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3、陶德曼大使的調停

日本政府除了企圖通過中日直接接觸以抵制“九國公約”會議，不讓英、美、法等列強插手這場侵略戰爭，以避開國際上對它的譴責和製裁，特別想避免過早和英、美直接對抗。同時日本政府在軍隊膠著於太原、淞滬戰場的情況下，謀求在有利形勢和條件下盡快結束戰爭，以免陷入長期戰爭的泥淖中。當國聯諮詢委員會通過關於中日戰爭的兩項報告的同時，日本於10月1日舉行了由首相近衛文麿公爵、杉山元陸軍大臣、米內光政海軍大臣、廣田弘毅外務大臣參加的內閣會議。 這次會議上，軍部和政府都在設想通過上海派遣軍“十月攻勢”的戰果，找到結束戰爭的機會，與南京政府和平解決這次被日本稱作“事變”的戰爭。在這次會議上，決定了方針為“在於使這次事變在軍事行動取得成果與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盡快結束”的《處理中國事變綱要》。

這份《綱要》中著重強調軍事行動是“在於使中國迅速喪失戰鬥意志”，而外交措施則是配合軍事打擊，“對中國及第三國進行適當的談判與工作，將中國誘導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也就是利用軍事上的優勢，以上海派遣軍的“十月攻勢”來作為壓力，外交上通過德國的外交調停，達到雙重手段相並用，繼而使中國政府屈服，完成軍部及政府所期望的“速戰速決”的戰略目的。 德國政府的調停是從10月30日開始的，駐華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政府外交部次長陳介傳達了德國政府願意居間調停的意向，並勸告中國政府“不要對'九國公約'會議抱希望，應與日本直接談判”。不過由於這次陶德曼大使與陳介次長的會談中還批評國民政府“與蘇聯締結條約，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這樣使中國與日本達成協議就比較困難”，並建議為使日本諒解，“修改中國對俄國的政策是必要的”。而陳介次長則表示必須首先知道日本的談判條件才好考慮是否可以修正和蘇俄的關係，故而首次調停並沒有任何結果。

就在兩天后，也就是日軍此時正在秘密派遣柳川平助的第10軍前往杭州灣準備實施登陸上岸的同時，11月2日，廣田弘毅外務大臣向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提交了所謂同中國談判的和平條件。這份所謂的和平條件包括： 內蒙古建立自治政府，且其國際地位類似外蒙古；在華北，以滿洲國國境至天津、北平以南劃定非武裝地區，不得駐有中國軍隊，維持治安的責任由保安警察擔任。如立即締結和約，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南京政府，唯希望委派一個親日的長官。如和平現在不能成立，即有必要建立新政權，新政權在締結和約後其機能將繼續存在。在經濟方面，事變前已在談判的開發礦產一事，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滿足日本的要求。上海非武裝地區須擴大，設立國際警察隊管制。要求中國停止抗日政策。

這些條件事實上和1935年南京談判時要求相同，所謂共同防共、降低日本貨進口稅、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等不平等條件自然無法使得中國政府接受。就在次日，狄克遜大使將日本的條件電告德國政府，同時在電文中稱：“如果南京政府現在不接受那些條件，日本決心無情地繼續戰爭，直至中國最後崩潰為止。”同時，狄克遜還向德國政府建議：“我們現在似可對南京施加壓力，使它接受這些條件。請考慮可否令軍事顧問們在向蔣報告戰局時鼓吹和平談判。” 11月5日，駐華陶德曼大使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長蔣介石會晤，在聽完了陶德曼轉達的日本政府開出的條件後，蔣介石表示：“如果願意恢復戰前狀態，日本的條件可以討論，否則對日本方面的條件是難以考慮的。”同時這位中華民國的最高軍事長官還向陶德曼解釋說：“假如我同意那些要求，中國政府是會被輿論的浪潮沖倒的，中國會發生革命。”

對於蔣介石的回复，陶德曼認為要求日本恢復戰前狀態是不現實的，而如繼續對日作戰，共產黨就會在中國得勢，這對南京國民政府來說，無異於是自殺。故而他希望“中國政府接受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教訓，同時應該接受日本的條件，不要等到已經無法改變的時候，才來考慮和平”。 陪同會晤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也向在座的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表示：“淞滬戰局嚴重……如果戰爭拖延下去，中國經濟崩潰，共產主義就會在中國發生。”對於德國人的這些建議，蔣介石明確表示拒絕接受。 之所以蔣介石會拒絕，一來是他不想背負上“割土棄疆”的千古罵名，二來也與國民政府的軍事方略有關。早在8月7日，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議全面抗戰之時，便決策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之後又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即全面抗戰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滅亡中國”的狂夢，促成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

而之前，最高軍事委員會將國軍一部集中華北，於平漢、津浦、平綏三線實行節節抵抗，以拖住日軍於華北的兵力；又將精銳主力集中於華東，採取攻勢，造成在上海戰場進行決戰的態勢，誘使並逼迫日軍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戰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奪以武漢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並沿京漢、津浦兩線切割戰場，直至由西向東以逼殲中國軍隊主力。 對於淞滬會戰失利所引起的主力盡折、戰火燃燒向金陵古都、迫使國府西遷的嚴重後果，坊間有兩種大相徑庭的評判：一者認為，中國軍隊在淞滬決戰對於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因為隨著戰事的升級國軍最精銳的部隊都被牽制滯留在上海作戰，不能調移到別處去，而日方則按照計劃，繼續在華北各地進攻，並有迅速的勝利，淞滬會戰後期，國軍又潰不成軍，故而是得不償失，以致人地皆失。

而另一方則認為，不如此不能調動日軍，不能打破敵之既定部署。據悉，日軍很可能從山西渡過黃河，深入陝甘。循蒙古侵宋的舊路，先犯川康，繼攻黔、滇、桂、湘，再迂迴順長江而下，形成包抄之勢。那樣一來，對於持久抗戰是非常不利的。故而從淞滬發動戰事，吸引日軍到東南沿海來，對於阻擋日軍從西北深入，有極大的作用，進而迫使日軍不得不變更戰略而側重滬戰。 上海這座被稱作是“冒險家樂園”、有著“東方巴黎”之稱的大都市，除了是江浙財團支持下的國民黨政權的經濟、文化中心之外，而且是西方列強在華利益的主要所在地。考慮到這些，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認為在上海作戰可以影響西方列強的在華利益，可以引起國際輿論及列強對日本此番行為的干涉，也就是所謂的“國際觀瞻”所在。

然而無論是蔣介石還是國民政府都顯然太過於忽略列強所持的“綏靖政策”了，甚至可以這樣說，對列強抱有著太大的期望，而這種期望值已經大大超過列強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投資。在權衡得失之後，列強們顯然因為資本值的緣故，而無情地拋棄了中國。 儘管由於寄希望於國際干涉，且指揮朝令夕改，形成了淞滬前線屢次出現部隊指揮調度混亂的局面，但不管怎麼樣，三個月的淞滬戰局為政府、院校、工業設備和各類物資向西南大後方實施轉移贏得了時間。至於“顧慮日軍立即沿平漢路南下，所以一面在北方給敵側後威脅以分散其兵力，一面將本軍主力集中於華東地區強迫對方將主攻方向由南北軸心改為東西軸心”是否正確，至少在1937年，誰都看不出。

但不管怎麼樣，對於中日雙方來說“陶德曼調停”的確沒有能夠起到任何作用，唯一對於日本來說它所起的作用便是在淞滬會戰進行到戰略態勢轉移的關鍵時刻，日本第10軍已在杭州灣登陸。蔣介石詢問前敵總指揮陳誠如何處置，陳誠建議“後撤部隊，調整戰線”時，蔣介石以“能戰方能談和，現在德國正在進行調停，淞滬戰場上的部隊如果再多支持幾天，在國際觀瞻上、在中日談判上都有利”為由，沒有接受陳誠的建議，並強調“不准撤退”，指示一定要“再支持三日”，並於11月7日在回答記者時宣稱：“在國際公約不發生效力，正義公理未能伸張之時，唯有對侵略我國之敵人，堅忍抗戰，貫徹到底。” 而此時淞滬戰場的中國軍隊已處於即將被包圍的危境，蔣介石仍決定堅守不退，希望“九國公約”會議“對日本採取一種如年前國際聯盟對意（大利）侵阿比西尼亞一樣的懲罰行動”。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幾次建議下令後撤，但蔣介石堅持不允，前線官兵又苦撐兩三日，實在疲憊不堪，白崇禧再度獻言撤退，蔣介石仍不允。全線又勉強支持一二日，時國軍陣容已亂，白崇禧知事急，乃向蔣介石報告說“前線指揮官已無法掌握部隊”之後，這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為事實上前線那時已經形成了潰敗。最終一場本可有組織的撤退因為命令下達太晚，局勢逆轉，而演化成全軍潰敗的局面。

這期盼列強干預的結果就是右翼軍總指揮張發奎所說：“從整個戰略上著眼，敵人強渡蘇州河後，退卻已是無可疑義而不能再遲延的事……當時前敵總指揮陳誠將軍來到我的指揮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見。可是，最高統帥部卻仍遲遲未決，等情況已到了最危急之際，才於9日下達退卻命令……當我接到命令時，部隊已陷入極度紊亂狀態，各級司令部亦已很難掌握其部隊了。因而演成了最後一幕可避免而終不能避免的大悲劇。” 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所說的：“我軍退守蘇州河時，全般態勢愈形不利。委員長等於10月28日，親臨蘇州指示作戰機宜……11月5日，日軍以有力部隊，突由金山衛一帶登陸，企圖抄襲松江、青浦、安亭，堵截京滬、滬杭兩路交通，同時蘇州河南岸陣地亦被日軍突破，我軍以腹背受脅，又缺精銳之生力軍可資使用，乃不得不於11月8日夜開始向嘉興、蘇州一帶撤退……部隊單位既多，沿途擁塞，加以飛機轟炸掃射，死傷不少，秩序混亂，部隊大都失去掌握。”

所謂的“德國調停”其實早已註定不會有任何意義，因為就在11月6日，德、意、日三國在意大利首都羅馬簽訂了《防共協定》從而形成了軸心國三強的聯合，而這也使得德國在中日戰爭的態度上又向日本方面傾斜了一大步，這種立場本就不中立的調停何來任何意義？ 於是在11月8日，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拜訪廣田外交大臣，並傳達了第一次調停的結果：“中國表示假如日本願意恢復戰前原狀，只能答應進行談判。對某些條件，當然可以討論，但這也是恢復原狀以後的事。和約的締結，必須成為將來兩國友好關係的基礎。中國現在正在和布魯塞爾會議上審議的各國進行合作，所以不能正式承認收到了日本的要求。”之後，所謂的“調停”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 劉斐等國民政府的軍事指揮層很清楚正是由於蔣介石之前的錯誤決定，才導致淞滬戰場上幾十萬部隊的大潰敗，可是現如今蔣介石又想再自作主張地困守南京孤城。日軍自淞滬展開追擊西進，並威脅南京以來，國民政府決計遷都，長期抗戰，粉碎日寇迫訂城下之盟的妄念。甚至蔣介石自己也認為“抗倭最後地區與基本線在粵漢、平漢兩路以西……抗倭之最大困難，當在最後五分鐘……決心遷都於重慶”。 但是此時他卻又在“南京是戰是守”這一問題上與軍事幕僚們意見不一。高級將領中普遍反對固守南京，甚至劉斐、白崇禧都明確表示，不應在南京作沒有軍略價值之犧牲，白崇禧主張改取游擊戰，劉斐主張適當抵抗之後主動撤退，只作象徵性防守。可蔣介石卻在考慮請美、德兩國出面調停，請英美促進蘇聯參戰，為國際觀瞻而再戰一把，總之因為希望列強干預，其一直在南京固守或放棄之間躊躇再三。 但劉斐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在私訪唐生智之後，蔣介石已經下了死守南京的決心。就在這次會議後的次日，也就是11月1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再次召開第三次軍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正式提出絕不放棄南京，必須集中一些作戰力量來守衛南京，以便能夠在南京保衛作戰中等待國際形勢變化。同時也可以為國軍修整、集結部隊爭取時間。既然這個基本點確定下來，那麼接下來順理成章的是要討論誰來主持守衛南京的問題了。可是當蔣介石問及谁愿意留下來守衛南京的時候，列席會議的一圈將領卻都沉默無聲。 見此情形，蔣介石又故技重施，開口道：“既然你們不願意留下來，我自己留下來好了。”到這個時候，唐生智只好再次主動站身起來，說：“職下願與南京共存亡。”也就這樣，在一國元首自說自話的情況下，南京保衛作戰的基本原則，以及主持南京作戰的人選被確定了下來。 之所以從一開始，蔣介石便力主唐生智為防禦作戰的指揮者，這自然是有一定的想法的，因為自30年代中期以來，國民政府擬訂的首都保衛綱要以及相關軍事演習，唐生智都參加了而且是主要擬訂者，而唐生智的資歷又足以擔當此職。既然固守南京的方針確定了下來，最高統帥部便開始採取了一系列的戰略、戰役措施，開始著手部署南京防禦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