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九章南昌會戰

武漢會戰前，日本大本營判斷，攻占武漢，控制中國腹心地區、擊殲中國軍隊主力井奪取廣州、切斷中國的國際補給線後，可以迫使國民政府屈服。但事實與其願望相反。武漢失守後，中國軍隊主力既未被殲，國民政府亦未屈服，華北敵後戰場已經開闢，游擊戰爭廣泛展開，淪陷區內，日軍佔領點線已感兵力不足，難以確保“治安”。此時，日軍用於侵華的軍隊，陸軍己達24個師團和1個飛行集團；在中國東北，還配置有防備蘇聯的9個師團；日本國內，僅留有1個近衛師團。在現有兵力情況下，已無力發動大規模的進動。因而，日本大本營在1938年11月19日制定的《戰爭指導方針》和12月6日制定的《對中國事變處理方案》決定，放棄速戰速決戰略，改取持久作戰戰略，在基本上“不擴大佔領地域”的原則下，以局部有限攻勢、戰略轟炸和切斷中國國際補給線，來打擊國民政府的抗戰意志；並以有力部隊擊殲後方游擊部隊，以保持佔領區的“治安”；運用中國的人力及資源，“以華製華”，維持對中國的佔領；同時加強政治攻勢，扶植傀儡政權，謀求結束戰爭。根據上述原則，日軍參謀本部製定的《陸軍在華作戰指導綱要》規定：華北方面，“確保主要交通線”，“在佔據地域內實行大規模之掃蕩作戰”。為此，在華中“留置6個師團，其餘轉用於華北方面”，華南則“逐次以守備部隊代替，主力轉用於華北方面”；華中方面，除“恢復上海、南京、杭州間地域之治安”外，“配置於武漢地區之作戰軍，協同海軍，確保由岳州迄長江下游之交通，以武漢三鎮及九江為根據地，摧毀敵人的抗戰企圖，作戰地域，大致定為安慶、信陽、岳州、南昌之間”；華南方面，“以遮斷中國補給為目的，配置最小限之兵力”。

武漢會戰後，中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先後於湖南南嶽、陝西武功召開高級將領軍事會議，檢討此前抗戰的得失，分析敵情，認為，今後第二期的抗戰是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期。為適應戰局的要求，重新決定了作戰方針、重行劃分了各個戰區，調整了兵力部署，整理了軍隊編組，並簡化了指揮層次。撤銷兵團、軍團，以軍為戰略單位，由統帥部至軍，中間只有戰區、集團軍2個層次。將步兵師逐步由2旅4團制改為3團制。同時，合併軍事委員會湘、桂、陝、甘各地行營，改設桂林、天水2個行營，以統一指揮南北兩個戰場各地區之作戰。 1939年1月7日，軍事委員會頒發的《國軍第二期作戰指導方案》的作戰方針是：“國軍應以一部增強被敵佔領地區內力量，積極展開廣大游擊戰，以牽制消耗敵人。主力應配置於、贛、湘贛、湘西、粵漢、平漢、隴海、豫西、鄂西各要線，極力保持現在態勢。不得已時，亦應在現地線附近，盡量牽制敵人，獲取時間之餘裕，俟新戰力培養完成，再行策動大規模攻勢。”

南昌是江西的首府，位於九江以南，贛江與鄱陽湖之間，南鄰浙贛鐵路，系第九戰區重要戰略基地之一。武漢會戰時，日軍第11軍就奉有攻略南昌之任務。但由於其第101、第106師團沿南潯路前進時攻擊受挫，特別是第106師團在萬家嶺幾乎被全殲，所以未能完成任務，被阻止於修水北岸。中國空軍以南昌機場為基地，經常襲擊九江附近在長江中航行的日海軍艦艇，對九江及武漢日軍的後方補給交通線威脅甚大。日軍攻占武漢後，為切斷浙江、安徽、江西經浙贛路至大後方的交通線，解除對九江及長江航道的威脅，佔領南昌機場以縮短其對中國南方進行戰略轟炸的航程，決定再次進攻南昌，並仍以第101師團和第106師團為主攻部隊。由於這2個師團損失慘重，必須休整、補充才能進行戰鬥，所以預定於1939年3月間沿南污路發動進攻。

為保證進攻成功，在準備期間，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數次派作戰主任參謀宮崎週一等乘飛機偵察地形和守軍的防禦體系、工事狀況及兵力配備、重武器的位置等，據此選定渡河（修河）點和進軍路線、主突方向。為提高進攻的強度和速度，岡村寧次改變以往將野戰重砲兵和戰車配屬各師團，分割使用的作法，由軍集中使用，統一指揮；同時改變將戰車分佈在步兵戰鬥隊形直前，掩護和引導步兵攻擊的傳統戰術，將戰車編為戰車集團，在第1線部隊前方2天行程的距離上，在航空兵支援下，進行遠程迂迴，突破守軍防線，為部隊開路的戰術。直接支援第101、第106師團進攻的砲兵，由野戰重砲兵第6旅團長澄田崍四郎指揮，下屬野戰重砲兵第10、第13、第14、第15聯隊，野砲兵第101、第106聯隊，獨立山炮第11聯隊和攻城重砲兵第2大隊，共有火砲170門，另外，2個師團還有聯隊編制內的火砲112門和配屬的迫擊砲8個中隊，總計300餘門。戰車集團由第5大隊長石井廣吉指揮，下屬2個戰車群、1個預備隊，共有戰車135輛。為使主攻方向上的2個師團作戰容易，岡村寧次還令在湖北安陸的第16師團、在岳陽的第9師團、在杭州的第22師團，於進攻南昌開始前，分別向當面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以造成中國軍隊的錯覺而分散兵力，以減輕主攻部隊的壓力。另外，令在箬溪的第6師團、在鄱陽湖的海軍部隊和第116師團，各以一部兵力，在進攻南昌開始時，分別向箬溪東西的安義、三都鎮等地及鄱陽湖東岸的都昌沿湖地區進行攻擊，以策應主攻方向的作戰。部署第101師團由永修渡修水，沿鐵路和鐵路西側進攻南昌；第106師團由永修西北的艾城、虯津渡修水，在第101師團以西經奉新左旋，在生米街以南渡過贛江，從南迂迴南昌，切斷浙贛鐵路。

重新劃分後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仍為陳減，但因其兼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故由薛岳代理。所屬部隊有：第19集團軍（羅卓英，轄第79、第49、第70、第78、第32軍），第31集團軍（湯恩伯，轄第13、第18、第92、第37、第52軍），第1集團軍（龍雲，轄第58、新編第3、第60軍），第27集團軍（楊森，轄第20軍），第30集團軍（王陵基，轄第72軍），第20集團軍（商震，轄第54、第53、第87軍），湘鄂贛邊區游擊總指揮（樊崧甫，轄第8、第73軍），戰區直屬第74軍（王耀武）。總計主力作戰部隊共52個步兵師。南昌會戰開始前，防守南昌地區部隊的兵力部署為：第19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指揮第70、第49、第79、第32軍及頂5師等11個師，於箬溪以東，修水南岸亙鄱陽湖西岸，由西向東並列防禦，戰區並以第30集團軍總司令王陵基指揮第72、第73、第78軍等6個師，任武寧方面的守備，右與第19集團軍聯繫，跨修水兩岸，於箬溪以西對東防禦。

1939年3月18日，日軍砲兵群開始試射和進行火力偵察。 20日16時30分，開始進行炮火準備，實施約2個小時的急襲射擊和破壞射擊，第106師團由虯律、第101師團由塗家埠，先後強渡修水，與守軍第79軍第76師，第49軍第105師及第32軍第142師激戰竟夜，至21日7時，佔領約2公里縱深之灘頭陣地，掩護工兵架設浮橋。 8時許，戰車集團通過浮橋，由第106師團正面向五穀嶺守軍攻擊。 22日21時30分，先頭分隊前出至奉新，佔領南門外潦河大橋。戰車部隊的突然進攻，使守城部隊未能撤收配置在城郊的38門火砲，即匆促退走。由於燃料將盡，在飛機空投燃料後，戰車集團繼續南下，進至鼓樓崗後，轉向東進，26日到達南昌城西贛江大橋。日軍第106師團在戰車集團後於23日占領安義，主力經奉新、大城轉向東進，25日在南昌以西擊破由第三戰區增援的第102師，於26日由曾家渡過贛江，經戰鬥，佔領南昌以南的鐵路；其第111旅團由奉新以南轉向西進攻高安。日軍第101師團主力經萬家埠、璜溪迂迴至南昌西南之生米街，於26日渡過贛江；其第101旅團沿南潯鐵路經慈姑、樂化，於26日到達南昌城西北贛江北岸。 27日，日軍第101師團及戰車集團南北合擊南昌。守軍第32軍的部隊撤向進賢、臨川。南昌為日軍佔領。

日軍突破修水陣地後，第九戰區曾令控制於瀏陽、醴陵、長沙地區之第1集團軍及第74軍增援南昌。 27日到達會埠、高安以東地區，勻日軍第106師團第111旅團遭遇，俞地實施防禦。日軍第111旅團與第74軍第51師多次戰鬥後，於4月2日占領高安。 擔任策應南昌作戰的日軍第6師團，於3月21日由箬溪渡過修水。主力向武寧進攻，其第36旅團向揚州進攻。防守武寧地區的第30集團軍利用山地進行頑強的抗擊。日軍進展困難，至23日方進至武寧以東約4公里的新寧鎮一帶。其第36旅團24日在揚州與守軍第19師激戰後，27日進至靖安。因南昌戰鬥已經結束，而其主力被阻於武寧以東，於是迅速返回，轉攻武寧。 29日，第6師團攻占武寧，又經過激烈戰鬥，至4月5日，其第36旅團方進至武寧的修水南岸。

1939年4月上旬，軍事委員會令各戰區發動“四月攻勢”（亦稱春季攻勢），襲擾、牽制日軍，令第九戰區及第三戰區策劃反攻南昌。使用兵力為第九戰區之第1、第19、第30集團軍及第三戰區之第32集團軍，共約10個師，由第19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統一指揮。 4月17日，蔣介石將自己的《攻略南昌計劃》電告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並徵求意見。其作戰方針是：“先以主力進攻南潯沿線之敵，確實斷敵聯絡，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擊開始之時機預定4月24日。”其兵力部署的主要內容是：令第1集團軍（高蔭槐）及第19集團軍第74軍（俞濟時），分別經奉新、大城地區向修水至南昌間南潯鐵路挺進，徹底破壞交通，斷敵增援，並協力攻略南昌；令第19集團軍第49軍（劉多荃）逐次推進至高安，為總預備隊；令第32集團軍（上官去相）以3個師的兵力由贛江以東進攻南昌，並組織1個團的部隊，以奇襲手段襲取南昌。令第30集團軍（王陵基）進攻武寧。 4月18日，白崇禧復電蔣介石，對兵力部署提出自己的建議，稍有變動，強調奇襲。並認為，“攻擊時間應提前，從速實施，至遲須在22日左右。”此時，南昌地區日軍的兵力部署是：第101師團守備南昌、向塘、高安間地域；第106師團守備安義，奉新、靖安間地域；第6師團一部守備武寧。

4月21日，第九戰區的部隊首先開始行動。第1集團軍以第60軍第184師和第58軍新10師進攻奉新，以第58軍新11師監視靖安日軍；第19集團軍以第74軍主力進攻高安，以第74軍及第49軍各一部，北渡錦江，進攻大城、生米街。激戰至26日，日軍退守奉新、虯嶺、西山萬壽宮一帶、第19集團軍攻克大城、高安、生米街等據點，但爾後進展困難。攻擊受阻，2個集團軍的部隊均未能按照預定的計劃挺進至南潯鐵路。 第三戰區之第32集團軍以第29軍第16、第79師、預備5師及預備10師之一部，於4月23日渡過撫河進攻南昌。激戰至26日，攻克市義街（南昌南），向南昌近迫。 27日，日軍集中第101師團主力實施反擊，在猛烈炮火及航空兵火力支援下，雙方在南昌東南、正南郊區內展開血戰，反复爭奪該地區內的各村莊據點。第79師師長段朗如因部隊傷亡過大，於4月28日夜改變進攻的部署，以電報向軍及集團作了報告。第32集團軍總司令以擅自更動計劃，經第三戰區批准，將其撤職查辦。 5月1日，蔣介石下令：“……段朗如貽誤軍機，軍前正法。何平（第16師師長）戴罪圖功。限於5月5日以前攻下南昌，上官總司令應親到前方督戰。”5月2日，第102師收復向塘，再克市義街，第16師一度攻占沙潭埠，但在日軍援軍反擊下，又被奪去。上官雲相遂將第26師投入戰鬥，5月4日再度發動進攻。戰至5日黃昏，預備5師攻至城外圍陣地，並破壞了鐵絲網。因遭火力集襲，傷亡慘重，無力繼續攻擊。第26師第152團於5日拂曉突入新龍機場，擊毀日飛機3架；第155團於5日9時突至火車站，但均遭日軍火力襲擊及反擊而受阻。 5月6日，日軍第106師團主力在航空兵、砲兵、戰車支援下，從南昌及蓮塘夾擊城郊的第29軍。激戰至17時，第29軍被包圍，第26師長劉雨卿負傷，軍長陳安寶及第156團團長謝北亭犧牲。第29軍參謀長徐志勗及劉雨卿根據戰場實際情況，見已不可能完成攻占南昌的任務，為避免部隊被殲，決定向中洲尾、市義街突圍。預備5師化裝便衣進入城中的1個團，也因無後續部隊接應，被迫撤出。

蔣介石限期於5月5日攻下南昌的命令下達後，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認為，以南昌防禦戰後尚未得到補充而武器裝備又遠遜於敵人的部隊，對武器裝備佔絕對優勢而又依據防禦工事的敵人進行攻堅作戰，不可能按主觀決定的時間攻下南昌。但他不敢直接向蔣介石提出不同的意見，於5月3日致電陳誠陳述自己的看法。他說：“查南昌、奉新方面之攻擊，自四月漾日（23日）開始，已十一天。因我軍之裝備等不及敵人，而敵人之重兵器、機械化部隊與飛機等，能處處協力敵陸軍之作戰，因此攻擊頗難摧毀敵人堅固陣地，迭奉委座電令：我軍作戰之方略在消耗敵人，而不被敵人消耗，避實擊虛，造成持久抗戰之目的。故此次南昌之攻擊，即在消耗敵人，避實擊虛之原則下，預行設伏，採用奇襲方式，四面進攻，冀以最迅速敏活之手段，奪回南昌。現時己持久、攻堅既不可能，擊虛又不可得，敵勢雖蹙，但欲求5月5日前攻克南昌，事實上恐難達成任務。除嚴令各部排除萬難，不顧一切，繼續猛攻外，擬懇與委座通電話時，將上述情形婉為陳明。”陳誠於5月5日將薛岳的電報全文轉電蔣介石。其實，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對限時攻克武昌的命令亦認為不符實際。 5月5日也致電蔣介石及何應欽，婉轉地提出不同的建議。他說：“竊維我軍對敵之攻擊，必須出其不意，始能奏效。今南昌之敵既已有備，且我軍兼旬攻擊，亦已盡其努力，為顧慮士氣與我最高戰略原則計，擬請此後於南昌方面，以三分之一繼續圍攻，三分之二分別整理。在外則仍宣傳積極攻略……”兩封電報的中心思想，都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作戰指導不符戰略方針的理由，希望蔣介石改變限期攻克南昌的命令。蔣介石接到兩電，又得知陳安寶軍長犧牲及進攻部隊喪亡慘重的報告後，於5月9日下達停止進攻南昌的命令。日軍此時亦因損失嚴重，無力反擊。南昌會戰結束。

南昌會戰，中國軍隊既未能在防禦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擊中奪回南昌，但它在軍事、政治上的影響，卻有積極的一面。南昌會戰使全世界——特別是日本軍事當局認識到：日軍雖然佔領了武漢三鎮，但既未能迫使國民政府屈服，也未能擊殲中國軍隊的主力，更沒有摧毀中國廣大軍民的抗戰意志。中國軍隊不僅繼續進行抗戰，還開始實施戰役範圍的反攻，這是七七事變以來的新發展，同時也證明中國軍事委員會在戰略指導上確有改單純防禦為攻勢防禦的思想。可惜的是，由於某些高級將領，或是理論與實踐脫節，或是根本就缺乏優良的戰略戰術素養，以致在作戰指導和作戰指揮上，產生不少失誤，如敵情地形判斷錯誤，選定的主要防禦方向（南潯鐵路）與日軍的主要突擊方向（修水地區）相差甚遠，有些軍（第79軍、第49軍等）部署1個師為第一線，防禦正面長達15公里，而軍的主力部署在第一線後方1日行程之處，違反了以軍為戰略單位、軍長應直接指揮戰鬥的精神。又如作戰計劃強調以奇襲手段攻取南昌，實際作戰卻成為陣地攻堅戰；計劃是挺進南潯路、徹底破壞交通、斷敵增援，實際是以3師之眾，為相隔甚遠的幾個日軍孤立據點所阻，一點兵力也未能進至南潯路，以致造成消耗敵人的同時，過多地消耗了自己。這本來並不是不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