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2、所謂“國際觀瞻”

劉斐的這個觀點在第一次會議中副總參謀長白崇禧首先表態支持，而且白崇禧在那次會議上明確說：“應該這樣做的。”軍令部長徐永昌、軍政部長兼總參謀長何應欽當時也說有道理，甚至就連蔣介石也認為這個看法很對。不過那次會議上，蔣介石雖然認同了劉斐的這個觀念，但他也說“南京是國際觀瞻所繫，守是應該守一下的。至於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慮”。然而那次會議蔣介石也沒有做明確的決定。 但是對淞滬作戰中損失的部隊，應一律調到後方整補卻是蔣介石明確下來的態度，儘管這個決定是模棱兩可的。決定上海作戰損失大的部隊調後方整補，則同對南京只做象徵性防守的方針還是符合的。由於此時吳福線已經站不住腳了，軍委會已經指令在吳福線的部隊盡力掩護佔領錫澄線之後，即向蘇皖邊界的廣德、安吉、孝豐等地轉移，只有第78軍宋希濂所部調南京整補，胡宗南第1軍調鎮江整補，在掩護南京防守部隊佔領陣地後，即向長江北岸轉移。

然而讓劉斐想不到的是，這次會議上，除了增加了唐生智、谷正倫、王俊等人列會之外，整個會議的氣氛也有所不同了，身為軍事委員會執行部主任兼軍法總監的唐生智在談及守不守南京的問題時，主張固守南京。同時唐生智還著重還提到了國父——中山先生的陵寢問題：“南京不僅僅是中國首都，為國際觀瞻，同時又是總理先生的陵墓所在，如果放棄南京，將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而且，為了掩護前方退卻下來的部隊的休整以及從後方增援而來的部隊的集中，應利用南京守衛作戰來阻止和延緩日軍的進攻。” 面對唐生智的力主固守南京，劉斐依然主張只用12至18個團的兵力，做象徵性的防守。而且劉斐還就當時敵我形勢給予了說明。實際上這個時候，主力部隊已下令向廣德、安吉、寧國一帶退卻，在日軍跟踪追擊下，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前敵總指揮陳誠根據《第三期作戰計劃》的精神，命已退至蘇州地區的第9集團軍、第19集團軍於11月17日夜開始向錫澄線轉進，仍以一部佔領唯亭、外跨塘陣地掩護，斟酌情形待20日前後轉進。

左翼軍總司令薛岳也依照顧祝同、陳誠的指示，以與信函相同內容的訓令，命第15集團軍、第21集團軍支持至20日晚撤退，並派一部沿常錫公路逐次拒止敵人之前進，掩護各部轉進。前線局勢的惡化使得前敵總指揮陳誠、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在收容潰退部隊同時，已經到皖南一帶去部署部隊的整補工作去了。 這個時候，薛岳雖然致函第15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第21集團軍總司令廖磊：“鐵道正面我軍之主力於17日夜間開始向錫澄線轉進，望兄等督率各部，遲滯敵之前進，使由正面轉進之我軍，得有確實佔領陣地時間之餘裕。”並對各軍、師的行動及到達位置等，均作了具體規定，並通知當轉進至錫澄線以後，即解除左翼軍之戰鬥序列，而後歸戰區司令長官及前敵總指揮直接指揮。但就是否固守南京的方針還沒有在南京高級幕僚會議上作出決定，故而前線部隊也不知道是否執行南京的防禦部署。

不過這次會議上蔣介石既沒有作肯定的決定，也沒有改變之前的部署，只說“孟瀟的意見很對，值得考慮，我們再研究研究罷了”。但考慮到當時“九國公約”各國正在開會討論日軍的侵華問題，而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又代表德國政府也正在為中日戰爭的和平解決進行秘密調停，特別是在思想上蔣介石認為“南京為全國首都，必應固守”，也正是這樣，蔣介石已經確定了固守南京的決心，只是這個時候他沒有表態而已。 而儘管沒有表態，但相對於第一次會議的不了了之，這次會議基本明確了守衛南京的態度。但至於是像徵性防守，還是以重兵死守以及由誰來守，軍委會還沒做出決定。為爭取時間掩護南京進行固守作準備，蔣介石在這天以軍委會委員長的身份電話指示薛岳：“蘇州、常熟、福山之線應固守，非有命令不得撤退。”而薛岳也遵令於18日13時將蔣介石的指示轉達給各集團軍，並附有固守吳福線的防禦計劃。

之所以蔣介石要作出固守南京的決定，某種程度上是因此時德國方面正在調停中日雙方之間的這場戰爭，蔣介石試圖將希望寄託在國際列強身上。正當淞滬會戰如火樣燎原的時候，德國政府就已經在中、日兩國政府間開始了和談斡旋。 不過所謂的調停也只是德國政府主要通過駐華大使陶德曼進行的。由於之前中德之間的關係較為密切，而法西斯德國為進行擴軍備戰所需的重要戰略物資，如礦產類幾乎很大比例都是從中國進口，同樣國民政府為擴大更新軍事力量，也正需要購買德國的軍火和獲得軍事人員的培訓，所以雙方關係曾經達到了極為親密的程度。 德國軍事顧問團不僅幫助國民政府整理和建立各重要軍事機構，而且還負責訓練及協助國民政府組建和裝備新式軍隊，如87師、88師、36師、中央軍校教導總隊，這些嫡系整理部隊便是德國顧問訓練的，同時在對紅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中採取的“廣築堡壘、鐵壁合圍”的策略也正是出自德國軍事顧問。

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後，德國政府認為日本對中國的軍事行動威脅了德國在遠東、甚至是本身在歐洲的利益。事實上德國政府與日本締結《反共產國際協定》的戰略企圖就是利用日本的對蘇備戰來牽制蘇聯，因此日本選擇進攻中國對於德國來說，等於是影響到了原先德國政府所期望的利用日本來牽制蘇聯的計劃。 因為日本陸海軍如果將大批的軍力投入在中國戰場方面，也必然會減輕對蘇聯的壓力，甚至可能促使中國轉向依靠蘇聯，或者謀求獲得美、英、法等國的援助，這對於極力想擴充在歐洲影響力的德國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德國政府還擔心，中日沖突一旦全面升級，必將發展為全面戰爭，而這將勢必損害德國在華的經濟利益。 而由於這個時候，英法等國對中日之間的這場戰爭也同樣表現了一種曖昧的軟弱的立場，甚至7月16日，中國政府向“九國公約”各簽字國遞交備忘錄，通報盧溝橋事變真相，譴責日本“破壞華盛頓九國公約所規定之中國領土主權完整”，指出“倘任其發生，則足以在亞洲及全世界產生重大之後果”的時候，美、英、法等國並沒有採取援助或者對日本政府的行為採取乾涉，這就意味著中國很有可能會轉向北方的蘇俄，而這也是德國最不願看到的。

“盧溝橋事件”升級之後，當德國政府發現日本陸軍正從國內動員，調集朝鮮軍和關東軍，增加中國駐屯軍的力量，準備進攻北平、天津，而中國政府也派出劉峙、龐炳勳、孫連仲、萬福麟等部北上增援宋哲元第29軍，平津戰局開始有擴大跡象的時候，德國政府於7月20日指示其駐中、日等國外交官：“本政府對遠東沖突保持嚴格中立……中日之間的戰爭將使蘇聯政府得利，它樂於看到日本在其他地方受到牽制並因軍事行動受到削弱。”這也就意味著德國政府的態度是在遠東沖突中遵守“嚴格的中立”，而且只是為了德國在遠東的利益，希望事變“早日得到解決”。 而也就在同一天，德國外交部政治司長魏澤克還專門致電指示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德國的地位不允許有任何單方面利於日本的表現。”這是因為日本似乎既沒有考慮到德國在華的經濟利益，也沒有考慮到日本的行動會削弱對蘇聯的壓力，反而加強了對與德國有著良好經濟關係的中國的壓力。

7月28日，當華北戰事升級之後，日本政府要求德國停止對華軍火出售，並撤出德國軍事顧問團的時候，外交部政治司長魏澤克以不能逼迫蔣介石轉向蘇聯爲理由，拒絕了日本的要求，同時魏澤克還以德國政府的名義對日本警告說：“不要期望德國會贊成日本的行動……日本的對華政策，很可能會驅使中國投入蘇聯的懷抱。” 同一天，魏澤克又在給駐日大使狄克遜的指令中說：“日本企圖把他們在中國的行動解釋為履行《反共產國際協定》進行反共作戰，這是一種誤導……協定的目的不是在第三國領土上與布爾什維主義作戰……我們甚至認為日本的這種做法是違反《反共產國際協定》的，因為這將妨礙中國的鞏固，從而加速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蔓延，最終把中國驅入蘇聯懷抱。”

而僅僅兩天以後，魏澤克又在會見日本駐德大使武者小路時再次表明德國不支持日本對中國使用武力。而後者則代表日本政府給予了這樣的回复：“如果德國不停止向中國供應軍火，日本將廢止《反共產國際協定》。”日本政府的這種強硬態度讓德國不得不重新審量起其在中日兩國之間的定位。 而國民政府方面，此時也在積極努力，7月21日至28日一周之內，蔣介石連續召見英、美、德、意、蘇等國駐華大使，要求各國單獨或聯合出面調停。而鑑於德國宣布中立政策及德日間的特殊關係，中國政府最是盼望德國“調停”中日戰爭。就在7月27日，蔣介石在同陶德曼會談的時候，著重強調希望德國同日本進行“和平詞語談話”並提出德國和日本之間，德國“是能夠同他們以和平詞句談話的唯一國家”。

當“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戰爭在華東江浙滬地區爆發，中日戰爭的擴大已成事實的情況下，德國政府在這種新的形勢下最終重新衡量了中日兩國在其本國世界爭霸戰略中的地位與作用，並重新確定了其遠東政策。就在日本政府作出“懲膺暴支、組建上海派遣軍”決定的次日，希特勒專門為這場遠東的戰爭，召見外交部部長牛賴特和軍事部部長佈洛姆保，指示“德國要堅持與日本合作，同時又要在目前的衝突中保持中立”，同時還要求：只要中國支付外匯或相應地提供軍工生產原料，已與中國簽訂合同的軍火貿易就可以繼續進行，當然對外界盡可能偽裝，盡可能不要再接受中國方面的軍事訂貨。 而此時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也出於“對日本的侵略行為在一定限度內謀求妥協，力圖避免或推遲中日戰爭的發生，以爭取時間進行安內和提高國防能力，爾後再徐圖攘外”的政策考慮，而希望國際社會給予調停。盧溝橋事變之後，雖然軍事委員會開始調遣中央軍嫡系北上增援，並積極展開抗戰的部署，但卻同時力求避免事態擴大。

蔣介石一直以來都將希望寄託在德國的出面斡旋與國聯的干預上。 9月13日，國聯第十八屆會議開幕。在此前一天，顧維鈞大使向國聯秘書長約瑟·艾馮諾提交正式申訴，並請求國聯援用國聯章程條文，對日本採取必要的製止行動。然而英、法等列強卻因為對日綏靖政策，而根本沒有任何作為，因此最終國聯大會既未提出任何支援中國的意見，更未涉及製裁日本，僅於10月6日通過決議，由“九國公約”會議解決中日問題，並邀請日本參加此次會議。 但是這次佈魯塞爾會議根本沒有任何作用，日本非但不接受國聯的決議，而且對於比利時的邀請，也斷然拒絕參加。這等於是中國對“九國公約”會議及國聯的期盼完全落空。可偏偏在10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會見德國駐日本大使狄克遜時，卻又給了國民政府和平的希望。這次會議上，廣田外相表示：“如果一個同中國具有友好關係的大國，如德國或意大利能夠勸說南京政府尋求解決衝突辦法的話，日本願意開始中日直接談判。” 當日狄克遜立即將廣田的談話報告給德國政府，聲稱“如果德國出面調停，會受到日本歡迎”。德國外交部於次日電令駐華大使陶德曼，令其轉告中國政府，稱：“德國政府認為就目前形勢來說，中日直接談判較有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願意作聯繫渠道。”於是，一場旨在調停中日兩國這場根本已經無法收場的戰爭及兩個參戰國家之間矛盾的“陶德曼調停”就這樣開始了。 應該說中國政府將這場戰爭裡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問題訴之於國聯，希望列強主導下的國聯能夠制止日本的侵略，但卻也沒有將解決中日戰爭的全部希望完全寄託於國聯。 10月24日，外交部部長王寵惠就以密電告知出席“九國公約”會議的代表顧維鈞等人，指示對會議應持的方針為“在目前形勢下，必須認識到會議無成功希望，不過應注意對各國要保持和緩態度，即對德國、意大利兩國，也需和緩周旋，勿令使其難堪，並需要表示期望會議成功的願望，中方希望能夠在《九國公約》規定下謀現狀的解決，此系中國政府應付原則。同時還要使各國認識到如果會議失敗，則責任應由日本擔負，中國應付會議的目的，是在使各國於會議失敗後，對日本採取制裁辦法”。 其實劉斐等中國軍隊的高級將領都很清楚，這個時候仍然指望國際調停顯然是很不明智的。淞滬作戰後期，雖然統帥部高層不少將領及前線主官，鑑於已被日軍攻占了瀏河、劉行、江灣、真如等地，後方已無可以抽調的兵力增援，均有建議迅速將淞滬戰場的部隊有計劃地逐步撤到常熟、蘇州、嘉興一線及江陰、無錫、嘉善一線進行整補，實行依托國防工事線和日軍持久作戰的方針。無疑，這一方針是正確的，並已獲得蔣介石的批准。 然而就在這一方案正在開始實行之際，蔣介石突然於11月1日晚22時左右，乘專車來到南翔附近的一個小學校裡，與白崇禧、顧祝同等人一起召集師以上將領會議。這次會議上，蔣介石強調：“'九國公約'會議，將於11月3日在比利時首都開會，這次會議，對國家命運關係甚大。我要求你們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戰場再支持一個時期，至少十天到兩個星期，以便在國際上獲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於是部隊的轉移計劃遂中止執行。 但是令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所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時候日本示意德國出面調停的基本因素並不是為了和國民政府握手言和，而是另有目的。由於中國政府在9月，向國聯提出了申訴，要求國聯對日本採取必要行動，加之此時日本因太原會戰、淞滬會戰之戰場僵局而被迫不斷增兵中國戰場，以至於非但沒有能夠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內使得中國屈服”、“摧毀中國的中央政權”以解決中國問題，而且戰局態勢愈來愈朝向擴大化的趨勢在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