防會議，決定將各聯肪大隊整編人保安團，堵擊邊縱西進部隊，進攻游擊根據地。昆明市委獲此情報後，立即指示富民特支要在參加聯防會議的縣長回富民之前，把隊伍拉出去靠攏滇北游擊根據地，盡量多帶武器彈藥和軍需品。 9月27日聯防大隊借“剿匪”之名，出發前往羅次，按“邊縱”副司令員朱家璧的命令，10月5日，全隊130餘人，於當夜2點多到達祿豐縣秧草地會合“邊縱”西進部隊，受到朱家璧副司令員的接見。自此，富羅聯防大隊加入西進部隊，後整編為“邊縱”西進部隊第六團二營，轉戰各地，為解放雲南做出了貢獻。

1949年，在祿勸、武定兩縣山區，誕生了一支以彝族為主體，漢、苗、傈僳等各族子弟共同組成的人民革命武裝——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三支隊二十五團游擊大隊。當地彝族人民親切地稱為“阿斯塔厄梭”(即我們一家人)。 5月，祿勸彝族青年三支隊二十五團團長張天祥，奉命率領二十五團進入祿勸、武定一帶開闢新區。在軍事打擊地霸、反動武裝的同時，廣泛開展政治宣傳、發動群眾，建立基層政權。先後在祿勸、武定兩縣山區建立了29個鄉的解放委員會。 當二十五團進駐祿勸河外三鄉時，湯朗的彝族青年、土司後裔金洪照派人到部隊聯繫，要求帶著自己率領的人槍參加解放軍。經團黨委研究決定，團長張天祥和團政治處副主任趙綬先(彝族)，親自到金洪照家鄉，講明部隊同意接收金洪照的50多人槍參加解放軍，聽候整編。

6月初，二十五團對金的武裝進行整編、教育和訓練。又有30多名彝族青年自願報名參軍。 7月初，三支隊黨委決定在尋甸款莊馬街(現屬富民縣)全面整訓部隊，金洪照率隊前往，在支隊代司令員楊守篤、政委許南波等領導的親切關懷下，隊伍發展到150多人，部隊素質有一定提高。三支隊黨委決定，將這支隊伍編為二十五團游擊大隊，下設兩個中隊，任命金洪照為大隊長，李希明為教導員、張崇德為副大隊長(後為張國彬)，韋家驤為副教導員，一批黨團員和“民青”成員被派到連隊，分別擔任分隊長、服務員、政治戰士。 9月初，滇北地委從地方工作團又抽調一批黨員幹部到部隊加強政治工作，游擊大隊正式建立了以李希明為書記的特別支部。這時祿勸中學和西康會理的一些進步學生，在地下黨的組織下，陸續參加到部隊中來，大隊擴建了第三中隊和政工隊，發展為一支300餘人的隊伍。由於認真做好爭取、團結民族上層的工作，連彝族小頭人張宗俊兄弟兩人，也帶10餘人槍參加了游擊大隊。雲龍鄉彝族上層開明人士楊漢森，其女兒楊國秀是抗日時期昆明中法大學學生、中共地下黨員。三支隊二十五團來到後，楊漢森主動捐款獻糧支援游擊隊。楊漢森被群眾選為鄉解委會主席，雲龍鄉成為祿、武地區一塊比較鞏固的根據地。 游擊大隊奉命由二十五團建制劃歸滇北地委領導後，擔負了建設和保衛根據地的任務。祿、武革命新區，在二十五團到達後的2個月，在解放29個鄉的同時建立了鄉解委會。二十五團調離滇北後。滇北地委工作團在游擊大隊的配合下，對群眾進行了發動工作，對解委會進行了調整、充實和加強。同時，還建立農會、婦女會、民兵等組織，開展“反三徵”、減租、減息等工作。 10月上旬，雲龍鄉古宜村惡霸地主普光祖組織反動武裝，企圖殺害地方工作幹部，奪取武器，發動叛亂，當即被游擊大隊擊潰。游擊大隊官兵把根據地當作自己的家，群眾把子弟兵當作親人，群眾看到游擊隊像當年的紅軍一樣，親切地說“紅軍回來了！” 二十五團游擊大隊，從成立到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獨立第二團，近10個月的時間，完成了支隊和地方黨組織交給的掩護、配合地委工作團打擊地霸武裝、鞏固新區的任務，使這支武裝和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 1949年9月19日，安寧縣義興鄉、八街鎮在中共安寧縣特別支部領導下及峨山游擊大隊的支援下，在八街地區舉行武裝暴動，成立“義(義興)八(八街)人民自救軍”，宣布八街解放，成立“義、八人民解放委員會”。義、八地區52村有48村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八街地區武裝暴動的成功，義八人民自救軍和義八人民解放委員會的成立，使國民黨安寧縣和雲南省當局大為震驚，急忙從呈貢縣調來保安十六團進占八街，妄圖撲滅安寧的革命烈火。在此情況下，經省工委同意，安寧特支從安寧、羅次調集部分黨員、盟員於10月8日到義興鄉大營村，與義八人民自救軍會合，成立安(寧)祿(豐)羅(次)游擊大隊，共400餘人。 10月30日，邊縱九支隊四十一團機砲連和一營400餘人，在支隊司令員余衛民、副政委袁用之率領下到達義興鄉；中共滇中地委通知昆陽縣、峨山縣派出武工隊和基幹民兵100多人前來支援。 11月5日，敵保安十六團向我賴烏包山陣地進攻，被我擊退，敵死傷百餘人。我方有4個同志光榮犧牲，12個同志負傷。賴烏包山戰鬥打擊了國民黨軍隊的囂張氣焰，粉碎了圍攻峨山解放區的陰謀，保衛了義八、昆陽內九區游擊根據地。 11月27日，安祿羅游擊大隊、九支隊四十一團的一個排與易門縣武工隊擊退易門縣常備中隊李希堯部，解放易門蘭英區；29日，接應易門縣一中隊禹鵬率隊起義。 12月21日，安祿羅游擊大隊奉命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滇北護鄉團一營。 1951年1月9日，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獨立第二團一營。這支武裝的成長，對建立和鞏固游擊根據地，為雲南的解放做出了貢獻。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雲南黨組織先後派黨員李德和、李群傑等到昆陽開展抗日救亡活動。昆華師範、昆華工校疏散到晉寧；昆華女中、華僑中學疏散到呈貢；昆華女師、市立女中疏散到昆陽。黨的青年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昆師黨支部等在各縣開展了抗日救亡宣傳活動。 1947年1月，雲南黨組織先後派黨員楊策、周濤等到呈貢、昆陽、晉寧工作，在3縣的中學師生中和農村積極發展黨員、“民青”成員。 1949年5月後，3縣先後建立了縣工委、縣委和區工委組織。 8月，省工委將呈貢、昆陽、晉寧劃歸滇中地工委領導。根據省工委的指示，昆陽等3縣暫不宜搞武裝鬥爭。黨組織的任務是積蓄力量，在各縣發展黨的組織和外圍組織；做好統戰工作；在農村組織農會、婦女會等，開展反對國民黨的徵兵、徵糧、徵稅鬥爭；在有條件的鄉、鎮，組成“白皮紅心”的兩面政權；在學校中開展學生運動；做好省工委交給的轉送幹部工作任務。 1949年3月，峨山縣黨組織派黨員吳禹文到昆陽縣內九區對景真美地主武裝進行爭取改造工作，景真美不接受整編，將大部分人員拉去投靠蔣世才部隊。 5月，峨山黨組織派一個工作組第二次到內九區發展農會、婦女會、民兵等組織，建立村人民政權。 7月，滇中游擊支隊副政委王庚率一大隊到昆陽內九區木柞村，幫助成立昆陽內九區人民政府，任命吳禹文為區政府主席，決定在全區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吳在木柞、木杵榔村發展農民普同明等6人為中共黨員，建立第一個農村黨小組。 10月，建立內九區武工隊，武工隊員60多人，隊長柏自芳。武工隊配合民兵，在九支隊四十一團石寶玉排的支援下，於11月在石曹河擊潰景真美地主武裝，使內九區與峨山根據地聯成一片。 1949年10月下旬，中共滇中地委擴大會議提出：“要求廣泛發動群眾，在各縣立即開展武裝鬥爭，做好建立各級政權的準備”。昆陽縣於11月23日在寶山鄉干海孜成立昆陽游擊隊，隊員105人。 12月上旬，經過3次戰鬥，打垮了反動武裝護路中隊70餘人。 12月11日，根據滇中地委10月擴大會議決定，在游擊隊的基礎上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滇中護鄉第六團”，團長傅學義，政委董學隆(兼)，副政委陳述，全團300餘人。晉寧護鄉團於12月19日在竹園村成立，後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中護鄉第七團，計200餘人，團長楊鴻璋、政委楊策；呈貢縣於12月16日在劉家營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滇中護鄉第八團，400多人，團長楊貴，政委王茂(兼)。 12月22日，“邊縱二支隊四團(即九支隊四十一團)到達呈貢。次日，呈貢護鄉團、晉寧護鄉團一部配合邊縱二支隊四團，在高登村後面和左衛與中衛村之間阻擊從昆明潰逃的國民黨第八軍、第二十六軍。在追擊中，先後俘潰散官兵數十人，收繳機槍一挺，步槍數十支。 晉寧護鄉團成立後，國民黨晉寧縣長勾結江川縣縣長等人組織“反共自衛游擊軍”，抗拒接管和解放。由於晉寧縣委對常備中隊的策反及統戰工作，1950年1月5日，常備中隊分隊長吳嘉富(民青)在六街三印村率隊起義，帶領官兵100餘人，到晉寧縣城參加護鄉團。昆陽、晉寧、呈貢護鄉團的成立及發展，對打擊地方反動武裝，阻擊、追擊國民黨潰逃軍隊，以及為雲南的解放做出了貢獻。 昆明城市民主運動的持續發展，為農村武裝鬥爭輸送幹部和領導力量，在政治上、物質上提供了支援。游擊根據地的建立和武裝鬥爭的節節勝利，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態勢，動搖了雲南反動統治的基礎，有力地支援了城市民主運動的開展。 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以後，省、市工委把經過城市愛國民主運動鍛煉的一批批昆明學生、工人、職業青年派到農村參加武裝鬥爭。 1947年“人權保障”運動後，學校中已暴露的黨、盟員和進步師生100多人被撤退到農村工作；1948年，在大規模的城市民主運動中，特別是“七一五”反美抗日運動以後，省、市工委抽調大批黨員骨幹、外圍組織成員、大中學校師生、工人和各種專業人員，投入農村武裝鬥爭。 1949年“九九整肅”前後，僅到滇中地區工作的昆明學生、工人、店員、文藝工作者就有500多人。至此，黨組織歷年從昆明及各地城鎮抽調到農村工作的人員近萬人。大批知識青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深入發動和組織工農群眾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武裝鬥爭中，許多知識青年飲彈沙場。由於城市與農村鬥爭緊密結合，擴大反蔣統一戰線與集中打擊反動勢力結合，依靠各族人民群眾與爭取民族上層人士相結合，昆明和雲南農村的人民游擊戰爭，得以迅速發展。 1948年11月，中共雲南省工委根據上海局的指示，在中共昆明市工委的基礎上，成立中共昆明市委員會，書記陳盛年、委員賴衛民、高志遠。此後，由省工委直接管理和領導的昆明市的企事業單位和職業界的黨組織逐步移交昆明市委統一領導。在各大、中學的黨組織已恢復正常活動的情況下，市委認真總結了城市鬥爭的經驗教訓，把發展黨的秘密外圍組織與發展各種合法的、公開的群眾組織結合起來，推動了城市的反蔣愛國民主運動和農村的武裝鬥爭。 昆明市各級黨、盟組織依靠群眾，千方百計地為邊縱提供軍需物資。為保證省工委、市工委(市委)與游擊區的聯繫，基層黨組織先後建立了多個從昆明通往全省各地的地下交通聯絡站，護送幹部、轉運物資、傳遞文件情報。其中僅從設在宜良縣段官村的交通聯絡站，就接送過領導幹部和青年學生1000多人，購買並轉送7萬多斤大米到路南游擊根據地。鐵路職工在朱楓等組織下，利用川滇、滇越鐵路，向游擊根據地運送人員、武器和其他物資，在鐵路沿線設有接送站，保證了交通線的暢通。 雲南反蔣武裝鬥爭的迅猛發展，游擊根據地的不斷鞏固和擴大，有力地促進與推動了城市民主運動。昆明“七一五”反美抗日運動後，有1000多名師生被捕。雖然政府當局迫於各方面的壓力陸續釋放了這些師生，但昆明學生中處於第一線的黨、盟員已經暴露，只得撤往游擊根據地；“九九整肅”前後，昆明市數千名黨的地下工作人員也陸續轉到游擊根據地。大批黨、盟員和積極分子到農村，既增強了游擊區的力量，也更好地保護了乾部。游擊根據地的發展壯大，鼓舞和吸引著廣大革命青年，到“山那邊去”成為當時許多革命青年的心願。 1947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蔣管區發動農民武裝鬥爭問題的指示》，要求蔣管區黨組織“依靠群眾，大膽細心地發動群眾，既勇敢又謹慎地領導鬥爭，在斗爭中建立和組織武裝力量與農村游擊根據地。”中共雲南省工委遵照黨中央的指示，繼續領導城市民主運動，不斷派遣幹部到農村加強和發動農民武裝鬥爭，兩者相互配合，緊密聯繫。當時作為溝通城市與農村的秘密地下交通線，成為武裝鬥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此，省、市工委從1947年8月至1949年底，先後建立了通往滇東北、滇東南、滇中等游擊區、根據地的數條隱蔽的地下交通線，巧妙地突破了敵人的關卡封鎖，從昆明源源不斷地向農村傳遞信息、轉送幹部、轉運武器物資等，有力地支援了農村的武裝鬥爭。 1947年2月，為便於對路南武裝鬥爭的聯繫和指導，省工委利用國民黨行轅兵站總監、雲南田賦糧食管理處興辦私立宜良光德小學正在物色教師的機會，派共產黨員陳敬思、趙以群到宜良縣城光德小學，以教師職業為掩護，在光德小學建立了聯絡站，負責昆明與路南等地的交通聯絡，逐步形成了一條交通線。 1948年2月，省工委在路南圭山、彌勒西山發動了反蔣武裝鬥爭，建立了“一支人民的軍隊”，開闢了圭山、西山游擊根據地。為了加強對游擊戰爭的領導，又先後在昆明、宜良建立了地下交通聯絡站。在宜良段官村李士娘家建立了交通站，由畢恆光、董剛和學生許立、劉輝康4人為交通員；在宜良七星村董剛家中建立了七星村地下交通站。由董剛負責，先後發展了董克寬等4人為交通員，為便於交通聯絡，又在靠近火車站的時家巷建立了交通站；在昆明小堆子巷，由李士娘購房建立了交通站，並與地下黨員朱華負責的曉東街聯絡站取得聯繫；為了防備七星村交通站暴露，造成聯絡中斷，省工委指示由董剛在宜良大山後建立地下交通站，交由李浩負責，發展了李沛、李炳壽等人為交通員。上述交通聯絡站組成了一條從昆明通往滇東、滇南游擊區的重要地下交通線。 1948年3月，省工委選定四營作為通向宜良、路南、陸良、瀘西、彌勒、羅平等廣大游擊區的一個地下據點，派林堅(黨員)、錢達明(“民青”)到四營火車站，經過考察，吸收了火車站站長李家麟加入“民青”，建立了四營火車站聯絡點。 1949年6月，昆明市委指示：昆明郊區處在敵人統治中心的城市周圍，可秘密發動農民掌握武器，但不宜開展武裝鬥爭。郊區特支的主要任務是：打通城市東北、西北和南面(水上)的地下交通線，保證昆明與邊縱活動地區的聯繫。根據市委指示，郊區特支決定由書記陸介福負責西郊工作；組織委員施萬惠負責西、北郊工作；宣傳委員汪潤分管東、南郊工作。 1949年8月，上述3個方面交通線的建立，已初步形成了一個秘密交通聯絡網，在“九九整肅”事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從1947年8月到1949年底，從昆明通往各地的交通線主要有：由昆明市綏靖路(長春路)——宜良光德小學——路南、瀘西游擊區；由昆明曉東街、圓通街——宜良時家巷、段官村——七星村、大山後——路南、瀘西等地；由昆明五華山布珠巷——四營火車站——宜良馬街——羅盤區；由昆明市小西門外紅廟村——梁家河——明朗村——轉安、祿、羅游擊隊；由昆明市北郊大羊腸村——麥地村——松花壩——龍頭村——轉嵩、尋游擊隊；由昆明篆塘——從滇池到昆陽古城——轉送安寧，易門；由昆陽縣城——轉送玉溪、峨山、新平游擊區；由昆明東郊的小石壩——大板橋——渾水塘——嵩尋游擊區。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各條交通線上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上級交給的各項任務：運送武器、彈藥。 送往路南、瀘西游擊區的長短槍1000餘支、輕機槍4挺和大批的彈藥；送往羅盤游擊區的長短槍100餘支。通過滇池水路交通線，運送電台、武器、彈藥到昆陽、安寧轉游擊區。護送領導幹部及盧漢的聯絡代表，護送侯方岳、祁山等領導人10餘次，往返於昆明——宜良——路南——瀘西等地；護送省工委和邊縱領導人莊田、林李明、鄭伯克等往返於昆明至游擊區；護送雲南省主席盧漢的全權代表龍澤匯到游擊區與邊縱副司令員朱家璧、副政委鄭敦會談。 轉送幹部、師生、工人、職員、先後送往路南、瀘西等游擊區的師生、工人、職員達1000餘人；送往羅盤地區的師生達100餘人；昆明市郊區水、陸交通線護送幹部、師生達500餘人到各游擊區。傳遞省工委的文件和指示、重要情報。先後送往游擊區的藥品10餘箱；運送大米、銀元(半開)、一大批革命書籍和地圖(三卷)；同時還轉移了一批經地下市委蒐集的敵特照片和重要資料的收藏。 1950年3月軍事接管前後，這批照片和重要資料在搜捕敵特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白色恐怖下，交通員始終嚴守黨的機密，用自己的生命保護了同志。昆明市郊區特支水上交通線的活動，引起了警察局四分局的注意，警察局連續兩次傳訊特支水上堡壘戶、水路負責人李應賢。警察對其拳打腳踢，但他始終沒有暴露組織秘密。 1949年10月，馬榮柱等為執行一項任務到嵩明阿子營，與游擊隊聯絡員楊兆鬥接上頭，在阿子營宿營，不料被縣常備隊包圍，楊光斗被敵人抓住吊打。為了保護同志的安全，楊始終堅強不屈，隻字未供。宜良段官村李士娘被捕人獄後，不考慮個人的安危和家庭的得失，敵人採用電刑、壓槓和皮鞭拷打審訊，但她絲毫沒有向敵人吐露任何實情。為了保護組織，保護被捕同志，她把責任全部由自己和家人承擔，並說服其女兒在監獄中編造口供，承擔責任，使敵人放鬆了對其他被捕同志的審訊，免遭敵人的酷刑。黨組織在李士娘家建立交通站後，兒子、姑娘、兒媳、孫女都參加了接待過往人員的工作。李土娘從燒水、做飯、護理傷病員、洗衣服到籌備生活費用、傳遞情報都做了精心安排。 “九九整肅”前後，從昆陽轉送的410多名幹部、師生，都是由昆陽街四鋪47號傅學義家、安企村楊湛家、古城李祖德家全力做好接待。有的黨組織還通過“農民翻身會”把群眾動員起來，掩護過往人員的安全。黨組織還認真做好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他們對地下交通線的建立和發展有很大的幫助。昆陽縣委在古城這個轉送點，首先通過社會關係做好幾家士紳的統戰工作，向他們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宣傳解放戰爭的勝利形勢，爭取他們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從古城轉送的160多名幹部、師生，多數都食宿在開明士紳的家裡。從昆明乘木船來的干部、師生得到李潤墀全家人的熱情接待，“九九整肅”事件後，昆明縣政府派縣常備隊抓捕昆明市郊區特別支部書記陸介福，由於在國民黨昆明縣政府負責地下統戰工作的吳盛虞及時傳遞情報，黨組織能盡快將陸介福轉移，使反動派的陰謀未能得逞。昆陽縣城區在轉送從昆明乘船轉送來的20多名幹部、師生，因下船後未接上關係，便自行向玉溪方向行走。他們在路上引起了國民黨昆陽縣護路中隊譚懷義的懷疑，結果被全部抓捕，移送鄉公所關押。縣委得知這一情況後，即時派人做鄉長尹憲邦的工作，經過爭取教育，使尹不得不同意放行。黨組織及時將20多名幹部，安全轉送到了玉溪、峨山、新平等游擊區。為了保證聯絡站、交通員及護送人員、物資和傳遞信息的安全，黨組織規定：地下交通員只能單線聯繫，不能發生橫的關係；為了防止意外，規定了一套特殊的秘密的工作方法，如接頭時的預約特徵、信號、暗語等，以及萬一暴露時的口供和對情報的處理等，事先都有周密的佈置，保證了各項任務的完成。 1948年3月，為了及時掌握敵情，中共雲南省工委決定，在昆明抽調幹部開展以情報為主要內容的敵情工作，先後派市工委委員高志遠、市委副書記賴衛民直接領導此項工作：先後成立敵情工作小組，敵工支部，對敵工作領導小組。成員有吉星明、田培寬、田秉熙、朱人傑等。省工委提出對敵工作的指導方針是：“打入敵人心臟，動搖、瓦解敵人”。後來又進一步提出“打進去、拉出來，鑽到敵人的心臟裡燒鍋煮飯”。經過一段工作實踐證明，“打進去”極為不易，即便進去了也只能擔任一般下層人員，很難掌握和獲取敵人的重要情報。根據解放戰爭我軍取得重大勝利的有利形勢，敵人內部分崩離析的情況，我們有可能利用矛盾，爭取教育，分化瓦解，拉出一些人為我所用。 遂採取了“拉出來為主，打進去為輔”的工作方針。敵工組織開始曾用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民青”及“新聯”的名義，吸收敵營中轉向革命且具備了條件的人員。不久，即發現它與敵工工作的特點不相適應，萬一不慎，還會暴露這兩個秘密外圍組織。為了適應敵工工作的特點，按照共產黨的原則建立既有革命性又有群眾性的秘密組織，對開展革命工作更為有利。 1948年8月，經省工委批准建立“雲南救國正義同盟會”，隨著形勢的發展，1949年5月，經省工委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義軍人同盟”(簡稱“軍盟”)和“新民主主義警察同盟”(簡稱“警盟”)這兩個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此外還在省府警衛營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工作隊”等一些秘密革命組織，分別採取嚴格認真考核、個別慎重發展、領導嚴格把關的辦法，對敵人軍、警、憲、特中適合條件的人員，發展為外圍組織成員。至1950年2月，在昆明敵軍、警、憲、特中發展了黨的外圍組織盟員近1000人。為了用公開合法的名義掩護秘密工作的開展，還在敵軍中以同鄉會、兄弟會等形式，吸收組織敵營中的群眾。對一些身分特殊的人員，則只建立政治聯繫和工作關係，不發展參加黨直接領導的秘密革命組織。 1948年7月，昆明學生開展“反美抗日”運動，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革命師生近千人被捕。在這場尖銳、複雜的鬥爭中，敵情工作的同誌及時摸清了反動派鎮壓學生運動的預謀和監獄裡刑訊逼供的重要情報，對保衛黨的組織，保護革命群眾，發揮了重要作用。 九九整肅”時，反動派逮捕了共產黨員及進步人土480餘人，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風提出名單堅持要殺害200人，並企圖借盧漢之手來實施這一陰謀，以便拉盧漢下水，迫使其反共到底。在此情況下，黨組織一方面通過統戰關係警告盧漢要絕對保證被捕人員的安全，一方面發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積極開展營救工作。盧漢採納了社會各方面的建議，巧妙地把看管審判權從保密局滇站移交到雲南綏靖公署軍法處。盧漢又以案情重大為由，故意拖延審判過程，抵制了毛人風、沈醉殺害這批人的陰謀。最後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盧漢利用蔣介石與李宗仁的矛盾，由代總統李宗仁電令盧漢“酌情從寬處理”，全部釋放了被捕人員。 經過一段時期的工作，黨在敵人軍、警、憲、特中的外圍組織有了很大發展。特別是在省府警衛營中發展很快。到1949年9月，在該營中已有黨員4人，“民青”、“新聯”成員60多人，“軍盟”成員92人，“武工隊”戰士145人。做到營有黨支部，連有核心組，排有小組。秘密掌握了這支武裝。黨組織從警衛營及其控制的人員中選派了重機槍射手，爆破技術員等，攜帶炸藥、導火線、雷管、手搖點火機等器材到邊縱參加戰鬥；省府警衛營營長李煥文(中共黨員)派人將邊縱駐昆聯絡站秘密購置的數千套軍服、藥品、武器彈藥、文化用品等封裝好，貼上保安司令部的封條轉送到邊縱；李煥文還從保安司令部取出3套軍用地圖交游擊隊使用，為支援“邊縱”武裝鬥爭起到特殊的重要作用。盧漢想不到自己的貼身警衛部隊竟會直接、間接地為共產黨所控制。 在警察系統，1949年9月，已有“警盟”成員70多人，各單位都有了“警盟”組織。昆明起義前夕，警察系統共發展了黨員4人，盟員100餘人。昆明市警察總局局長李志正，也在起義前夕參加了“警盟”組織，加上一部分中層警官，基本上可以為我所用。敵工組織利用敵警察機關的特殊職能，掩護開展革命工作。警察局裡的秘密外圍組織成員，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取出已蓋好公章的空白出入境通行證，供黨組織轉移下鄉的同志使用，讓他們能夠安全順利地通過敵人的檢查關卡。 “邊縱”游擊隊在祿勸縣行軍途中遭到地霸武裝的伏擊，被俘10餘人，關押在祿勸、武定兩縣政府的監獄，共產黨員利用保安十二團駐防該地之機，以團長名義出面，聲稱保安團要擴充兵員，把被俘的10餘人要了出來，並將他們送回游擊隊。敵工組織還派人打入敵二十六軍的諜報人員訓練班，利用工作關係取得二十六軍的電台呼號、波長和密碼本交邊縱使用。 昆明黨組織還通過上層統戰關係了解敵情變化，爭取中上層人士，收到了明顯的成效。敵工小組人員經常保持和知名民主人士、民政廳長、民盟成員的聯繫，起到了特殊的、別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如羅次縣地下黨負責人被羅次縣政府逮捕，就是敵工組通過安恩溥出面疏通釋放的。 1949年9月，盧漢在重慶與蔣介石密謀準備在昆明大肆逮捕、鎮壓革命力量後，敵工小組通過楊杰和安恩溥及時了解到盧漢的一些思想動向，為爭取盧漢，掌握時機，採取對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敵工組織經過長期工作，到解放戰爭後期，已經比較全面地掌握了軍統在昆明設置的公開和秘密機構，人員分佈和大部分軍統人員的姓名、住址、面貌特徵、照片等資料，同時還獲取了保密局在昆明的潛伏應變計劃及活動情況。使黨組織和革命人民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從而發動群眾組織起來保廠護產，防止反革命破壞。 12月9日，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張群奉蔣介石之命來昆，籌劃佈置國民黨中央機關遷昆計劃。盧漢乘機借張群名義於當晚8時在青蓮街官邸召開有國民黨第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第八軍軍長李彌；保密局滇站站長沈醉等一批國民黨中央在昆頭目參加的緊急會議，一舉扣押了這些頭目。當天下午5時，盧漢把這項任務佈置給其親信綏靖公署特務隊隊長龍雲青及省府警衛營營長徐振芳，要他們挑選可靠人員，執行任務，並嚴守機密。龍、徐二人共挑選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參加共產黨秘密組織的19人(黨員1人，“民青”、“軍盟”16人，武工隊員2人)。這些同志經過共產黨的教育，接受任務後，嚴格保守了這一重要機密。當參加會議的國民黨軍政首腦到齊後，他們扣壓了這些反動頭目，完成了這一歷史性的任務。 盧漢率部在昆明起義後，昆明市委根據當時的形勢及昆明的嚴重敵情，提出鎮反肅特、保障昆明社會安定、保衛起義成果的中心任務。起義當局成立臨時軍政委員會，由昆明市委派出保衛部的三名幹部進入該委員會的公安處，直接掌管公安處的工作，依靠過去積累的資料和工作基礎，從12月13日起在昆明展開了對敵特和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搜捕。從昆明起義到軍事接管。總共逮捕了敵特及反革命分子1290人。這對維護昆明社會安定，粉碎敵第二十六軍、第八軍裡應外合進攻昆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昆明保衛戰中，起義部隊暫編第十三軍三十八團團長李煥文，接受了中共昆明市委臨時軍工委“英勇殺敵，保衛昆明，保衛黨組織”的命令，他身先士卒，在螺螄灣血戰中，堅守住了陣地，重創來犯之敵，受到了盧漢的表彰。以“軍盟”成員為團長的三十三、三十一、三十七團也在團長的率領下浴血奮戰，為“堅守待援”贏得了時間。敵軍久攻昆明不下，而人民解放軍又日夜兼程形成對昆明迂迴包圍態勢，第二十六軍和第八軍只得倉惶潰逃，昆明保衛戰於12月23日勝利結束。 昆明警察系統的起義人員，以“警盟”成員為骨幹，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昆明保衛戰，後又成立警察聯合會，為維護社會治安，協助搜捕敵特，協助偵破三起兇殺搶劫案件等方面，均做出了貢獻。 雲南地方勢力與蔣介石中央之間的矛盾，淵源久遠，根深蒂固。蔣介石集團排斥異己的獨裁政策，歷來為地方勢力所不滿。這種不滿情緒，在地方軍警憲特人員中，不時都會表觀出來。他們基於一定的鄉土觀念和桑梓情誼，在昆明的人民民主運動中，只要不觸及其地方勢力的利益，他們往往採取觀望、中立的態度，在地方軍政中下層人員中有的還對人民民主運動表示同情和支持。隨著東北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滇軍一八四師在海城起義，六十軍在長春起義，其餘滇軍或投誠或被殲，這對雲南地方勢力產生了巨大的震動與影響。黨中央深刻分析蔣盧矛盾，制定正確政策，直接部署和進行爭取雲南地方實力派的工作；對起義、投誠、被俘滇軍中下層軍官施以反蔣愛國教育後大批資遣回滇，都對雲南地方勢力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他們在雲南地方軍警憲特人員中有著同鄉、同事，同學、師生、舊屬、朋友、親屬等等千絲萬縷的關係。解放軍勝利溶江後，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巳成定局，蔣、盧之間的矛盾逐步激化起來。以盧漢為代表的雲南地方實力派逐步由“保已、擁蔣、反共”，轉向“保已、拒蔣、容共”。在此形勢下，敵工組織不失時機，把握機遇，充分利用雲南地方勢力與蔣介石中央之間的矛盾，把工作重點放在爭取地方勢力的軍警憲特系統上，經過長期艱苦細緻的工作，逐步在雲南省政府警衛營、綏靖公署特務隊、保安司令部，保安團，警察局。刑警隊等組織中建立了據點和情報網，開展了工作，逐步地把地方勢力中存在的反蔣情緒匯入到人民反蔣統一戰線的洪流之中，從而削弱、孤立和打擊了國民黨中央頑固勢力。 在有利形勢下，敵工組織不僅把握時機，提出“依靠下層，爭取中上層，孤立反動頑固者”的正確方針。還針對敵人營壘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層次的特點，提出恰當的對策和工作方法開展工作，從而取得了較大的成效。 地方保安團隊的下層土兵，實際上是穿上軍裝的貧苦農民，深受長官的壓迫剝削，渴望解放。敵工組織通過同鄉會，兄弟會，小先生互教互學文化等形式把他們組織起來，通過各種公開合法活動，談心憶苦，啟發階級覺悟，組織合法的經濟鬥爭，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啟發他們的民主意識，通過以上活動，吸收積極分子參加秘密的革命組織，把廣大士兵團結在黨的周圍，形成敵情工作在保安團隊裡的依靠力量。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進展，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搖搖欲墜。在此形勢下，敵營裡的中上層人員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出路和前途。黨組織適時開展政治攻勢，發動群眾，開展對敵軍的分化瓦解工作，“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先後爭取了一批地方保安團隊和軍事機關的營長、團長，科長、處長，警察局的巡官、局員、分局長、大隊附、總局長和其他特工人員靠攏或投向人民，有的經過嚴格審查還加入了黨的秘密外圍組織。 長駐昆明的憲兵十三團，歷來是秉承蔣介石中央的旨意鎮壓民主運動，逮捕革命師生的一支反革命別動隊和監視地方勢力的御林軍。 1948年秋，雲南籍的王栩調任該團團長，經過共產黨的教育和地方民主人士的影響，在他確實表現有所進步後，被吸收參加了黨的秘密外圍組織“軍盟”。之後，通過他做團裡的雲南籍副團長和幾個尉官的工作，逐漸削弱了這個團的反動作用，最後這個團還積極參加了昆明起義。 第四運輸處副處長楊友柏參加“軍盟”後，在地下黨組織發動群眾配合下，利用矛盾，終於擠走了頑固效忠蔣介石的軍統特務頭目——副處長李家傑，促進和掩護了該處革命力量的發展。 1949年秋，蔣介石深感眾叛親離，為防範盧漢靠攏人民走起義的道路，特地佈置保密局滇站加強對盧漢的監視。此時盧漢也成立了保安司令部情報組，蔣、盧互相蒐集對方的情報。敵工小組乘機派遣“軍盟”及“民青”成員程燦章等打入保安司令部情報組，程又利用與軍統有關係的身份，兩邊傳遞情報，進一步激化了盧漢與蔣介石中央的矛盾，獲得了盧漢的信任。 祿勸游擊隊在行軍中遭地霸武裝伏擊，10餘人被俘，關押在祿勸、武定縣政府監獄。保安十二團駐該地區時，團長李煥文以保安團擴充兵員為由，把這些被俘游擊隊員從監獄裡要了出來，使他們回到革命隊伍。 “九·九整肅”時，敵人逮捕了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400餘人，特務頭子、保密局長毛人鳳提名要盧漢批准屠殺100餘人。毛人風陰謀借刀殺人，並藉此迫使盧漢欲罷不能，反共到底。對此，黨組織一面發動社會各界力量積極營救被捕人員，一面通過與盧有親戚關係，長期在盧漢身邊工作的“軍盟”成員、綏靖公署軍法處軍佐劉漢章做盧漢的工作。劉漢章向盧漢曉以大義，揭露毛人風借刀殺人的險惡居心；要盧漢謹慎從事，並建議盧漢應該爭取到審判和管押的主動權。盧漢採納劉的建議，報經蔣介石批准，把被捕人員的看管和審判權限，從保密局滇站要回交給雲南綏靖公署軍法處處長楊振興接管。之後，盧漢以案情重大為由，藉故拖延審判進程；最後利用蔣桂矛盾，乘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來昆之機，爭得李批准由盧漢“酌情從寬處理”，終於將餘下被捕人員全部釋放。 人民解故戰爭迅猛發展，蔣介石反動統治搖搖欲墜，敵營內部惶惶不可終日。敵工小組按照黨組織指示，向敵人發動了政治攻勢，從政治上、思想上進一步動搖、分化、瓦解敵人。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敵工小組通過各種渠道和關係，及時把蔣介石集團發動內戰、進攻解放區的真像，人民解放軍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的勝利，東北滇軍的起義，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南京，以及“邊縱”解放雲南60多個縣城等重大勝利喜訊，在敵營中廣泛傳播，收到了很好效果。 1949年1、2月，敵工小組兩次向昆明的軍統特務投寄警告：信，指名道姓地要他們放下屠刀，停止作惡，靠攏人民，並向他們宣傳共產黨，人民解放軍的政策，引起了敵特一片驚慌，從政治上打擊了敵人的反動氣焰。 1949年2月12日，因國民黨中央銀行昆明分行拒兌金元券，引起群眾不滿，群眾奮起搗毀中央銀行。盧漢親臨現場，下令槍殺無辜群眾21人。為此，黨中央把盧漢列為甲級戰犯，新華社發表短評《警告殺人犯》： 繼本月12日國民黨雲南省偽主席盧漢下令屠殺擠兌偽金元券市民21人的大血案後，本月17日，在國民黨偽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的主持下，國民黨偽淞滬警備司令陳大慶又下令屠殺了上海交通汽車公司3個領導反飢餓罷工的工人，造成了新的血腥事件。與此同時，萬惡的國民黨特務機關正在各地秘密地加緊逮捕和屠殺革命分子秘密處死或投入黃浦江中溺死。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現正重新逮捕一度交保釋放的“未判決的政治犯”，並準備將他們秘密處死。而且這樣做的，還不止上海和西安兩個地方。這種情形，甚至國民黨監察院也不加以隱瞞。該監院在本月15日的一個決議中曾經指出：各地特務機關不僅繼續以政治理由非法捕人，而且他們的這種活動正在變本加厲。這是窮途末路的反動政府屠殺人民的新血債。對於國民黨殺人犯們的這些慘無人道的罪行，全國人民，首先是解放區的人民已表示了正義的憤怒。 這些血腥的事實證明：國民黨反動派由於他們瀕於覆滅而裝出來的虛偽的和平姿態，決不能掩蓋他們正加緊屠殺和平人民的真實行動。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是不願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他們正因為日益接近死亡而十倍百倍地加緊對於人民革命的拼命反抗。這些血腥事件正教育全國人民去認識這個不可移易的真理。我們現在鄭重警告那些表示願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和談的國民黨政治人物：你們如果連這种血腥罪行都不能立即確實的製止，那麼你們就不能使人相信你們的任何言詞，那麼你們就不能表示你們與那些窮凶極惡的國民黨死硬派有什麼分別。至於那些殺人的兇手們，他們決不能逃避他們的全部罪責。中國人民解放軍必將追尋這些殺人犯至天涯海角，務使歸案法辦。戰爭罪犯必須嚴懲，殺人者必須償命，血債必須付出加倍利息。 當時，昆明的官方報紙封鎖這一消息，敵工小組遂將載有《警告殺人犯》的一期《新華電訊》直接投送盧漢公館，引起盧漢很大震動。 1949年11月，根據黨組織部署，對敵工作領導小組利用各種渠道，向在昆的國民黨軍政警憲特中上層人員秘密投送《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約法八章)和二野劉，鄧首長的“四項號召”等，向他們開展政治攻勢，規勸他們看清形勢，投向人民，立功贖罪。接到這些投遞函件後，很多人紛紛尋找出路，靠攏人民，表現進步；頑固分子有所收斂，敵特分子驚恐萬狀。有力的政治攻勢為迎接昆明解放作了廣泛的輿論準備。 國民黨反動派業已拒絕接受和平條件，堅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惡的戰爭立場。全國人民希望人民解放軍迅速消滅國民黨反動派。我們已命令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消滅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軍隊，逮捕一切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實現全國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統一。人民解放軍所到之處，深望各界人民予以協助。茲特宣布約法八章，願與我全體人民共同遵守之。 (一)保護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各界人民，不分階級、信仰和職業，均望保持秩序，採取和人民解放軍合作的態度。人民解放軍則採取和各界人民合作的態度。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壞分子，乘機搗亂、搶劫或破壞者，定予嚴辦。 (二)保護民族工商農牧業。凡屬私人經營的工廠、商店、銀行、倉庫、船舶、碼頭、農場，牧場等，一律保護，不受侵犯。希望各業員工照常生產，各行商店照常營業。 (三)沒收官僚資本。凡屬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經營的工廠、商店、銀行、倉庫、船舶、碼頭、鐵路、郵政、電報、電燈、電話，自來水和農場、牧場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農牧業家私人股份經調查屬實者，當承認其所有權。所有在官僚資本企業中供職的人員，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須照舊供職，並負責保護資財，機器、圖表。賬冊、檔案等，聽候清點和接管。保護有功者獎，怠工破壞者罰。凡願繼續服務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後，准予量才錄用，不使流離失所。 (四)保護一切公私學校、醫院、文化教育機關、體育場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業。凡在這些機關供職的人員，均望照常供職人民解放軍一律保護，不受侵犯。 (五)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責成上述人員各安職守，服從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負責保護各機關資財、檔案等，聽候接收處理。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蹟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別錄用。如有乘機破壞，偷盜，舞弊，攜帶公款、公物、檔案潛逃，或拒不交代者，則須予以懲辦。 (六)為著確保城鄉治安。安定社會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應向當地人民解放軍或人民政府投誠報到。凡自動投誠報到，並將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報到，或隱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窩藏不報者，須受相當的處分。 (七)農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權制度，是不合理的，應當廢除。但是廢除這種制度，必須是有準備和有步驟的。一般地說來，應當先行減租減息，後行分配土地，並且需要人民解放軍到達和工作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後，方才談得到認真地解決土地問題。農民群眾應當組織起來，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行各項初步的改革工作。同時，努力耕種，使現有的農業生產水平不致降低，然後逐步加以提高，藉以改善農民生活，並供給城市人民以商品糧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農村土地問題一樣處理。 (八)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國僑民各安生業，保持秩序。一切外國僑民，必須遵守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進行間諜活動，不得有反對中國民族獨立事業和人民解放事業的行為，不得包庇中國戰爭罪犯，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罪犯。否則，當受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人民解放軍紀律嚴明，公買公賣，不許妄取民間一針一線。希望我全體人民，一律安居樂業，切勿輕信謠言，自相驚擾。切切此佈。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 1949年4月25日 解放戰爭時期，黨在昆明的敵情工作，由黨的敵情工作小組(又稱敵工支部和對敵工作領導小組)進行領導。而在敵營中，用什麼組織形式把進步力量組織起來開展工作，是必須認真解決的課題。敵情工作和敵人直接打交道，在敵人心臟裡進行活動，危險性很大。若直接使用黨的組織去發展敵營人員，不利於黨組織的安全；一律用共產黨員的條件去要求迅速轉向革命的廣大軍警憲特人員，也不現實。敵工組織開始曾用黨的秘密外圍組織“雲南民主青年同盟”(稱簡“民青”)及“新民主主義者聯盟”(簡稱“新聯”)的名義，吸收敵營中轉向革命且具備了條件的人員。不久，即發現它與敵工工作的特點不相適應，萬一不慎，還會暴露這兩個秘密外圍組織。為了適應敵工工作的特點，按照共產黨的原則建立既有革命性又有群眾性的秘密組織，對開展革命工作更為有利。 1948年8月，鄭伯克批准建立“雲南救國正義同盟會”，其章程未明確提黨的領導，只提反蔣愛國，著眼於利用雲南地方勢力與蔣介石中央之間的矛盾，是一個類似統一戰線性質的組織。隨著形勢發展的需要，1949年5月，經鄭伯克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義軍人同盟”(簡稱“軍盟”)和“新民主主義警察同盟”(簡稱“警盟”)這兩個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此外還在省府警衛營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工作隊”(1949年8月由賴衛民批准成立)等一些秘密革命組織，分別採取嚴格認真考核、個別慎重發展、領導嚴格把關的辦法，對敵人軍警憲特中適合條件的人員，發展為外圍組織成員，發揮其特殊作用。為了用公開合法的名義掩護秘密工作的開展，團結教育廣大群眾，還在敵軍中以同鄉會、兄弟會等一些為人們樂於接受的形式，吸收組織敵營中的群眾。對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員，則只建立政治聯繫和工作關係，不發展參加黨直接領導的秘密革命組織。 敵工小組充分利用在敵營內部的秘密情報工作關係、秘密據點和各種秘密進步組織，廣泛蒐集敵軍政警憲特各方面的情報，掌握國民黨中央及地方當局的動向，為地下黨組織爭取昆明起義提供了可靠的敵情判斷。 黨組織還通過上層統戰關係，了解敵情變化，爭取中上層人士，收到了成效。敵工小組人員經常保持和知名民主人士楊杰，民政廳長安恩溥，民盟成員楊明、楊維俊等的聯繫，起到了特殊的、別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如羅次縣地下黨負責人被羅次縣政府逮捕，就是敵工組通過安恩溥出面疏通釋放的。 1949年9月，敵工組從楊維俊處獲悉盧漢在重慶與蔣介石密謀回昆明後準備逮捕大批革命人士、鎮壓革命力量的消息後，黨組織及時採取了對策。通過楊杰和安恩溥及時了解到盧漢的一些思想動向，這為爭取盧漢，掌握時機，採取對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1月貴陽、重慶相繼解放。蔣介石集團不甘心失敗，妄圖憑藉雲南負隅頑抗，加強實施特務潛伏應變計劃。 7月前後，保密局即派遣一批專搞潛伏、暗殺、破壞的特務來昆，企圖暗殺革命人士及進步力量；策劃昆明一旦失守時縱火焚毀昆明，炸毀工廠及重要設施；並以交警總隊為基礎，勾結地霸土匪，組織反革命游擊隊，在滇西、滇越邊境策動土司頭子建立反攻大陸的基地和通道；在昆明則積極網羅地痞流氓等頑固分子，發展特務外圍組織，企圖派入工廠潛伏以備後用。敵特這些破壞應變計劃及活動，均被我及時獲悉，使黨組織後來發動群眾、護廠護校，保衛昆明免遭破壞有了較好的思想、組織準備，在國民黨第廿六軍軍務處任通信參謀的黨員俞舜民，將廿六軍的電台呼號、波長及電報密碼本抄寫交送組織，使地下黨組織能夠隨時掌握國民黨中央軍的動向。 敵工小組在長期工作中，早已動手蒐集敵特在昆各組織系統及人員分佈情況，與各條戰線、各單位地下黨、盟的基層組織分別進行調查，匯集了特務名冊；並將各單位的機構、人事、檔案、物資、財產等情況登記成冊。為昆明起義時控制敵特行動、保護物資財產、以及起義後及時肅清敵特、接管物資財產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根據形勢發展，適時發動政治攻勢，從思想上動搖瓦解敵人解放戰爭時期，雲南地方黨組織，利用各種機會，廣泛宣傳解放戰爭的勝利形勢，宣傳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政策。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宣傳方式逐漸從秘密走向半公開或公開的形式，黨的方針政策日益深入人心，不斷鼓舞著昆明人民迎接解放的激情。各種形式的群眾性宣傳活動，對從思想上動搖瓦解敵人，起到了推動的作用。敵工組織利用各種關係、渠道，把解放戰爭的真實消息，遼沈、淮海、平津、渡江等戰役的偉大勝利，滇軍在東北的起義，“邊縱”已解放雲南60多個縣城的喜訊，不斷在敵營中進行及時，廣泛，深入的宣傳。 1949年初，敵工小組向敵特指名道姓地投遞警告信，使敵特惶恐不安。 1949年2月12日，國民黨中央銀行昆明分行拒絕兌換剛發行不久的金圓券，激起群眾不滿，憤怒衝擊中央銀行，盧漢競親臨現場指揮槍殺無辜群眾21人。新華社電台播發共產黨中央宣布盧漢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