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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第四章關於憲法-4

人權論 托马斯·潘恩 20477 2018-03-18
不難看到,窮人一般是大家庭,兒童多,失去勞力的老人也多。如果兒童和老人得到贍養,大部分問題就可以解決,留下的只是些次要問題,大多可由福利會來解決,福利會雖然地位低微,但堪稱最佳現代公共機構。 英國有七百萬人口;如果其中五分之一屬於需要救濟的貧民階層,人數即為一百四十萬。其中有十四萬是年老的貧民(這一點下文將要敘及),對他們建議給予特殊照顧。 ①法尋:英國最小的銅幣名,等於一便士的四分之一。 ——譯者 ①濟貧稅約始於亨利八世時代,當時開始增加賦稅,此後,濟貧稅一直隨著賦稅的增加而增加。 ——作者 其餘的一百二十六萬人,按一家五口計算,共有二十五萬二千個家庭因子女的負擔與賦稅的沉重而陷於貧困。

在這些家庭中,十四歲以下的兒童數,大約每兩家有五個;有些家庭兩個,有些家庭三個;有些一個,有些四個;有些一個也沒有,有些則有五個: 但是有五個以上的十四歲以下兒童的家庭是極難得的,因為超過這個年令,這些兒童就能幹活成為學徒了。 假定每兩家有五個(十四歲以下的)兒童,那麼,兒童數為…………………………………………630,00 父母數(如果他們都健在)為……………………504,00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兒童得到撫養,父母就減輕了負擔,因為他們的貧困是由撫養兒童的開支所造成的。 在這樣確定了因小孩多需要補助的最大人數之後,就可以探討救濟或分配的方式了,這就是,從剩餘的稅款中,作為免稅,並代替濟貧稅給每個窮苦家庭每個十四歲以下的兒童每年四鎊,讓這些兒童的父母能送他們上學,去學習讀書、寫字和普通算術;並讓每個教區、每個教派的牧師共同保證這項任務完成。這項開支為:

六十三萬兒童每人每年四鎊………………………2,520,000鎊 採取這個方法,不但可以使父母擺脫貧困,而且可以消除新的一代人的愚昧無知,窮人的數目也會逐漸減少,因為藉助教育,他們的才能將會提高。 許多天資聰敏的青少年——這些人正在學一門手藝,如學做木匠、細木工、磨輪機工、造船工、鐵匠等等——就因為小時候缺乏一點普通教育而終身不得上進。 現在,我要談談老年人的情況。 我把老年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接近老年的階段,從五十歲開始。其次是老年階段,從六十歲開始。 五十歲的人雖然智力高度發達,判斷力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強,但從事勞動的體力則趨於下降。他不能像早期那樣經受同樣強度的勞累。他掙的錢少了,也經不起風霜;對於那些需要眼力的細活,他越來越對付不了,並且眼看自己象匹老馬一樣開始無依無靠。

到了六十歲,他應當停止勞動了,至少從直接的需要來說是如此。看到在號稱文明的國家中,老年人為了一日三餐而操勞至死,實在令人痛心。 為了對五十歲以上的人數作出統計,我好多次計算過我在倫敦街頭遇到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兒童,發現平均每十六、七人中有一個。如果說老年人不常上街,那麼嬰兒也不常上街;而大部分年齡較大的兒童則在學校讀書或在工廠當學徒。那麼,以十六為除數,英國五十和五十歲以上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及窮人富人在內,總共有四十二萬。 在這個總數中,要贍養的是農民、普通工人、各行各業的工匠和他們的妻子、水手和退伍士兵、年老力衰的男女僕人以及窮苦的寡婦。還有相當數量的中等商人,這些人前半生日子過得還不錯,現在由於年紀老了,買賣差了,終於一蹶不振。

除了這些人之外,還不斷有一批從事各種行業或投機活動的人被無人能阻擋或控制的命運所拋棄。 有些人年過五十後,在他們生活中的某一時期,覺得有必要受到贍養,或者覺得受贍養比自己養活自己來得舒適,而且認為這並不是受恩賜和優待,而是應得權利。為了應付種種意想不到的情況,我把這些人的數目定為總數的三分之一,亦即第305至306頁中所說的十四萬,並已建議對他們給予特殊照顧。如果這類人的數目還要多,那麼,儘管政府粉飾太平,英國的社會情況未免太可悲了。 在這十四萬人中,我把半數即七萬人列為五十歲以上和六十歲以下,另外一半列為六十歲和六十歲以上。這樣確定了老年人數的大致比例之後,我著手擬定使他們過舒適生活的方案,這就是,從稅收餘款中給每個五十歲到六十歲的人每年六鎊,六十歲以上直到去世,每年十鎊。這筆費用為,

七萬人,每年每人六鎊420,000鎊 七萬人,每年每人十鎊700,000鎊 共計1,120,000鎊 上面已經說過,這種贍養費不具有施捨性質,而是一種權利。英國的每個男人和女人,從他(或她)出生那天起,平均每年交稅兩鎊八先令六便士;如果把徵集費加上去,就要交兩鎊十一先令六便士;這樣,他到五十歲時已交了一百二十八鎊十五先令,六十歲時已交了一百五十四鎊十先令。要是把他(或她)個人交的稅款折成通廷式養老金①,五十年後他拿到的錢只不過比他付出的淨額的合法利息稍多一點;不足之數從那些其境況無需領取這種贍養費的人補足,而在這兩種情況下的資金可以用來支付政府的經費。我就是根據這個理由給這個國家三分之一的老人提出這個有可能辦到的要求。讓十四萬老人度過舒適的晚年,豈不比把一年一百萬的公款花在一個人身上好,何況這個人又往往是個最無能的飯桶?

讓理性和正義,讓榮譽和人道,甚至讓偽善、餡媚和柏克先生,讓喬治、讓路易、利奧波德、腓特烈、凱瑟琳、康沃利斯,或鐵普塞布來回答這個問題吧②。 這樣,發給窮人的錢數將為: 發給包括六十三萬兒童在內的二十五萬二千貧苦家庭……………2,,000鎊 發給十四萬老年人…………………………1,120,000鎊 共計3,640,000鎊 這樣,四百萬還剩下三十六萬鎊,其中的一部分可作以下用途: ——在對上述所有各種情況的人作了安排之後,仍然還有許多家庭儘管不能劃為窮人一類,但要使子女上學都感到困難;而這種情況下的兒童的處境要比他們的父母真正是窮人更糟,一個在組織良好的政府治理下的國家不應當①一種類似互助性質的養老金或公積金,參加的人每年可從投入的總資金與利息中取得一份年金。 ——譯者

②按家庭來計算稅收,一家五口,每個家庭每年平均要交十二鎊十七先令六便士。除此數外,還要加上濟貧稅。雖然所有的人都為他們的消費品納稅,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交濟貧稅。豁免的稅約為二百萬鎊——有些人因為不是戶主,另一些人由於無力交納,還有本人是領取救濟金的窮人。因此,對余下的五口之家徵收的濟貧稅平均為四十先令,這種稅與濟貧稅平均總數為十四鎊十七先令六便士。六口之家為十七鎊十七先令。七口之家為二十鎊十六先令六便士。在新的或代議制政府下,美國的平均賦稅,包括戰時舉債的利息在內,如以現有人口四百萬(人口且在日益增加)計算,則男女和兒童每人為五先令。因此,兩國政府的差異如下:英國美國鎊先令便士鎊先令便土一家五口14176150一家六口171701100一家七口——作者

容許有一個人不受教育,只有君主制和貴族制的政府才需要用愚民政策來維持自己的統治。 那麼,假定有四十萬兒童處於這種情況——這個數字比在提供贍養費後應當假定的數字要高一些——則將採取如下方案:給這些兒童每人每年十先令補助,供為期六年的每年上學費用,這就可以使他們每年受到六個月的學校教育,另外每人每年發半克朗①以購買紙張和拼寫本。 這筆費用每年②將為二十五萬鎊。 這樣還剩下十一萬鎊。 雖然組織最健全和原則性最強的政府也討可以訂出一些大規模的救濟方案,但是還有一些較小的事例,國家對其給予考慮既是上策,也是一種恩惠。 如果在每個嬰兒出生時,立即給每個提出申請的婦女二十先令(那些處境並不需要這筆錢的人當然不會提出申請),這也許可以解救很多的燃眉之急。

英國每年約出生二十萬個嬰兒,如果有四分之一提出申請, 總數為………………………………………………50,000鎊 還可以給按同樣方式提出申請的每對新婚夫婦二十先令。這筆錢總共不會超過兩萬鎊。 另外也要為那些外出謀生,可能在遠離親友的地方死去的人撥兩萬鎊作安葬費。教區減輕了這筆負擔,在異鄉生病的人就可以得到較好的醫療。 我將提出一項適合於象倫敦那樣的大都市的特殊情況的計劃,來結束本題的這一部分。 大都市裡不斷發生不同於鄉間所發生的種種情況,為此,有必要提出一種不同的或毋寧是額外的救濟方案。在鄉間,即使在大的城鎮,人們都彼此熟悉,困苦決不會達到在大都市往往達到的那種極端。鄉間從來沒有人真正活活餓死或因無住處而凍死。然而,凍餓而死以及其他類似的悲慘情景在倫敦卻經常發生。

許多青年滿懷期望來到倫敦,身上只有一點點錢或分文莫名,除非馬上找到工作,他就已經一半完蛋了;而那些生長在倫敦又無任何生計的少年,往往由於父母行為不端,處境更加糟糕;長期失業的僕人也好不了多少。總之,無數細小的事情不斷發生,這些事情是過著忙碌和富裕生活的人所不知曉的,但它們卻打開了通往苦難生涯的第一扇大門。在各種困苦中,飢餓是拖延不得的,一天,甚至幾個鐘頭餓肚皮,往往就此害了一條生命。 這些情況是產生小偷小摸並導致大規模盜竊行為的總根子,而這是可以避免的。因為,四百萬剩餘稅款中還剩下兩萬鎊,加上下文將提到的那筆兩萬多鎊的基金,拿來充當這個用途再好也沒有。方案如下: 首先,建造兩處或更多處廠房,或者就用現成的廠房,其中至少可以容①克朗:英國古銀幣名,每個值五先令,半克朗為2.5先令。 ——譯者 ②公立學校不符合窮人的一般要求。這些學校主要設在公司城中,鄉鎮和農村的兒童不得入學,或者,如果人了學,路遠也造成時間上的很大浪費。為了便利窮人,學校應設在當地,要做到這一點,我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讓父母自己能付得起學費。在每個村莊里都可以找到一些勝任這項工作的男人和女人,特別是上了年紀的。二十個兒童,每人交十先令(每年不超過六個月),這個數目足以在英國的邊遠地區維持生活,而且往往有一些窮苦的牧師的寡婦願意有這筆收入。為兒童作出的這種安排可以達到兩個目的:對他們來說是受到教育,對那些教育他們的人來說則是一種生計。 ——作者 納六千人,並在每一處盡可能設置多種行業,以便任何一個前來的人可以找到他或她所能幹的活。 其次,收容所有前來的人,而下間他們是誰或是乾哪一行的。唯一條件是,每人乾了多少活或多少小時的活,就可以吃到多少頓合乎衛生的飯和住上暖和的房子,條件至少象兵營一樣好。把每人勞動所得的一部分儲存起來,在他們離開的時候發給他或她;並且,根據這些條件,每個人呆長呆短,或時來時去,悉聽自便。 如果每個人呆三個月,那麼,每年就可以輪流幫助兩萬四千人,儘管一年四季實際人數只有六千人。建立這種收容所,可以使那些遇到暫時困難的人得到恢復元氣的機會,以便能夠找到更好的職業。 把他們勞動所得的一部分為他們自己貯存起來後,假定他們的勞動只能支付他們生活費用的一半,另外那四萬鎊還可以支付甚至比六千人還要多的人數的所有其他費用。 除了前一筆基金剩餘的兩萬鎊外,還有一筆錢很適宜改換來派這個用場,那就是煤稅款,這筆款子是如此不公正和沒有道理地用於供養里奇蒙公爵。令人震驚的是,尤其在現在煤價高漲之際,有人居然靠社會上的困苦來享樂,任何允許這一弊端存在的政府理應解散。據說這筆錢每年約為二萬鎊。 現在我要列舉以上各項來結束這一計劃,然後再探討其他問題。 列舉事項如下: 第一,廢除兩百萬鎊濟貧稅。 第二,為二十五萬貧苦家庭提供贍養金。 第三,使一百零三萬兒童受教育。 第四,為十四萬老年人提供過舒適生活的贍養金。 第五,給五萬嬰兒每人贈送二十先令。 第六,給兩萬對新婚夫婦每對贈送二十先令。 第七,以兩萬鎊作為外出謀生、在遠離親友的地方死去的人的安葬費。 第八,為倫敦和威斯敏斯特等大城市無業遊民隨時提供就業機會。 實施這個計劃,那些作為折磨平民的工具的濟貧法就可以取消,耗費在訴訟上的費甩也可以防止,人們不會因衣不蔽體和麵有菜色的兒童以及七、八十歲的老人沿街乞食的慘狀而驚心動魄了。臨死的窮人不會因教區對教區相互報復而被從這處拖到那處直到斷氣。寡婦將可養活她們的子女,而不會在她們的丈夫死去時象罪犯一樣被用車子送走;兒童也不再被認為增加他們父母的苦難。窮苦人常到的地方將為人們知道,因為這會對他們有利,而窮困所產生的小竊盜罪的次數也會減少。到那時,窮人和富人一樣樂於支持政府,暴動和騷亂的起因沒有了,恐懼心理也隨之消失。你們這些安安穩穩地坐著過富足生活的人——這樣的人在土耳其、俄國就像在英國一樣有的是——還自己對自己說,“我們的日子過得多好啊?”你們曾經想到過這些事情嗎?一旦你們想到這些事情,你們就不再會光對自己說話,光為自己著想了。 這個計劃是容易實行的。它不會因突然打亂稅收而使貿易發生困難,而是通過改變稅收的用途來達到救濟的目的;所需款項可以從國內消費稅中撥出,這種捐稅在英國各商業城鎮每年要徵收八次。 這個問題已經談完,我現在要接著談下一個問題。 假定目前的經常開支是七百五十萬鎊——這是目前所定的最低金額——那麼,在扣除一百五十萬鎊新的經常開支和四百萬鎊上述用款之後,還剩下兩百萬鎊,其中一部分可供如下用途。 由於同法國結盟,海軍和陸軍儘管多半無用了,但是那些因在軍中服務故而不適合於從事別的職業的人,不應因此而讓別人享福自己吃苦。他們同那些在朝或依附於朝廷的人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一部分陸軍要保存下來,至少要保存幾年,海軍也如此,對於他們,本計劃的前一部分已為他們提供一百萬鎊,此數比查理二世揮霍無度時期的陸海軍平時編制幾乎多五十萬鎊。 現在,假定要遣散一萬五千名士兵,並按發給切爾西慈惠院撫卹金領取者的同樣方式,發給每人終身以每週三先令津貼(一切應扣款項除外),以便這些人轉回到他們所從事的職業和朋友們的身邊去;再加上給留下來的一萬五千士兵每人每星期加薪六便士。全年開支如下: 發給一萬五千名遣返士兵每週三先令 津貼……………………………………………………117,000鎊 給留下來的士兵加薪…………………………………19,500鎊 假定發給遣返軍官的津貼數與士兵津貼費相同……117,000鎊 253,500鎊 為了防止龐大的預算,假定海軍遣返費和 加薪與陸軍相同……………………………………253,500鎊 共計……507,000鎊這筆五十萬鎊的款項(為了便於計算,我略去了七千鎊的尾數)由於除增發的三萬九千①鎊外均係終身年金,所以每年有一部分免付,到時候全部都免付。每免付一筆錢,就可取消一部分稅;例如,免付三萬鎊時,就可以把啤酒花稅全部取消;而當其餘部分免付時,可以減收蠟燭稅和肥皂稅,直至全部停徵。這樣,就至少還剩下一百五十萬鎊剩餘稅款。 房屋和門窗稅是一種直接稅,同濟貧稅一樣,是不同商業相混的,一旦予以取消,立刻可以起到減輕負擔的作用。這種稅對中產階級是很重的。 據報1788年這種稅的總數加下—— 房屋與門窗稅(據1766年法案)……………………385,459鎊11先令7便士 房屋與門窗稅(據1779年法案)…………………130,739鎊14先令7便士 共計516,199鎊6先令0.5便士 如果免去這筆稅,那就還剩下約一百萬剩餘稅款;由於保存一筆儲備金以備不時之需總是可取的,所以,最初最好不要進一步擴大減稅範圍,而要考慮用其他改革方法可獲得什麼效果。 在所有捐稅中,最沉重的是代償稅。因此,我想提出一項廢除它的方案,用另一種稅來代替它,這可以同時達到三個目的。 第一,把這項捐稅讓最能負擔它的人去負擔。 第二,通過分配財產在家族中恢復公平。 ①在潘恩自己的版本以及幾乎所有後來的版本中均為“二萬九千”,但是由於所提到的這筆錢是增發薪餉的一倍,即19,500鎊的一倍,“二萬九千”顯然是筆誤。 ——原編者 第三,消除不人道的長子繼承製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這種制度乃是造成選舉舞弊的主要原因之一。 據報1788年的代儈稅總數為七十七萬一千六百五十七鎊。 在提出征稅時,國人往往受到是徵奢侈品的稅這樣一種花言巧語的愚弄。一個時候把這樣東西叫做奢侈品,另一個時候又把那樣東西叫做奢侈品;但是真正的奢侈並不在物品本身,而在於獲得物品的手段,這一點卻往往是隱而不顯的。 我不懂為什麼田野裡生長的植物或花草在一個國家要比在另一個國家更奢侈一些;可是,一個過度發展的莊園無論在那個國家中卻始終是一種奢侈品,因而是徵稅的合適對象。因此,應當相信這些仁慈的徵稅先生所說的話,並根據他們自己所規定的徵奢侈品稅的原則展開辯論。如果這些先生們或他們的擁護者柏克先生——我擔心他像披甲武士一樣已經過時了——能夠證明一個每年收入兩萬、三萬或四萬鎊的莊園不是奢侈品,我就願意放棄這場辯論。 假定一筆年金,比如說一千鎊,是維持一個家庭的生活所必需的,那麼,第二個一千鎊就帶有奢侈的性質,第三個一千鎊更其如此,這樣一直加上去,最後就會達到一個大可叫做犯禁的奢侈的數額。對工業獲得的財產加以限制將會是失策,因此正確的做法是對工業所能擴及的範圍以外的財產才加以禁止;但是對遺贈的財產或其積累則應加以限制,這種遺產應該轉到別的親系中去。每個國家中最富有的人都有窮親戚,而這些人往往在血緣上是極其相近的。 下列累進稅表根據上述原則擬訂,用以代替代償稅。通過正規推行可以達到禁絕的程度,從而廢除貴族的長子繼承法。 表一 在扣除土地稅後,對年入五十鎊以上的所有產業課稅如下: 先令便士 從50鎊到500鎊………………………………03(每鎊稅率) 從500鎊到1,000鎊……………………………06(每鎊稅率) 對第二個一千鎊………………………………09(每鎊稅率) 對第三個一千鎊………………………………10(每鎊稅率) 對第四個一千鎊…………………………………16(每鎊稅率) 對第五個一千鎊………………………………20(每鎊稅率) 對第六個一千鎊………………………………30(每鎊稅率) 對第七個一千鎊………………………………40(每鎊稅率) 對第八個一千鎊……………………………………50(每鎊稅率) 對第九個一千鎊…………………………………60(每鎊稅率) 對第十個一千鎊…………………………………70(每鎊稅率) 對第十一個一千鎊………………………………80(每鎊稅率) 對第十二個一千鎊………………………………90(每鎊稅率) 對第十三個一千鎊………………………………10 0 (每鎊稅率) 對第十四個一千鎊………………………………11 0 (每鎊稅率) 對第十五個一千鎊………………………………12 0 (每鎊稅率) 對第十六個一千鎊…………………………… 13 0 (每鎊稅率) 對第十七個一千鎊………………………………14 0 (每鎊稅率) 對第十八個一千鎊…………………………… 15 0 (每鎊稅率) 對第十九個一千鎊………………………………16 0 (每鎊稅率) 對第二十個一千鎊………………………………17 0 (每鎊稅率) 對第二十一個一千鎊……………………………18 0 (每鎊稅率) 對第二十二個一千鎊………………………… 19 0 (每鎊稅率) 對第二十三個一千鎊……………………………20 0 (每鎊稅率) 上表所示系每進一千鎊每鎊應交納的累進稅率。下表所示係對每一千鎊分別徵收的稅額,最後一欄載明全部分別徵收的稅款總額。 表二 英鎊先令便士 年收入50鎊的產業,每鎊徵收3便士,應付0126 年收入100鎊的產業,每鎊徵收3便士,應付1 50 年收入200鎊的產業,每鎊徵收3便士,應付2100 年收入300鎊的產業,每鎊徵收3便士,應付3150 年收入400鎊的產業,每鎊徵收3便士,應付5 00 年收入500鎊的產業,每鎊徵收3便士,應付6 50 五百鎊以上,再進五百鎊每鎊徵收六便士,結果年收入一千鎊的產業應交納十八鎊十五先令。 總額 鎊先令便士鎊先令鎊先令 第一個五百每鎊交0 3 6 5…… 第二個五百每鎊交 第二個一千每鎊交0 9 37 10 …… 第三個一千每鎊交1 0 50 0 …… 第四個一千每鎊交1 6 75 0 …… 第五個一千每鎊交2 0 100 0 …… 第六個一千每鎊交3 0 150 0 …… 第七個一千每鎊交4 0 200 0 ……… 第八個一千每鎊交5 0 250 0 …… 第九個一千每鎊交6 0 300 0…… 第十個一千每鎊交7 0 350 0…… 第十一個一千每鎊交8 0 400 0…… 第十二個一千每鎊交9 0 450 0…… 第十三個一千每鎊交10 0 500 0…… 第十四個一千每鎊交11 0 550 0…… 第十五個一千每鎊交12 0 600 0…… 第十六個一千每鎊交13 0 650 0…… 第十七個一千每鎊交14 0 700 0…… 第十八個一千每鎊交150 750 0…… 第十九個一千每鎊交160 800 0…… 第二十個一千每鎊交17 0 850 0…… 第二十一個一千每鎊交180 900 0…… 第二十二個一千每鎊交19 0 950 0…… 第二十三個一千每鎊交200 1000 0…… 到兩萬三千鎊時,稅率達每鎊二十先令,結果以後的每一千鎊就無利可圖了,除非把產業分掉。然而,這種捐稅儘管看來駭人,但我認為,它所得併不像代償稅那麼多;如果它比代償稅收的還要多,那就應當把稅額降到年入兩、三千鎊的產業的標準。 對中小產業來說,這種捐稅比代償稅輕(原來意圖就是如此)。年收入要超過七、八千才開始重起來。其目的不在於稅收的多少,而在於措施的公正。貴族庇護自己太過分了,這一措施可以恢復一部分失去的平衡。 作為貴族庇護自己的例子,只需回顧一下號稱復辟時期或查理二世即位時期最初制定國內消費稅法的情況就行了。當時掌權的貴族集團通過對釀製供出售的啤酒徵稅來折償它本身所擔負的封建義務;就是說,他們同查理勾結起來,用別人交納的稅款使他們自己及其子嗣免除義務。貴族並不購買供出售而釀製的啤酒,而是免稅自己釀製啤酒;如果當時需要折償,就應當由那些要想免除義務的人花錢①,但是卻硬叫完全不同階級的人負擔去了。 但是,這種累進稅的主要目的(除了要使稅收比目前公平合理之外),正如已經闡明的那樣,是要消除不人道的長子繼承製所產生的過分影響,而這種制度乃是造成選舉舞弊的主要根由之一。 象歲入三萬、四萬或五萬這樣巨大的產業,在工商業還不可能獲得這種收益時,怎樣發端,要查問這一點是不會有好結果的。要矯正這種弊端,只需用和平手段把產業分配給這些家族的所有男女繼承人,把產業重新歸還給社會就行了。這樣做更其有必要,是因為貴族階級歷來都把他們的幼年子女或親屬安插在無用的崗位、職位或官職上,由公眾供養,如果廢除這種做法,就會使這些人陷於赤貧,除非同時將長子繼承法廢除或取締。 累進稅大體可以收到這種效果,並且,從下列表明各宗產業在扣除捐稅後的淨收益的表格可以看出,這是對最直接有關的各方的利益問題。從表中可以看出,一宗產業每年收入超過一萬三千或一萬四千,業主的利潤很少,結果就會把產業分給他們的幼年子女或其他親屬。 表三年入一千鎊到兩萬三千銹產業的淨收益:——每年以千計扣除全部稅款淨收益(單位:鎊)(單位:鎊)(單位:鎊),,000561,,000106 2,,000 181 8,,000 281 4,,0004315,,000631 6,,000 881 7,,0001,1817,,000 1,,000 1,931 9,①供出售而釀製的啤酒稅(貴族免付)比現在的代償稅幾乎多一百萬鎊,1788年收入一百六十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二鎊,因此貴族們自己應當承擔代償稅,因為已經給他們免去了幾乎一百多萬鎊的稅了。 ——作者 ,000 2,3819,,000 2,881 10,,000 3,43110,,000 4,03110,,000 4,68111,,000 5,38111,,000 6,13111,,000 6,93112,,000 7,78112,,000 8,68112,,000 9,63112,,000 10,631 12,注意——表中尾數先令已略去。 從上表可以看出,一宗產業除去土地稅和累進稅後,收益不能多於一萬二千三百七十鎊,因此,考慮到家庭的利益,這些產業勢必要分掉。年入兩萬三千鎊的產業,分成六處,其中五處每處年入四千鎊,一處年入三千鎊,就只需交稅一千一百二十九鎊,這個數目為原應交納數的百分之五,但是如果產業為一人所有,就要納稅一萬零六百三十鎊。 儘管查問這些產業的來歷是沒有必要的,但是維持它們的現狀卻是另一個問題。這是一個關係到全國的問題。作為繼承的產業,法律已經造成一個弊端,應當設法補救。應當廢除長子繼承製,這不僅是因為它是違反自然的和不公道的,而且因為實行這種制度的國家受害。如前所述,由於不讓幼年子嗣獲得遺產中的應得部分,就讓公眾出錢撫養他們;選舉自由也為這種不公平的家產壟斷產生的惡劣影響所侵犯。不僅如此,它還造成國家財產的浪費。由於受到這一法律保護的大面積花園和打獵場的存在,國家相當一部分的土地不能用於生產,而且這種情況發生在穀物年產量不敷國家消費的時候。簡言之,貴族制的害處這樣大,這樣多,這樣不合乎公道、智慧、自然和善行,以致一想到這些害處,就應確信許多屬於這一類的人也都希望把這個制度廢除掉。 這些人想到他們年幼的子嗣處境毫無保障和幾乎過著赤貧生活,還能得到什麼慰藉呢?每一個貴族家庭周圍都有一群依附它的親系乞丐,這些人在幾年或幾代時間裡就會被攆走,只好在救濟院、貧民習藝所和監獄裡講述他們的往事聊以自慰。這是貴族制的必然結局。貴族和乞丐往往是同一家族的人。一個極端產生另一個極端;讓一個人富必然要使許多人窮;這種制度是不能靠別的方法來維持的。 有兩類人是英國的法律特別仇視的,而且都是些最無依無靠的人:幼童與貧民。前一類人我剛談到過;後一類人我可以從許多例子中舉出一個,以此結束我對這個問題的探討。 現在有幾種規定與限制工人工資的法律。為什麼不讓工人去自由成交,象立法者自由出租他們的田地和房屋那樣呢?個人勞力是工人的全部所有。 這一點點東西和他們享有的一點點自由為什麼還要受到侵犯呢?但是,如果我們研究一下這些法律的執行及其後果,就會越發感到不公平。一旦工資為一項所謂的法律所規定,這個法定的工資就固定不動,而其他一切東西卻都在漲價;而當制訂這項法律的人還在通過別的法律繼續徵收新的賦稅時,他們用一種法律提高生活費用,而用另一種法律把收入拿走。 但是,如果那些制訂法律和稅收的先生們認為理應對個人勞動所得併為全家賴以維持生活的少得可憐的工資加以限制的話,那麼,他們必然感覺到對他們自己那筆每年不少於一萬二千鎊的收入不加限制,還有對他們從未佔有(嚴格他說他們的祖先也未佔有)而被他們濫用的財產不加限制,是值得慶幸的。 這個問題已經結束,我把一些主要項目歸納一下,然後再談其他問題。 頭八條是從第三百一十二至三百一十三頁開始歸納出來的。 廢除二百萬鎊的濟貧稅。 給二十五萬兩千貧苦家庭每個十四歲以下兒童四鎊津貼;這筆津貼,再加上二十五萬鎊,還可使一百零三萬兒童受到教育。 給五十歲直到六十歲為止的所有貧民、破產商人和其他的人(估計為七萬人)每人每年六鎊年金。 給年滿六十歲的所有貧民、破產商人和其他人(估計為七萬人)每人十鎊終身年金。 給五萬個嬰兒每人二十先令贈金。 給兩萬對新婚夫婦每對二十先令贈金。 撥兩萬鎊給出外謀生、在遠離親友的地方死去的人作安葬費。 給在倫敦和威斯敏斯特的無業遊民提供隨時就業的機會。 第二批主要項目如下廢除房屋稅和門窗稅。 發給一萬五千名遣返士兵每週三先令的終身津貼,並給遣返軍官以相當的津貼。 對留下的士兵每年加薪一萬九千五百鎊。 對遣返海軍發給同樣的津貼,加薪也和陸軍相同。 廢除代償稅。 實施一項累進稅計劃,以消除不公正和不人道的長子繼承製以及貴族制的惡劣影響。 ①如前所述,還剩一百萬鎊的剩餘稅款。這筆款項有一部分需要用來應付未立即出現的情況,這部分錢由於目前不需要,故而可以用來進一步減少同等數額的賦稅。 在正義所要求發出的呼聲中,低級稅務人員的處境是值得注意的。任何一個政府把一大筆國家的收入花費在閑職以及掛名的和莫須有的官職上,而不讓那些實際從事稅務工作的人過那怕是像樣的生活,都應受到譴責。低級①對貧民的情況加以調查時,很可能會發現貧困程度大不相同,要作出比已經提出的更勝一籌的安排。有家累的寡婦比丈夫還活著的家庭困難更大。不同的州的生活費用也有所不同,在燃料方面尤其如此。假定有五萬個非常情況的人,每人每年付十鎊………500,000鎊十萬個家庭,每家每年八鎊………………………………800,000鎊十萬個家庭,每家每年七鎊……………………………700,000鎊十萬零四千個家庭,每家每年五鎊……………………520,000鎊本來給兒童每人十先令教育費,現改為給五萬個家庭每家五十先令教育費…………………250,000鎊十四萬老年人,同前所述…………………………………1,120,000鎊共計3,890,000鎊這一安排等於第三百零八至三百零九頁所示數字,包括二十五萬鎊教育費;但是它可以供養(包括老年人)四十萬零四千家庭,這差不多佔英國家庭總數的三分之一。 ——作者 本註解的計算以及根據這些計算所作的敘述,顯然都有差錯;不過潘恩的觀點是很清楚的。 ——原編者 稅務人員的薪金一百多年來一直停留在每年不到五十鎊這個少得可憐的數額上。應當給七十鎊。這方面只要有十二萬鎊,就可以把所有這些薪金提高到相當過得去的程度。 這個建議幾乎在二十年前就提出來了,但是當時的財政委員會大吃一驚,唯恐陸海軍也提出同樣要求;結果是國王或某人替國王提請議會將他本人的薪俸每年增加十萬鎊,國王薪俸是加了,其他一切都無人過問。 至於另一類人即低級教士,我不想誇大他們的困難處境;但是,撇開種種贊成或反對不同形式的宗教偏愛與成見不談,共同的正義感將判定一個人是否應當每年收入二、三十鎊,而另一人則收入一萬鎊。大家知道我不是長老會教徒,所以我可以更加自由自在地談論這個問題;因此,官廷馬屁鬼為了欺騙和迷惑國民而就教會和札拜會講的那套假仁假義的話,是不能用來反對我的。 在這個問題上持正反兩種意見的糊塗人呀,你們難道還沒有看穿官廷的鬼蜮伎倆嗎?如果你們在教會和禮拜會問題上再爭吵下去,你們就正好中了廷臣的奸計,因為他們這班人是靠貪污稅款過活的,把你們的輕信當笑柄。 所有勸人為善的宗教都是好的;據我所知,還沒有一個宗教是勸人為惡的。 按上述全部核算,在除去海關和國內消費稅收局徵稅費用和退款之後,假定只有一千六百五十萬鎊稅款交付國庫;這樣,交付國庫的總額如果不到一千七百萬鎊,也非常接近此數了。在蘇格蘭和愛爾蘭徵收的稅都是用在這兩個國家的,因此它們的節餘也出自它們各自的捐稅;如果其中有一部分要支付英格蘭國庫,可以把它彙來。其差額每年還不到十萬鎊。 現在只剩下國債問題有待考慮。 1789年國債的利息,通廷金不計,為九百一十五萬零一百三十八鎊。從那時起,這筆資金減少了多少,只有財政大臣知道得最清楚。但是,在償付利息,廢除房屋與門窗稅、廢除代償稅和濟貧稅,並加上救濟貧民、教育兒童、贍養老人和津貼陸、海軍遣返人員以及給留下來的人員加薪之後,還有一百萬鎊剩餘。 在我這個局外人看來,目前這種償還國債的方式,如果不是錯誤的,也是不協調的。國債之重不在於它為數達數百萬或數億,而在於因償付利息而每年徵集的稅額。如果稅額保持不變,那麼,不論本金多少,國債的負擔實際上還是照舊。只有減少因償付利息而徵收的稅,公眾才能知道國債減少了。 因此,對公眾來說,儘管已交過數以百萬計的稅款,國債一點兒也不曾減少;現在比計劃開始實行時還需要更多的錢來收回這筆國債。 現在先說幾句閒話,以後再言歸正傳,我要回顧一下任命皮特先生為首相這件事。 當時我在美國。戰事已經結束;仇恨雖已消失,但記憶猶新。 當聯合政府組成的消息傳來時,儘管我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此事與我無涉,但作為一個人我還是有所感觸的。這則消息確有令人震驚之處,因為它即使不是拿原則,也是拿禮儀來公開開玩笑。這說明了諾恩勳爵的厚顏無恥,也說明福克斯先生缺乏堅定性。 當時,皮特先生可謂在政界初露頭角。他頭腦決非陳腐,也沒有學會宮廷耍弄的那一套陰謀詭計。各方麵條件都對他有利。對聯合政府的憤恨情緒對他說來是一種友好的表示,而他人格上沒有缺點則彼當作美德。隨著和平的恢復,貿易與繁榮自會上升;就是這種增長也歸功於他。 當他開始掌權時,風浪已經平息,沒有什麼東西阻止他貫徹他的方針。 犯錯誤甚至也要有些小聰明,而他卻成功了。不久就暴露出來,他同他的前任都是一路貨色。他非但沒有從那些積累了舉世無匹的沉重捐稅的錯誤作法中吸取教益,反而尋找——我幾乎可以說他招徠——敵人,並且想方設法去增加賦稅。為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某種目的,他冒險劫掠歐洲和印度,並在捨棄了他開始時的正當抱負之後,成了一個現代的騎士式的人物。 看到一個人自暴自棄是不愉快的。看到一個人自欺欺人更其如此。皮特先生沒有作出什麼成績,但是他前途本來很有希望。種種跡象表明他的思想比宮廷的卑鄙齷齪要高尚得多。他那明顯的直率使人對他寄予厚望;為黨派的紛爭弄得頭昏、厭煩和驚慌失措的公眾又恢復了信心,對他深有好感。但是,他把國民對聯合政府的厭惡錯當作他本人的功勞,冒失地採取了一個受到較少支持的人所不敢採取的措施。 所有這一切似乎表明,首相的更換是無關緊要的。一個下台,另一個上台,推行的都仍然是同樣的措施、弊政和奢侈浪費。誰當首相都沒有關係。 毛病出在製度上。政府的基礎和上層建築是腐朽的。不管你怎麼支持,它會不斷地墮落到官廷政府的地步,並且永遠如此。 我要踐約再回過頭來探討國債問題——這是荷英革命的產物,它的侍女就是漢諾威繼位。 但是現在要查問國債是怎麼開始的,已經為時過晚。那些主其事的人已經預支了這筆錢;而且不論這筆錢花得對不對,或中飽了私囊,都不是他們的罪過。然而,顯而易見的是,當國民開始研究政府的性質與原則,對賦稅有所了解,而且把美、法、英三國的情況加以比較時,再要把國民象過去一種蒙在鼓裡就幾乎是不可能的了。由於形勢需要,非立刻著手改革不可。在當前,不是這些原則能發生多少力量的問題。它們已經公之於世了。它們已在全世界傳布,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們。像一個已經洩露出來的秘密,不可能再收回,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形勢已經開始發生變化。 九百萬呆稅是件嚴重的事;這不僅因為是壞政府的原故,而且多半是因為外國政府的緣故。把發動戰爭的權力交給那些前來恣意掠奪的外國人,那麼,除了已經發生的事而外就不能期望什麼別的了。 本書已經列舉種種理由,說明對稅收不論進行什麼改革,都應當從政府的經常開支著手,而不應當從支付國債的利息部分著手。豁免窮人的稅,他們就會如釋重負,他們的不滿也會統統消失;並且,通過減免已經提到過的那些捐稅,國家就能彌補瘋狂的對美戰爭的全部費用而綽有餘裕。 那麼,現在只剩下國債這樣一個令人不滿的問題;為了消除或毋寧是防止這種不滿,一個好的方針就是要債券持有者本人把它當作財產,同所有其他財產一樣,擔負一部分捐稅。這樣,就可以使國債受歡迎和具有保障,而且由於它目前很大一部分不便已為它保持的本金所抵消,採取這種措施還可以進一步平息反對的聲浪。 要做到這一點、可以通過漸進的辦法,最輕鬆方便的完成必須辦的一切。 最好的辦法不是對本金徵稅,而是對國債的利息按累進率徵稅,當利息減少時則按同樣比例減收公眾的捐稅。 假定利息抽的稅第一年每鎊為半便士,第二年要多納一便士,並按一定比例遞增,但遞增數總要比任何別的財產稅少。這項捐稅可在償付息金時從中扣除而無需支付任何徵集費用。 每鎊抽稅半便士可以減少息金從而減稅達兩方鎊。貨車稅與此數相等,所以第一年可以免去這項稅。第二年可免去女僕稅或其他某種同等數額的稅,按此方式進行下去,始終用從國債抽的稅來取消其他各種稅,而不作日常用途,到頭來各種稅就都可免除。 儘管國債券的持有者需要交這種稅,但是他們交納的各種稅比現在交的稅要少。他們因免除濟貧稅、房屋與門窗稅以及代償稅而節省下來的錢的數目,要比這種緩慢然而固定地徵收的稅所達到的數目大得多。 在我看來,找出一些足以應付任何不測事件的措施是勢在必行。眼下歐洲事務中正出現一種危機,需要這樣做。未雨綢繆是明智之舉。賦稅如果一旦放鬆,要復原就難了;救濟也只有通過一定的和逐步的減縮才最有效。 政府的欺詐,偽善以及種種騙局正開始為人們所熟知,它們的日子不會長了。各國君主制和貴族制的丑劇正在步騎士制丑劇的後塵,柏克先生也正在穿上送葬的衣服。那麼,就讓它悄消地進入其他一切蠢事的墳墓,讓送葬者得到安慰吧。 派人去荷蘭、漢諾威、策爾或布倫斯瑞克迎請一些人來,每年花一百萬鎊,這些人既不諳英國的法律和語言,又不顧英國的利益,他們的能力連當一個教區警察也不配,英國嘲笑自己這種做法已為期不遠了。如果可以把政府交到這樣一些人的手裡,那麼,事情的確挺便當,英國的每一個城鎮和鄉村都找得到適合所有這些條件的貨色。 ①世界上哪一個國家能夠這樣說:我國的窮人都是幸福的;他們中間既無愚昧也無貧困:監獄裡沒有因犯,街道上沒有乞丐;老年人不愁衣食:捐稅並不繁重;理性世界和我親暱,因為我和幸福親呢:一個國家能夠說出這些話,就可以為它的憲法和政府自負了。 在短短兒年時間裡,我們已經看到了兩次革命,即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 在前一次革命中,鬥爭的時間長,衝突激烈;在後一次革命中,國民團結一致,在沒有外敵對抗的情況下,革命一開始就掌握了政權。從這兩個事例中,可以明顯地看到,能夠注入革命領域的最大力量就是理性和共同利益。凡是這兩者能有活動機會的地方,反對勢力就在恐懼中死去,或因定罪而滅亡。 它們現在已普遍獲得主要的地位,我們今後有希望看到一些革命或政府的更迭以同樣安詳的方式產生,任何可由理性和協商決定的措施都賴以貫徹。 當一個國家的輿論和思想習慣改變了的時候,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樣來治理它了;但是,想用暴力去完成應當用理智去完成的事,這種做法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惡劣的。叛亂是由一個政黨或政府用暴力違抗國民的公共意志而造成的。因此,每一個國家都應當設法隨時了解公眾對政府的輿論動向。 在這一點上,法國舊政府比英國現政府要高明得多,因為在非常時期它商以求助於當時稱為的三級會議。但是,英國卻沒有這樣的臨時機構;至於那些現在叫做議員的,他們大多數不過是官廷的傀儡、命官和附庸而已。 我敢說,儘管英國全體人民都交稅,可是有選舉權的還不到百分之一,而議會的一個院的成員除了他們自己之外不代表任何人。因此,只有人民的自由意志才有權利對有關普遍改革的事宜採取行動;根據同樣的權利,兩個人可以就這種問題進行商討,一千個人也可以。所有這些初步做法的目的在於了解民意,並對它服從。如果民意寧可要一個壞的或有缺陷的政府而不要進行改革,或者情願付十倍於所需要的稅,那麼,它是有權這樣做的;而且,①這一段和前一段被收入對潘恩的起訴書中。 ——原編者 只要多數人不把不同於他們自己的條件強加給少數人,那麼,儘管可能犯許多錯誤,卻談不上不公平。錯誤也不會長期存在下去。不論開始時是多麼錯,經過講道理與協商,很快就會把事情糾正過來。這樣去做,就不怕鬧事。既然所有的改革都把各國窮人的利益和幸福包括在內,他們自然會安分守己,滿懷感激。只是因為忽視並排斥他們,他們才會鬧事。 現在公眾最關心的就是法國革命以及各國政府可能普遍發生變革。在歐洲所有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象英國那樣對法國革命感到莫大關切。過去世代相仇,耗費浩大,卻沒有任何講得通道理的目的,現在有機會來友好地結束這種局面了,兩國可以共同努力來改革歐洲的其餘部分。這樣做,它們不僅可以防止進一步流血和增稅,而且正如已經講過的那樣,還可以減輕它們目前很大一部分負擔。可是,長期的經驗表明,這種改革不是舊政府所願意提倡的;因此,這些問題應當向各國國民而不是向這樣的政府提出來。 在本書的前一部分,我曾經談到英、法、美三國聯盟,並聲明其目的下文再談。儘管我沒有資格直接代表美國,但我有充分理由可以斷定它是樂於考慮這種措施的,只要它要與之聯合的政府是代表國民而不是代表包藏禍心的官廷。法國作為一個國家和代表國民的政府,願意同英國聯盟,這是毫無疑問的。國家同個人一樣,在相互缺乏了解或不知原因何在的情況下長期為敵,一旦發覺自己上當受騙,犯了錯誤,就會結成密友。 因此,假定有這種聯合的希望,我願意談一談這樣的聯盟(包括同荷蘭的聯盟)可以做哪幾件不僅對直接有關各國而且對全歐洲都有好處的事情。 我認為,如果把英、法、荷三國的艦隊聯合起來,它們就肯定可以按商定的某種比例,有效地把歐洲全部海軍加以限制和普遍裁減。 第一,歐洲任何強國包括英、法、荷自己在內,不再建造新的戰艦。 第二,把現有的全部海軍削減到假定現有力量的十分之一。這就可以使法國和英國每年至少各節省兩百萬鎊,而它們的相對實力仍將保持現有的比例。如果人們好好想一想,正如有理智的人應當想的那樣,就會明白,花了那麼多錢造軍艦,把軍艦裝滿士兵,然後把它們開往海洋,較量一下哪一艘軍艦能以最快的速度把對方擊沉,這實在是再荒唐可笑不過的事。和平是不費分文的,它的好處,要比花巨大代價獲得的任何勝利帶來的好處多得不可勝計。但是,這儘管最符合各國國民的要求,卻不能滿足宮廷政府的要求,因為它們的一貫方針是為捐稅、地盤和官職製造藉口。 我認為,還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同盟國同美利堅合眾國一道,可以有力地對西班牙提出建議:讓南美洲各國獨立,並象現在的北美洲一樣,把那些幅員廣大、資源豐富的國家向世界貿易開放。 一個國家竭盡全力將世界從奴役下解救出來並為自己獲得許多朋友,它這樣做給自己帶來的體面和利益,要比它如果使用那些力量去加重製造破壞、荒涼和不幸大多少啊。眼下英國政府在東印度群島所造成的恐怖情景堪與哥特人①和汪達爾人②匹敵,這些人不講道理,對他們不能賞識的世界橫加摧殘掠奪。 南美洲的開放可以開闢一個無限廣大的貿易場所和製成品的現金交易市①哥特人,屬古代日耳曼族的一支,在公元三至五世紀侵入羅馬帝國。 ——譯者 ②汪達爾人,屬古代日耳曼族的另一支,在公元四至五世紀侵入高盧、西班牙、北非等地,並曾攻占羅馬。 以上兩個支系的日耳曼人,均係野蠻民族,所到之處,對當時的文化藝術破壞很大。 ——譯者 場,這是東方世界所不具備的。東方已經充斥製成品,輸入製成品不僅會損害英國的製造業,而且會使它的硬幣枯竭。英國在這一貿易中的逆差通常達到每年要用東印度公司的船運出價值五十萬鎊以上的銀幣;這種情況再加上德國的陰謀和德國的津貼,就是英國銀幣那麼少的癥結所在。 但是戰爭對這樣一些政府卻是一本萬利,不論它對國家會造成多大的損害。戰爭有助於保持虛假的希望,不讓人民看破政府的弊病。它用“瞧這兒! 瞧那兒! ”這樣的話來逗弄和欺騙人民大眾。 美法兩國的革命給英國和全歐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機會。美國革命使西方世界有了一個爭取自由的民族憂勝者,法國革命則是歐洲的優勝者。 再有一個國家同法國聯合,專制主義和腐敗政府就不敢再冒頭。用句老話說,整個歐洲現在可以趁熱打鐵了。被侮辱的德國人和被奴役的西班牙人、俄羅斯人和波蘭人都在動腦筋了。當前的時代將來大可稱之為“理性的時代”,而現代人在後代看來不啻是新世界的亞當。 一旦歐洲所有的政府都建立起代議制,各國就會相互了解,宮廷的陰謀詭計所煽起的仇恨和成見也會消除。受壓迫的士兵將成為自由民;受折磨的水手將不再象重罪犯一樣在街上拖著腳步走,而會安全地出海經商。各國發給士兵終身津貼並將他們遣散,讓他們恢復自由並回到他們的親友中去,並且停止募兵,這樣做要比用同樣的開銷使這麼多人處於對社會和對他們自己都毫無用處的狀態來得好。由於士兵在大多數國家裡一向受到的待遇,可以說他們連一個朋友也沒有。公民們擔心他們與自由為敵而避之不及,而長官又經常打罵他們,因此他們遭受雙重壓迫。但是,只要自由的普遍原則在人民中佔上風,一切就都會恢復正常;士兵也會因受到禮遇而變得通情達理。 在研究革命時,很容易看出它們可由兩種不同的原則引起;一種是為了逃避或擺脫某種巨大的災難;另一種是要取得巨大的實際利益;這兩種革命可以用積極的革命和消極的革命的名稱加以區別。在由前一種原因所引起的革命中,情緒慷慨激昂;冒險取得的補償往往被報復行為付諸東流。但是,在由後一種原因所引起的革命中,心情與其說是激動不如說是活躍,可以冷靜地對待問題。講道理與協商,勸導與說服,成為鬥爭的武器,只有對那些要加以鎮壓的人才使用暴力。一件事,只要人們一致同意它是好的,是可以辦到的,例如減輕賦稅負擔和消滅貪污行為,那麼,目的就已經一半達到了。 他們贊成了一個目標,就會努力促使其實現。 在目前捐稅過多、如此沉重地壓在窮人肩上的情況下,從稅款中給十萬零四千戶貧困家庭每年五鎊,有誰會說這不是一樁好事呢?他會說給另外十萬戶貧困家庭每年七鎊,給另外十萬戶貧困家庭每年八鎊,給五萬戶貧困和寡婦的家庭每年十鎊不是好事嗎?在這個高度上再進一步,為了救濟人生的種種不幸遭遇,給所有從五十歲直至六十歲的貧苦落魄的人每年六鎊,六十歲以上每年十鎊,他會說這不是好事嗎? 他會說廢除對戶主徵收的兩百萬鎊濟貧稅以及全部房屋和門窗稅與代償稅不是好事嗎?或者他會說杜絕貪污是樁壞事嗎?所以,如果所要獲得的好處值得進行一場消極的、合理的和無需付出代價的革命,那麼,捨此而坐等硬是引起一場暴力革命的災難來臨實乃下策。考慮到目前整個歐洲正在進行各種改革,我不相信英國會甘居末位;而且,一旦時機成熟,最好不要等待一種非鬧事不可的局面。以英勇和冒險行為去取得補償,可能被視為人的動物機能的光榮,但是以理智、調解與普遍同意去達到同一目的卻是人的理性機能更大得多的光榮①。 改革也好,革命也好,不論你叫它們什麼都可以,一旦在各國擴大,那些國家就會友好往來,相互協商,而當少數幾個國家結成聯盟之後,將迅速發展,直至把專制主義和腐敗政府徹底剷除,至少是從世界上的兩個地區即歐洲和美洲剷除。那時,阿爾及利亞式海盜行為將被制止,因為這種行為所以能夠存在,只是由於舊政府相互爭鬥的罪惡政策。 我在本書中提出和探討的問題名目眾多,但只有一段話是涉及宗教的,那就是“凡是勸人為善的宗教就是好的宗教”。 我小心翼翼地避免暢談這個問題,因為我傾向於認為,那個所謂的現內閣是希望看到宗教上的爭鬥繼續進行下去,以防止國民把注意力轉移到政府問題上。他們彷彿要說,“往那邊看,或者往任何一邊看,可千萬別往這邊看。” 但是,由於宗教已經非常不恰當地被當作一種政治機器來使用,從而破壞了它的真實性,因此,我在結束本書之前要闡述一下我對宗教的看法。 如果我們設想一下,有一個大家庭的孩子們,在特定的日子或特定的情況下,照例要送一些禮物給他們的父母,表示他們的熱愛和感激之情,每個孩子送的禮物不會相同,送的方式也很可能不同。一些孩子用詩文來表示祝賀;另一些孩子按他們的聰明所及或根據他們自以為會博得父母歡心的方式做點小玩意;有個孩子最不行,什麼都不會做,他會跑到花園或田野裡去採一朵他能找到的他認為是最美麗的鮮花,儘管這實際上也許只是一根野草。 父母看到這些豐富多彩的禮物,會比看到如果所有的孩子預先講好每人都送完全相同的東西格外高興。因為後一種做法是人為安排的,缺少熱情,或者叫人感到機械生硬。但是在所有不愉快的事情中,最使父母傷心的莫過於看到,孩子們事後為了爭論哪件禮物最好或最壞,竟然大打出手,兄弟姐妹相互辱罵扭抓,鬧得不可開交。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設想偉大的上帝喜歡受到多種方式的禮拜呢?而最大的冒犯行為不就是想法子互相折磨,使大家都倒霉嗎?就我個人而言,我是在盡力使人類和解,使他們生活幸福,使一向敵對的國家團結起來,消除戰爭的恐怖行為和砸碎奴役與壓迫的鎖鏈,這一切在上帝看來是可取的,因此我感到十分滿足;這是我所能盡的最好義務,我心甘情願地去履行。 我並不認為,任何兩個肯動腦筋的人,對於所謂學術論點,想法會完全相同。只有那些不動腦筋的人,才表現得意見一致。在所謂的英國憲法問題上,情形就是如此。一向認為英國憲法理所當然是好的,所以就用頌詞去代替真憑實據。但是,一旦英國國民著手審查它的原則和它所包含的弊病,就會發現它的毛病比我在本書和前一部書中所指出的還要多。 ①我知道,在法國,不但在人民大眾中間,而且在前國民議會的許多主要成員中間,有許多最開朗的人士(總是有一些人對時間的看法比別人遠大)都認為君主政體的計劃在那個國家中是維持不了多少年的。他們發現,聰明才智不能世襲,所以權力也不應當世襲;並且認為,一個人每年從一個國家領取一百萬鎊,應當小至原子,大到宇宙,無所不知;如果他確有這樣的才智,他就不屑拿這筆錢。可是他們並不願意使國民前進的步子快於他們自己的理智和利益所限定的速度。在我出席討論這個問題的所有場合,人們的想法總是這樣的,即全體國民普遍認為,一旦時機成熟,一個體面而寬大的辦法就是給當時坐在王位上的那個人(不管他是什麼人)送一大筆錢,讓他帶著他那一分普通的權利和特權舒舒服服過隱居生活,而對於公眾,他的所作所為不用比任何一個公民多負一點責任。 ——作者 至於談到所謂國教,我們倒不如把它叫做國神。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特定的神,那要么是政治手腕,要么是異教體系的殘餘。在所有論述過宗教這一普遍主題的英國教會作家中,沒有一個人勝過當今的蘭道夫主教①;我非常高興藉此機會來表達我對他的敬意。 現在我已經把整個問題探討過了,至少在我目前看來是如此。在我旅居歐洲五年期間,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在我返回美國之前向英國人民談談政府問題。柏克先生給了我這個機會,我要謝謝他。在三年前的某一場合,我曾力促他建議召開一次公平選舉出來的全國代表大會,以便研究國家形勢;但是我發現不管議會當時怎樣強烈地傾向於反對他與之採取一致行動的那個黨,他們的指導方針是繼續保持貪污腐化,並且相信不測事件。長期的經驗表明議會總是服從大臣們的任何更迭,並把希望和期待寄託在這上面。 從前,當政府發生分裂時,就訴諸武力,於是爆發內戰。那種野蠻的慣例已被新的製度打破;方法就是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問題通過商討與公共意志得到裁決,個人意見欣然服從裁決,社會秩序乃得以維持。 有些先生喜歡把本書的這一部分以及第一部分所依據的各項原則稱做“新流行的學說”。問題不在於那些原則是新的還是舊的,而在於它們是否正確。假定它們是正確的,那就可以用一個易懂的比喻來表明它們的效果。 現在已是2月中旬。如果我到鄉間去蹓躂蹓躂,就會看到樹木還光禿禿的,一片冬季景象。人們一路走的時候往往攀折細小的樹枝,我可能也會這樣做,並且可能碰巧看到樹枝上有一個嫩芽已在萌發。我可能勉強講一番道理,或者根本不講道理,就認為這是在英國長出的獨一無二的一個嫩芽。但我不這樣決定,而要立刻斷言:同樣的嫩芽正到處在萌發,或就要萌發;儘管植物的冬眠期各不相同,有些樹木長些,有些短些,有些也許兩、三年都不開花,可是,除了已經枯死的之外,所有的樹木在夏季都會枝葉茂密。政治上的夏季怎樣才能跟上自然界的夏季,這不是人所能預見確定的。然而,不難看出,春天已經來了。據此,我衷心祝愿所有的國家都獲得自由和幸福,從而結束第二部分。 ①蒙丘爾·D.康韋在他最近出版的潘恩著作中評論說,“1792年向這個作家表示敬意值得注意,因為該作家的成名主要是基於他對潘恩的《理性時代》一書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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