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07章肅清川西匪患，打開康藏大門

如一個步履蹣跚的古稀老人，西藏從遠古的雪山叢中向十八軍走來。 帶著一種距離，一種陌生，一種隔膜。 關於西藏的資料少得可憐。 在成都，張國華見了書店就進，凡是有關的書都不放過，但此類書寥寥無幾。只有清代的線裝書《衛藏通志》，成書於乾隆年間；還有日本人黑澤一郎主編的《西藏通覽》；民國時期獨身赴藏為恢復中央政府與舊西藏地方政府直接聯繫立下大功的傳奇女子劉曼卿所著的《康藏軺徵》，洪滌塵寫的《西藏史地大綱》等等。這些書已經發黃，且落滿厚厚的灰塵。 從二野作戰處趕來任第二參謀長的李覺，帶來一張舊地圖，成了十八軍的寶貝。地圖是從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一個爛包裡找出來的。這是趙爾豐留下的，畫著他的幾條進藏路線圖，像蠕動著的黑毛毛蟲一樣，很簡單。 “窮八站，富八站，不窮不富又八站”，這句話就是從這張地圖上來的，就是說，舊時從昌都到拉薩共有24個馬站。一個馬站基本上騎馬要走一天。這張地圖的比例為50萬比1，非常簡單、粗糙，連一條準確的道路都沒有。標識出的山脈河流和居民村寨更極為少見，地名很不精確。

如何讓這張地圖上的山川大地豐滿起來，有血有肉起來？ 必須有一個鮮活的“靈魂”！ 作為戰略家，毛澤東是個大手筆。但自下令西南進藏以來，他多次發電寫信，就進軍西藏的每一個細節作出具體指示。西藏特殊的地理、歷史、政治條件使毛澤東格外慎審、縝密。根據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西南局和西南軍區確定了“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鬥”的方針。 按照這一方針，政策的製定將是關係到整個解放西藏偉大進程成敗的“靈魂”。十八軍政策研究室應運而生，並立即著手對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情況，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進行調研。 1950年初，研究室在成都市東勝街的一座樓房裡正式成立。主任為十八軍副政委王其梅。研究室人員既有研究西藏問題的專家學者，如李安宅、於式玉、謝國安、劉立千等，又有十八軍的“秀才”陳競波、夏仲遠、徐達文、趙卓如等人。一時間群賢畢至。李安宅曾在哈佛、劍橋等西方著名大學任教，精通英、法、印地等多種語言。回國後曾在甘南藏區實地考察三年，1944～1945年又在西康一帶考察，對藏區的情況非常了解。其夫人於式玉是陳雲的親戚，也是著名的藏學家。他們和謝國安關係甚密。謝國安曾在西藏的寺廟中當過喇嘛，精通藏文。

十八軍對這些老前輩十分尊重。每月除了吃住，還給每個專家發30個大洋的工資。每次開會，都要用當時最高級的吉普車接送他們。對於他們的建議，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和十八軍的首長們也非常重視。 士為知己者死。為了把西藏的詳細情況整理出來，專家們使出渾身解數。傅師仲先生耳後生瘡，疼得連覺也睡不好，但仍堅持工作；已是66歲高齡的李安宅先生，正在參加成都市各界代表大會，白天開一天會就很累了，但晚上回來仍工作到深夜，編譯資料，甚至還親自動手寫石版原紙。傅湘先生和劉立千先生負責編譯課本，字斟句酌，日夜推敲。 李安宅和於式玉為了說明宗教在藏族中的影響，舉了這樣一個例子： 在解放軍和平解放西康以前，這里為國民黨劉文輝的二十四軍佔據，劉文輝與劉湘爭奪川省大權，兵敗進入西康，軍力元氣大傷，已經受不住多少打擊，西康地區民風強悍，地方勢力擁有重兵。已弱不禁風的劉文輝要想在西康立住腳可謂困難重重。高參們出謀劃策，劉文輝在康定駐紮以後，先在自己家樓上設佛堂，供奉佛像，請藏傳佛教喇嘛念經，並身穿袈裟，手纏佛珠，去寺院中朝香拜佛，廣施供養。他還下令部隊不得乾擾寺院的宗教秩序，不得侵犯寺院利益。沒過多久，他得到一個“信佛將軍”的外號，獲得了西康民族宗教上層的好感，站穩了腳根，在四川重新有了一塊自己的領地。

謝國安也常常給大家講課，他說，西藏是封建農奴制社會，等級森嚴。領主頭人既是壓迫者，又是農奴的代言人。老百姓見了他們要低頭彎腰，把舌頭伸出來，不停地說“啦索啦索”。即是統治者內部也分三六九等。小官見了百姓趾高氣揚，說話聲很大。可他的話還沒說完，後面來了個更大的官，小官的聲音一下子低下來，趕快作低頭吐舌狀。 種種信息，啟迪著西南局和十八軍的思路。在專家的努力下，西藏的輪廓漸漸清晰。第一，因獨特的高原形態，造成西藏的封閉落後，與世隔絕；第二，西藏是一個藏族聚居區；第三，西藏宗教勢力強大，幾乎是全民信教；第四，其社會形態仍然為封建農奴制；第五，這里以前從來沒有共產黨的活動，人民沒有經過民主革命洗禮。

針對這種情況，專家們用一個多月時間，寫出了一系列有關進軍西藏的參考文章，如《西藏各界層對我們進軍態度之分析》、《對西藏各種政策的初步意見》、《英美帝國主義干涉西藏問題之趨向和我之對策》、《藏人的風俗和禁忌》以及《清朝對西藏用兵的研究》等等。 接著，十八軍政策研究室寫出了《進軍康藏應該注意和準備的事項》、《進軍守則》等，約束到了進藏人員的每一個具體行為，連吃飯、住宿、打柴、拉屎、撒尿都有規定。 《進軍守則》共四個方面，34條，包括“關於部隊管理方面”，“關於組織紀律方面”，“關於風俗習慣方面”，“關於政策方面”，規定“在新區如必須解決某些供給困難時，要有組織地按當地物價採購，連以下單位和零星人員不得亂買，不得強購”，“在康藏地區一律以銀元和藏幣為主要通貨，嚴禁使用人民幣”。 “在康藏地區只准按照工委所規定的內容進行宣傳，不得宣傳土地改革，不得宣傳階級鬥爭”。 “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及一切宗教設施，不得因好奇而亂動，更不得在群眾中宣傳反迷信，或對宗教不滿的言論”。 “未經同意不得住寺廟不住經堂”。 “戰時嚴禁借住或參觀喇嘛寺廟，平時如欲參觀，必須先行接洽，在參觀時不得隨意摸佛像，不得吐痰放屁”。 “不得在寺廟附近捕魚、打獵、打鷹雕、宰殺牲畜；不得到'神山'砍柴、遊逛，更不得隨意打槍”。

牽涉到有關習俗，守則規定：“藏人送禮可收其一：哈達或其他輕禮物，並應回敬哈達，及其他適當的禮物。”“藏人禮節多以鞠躬伸舌表示卑下敬畏之意，我們可以點頭答禮，不得以好奇而嘲笑。” 這些規定在藏族老百姓心目中塑造了“新漢人”，“菩薩兵”的新形象。後來，這些年事已高的專家們，堅決隨部隊進藏。他們把家屬孩子安置好，剩下的東西用背袋一裝背在身上，哈哈大笑著說，真的是風雪千里西藏去，萬貫家財一袋裝。 大山隆起，江河流淌。在鄧小平的腦海中，西藏的輪廓越來越清晰。他深知，毛澤東的一貫作風是先調查研究，準確地摸清情況，然後再下結論，有的放矢地制定政策。正因為如此，毛澤東處理西藏問題達到了完滿的境地，真正作到了把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高度結合，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西藏具體實踐高度結合，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

這個“西藏實際”是從哪裡來的？ 它既有毛澤東本人的調查研究，也有西南局和十八軍的正確建議。 鄧小平把十八軍蒐集到的情況進行歸納分析，寫了一份內容詳盡的調查報告，呈報給毛澤東。 這個調查報告共分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紹了西藏的地理、社會、軍事等諸多情況，並詳述了從西康、青海、雲南、新疆進軍的道路情況。在介紹西藏概況時，調查報告說，藏民族分佈的地區，傳統上分為五部分：1阿里：西藏西北角一部分，以噶大克為中心。 2藏：即普通所稱之後藏，以日喀則為中心。 3衛：即普通稱之前藏，以拉薩為中心。 4康：即西康省金沙江以西地區。 5安多：包括青海西南部，四川松、潘、理、孜等。 據統計，藏區人口除西藏外其餘分佈在西康金沙江以西一帶，雲南西北麗江一帶，四川松、潘、理、孜一帶：青海西南玉樹一帶等地！實可稱之地廣人稀，生活資料不足，限制人口增長，以及喇嘛人數眾多對人口繁殖均有直接影響。西藏人口分佈以東南、雅魯藏布江流域為農牧區，農產品僅能自給，餘皆游牧區，糧食極缺。

在談了西藏地形、入藏路線、西藏軍備情況後，調查報告談了西藏舊社會情況。藏族民眾都信仰佛教，因為西藏為“政教合一”的僧俗貴族聯合專政的封建農奴制度，所以喇嘛享有很高的聲譽。每個寺院都有封地和莊園，成為一個個寺院經濟集團，僅拉薩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就佔有莊園321個，有土地147萬余克，牧場26個，牲畜11萬頭，農牧奴4萬餘人。寺院佔有莊園分為兩類，一類是寺院的公產，其租稅收入為寺院的經費；一類是活佛和上層喇嘛的私產，有的大活佛的私人莊園和大貴賓不相上下。西藏屬於寺院的大小活佛約有500名左右，擁有經濟實權的上層僧侶約有4000餘人。 西藏封建農奴制由兩個基本的對抗性階級組成：一是農奴主階級，佔西藏人口5％左右，由官家、貴族、寺院三大領主及其代理人組成。二是農奴階級，由差巴、堆窮、朗生、遊民等幾個階層構成。

“藏族人視鳥和魚為神，故都不食魚不捕鳥”。調查報告的第一部分還對此作了特別提示。 在調查報告的第二部分，鄧小平從八個方面闡述了治理西藏的戰略方針。 他首先表明了對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和達賴班禪的態度。解放軍解放西藏的目的，是團結西藏人民，提高西藏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使西藏人民從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封建統治的壓迫、剝削下獲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對西藏現行的政教合一制度，當然要予以逐步的改革，作到政教分離，走向真正的民主自治。但由於西藏落後和藏族人民對於宗教信仰的根深蒂固，所以這種改革是必鬚根據西藏人民覺悟後的程度，有步驟有計劃地在相當時期才能達到的事情。因此，我們的態度是：1暫以保留原有的政權機構為原則。 2反對並清洗親英的、堅決反對共產黨人民解放軍及出賣西藏人民利益的少數反動分子，團結與群眾有聯繫的進步分子，爭取中間分子，以此來改造舊政權中的領導成分，但一定要先取得藏族人民的同意和擁護。 3擴大原有的政教聯席會議(即僧俗民眾大會)的基礎，爭取平民代表參加，使之逐漸轉變為真正的人民代表會議，而在會議的領導上也逐漸走上民主。 4建議成立西藏軍政委員會，以實現中央人民政府對舊西藏地方政府的領導及該地區解放軍與舊西藏地方政府的聯繫。

關於對達賴的態度：1解放軍進藏如達賴逃亡，根據西藏的習慣不應以班禪代理達賴，以免引起大的糾紛及西藏人民的反響，應照西藏的習慣以攝政代表達賴領導噶廈執行政權，對達賴仍應設法爭取，以免為帝國主義所利用。 2.如攝政參與達賴逃亡，要依照西藏習慣召集政教聯席會議，重新推選攝政。 3噶廈(等於政務院)為西藏最高行政機構，如四大噶倫(約等於政務院的委員)全部或一部分隨達賴逃亡時，可以新命噶倫補充即定人數(原四人)以執行政務。 關於對班禪的態度。班禪在西藏是與達賴並列的兩位宗教上的領袖，但班禪不問政事，在宗教上的地位稍遜達賴。 鄧小平還談了對西藏貴族、官員、喇嘛、農牧民各應採取的態度，對西藏人民社會的福利政策，改革康藏烏拉差役制度的意見等。

北京始終希望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放中國大陸最後一塊土地。在和平解放西藏進程中，和平是一條主線索，非常突出。即使被迫進行戰爭，也是以打促和。 1949年9月2l～2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首屆首次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權力和義務，實行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做了明確規定。由中共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這些政策，被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莊嚴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宣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軍迅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解放軍在華東，中南和西北戰場上捷報頻傳。面對西藏的特殊狀況，共產黨將採取何種對策呢？ 這在鄧小平等人的談話中早有流露。 1950年1月中旬，鄧小平在給十八軍部署進藏任務時就提出：“西藏問題有軍事問題，需一定數量之兵力。但軍事與政治比較，政治是主要的。”“政策問題極為重要。”“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政策就是生命。必須緊密聯繫群眾，依靠群眾。要用正確的政策去掃除中外反動派的妖言迷霧，去消除歷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閡和成見，把康藏廣大的僧俗人民和愛國人士團結到反帝愛國的大旗下來。” 劉伯承當時也提出：“要先由民族團結入手，然後才能談階級問題。”“宗教問題如體會不深，亂下手，必出大亂子。” 這些就在實際上提出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 1950年2月，中央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解放軍進駐西藏的計劃是堅定不移的。但可採用一切方法與達賴集團進行談判。” 西南局和西北局對如何同達賴集團進行談判問題，分別提出了四條和六條意見。 5月17日，中央在肯定了西南局提出的四條意見後，進一步指示，要按照以下原則擬定同舊西藏地方政府進行談判的條款：西藏方面必須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協助人民解放軍入藏。我們方面則可以承認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連同達賴的地位，以及現有的武裝力量、風俗習慣，一概不變更，並一律加以保護。 遵照上述原則，5月27日，由鄧小平主持起草並親自動手修訂的進行和談的10項條款以西南局的名義報請中央批准後，於6月2日下發給各路進藏部隊，此即人們稱之為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它把黨中央的指示具體化了，為簽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奠定了堅定基礎。 “十大政策”具體內容如下： (一)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英美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的大家庭中來； (二)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三)西藏現行各種政治制度維持原狀概不變更，達賴喇嘛之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四)實行宗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 (五)維持西藏現行軍事制度不予變更，西藏現有軍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之一部分； (六)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七)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完全根據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領導人員採取協商方式解決； (九)對於過去親英美和國民黨的官員，只要他們脫離與英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一律繼續任職，既往不咎； (十)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人民解放軍經費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人民解放軍買賣公平。 這十條政策也通過電波、傳單、勸和團傳達給西藏的執政者。 如箭在弦上，直指西天。 在大部隊出發前，十八軍派出一個先遣支隊，準備直抵金沙江畔，像雷達一樣，將藏方情況反饋回軍部。在進藏途中，十八軍曾先後組織過4個先遣支隊，這是第一個。軍裡任命陳子植為先遣支隊司令，十八軍敵工部部長陳競波為政委，並抽調軍偵察營和工兵營作為先遣支隊的骨幹力量。 2月3日，陳競波率隊從東山出發，到新津與陳子植會合，然後直奔雅安。 此刻，國民黨殘匪如蟻群般出現了。 他們都是一身川西農民打扮：身穿長袍馬褂，頭上裹著白毛巾，背上背著竹筐，氣焰十分囂張。 到邛崍的一個村莊，先遣支隊被包圍了。 部隊突圍後來到62軍駐守的邛崍城。這裡氣氛也十分緊張，商店沒有一家開門，老百姓睡覺不敢睡床上，只能鋪點乾草睡床底下。城牆外邊，埋著地雷和炸藥。 國民黨殘匪十分頑固。畢竟，四川是蔣介石苦心經營多年的地方，隨著祖國大陸的解放，殘匪全被壓縮到川西一帶，他們很有作戰經驗，並帶有小口徑炮等裝備，且經過正規訓練。其聚集後，少則上百，多達數万，成為十八軍的心腹大患。 先遣支隊在62軍一個團護送下，來到雅安，土匪整天用砲火襲擊雅安城，赴甘孜的道路也被土匪控制了。 先遣支隊將上述情況電告十八軍軍部，張國華立即上報二野和西南局。鄧小平、劉伯承、賀龍於2月21日下令，命十八軍全力剿滅川西土匪，確保入藏順利進行。鑑於川西匪情嚴重，2月26日，西南局向中央請示，要求將進藏日程推遲至明春。 毛澤東3月20日復電要求：不應動搖今年入藏之計劃，並指示，十八軍前進後，應派適當部隊保障後方交通，籌運糧食物資。 此前，毛澤東曾提出“進軍西藏，一要靠執行黨的民族政策，二要不吃地方。”毛澤東記得，紅軍長征時三個方面軍從四川、西康穿過，看到老百姓生活很苦，西藏老百姓的生活更苦，供不起幾萬大軍的糧食。 遠在北京的朱德，就進軍西藏的部隊補給問題，致電賀龍，提出10條具體意見： 第一，用現洋作伙食費，每日大洋5角，每月15元；第二，購買本地牛羊肉為主食品，購酥油及青稞麥為副食品，均以現金計算；第三，在青海購運糧，隨軍前進，糧完可吃牛肉，紅軍北上時有些經驗；第四，在阿壩上中下俄洛可購牛及羊隨軍前進，亦可運糧；第五，肉食不慣，可用野菜伴肉煮湯，再用茶，吃少量青稞，1月內可習慣；第六，發動群眾夏耕種糧種茶；第七，飛機、公路不斷運送，可壯士氣；第八，組織有入藏經驗及願入藏商隊與西藏商人結合進入所愛和所需的去換肉食糧食，轉來可運回藏地貨物出川，以便內外交流。 根據毛澤東、朱德的指示，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等用了大量精力和時間，研究解決進軍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資上的準備，特別提出了做好後勤保障問題。他們決定，成立進軍西藏支援司令部，統一領導進藏部隊的後勤保障工作。賀龍簽發了《西南軍區關於支援入藏工作向軍委和西南局的報告》，表示“前方部隊需要什麼，即用一切力量供給什麼”。並根據康藏地形、氣候、交通、經濟及敵情與解放軍人馬裝備具體條件定出計劃，實施補給。賀龍向西南軍區副司令李達反復交代，要給進藏部隊最好的裝備，最好的騾馬。他們需要什麼只要能辦得到，就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以愛馬著稱的賀龍，把自己的幾匹心愛的戰馬全部送給了進藏部隊。 1950年2月初，西南軍區組成支援司令部負責組織實施支援進軍的各項工作，突擊搶修公路，加強運輸力量。司令部司令員為十八軍副軍長昌炳桂，政委是第三兵團後勤部長胥光義。 支援司令部成立後，一面組織接收從全國各地徵集和調撥給入藏部隊的大批武器、裝備、被服用具、銀元、食品，一面組織向進藏和施工部隊運輸，還組織就地採購供應不足的部分物資。 物資太豐富了，以至於每個戰士身上都像背著一座“小山”。 當時出現了許多專用名詞，比如“七皮”(也有人說是六皮或八皮)。考慮到西藏酷寒，進藏部隊每人就發有皮帽、皮衣、皮褲、皮大衣、皮手套、皮鞋、皮腰帶等。僅一件皮大衣就有20斤重。 代食粉和蛋黃蠟也是進藏戰士銘記一生的兩種食物，這是專為進藏部隊特製的。有人後來說，餓了吃一口蛋黃蠟比仙丹還靈。蛋黃蠟是一種罐頭，用蛋黃製成，每盒10根，每根有手指般粗，長約20多厘米。每個戰士要背10盒蛋黃蠟。代食粉以黃豆、小麥、花生米、奶油等為原料炒製而成，類似北方的炒麵，也裝在鐵桶裡，大桶重20斤，小桶重10斤。其他食品還有餅乾、肉類、淨水片等。每個人身上除了水壺，還有油壺，裡面裝著1斤多清油。 至於其他，行軍有防雪盲的閉光眼鏡，宿營有帳篷、雨衣和防潮雨布，做飯燒水有固體燃料，還發給部隊70萬片維生素C片。再加上武器、望遠鏡等，每人負重達到七八十斤，扛重機槍的達一百多斤。 這真能壘起一座小山了。 這是一座體現毛澤東思想的山。 為了不給藏族群眾增加負擔，進藏戰士要背著如此沉重的東西，徒步走幾千公里，而且是行進在一般人不負重也要心跳氣短、腿腳酸軟的地帶。 如果可能，他們真願把這些統統拋掉，躺在地上美美地睡覺，但想不到，這些行囊不但沒甩掉，反而成為他們背負一生的財富。這是他們的驕傲。許多十八軍老人提到這一段滿臉都泛著紅光。背負的東西越重，生命的分量也越重。在信息高速公路越來越寬之時，運載的何物能重於當年的行裝？ 4月1日，毛澤東指示要“一面進軍，一面修路”。要求部隊走到哪裡，物資就運到哪裡。 西南軍區決心不惜一切代價，迅速搶修雅安至甘孜段的公路。西南軍區抽調了6個工兵團，十八軍3個團和4個營及軍直有關單位18萬人，克服高山缺氧，施工條件極其差的困難，奮戰4個半月，戰勝了大渡河，打通了海拔3600多米的二郎山和海拔4200多米的折多山，於1950年8月26日通車甘孜。 在運輸補給中，西南軍區抽調汽車850多輛，騾馬3300多匹，組成4個汽車團，4個輜重團，在川藏線上接力運輸。在各方麵條件都很差的情況下，人民空軍王洪智機組經過數十次試飛，於1950年5月7日突破了“高原空中禁區”，在甘孜、鄧柯等地實施空投。到1950年底，汽車部隊共運送物資35萬噸，空軍空投物資900餘噸。 也就在年底，西南軍區確定：除譚善和同志率6個工兵團另有主要任務外，支援司令部其餘部隊與十八軍後方部隊合併，成立十八軍後方部隊司令部。 33歲的十八軍參謀長陳明義成為後司的司令員兼政委。 在強化後勤保障的同時，十八軍的大部隊全力投入了剿匪鬥爭。 1950年3月7日，劉伯承轉發中央軍委指示，必須按原計劃進軍西藏，並全力以赴剿匪，盡快消滅成都至雅安之間的匪幫，盡量提前進藏。 殘存的匪特，準備在川西“變天”。這是國民黨逃離西南前設置下的一條毒計。這股匪患系土匪、特務與地方惡霸三位一體的結合，具有濃厚的政治性，所以剿匪鬥爭進行得十分艱苦。 十八軍對剿匪作出具體部署：令53師由夾江、眉山、洪雅出動，進剿名山、雅安、天全、蘆山地區之匪；54師從邛崍地區出動，負責剿滅新津、大邑及邛崍地區之匪；52師除154團外，一個團駐夾江，一個團駐剿洪雅、丹棱之匪，並負責維護夾(江)眉(山)交通線。 十八軍各參戰部隊自3月初至5月底，經過大舉進剿和反复掃蕩，基本上將土匪的猖獗活動鎮壓下去。到10月底，在川西殲匪9801人，繳獲各種炮29門；各種槍12807支，馬44匹及其他軍用物資一部分。 通往康藏的大門被豁然劈開，蔣介石留在大陸的這條“毒蛇”被徹底斬斷。進軍西藏的社會環境得以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