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05章長春城下滇軍起義，盧漢下決心棄暗投明

盧漢從1945年12月就任雲南省主席，到宣布和平起義，統治雲南整整四年。其間，他同蔣介石國民黨中央，既有矛盾鬥爭，也有勾結同流合污之處。為鞏固其統治，四年來他跟隨蔣介石多次鎮壓過雲南人民的反抗鬥爭，儘管有些活動他並非心甘情願，而是迫於形勢和屈服於蔣氏壓力，但總還是有難以推卸的責任。而自內戰爆發以後，人民解放軍以雷霆萬鈞之力，橫掃國民黨的軍隊，尤其是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軍隊主力喪失殆盡，將不聽令，士無鬥志。在蔣家王朝面臨總崩潰邊緣之際，盧漢既不願意成為蔣家王朝的殉葬品，與人民對抗到底，又擔心不能得到人民的諒解，尋求不到新的出路而陷入憂慮、傍徨之中。正當盧漢搖擺不定和尋求歸宿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及時地向他伸出挽救之手，為他指明了走和平起義和投向人民的光明大道。正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早在抗戰時期，中共南方局和雲南工委，根據中央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和反對頑固勢力的指示精神，不斷派遣幹部到雲南和滇軍中做地方實力派的工作，不僅使滇軍在抗日前線能英勇抗戰，雲南後方成為赫赫有名的民主堡壘，也為解放戰爭時期做雲南地方勢力的統戰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 1945年12月盧漢剛上台，周恩來在重慶就指示雲南省工委說，盧漢地方勢力與蔣介石集團歷來有矛盾，蔣介石要拉著盧漢跟他走一條道，而盧漢對蔣並不很放心。鑑於此種關係，我們對盧漢應採取中立、爭取的統戰政策。根據這一指示精神，雲南省工委積極展開對盧漢集團的爭取工作。由於不久滇軍主力調往東北前線，之後對滇工作就分別於東北和雲南兩處齊頭並進，同時展開。

滇軍在越南整編時，中共地下組織趁整編機會將自己埋伏在滇軍中的黨員和靠攏黨的積極分子，安插在重要崗位上，有的擔任了師、團長，有的在機要部門工作。 1946年4月，滇軍到達遼寧，地下黨員蒐集了許多重要情報，分別遞送中共中央東北局和東北人民解放軍前線指揮部，為黨正確及時地開展滇軍工作提供依據。由於滇軍遭受蔣幫嫡系的排斥、壓制，尤其是中共地下組織的長期工作，5月30日，184師在師長潘朔端率領下於海城起義，投入人民懷抱，為盧漢及其軍政人員樹立了榜樣。 正當滇軍踏入東北大地之時，中央就決定派雲南籍的共產黨員到東北做爭取滇軍工作。 4月下旬，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人，在延安召見劉浩，對派他到東北做好滇軍工作作了詳細指示。朱德說，根據東北敵軍情況，做好爭取滇軍工作意義重大。滇軍同中央軍有矛盾，受歧視，對蔣介石和中央軍有不滿情緒；部分軍官還有點愛國思想；我們在滇軍中有黨的地下工作。要充分利用這些條件，依靠黨的政策影響和人民解放軍的威力不斷進行工作，有可能爭取大部分滇軍起義。劉少奇除了強調做好滇軍工作的重要性外，還明確指示從三個方面對滇軍進行工作：一是依靠在滇軍中的地下組織，從滇軍內部做工作；二是依靠解放軍的威力和黨的政策，對滇軍開展政治攻勢，三是利用一切可能機會，直接與滇軍將領接觸，公開進行策反。總之，要盡一切可能爭取和迫使滇軍大部起義。 5月上旬，劉浩帶著朱德給滇軍將領的信前往東北。在北平，葉劍英接見了他，對他的工作也有所指示。到了東北，他晉見東北局和東北人民解放軍領導人羅榮桓、彭真、李立三等，東北局派他擔任滇軍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和東北軍區政治部前方辦事處處長，負責對滇軍的策反工作。由於工作需要，劉浩後來還擔任了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聯絡部部長職務。他很快就同滇軍中的地下黨組織建立了聯繫，並有效地開展了工作。

1948年夏，國民黨長春守軍10萬人，巳被解放軍重重包圍。駐守長春的滇軍第60軍中的中共地下黨員，為配合解放軍加強對60軍的政治攻勢，提供名單，從吉林敗逃而失散的敵軍官家屬中挑選出一百多人，進行教育，使其了解共產黨和解放軍的政策後送到長春，與其親人團聚，擴大解放軍的政治影響；再從被俘經過教育已有一定覺悟的敵軍校級軍宮中，選擇一批同第60軍軍長曾澤生等人關係較深的人，如原60軍上校團長張秉昌、副團長李崢先等人，送回60軍做策反工作；又讓原滇軍起義將領潘朔端、鄭祖誌等給曾萍生及其師長隴耀等人寫信，勸其審時度勢，迅速選擇光明前途，潘朔端還親臨長春前線做策反工作。 經過這一系列的工作，在解放軍的強大攻勢面前，在共產黨英明政策的感召下，60軍軍長曾澤生同其部屬暫編21師師長隴耀、183師師長白肇學等經過密商，於10月17日發表通電，宣布起義，參加人民解放軍，調轉槍口打蔣介石。在此前兩日即10月15日，滇軍第93軍已被人民解放軍全殲於錦州城下。至此，被蔣介石調到東北打內戰的滇軍兩個軍已全部瓦解。盧漢藉以同蔣介石討價還價的籌碼已喪失殆盡，迫使他不得不認真考慮下一步棋如何走才好？

原93軍副軍長、盧漢的妻弟龍澤匯，在93軍被殲前僥倖離隊，逃脫了當俘虜的命運，後在盧漢催促下回到昆明。盧漢一見到龍澤匯就詳細詢問遼沈戰役情況和平津動向，然後若有所思地說：“中國情況復雜，雲南環境特殊，我們要在困難中找出路，在安定中求進步。” 盧漢要找的出路在哪裡？他所要求的進步又是什麼？當時不僅聽者不清楚，恐怕就是盧漢本人也還無所定指。所以他告訴龍澤匯說，“為了使三迤父老免受刀兵，保全桑梓，我催你回來的主要目的，就是負責擴充軍隊。”盧漢擴軍的目的何在？是對抗共產黨游擊隊？還是同蔣介石中央軍抗衡？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估計當屬後者，因1948年底的盧漢尚在左右搖擺之中，他守的仍是有兵即有權的信條，他想不管國共兩黨誰勝誰負，只要他手握重兵，他就有發言權。

為了爭取盧漢，雲南省工委一直是遵照黨中央決策和部署開展工作的。根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配合解放戰爭形勢發展，雲南省工委從1946年起就建立了專門從事爭取盧漢工作的機構“特別小組”，由省工委書記鄭伯克和昆明市委書記陳盛年親自領導。特別小組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廣交朋友，建立和發展外圍進步組織，先後分別在軍隊、警察中建立“新民主主義同盟”、“新民主主義軍人同盟”和“新民主主義警察同盟”。 1948年12月，建立三人統戰小組，次年初再成立三人黨小組，加強對盧漢及其家屬和部屬的統戰工作。盧漢的三任警衛營長；兩人是共產黨員，一人是“軍盟”成員。統戰工作採取公開鬥爭與隱蔽鬥爭相結合、爭取進步勢力與瓦解反動頑固勢力相結合、城市和平鬥爭與農村武裝鬥爭相結合的原則，積極團結爭取雲南地方實力派，孤立國民黨嫡系勢力。中共地下黨組織還派出大量黨員、積極分子深入農村、廠礦、機關、學校、新聞出版、金融財貿等各行各業，廣泛發動群眾，造成反獨裁、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和要民主、要和平、要自由、求解放的社會輿論壓力，促進盧漢的思想、立場轉變。

三大戰役以後，國共和平淡判時，盧漢遠避西南邊陲，靜觀國共兩黨的軍事鬥爭，對形勢仍認識不清，仍不相信蔣介石政權會徹底垮台，不相信人民革命會迅速取得全國勝利。這時，他謀劃三種主意。其一是，如果國共兩黨以長江劃線，勢均力敵，隔江分治，形成南北朝的局面，那麼他就可以保持雲南的獨立，繼續割據稱雄；其二是，如果蔣介石得到美帝國主義的支持，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者頂住了解放軍進軍江南，蔣介石必定會加強對雲南的控制，那麼他就得向蔣介石效忠聽命，繼續拼力，參加反革命內戰；其三是，如果人民解放軍渡江而過，解放全中國，那麼他就率部起義，跟共產黨走。這些情況表明了盧漢對蔣介石政權還抱有一定程度幻想，對人民革命的本質更缺乏認識，他的思想鬥爭很激烈，何去何從，還在猶豫不決。

1949年3月，中央決定從起義滇軍軍官中挑選一批派回雲南，做盧漢及其部屬的工作。 60軍起義後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第50軍，張秉昌做了代理參謀長。由於張與盧漢關係較深，中共黨組織決定派他回雲南做盧漢工作，行前有關領導給他佈置任務，要他向盧漢說明目前在盧面前有三條路可供選擇：一是跟蔣介石逃台灣，最後被蔣拋棄；二是逃出國境當“白華”(十月革命後一批敵視革命的俄國人逃離蘇聯，被稱為“白俄”分子，故此引伸那些敵視中國革命而準備外逃的人為“白華”)；三是走曾澤生、潘朔端起義的路。我們希望盧漢選擇起義這條路。 5月，張秉昌回到昆明，向盧漢傳達了共產黨的意見。 7月，盧漢委張任保安11團團長，9月升為師長。在張之後，黨組織先後從東北起義滇軍或被俘軍官中，派回團以上軍官五十多人，盧漢對這批軍官一一作了妥善安排。這個事實說明中國共產黨的統戰工作已取得明顯成效，這批軍官回來，對促成盧漢起義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被解放，南京政府及其政府官員逃到了廣州。蔣介石垂死掙扎，人民解放軍的前鋒力量已經進抵湖南邊界，若再發動進攻，即可抵達雲南了。盧漢認為，蔣介石政權失敗，全國的解放只是時間上的早晚。同年8月，國民黨的元老派、軍政界赫赫有名的程潛和陳明仁一同在長沙發動了起義。他們起義後，獲得優禮有加的待遇。南京的解放，使盧漢心驚膽顫。蔣介石也抵擋不住解放軍的攻擊，他指揮的滇軍更經不起解放軍的打擊。湖南和平起義，對他是個鼓勵。他再不能在歧路上徘徊，要仿效程潛發動起義。 蔣介石原本對盧漢就不太放心，現在形勢對自己來說又是急轉直下，已成樹倒猢猻散之勢，就更增添了幾分對盧漢的疑慮。為了穩住盧漢，為自己找到二塊最後的反共基地，蔣介石對盧漢採取軟硬兼施、打拉結合以拉為主的方針，引誘盧漢繼續為他賣命。從1948年12月到盧漢起義前，蔣介石讓親信張群四次飛來昆明，拉擾盧漢，1949年7月和12月，蔣介石兩次電召盧漢妻弟龍澤匯到重慶面談，並當場昇龍為軍長，以示信任、親近，企望龍影響盧漢；7月和8月，蔣經國、蔣介石先後來昆明“視察”均下榻盧宅，以示親近，寵信有加；9月，電召盧漢赴渝，開始盧有顧慮托詞不去，蔣以大兵壓境和讓張群出面擔保無事，迫盧赴渝，蔣以隆重儀式歡迎，並委盧漢為雲南綏靖主任，允將保安團擴編為兩個正規軍，把在雲南的軍警憲特指揮大權賦予盧漢，交換條件是按蔣特機關要求在昆明進行“整肅”。

根據蔣介石的密旨，特務頭子毛人鳳、徐遠舉、週養浩及沈醉等相繼抵昆，迫使盧漢抓捕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數百人，製造震驚一時的“九九整肅”案。他們提出二百多人的名單要盧漢執行槍決，妄想通過這—手把盧漢推入自絕於人民的深淵，斷絕盧漢向共產黨靠攏的道路而只能跟著蔣介石跑。 9月6日，盧漢被迫飛抵重慶。蔣為消除其顧慮，達到拉攏盧漢的目的，答應云南問題全權由盧漢處理。委任盧漢為雲南省綏靖公署主任，掌管國民黨在雲南的軍警憲特的指揮權；准其將現有的保安團擴充為兩個軍，許諾給予一筆撥款和武器裝備。交換條件是，要盧漢鎮壓雲南革命力量，逮捕共產黨人和民主進步人士，調集地方部隊74軍、93軍、配合國民黨第8軍、26軍、89軍向“邊縱”和游擊根據地進行圍剿。

盧漢從重慶回昆後，雖公開表示擁蔣，大肆進行逮捕鎮壓活動，但已看出國民黨將面臨最後的崩潰，必須為自己留條後路。 10月初，受解放軍總部委派的周體仁第一次會見盧漢，向盧介紹北平解放的經過，用事實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消除盧漢的顧慮。 10月中旬，盧漢再次約見周體仁，表示願意起義。週體仁經過考察確信盧漢有起義的誠意後，才向盧表明他是受解放軍總部委派返滇商談局部和平問題的代表，並轉達中共中央意見，雲南起義的最好時機是解放軍殲滅白崇禧、胡宗南兩個集團軍後，向雲南進軍之時。 對“九九整肅”逮捕的人員，黨組織佈置盧漢身邊的軍盟成員向盧漢獻計獻策，慎重處理，防止毛人風借刀殺人，假手行凶：因此，當毛人鳳拿著準備處決的200餘人名單找盧漢批准時，盧表示殺的人太多，且證據不足，草率處理，難以服眾。毛人鳳為嫁禍於人，急於處理，將要殺的人一減再減，而盧漢則一再拖延。根據地下黨的指示，為迎救被捕人員，有關人員向盧漢建議，經盧漢同意後，藉口案情重大，證據不足，要組織軍法會審，並報經蔣介石“同意照辦”，電令沈醉將此案移交雲南綏靖公署軍法處組織軍法會審。隨即將逮捕關押人員集中到錢局街陸軍監獄關押，由省府警衛營看管。 直到11月3日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到昆，地下黨發動地方上層人士李根源、周鍾岳等向李請求釋放“九九整肅”無辜被捕人員，盧漢則乘機利用蔣介石和李宗仁之間的矛盾，向李宗仁報告說：“九九整肅在押人員中，有的是社會賢達，有的是一般職工和青年學生，無辜被捕，應予從寬釋放，才好安定人心。”李宗仁為了拉攏盧漢，收買人心，慨然允諾，11月15日電告盧漢“酌情從寬處理”。盧漢立即下令軍法處：“奉李代總統命令，整肅所有被捕的人員罪證不足，准予一律釋放，即日辦畢具報”，11月28日全部被捕人員釋放完畢。 在釋放楊青田時，盧漢委託吳少默告知楊青田，盧漢決心起義，請楊青田設法找中共聯繫。與此同時，黨組織從“邊縱”，派馮憬行到昆與宋一痕聯繫，宋告知馮：盧漢準備起義。市委書記陳盛年與副書記賴衛民研究，對盧漢決心起義一事要絕對保密，暫不向下傳達，決定由楊青田告知盧漢，我們歡迎他起義，但起義時機待我方向上級請示。市委再次向邊區黨委和鄭伯克報告，並決定由邊區黨委委員李雨楓於12月初向華南分局報告。 “九九整肅”事件後，蔣介石嫡系除餘程萬所部26軍駐滇南外，還有李彌的第8軍已從川黔邊、劉伯龍的第89軍從黔桂邊進入滇東，從江南退集滇東地區的憲兵達5個團，盧漢所屬地方部隊；也擬定了“防共計劃”，駐昆明以東一線，聲稱為第8軍第二道防線配備。 盧漢亦已送家屬赴港，為自己準備退路。昆明已成為蔣介石集團空運搬遷台灣、海南的中轉站，市區充斥省外逃來的國民黨政治難民，爭相搶購飛機票外逃。蔣介石於11月中旬從台灣再次飛抵重慶，親自督促國民黨國防部，陸軍總部等首腦機關搬遷昆明，要盧漢率政府遷往滇西，雲南局勢發生急劇變化：昆明市委審慎估計形勢發展可能出現的幾種情況： 一是蔣介石集團控制昆明，盧漢被挾持或被迫遷往滇西； 二是蔣軍在昆明外圍被殲或潰逃，盧漢亦被迫隨之離昆，蔣特於潰逃時對昆明進行大破壞； 三是盧漢在南下野戰軍和“邊縱”，的軍事支援和昆明地下黨發動組織全市人民的支持配合下，不失時機果斷起義，獲得成功。 我們應立足於在復雜嚴峻的形勢下，依靠黨領導、組織群眾的力量，做好充分準備應付突然事變。市委要求各條戰線，各部門地下黨和外圍組織抓緊做好工作。 11月30日重慶解放，昆明人民盼望早日解放，國民黨敵特驚恐萬狀。盧漢成立昆明警備司令部實行宵禁，形勢急劇變化。市委向滇西兩個地委和已率西進部隊到滇西的“邊縱”副司令員朱家璧通報，對盧漢部隊東調昆明勿予阻擊，並防止西康蔣軍入滇。 12月7日，週體仁受盧漢委託向華南分局葉劍英報告盧漢將予20日以前起義，要求人民解放軍支援。黨中央對盧漢提出要求：“起義部隊按約法八章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有秩序地接管地方政府機構；對起義軍政人員不究既往，保證生命財產安全，並予錄用；釋放被俘滇軍將領；解散各地的地霸遊雜武裝，不予收編等。” 12月7日，張群奉蔣介石之命到昆明，逼迫盧漢讓國防部等機構遷入昆明，省政府和綏靖公署遷往滇西，盧漢提出種種困難，表示很難照辦。張群奉命於8日偕龍澤匯、李彌、餘程萬3個軍長飛抵成都見蔣。形勢十分緊迫，如蔣的計劃實現，盧漢起義即可能夭折。 12月9日，張群和龍澤匯、李彌、餘程萬一同再次返昆，盧漢乘機軟禁了張群，並藉張群名譽，召集在昆明的蔣介石集團主要軍事和特務頭目李彌、餘程萬、李楚藩(憲兵副司令)、童鶴岑(憲兵司令部參謀長)、沈延世(空軍第5軍區副司令)、石補天(26軍193師師長)、沈醉(國防部保密局滇站站長)開會，當晚將其全部扣押。控制市區和飛機場，通電宣布起義。 12月11日，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復電盧漢，讚揚盧漢率部起義對“加速西南解放戰爭之進程，必為全國人民所歡迎”。指示盧漢接受二野劉、鄧指揮、準備迎接解放軍人滇，執行“約法八章”，劉、鄧“四項號召”，肅特鎮反，與雲南人民武裝建立聯繫等。盧漢復電表示完全接受，切實執行。盧漢率部在昆明起義，打亂了蔣介石的部署，遭到了國民黨軍隊的瘋狂反撲，保衛昆明的戰鬥打響了。 與此同時，美國侵略者也在策劃如何誘使盧漢上鉤。美國駐昆明領事陸德瑾對盧漢說：“只要盧先生繼續反共，美國每月可提供100萬美元的經費和武器、彈藥，後勤供應也由美機空運補充。”不久，陸德瑾又帶著記者團會見盧漢，胡說“只要盧漢先生堅決反共，可以宣布獨立，另立政府。經費、武器、彈藥，一切由美國負責供應”。繼續從事勾引、鼓動盧漢反共的勾當。 在如此錯綜複雜的形勢下，盧漢既懾於蔣介石的威力，又擔心共產黨不原諒自己的過去，思想出現反复。是否起義？何時起義？猶豫不決，遲遲不能作出決策。 根據這種情況的變化，中共雲南地下黨組織，指示省參議會中的中共黨員，聯合民主人士，不時到盧漢家中座談時事形勢，伺機宣傳形勢和黨的政策，消除盧思想中的疑慮，讓一些辛亥護國元老與盧漢談心，鼓勵他繼續走向愛國愛鄉的道路，地下黨還通過各種渠道，把黨中央的號召、人民解放軍的宣言、佈告和第二野戰軍領導人劉伯承、鄧小平的指示等，送到盧漢及其身邊要員手中，使他們能直接了解到中共及其領導的解放軍的方針、政策，堅定信念，明確方向。 黨中央為了幫助雲南做好爭取盧漢的工作，特地將在北平參加傅作義一道起義的原北平警備區中將司令周體仁派回雲南，做爭取盧漢的工作。週體仁是雲南景谷縣人，傣族，與93軍軍長龍澤匯關係很好。週在北平接受了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領導人的指示，9月，偽裝解甲歸田，經天津、香港、廣州到昆明，秘密潛入龍澤匯家中，向龍轉達中共中央領導人希望雲南和平起義的意見。並說，朱德總司令和葉劍英總參謀長以前都在雲南上過講武堂，他們對雲南十分關心，特地叫我來對你們傳達此意，並介紹北平起義的經過。龍澤匯向盧漢引見周體仁，三人多次密談起義之事。盧漢激動地表示：“傳作義將軍地位比我高，兵比我多，尚且依靠共產黨，我盧漢咋個還為老蔣賣命？” 一度猶疑不決的盧漢，重又堅定了選擇走向光明之路的決心。 正當人民解放大軍向江南、華南和西南勝利進軍、蔣軍殘餘勢力土崩瓦解的時候，蔣介石及其死黨卻高唱第三次世界大戰將要爆發的濫調。他們幻想大戰爆發就可捲土重來。可盧漢則認為，三次大戰一時不會爆發，共產黨是肯定地成攻了。如今革命洪流，勢不可擋，全國解放，巳成定局。表示不能再做蔣介石的殉葬品，不能做民族罪人，要採取措施逐步擺脫蔣幫控制，準備起義，迎接全國解放。他分析雲南當時的困難是國民黨嫡系26軍駐防安寧、宜良到蒙自一線；憲兵十三團駐在昆明市內圓通街，城中佈滿軍統、中統特務和國民黨的一些特設機構，稍不留心就會出問題。所以，他還要等一等，要捕捉時機。他一再叮囑龍澤匯要嚴守秘密，用人要十分謹慎，並且讓龍澤匯設法與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取得聯繫。 龍澤匯通過中學時的同學、已棄武經商的吳樹桐很快就同邊縱副司令朱家璧聯繫上了。盧漢聽說邊縱缺乏槍枝彈藥，派龍澤匯設法送—些過去。龍澤匯通過朱家璧的叔父朱旭，和朱家璧約定在尋甸縣羊街磨盤寺會面，並在那裡交接武器彈藥。 1949年5月下旬，龍澤匯幌稱去楊林飛機場視察駐守該地的保安團，用卡車把武器運到保安團保存。第二天，龍澤匯、朱家璧在羊街磨盤寺相會了。龍、朱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即所謂黃埔八期的同學，原來關係不錯，後因信仰不同而分道揚鑣，今日相見，分外親熱。龍說，老朱，你們為國家為人民，辛苦了，我們如何配合起來消滅26軍，希望你們多幫助。朱說，解放雲南是我們大家的事，希望盧主席你們堅定決心，我們好好配合幹吧！接著雙方交換瞭如何配合共同對付國民黨中央嫡係部隊的意見。當晚夜深人靜、雞叫頭遍的時候，邊縱游擊隊化裝成保安團，人不知鬼不覺地到保安團營地運走了盧漢支援邊縱的第一批武器，計步槍五百餘支、輕機槍三十多挺和若干箱子彈。第三天，龍澤匯懷著喜悅的心情驅車回到昆明。 不久，蔣介石召見龍譯匯，問：“雲南的游擊隊為什麼會如此猖獗，為首的都是些什麼人？”當龍澤匯告訴他為首的有朱家璧、餘為民時，蔣介石臉色一變，勃然大怒，起身立地，烏雲滾滾。因為此二人均是黃埔八期畢業，自然是這位蔣校長的學生了。如今聽說學生背叛自己，怎能不叫他怒氣沖天呢？他自己不打緊，可嚇得龍澤匯慌忙解勸道：“校長不必急，他們主要是受人欺騙，跟著瞎胡鬧，成不了什麼氣候”。蔣介石仍是怒氣未消，打斷龍的話說：“成不了氣候？盧主席怎麼搞的，沒採取果決行動？”龍澤匯壯一壯膽回答說：“報告校長，我們兵力不足”。 “兵力不足，這個好辦”。蔣介石說，你回去告訴盧漢，把你們在東北損失掉的兩個軍恢復起來。蔣介石當面就任命龍澤彙為重建的93軍軍長。但他憎恨60軍在長春起義而讚賞在山東孟良崮被消滅的74師，因此，不准恢復60軍番號，重建的軍隊要改稱74軍。 為了使起義萬無一失，盧漢把認識周恩來的朱一痕從香港請來，由他到北平去晉見周恩來，請示起義事宜。 8月，宋返回昆明傳達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指示，說中央領導高度評價雲南準備起義，但什麼時間起義應和中共方面聯繫商量，時間不宜過早行動，特別在解放軍還不能直接支援時，不要輕舉妄動，以免地方糜爛。周思來的指示為盧漢起義指明了方向，特別在時機選擇上一定要把握好解放大軍臨近雲南的時刻。 為了聯合川康地方勢力共同對付國民黨中央，盧漢又派出代表赴川康聯絡。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川康綏靖主任鄧錫侯和川陝邊區司令潘文華均表示願和雲南攜手並進。 正當盧漢秘密進行各種準備的時候，8月間，龍雲突然在香港向報界發表談話，宣布雲南準備起義反蔣。這突如其來的消息，震動了蔣介石和李宗仁，也衝擊了盧漢。代總統李宗仁企圖以桂系入滇，武力改組盧漢政府；而蔣介石擔心桂系入滇會排斥蔣系勢力，不想讓桂系入滇；盧漢對龍雲的談話很有意見，說老主席發表談話倒不費力，可給我們帶來麻煩了，這樣亂搞，引起蔣介石猜疑，要是打起仗來，自己力量不足，解放軍又還距離遠，怎麼辦？左思右想，只有托張群向蔣介石說好話，打消蔣的疑心。蔣聽信張群的話，不准李宗仁改組盧漢政府，但派出親信，國防部副總參謀長肖毅肅到昆督察，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盧漢的保安團要配合中央軍進剿滇桂黔邊縱隊。會後，盧漢要龍澤匯迅速將消息通報朱家璧，作應變準備。 當天龍澤匯就請朱旭先去找朱家璧聯繫接頭。第二天，他就以視察保安第一團之名驅車到宜良，夜宿保安團。第三天拂曉，龍澤匯乘車到路南，在石林附近的三家村與邊縱領導人朱家璧、鄭敦、張子齋、孫康、何現龍等會晤，共商破敵之策。最後商定朱家璧率領邊縱主力向滇西轉移，圭山根據地立刻堅壁清野，好讓保安團虛張聲勢地來一番大規模的“進剿”，以騙過蔣介石的眼睛，盧漢也就可以交差，詭稱“消滅”邊縱多少多少，進剿大獲“全勝”云云。可以說這個時候的盧漢已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了。 1949年整整一年，對於國民黨統治集團來說每一天都是難熬和痛苦的。單說在國統區內，由地下黨、民主人士、愛國學生等組成的第二條戰線，就讓國民黨統治集團頭痛不已，更不必說我人民解放軍在上年底到這年初的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殲滅國民黨精銳部隊一百六十多萬人。這一系列的致命打擊使得整個國民黨的統治都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全國人民都知道，國民黨的統治就好比兔子的尾巴——長不了。尤其是4月渡江戰役勝利以來，南京解放了。人民解放軍已增至四百餘萬人，八一軍旗插遍了大半個中國，國民黨軍隊處於節節敗退之中，“青天白日旗”在寒風中悲泣。秋天，對於勝利者來說是收穫和喜悅的季節，對於反動派來說則是蕭瑟衰落的悲哀，真是“覺人間，萬事到秋來，都搖落”。 此時的蔣介石，正在黑黑的屋子裡，閉著雙眼瞑思苦想：美國出兵的願望落空了，和中共談判又已破裂了，看來現在只有孤注一擲地在西南地區和共產黨決死一戰，想盡一切辦法保住這在大陸上的最後一塊反共基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於是他在重慶擺出了“鴻門宴”，探探雲南省主席盧漢的虛實，能拉攏則拉攏，不能拉攏就讓軍統特務把盧漢幹掉。這是1949年9月7日的事。 人民解放軍在毛主席、朱德總司令的領導下，勢如破竹，所向披靡。解放軍渡江戰役勝利後，國民黨的主要殘部力量是白崇禧和余漢謀兩個集團，他們主要盤踞在湘、粵兩省，另外還有西南的胡宗南軍事集團及川、滇、康的地方勢力。根據毛主席制定的大迂迴、大包圍，斷其退路，先完成包圍然後再聚殲的作戰方針及總的作戰部署，從7月起，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主力就向白崇禧集團發起攻勢。 8月4日，湖南省省主席、國民黨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宣布起義，長沙和平解放。 9月10日發動了衡寶戰役，白崇禧逃往廣西。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四兵團和四野十五兵團南下，10月14日解放廣州，10月22日解放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寧。 從11月1日起，四野、二野、一野三大部隊展開了大西南圍殲戰。早在夏秋之交，二野主力就秘密集結湘西。此時，五兵團及三兵團一部分由湘西入貴州，11月解放貴陽，11月22日解放桂林，11月30日解放重慶。接著一部迂迴於樂山、邛崍一線，切斷胡宗南向西康逃跑的退路，一部進軍成都。與此同時，胡宗南及其指揮的殘敵數十萬人被壓縮在成都平原，成了“甕中之鱉”。在重兵包圍及政治攻勢下，國民黨官兵走投無路，紛紛投降或起義。解放軍進攻速度如風馳電掣，不到半年，湖南、廣西、貴州、四川幾千里的戰線上戰旗獵獵，萬馬奔騰，解放軍所到之處人民群眾夾道歡迎，喜氣洋洋。蔣介石賴以支撐的軍事力量土崩瓦解，雲南陷入孤立。 隨著戰局的發展，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全國已基本解放。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控制了雲南的大部分地區和主要交通線。國民黨第二十六軍、第八軍也處在邊縱的包圍之中。全省的廣大農村，人民革命情緒極高，到處唱“桃花開，李花開，桃李百花開，百萬大軍渡江來，喲！全國人民解放喲”。而蔣介石卻拼命要保住雲南這塊在大陸上的最後反共基地，便於他在大陸上作垂死的掙扎。 蔣介石為了加強對雲南的佈置和防禦，經常來往於重慶和台灣之間。 1949年9月初，蔣又趕到重慶，打電報邀請盧漢赴渝。盧漢派民政廳長楊文清和省府秘書長朱景喧代表前去。但是蔣仍以國家安危為理由，務必要盧漢抱病前去。這時，餘程萬的二十六軍已由開遠向昆明方向移動，李彌的第八軍也向昆明開來。盧漢為形勢所迫，於1949年9月7日決定前往重慶。為了保全實力，盧漢決定委曲求全，冒險赴渝，並與家中人商定，到重慶後每日通電一次，單日署名落“盧”，雙日署名落“漢”，見有署名為“盧漢”的便是假電，可即日通電起義。 蔣介石認為，不管盧漢出於什麼動機，對他的心理戰是十分重要的。而盧漢卻報著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於是在交談中便與蔣介石討價還價起來。經過幾次長談，雙方終於達成協議：盧漢同意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整肅”，蔣同意云南保安團擴編為兩個正規軍，發8000兩黃金作為軍費。目的達到，盧漢及時向昆明發“盧”的電報，告知這一情況。 盧漢回昆後，特務頭子徐遠舉於9月9日下午，率領沈醉及特務幾十人逮捕數百人，並強求盧漢簽字立即槍決200人，企圖借盧漢之手來屠殺共產黨人和社會賢達，拉盧漢上他們的賊船，達到嫁禍於人的目的。盧漢利用蔣介石與李宗仁的矛盾，以李宗仁同意為由，對所有“整肅”的人員，均以罪證不足，一律給予釋放。這樣，所謂的“九·九整肅”就告一段落。 雲南何去何從？經地下黨的工作，在盧漢心中早有打算。旱在1949年4月，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南京、人心沸騰時，盧漢就曾對龍澤匯說：“如今革命洪流，勢不可擋，全國解放，也成定局，我們不能再做蔣介石的殉葬晶，不能做民族罪人，要採取措施，逐步擺脫蔣介石的控制，準備起義，迎接解放，前途是光明的。”9月，北平起義將領週體仁悄然到昆，轉達了朱總司令和葉劍英總參謀長的意思，並介紹北平起義經過，和盧漢商談起義之事。 11月，盧漢派週體仁去廣州謁見葉劍英，請予指示。另外，他還通過各種途徑，與中共方面莊田，朱家璧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建立聯繫。 這一切表明，盧漢本人早有起義動機，只是時機尚未成熟。雲南只有起義，才是出路，才不至於成為蔣家王朝的殉葬品，這是當時雲南人民的共識。 1949年11月，廣西、貴州和四川重慶相繼解放，蔣介石殘餘勢力向雲南方向潰逃，人民解放大軍對雲南巳形成三麵包圍的態勢。在雲南境內，滇桂黔邊縱隊巳發展到三萬多人，解放了大批縣城，從城市到鄉村，從平壩到山區，人民群眾要求解放的呼聲，日趨高漲，不可遏阻。面對如此形勢，任何人若不順應歷史潮流，作出合乎民意的明智選擇，都將難逃滅頂之災。盧漢將軍及其周圍人員認識到這種形勢，決心作出歷史的選擇，走和平起義的道路，同時也認識到條件要靠自己創造，時機要由自己去尋找，若再猶豫遲延，錯過機會，必將抱恨終生。 為準備起義，迎接解放，盧漢潛心思索，多方部署，特別在武力準備方面，他費盡心血，苦心周旋多年，才將原有四個保安團逐步擴大為十七個團三個旅，最後變為兩個軍，由自己總攬了全省黨政軍財文大權，為起義奠定基礎。但蔣介石也不是尋常之輩，素以陰險狡詐聞名於世，不會輕易讓盧漢的計謀得手。所以，到1949年秋冬之際，盧蔣之間一場起義與反起義的鬥爭，若明若暗，時緊時鬆，越演越烈。最後是盧漢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高舉義旗，挫敗蔣幫，春雷一聲震天響，宣布雲南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