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80年末的戰爭期間，我曾打算前往英國，並把這個意圖通知了格林將軍，當時他正在經過費城南下的途中，而華盛頓將軍則因相距太遠，不能立即取得聯繫。我強烈地感到，如果我能夠在不為人所知的情況下到達英國，並且只要我能在出版一本賦予某甲以權利，而只不過是通過剝奪某乙的權利使某甲有利，結果便成了不公道的手段。
但是特許狀與公司不僅僅涉及選舉，另外還有更加範圍廣泛的惡劣影響。它們是它們所在地爭執不休的根源，並且減少了全國社會的公共權利。
在這些特許狀和公司的操縱下，一個英國老百姓不能算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英國人。他不能像法國人在法國和美國人在美國那樣在本國自由行動。他的權利只限於他所居住的城鎮，在某些情況下只限於他出生的教區；至於所有其他地區，儘管在他本國，對他說來，卻不啻是外國。要在這些地方居住，他必須出資取得地方籍，否則就會被禁止遷入或被驅逐出境。保持這種書之前確保人身安全，我就可以打開英國人民的眼界，讓他們知道他們的政府是多麼瘋狂和愚蠢。我看出議會中各個黨派已經鬥得不可開交，彼此都不能再施加什麼新的影響。格林將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可是後來恰巧發生了阿諾德和安德烈事件，他改變了主意，在極其擔心我的安全的心理支配下，從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市給我寫了一封情意懇切的信，勸我放棄這個計劃，我也就勉強同意了。此後不久，我陪同勞倫斯先生——他當時被囚禁在倫敦塔中——的公子勞倫斯上校到法國為代表大會辦事。我們在洛利昂（法國西海岸一港口，臨大西洋——譯者
）登陸，當我留在該地，他繼續趕路時，出了一件事，使我又打算恢復原來的計劃。一艘從福爾基斯到紐約的郵船載著政府文件被迫在洛利昂靠岸。把郵船扣起來並不稀奇，但政府文件同郵船一起被扣留卻令人難以置信，因為文件總是吊在船艙窗口的一個口袋裡，裡面裝著砲彈，隨時準備沉入海底。可是，我所說的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因為這些文件落到了我手裡，我親眼看了。聽說，這批文件是用這樣一個計策弄到手的：
“夫人號”私掠船船長會講英語，他在趕上郵船後，冒充一艘英國護航艦的艦長，邀請郵船船長上私掠船，目的達到後，他就派遣他手下的幾下人返回，把文件弄到手。但是，不管這次繳獲的經過情形究竟如何，我所說的政府文件是確實的。這些文件送往巴黎交給了維爾日拿伯爵，當勞倫斯上校和我本人返回美國時，我們把原件交給了代表大會。
從這些文件，我看透英國內閣的愚蠢的深度，要遠遠超過沒有這些文件，因此我又打算恢復我原先的計劃。但是勞倫斯上校不願獨自一人回去，而且除了別的原因外，特別是由於我們負責經管一筆二十多萬鎊的款子，我只好對他讓步，終於放棄了我的計劃，但我現在可以肯定，如果我當時能執行這個計劃，是不會毫無成就的。 ——作者
封建制是為了通過使城鎮破產來擴大公司的勢力；其惡果是顯而易見的。
大多數公司所在城鎮都處於荒涼衰落狀態，這些城鎮之所以免於進一步沒落只是由於它們的某種地理環境，例如有一條可通航的河流，或者有富饒的郊區。由於人口是財富的主要來源之一（因為沒有人，土地本身就無價值可言），一切阻礙人口增加的措施必然要降低地產的價值；由於公司不但有這種傾向，而且直接造成這種後果，因此它們只能是有害的。如果要規定什麼政策來取代像在法國或美國所實行的給予每個人以選擇定居地的普遍自由的政策，那麼比較合理的辦法就是鼓勵新來者入境，而不是通過勒素金錢來阻止他們入境①。
對廢除公司製最感迫切的是那些建立了公司的城鎮居民。通過對比，曼徹斯特、怕明翰和謝菲爾德的例子表明了這些中世紀的組織對產業和貿易所造成的危害。可以找到少數例子，比如倫敦，由於它位於泰晤士河上，擁有天然的和貿易上的有利條件，才抵抗得住公司政治上的惡勢力；但是，在幾乎所有其他情況下，災難過於明顯，不容置疑或否認。
儘管整個國家並不像居民本身那樣受到公司城鎮中產業不景氣的直接影響，但它多少也分擔著這種後果。產業跌價，全國的貿易額也減少了。每個人都是按自己的購買力購貨的顧客；由於全國各地相互通商，任何一地受到影響必然要波及全國。
既然英國議會的一個院的大多數席位是從這些公司中選出的；而且既然濁泉中流不出清水，那麼，議會的罪惡不過是它的罪惡泉源的延續而已。一個具有道德榮譽感和好的政治原則的人決不能屈從於這種選舉所使用的卑鄙無恥的伎倆。要當一個成功的候選人，他決不能有一個公正的立法者所應有的品質；而且在進入議會的方式上既然經過如此這般營私舞弊的訓練，那就不能期望一個人當了議員會比未當議員前高尚一些。
柏克先生在談到英國的代議制時曾提出象騎士時代那樣勇敢的挑戰。他說，“我們的代議製完全適合於人民代議制所能企求和設想的一切目標。”
他接著說：“敵視我們憲法的人要是能提出相反意見，就讓他們試試看吧。”
這種話出自一個在其整個政治生涯中——只有一兩年除外——一貫反對議會所有措施的人之口，這是非常令人感到意外的；而且，把他所說的和他的為人比較一下，就只能證明他的行為違反了他作為議員的見解，或者作為作者說了相反的話。
但是，毛病並不僅僅出在代議制，因此下一步我就要談到貴族制。
所謂貴族院是在一種非常類似在別的情況下有法律與之對抗的基礎上建①要說明特許狀與公司城鎮的起源是很難的，除非我們假設它們是產生於某種防務或與防務有關。它們產生的時代證明這個想法是正確的。大多數這些城鎮都曾經是要塞，在沒有駐軍期間，由公司負責看守城門。
它們不許或准許外人進城就形成了給予和買賣自由出入權的慣例，此舉更多地具有駐防當局而不是文官政府的特點。士兵在全國范圍內不受公司管束，也不受任何防區管束，其他人則不在此例。士兵得到他的長官同意，可以在全國任何一個公司城鎮從事任何工作。 ——作者
立起來的。它等於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結黨營私。為什麼一個立法院要全部由以出租地產為業的人組成，就同它為什麼要由那些僱用釀酒師傅、麵包師傅或任何其他行業師傅的人組成，同樣都是解釋不通的。
柏克先生稱這個院為“保障土地利益的強大基地與支柱”。就讓我們來檢驗一下這個觀點吧。
保障土地利益需要什麼比保障國家任何別的利益更多的支柱呢？或者說它有什麼權利擁有一種與一國的普遍利益截然不同的代表權呢？這種權力的唯一用途（而且是經常用到的）無非是要逃避地產稅，而把負擔轉嫁給它本身受影響最少的消費品。
這就是把政府建立在結黨營私基礎上一貫產生的後果（而且永遠會產生這種後果），這一點從英國的稅收史來看是十分清楚的。
儘管每一樣普通消費品的稅都提高了並成倍提高了，對這個“支柱”有特殊影響的土地稅卻減少了。 1778年的土地稅為一百九十五萬鎊，比大約一百年前少五十萬鎊①，儘管從那時以來許多地方地租已加了一倍。
在漢諾威人來到之前，土地稅和消費品稅的比例相仿，而且倒不如說土地稅的份額最大；但是自那時起，消費品每年增加新稅將近一千三百萬鎊；其結果是窮人的數目及其處境的悲慘有增無已，濟貧稅也隨之增加。然而，這種稅也不是由貴族和社會上其他各種人按同樣比例負擔的。貴族的宅邪不論是在城裡還是在鄉下，都不同窮人的住房混在一起。他們住在遠離窮困和需要花錢去救濟的地方。這些負擔在工業城鎮和勞動農村中壓得最重，好些地方是一幫窮人周濟另一幫窮人。
有許多最苛重而又油水最大的捐稅之所以開徵，是為了使這個支柱能夠豁免，以此來保護其自身的利益。對釀製供出售的啤酒徵稅並不影響貴族，因為貴族自己釀酒根本不用交稅。啤酒稅只落在那些不便或不能自己釀製啤酒而必須少量購買的人身上。單是這一項稅收——貴族常常可以豁免——就接近1788年土地稅的總額，現在也不少於一百六十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二鎊，再加上麥芽稅和啤酒花稅還不止此數，如果人們知道這種情況，他們會對稅制的公平合理作何感想呢？單是對這樣一種為勞動人民愛好，主要由他們消費的商品抽的稅竟然等於一個國家全部土地稅，這在稅收上也許是史無前例的吧。
這是一個在共同利益相結合的基礎上組成的立法院產生的後果之一；因為，不論他們就各個黨派來說所持策略如何不同，在這一點上都是一致的。
不論一種結合是否使任何出售的商品漲價或工資率上升，或者不論它是否把捐稅從它自身轉移到社會的另一個階級，其原則與效果都是一樣的；如果某一種捐稅是不合法的，那麼也就難以證明另一種捐稅應當存在下去。
說什麼各種稅收首先由下院提出是無濟於事的；因為另一個院擁有否決權，總是能夠保護它自身的利益；而且如果認為在提出各種措施時事先不曾得到上院默許，這種想法也是荒唐的。此外，上院還通過享有特權的城市交易獲得很大勢力，還同下院兩派有許多勾搭，所以，除了在本院擁有絕對的否決權之外，在另一院中在所有共同關心的事情上也佔有優勢。
所謂土地利益的含義是難以弄清楚的，如果它不是意味著貴族地主勾結起來，為了他們自己金錢上的利益同農民以及工商各種行業作對。實際上，①參見約翰·辛克萊爵士：《稅收史》。土地稅1646年為二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九十九鎊。 ——作者
土地是唯一無需特別加以保護的利益。它受到全世界一致保護。所有的人不論地位高低，對農作物都是關心的；所有不同年齡和不同身份的男女和兒童都寧願出來幫助農民而不願讓莊稼爛在地裡；而對於任何其他產業他們卻不願這麼幹。這是人類所作的唯一共同祈求，而且是唯一可以使人類免於匱乏的祈求。這是涉及人類生存而不是涉及政策的利益，這種利益完了，人也就完了。
在一個國家中，沒有別的利益受到這樣一致的支持。商業，製造業，藝術，科學和其他一切比較起來只受到部分的支持。它們的興衰沒有這樣普遍的影響。在山村豐收時節，不僅農民歡唱，萬物也都高興。這是排除一切妒忌心理的繁榮景象；任何其他事物都不能比擬。
那麼，為什麼柏克先生把貴族院說成是土地利益的支柱呢？如果這個支柱沉沒了，地產仍會繼續存在，耕耘、播種和收穫也會照樣進行。貴族並不是在田裡勞動和提高生產的農民，只不過靠地租過剝削生活；同生氣盎然的世界相比，他們是一窩雄蜂，既不採蜜，也不營巢，活著只是為了過驕奢淫佚的生活。
柏克先生在他的第一篇論文中稱貴族為“上流社會的科林斯首府①”。為了使這一比喻更加完滿，他現在又加上了支柱；但還是缺少基礎：只要一個國家決意象參孫②那樣，不是盲目地而是勇敢地行動起來，大袞③廟就會倒塌，貴族老爺和市儈們也將同歸於盡。
如果一個階級的人為了保護一種特殊利益而組成一個立法院，那麼，所有其他的利益也應同樣這樣做。捐稅不平等和苛重就是因為只許一方這樣做而不許大家這樣做。倘若有個農民院，就不會有狩獵規則了：或者有個商人與製造商院，捐稅就不會這麼不平等，也不會這麼繁重了。捐稅之所以猛增而不受限制，是由於徵稅的權力掌握在那些能夠把很大一部分稅從自己肩上卸掉的人手中。
中小業主因消費品加稅而受到的損失，要比他們因免除地產稅而受到的好處來得大，其原因如下：
首先，按他們的財產的比例來說，這些人消費的納稅品比那些擁有大量地產的人來得多。
其次，他們主要住在城鎮上，他們的產業多半是房產；而且由對消費品抽稅而引起的濟貧稅的增加在比例上要比土地稅的受益大得多。在伯明翰，每鎊要抽不少於七先令的濟貧稅。上面已經說過，這種稅貴族大半是豁免的。
這些還僅僅是貴族院的卑鄙伎倆帶來的一部分危害。
作為一個結合體，它總是能夠把相當一部分捐稅從自己身上免除；而作為一個對任何人都不負責的世襲院，它類似居民少卻具有同等選舉權的衰敗的自治城市，由於利害關係還要企求它的同意。在這個院的議員當中，很少有人不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分享或吞沒公款。一個貴族院的議員可以當掌燭者或侍臣；另一個當王室臥房侍臣或僕從，或者無論什麼掛名的小差使，薪俸都從公共稅款中支付，這樣就不至於把貪污行為直接暴露出來。這種作法是有損於為人的道德的；他們在哪裡屈膝，哪裡就無廉恥可言。
①科林斯為古希臘著名的奴隸制城市。 ——譯者
②參孫，《聖經》中描寫的人物，以身強力大著稱。 ——譯者
③大袞，為古代腓力斯人的國神，以人首人身魚尾為標誌。 ——譯者
除了所有這一切之外，還要加上數不清的食客，一大批小輩和遠親，這些人也都由公費供養；總之，如果估計一下一個貴族階級加給國家的負擔，數目幾乎同貧民的救濟費相等。單是里奇蒙公爵（還有許多同他類似的情況）一個人花費的公款就可以養活兩千貧民和老人。試問，在這樣一種政府制度下，賦稅增加到目前的程度又何足為奇呢？
我用坦率無私的話來談論這些，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出於人道主義。對我來說，我不但拒絕了種種贈款，因為我認為贈款是不應該的，而且也謝絕了我可以受之無愧的種種報酬，這就難怪卑劣與欺騙的行徑會引起我的惡感。我的幸福在於獨立自主，我是按事物的本來面目來看待事物，而置地位與顯貴於不顧；我把整個世界當作我的祖國，而以行善為我的信仰。
柏克先生在談到貴族長子繼承法時說：“這是我們土地繼承的常備法，當然，它具有一種傾向性，”他繼續說，“我認為這是一種維護重要而又影響深遠的品德的好的傾向。”
柏克先生愛把這個法律叫做什麼都可以，但是人性和公道思想卻管它叫野蠻的非正義法律。如果我們不是對這種日常的做法已經司空見慣，而只是聽到世界上遙遠的地方有這個法律，我們就會斷言這種國家的立法者還沒有達到文明的水平。
至於談到它維護“重要而又影響深遠”的品德，我看事實恰恰相反。它砧污了人類的品德；是一種掠奪親屬財產的行為。它也許對食客具有重要性，但在全國范圍內卻毫無重要性，世界範圍內就更談不上了。至於我自己，我的父母除了給我受教育之外，無力多給我一個先令；為了使我受教育，他們自己吃盡了苦；然而，我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影響，卻比柏克先生貴族名單上任何一個人都來得大。
這樣看了看議會兩院的一些缺點之後，我想非常扼要地談一談稱為王位的東西。
①它意味著一年一百萬鎊收入的掛名職位，其任務就是拿這筆錢。至於拿這筆錢的人是聰明還是笨，正常還是不正常，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那都無關緊要。每一屆內閣都按柏克先生筆下的觀點行事，即必須讓一些怪物來蒙蔽人民，使人民處於迷信和愚昧的狀態；而所謂王位正好適合這一目的，因而它也適合有待它去完成的一切目的。至於其他兩個部門，就更不在話下了。
在所有國家中，這個職位面臨的危險，不是坐在這個位置上的人會出什麼事，而是國民會出什麼事，也就是國民有開始醒悟之虞。
人們習慣於把王權叫做行政權，現在還繼續叫下去，儘管這樣叫的理由已不復存在。
稱王權為行政權，這是因為它所象徵的那個人過去一向扮演實施或執行法律的法官的角色。當時，法庭是官廷的一部分。因此，現在稱為的司法權在當時就叫做行政權；結果，兩個名詞中有一個是多餘的，兩項職務中也有①西蒙茲版略去了這一段和下一段，並加如下評語：“這裡，在原版第107頁接著有兩段，大約象本版同樣的字體共十一行。這兩小段作為可起訴的材料收入起訴書；但是這一起訴究竟根據什麼理由，我就不清楚了。政府的每一組成部分都應該容許大家進行充分的檢驗與審查；哪裡的情形不是這樣，就說明那個國家不自由；因為只有自由而又合理地行使這一權利，才能從各個部分或從整體發現錯誤、欺騙和荒唐行徑並加以補救。如果政府裡有一個部分，國民必須堅持對其行使這種權利，勝於對任何其他部分，這個部分就是國民花錢最多的部分，在英國就叫王位。”——原編者
一項不起作用。現在我們談到國王時，它是毫無意義的；它既不像徵法官，也不像徵將軍；此外，統治國家的是法律，而不是個人。舊的稱呼彼保留了下來，以便給空洞的形式裝點門面；至於它們的唯一作用，則不過是增加開支而已。
在我開始探討使得各國政府比目前更能增進人類普遍福利的途徑之前，不妨先對英國稅收的發展情況作一次考察。
通常認為，一項稅一旦開徵，就決不會再取消。不管這種情況近年來是如何確實，但過去並非總是如此。因此，要不是從前時代的人比現在的人對政府監視得緊，就是政府的開支不像現在這樣漫無節制。
自從諾曼征服並建立所謂王權這種制度至今，已有七百年。以每百年為一期，將這段時間分為七個時期，那麼，每一時期的年稅收總額如下：
征服者威廉徵稅年總額（自1066年開始）……400，000鎊
征服後一百年每年稅收總額（1166年）………200.000鎊
征服後兩百年每年稅收總額（1266年）………150，000鎊
征服後三百年每年稅收總額（1366年）………130，000鎊
征服後四百年每年稅收總額（1466年）………100，000鎊
這些以及下列報表引自約翰·辛克菜爵士所著《稅收史》；從中可以看出，四百年間稅收不斷下降，到期末竟減少了四分之三，即從四十萬鎊減少到十萬鎊。現代英國人有一種傳統的和歷史的概念，認為他們的祖先是勇敢的；但是不論他們有過什麼樣的功過，他們肯定不會輕易受騙，即使不是在原則上至少也在稅收上使政府心懷恐懼。儘管他們未能剷除君主制篡權，他們卻把它限制在共和製的稅收經濟範圍之內。
現在讓我們再來考察一下其餘三百年的稅收情況。
征服後五百年每年稅收總額（1566年）………500，000鎊
征服後六百年每年稅收總額（1666年）………1，800，000鎊
目前每年稅收總額（1791年）………………17，000，000鎊
頭四百年和後三百年的差額如此驚人，以致可以斷言英國人的民族性已經變了。要迫使過去的英國人接受現在這樣繁重的捐稅是不可能的；如果考慮到陸軍、海軍和所有稅吏的薪金現在同一百多年前一樣，而當時的稅收卻不到目前的十分之一，看來不把這種巨大開銷歸咎於鋪張浪費、貪污腐化和搞陰謀詭計①是不可能的。
①最近有幾家宮廷報紙常常提到瓦特·泰勒。他的英名遭到宮廷一批馬屁鬼和所有那些靠侵吞公款為生的人的惡意中傷，是不足為奇的。然而，他卻是製止他那個時候賦稅猖獗和不公的媒介，國民要多麼感謝他的英勇行為。這段歷史大致如下：——在理查二世時期，對年齡在十五歲以上者，不論身份條件，不分貧富，每人徵人頭稅一先令。如果法律有所偏袒的話，那也是偏袒富人而不是偏袒窮人，因為法律規定，儘管一家人口眾多，包括本人、家庭和僕人在內，徵稅不得超過二十先令，而人數在二十以下的所有其他家庭，則要按每人一先令交稅。人頭稅一向是討厭的，可是這種規定由於同樣苛刻不公，必然在窮人和中產階級中普遍引起不滿。通稱瓦特·泰勒的人，原名沃爾特，是個瓦匠”，住在岱普特福特。一個收人頭稅的來到他家，要收他的一個女兒的稅，泰勒說他的這個女兒還不到十五歲。稅吏硬要收稅，而且動手對女孩進行檢查，恣意輕薄，這種行為激怒了父親，他用榔頭猛擊稅吏，把他打倒在地，就此一命嗚呼。此事發生後，群情激憤。鄰里居民都支持泰勒，據一些歷史學家的記載，幾天之內就有五萬多人參加泰勒的隊伍，並且擁泰勒為領袖。泰勒於是帶領這支隊伍開往倫敦，要求廢除人頭稅並糾正其他弊端。以理查為首年革命，特別是漢諾威王朝繼位之後，帶來了大陸各國耍弄陰謀詭計的有害做法，對外戰爭和爭奪國外領地成風，這種作法不可思議，花錢不計其數，單是一個方面就要花幾百萬鎊。如果不是法國革命打破了這種做法並製止了種種口實，賦稅究竟會激增到什麼程度，那是難以估計的。如果把法國革命視作減輕兩國賦稅負擔的幸運手段（革命應當起這個作用），那麼，它對英國就同對法國一樣重要；而且，如果適當改進革命能夠和已經帶來的一切好處，那就值得為兩國人民同樣慶賀。
在探討這個問題時，我將從一件首先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事，也就是減輕賦稅負擔著手，然後再提出目前形勢證明有可能跑涉及英、法、美三國的事情和建議。我指的是三國同盟，其目的將在適當章節論及。
已經發生過的事也許還會發生。從上列稅收演變的報表可以看出，稅收曾減少到原來的四分之一。儘管目前形勢不允許減少到這個地步，然而，已經有了這樣的開端，也許能在比過去情況下較短的時期內達到這個目的。
下，只得同意與泰勒在史密斯菲爾德會談，講了許多漂亮話，假意今後不再對人民進行壓迫。但當理查與泰勒各自騎在馬上就這些問題進行談判的時候，倫敦市長沃爾華爾茲和宮廷的一個傢伙看中一個機會，象怯懦的暗殺者一樣，用匕首刺中泰勒，另外又有兩三個人向他撲來，這樣，泰勒就犧牲了。
泰勒是一個無私無畏的人。他向理查提出的一切建議比過去貴族諸侯向約翰**提的那些建議要公平合理得多，而且儘管有歷史學家的吹牛拍馬以及象柏克先生那種企圖通過誹謗泰勒來把官廷的卑劣行徑搪塞過去的人，泰勒的名聲必將勝過他們的謊言而永世長存。如果值得為貴族諸侯在龍里梅德立紀念碑，那就也值得為泰勒在史密斯菲爾德立一個紀念碑。 ——作者
英語Tyler（泰勒）既作姓氏，又可解釋為瓦匠，後人為紀念以瓦匠為業的沃爾特，故稱他瓦特·泰勒，有雙關意。 ——譯者
指英國國主約翰，在位期間為1199—1216年。 ——譯者
英國地名，在倫敦西南泰晤士河畔， 1215年6月大憲章在此簽署。
——譯者
截至1788年米迎勒節①為止的年稅收額如下：——
土地稅…………………………………………1，950，000鎊
關稅……………………………………………3，789，274鎊
國內消費稅（包括新陳啤酒）…………………6，751，727鎊
印花稅…………………………………………1，278，214鎊
其他各種雜稅與附加稅………………………1，803，755鎊
共計15，572，970鎊自1788年以來，除彩票收入外，已徵收了一百萬鎊以上的新稅，而且由於從那時起所徵的稅一般比以往收入多，總數大約達到一千七百萬鎊。
注意——將近二百萬鎊的徵集費和退款已從總數中扣除，上述數字系交付國庫的淨數。
這筆一千七百萬鎊的款項有兩種用途，一是用來償付國債利息，一是用作當年開支。大約有九百萬鎊撥給了前一項，其餘近八百萬鎊撥給了後一項。
的宮廷在孤立無援和無力抵抗的情況①米迫勒節系英國四大結賬日之一，在每年的九月二十九日。 ——譯者
至於據說用以減少債務的那一百萬鎊，就像一手付出一手拿進一樣，是不值得多加理會的。
法國幸而有國有領地來償付國債，因而可以減輕賦稅，但是，英國沒有國有領地，要減稅就只能減少常年的開支，按目前情況，每年可以減少四、五百萬鎊，這一點看下文自明。如果做到這一點，就可以抵消對美戰爭的巨大耗費而有餘，而且這種節餘是從引起禍害的同一根源來的。
至於國債，不論在稅收方面利息多麼重，但由於它有助於保持一筆對貿易有利的資本，可以通過其效能來減輕它本身很大一部分負擔；並且，鑑於英國的金銀數量由於某種原因未能保持適當的比例①（應為六千萬鎊，現在不超過二千萬鎊），所以，除了不公平之外，把一筆可以彌補缺陷的資本白白放棄乃是下策。但是，就經館開支而言，不論節省多少，總是一項收益。節餘過多也許會使貪污盛行，可是，它像國債的利息一樣，不會對信用和貿易產生反作用。
英國政府（我不是說英國國民）現在很可能對法國革命懷敵意。凡是通過減稅來揭露宮廷的陰謀和削弱它的勢力的措施，總歸不受那些以分贓自肥的人歡迎。當有關法國的陰謀，擅權，天主教，以及木鞋的喧嚷聲甚囂塵上之際，國民是容易受騙受驚，甘願繳稅的。現在，那些日子已經過去了；騙局可望告終，兩國和全世界的好時光大有希望。
如果認為英、法、美為了下面將談到的目的而結成聯盟是理所當然，法國與英國的國家開支就會減少。兩國都沒有必要保持原有的海陸軍，每一方部可按一對一的比例減少船隻數目。但是，要達到這些目的，兩國政府必須按一致原則辦事。如果任何一方還抱著敵意，或一方以曖昧隱秘來對待另一方的誠懇坦率，信任就不可能建立起來。
在肯定這些說法之後，為了樹立先例，國家的開支也許可以減少到法國和英國互不為敵的那個時期的水平。這必然要在漢諾威王朝繼位以前，也在年革命之前②。在這兩個時期前出現的第一個例證乃是查理二世的極度揮霍時期；當時英法是作為盟邦行動的。我選擇了一個極其奢糜浪費的時期，就可以證明現代奢糜浪費的變本加厲；特別是因為從那時以來，海軍、陸軍和稅務員的薪傣並沒有增加過。
當時的平時編制如下（參見約翰“辛克萊爵士：《稅收史》）：——
海軍…………………………………………………300，000鎊是可惡的——他們為了自己掌權，一個想方設法於掉他的叔父，另一個則謀害她的父親——然而，由於英國國民傾向於重視這一（革命）事件，我是感到不痛快的，因為國民把這一事件的全部榮譽歸於一個藉此營私的人，而這個人除了另有所獲外，還為那支把他從荷蘭接來的小艦隊勒索六十萬鎊。喬治一世像威廉一樣小氣，他用從英國撈到的錢購置了不來梅公爵領地，地價二十五萬鎊，而且不是用國王的薪俸支付的。他就這樣用英國的錢置了這塊領地，為了私人利益在他的漢諾威領地之外又添了一塊。實際上任何一個不能自治的國家都會作為一種假公濟私之物為人所統治。英國自革命以來一直是囊中之物。 ——作者
由於上述註解是對潘恩起訴書的一部分，潘恩將它從西蒙茲版略去，並①對外搞陰謀詭計，對外戰爭，以及佔有國外領地是造成虧空的主要原國。 ——作者
②慶祝1688年革命一百週年時，我恰巧在英國，威廉和瑪麗的為人我一向認為代之以下面幾段話：
“在本書原版第116頁有一個註腳，對威廉和瑪麗的為人——一個是鬥爭他的叔父，另一個是鬥爭她的親生父親——提出批評，這些批評同其他作者提出過的差不多。約翰遜博士甚至當他還是現王朝的僱傭時，就用過比我所用的還要強烈的不滿詞語。那麼，現在為什麼要改變做法，過去被允許而且顯然加以鼓勵的，現在卻要受到起訴，這只有知情人能解釋清楚。在同一註釋中還提到，威廉為把他從荷蘭送來的荷蘭艦隊勒索了六十萬鎊，喬洽一世則用他從英國撈到的二十五萬鎊購置了不來梅和維當兩處公爵領地，藉此擴大他的漢諾威領地，供他私用。含有這些內容的註釋已收入起訴書中；但這樣做目的何在，我就不得而知了。
“據約翰·辛克萊博士的《稅收史》（第三部分第四十頁）所載，為荷蘭艦隊提出的帳單是六十八萬六千五百鎊，後來被議會減為六十萬鎊。從年下院通過的一項決議來看，威廉在花費英國的金錢方面是不大審慎或小心的。該決議如下：——'眾所周知，數以百萬計的錢付給了國王陛下（指威廉）作為公用，但用途迄未說明。'（參見英《議會議事錄》）“至於喬治一世用從英國獲得的錢購買不來梅和維當領地一事，《議會議事錄》可以證明，此事在議會中遭到的反對錶明各個派系普遍對它所持的看法。 ”——作者
陸軍………………………………………………212，000鎊
軍用品……………………………………………40，000鎊
王室開支……………………………………………462，115鎊
共計1，014.115鎊
可是，議會將當時全年的平時編制定為一百二十萬鎊①。如果我們退回到伊麗莎白女王時代，那時全部稅收額只有五十萬鎊，可是英國國民卻看不出在那個時期有哪一點可以斥之為沒有成果。
如果把法國革命、英法兩國趨於協調與互利，雙方官廷不再搞陰謀，以及管理科學的知識的進步等等因素綜合起來，全年的開支也許可以減少到一百五十萬鎊，即：——海軍………………………………………………500，000鎊陸軍………………………………………………500，000鎊政府開支…………………………………………500，000鎊共計1，500，000鎊即使此數也比美國政府的開支多六倍，然而英國的民政（我指的是由地區法庭、陪審團和巡泅審判所行使的民政，這其實幾乎全部是由國民行使的）需要國家的開支，要比美國同樣性質和規模的民政所需要的來得少。
現在是各國國民應當懂道理，不讓人騎在自己頭上，象牲畜一樣受擺弄的時候了。誰要是讀一遍帝王史，都會把政府視同獵鹿，各國國民每年要付給獵人一百萬鎊。人們應當有足夠的自尊或恥辱心理，對於這樣受欺侮感到慚愧，而等他意識到自己應有的人格時，他是會感到羞愧的。對於所有這類性質的問題，他腦子裡經常會掠過一些他還不習慣於加以鼓勵和表達的念頭。由於小心謹慎心理的約束，他對自己和對別人都扮演了偽君子的角色。
①查理與他的前任和繼承者一樣，發現打仗財政府大有好處，於是同荷蘭打了一仗，這次戰爭把當年的開支增加到一百八十萬鎊（1666年結賬），而平時的編制只有一百二十萬鎊。 ——作者
。
然而，看到這種著迷狀態能消失得多麼快，也真叫人希奇。一句大膽地想出來和說出來的諸常會使整整一批人心理恢復正常；全體國民也同樣受到影響。
至於用什麼名義去稱呼那些組成文官政府的職位，那倒無關緊要。上面講過，在例行公事中，一個人無論稱為總統、國王、皇帝、議員或別的什麼，他所作的貢獻的價值決不可能超過每年從國家領取一萬鎊；而且正如不應付給任何人以超過他的貢獻的報酬，每一個正直的人也不願接受過多的酬金。
應當以最審慎的道德心來動用公款。公款不僅是財富的產物，而且是勞動和貧困的血汗收入。它甚至是從匾乏淒慘的苦難生活中獲得的。一個乞丐在街上走過，或倒斃街頭，他身上僅有的一個銅板都會投入公款。
倘若美國國會玩忽職守，置選民利益於不顧，竟然付給美國總統華盛頓將軍一年一百萬美元，華盛頓是不會也不能接受的。他另有一種榮譽感。英國幾乎已經花費了七千萬鎊來供養一個從國外引進的家族，其才能遠遠不及千千萬萬老百姓；而且幾乎沒有一年不提出一些新的金錢要求。即使醫療費也要公家支付。這就無怪乎獄中人滿為患，賦稅與濟貧稅有增無減。在這種制度下，除了已發生的事情外，別無指望；至於改革，不管何時進行，必然只能來自國民，而不能來自政府。
為了表明五十萬鎊之數支付除海陸軍之外的全部政府開支綽綽有餘，我替任何一個其幅員與英國相同的國家作出以下預算。
首先，三百名公平選出的代表足以勝任立法機關的一切任務，而且只有比人數多來得好。這些代表可以分為兩、三個院，或者像法國那樣在一個院開會，或者按憲法規定的任何方式議事。
由於在自由國家中，代表是所有身份中最光榮的，發給的津貼僅僅用來支付代表履行職責所需要的費用，而不是作為一個官職發給的。
如果每個代表每年發給五百鎊津貼（缺席扣除），每年有六個月全體代表出席，則費用總數為……75，000鎊
官方各部門連同薪俸在內，按理不得超過以下數目：
——三個官職，每個以一萬鎊計算，共………………30，000鎊
十個官職，每個以五千鎊計算，共………………50，000鎊
二十個官職，每個以兩千鎊計算，共……………40，000鎊
四十個官職，每個以一千鎊計算，共……………40…00鎊
二百個官職，每個以五百鎊計算，共……………100，000鎊
三百個官職，每個以二百鎊計算，共…………… 60，000鎊
五百個官職，每個以一百鎊計算，共…………… 50，000鎊
七百個官職，每個以七十五鎊計算，共……………52，500鎊
共497，500鎊
如果一國國民願意的話，可從所有官職減去百分之四，這樣每年就可節省兩萬鎊。
所有稅務員的薪金從他們徵集的稅款中支付，因此不包括在這個預算之內。
上述預算並不是作為各官職的精確劃分，而只不過表明五十萬鎊所能維持的級別和薪俸數；而且根據經驗，要找到充分的職務來證明這筆開支合理也是辦不到的。至於現在的辦公方式，有些部門如郵政和財政等部門的首腦，一年除了三、四次簽個名什麼也不干；全部公務都是下級職員辦理的。
因此，假定足以應付政府一切正當用途的平時編制為一百五十萬鎊，此數比查理二世極度奢侈浪費時期（雖然前面已講到過，陸、海軍和稅務員的薪金仍然同那個時期的相同）的平時編制還多三十萬鎊，那麼，當前的日常經費還可以剩餘六百多萬鎊。於是，問題是如何處理這筆餘款？
凡注意到貿易與稅收混在一起的情形的人，一定會感到硬要把它們分開是不可能的。
首先，因為現有的貨物已經納了稅；所以現有存貨不能減稅。
其次，因為所有這些貨物都是大批抽稅的，如按一桶、一大桶、一百一十二磅或二千二百四十磅計算，免去的稅不能分得那麼細，以減輕消費者的負擔，因為消費者是按品脫或磅來購買的。最近一次對濃啤酒和淡啤酒徵收的稅為每桶三先令，如果取消此稅，每品脫只能減價半個法尋①，因此無補於實際。
大部分的賦稅情況既是如此，就有必要想別的辦法來擺脫這種障礙，以收到直接和明顯地減輕負擔的效果，並且能夠立即推行。
那麼，首先，濟貧稅是每個戶主都感受到的一種直接稅，他對他付出的每一個小錢都知道得很清楚。雖然全國濟貧稅的總數不能確切知道，但是可以查到。約翰·辛克萊爵士在《稅收史》中說是二百一十萬零五百八十七鎊。
其中相當一部分用在訴訟上，窮人在這方面不但得不到救濟，反而受到損失。
然而，訴訟的費用對教區是一樣的，不管它起因何在。
在伯明翰，濟貧稅一年為一萬四千鎊。這個數目雖大，但同人口相比還是適中的。據說伯明翰有七萬人，按七萬對一萬四千濟貧稅的比例，如英國人口為七百萬，則全國濟貧稅總數僅為一百四十萬鎊。因此，對伯明翰人口很可能是估計過高了。濟貧稅全國總額既為二百萬，則一萬四千鎊乃是對五萬人所徵之數。
然而，不論如何，這總之是賦稅過重的結果，因為，在賦稅很輕的時期，窮人是能夠養活自己的，當時並沒有濟貧稅①。今天，一個有妻子和兩、三個兒女的男勞工，每年納稅不下七、八鎊。他並不意識到這一點，因為這種稅是包藏在他所買的貨物中的，把他瞞過去了，他只覺得東西太貴；但是，由於捐稅至少拿走了他一年收入的四分之一，結果他就養不活一家人，特別是他自己或家中任何人生了病的話。
因此，實際救濟的第一步就是要徹底廢除濟貧稅，而代之以對窮人免稅，免除的數額為目前濟貧稅的一倍，即每年四百萬鎊，從剩餘稅款中調撥，通過這一措施，窮人可得益二百萬，戶主也得益二百萬。單是這一項就等於減少一億二千萬的國債，結果等於對美戰爭的全部費用。
現在要考慮的是，如何最有效地來分配這四百萬豁免了的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