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沒有什麼事情比因個人遭遇或行動而使國家陷入混亂更可以暴露出國家的高尚精神趨於退化了；而且其荒謬程度往往由於造成這種局面的那個人的天生卑劣而更加嚴重。如果一個政府是這樣組成的，在上院除非有一個雌鵝或雄鵝②出席它就不能繼續工作下去，那麼，一旦這個雌鵝或雄鵝飛走或生病，它所造成的困難就像鵝被叫做國王一樣地嚴重而又現實。我們往往嘲笑那些自找苦吃的人，卻沒有看到最荒唐可笑的事情都是政府乾的①。
美國的所有憲怯都根據這樣一種計劃，排除了君主制國家中發生的種種麻煩。不論發生什麼情況，政府都不能片刻停止行使職務。代議制為一切事情作好了準備，它是唯一能使國家和政府總是能夠表現其特徵的製度。
正如不應把特殊的權力交給任何個人去掌握一樣，也不應撥給任何個人以超出他對國家所作貢獻的價值的公款。無論一個人叫做總統、國王、皇帝、參議員或者任何其他起得恰當或不恰當或傲慢自矜的名字，這並不說明什麼，而只不過表示他在國內所能做的某種貢獻；而在日常職務中——不論這種職務叫做君主的、總統的、參議院的或別的什麼名字或稱號——任何人所作貢獻的價值都不可能超過一年一萬鎊。世界上所有偉大的貢獻都是由不計報酬的人自動作出的；但是日常職務總是調整到這樣一種普遍的能力標準，①英國代議制的情況是無理可喻的。幾乎所有有代表的地區，人口都在下降，而無代表的地區，人口卻在增長。因此，有必要召開一個全國代表大會未考慮政府的整個情況。 ——作者
②意即“笨伯”或“傻瓜”。 ——譯者
①據說在瑞士的伯爾尼州，自遠古以來一直有用公費飼養一頭熊的習俗，而且教老百姓相信，如果沒有這頭熊，他們就全都要遭殃。幾年前，這頭熊因病突然死去，來不及立即用另一頭熊來代替。在此中斷期間，老百姓發現五穀豐登，葡萄茂盛，日月起落如常，一切都同以往一樣地進行，他們從中獲得了勇氣，決心不再養熊；他們說，因為“熊是一種非常貪吃而又費餞的畜生，過去我們不得不斬斷它的爪子，免得它傷人。”在路易十六逃亡時，一些法國報紙談到這個熊的故事，用它來影射君主制，這在法國是不會引起誤解的；可是，伯爾尼的貴族老爺們似乎把這個故事用到他們自己頭上了，從此就不准人們讀法國報紙。 ——作者
每個國家都有足夠的人可以勝任，因此不能給予過高的報酬。斯威夫特說，政府工作是一種簡而易行的工作，許多人都能勝任。
每年從一個國家的公共稅款中提取一百萬鎊來供養一個人，而千百萬被迫貢奉的人則因缺吃少穿而形容枯槁，在苦難中掙扎，這是不人道的。政府並不存在於監獄與宮殿、貧窮與富貴的對比中；政府的建立不是為了去掠奪窮苦人僅有的一點東西，使苦人更苦。但這方面的問題，我以後再說，現在只以政治上的考察為限。
一旦將特殊的權力和特殊的報酬給了政府中的任何一個人，他就會變成各種腐敗現像在其周圍發生和形成的中心。給一個人每年一百萬鎊，再給他設立和分配各種其費用由國家負擔的職位的權力，那麼，那個國家的自由就不再有保障了。所謂帝王寶座的輝煌壯麗不過是國家的腐化墮落。這種現像是由一幫靠公眾交納的稅款過著奢侈淫逸生活的寄生蟲所造成的。
這樣一種罪惡的製度一旦建立，就會成為一切弊風陋習的守衛者和保護者。那個每年接受一百萬鎊的人是最不願意提倡革新精神的，生怕到頭來引火燒身。保衛弊風陋習始終是他的利益所在，正如用許多外圍工事來保鏟一座城堡；對於這種政治上的要塞，各個部分都共同依賴。永遠別指望它們會相互攻擊①。如果君主制不曾保護種種弊病，它就不會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這麼多年代。它是頭號騙子，庇護著所有其他的騙子。它通過允許分到一份贓物而交了許多朋友；如果它不這樣做下去，它就不再是廷臣崇拜的偶像了。
由於目前憲法據以製訂的原則擯棄一切對政府的世襲繼承權，它也就擯棄通稱特權的種種臆說。
倘若有哪個政府顯然很放心地把特權交給任何個人的話，那就是美國聯邦政府。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的任期僅為四年。他不但在一般的意義上負有總統的責任，憲法中還規定了一項特定方式來考驗他。不滿三十五歲不得當選為總統；而且還必須是本國人。
把這些情況同英國政府相比，後者就顯得荒唐透頂。在英國，那個行使特權的人往往是個外國人；總是個半外國人，而且總是同外國人結婚。他同這個國家向來沒有充分的自然的或政治上的聯繫，不對任何事情負責，並且十八歲就成人；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卻允許他在國民甚至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同外國簽訂同盟條約，並且不經國民同意就可以宣戰和媾和。
但問題還不止於此。儘管這樣一個人不能像立遺囑者那樣處置政府，他卻可以指定婚姻關係，這實際上也就達到了大部分同一目的。他不能把半個政府直接贈予普魯士，但他卻能撮合一種幾乎能夠產生同樣效果的婚姻合夥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幸而英國不位於歐洲大陸，不然它也可能像荷蘭那樣①不論接觸哪一個問題，幾乎不可避免都暴露出政府的某種腐敗現象。 “要塞”這個明喻不幸就牽涉到一種同上面提到的事情直接有關的情況。在由政府實行或保護的許多陋習中，不論古代還是近代，最大的陋習莫過於讓公眾來安置一個人及其繼承者，用公款來供養他們。人情要求給窮昔人一份口糧；但政府有什麼道義上或政治上的權利膽敢說，那個叫做里奇蒙公爵的人得由公眾來供養呢？然而，如果公共報告屬實，沒有一個倫敦的乞丐能買到可憐的一點點煤而不償付里奇蒙公爵的年俸。即使這種賦稅每年總數只合一先令，也仍然是一種不公正的原則；何況總數據說每年不少於兩萬鎊，這種罪行未免太嚴重，不能讓它再繼續下去了。這乃是君主制和貴族制所圖下的惡果之一在陳述這種情況時，我並不為我個人的好惡所左右。
雖然我認為任何人靠公眾過活是可鄙的，但毛病的根子還在於政府；這種弊端已如此普遍，不論那些政黨，是在朝抑或在野，都毫無區別：它們肯定是官官相護的。 ——作者
淪為普魯士的專政對象。荷蘭通過婚姻關係，已完全為普魯士統治，就彷佛是通過遺囑奉送政府這種強製手段所做到的。
在美國，總統的職位（或者，有時叫做行政官）是唯一不讓外國人擔任的公職，而在英國，它卻是唯一可以讓外國人擔任的公職。一個外國人不能當國會議員，卻可以當所謂的國王。如果有什麼理由要排除外國人的話，那就應當從那些最容易乾壞事，並且通過聯合各種利益和情感最能保證履行職守的職位中把外國人排除出去。但當國民進行製訂憲法這件大事時，他們是會對那個叫做行政機構的部門的性質和任務更加認真地加以審查的。每個人都知道立法和司法部門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在歐洲，區別於立法與司法而稱為行政的部門，不是政治上的多餘品，就是一種叫不出名堂的亂七八糟的東西。
唯一需要的就是設立一個辦理公務的部門，這個部門接收全國各地和國外的報告，再提交國民代表；但把這個部門叫做行政部門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只能把它看作是比立法部門低一級的部門。任何國家最高的權是製訂法律的權，其他都是公務部門。
對憲法幾部分的原則與組織作了安排之後，接下來就是受國民委託行使憲法權力的那些人的待遇問題。
國家可以在任何部門中僱用或委任任何一個人，但無權免費佔有他的時間與勞務；也沒有任何理由供養政府某一部門的人而不供養另一部門的人。
即使榮任政府職務本身就可以認為是一種足夠的報酬，那也應該對每一個人都一視同仁。如果某一國家立法機構的成員自費供職，那麼，無論是叫做君主制的或任何其他名稱的行政機構也應同樣如此。給一個部門錢，另一部門卻讓他們白乾，這是不合理的。
在美國，政府每一個部門都得到相當不錯的待遇；但是沒有一個人收入過高。國會和州議會每位議員的收入都足夠他們開支。而在英國則是：政府的一個部門待遇特別優厚，另一個部門卻一無所得，結果是一個部門貪污腐化有行賄的手段而另一部門則處於受賄的地位。像在美國所實行的那樣，只要從這筆開支中提取不到四分之一，就可以革除大部分的貪污受賄行為了。
美國憲法的另一項改革是取消一切對個人效忠的誓言。在美國祇對國家宣誓效忠。把個人奉為國家的形像是不妥的。國民的幸福是最高目標，因此，宣誓的目的決不可被任何個人的形像或名義抹煞。法國稱為公民宣誓的誓言，即對“國民、法律與國王”宣誓，是不妥的。要宣誓，就應當像美國那樣，只對國民宣誓。法律可能好，也可能不好；但在此處它的含義只在於增進國民的福利，因而可以包括在內。誓言餘下一部分之所以不當，是因為一切對個人的宣誓都應當廢除。它們乃是暴政為一方和奴役為另一方的殘餘；“造物主”的名字不應當拿來作為他的創造物墮落的見證；或如果像上面已經提到的，拿它當作國家的象徵來宣誓，在這裡就是多餘的。對於政府初建時的誓言不管怎樣分辯，以後決不許再搞什麼宣誓。如果一個政府需要誓言的支持，這就表明它不配受到支持，因而也不應受到支持。只要政府做它應做的事，它就能自己支持自己。
關於這個問題這一部分的最後一句話：——為使憲法規定的自由得到永久保障和進步而作出的最大改進之一，乃是新的憲法規定要經常修正、更改和補充。
柏克先生據以構成他的政治信條的原則，即“永遠約束和控制子孫後代，並永遠否定和放棄子孫後代的權利”，現在已如此令人憎惡，不配再拿它當作辯論的題目；因此，除了揭露它一下之外，我就略而不提了。
人們到現在才開始對政府有所認識。過去，它光是行使權力，不許過問它是否有權利，而是大權獨攬。當自由之敵充當裁判時，它在原則上的進步必然是微小的。
美國憲法，還有法國憲法，不是附有加以修正的期限，就是規定了據以改進的模式。要製訂一部使原則同各種意見與實踐相結合的憲法，而且經過多年形勢變化始終保持不變也不產生矛盾，這也許是不可能的；因此，為了防止不利因素累積起來，以至於有礙改革或引起革命，最好規定一些辦法在這些因素發生時就加以控制。人權乃是世世代代的人享有的權利，不能為任何人所壟斷。凡是值得遵循的事都是因為它本身俱有價值而受到遵循的，它之所以有保障，原因即在於此，而不在於任何會使它受到阻礙的條件。當一個人把財產遺留給他的繼承人時，他是不會以他們必須接受它作為條件的。
那麼，在憲法方面，我們為什麼要反其道而行之呢？
現在能設計出的符合目前情況的最好的憲法，也許再過幾年就會大大失去其優越性。在政府問題上，人們正在產生前所未有的新的想法。在現存舊政府的野蠻狀態消逝後，國與國之間的道德標準就會改變。人將不會受到把自己的同類視為仇敵那種野蠻思想的培育，因為出生的偶然性使得人們生活在名稱各異的國家裡；而且由於憲法總是同國外和國內形勢有某種關係，每種憲法都應設法從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得益。
我們已經看到英法之間相互的民族感情有了改變，只要我們回顧一下幾年前的情況，這本身就是一場革命。誰能預見或誰能相信法國國民議會竟然會在英國受到普遍的祝賀，或者這兩個國家的友好同盟竟然會成為共同的願望呢？這就表明，如果不受政府的干擾，人和人天然是朋友，人性本身也並不是惡的，兩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徵稅目的而挑起的忌妒和殘暴心理，現在正轉而服從理性、利益和人道的支配。宮廷做的交易正開始為人們識破，而神秘的偽裝以及它們強加於人類的一切妖術也都在衰退。它受到了致命傷；儘管還可以苟延殘喘一段時間，但終歸是要消滅的。
像人間一切事物一樣，政府本來也應該隨時加以改進，可是世世代代以來，它卻一直為最愚昧最壞的人所壟斷。關於他們的弊政，除了各國國民不勝負擔的沉重借款和賦稅以及這幫人把世界投入種種爭端之中以外，難道還需要提出任何其他證據嗎？
政府剛剛從這樣一種野蠻狀態中掙脫出來，要斷定它可以改進到什麼程度還為時過早。我們所能預見的是，整個歐洲也許會組成一個大規模的共和國，而所有的人都將獲得自由。
第五章改善歐洲現狀的途徑，並雜陳各種意見在思考一個包括人類整個領域這樣巨大範疇的課題時，把思路單單限制在一個方面是不可能的。它要立足於人所具有的各種特徵和條件，並將個人、國家和世界融成一體。
在美國點燃的星星之火已經燎起一片撲滅不了的巨焰。它像戰火一樣永不熄滅，燒遍了一國又一國，不聲不響地進行著征服。人感到自己變了，但幾乎察覺不到是怎麼變的。他通過正當地照料自己的利益而了解到他的種種權利，並且終於懂得專制主義之所以有力量和權勢，完全在於不敢對它進行反抗，懂得要“獲得解放，只要它要求解放就行。”
在本書前幾部分中力求闡明作為政府應據以建立的基礎的一系列原則之後，我將在這一章裡淡談把這些原則付諸實踐的途徑。但是，為了把這部分的問題講得更恰當，效果更強，就得先來談一些可以從這些原則中推斷出來的或者同它們有關係的初步看法。
不論政府的形式或組織如何，其唯一同的應是謀求普遍的幸福。如果政府不是這樣，而是在社會的任何部分製造與助長罪惡，那麼，它一定是建立在一種錯誤的製度上，非加以改革不可。
一般說法把人的處境分成文明生活和不文明生活兩類。它把一類說成幸福與富足；另一類說成困苦與匾乏。但是，無論我們的想像力受到何種粉飾與比擬的影響，事情的真相卻是，在所謂文明國家中，有一大部分人卻生活在貧窮和不幸之中，處境遠遠不如印第安人。我說的不只是一個國家，而是所有的國家。英國如此，整個歐洲亦復如此。我們不妨探討一下其中的原因。
這並不是因為文明的原則有什麼天然的缺陷，而是因為不讓這些原則普遍實施；其結果就成為連綿不斷的戰爭和耗費，使國家元氣大傷，並破壞了文明所能帶來的普遍幸福。
所有的歐洲政府（現在法國除外）不是建立在普遍文明的原則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相反的基礎上。就這些政府的相互關係而言，它們都處於我們所設想的那種不文明的野蠻生活狀態，它們不受上帝和人的法律的約束，在原則和相互行為方面，就像許多人在原始狀態下表現得一樣。
在法律的教化下，每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容易文明起來的，可是政府卻依然處於不文明的狀態，而且幾乎接連不斷打仗，它們破壞文明生活所產生的豐碩果實，使不文明部分的範圍更加擴大。政府把野蠻作風強加給國家的內部文明，從這個國家，尤其是從窮人身上榨取本應用來維持他們的生計與舒適的大部分收入。撇開所有道德和哲學觀點不談，可悲的事實是，四分之一以上的人類勞動果實每年讓這種野蠻的製度白白耗費掉了。
這種罪惡行徑之所以能繼續存在下去，是由於所有的歐洲政府都具有金錢上的有利條件來保持這種野蠻狀況。它給政府提供了攫取權力和稅收的藉口，如果文明擴大到每個地方的話，這種種藉口就無機可乘，無法辯解了。
單是文官政府或法治政府是無從製造許多徵稅的藉口的；因為它在國內眾目腰腰下進行工作，欺騙的可能性不太多。從而排除了征收大量賦稅的可能性。
但如果在各國政府野蠻爭鬥的情況下，藉口的範圍擴大了，國民不再能判斷，這就為政府可以隨心所欲地徵集各種稅收開了方便之門。
英國征收的稅為了文官政府而徵收或用於文官政府的不到三十分之一，簡直不到四十分之一。不難看出現政府在這方面實際上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製訂法律，而國民則除了付稅之外，還要拿出更多錢來通過地方行政官、陪審員、法庭、巡迴審判來實施和執行這些法律。
由此觀之，有兩種不同性質的政府；一種是對內行使職權的文官政府或立法機關，另一種是按照不文明生活的粗暴方式對外行使職權的宮廷或內閣政府；一個費用很少，另一個則極度揮霍；二者差別如此之大，可以打個比方說，如果後者因突然山崩地裂而消失無踪，前者卻安然無恙。它還會繼續工作下去，因為這符合於國民的共同利益，所有的辦法也都是行得通的。
因此，革命的目的在於改變政府的道德面貌，有了這種改變，公眾的捐稅負擔就可減輕，文明也就可以使人們享有那種現在被剝奪的富裕生活。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的全貌，我準備把我的看法擴充到商業部門。在我的所有著作中，只要有可能，我一直提倡通商，因為我對通商的效果有好感。
它是一種通過國與國、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互助互利而使人類相親相愛的和平體制。至於純屬理論上的改革，我是從來不贊成的。最有效的作法是從人的利益出發去改善他的處境；這就是我所採取的立場。
如果讓通商達到它所能達到的全球範圍，它就可以根除戰爭體制並在政府的不文明狀態中引起革命。自從那些政府開創以來，就已經發明了通商，而通商乃是非直接出自道德原則的各種方法中最有助於達到全球文明的一種。
任何傾向於通過互利以促進國與國之間民間交往的事物，都是同哲學和政治一樣值得探討的課題。通商也就是兩個人以記數法增加的交易；大自然為兩個人在交往中規定的法則，也同樣是為所有的人規定的。為此目的，她把製成品和商業分佈在一個國家以及全世界各個遙遠地區；由於這些製成品不能通過戰爭象通過通商那樣便宜或方便地取得，她就使通商成為消滅戰爭的手段。
由於二者是近乎對立的東西，所以歐洲各國政府的不文明狀態對通商是有害的。各種破壞或阻撓都會造成貿易額的減少，至於從商業界的哪一部分開始減少是無關緊要的。好比血液，它從人體任何一部分抽出，也必然等於從整個循環系統抽出，結果使整體都蒙受損失。當任何國家的購買力受到破壞時，同樣會連累賣主。倘若英國政府能夠破壞所有其他國家的商業，她也就最有效地毀了自己的商業。
一個國家可能給世界輸送貨物，但不能成為貿易商。她不能是自己的商品的賣主和買主。購買力必須存在於她自身之外；因此任何商業國的繁榮都受制於其餘國家的繁榮。倘若其餘的國家都很窮，這個國家是富不起來的，因此，她的景況不論如何，乃是其他國家商業形勢的一個指標。
通商的原則及其普遍運用無需了解它的實踐就可以理解，這是常識所不能否認的立場；而這也就是我討論這個問題所持的唯一立場。原則在帳房裡是一回事，在世界市場上又是另一回事。至於原則的運用，就必須把它作為一種有來有往的東西來考慮；它的權力只有一半在國內，破壞在國外的一半實際上就破壞了整體，就好像這種破壞是針對國內那一半進行的；因為各方都只有通過對方才能起作用。
在上次戰爭中也如同在以前多次戰爭中一樣，英國的貿易下降了，因為貿易額到處都減少了；現在它又上升了，因為每個國家的貿易都在上升。倘若英國當前的進出口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有所增長，同她做買賣的國家也必然如此；她的進口就是它們的出口，反之亦然。
世界上決沒有單獨一個國家在貿易上興旺發達的事情；她只能參加各國之間的貿易；任何部分的貿易遭到破壞必然會影響到全體。因此，各國之間發生戰爭時，首當其衝的就是共同的商品存貨，結果就好比每個國家對自己的存貨發動進攻。
當前貿易的增長不能歸功於大臣們或任何政治謀略，而應歸功於它本身由於和平的緣故自然而然所起的作用。正常的市場曾經遭到破壞，貿易的渠道被切斷，海上通途為各國強盜所侵擾，全世界的注意力轉向其他目標。現在這些不正常現像已經中止，和平已經使攪亂了的事情恢復正常。
①值得注意①在美國，貿易增長的比例大於英國，目前比獨立革命前任何時期至少增加一倍半。在戰爭開始前，結關後離開費城港口的船隻數最多在八、九百艘之間。 1788年，數目上升到一千二百多艘。由於賓夕法尼亞州的是，每個國家都認為貿易差額對自己有利；這就說明一般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出入。
然而，按照差額的觀點來說，這個論據還是可靠的；而且通商之所以受到普遍支持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各國都感覺到通商是有利的，否則它就會捨棄通商；但是毛病卻出在做賬的方式以及把利潤歸諸於錯誤的起因。
皮特先生常常根據海關的賬簿來顯示他稱為的貿易差額，聊以自慰。這種計算方法非但沒有提供一個正確的法則，反而提供了錯誤的法則。
首先，每一件離開海關的貨物都是作為出口貨入賬的；根據海關的平衡，海上損失和國外滯銷全都計在利潤一欄，因為這些貨物是作為輸出品入賬的。
其次，因為通過走私輸入的貨物並不登在海關賬上以便與輸出品抵消。
因此，從這些文件中得不出適應於最高利益的平衡；而且，如果我們觀察一下貿易的自然運行情況，就可以知道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如果真是這樣，很快就會是有害的。對貿易的最大支持在於能夠在所有國家間保持一種利益均霑。
不同國家的兩個商人在一起做買賣，兩人都發了財，兩個人都有賺頭；因此他們都不是靠對方發財致富的；對於他們所在的國家來說，情形亦復如此。事實必然是：每個國家必須靠啟己發財致富，並且借助從另一國交換來的某種東西來增加財富。
假使一個英國商人把一件在國內花一先令買進的商品輸往國外，並且進口某種可售兩先令的貨物，那他就可以賺一先令；可是這個賺頭並不是從外國或外商得來的，因為外商也拿他所收到的貨物依法泡製，因而誰也沒有佔對方的便宜。這兩種貨物在他們各自國家中原來不過值兩先令，但換了地方之後，它們獲得了高於原價一倍的新的價值觀念，這種增值由雙方分旱。
國內貿易的差額和對外貿易並無不同。倫敦和紐卡斯爾的商人按同樣的原則做買賣，好像他們是屬於不同的國家，並以同樣方式獲得賺頭；然而，倫敦並不靠紐卡斯爾致富，紐卡斯爾也不靠倫敦致富；是紐卡斯爾的商品——煤在倫敦增了值，倫敦的商品也在紐卡斯爾增了值。
儘管一切貿易的原則都是相同的，但從一國的觀點來看，國內貿易是最有利可圖的；因為，對買賣雙方而言，全部利益都留在國內；而對外貿易則只有一半。
在全部貿易中最無利可圖的是同國外領地有關的貿易。對少數人也許有好處，原因僅僅在於它是貿易；但對國家則是損失。維持領地的經費大大超過貿易所獲利潤。它不會增加世界貿易總額，而只會使之減少，而且由於放棄領地可以使更大數量的貨物流通，所以在沒有耗費的情況下參加對外貿易比有耗費的較大貿易額更有價值。
要通過領地壟斷貿易是不可能的，因此這樣做更加錯誤。貿易不能在狹窄的渠道中存在，必然要為正常或不正常的手段突破，以挫敗這你企圖；再乾下去就會更糟。法國自革命以來，對國外的殖民地更冷淡了，如果別的國家就貿易這方面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也會採取同樣態度。
在領地的經費上還要加上海軍一項，如果把這兩筆開支從貿易所獲利潤中扣除，那麼所謂的貿易差額，即使承認有差額的話，也不會讓國民分享，的人口估計占美國總人口的八分之一，美國目前擁有的船隻總數必定在一萬艘左右。 ——作者
而都被政府獨吞了。
用海軍來保護貿易的想法是不可靠的。這是把破壞的手段當作保護的手段。貿易需要的保護僅在於每個國家都感到要給予支持的互利，它是共同的股份，它靠一種對大家都有利的差額而存在；它所遇到的唯一障礙乃是現政府的不文明狀況，改革這種狀況是共同利益之所在①。現在我要擱下這個問題，進而探討別的問題。鑑於在展望普遍的改革中有必要把英國包括在內，對英國政府的短處進行考察是應當的。只有通過每個國家對自己的政府進行改革，整個世界才能得到改善，從而享有改革所帶來的充分利益。部分改革只能產生部分好處。
法國和英國是歐洲僅有的兩個可以成功地著手改革政府的國家。一個受到海洋的屏障，另一個則由於國內力量雄厚，可以反抗外國專制主義的罪惡行徑。但是，當革命與貿易二者成為普遍現象時，收益就會增加，而且比一方單獨得到的好處加倍。
鑑於一種新制度正在世間展現，歐洲各國官廷正陰謀策劃來反對它。正在發起種種與所有以往的製度相反的同盟，一種反對人類共同利益的各國宮廷的共同利害關係正在形成。這種聯合劃出了一條貫穿整個歐洲的線，並且提供一種難以從以往的情況作出推測的嶄新的事業。當專制主義同專制主義作戰時，人們對這種爭鬥是不感興趣的；可是，對於把士兵和公民以及國家和國家聯合起來的事業，各國宮廷的專制主義儘管感到危險，要想報復，卻不敢動手。
在歷史的記載上還不曾提出過當前那樣緊迫的問題。問題不在於是這個黨還是那個黨掌不掌權，是輝格黨還是托利黨，高級或低級廷臣得勢不得勢；而在於人要不要繼承他的權利，普遍的文明要不要出現？人的勞動果實為他自己所享受，還是讓政府揮霍掉？要不要把盜竊行為從宮廷中清除乾淨，把貧困從各國消滅光？
當我們在號稱為文明的國家中看到老年人進濟貧院，年青人被絞死時，政府制度就一定出了毛病。這些國家從外表看，似乎一切都是幸福的；但是在一般眼光觀察不到的地方，卻隱藏著一大堆除了在貧窮或屈辱中死去別無出路的悲慘情景。一條生命一出世，它的命運就預定了；除非這種情況得到糾正，光實行懲罰是無濟幹事的。
文官政府的職責並不在於判處死刑，而在於教育青年和供養老人，以便盡可能不使一種人荒淫無恥，而另一種人悲觀失望。可是，現在情形卻正好相反，國家的財力都浪費在國王、官廷、僱傭、騙子和娼妓身上；連那些衣食無著的窮苦人也不得不去支持那種壓迫他們的欺騙行為。
為什麼被判處死刑的幾乎都是窮人呢？這個事實連同其他許多情形證明窮人的處境是多麼悲慘。他們在缺乏教養的環境中長大，來到這個沒有指望的世界，極易成為罪惡與野蠻法律的犧牲品。把白白浪費在政府方面的數以百萬計的金錢用來剷除這些弊害，並改善宮廷領域以外的每一個人的條件，是綽綽有餘的。關於這一點，我在寫作本書過程中將會提到。
聯想起災難是同情心的特徵。在探討這個問題時，我不求酬報，也不怕①當我看到皮特先生在他的一篇議會演說中對貿易差額所作的估計時，我認為他對貿易的性質和利益一竅不通；而且沒有人比他對此更加肆意歪曲的了。貿易在和平時期遭到了戰禍那樣的嚴重破壞。它三次處於停滯狀態，而且在不到四年的和平年月裡，商船被迫減員了。 ——作者
後果。我滿懷成敗不計的豪情壯志來提倡人權。我在生活中受過磨煉，這對我是有好處的。我懂得道德教育的價值，也看到了反面的危險性。
早年，我剛十六歲，乳臭未乾而又魯莽大膽，被一個曾經在軍艦上服役的校長①的假英雄主義所刺激，就自作主張，登上了死亡船長的私掠船“恐怖號”。幸而由於受到一位好教士深情厚義的勸阻，我才沒有參加這次冒險活動，這位教士出於擔任貴格教會聖②職所養成的生活習慣，想必認為我已誤入歧途。這種印象儘管當時對我影響很深，慢慢就消失了，我後來又上了孟德茲船長的私掠船“普魯士國王號”，隨船出海。然而，從這樣一個開端，以及早期生活對我的一切不便，我可以自豪地說，我以不畏困難嚇倒的堅毅精神和令人起敬的公正態度，不僅對在世界上建立起一個以新的政府制度為基礎的新帝國作出了貢獻，而且在所有專業中最難獲得成功和優勝的政論界取得了貴族階級憑其一切助力都未能達到或堪與匹敵的卓越的成就。
既然現在我知道自己的思想感情已超越黨派的一切小衝突以及心懷偏私或觀點錯誤的論敵的頑固立場，我就不必對謬論或謾罵作出回答，而徑自來指出英國政府的缺點①。我想從特許狀和公司談起。
說特許狀賦予權利，這是曲解詞義。它的效果適得其反——把權利剝奪了。權利本來是全體人民固有的，可是特許狀用排擠手段取消了大多數人的權利，而把權利交給了少數人。如果特許狀的用意可以這樣直截了當地來表達，“非公司成員不得行使投票權”，這樣的特許狀就顯然不是權利的特許狀，而是剝奪權利的特許狀。在現有形式下，其效果是一樣的；這些特許狀只對那些受它們排擠的人起作用。那些其權利沒有被剝奪而受到保障的人所行使的權利，也只不過是他們作為該社團成員所應有的權利，與特許狀無涉；因此，所有的特許狀只起一種間接的消極作用。它們並不於在政論界獲得了一種超過也許是任何國家任何人所曾經獲有的活動範圍，而且，特別了不起的是，到戰爭結束我照樣保持這個地位，直至今天依然如此。由於我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所以我著手工作時決意（也幸而有這種氣質）不為褒或貶、友好情誼或造謠中傷所左右，也不讓任何私人爭論轉移我的意向，而凡是不能做到這一點的人是不配做社會活動家的。
獨立戰爭結束時，我從費城前往特拉華州東岸的波爾登鎮，我在那裡有①威廉·諾爾斯牧師，諾福克郡撒特福德中學校長。 ——作者
①政治和私利是這樣始終如一地連結在一起，世人由於經常受騙而有權對社會活動家持懷疑態度，但是就我自己來說，我在這方面是完全心安理得的。將近十七年前，當我初參加公共生活時，我並不曾從利己的動機出發來考慮政府問題，我從那時迄今的行為可以證明這一事實。我遇到我認為可以做些好事的機會，就按照我心裡所想的去做。我既沒有讀過書，也沒有研究過別人的見解。我光是獨立思考。情形是這樣的：
當戰爭爆發前後美洲舊政府中止活動期間，我為一切事情進行得井然有序和得體所打動，並且深深感到政府所必須做的一切工作不過是稍稍多於社會所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的事情，而君主制與貴族制則是強加於人類的騙局。根據這些原則，我出版了一書。這本小冊子獲得的成功，是印刷術發明以來絕無僅有的。我把版權贈予了聯邦的每一個州，銷數竟不下十萬冊。我以同樣方式在題為的小冊子中，繼續探討這個課題，直至革命完全勝利。在《獨立宣言》公佈後，在我事先毫無所知的情況下，代表大會一致同意任命我為外交秘書。我對這一任命是樂於接受的，因為它給我機會去了解外國宮廷的才能以及他們辦事的方式。但是由於代表大會和我之間對他們當時派駐歐洲的一位特派員賽拉斯·迪恩先生髮生了誤會，我就辭去了這項職務，同時還謝絕了法國和西班牙兩位大臣吉拉德和坦·朱安·米拉勒所給予的金錢上的資助。此時，我已經徹底博得了美國人民的好感和信任，我的獨立自主也如此明顯，以至一所小住宅。代表大會當時在十五英里外的普林斯鎮，華盛頓將軍則把他的總部設在鄰近代表大會的洛基希爾，以便辭去他的職務（因為他接受這一職務的目的業已達到），並退居平民生活。他在進行這項事宜時，曾寫給我一封信，現附錄如下：
“自抵此後，獲悉閣下在波爾登鎮。我不知閣下遷居該地是為了退隱還是為了節省開支。不論出於哪種原因，還是兩種原因都有，或者還有其他原因，如果閣下願來此間和我共處，我將不勝高興之至。
“閣下的光臨可使代表大會想起您以往對這個國家所作的貢獻，並且如果我能影響代表大會的話，還可以隨意差遣我，我是非常樂意為您效勞的，因為我深刻理解您的著作的重要性，並且非常高興地暑名為您的真摯的朋友，
喬治·華盛頓
1783年9月10日於洛基希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