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1、臨戰擇將

對於前線局勢的糜爛，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頗是緊張，軍委會高層一連數日都在敦促南京守備工事的整修工作。 11月17日的上午，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所率領的一眾在寧高級將領視察了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在南京城郊的天堡城防禦陣地。在復廓陣地，蔣介石別有深意地說“這個地勢，應該有辦法”。 而此時他身旁的軍事委員會執行部主任兼軍法總監唐生智則接過話語，說道：“現在從上海撤退下來的部隊傷亡很大，新兵多，沒幾個老兵，任務是艱鉅的。”唐生智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之前他和蔣介石有過一次交談，這次那次會談中，蔣介石問唐生智：“守不守？”隨後他又給出了自己的意見：“南京一定要守！” 於是唐生智回答說：“我同意守南京，掩護前方部隊的休整和後方部隊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緩敵人的進攻。”但是蔣介石又問：“哪一個守呢？”見唐生智無言，蔣介石接著哼聲道：“如果沒有人守，我自己守。”一見這位委員長假惺惺地表態了，唐生智只能說：“用不著委座您自己守，派一個軍長或是總司令，帶幾個師或者幾個軍就行了，從前方下來的人中間派一個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備司令谷正倫守都可以。”

但蔣介石對唐生智的這番提議卻很不以為然，他說：“他們不行，資歷太淺。”接著又說，“再商量吧。”事實上，這個時候，蔣介石是希望唐生智來出任首都衛戍總司令的，但唐生智一直沒有表態。也正是這樣，才有了11月17日這天前往復廓陣地視察的事務，對此錢大鈞很是了解，如果不是希望唐生智出任這個衛戍司令官，委員長也不會要求唐生智此時在視察過程中陪同在自己左右。 在這次視察中，蔣介石還是代表軍委會確定了一個關於南京防禦的基本原則：佔據有利地形，進行有力防衛，南京可守一兩個月，以待時機。實際上，這個原則不僅僅是蔣介石對身旁的軍事委員會執行部主任兼軍法總監唐生智所說的一句隨意之語，而且基本代表著蔣介石確立下了國民政府死守南京的決心。

也就在這日當天下午，蔣介石及夫人宋美齡驅車來到唐生智在南京的公寓。這次單獨會面，所談及的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誰來守衛南京”。而之所以就“誰來守衛南京”的問題與唐生智單獨交換意見，也是因為蔣介石更期望唐生智來主持。但面對蔣介石委員長的詢問，唐生智依然持自己最初的建議，以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部副監、南京衛戍司令兼憲兵司令谷正倫為南京守衛作戰的指揮者。 但這次提議還是沒有被蔣介石採納，因為蔣介石認為谷正倫的資歷太淺了，不足以擔任指揮南京保衛作戰的重責。在國民黨軍內部，資歷不高是不足以服眾的。隨後唐生智又建議以羅卓英為南京衛戍作戰部隊的總司令，以穀正倫和教導總隊隊長桂永清為副總司令，但他的這個提議仍未被蔣介石所認可。隨後唐生智又考慮到以陳誠為守衛總司令，但是誰都知道陳誠的部隊在上海撤退的時候，一口氣退過了安徽宣城、廣德一線，這顯然更不合適了。

實際上，在上午視察完复廓陣地之後，唐生智回到家後，就要求參謀處趕快擬出一個城防計劃，並準備在次日親自送給蔣介石看，他原本的計劃便是推薦谷正倫、桂永清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羅卓英為總司令。這樣的推薦是因為，谷正倫為南京衛戍司令兼憲兵司令而桂永清則是為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的總隊長，此二人均是蔣介石的親信，天子門生。 谷正倫，這位現任南京警備司令自1927年“寧漢合流”後，便開始打造國民政府的憲兵部隊。 1929年，其以南京衛戍司令部的名義，設立了憲兵教練所，自兼所長。次年，他又向蔣介石提出成立憲兵司令部、充實憲兵教練所、擴建憲兵部隊的建議，並很快獲了批准，1931年，憲兵司令部正式成立，谷正倫兼任憲兵司令。 1932年起，又將憲兵教練所改成憲兵訓練所，制定憲兵制度，擴大規模，加強力量。

1935年3月，谷正倫又把憲兵訓練所改為憲兵學校，蔣介石兼任校長，谷正倫任教育長。這期間，他一面通過憲兵學校培訓骨幹，一面招考新兵。新兵訓練期滿後，即編成新的憲兵團，遣散原有的憲兵。這樣至抗戰爆發，谷正倫的憲兵團已編練成11個。正是由於這一“政績”，在國民黨內，他被稱作“現代中國憲兵之父”。 更重要的是，他和自己的兩個弟弟，均是南京政府高層，在1935年11月，谷正倫和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二弟谷正綱、任監察委員的三弟谷正鼎同在國民黨“五大”會議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以至於“谷氏一門三中委”成為南京高層常掛在嘴邊的一句口頭禪，畢竟三兄弟同時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這是極為罕見的。 而出生於江西省貴溪、畢業於江西省立第一中學的桂永清自1923年冬到廣州，入大元帥府軍政部教導團軍士連當兵以後，又於次年年初入大本營陸軍講武學校第一隊學習，後由江西省國民黨一大代表徐蘇中、彭素民保薦投考黃埔軍校，並於1924年6月入黃埔第一期第二隊學習。軍校期間參與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畢業後歷任黃埔軍校教導第2團9連上尉連長、黨代表，第1師特務連連長，國民革命軍第1軍特務營營長，參加第一、二次東征和北伐戰爭。 1927年起任獨立第58團上校團長，第1集團軍總部特務團團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1團團長，第11師31旅少將旅長。 1930年留學德國步兵學校，次年秋回國，與賀衷寒等組織復興社。後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第11隊隊長，復興社中央幹事會常務幹事兼訓練處長，並曾任安慶警備副司令，中央軍校軍官訓練班主任，後又出任轄3旅9團43？000餘人的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總隊長。這位與賀衷寒、肖贊育、滕傑、康澤、戴笠、鄭介民等同為複興社發起人的“十三太保”之一的留德將軍可謂是蔣介石最為倚重的得意門生了。

而羅卓英則是陳誠土木系的主要成員，其早在1919年考入保定軍校第八期炮科的時候，就與陳誠結成莫逆之交，而這也是他後來成為陳誠派系的主要骨乾和智囊人物的開始。不過自從保定軍校畢業之後，羅卓英並沒有立即入伍，而是先後於廣州大埔中學任教務主任，在湖山官學任校長，並倡辦湖山中學。直到1923年，曾受鄒魯推薦，任湖梅軍少校參謀才算是從軍生涯的開始。 雖然這次從軍，羅卓英旋即辭職，但在1925年，以黃埔學生軍和粵軍為聯合力量的東征軍回師廣州之後，羅卓英卻又一次投軍從戎，在參加了討伐劉震寰、楊希閔之役後，其又於第二次東征時，任第1師砲兵連連長，並因在惠州攻城戰中指揮砲兵準確地摧毀城樓，打開缺口，使持續兩天屢攻不下的惠州城得以迅速攻破，而榮立戰功。隨後其又率部由河婆入揭陽、黃岡，併升砲兵副營長一職，1926年10月參與討伐孫傳芳、周蔭人部的戰役，接著隨軍由閩、浙入蘇。

1927年，陳誠升第21師師長後，羅卓英即被陳誠任命為師參謀處長、參謀長。次年春，陳誠任陸海空總司令部警衛司令，羅卓英被委任浙江警備師上校團長，儘管這個上校團長的職務不久即為陳誠的老對頭何應欽裁撤。但是年秋，由於蔣介石不相信非嫡係將領掌握陸軍第11師，故而指派陳誠率領北伐軍總司令部的兩個警衛團改編為第31旅隸屬11師，對第11師師長曹萬順進行監視，並且隨時準備以陳誠接替曹萬順。也因此陳誠在被任命為副師長，羅卓英隨之任第11師參謀長。 1929年春，曹萬順離職，陳誠升師長，羅卓英被任命為第33旅旅長，旋即升副師長。中原大戰後，陳誠升第18軍軍長兼第14師師長，羅卓英在升任第11師師長後，依陳誠的意思開始將第11師這支土木系的起家部隊著力打造成土木系的骨幹部隊。

1931年5月，第11師參與對蘇區的圍剿，從撫州、南城進犯中央蘇區，雖然此戰未獲戰績，但由於在進攻中央蘇區的同時，羅卓英秉承陳誠的意旨，乘機吞併雜牌軍，故而其獲“整軍經武，屢建殊勳”之功而被擢升為第18軍副軍長。此後由於陳誠升第三路軍總指揮，故而第18軍多是由羅卓英代替兼領18軍軍長的陳誠指揮該軍。 1933年2月，蔣介石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羅卓英所部被作為第一縱隊出宜黃，擬先攻樂安再犯廣昌。由於第18軍下轄師太多，為指揮方便，陳誠請準蔣介石，臨時決定成立陸軍第5軍，下轄第52師、第59師。然而2月28日至3月1日，第52師在行進中被紅軍圍殲，師長李明受傷自殺。第59師企圖增援，途中又被紅軍包圍全殲，師長陳時驥被生俘。這樣，第5軍尚未正式成立便全軍覆滅。而由於在部隊出師不久後，第5軍就相繼遭到紅軍伏擊，故而陳誠在臨川得到兩個師被伏擊的消息後急令第11師增援。雖然第11師在佛嶺坳與紅軍激戰一天后，其所屬31旅63團終於救出了第59師的175旅殘部，但第11師西進黃陂，準備與友軍第5師、第9師相配合尋求與紅軍主力決戰的時候，卻遭到了紅軍猛烈的攻擊。

第11師由黃陂向南推進，並在3月20日黃昏，佔領草苔岡以及附近高地後，奉命指揮11師的羅卓英認為紅軍可能會在第二天發動大規模攻勢的可能性，而第11師所處方位過於突出，形勢十分不利。但由於羅卓英任職11師師長時，就與蕭乾這位繼任者矛盾重重，故而為避免發生口角，所以羅卓英在與蕭乾的通話中只是以商量而非命令的語氣，希望11師能向後撤退，然而羅卓英的意見卻被蕭乾所拒絕。次日清晨11師被紅軍第1軍團、第3軍團所合圍，激戰整日，第11師僅有殘部800餘人經過死戰終於突圍而出，師長蕭乾、第31旅旅長黃維、第32旅旅長莫與碩、第61團團長王嚴、第63團團長宋瑞珂皆負傷，第62團團長曾孝純、第64團團長孫嘉傅陣亡，所屬營、連、排長也所剩無幾。其殘部在宜黃收容時僅能湊出一個團。陳誠聽聞11師這支自己的起家部隊幾乎全軍覆沒之後，幾乎暈厥，痛哭兩天。而由於第11師、第52師、第59師的覆滅，第四次圍剿也宣告失敗。

此戰後，為穩定部隊情緒，陳誠便在此時派遣羅卓英暫時代理師長。 1936年兩廣事變爆發，中央軍南下平亂，羅卓英被任為前敵總指揮。 8月11日，廣州行營設立，羅卓英被任命為行營辦公廳廳長兼代參謀長、粵漢鐵路警備司令，次年，又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特派員。 淞滬會戰爆發後，羅卓英又率第18軍被編入左翼軍序列，參加寶山、羅店、瀏河一帶的防守。羅店爭奪戰歷時1個月之久，中日雙方均死傷慘重，以至於小小的羅店鎮被夷為平地，因此羅店之戰也被稱作“血肉磨坊”。此戰後，羅卓英升任第15集團軍總司令，不久改任陳誠任總司令、薛岳代總司令的第19集團軍副司令。 此時唐生智推薦此三人並不是沒有目的，谷正倫的憲兵、桂永清的中央軍校教導隊都是嫡系精銳，若是防禦南京，他們是再合適不過的了，若是別人出任南京衛戍總司令，肯定指揮不了此兩位天子門生。只有谷正倫、桂永清出任城防正副司令，那些目中無人的嫡係部隊才能夠聽從“自己人”的指揮。而之所以要加上羅卓英，是因為考慮到陳誠的部隊將來退到皖南的時候，可以與南京方向相互呼應。

然而讓唐生智沒有想到的是，此時蔣介石已經一心想讓自己留下，直到這次單獨會談結束之時，蔣介石在臨走之際才對唐生智說道：“孟瀟兄，你有恙在身，但南京守衛一事，事關重大，找別人我不放心。要么你留下，要么我留下。”於是唐生智只能說：“你怎麼能夠留下呢？與其是你，不如是我罷了。”聽到唐生智如此表態，蔣介石立即問道：“孟瀟你看把握怎麼樣？”而唐生智此時只回答說：“我只能做到八個字'臨危不亂，臨難不苟'！” 雖然唐生智如此這樣說，可是他卻沒有一絲能夠守住南京的決心，只不過唐生智自己認為自從“九一八”事變回到南京後，自己始終是主張抗日的，同時，擔任的工作也是籌劃對日作戰的工作。而“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之後，唐生智又被委以軍事委員會執行部主任兼軍法總監的職務，故而他認為自己不能違抗命令，不守南京。加之，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這樣來將他的軍，唐生智也就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11月17日，軍事委員會再次召開會議，這次會議除了軍政部長、總參謀長何應欽，副總參謀長白崇禧，軍令部長徐永昌，作戰廳廳長劉斐等人外，參加會議的還有唐生智，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部副監、南京衛戍司令兼憲兵司令谷正倫，軍令部副部長王俊等一眾高層幕僚。會議剛開始，蔣介石便首先說道：“在過去的四天裡，經過連日來的思考，自己確立了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南京是必須派兵守衛的。” 對於蔣介石的這一觀點，身為軍事委員會執行部主任兼軍法總監的唐生智表示了贊同，隨後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在國人心中的重要性，對國際視聽影響很大。如果輕易放棄南京，則有礙國際觀瞻。”對於唐生智的這番觀點，作戰廳廳長劉斐很是不以為然，劉斐作為分管作戰事務的高級幕僚，對一線戰局可謂是洞若觀火，自從11月初日軍登陸杭州灣以來，整個最高統帥部就臭棋連出。 軍事委員會最初想把部隊向原陣地後方稍撤，同時把右翼即原中央兵團撤退到青浦、白鶴港一線，結果也站不穩腳跟。於是左翼兵團又不能不連帶著一起，向吳福線既設陣地轉進，加之受到敵機動性較強的陸海空軍立體追擊，部隊已經潰散，原來就已經混亂的部隊更不好掌握。加之既設陣地上既沒有設留守部隊和嚮導人員，也沒有工事位置圖，部隊轉進到來之後，找不到工事位置，找到了工事位置又沒有打開工事的鑰匙，以至於在敵跟踪追擊的情況下，沒有佔領陣地的餘裕時間。因此，混亂的中國軍隊在吳福線上還沒有站穩腳時，日軍已經從吳福線的兩側平望、滸浦進行威脅，部隊只好繼續向錫澄線既設陣地撤退。 從不過短短十日的撤退情況來看，守禦南京，幾乎就是一場毫無勝算的賭博。在潰兵如潮的慌亂撤退中，籌建多年的吳福防線都絲毫沒有起到阻止日軍前進的作用，這個時候要想在南京這個防禦死地來打一場守城戰，完全就是兒戲。第一次高級幕僚會議時，劉斐就指出“淞滬會戰後期沒有能夠貫徹統帥部製定的持久消耗日軍有生力量的戰略精神，沒有適時調整戰線，保存部隊的有生力量，以至於撤退潰亂”。 對於南京的防守問題，劉斐則認為，日軍會利用它在上海會戰後的有利形勢，以優勢的海空軍和重裝備，沿著長江和滬寧、寧杭國道等有利的水陸交通線前進，機動性大，後方聯絡線也很便利，而南京則是背水死地，日軍可以從江面上使用海軍封鎖和砲擊，或者迂迴進攻蕪湖，切斷後方交通線，然后海陸空軍立體進攻，則南京必定失守。 同時劉斐還建議說：“我軍在淞滬會戰中損失太大，又經過混亂的長途退卻，已無戰鬥力，非在遠後方經過相當長期的補充整訓，不能恢復戰鬥能力。基於我軍當前的戰鬥任務是為了貫徹堅持抗日方針，應該避免在初期被敵人強迫決戰。故應以機動靈活的遲滯作戰掩護後方部隊的整補以及進一步實施全國總動員，爭取在有利時機集中優勢兵力，對敵人進行有力的打擊。”也因此，劉斐始終認為，“南京是我國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棄，當然不可。但不應以過多的部隊來爭一城一池的得失，只做象徵性的防守，做適當抵抗之後，就主動地撤退。對兵力使用上，用12個團，頂多18個團就夠了，部隊太多將不便於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