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952年5月10日，是我們重返“三八線”奉命出發的日子。這兩天，我們一直在忙乎著歸還借用老百姓的東西，檢查群眾紀律，損壞的東西給予賠償，並對村民們給予部隊的幫助表示感謝和以適當的不洩密的方式向他們告別。行動的準備工作也基本上做好，晚上即將出發。
上午，我正在忙著收拾文件和行李的時候，我們的科長黎同真同志突然來找我談話。他開門見山的說，組織上已決定調動你的工作，組織科缺幹事，組織科孟繼續科長早就點名要調你去，只是一時找不到接替你文書工作的人選，所以就拖了一段時間，現在找到了，他叫陳鳳，已經來了，你今天就把工作交代給他，晚上出發時，你就到組織科去吧。黎科長還說，你在這裡雖然是排級幹部待遇，但是當文書只相當於班長，不算幹部，屬於士兵，調到組織科以後，就正式成為乾部職務了。那是更重要的工作，是組織上對你的提拔和重用，希望你更加努力的工作，不要辜負了組織的信任和希望。黎科長還對我自部隊出國入朝前夕於1950年7月30日調來總務科到今天為止，一年又九個月的工作給予肯定，說了許多表揚和鼓勵的話。黎科長的突然談話，讓我感到十分意外，我完全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變動。說心裡話，我已經熟悉總務科的人和事，熟悉了文書工作，是很有一點感情和留戀的。但是這次調動工作確實是組織上對我的提拔、重用和信任。沒有什麼可講的，只能服從。因此，我向黎科長表示，服從組織的調動，到了組織科以後，一定要更加努力的工作，絕對不會辜負組織的提拔、重用和信任，也絕不會讓他失望。同時，感謝他近兩年來對我的關懷、教育和培養。談話完畢後，我立即開始了向陳鳳同志交代工作。陳鳳同志也是一名學生兵，大約與我先後參軍。他為人熱情，謙虛謹慎，對工作認真負責。我先把文書每月必須要做的軍事、政治統計表報及統計方法向他作了詳細地交代，然後又把文書日常要做的工作也盡量詳細地做了交代，同時也向他介紹了一些有關的情況。到中午，交代工作即告完成。下午，繼續準備行裝，並抽出時間向總務科的同志徵求意見和告別。
回憶起我在總務科工作的這一年又九個多月，真是感想萬千。這真正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感覺很幸福。在此期間，我又立功又入黨，真是取得了一點成績和進步，大家都給記下了，對我的缺點都給予了很大的寬容和真誠的幫助。經常關心教育和幫助我的除科長黎同真和原指導員張秀峰同志外，後來的兩位指導員和一位協理員也都很關心我的進步。張秀峰指導員於部隊到達東里不久調走後，上級任命本科的管理員張文志同志改任指導員。他在做管理員時就很關心我，改任指導員後就更加註意幫助我，因為我是一名候補黨員，他不斷地指點要求我大膽工作，不要縮手縮腳，畏首畏尾。可惜，後來張文志同志認為自己不善於做政治工作，請求上級仍讓他改回做管理員，一兩個月後，上級批准了他的請求。隨後調來謝鵬禹同志做指導員。謝鵬禹同志原來我在民運隊時是我的區隊長，彼此熟悉，更有一種特殊的情誼，所以對我關心備至。不過他做指導員的時間也不長，約有半年左右。之後，上級又從所屬的一個團裡調來一位營的副教導員任命為政治協理員。他為人誠懇厚道，工作經驗豐富，可敬可學。他到總務科後，我的入黨候補期即將屆滿，他抓得很緊，使我按期轉正了。我與這幾位領導相處，有的時間長一些，有的時間很短，但他們都關心我、教育我、幫助我，真是受益匪淺。總務科的其他幾位幹部對我的幫助也都很大。會計張守仁同志是黨的小組長，比我也就大一兩歲，特別聰明，我一到總務科他就非常熱心主動接近我，介紹各方面情況，鼓勵我大膽工作，猶如一位兄長。朝鮮語聯絡員裴錫奎和小朴及司務長趙亨柱三人都是朝鮮族同志。他們都對我非常友善，經常給我介紹朝鮮民族的風俗習慣，見我與老鄉們交流不通就過來當翻譯。至於總務科那幾大員說起來就更讓我興奮了！司號員周玉海、通信員王興發、盧廷珍、小武、小宋、理髮員王金生、衛生員小趙等等，個個都很棒。大家只要湊在一起就甭提有多熱鬧了。除了衛生員小趙喜歡埋頭苦幹、沉默寡言外，其他人的話匣子一打開就收不住，個個都是連珠炮，你一句，他一句，沒完沒了。特別是司號員周玉海是個帶頭羊。在那種艱險的環境中，人人都是樂觀主義者，多麼危險，多麼艱苦，多麼勞累，都成為了談話的笑料。可是要幹起工作來，大家都一本正經，毫不含糊。行軍時互相幫助背行李，遇到危險情況時互相掩護。幾位通信員執行任務，從來都是愉快的接受，不論深更半夜，路途遠近，背起槍就走，完成任務有報告。部隊住下時，打水打飯、打掃衛生、幫助老鄉干活都是爭著搶著幹。他們對我愛護有加，看到我幹什麼活都主動上前幫忙，甚至都搶過去不讓我幹。還有那個理髮員王金生總喜歡給我理髮，看到我的頭髮稍長就要給我理，一個月甚至要理兩三次。這是多麼可愛的小集體啊！我本來是班長，在他們的感染下，我自不甘落後，也同樣爭著搶著幹活。例如，部隊行軍宿營，每天都要向司令部書面匯報行軍宿營情況（包括部隊情緒，有無掉隊、減員傷亡等等）我寫完經科長簽字後，一般我不派通信員而是自己親自送。司、政機關駐地有時相距數里，或翻山越嶺，或走山間小路，一般都是夜間，每去一次回來，我看到通信員們都呼呼大睡，心裡就覺得舒服。儘管後來科長、指導員都批評過我對通信員不敢大膽管理使用，但我覺得我是應該的，這使我經受了極大的鍛煉。我後來膽量比較大，主要是這一段時間鍛煉出來的。此外，還有那炊事班和飼養排的同志們，從排長到班長到全體同志都對我十分友好。我一去到那裡，大家都非常尊重。特別是炊事班那多次幫我縫鞋補鞋的大老劉，每想到那種情景，都令我感動不已。
今天的晚飯比平時提前開了約1個小時，以便晚上出發前大家對行裝及群眾紀律再做一次檢查，並向村民們告別。太陽還沒有完全落山，集合號就響了，同志們都精神抖擻地走向集合場。在集合場上，帶隊的領導沒有講話，只要求再撿查一下人員和行裝就發出一聲“出發”的口令，隊伍就上路了。這時，養洞裡的不少鄉親和兒童都自發地聚集到我們的出發地來歡送，老人們、婦女和兒童們向我們招手送別，情景感人。養洞裡我們駐了半年多，這是自入朝以來駐的時間最長的地方，再見了！
隊伍一上路，我即向總務科的領導和同志們告別，恭恭敬敬地給他們一一敬禮，然後就正式離開了我的文書工作崗位，離開了總務科的隊伍，到組織科報到了。行軍途中，沒有正式談話，科長孟繼續、副科長梁克和乾事徐敏敬、朱甦都對我的到來表示了熱情的歡迎，還有兩位幹事張春明和李輝到連隊去幫助工作了。在組織科的隊伍裡行軍，雖然都不大熟悉，但我感到很輕鬆，不必像在總務科那樣還要在隊伍的最後負責收容，只管自己行好軍就行了。經過五夜連續行軍於5月15日到達“三八線”元通山下駐地以後，科長組織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明確了分工。科長指示，我接替朱甦的統計幹事工作，負責全師的政治統計；負責烈士撫卹工作以及辦公室的日常工作等。朱甦同志則改任組織幹事，與徐敏敬、張春明同志的職務一樣，李輝為青年干事（李輝同志原本是青年科的干事，東里整編時，青年科合併到組織科了，所以他轉任青年干事）。會議還研究了全師部隊進入陣地以後加強黨的工作和青年工作的問題，確定重點是抓基層連隊的黨支部工作和青年團支部工作。這是我調到組織科來的初次會議，會後有不少感想。現在，我的視野已經不能僅僅限於一個具體單位，而必須擴大到全師各團各營各連，並且是重要的黨和青年工作問題。我雖然是一個初來的小幹事，分工做具體的統計工作、烈士撫卹工作以及辦公室的日常工作，重要的工作有正副科長及幾位老幹事承擔著，但是，我還是擔心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能否勝任工作，能否達到領導的要求，對此心中無數，有不少日子忐忑不安！
組織科是一個很精幹、力量很強的部門。我初到時只有上述6人，我來後增加到7人，但是過了一個月，張春明又被調去了乾部科，又變成了6人，全都是共產黨員。科長孟繼續同志，年齡三十歲左右，山東人，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同志，有豐富的戰鬥經驗和工作經驗，為人正派、平和、穩重，語言不多，但講話能切中要點，且言簡意賅，不聞庸言。副科長梁克同志，比孟科長年輕一兩歲，河北人，也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同志，同樣有著豐富的戰鬥經驗和工作經驗，在為人修養、性格特點、工作作風等方面兩人也十分相似。我深感這是兩位好領導。在幹事中：徐敏敬同志是我們幾個人中的老大哥，也備受我們的尊敬；其餘的李輝、朱甦和我三個人，都是1949年參軍的學生兵，他們兩人都比我大一兩歲，工作水平、工作能力顯然比我高，他們當乾事的時間都有一兩年了，進步都很快。我可以說組織科的領導是好領導，同事是好同事。不僅如此，我調來組織科以後，因為工作關係同政治部各科的干事、科長們的接觸機會也增多了，我發現他們都是精兵強將，有很高的水平，特別是有幾位科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宣傳科長趙緒珍、保衛科長安庭、幹部科長尚慎武等，這些幹事、科長們也都是我學習的好榜樣。此外，根據科長的指示，我還有機會向政治部首長（主任）匯報、請示工作，直接聆聽他的指示和教誨。入朝以來，我們的主任已先後調換了三人，剛入朝時的程克廉主任早在沙裡院地區執行戰備整訓和海防任務時即已調走，新來的主任是王昕，部隊重返“三八線”不久，王主任升任了師副政委，此時，來了新主任葉平。我是自葉平主任來了之後，直接面見主任的機會逐漸增多的，因此，對葉平主任的印像比較深刻。葉平主任本是南洋新馬（新加坡、馬來亞，當時還沒有建立馬來西亞）華僑，祖籍廣東客家人。 1937年祖國抗日戰爭爆發後，他遠渡重洋，從海外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參加到抗日戰爭的烽火中來。葉平主任為人樸實、平易近人。他對下級一點架子都沒有，態度溫和，循循善誘。所以，我見到他毫無懼怕的感覺，匯報什麼情況，請示什麼問題，心裡想的話都能說出來，有時甚至還敢提點建議供他參考呢。我就是在這樣的周圍環境中開始新的工作的。我覺得我的上級領導和周圍同事都是最好的學習榜樣。我下定決心虛心地向他們學習，爭取盡快掌握情況，熟悉業務，並不斷地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在八個月的“三八線”防禦戰中，我堅持自己的決心，虛心地向大家學習。因而，我的進步也比較快。
我負責的主要工作每個月一次的全師政治統計表報，因為我有在政治部當文書時對一個基層單位做統計工作的經驗，再加上朱甦同志的幫助，只用兩三個月就完全能夠獨立完成任務了。每月的政治統計表報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很強的責任心、很認真細緻的工作態度才能做好。各級首長是通過這份表報來了解部隊政治狀況的。我每個月做完以後，先交科長審核，最後要送請主任審核並簽字才能上報軍政治部組織部。向軍政治部上報有時要我親自前往。那時我膽量奇大，幾十里的山林小路。跨上短槍、帶上表報，一個人就走，今天回想起來還真有點後怕。很慶幸，從來沒有出過安全問題。其實，那時政治部的干事們一個人外出執行任務，都是如此獨來獨往，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到軍政治部送表報，有時是當天去當天回，有時還要在那裡住一夜第二天回。軍政治部組織部主管統計工作的干事是張鳳文同志。他工作態度十分認真，要當面仔細核對，一切無誤後才肯放我走。我同張鳳文同志應該說是有緣分。他多年在軍政治部組織部門工作，我多年在師政治部組織部門工作，特別是在部隊回國10年後，大約在1963年他由軍政治部組織部門調到119師政治部當了組織科長，關係就更密切了。後來我於1964年離開部隊調到黨中央機關工作，他步步晉升，一直升到119師政委，在這個崗位上離休了。這都是後話。我在119師政治部組織科大約五、六年的時間做全師的政治統計工作，以當時的情況來說算是完成了任務，但是今天回想起來完成的並不完美。主要的缺點是只注重了數據準確性而沒能對數據加以分析，如果每個月或幾個月做一個分析供領導參考就好了。
我負責的另一項工作，烈士的撫卹工作，是一項令人心靈震顫的工作，我是懷著對英勇犧牲的烈士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責任心常常含著熱淚來做的。具體的事情有：填發烈士證書、寄送烈士遺物和管理烈士安葬墓地等。
填發烈士證明書。那時，全師部隊犧牲的烈士都集中由師政治部組織科統一填發烈士證明書寄給烈士家鄉所在地縣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請當地民政部門轉發給烈士家屬。這是一項很具體，但又是一項政治性極強的工作。它關係到烈士本人和烈士家屬的榮譽，必須嚴肅認真、細緻的來做。容不得出一個字的差錯。 “三八線”防禦戰，每天都有激烈的戰鬥發生，幾乎每天都有犧牲，特別是當敵人向我陣地發動瘋狂進攻，我給予敵人堅決回擊時，或我組織規模力量主動出擊對敵陣地給以摧毀性打擊時，犧牲就更大。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要填發烈士證明書，通過軍郵發往全國各地。每寄出一批烈士證明書，我的心情都很沉重，他給烈士家屬帶去的將是失去親人的悲傷，當然，同時也給烈士家屬帶去了他（她）們的親人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偉大正義戰爭獻身、英勇犧牲的莫大榮譽。此時，我的沉重又變成了輕鬆。沉重起來，輕鬆起來，我的心情經常變換著。
寄送烈士遺物。那時，烈士的主要遺物是立功獎章、勳章以及參加過重大戰役的紀念章等。此外，絕大多數烈士沒有什麼其他遺物，他們用過的武器不屬遺物，個人衣被極其簡單，而且長期在坑道里或山嶺上滾來滾去，基本上已破爛不堪了，也無法作為遺物。有其他遺物的也只是少數，主要是乾部，如一塊手錶、一支鋼筆等。烈士遺物要寄送給烈士家屬。全師部隊犧牲的烈士的遺物也都集中由師政治部組織科統一寄發。對於烈士的遺物，我是把每一份都精心的包好，寫明地址，通過軍郵寄給烈士的家鄉所在地縣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請代轉發給烈士家屬。這項工作同樣令我時而沉重，時而輕鬆。
管理烈士安葬墓地。 “三八線”防禦戰的戰線穩定，戰場固定。因此，師首長決定，由師裡選擇一塊墓地，全師各部隊所有犧牲的烈士都集中安葬在這塊墓地裡。根據師首長的指示，司、政機關兩部門有關人員經共同勘察商定，烈士安葬墓地選擇了司、政機關駐地元通山的另一面山坡上。此地距村莊較遠，坡寬林密，能容納許多烈士安葬。墓地由師司令部調派工兵營預挖若干墓坑備用並以團為單位劃分區域使用。師政治部要求：所有犧牲的烈士，由烈士所屬單位派人直接運送至墓地安葬，每一位烈士必須立一塊木牌，要清楚寫明烈士的姓名、籍貫省地縣直至鄉鎮村莊的地名及所屬部隊番號（代號）直至某營某連的單位；必須很好地掩埋，墓堆至少要高出地面40公分以上，不得有裸露的情況發生。我主要是負責檢查和督促這些要求的執行。從政治部駐地到烈士墓地要翻越兩道嶺走10幾里遠的密林山路。我差不多一兩個星期就去檢查一次。那時，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害怕，總覺得到了烈士墓地就是到了英雄中間。他們昨天還生龍活虎地與敵人進行戰鬥，今天卻到這叢山峻嶺的密林深處來長眠了。他們的英勇精神在我的面前閃亮。這樣的地方，我每來一次都受到極大的教育，激勵我學習他們的英勇精神、犧牲精神。我沒有任何畏懼，默默地眼含著熱淚一個墓堆一個墓堆的進行檢查。在檢查中，我發現多數墓堆都填埋得比較符合要求，木牌也寫得清楚；但也有少數墓堆填土很少，甚至少數有裸露現象，木牌寫的字跡不清。所有這些我都做了記錄。這時，我知道了我擔負的重任，做不好這項工作即對不起犧牲的烈士，也無法向領導交代。我必須做好這項工作。因此，每一次檢查回去都詳細地向科長匯報。科長也很著急，對於那些做得不好的單位都個別發出指示，要求予以糾正。但是，這種指導和糾正的效果並不理想。情急之中，我開始了學習動腦筋。我從政治部向部隊發的文件中，發現有一種是以通報的形式表揚好人好事，批評缺點錯誤的文件。於是，我試著寫了一份表揚那些對烈士掩埋好的、木牌寫得清楚的單位，批評了那些掩埋不好的、木牌寫的不清楚的單位，並且要求立即予以改正的通報稿。這份通報稿交到科長手里以後，很快得到同意並呈報主任審批。主任也順利通過，批示印發到全師營級以上單位。這是我第一次起草一份通報下發到全師。我高興得難以抑制，暗下決心，今後要更加努力學習創造性的開展工作。這份通報下發後，果然起到很好的作用。通報中所指出的那些沒有做好的單位都很快派人進行了返工彌補。我下次再去檢查時發現，情況已大為改觀。此後，這個墓地一直沒有再出現通報中所指出的那些不好的情況。通過這一件事，使我也摸索到了一些經驗，上級把工作交給了你，做的好與不好，上級指導只是一個方面，最主要的是要靠自己動腦筋開展工作。因此，在以後的工作中，我總能想方設法開展工作，把上級交給的工作做好。
我負責的第三項工作，辦公室日常工作，實際上是一個辦公室管家人的角色，主要是處理辦公室的日常事務，如接聽電話，上傳下達，辦理調進調出本師的黨員組織關係轉移手續，保管組織科的印章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事務等。這些工作瑣碎繁雜，需要耐心細心殷勤，講究態度方法，積極熱情的去做。在這方面，我都盡了最大的努力，可以說完成了任務。
在“三八線”八個月的防禦戰中，組織科的人員，除張春明同志調到了乾部科以外，還有一個重大的變化，那就是我們的副科長梁克同志於1952年7月24日去上甘嶺兄弟部隊開會時遭遇敵彈襲擊而光榮犧牲了。這使我們組織科遭受了重大打擊和損失。如前所述，梁克同志是一位好領導。他有很多優點值得學習。他的犧牲給我們全科帶來了巨大的悲痛。大家是眼含著熱淚接受這個事實的。梁克同志犧牲以後，組織科就長期空缺副科長，只有一個孟科長帶領我們4個乾事擔負起全科的任務。後來到1953年1月，我們奉命把“三八線”的防務交給兄弟部隊46軍轉到朝鮮北部的西海岸準備反登陸反空降時，上級把孟科長也調到軍政治部任組織處長去了，而從軍後勤部政治處調來任昌桓同志接任我們的組織科長。任昌桓同志也是一位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同志。他文化不高，但特別好學，工作積極肯幹，在各方面都身體力行起表率作用。同時，幹事也增加了二人，一是徐亞新同志，一是孫吉祥同志。他們二人都是從基層連隊指導員的崗位上調來的，有著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我們大家在一起工作也都感覺很愉快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