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米得關於機械功率的話可以適用於理性和自由。他說，“如果我們有一個立足點，我們就可以把地球舉起來。”
美國革命在政治上提出了在力學上還只是理論的東西。舊世界的一切政府如此根深蒂固，暴政與古俗如此制服人心，以致無從在亞洲、非洲或歐洲著手改革人類的政治條件。對自由的迫害遍及全球；理性被視為叛逆；而屈服於恐懼的心理已經使得人們不敢思考。
可是，真理的不可壓制的特性，就在於它的全部要求和全部需要在於自由表白。太陽無需用碑文使其區別於黑暗；美國政府剛向全世界露面，專制主義就大為震驚，人民也開始考慮矯正時弊的問題。
美國的獨立如果不曾伴隨一場對政府的原則和實踐的革命，而單從它脫離英國這一點來考慮，那就微不足道。美國不僅為自己而且也為全世界贏得了立足點，並且將目光射向自己所能獲得的利益的範圍以外。即使被雇來對美國作戰的僱傭兵吃了敗仗也心甘情願，英國人民則譴責其政府的腐敗，為它的失敗而歡欣鼓舞。
美國是政治界唯一能夠開始實行普遍改革的原則的地方，它在自然界也獨樹一幟。各種情況結合起來不僅使它產生種種原則，而且使這些原則臻於成熟。這個國家給一個觀客看見的景色具有某種能激發偉大思想的東西。大自然以其宏偉氣勢展現在他面前。他看到的高山大川擴大了他的胸襟，他也感染了他所觀賞的山川的偉大氣質。這個國家的第一批定居者是來自歐洲各國的移民，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從舊世界的政府迫害下脫逃，並且作為兄弟而不是作為仇敵在新世界相逢。開荒所必然帶來的種種需要，在他們中形成了一種社會，這種社會是各國因久受政府之間的爭吵傾軋之昔而疏於培育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就成為他應當成為的那種人。他不再以非人道觀念把他的同類當天然的敵人看待，而是當親人看待；這個事例向人為的世界表明，人必須回到自然去尋求知識。
根據美國在各種改革方面的迅速進展，可以合理地下結論說，如果在亞洲、非洲和歐洲各國的政府一開始就推行同美國相似的原則，或者不會過早地腐敗墮落，那麼，這些國家的處境肯定早就比目前優越得多。年復一年地過去，就這樣眼看他們受苦受難而無動於衷。難道我們能夠設想，一個對世情毫無所知的人，來到這裡僅僅是為了看看，他在早期居留地通過同各種艱難困苦作鬥爭把舊世界變為新世界的過程中，會發揮巨大的作用嗎？他不能想像成群的可憐窮苦人（這種人充斥於舊的國家）竟然還沒有功夫來為自己著想。他也想像不到這些人的遭遇是這些國家稱為的政府所一手造成的。
如果我們把目光從舊世界景況淒涼的部分移到那些改良程度達到先進的部分，我們仍舊可以發現政府那隻貪婪之手伸進工業的各個角落和隙縫，從人民大眾中攫取贓物。創造發明不斷被用來作為徵收捐稅的新的藉口。它把繁榮當作戰利品盯住不放，不許任何人逃避進貢。
由於革命已經開始（而且由於一件已經開了頭正在進行的事成功的可能性要比一件剛開頭的事來得大），自然可以期望別的革命將接瞳而至。各國舊政府賴以維繫的驚人而還在不斷增加的經費，它們所從事或挑起的許多次戰爭，它們在普及文化和通商方面所製造的困難，以及它們在國內進行的壓迫與掠奪，已經使人忍無可忍，並且耗盡了世界的財富。在這種情況下，又有現成的例子，革命的發生是指日可待的。革命已成為普遍的話題，而且可以說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如果能採用比現行的那些政府制度花費少而人民大眾得益多的政府制度，那麼，反對其進展的一切企圖終究是要失敗的。理性會像時間一樣向前邁進，而偏見則將在同利益的搏鬥中倒下去。倘若普遍和平、文明和通商終將是人類的福份，那就非經過一場政府制度的革命不能達到。所有的君主制政府都是好戰的。它們以戰爭為業，以掠奪和徵稅為目標。只要這種政府繼續存在下去，和平一天也保障不了。所有君主制政府的歷史不就是一幅人類悲慘生活的可憎圖畫，難得有幾年休養生息嗎？在被戰爭搞得精疲力盡，殺人殺得厭倦之後，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就管它叫和平。這肯定不是上帝要為人類安排的；因此，如果這就是君主制度，那麼君主制就大可列入猶太人的罪孽。
以往世界上發生的革命都沒有吸引大多數人的東西。這些革命只限於角色和手段的改變而不是原則的改變，並在當時的公共交易中或者成功或者失敗。我們現在看到的革命不妨稱之為“反革命”。早些時候的征服與暴政剝奪了人們的一切權利，現在人們正在收回權利。正如一切人事有方向相反的盛衰變遷，革命亦復如此。以道德學說、普遍和平體制和不能取消的固有人權為基礎的政府，正借助於一股比依靠暴力由東方繞向西方的政府更加強勁的衝力，從西方繞向東方。它不會引起個別人的興趣，而會引起進步中的各國國民的興趣，並且向人類許下新時代即將來臨的諾言。
革命成功的最大危險，莫過於在革命賴以進行的原則以及革命帶來的好處尚未為人們充分認識和理解之前就試圖發動革命。幾乎一切與一國局勢有關的事情都被政府這個籠統而暖昧的詞兒所吸收和混淆了。儘管政府不肯把它所犯的錯誤和它所造成的危害算在自己賬上，可是它必然把一切表面的繁榮都歸功於自己。它奪取工業的榮譽，吹噓自己是工業獲得成功的原因；並且從人的一般特徵中把人作為一個社會的人的美點竊為己有。
因此，在這革命的日子裡，把那些是政府造成的和那些不是政府造成的東西區別開來，可能是有用的。要這樣做，最好是回顧一下社會和文明及其產生的後果，把它們同叫做政府的東西區別開來。從這一調查入手，我們就能夠把結果歸於真正的原因並分析大量共有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