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對於蔣介石來說可謂流年不利：一是“三大戰役”國軍慘敗精銳盡失，二是被“內部人”趕下總統寶座，三是號稱“銅牆鐵壁”的國都一夜易主……這復興島上的“復興”夢不知還能做多久？重返大上海，蔣經國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上海物資大搬運。湯恩伯耐不了性子。蔣介石認為：共軍正在犯當年日本人犯過的錯誤。
1949年，對於蔣介石來說可謂流年不利。新年鐘聲剛響，內外交困中的他就不得不違心地宣布下野，這是他個人歷史上的第三次下野。放棄權力對於權力欲極強的蔣介石不啻是要他的命。不久，人民解放軍第三、第二、第四野戰軍以百萬大軍分三路強渡長江。共軍要過長江，是蔣介石意料之中的事，因為他自始至終從未想過要去與自己的死對頭共產黨搞什麼“和談”。
但是共軍一夜突破被他視為天險又嚴密把守的千里長江，則是蔣介石始料不及的。尤其當他聽到江陰要塞頃刻瓦解的消息時，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提起江陰要塞，蔣介石曾經寄寓了多大的希望！他在這里布置了一個自詡為“固若金湯”的防禦體系，他也曾一再叮囑部下：“江陰要塞，是長江的門戶，是拱衛首都的重要屏障，萬萬不能丟失，發現情況，及時報告。”
可就是這個江陰要塞臨到戰事發生時，不但未起到抵抗共軍進攻的堡壘作用，反而將槍口轉向了自己這邊，這不能不讓蔣介石感到氣憤和痛苦。
4月23日南京解放，“國都”的失陷對蔣介石來說又是一沉重的打擊！
4月24日中午，“閒居”溪口的蔣介石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對兒子蔣經國說：“把船隻準備好，明天我們要走了。”他的確該走了，百萬解放軍過江以後，正在江南大地上摧枯拉朽般地追擊他那已潰不成軍的軍隊，他如果再不走，極有可能在亂軍之中喪失掉他的那條老命。
4月24日中午，蔣經國將妻子蔣方良及兒女送到台灣，以免後顧之慮。
4月25日清晨，蔣氏父子就到慈庵墓廬與蔣母告別。然後雙雙走上鳳凰山頂，對故鄉作了最後一次眺望。蔣介石此時只覺“往事不堪回首”，深感“大好河山，幾無立錐之地”，“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
但此時的蔣氏父子仍立志“誓必重回故土”。當然他父子兩代均未能實現誓言。
下午3時，蔣介石最後一次拜別祖堂以後，便背著鄉親們，悄然乘車離開了家鄉。這個家鄉觀念極重，年年都要回溪口老家住幾天，看望家鄉或祭祖上墳的蔣介石從此再也未能回到故鄉看它一眼。
車到像山港時，“太康”號兵船早已停泊在那裡。蔣介石登上軍艦後，下令坐艦駛往上海。同行的人這才明白蔣介石此行的目的——他要親自指揮淞滬戰役，保衛大上海。
在途中，蔣經國給其父讀了關於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等人致李宗仁的通電（1949年5月21日）。當念到他們因中共堅留，決暫停北平，以待再行和談時，蔣又哼了一聲：“是他們自己願意留下來的吧？什麼中共堅決挽留”。蔣經國又繼續念下去，其中有“上海孤懸，豈可久守”之句，蔣又自言自語說：“上海只要再守半個月，能把所有物資搶運出來就行了。”其中有對中共的讚語：“同人等默察年來國共戰敗得失之原因，其主因在政治上而非在軍事。蓋中共積其二十餘年之豐富經驗，深得為民服務之道，而其嚴格之批評與自我批評作風，又保證其上下一致，貫徹其政策與主張，因而獲得人民之合作與擁護。同人等與各方面接觸，目擊耳聞，知中共對於維護國家獨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貫徹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業，確為有目共睹之事實，且亦符合國父革命之理想，決非吾黨過去政策與作風所可企及。”
聽到這兒，蔣介石怒不可遏：“宣傳！宣傳！純是替中共宣傳。”蔣經國嚇得不知如何是好，過了一會，低聲問：“是否還讀下去？”蔣介石點了點頭，於是蔣經國又繼續念道：“自和平協定公佈，黨內多詆為條件太苛，類似迫降，致有'寧可戰死，不可敗降'之憤語。然平心而論，則八條固為德公所承諾之商談基礎，二十四款只係實施八條之詳細規定。如第一條戰犯名單，完全不提，即為重大讓步之例。並經口頭約定，正式簽署協定時，尚可酌加文字上之修正。同仁之愚，以為革命大業，天下為公，己既不能，當讓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於人心與大勢，仍繼續作絕無前途之戰爭，則惟有僅存之殘局至於毀滅，增益其對民族歷史所犯之罪愆，倘能平心靜氣，發揮高度理智，不以少數人意氣權位之私，置大多數人民生死禍福於不顧，則一轉念間，祥和立現。例如：近日上海之戰，外圍據點盡失，尚期憑四困之地，死守到底，則將毀滅六百萬人之城市，此豈仁者之所為，亦豈大勢所許可。”
蔣介石再也聽不下去了，霍地站起來，大叫：“戰報！戰報！”
途經寧波時，蔣介石命令稍作停留，他惦念著寧波城裡一座自己的住宅。
提起寧波城裡的這所住宅，有太多的東西值得蔣介石回憶。這是一座帶有花園的住宅，位於甬江北岸新馬路與草馬路銜接的拐角處。早在1905年，蔣介石在寧波箭全學堂讀書時，蔣母王氏曾命他帶著原配妻子毛福梅到寧波伴讀，當時的蔣母既盼孫心切，又希望年長的兒媳能拴住倔強年幼的兒子的心，蔣介石與毛氏租賃這所房間住了約半年時間。後來蔣介石發跡了，便買了這所住宅，並將住宅修葺一新，還擴建了花園。 1921年至1923年，蔣介石又經常與陳潔如在此居住。隨著蔣介石地位的不斷上升，花園修建也日益完美。蔣每到寧波，必到這花園住住或玩賞。
但這次蔣介石卻沒有上岸光顧自己的住宅，這時人民解放軍的前鋒已抵達寧波。不得已蔣介石特意派人去把為他看管花園的表妹夫錢玉麟夫婦請到“太康”號軍艦見面，詳細詢問了花園情況後，他說：“你們沒有替公家做過事，想來沒有什麼關係，好好看管花園，將來我還要來看看的，你們替我看管花園多年，也沒有特別好處，現在給你們100塊銀元，以防萬一。”
4月26日上午，蔣介石的座艦駛進了上海吳淞口，寬闊的水面逐漸變窄，遠處隱約可見上海一幢幢林立的高樓大廈。
下午1時，船泊上海復興島。
復興島位於上海東南角，是個三面環水、一面聯結上海市區的半島。蔣介石的“行宮”是島上唯一的一幢西式洋樓，原先是海關為外籍海員度假休閒所修建。蔣介石到達前一天，島上宣布戒嚴，原先設在島上的漁業管理局和浚浦局的全體職工都在蔣介石到來之前被清除出島。
如果說蔣介石重返上海，有太多的打算、太多的野心，那麼對於同行的蔣經國來說，重返上海則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就在幾個月以前，蔣經國在這裡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幣制改革。那時的蔣經國頗有熱血，頗有豪情，很想有一番作為，不料想國民黨政府黑暗，腐敗已病入膏盲，財政危機已積重難返，最終蔣經國以失敗告終，往事真不堪回首。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為了挽救瀕於崩潰的財政經濟，發布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金圓券發行辦法》、《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法》和《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5個法令。規定：以金圓券為本位，在10月20日前收兌正在通用的法幣和東北流通券，匯率是法幣300萬元，流通券30萬折合金圓券1元；10月31日前個人持有的黃金、白銀及外幣必須前往銀行兌換成新幣，法令還宣布南京政府將準備整理財政，加強經濟管制，把工資和物價穩定在8月19日的水平。
財政緊急處分令下達的第二天，總統蔣介石、行政院長翁文灝聯合會見民意代表和京滬地區的財經界人士，宣佈為保證幣制改革的順利進行，決定設立由王雲五、俞鴻鈞、張厲生、嚴家淦及蔣經國等人組成經濟管制委員會。
21日南京當局又宣布，在全國重要的經濟中心上海、廣州、天津設立經濟督導區，分別由俞鴻鈞、宋子文、張厲生擔住督導員，蔣經國、霍樹寶、王撫州分為三地協助督導。督導員除全權控制、監督各項經濟措施的實施外，並具有行政及指揮警察之權力。
於是蔣大公子以“經濟管制委員和助理督導”雙重身份前往金融、工業、商業中心上海市。上任之初的蔣經國干勁十足，他慷慨激昂地說，“在過去真正守法的，多是那些窮苦的老百姓，而一般有錢有勢的人，則往往逍遙法外，為所欲為。”因此他明確宣布，此行到上海“只打老虎，不拍蒼蠅”，“一路哭不如一家哭”。
為了“打老虎”，蔣經國設總指揮部於中央銀行，組建了“欺建大隊”，同時還組織了“上海青年服務總隊”。
為了造聲勢，在上海復興公園，蔣經國召集了萬人大會，喊出要進行第三次革命，建設新上海的口號。
8月23日、27日，蔣經國又指揮上海市金管局，警備部稽查處，京滬、滬杭兩路警察局等6個軍警單位，全部出動，到各市場、庫房、交通場所進行搜查，凡違背《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等法令者，商店吊銷執照，負責人追究刑事責任。
接著蔣經國又召開了青年軍人聯誼會。在會上，他說：“我們相信，為了壓倒好商的力量，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絕不畏缺華麗衣著，而放棄了打擊奸商的勇氣。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人民是永遠不能安定的。”
同時他又特別指出奸商和貪污官吏相勾結，因此警告官員們對貪官污吏將要嚴辦。他說：“上海許多商人……擁有本店製造的兩個武器：一是造謠欺騙，一是勾結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與商人勾結，政府將要加倍懲辦……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兩大敵人，我們對於這兩種敵人，決不能放鬆一個，要同樣的打，一起打。”
《緊急處分令》下達的第十天，蔣經國又在全市設立了幾個“人民服務站”，主要職責是負責收集各界人士和市民百姓的舉報線索、查究違犯處分令囤積物資，擾亂市場，哄抬物價行為和犯法分子。
很快，蔣經國就接到了大量的舉報，於是蔣經國就一本正經地處決了因洩露國家經濟機密，串通商人拋售股票牟取暴利的財政部秘書陶啟明；處決了利用職權勒索他人財物的上海警備部科長張亞忌、第六稽查大隊長戚再玉；處決了因套匯違紀的商人王春哲。
經過這三件大案，蔣經國在上海名聲大振，成了鐵面無私的傳奇人物，外國記者稱之為“中國的經濟沙皇”。
蔣經國滿懷信心地說：“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手段可以解決，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將社會翻過身來，非用最大的代價不能成功！”
自8月19日過後的一個月內，上海物價穩定，中央銀行在上海收兌的黃金、白銀和外幣，已約值37300萬美元。蔣經國不無得意地說：“政治力量是解決經濟混亂的主要條件。”
可是好景不長。上海一地物價雖然穩定，但全國物價仍狂升。因此流入上海的物資大大減少了，上海出現了物資缺乏的緊張局面，市場供應蕭條，上海的生產萎縮了。儘管蔣經國仍一如既往地三令五申，不准商人囤積居奇，凡發現者一律沒收，但上海已處又一次物價狂漲的前夜了。
蔣經國“打老虎”行動失敗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一條還是因為他打不動真正的“老虎”。
9月底，根據舉報，蔣經國帶領“老虎大隊”、警察突擊、檢查了揚子建業公司，發現該公司囤積有大量商品，其中包括利用經濟情報搶先於“封關”前進口的百餘輛汽車，500多箱英美尼絨，200多箱西藥。揚子公司是蔣經國的姨表兄、孔祥熙的大兒子孔令侃主辦的大“官倒”公司，宋美齡擁有其中一部分股份。蔣經國大義滅親，查封了揚子公司並下令逮捕公司老闆孔令侃。
蔣經國的壯舉驚動了身居南京的後媽宋美齡。宋女士立即向正在北平指揮東北戰事的蔣介石告狀，要求蔣介石出面取消蔣經國的命令，釋放孔令侃。
10月1日，宋美齡又親自飛滬，在痛斥蔣經國六親不認後，公開從監獄中接走了孔令侃。
一時間，蔣經國在上海的聲譽陡跌，丟盡了太子的臉面，“老虎”打不下去了。上海市民譏笑他說：“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上海《大公報》發表了一篇《打虎贊》：“萬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黃埔”，“雷聲過後天大雨，商場虎勢尚依然”，“世間到處狼與虎，孤掌難鳴力豈禁？”
“打虎”失敗意味著一場轟轟烈烈的幣制改革就這樣虎頭蛇尾地結束了。搶購物資的風潮又起，物價又如火箭般狂升。在物價上漲的風暴中，四川《工商導報》上曾刊載了一首《虞美人。寄調金圓券》的詞：“法幣金圓貶值了，物價漲多少！小民日夜優漲風，幣制改革不堪回首改革中。全國標準應猶在，只是價格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簇亂箭鑽心頭”。
幣制改革失敗了，一度神氣十足的蔣經國，最後只能“幾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於狂哭狂笑”。
11月26日，蔣經國發表了一份聲明。在聲明中，蔣經國稱：“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覺到沒有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而且在若干地方反而加重了上海市民的痛苦……今天，我除向政府請求處分，理應向上海市民表示我最大的歉意。這並不表明要得到上海市民的原諒……”很想贏得政治聲譽的蔣經國，一場“老虎”打下來，“本”“利”賭光，這不能不讓蔣經國感到委屈、窩囊！但這場幣制改革並不是一無是處，很快，經改革收繳的黃金白銀在蔣介石的安排下秘密運往台灣基隆。蔣經國的“打虎”為老蔣的日後搬運打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這可是他當初始料不及的。
4月2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的當天，在復興島，他分別接見了由南京撤退到上海的國防部部長徐永昌、參謀總長顧祝同、空軍司令周至柔、海軍司令桂永清，聯勤總司令郭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淞滬警備司令陳大慶、上海防守司令石黨以及谷正綱、陳良等。
蔣介石一臉嚴峻：“我軍江防一線崩潰如此之迅速，身為領袖，我不能不感到慚愧！我之所以在徐蚌戰事結束之前就籌備京滬防務，實則準備在此和共軍決一死戰，與首都、國民共存亡，以體念總理'我死則國生'的遺訓……有人擔心，首都失守，上海危在旦夕，作為領袖，我為什麼還要到上海來？”
蔣介石於危急時刻來到上海，不為別的，只為了督促部下：“從現在開始，黨政軍一切行動都將圍繞保衛大上海。”
上海，在蔣介石心目中太重要了。
上海，是蔣介石的早年發跡地。 1916年，軍隊中混得不順利的蔣介石負氣離開部隊，來到上海，一方面主持東南黨務軍事，一方面經營證券交易。
混跡於證券交易所的蔣介石比他在軍隊中得心應手很多，“不半載，迭獲巨利，母子相加，竟達十數万元，伊然富商矣。”不僅發了財，而且蔣介石還結交了張靜江、戴季陶、虞洽卿、杜月笙等人。正是在這些人的幫助下，蔣介石不久就爬上了黃埔軍校校長的寶座。也是在這些人的支援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公開背叛革命，屠殺了無數革命人士，不久在南京建立起自己的反革命政權並進而竊取了全國的政權。上海於是成了他反革命政權的支柱，江浙財團尤其是上海財團成了他倚重的對象。也正是在上海，1927年12月蔣介石終於得娶追求7 年之久的美貌又曾留過洋的宋美齡女士為妻。
儘管此時的宋女士已達30高齡，但對於新郎來說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新娘的二姐是孫中山的夫人，新娘的家庭在上海頗有影響。婚禮的舉行，使蔣介石得意非凡。為婚禮，他曾寫下《我們的今日》一文。文中說：“餘今日得與餘最敬愛之宋美齡女士結婚，實為餘有生以來最光榮之一日，自亦為餘有生以來最愉快之一日。”“餘第一次遇宋女士時，即發生此為餘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曾矢言，非得蔣某為夫寧終身不嫁，餘二人神聖之結合，實非尋常可比。”的確是“非尋常可比”！ “婚禮”與其說是蔣宋二人的結合，還不如說是蔣介石的政治宣言。蔣宋成婚等於是宣布蔣介石已成為孫中山先生的合法繼承人。在比較重視家庭背景的中國文化傳統下，蔣作為國民黨的實際控制者，有國民黨締造者、國民革命之故領袖孫中山作為連襟，這無異增加了正統性和可行性，增加了蔣介石的政治資本。同時“婚禮”也宣布了四大家族形成。宋、孔組合完成於宋藹齡和孔祥熙結婚之時；蔣、陳組合完成於辛亥革命前後，蔣介石為感謝陳其美的扶持，重用其兩個侄子陳果夫、陳立夫，二陳當時主要控制中央黨務部門和調查科，成了蔣介石在黨務方面的代理人；現通過蔣、宋聯姻方式，在中國現代史上有巨大影響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正式形成。四大家族成了蔣氏政權又一重大支柱。
上海，還有大量的戰略物資沒有搶運走。多年來上海是國民黨政治經濟中心，四大家族掠奪全國人民的財富多集中於此地，特別是1948年幣制改革後，民間所藏金銀美鈔幾乎被搜刮殆盡，全部庫存於上海的國庫。這樣一大批金銀和物資，蔣介石決不甘心留給自己的死敵共產黨，但運送這樣一大批金銀和物資卻需要時間，蔣介石這時最需要的就是時間，上海多守一日，他就能多搬運一些物資。
其實，搶運物資的工作始於蔣介石下野之前。那是一次不成功的搬運，他一直耿耿於懷，提起來就生氣。
1948年12月，國民黨內呼請蔣介石下野的聲浪越來越高。他召見了自己的小同鄉——著名的地質學家翁文灝。此公曾一度擔任過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後改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
蔣介石告訴翁文灝，他打算將南京的5個大廠的人員連同設備，一起運往台灣。
翁將蔣的話轉告了資源委員會委員長孫越崎，沒想到競遭他反對。孫找了個藉口：“經費奇缺，沒法拆遷轉運，若要遷走這5個廠，至少需要100億元的搬運費。”孫越崎以為提出這個數字會使蔣介石知難而退，誰知蔣介石答复說：“沒有經費好說，撥給他130億元。”整整多出30億元，孫的口被堵死了。
蔣介石為何如此重視搬走資源委員會管轄的大廠呢？
原來，資源委員會一直經辦全國的煤、石油、有色金屬、機械製造、化工、電力、水泥、製糖、造紙等“國營企業”，擁有職員3萬餘人，技術人員及工人共70餘萬人。其中技術人員裡留學生及國內大學畢業的工程技術人員佔40％，可以說是全國工程行業的精華所在。所以資源委員會成了蔣介石的“命根子”，他不惜花大價錢搬廠，一為設備，二為人才，他決不能把這些留給共產黨。
他選中第一批搬的5個大廠一分別是：南京電照廠、有線電廠、無線電廠、高壓電瓷廠、馬鞍山鋼鐵廠。
孫越崎拗不過蔣介石，只好調了一艘8000噸的大船——新華輪，停泊在下關碼頭，先拆了一部分設備裝船。正當孫越崎拖延搪塞之時，蔣介石下野了，於是停止裝船。
當時李宗仁一再派張治中、陳儀等人去溪口催蔣出國，報紙廣播也競相轉發消息，大造蔣介石出國的輿論。孫越崎認為，蔣介石已不管事，要去避難，於是就自作主張把已裝船的設備卸下來又運回了廠子。
蔣介石接到密報後，火冒三丈。立即電示淞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催孫拆運。
很快，孫越崎就接到了湯恩伯的電報：“奉層峰命令，你部應速將五廠遷台灣，盼電複。”
孫越崎態度鮮明：“工廠不遷，電報不復。”並且直接請示代總統李宗仁：“報告代總統，這5 個廠千萬不能搬啊。如今外界都知道你正策劃和共產黨和談，如果我們現在就大規模遷廠，共產黨和輿論會怎麼看？這只表明我們政府方面對和談沒有信心，沒有誠意。搬廠是蔣先生的意思，可外人不明真相，搞不好，你、我要承擔不利於和談的責任。”
李宗仁一直蒙在鼓裡。蔣介石要大“搬家”，這不明擺著拆自己的台？ ！
他不禁罵道：“這死老頭，真陰險！”隨即果斷對孫越崎說：“這5個廠不拆了，就說是我的命令。”
溪口的蔣介石聽此消息，不禁暴跳如雷，但此事既己為李宗仁知道，他也不好硬性拆遷了。
這一次拆遷的不順利並沒有阻止蔣介石要大搬運的決心，只是以後更加謹慎，更加保密。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中共勝利的這一天，蔣介石命蔣經國持手諭找在上海的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要其把庫存的全部黃金、白銀、美鈔運往台灣。
1月16日，蔣介石親自召見俞鴻鈞、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國兩銀行，將全部外匯化整為零，存入私人戶頭，以防共產黨接收。
這以後，每當夜幕降臨時，經常有神秘的兵艦停泊在國民黨政府中央銀行前面不遠的黃浦江上，船上煙囪冒著煙，馬達一刻不停地運轉，以備隨時開走，附近的江面和岸上實行嚴格管制，任何船隻和個人都不得靠近。身強力壯的軍統特務偽裝成“苦力”，吃力地把沉重的木箱抬上軍艦。
這就是蔣介石偷運國庫金銀的情景。
據國民黨監察院財政委秘密會議報告和《李宗仁回憶錄》中的統計數字，去台灣前，蔣介石從國庫偷運走黃金390萬盎司，外匯7000萬美元和價值7000萬美元的銀元，總計價值約在5億美元以上。
上海解放前4個月，蔣介石的偷運工作達到了高潮。這時蔣介石偷運的不再僅限於黃金、白銀、美鈔，而是把範圍擴大到機器設備、車輛、紙張、棉紗、布匹、甚至化學原料、藥品等。總之，一切有用的東西他都想搬。這期間，他從上海搶運了1500船的物資，還不算飛機運走的。
直到5月22日，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已打到市郊臨近市區了，蔣介石仍電令留在馬公島的兒子蔣經國飛回上海再搶運一批物資。可是當蔣經國飛臨上海上空時，江灣機場己瀰漫著解放軍砲彈爆炸後的煙塵，飛機無法降落。
蔣經國祇好悻悻而歸，並致電其父：“上海已經陷入共軍之手，再搶運物資已不可能了”。
蔣介石只好縮手。
為了這項工程巨大的搬運，蔣介石可以說是絞盡腦汁，不惜血本，甚至包括不惜犧牲南京。
南京剛剛失守時，顧祝同、湯恩伯等在上海召開國防部作戰會議。
剛從南京撤到上海的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第三廳長在會上大罵道：“我簡直不知這仗怎麼打的！上幾次會議我一再說，共軍一定由獲港渡江，我軍主力應放在南京以西、可是當指揮的毫不採納，反而把主力向上海調，現在南京丟了，幾十萬大軍退集上海，前無出路，後有大海，到這裡來於什麼？是準備跳海嗎？我這個作戰廳長真是對不起自己，對不起祖宗，對不起總理總裁！”說到這兒，蔡文治怒髮衝冠，猛地用力扯開軍服下襟，五粒銅扣立即四下飛進，接著蔡大哭：“我不干了，我再不當軍人了！”這時全場愕然。
顧祝同等則把眼光直直掃向湯恩伯。
早已憋著一肚子氣的湯恩伯這時再也憋不住了，只見他漲紅著臉拍案而起：“你蔡文治小孩子懂什麼東西？我集結主力退守上海，是有總裁手令，不信你們看！”他一氣之下，宣讀了一份他本無權洩露的蔣介石親筆手令。
這份手令的大意是，責成上海市府秘書長陳良在上海市長吳國楨因“病”請假期間代理市長一職，和湯恩伯一起負責將中央銀行所有黃金、白銀和積壓在上海的大批物資搶運台灣。在這批黃金、物資未運完之前，湯恩伯應集中兵力死守上海，不得有任何差錯，否則將拿兩人是問。
面對這份手令，大家面面相覷，這才明白湯恩伯為何如此拙劣地佈置江防。
湯恩伯繼續訴苦道：“金銀數目太大，上海的船舶又不多，因怕來不及運走，每船裝得重了一點，結果滿載金銀'太平號'輪船在舟山海面觸礁沉沒了，我和初如還不知怎樣才能逃脫總裁的責罵和懲辦。”
蔣介石逃往台灣前的這次大“搬運”意義非凡。關於這一點，蔣經國在後來的文章中寫道：“政府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哪裡還有這樣穩定的局面？古語說，無糧不聚兵，如果當時餉糈缺乏，軍隊給養成了問題，那該是何等嚴重？庫存黃金到達台灣之後，父親又記起還有一箱國家的珠寶，存放在國家信託局，命令我們再趕到上海去，勸信託局將這箱珠寶也運到台灣來，交給國庫保存。……當我到上海後，李宗仁已經知道了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動這箱珠寶。後來竟吩咐那個保管保險箱的人飛到香港去，使我無法取出。我向父親建議，據我知道的情形，這箱珠寶已經用去不少，剩餘的東西僅值二三十萬美元，我們何以為此區區之物，同人家傷和氣？父親卻指責我說：'到了台灣，當軍隊糧餉發不出的時候就是一塊美金也是好的！'我聽了無言可答，只好依從父親的意思去進行。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將這批珠寶搬出來。”
死守上海，對於蔣介石來說還有一層戰略上的考慮。
上海，自1842年6月16日，76歲高齡老將陳化成親率全體士卒戰死在吳淞口西砲台之後，就落入到帝國主義手中。上海成了帝國主義這條巨大螞蝗在中國瘦弱的軀體上吮血的最大吸盤。蔣介石清醒地知道，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豈肯輕易地從土海撤出？何況當時的美國已經在蔣介石的內戰賭注上押下了60億美元，眼看要輸光，難道會罷手？歐美各國在上海還有巨額的投資，英國在上海一處的不動產，約計兩億鎊，還有無法估計的英國對華不平等貿易的價值。上海的外國資本，佔在華外資總額的80％以上。所以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上海守備戰打得越持久越激烈，對上海的破壞越大越好，最好是內戰化為國際戰爭，把英美尤其是美國拉下水。
蔣介石做這樣的美夢已非一日了。早在人民解放軍渡江前夕，蔣介石就指望美國人能出兵干涉，然而在人民解放軍渡江整整3 天時間裡，蔣介石一直觀望著美國和國際社會的態度，然而美國什麼明確的表示也沒有。不僅如此，共軍在渡江時，重創了英國軍艦“紫石英”號，一向傲慢的英國雖然也罵罵咧咧，最後卻沒有敢動硬的；共軍佔領南京時，一些官兵衝進了美國大使館，對司徒雷登言語粗暴，違反了國際條例，而美國也僅僅是形式上表示了一下“抗議”。更令蔣介石傷心的是，南京政府此次南遷廣州，各大使館人員都相繼隨政府去了廣州，唯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依然留在失守的南京城內。並且據可靠消息，司徒雷登正派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同其在中共的老同學黃華聯絡。儘管有這些不如人意的消息，蔣介石仍認定“上海是一個國際市場，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影響國際視聽。”而且美國西太平洋艦隊總司令白吉爾在渡江戰役前在上海曾聲稱過：即將以運輸艦運海軍陸戰隊運滬，揚言：“在滬市，國民黨當局不能控制局勢時將用美國人出面維持”。再說在近代歷史上，帝國主義直接出面絞殺中國已不止一次，在上海更是有先例可循。因此，蔣介石對把西方國家拖下中國內戰的泥潭充滿信心，但前提是國民黨軍隊在上海必須死守一陣。
歷史的淵源，現實的利益，戰略上的考慮使蔣介石下定決心，死守上海。
4月27日，復興島，蔣介石專門召集了在上海的各中央軍事學校畢業的學生（主要是黃埔系）開談話會。蔣介石以老校長的身份告誡：“黨國成敗在此一舉，黃埔學生必須以全力應付民族危難。”大會上成立了由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組成的“非常委員會”，蔣介石希望這次會議能把已呈四分五裂狀態的中央軍校系統出身的將領重新召集起來，達到收攏嫡系的目的。
但他的命令已不再像從前那樣行之有效了。很多人接到蔣介石的通知，並未到會。黃埔係正宗嫡係將領，南京衛戍副總司令覃異之，就在蔣開會當天上午離開了上海，回到廣西老家。
這之後，蔣介石連續召見三批駐上海守軍的團以上軍官訓話，內容不外乎要他們堅守上海，並給他們“打氣”。
“我們的對手不是一般的敵人，是當今世界最兇惡、陰險的共產黨。共產黨問題不是我們一國所面臨，是國際問題，因此也不是我們一國的力量所能解決，要解決需要依靠整個國際的力量。但目前，盟國美國要求我們給他們一個準備的時間，這個時間不會太長，只希望我們能在遠東戰場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們在上海打6個月，只要你們堅守上海6個月，我們的二線兵團就建成了，就可以把你們換下去休息。上海是國際都市，影響非常大，位置非常重要，國際自由人士不會不管的，只要他們援助我們，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發生，那將是最終埋葬共產主義的最後一仗！”
“這次共軍渡江，國軍失利，問題就出在戴戎光這個渾蛋一炮未發就投降了共軍，讓共軍輕易過江，使得許多部隊沒有戰鬥就潰退，打破了我原來的計劃。否則，共產黨是沒有辦法渡江的。現在，我們在戰略上雖然遭到了一些挫折，這只是暫時的，你們各位應當聞勝不驕，聞敗不餒。你們應當相信我，從廣東北伐以來，在戰略上我沒有錯過，我們完全都是做對了的！”
蔣介石的一番說辭，對那些不明真相的高級軍官們頗起到了些強心作用。他們私下里說：“老頭子一定是跟美國人商量好了，只要美國人出面就有辦法！”
蔣介石接著鼓勵下屬“守上海與抗日戰爭相比，優勢在我們這一邊。當年'八一三'戰爭爆發，日本憑藉其海、空軍優勢，想在很短時間裡佔領上海，迫我們訂城下之盟，結果我們守了3個月，日本報兵折將，沒有達到目的。今天的情況和那時相反，我們有海、空軍，共產黨沒有。從這個事實看來，我們要在上海守6個月至一年是沒有問題的。大家應該記得，當時八十八師的一個副團長謝晉元帶一營人守四行倉庫，僅僅一個據點，日本人就拿他沒有辦法，我希望你們都要向謝晉元學習，這樣我們一定會勝利。”
“最後，我可以向大家斷言，共軍眼下的勝利，正是重蹈當年日軍南侵之覆轍，共產黨和當年的日本犯了同一個錯誤，渡江南侵，就是他們失敗的開始！”
除了給下屬“鼓氣”，蔣介石認為穩定民心也十分重要。
4月27日，蔣介石在報紙上發表了《和平絕望奮鬥到底》的談話，宣稱：“為此國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願以在野之身，追隨我愛國軍民同胞之後，擁護李代總統暨何院長領導作戰，奮鬥到底。”
同時，在這個談話中，蔣介石特意把反共戰爭改說成民族解放戰爭，妄圖以此煽起民族情緒，繼續頑抗。他說：“我們目前的情勢固然是險惡的……但是，我們認清了今日剿匪作戰是反侵略主義的民族戰爭，是反極權主義的民主戰爭，同時也是為了每一個國民，每一個家庭自由生活方式之社會戰爭和保障我們悠久歷史文化和仁愛倫理道德的文化戰爭……這一反侵略戰爭如果失敗，國家的獨立自由地位，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都必歸於毀滅。我們的前途，只有普遍的貧窮，冷酷的飢餓和世界戰爭。”
其實，在蔣介石的極權統治下，廣大的人民群眾何曾有過民主？有過自由？連起碼的生存權利，在火箭式飛漲的物價面前都難於保障。
4月28日，蔣介石親巡上海市區。這一天，當蔣介石在上海街頭公開露面時，上海的各家報刊都發表了註明“溪口27日電”的《蔣總裁告全國同胞書》，稱：“今日的嚴重局勢，失敗不在於匪的實際力量如何強大，而在於我們政治的缺點，經濟的恐慌，內部組織的鬆懈，使共黨匪徒有隙可乘，所以他們肆無忌憚，在前方軍事和後方民眾中埋伏間諜，散佈失敗主義，以瓦解士氣和人心，因此，國軍有優勢兵力反遭挫折。中正對於過去政治、經濟的缺陷，剿匪軍事的失敗，以至於我們的同胞遭受共匪的蹂躪和殘殺，墜入共產主義的鐵幕，來過這樣一種黑暗的地獄的生活，這是我個人德薄能鮮，應該負其重大責任。但是，我決不動搖救國救民的信念，相信我們必能從共產黨鐵幕下拯救我國同胞，重登自由康樂之境地……”文章最後，蔣介石大言不慚：“11年前南京政府的撤守，正是我們抗日戰爭的起點；今日南京政府的撤守，更成為我們中國反共鬥爭唯一的轉機”。
訓話，打氣，穩定軍心，固然重要，但此刻蔣介石心裡最想知道的是物資搶運工作進行得如何。
4月28日，蔣介石召見了陳良，未等陳良開口，蔣介石急不可待地問：“初如，上海待運的物資還有多少？”
陳良：“報告總裁，中央銀行金庫中的金銀已安全啟運台灣，現只剩下20萬兩黃金以維持市面周轉，而一旦從上海撤離，這筆錢也將如數帶走。目前正開始搶運物資，但因物資太多，現在又加上各機關撤退，交通工具更缺，所以沒有一個月的時間，很難將這批物資運完。我這兒有一份清單，請您過目。”
蔣介石接過清單仔細端詳起來：
從陳良的清單中可以得知，目前已經運走的物資噸數不到總量的五分之一，即便將已裝妥待運的加上也僅剛過二分之一。
蔣介石合上清單，問：“還有這麼多呀？你能不能再快一點？”
陳良：“報告總裁，這已是超負荷了，最好能再給我一個月時間。”
蔣介石說：“行！”
但到底湯恩伯能否堅守上海一個月，蔣介石心中沒底，他必須馬上召見湯恩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