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反投降提綱-2
二、為什麼此時要在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並準備輿論，準備群眾問題
這裡要了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經驗。
那時，精神上沒有準備，是失敗的主要原因；現在，必須要有準備。
那時，不能再是民族戰線，但我們也有太絕對的地方；現在，必須堅持長期的民族戰線。
那時，是革命的整個失敗，黨的路線是退卻然後進攻；現在，沒有路線上的退卻問題，現在是繼續進攻中發生局部的暫時的戰術上的保守或隱蔽隨即準備進攻的問題(如果投降變為事實的話)。
那時，因為反動時期到來，黨又沒有準備，沒有經驗，以致隊伍混亂，步驟錯誤(如盲動主義)；現在，則在淪陷區，並準備在投降者佔領地，應該作有秩序的退守(有的暫時的，有的長久的)或反攻，而在其他區域則繼續進攻方針。
那時，新黨員大批脫黨或叛變；現在則在某種情況下也有可能發生這類事情，故須先有準備。歷史經驗——革命轉變關頭(哪怕是暫時的局部的轉變)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壞事；但須注意好好帶領新黨員，尤其是大批青年學生，他們將來是有用的。
那時，國內國際的情況是黑暗的，現在基本上是光明的。
那時，中央是被機會主義統治著，改造後的中央亦無經驗；現在沒有這種情形。
那時，尚沒有造成大批幹部骨幹；現在已經造成了。
以上，我作了八條比較。雖然如此，仍須在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並準備輿論，準備群眾，以便勝利地克服困難，發展抗日戰爭與中國革命到一個更高階段，而避免可能的失敗。
三、為什麼假如投降成為事實時還要堅持民族戰線、國共合作與三民主義問題
主要理由已在說明抗戰前途時說過了。這裡只說:
(一)在全部抗日過程中必須都是民族統一戰線，雖然由於叛變，許多地主資產階級都走開了，並變成敵人，但地主資產階級的叛變是逐漸的，不是同時的，留下的成分必須與之合作。忽視這一點，勢將鑄成大錯。故全部抗日過程中，統一戰線依然應該是各黨派、各階級、各民族、各集團、各軍隊的統一戰線。
(二)國共合作也是一樣，若干國民黨員離開了並成為敵人，但留下的若干仍應是合作的。我們要用真國民黨反對假國民黨，爭取中間性的國民黨。國共兩黨平等聯盟的前途還是存在的。國共合作是統一戰線的組織基礎，忽視這一點，也將鑄成大錯。
(三)三民主義也是一樣，它是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是抗日過程中能夠適用的原則、方針。我們要用真三民主義反對假三民主義，爭取中間性的三民主義，這是在幾種三民主義存在的情況下應採取的政策。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就在抗日過程中也是有區別的，但在抗日過程中二者有其一致點，即在把三民主義照著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那樣解釋時，二者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政綱上基本上是不相衝突的。因此，黨內黨外許多人輕視三民主義，認為它是根本反動的騙人的與空洞的思想或教條，是不對的。這種想法是由於沒有把真三民主義與假三民主義加以區別而來。
(四)在思想鬥爭問題上，兩年來，尤其是半年來，代表國民黨寫文章的人包括托派葉青等在內，發表了許多不但反對共產主義而且也是反對真三民主義的“紛歧錯雜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義或中間三民主義的思想，應該加以嚴正的批駁。其中以所謂“國情”論與“統一”論之武斷的叫喚為最囂張。其實，他們所謂只有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為適合國情，乃是最不適合國情的假三民主義與假國民黨，而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乃是完全適合國情的。所謂邊區與八路軍的不統一，而欲將其取消以完成其所謂統一，其實乃是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完全違背抗戰利益的假統一，完全違反統一中的差別或統一中的鬥爭這個社會歷史事實的武斷空話。在舊式半封建政權沒有改變為真正革命民主政權以前，邊區與八路軍是必須存在的，只有在革命民主政權成立之時，反共危險消失之時，二者才可放棄現在這樣的特殊性，否則只是反革命的要求而已。
四、擁蔣問題
擁護蔣委員長的口號，過去是對的，現在是對的，只要蔣領導抗戰一天我們還是擁護的(當然以抗戰為條件)，不應對蔣有不尊重的表示。
但蔣對抗戰在某種情況下不能堅持的可能是存在的。即在那時，我們如何表示，還要慎重考慮。當然，那時不能不有表示，但須是適當的表示，應以有利團結多數抗戰、有利國共繼續合作為原則，而不能隨便地輕率地恢復“反蔣”口號。
蔣對於共產黨存在著敵意，這是他自己表示的事實，我們必須嚴防他及其部下破壞我黨，這是毫無疑義的。
積極幫助蔣與督促蔣向好的一邊走，仍然是我們的方針。對外不說“國民黨投降”，應說“地主資產階級投降派”。
五、反汪問題
“認為汪已完了是不對的，汪還能起大的作用”，這是完全對的。汪之漢奸系統較之其他漢奸更大地危害中國，沒有疑義。汪在政府中、黨部中與一部分軍隊中有其群眾與同情者。
反投降必須聯繫於反汪，是更便利與更實際的。
六、抗日除奸問題
在假如嚴重叛變事件發生之時，黨應極力注意對付的適當，以不脫離國民黨多數為原則。
那時，抗日除奸的口號是必須的，抗日除奸的戰爭(同時抗日又除奸)也是無可避免的，但決不可離開國民黨多數而輕舉妄動。只有在為多數人所了解與要求時才能(也必須)發動除奸戰爭。例如現在的反汪，是合乎這個原則的。
七、民主民生問題
沒有革命民主政府，要領導抗日勝利是不可能的，全國廣大人民之渴望一個抗日的、給人民以自由的、民主集中製的與廉潔的政府有如望歲，故“爭取民主”應在今後“反對投降繼續抗戰”的運動中與之聯結起來。
“改良民生”的與之聯結也是一樣。不過，只有抗日才有實行民主可能，只有抗日與民主才有改良民生可能，這是今日政治形勢中的實際，應該明白。
八、磨擦問題
國民黨五中全會後，在河北、山東，特別在邊區所舉行的破壞性與準備投降性的磨擦及武裝鬥爭，是必須給以堅決抵抗的。這種抵抗是有用的，但必須嚴格站在自衛立場上，決不能過此限度，給挑釁者以破裂統一戰線之口實。這種自衛的防禦的反磨擦鬥爭之目的，在於鞏固國共合作。為此目的，一定條件下緩和、退讓也是必要的。
統一不忘鬥爭，鬥爭不忘統一，二者不可偏廢，但以統一為主，“磨而不裂”。
嚴防挑釁，不要上當。
九、友軍中不發展黨的組織及從某些軍隊中撤退黨的組織問題
半年來經驗，在抗日的與我合作的軍隊中不去發展黨，這個六中全會的決定，根本上是對的。在中國軍隊中發展共產黨，一般應限於漢奸與準備變為漢奸的軍隊，目的是在破壞之，其他則不應發展。任何軍隊，只要變了漢奸軍隊，或直接準備變為漢奸軍隊，都應採取堅決的破壞方針。某些抗日軍隊中已因黨的組織問題發生了有礙合作的問題時，應公開表示撤退，以求合作之繼續。
十、援助友黨問題
(一)極力援助那些進步分子，但也依進步程度而定援助程度之不同。
(二)拒絕援助那些退步分子、無希望分子，以免其擴充力量之後反噬我們。過去在這方面有了許多教訓。一句話，不作無條件的援助。
(三)極力加強對於一切愛國進步分子的工作，推動他們反對投降，必須要很多有能力的干部去做，一刻不能放鬆。對中間分子也要加緊工作。
十一、六中全會後中央各部的工作
三年來，特別六中全會以來，逐漸恢復與建立了各個中央工作部門，除軍委會、組織部、宣傳部、敵區工作部、青委建設較久外，統戰部、婦委、工委、財政經濟部、幹部教育部、總政治部、黨報委員會、華北華中委員會、西北委員會、南方委員會都是新建立的，秘書處亦改進了組織，共十六個機關。這些中央工作部門的恢復與建立，是在長征大破壞後的一大成績，一大令人高興的事。
十二、中央組織問題
(一)政治局會議以後每週一次。
(二)書記處處理日常事件。
(三)通知，大事用中央名義，小事用書記處。
(四)人員分配，以保證中央領導健全、同時加強地方領導為原則。
(五)中央各部既緊縮又加強。
十三、幹部教育兩年來，在中央直接指導下建立了抗大、陝公、黨校、馬列學院、魯藝、青訓班、女大、工人學校、衛生學校、通訊學校、組織部訓練班、行政人員訓練班、邊區黨校、魯迅師範、邊區中學、魯迅小學、兒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學校，學生多的萬餘人，少的幾百人幾十人，幾千個乾部從事教育工作，教育出來的及尚未出來的學生三萬以上。這是一個很大的成績，十八年來未有過的現象。這些學生現在還不能看出他們大的工作成績，但數年以後就可以看見了。
今後仍應繼續這個方針。為物質與敵情原因，分在邊區、華北兩地辦。去華北的，指揮管理仍屬中央，但委託北方局監督之。
十四、學習運動
(一)六中全會以後中央發起的全黨幹部學習運動，對提高全黨幹部的理論文化水平，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二)黨、政、軍、民、學各種機關的在職幹部，均應一面工作，一面學習。
(三)按其程度，文化與理論或併重或偏重。
(四)是一種長期大學校。
(五)每日二小時學習制。
(六)一面工作，一面生產，一面學習。
(七)自動與強制並重，理論與實際一致。
(八)勤學者獎，怠惰者罰。
(九)各級機關、學校、部隊均設幹部教育領導機關與人員
十五、生產運動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時機，一切可能種類，必鬚髮展人民的與機關部隊學校的農業、工業、合作社運動，用自己動手的方法解決吃飯、穿衣、住屋、用品問題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經濟困難，以利抗日戰爭。
邊區今年的生產運動是認真進行了的。須繼續總結經驗，達到解決困難之目的。
十六、青年運動
六中全會以來，有成績。青委與青年聯合辦事處集中指導青運是對的。
青運方針:堅持青年統一戰線，繼續採取五四致三青團書的態度，用以爭取青年的多數在繼續抗戰與民主共和國的旗幟之下。
十七、婦女運動
中央發布了婦女運動的方針，開始建立了婦委的工作。地方婦女工作指導機關亦正逐漸建立中。我們歷來最缺少的干部是婦女幹部，婦女運動經驗亦沒有總結，這個缺點必須補救。沒有一批能乾而專職的婦女工作幹部，要開展婦女運動是不可能的。
十八、工人運動
發布工運工作方針，開始建立了工委，開辦了一個工人學校。工人運動在群眾運動中是比較薄弱的，黨的成分中工人亦太少，今後應該在這兩方面有進步。
十九、鋤奸工作
新環境下敵人破壞我黨我軍與邊區政府的陰謀，已逐漸顯得嚴重，今後必更嚴重，大大增加了我們鋤奸鬥爭的重大性。因此全黨必須增加這一方面的注意力，必須派出與訓練有必要數量的有能力的干部到這一部門中去。
凡國民黨員因特務工作或武裝向我進攻而被逮捕或俘獲時，一般以不殺不降為原則(不降，謂不強迫其寫自首書，不強迫其聲明放棄自己信仰)，以爭取國民黨的大多數。
二十、黨的組織問題
(一)精幹。現在不是普遍發展的時候了，一般應停止發展，以精乾為原則。
(二)嚴密。
(三)消除破壞分子，保衛黨。
(四)階級教育，馬列主義。
(五)嚴格執行秘密訓令。
二十一、自力更生
黨，軍隊，一切。
準備對付最惡劣環境。
二十二、華北問題
華北局面有變到極嚴重的可能，敵人主力有進攻華北的可能，因此八路軍與華北黨必須嚴重註意這種情況的可能到來，而從軍事、政治、財政、黨的組織、統一戰線各方面進行準備，以適合堅持游擊戰爭應付最大困難為原則。
華北的黨有責任供給中央必要的經費，這種經費的政治意義是極大的。
二十三、華中問題
必須大大發展華中的黨、游擊戰爭與民眾運動的工作，從復雜的環境建立自己的根據地，以為全國長期抗戰的樞紐地帶。必須有更好的統一戰線工作，並與新四軍工作的發展與進步聯繫起來。邊區的干部以主要輸送華中為原則。
二十四、保衛邊區
(一)邊區是基本根據地，中央所在地，全國有威信的地方，必須堅決保衛之；
(二)敵人進攻邊區是促進中國投降的一步驟；
(三)敵人有進攻延安之可能；
(四)即使延安失守，仍然堅持邊區，大家準備過游擊戰爭生活，最艱苦但是最生動的生活；
(五)吃飯是第一個問題，自力更生剋服困難；
(六)學生與工作人員大批上前線；
(七)好好保護與教育青年學生、新幹部、新黨員；
(八)保存一個領導集團，一個教育集團，一個軍事集團，依靠很好地形，很好民眾，一定有辦法。
二十五、動員大批學生及工作人員上前線
(一)加強教育，加強前線工作；
(二)畢業後依然上前線，早上前線為強；
(三)因為敵情；
(四)因為經費；
(五)決定去一萬人；
(六)政治上、組織上好好動員；
(七)後方便於領導教育與打游擊戰爭，但人員還是不少；
(八)幹部須作適當的分配；
(九)學生必須酌量多留一些於後方；
(十)學校名義必須保存，前後方同。
二十六、七次大會[27]
(一)八月一日前選舉完畢；
(二)十月開會；
(三)為團結全黨反對投降而鬥爭；
(四)能夠來與能夠開的。
二十七、兩條戰線鬥爭
(一)反對右的:
看不見投降反共危險；
屈服於國民黨的壓力；
對時局無出路(失卻前途)；
沒有階級立場；
在艱苦鬥爭面前恐懼消沉。
(二)反對“左”的:
黑暗的中國，黑暗的世界，黑暗的邊區，黑暗的自己；
準備破壞統一戰線，否認國共合作，不要三民主義，把自己孤立起來盲幹。
(三)老幹部應做基幹，帶領廣大新黨員新幹部向抗戰的更高階段前進，向困難陣地攻擊。
二十八、團結戰勝一切
(一)必須更加團結:
只要中央與高級幹部是團結的，全黨必能團結。
只要共產黨團結，必然無堅不破。全國人民的救星是共產黨。
(二)必須更加集中。
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三)全國團結一致，集中指揮，戰勝一切。
結論
(六月十三日)
一、時局問題
(一)投降因素中，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動搖是主要的，這是很對的。
(二)要克服兩種可能的投降——1.克服小部投降。 2.克服大部投降。前者是目前的可能，在大部抗戰情況之下的；後者是將來的可能，在假如大部投降了的情況之下的。但做了目前工作即是便利於做將來工作，二者統一不可分。
(三)按照六中全會的定義，敵我力量在某些條件下的平衡才是相持階段，那末，不但現在不能說相持階段，如出現李精衛，則是敵人已組成了(它正在努力組織)它的新的戰略同盟軍，並使用之於作戰——迂迴我抗戰陣地之後方(民族反革命是帝國主義戰略同盟軍，這是無疑的)，這種時候，更不是什麼敵我相持，而是我又打了一個大敗仗。那時特點，打我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加上李精衛(中國佛朗哥)，故較過去的戰略退卻更加嚴重，而不是什麼相持階段。
(四)日本帝國主義正在組織兩支新的戰略同盟軍，一支是國際投降主義者，一支是中國投降主義者，前者用以包圍中國外部，後者用以迂迴中國內部。我們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動員國際的國內的反投降勢力，打退這兩支敵人的同盟軍。在沒有打退以前，沒有什麼相持階段。
(五)正面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的主力)還可能進行軍事攻擊，說已經沒有這種可能了，是不對的。它在財政、經濟、人力、軍力各方面雖困難，但依實力說，依時間說，都還有軍事進攻的可能。所以，不但一方面須要打敗從側面進攻的新的敵人，一方面還要準備繼續打敗從正面進攻的舊的敵人，才能取得敵我平衡，取得相持階段的到來。
(六)但這不是說，要把這些正面的側面的敵人在實力上打到各方面都與我抗日軍相等了，才能出現相持階段。不是實力相等，而是:我之實力十敵人弱點十國際牽制=相持階段。
(七)於是，相持階段能在三種情況下出現:
1.地域大，人數多，陣線鞏固，造成敵我相持。例如，俄國內戰的中期，歐戰的中期。抗戰到現在的中國，地域大，人數多，但陣線不固(政治腐敗，投降者搗亂)，故還沒有相持階段。如能努力克服投降危險，並在克服過程中改造政治，陣線鞏固了，相持階段就來了。這是第一種。
2.地域小(謂直接根據地小，但國度大)，人數少，但陣線鞏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紅軍戰爭，某種程度上說來一個時期內的東北義勇軍。將來假定有大部叛變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斷打破“圍剿”，這種相持形勢就有了。目前的華北局勢，可以說是暫時的、小部的相持，把華北局勢延長下去，就變成長期小部相持了。
3.由上述小部相持再變到大部相持，經過統一戰線的擴大與反“圍剿”鬥爭的勝利而達到。如果那時還不能舉行戰略反攻(還是戰役反攻期間)，仍然是相持階段。
(八)假如大部叛變之事不可免地要在抗戰行程中出現的話，那末抗戰的過程也許就要以下述的公式組織成整個相持階段:武漢以後的暫時大部相持(目前局勢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相持，但因陣線不固，故此時還只能說是暫時的)——某時以後的小部相持——某時以後再來一個大部相持。
這種變化的主要特點，就是由陣線不鞏固到陣線鞏固。要長期相持，就要陣線鞏固，有此條件，雖小亦能相持，無之雖大也不能。所以應力爭數量之大(人多、地大)，但主要的還在質量之強。所謂陣線鞏固，就是抗日根據地之鞏固加統一戰線之鞏固。
(九)華北確有相持形勢，但這還是暫時的，我們提出“堅持華北游擊戰爭”，是想把暫時變為長期。如果別處都黑暗了，剩下華北(同樣，新四軍，陝甘寧邊區)，那它雖在地域上人數上是局部的，但因已沒有別的抗日軍了，它成了唯一的抗日軍，也就取得了戰略相持的意義。這是困難局面，但我們也應準備。大半邊天都黑了，剩下共產黨抗日，我們也要幹下去，也能幹下去的。這樣干個三年五年，喚醒人民，吸引友軍，又逐漸形成新而大的抗日陣線，那時，我們就成了抗日救國的核心與領導力量。
所以，不論如何說，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雖然道路是艱難的。
(十)目前，正是敵我關係(敵我力量)重新改組的時候，看誰爭取多數，更看誰的質量較好，以決勝負之誰屬。誰勝誰敗，這問題目前未決，雙方正重新準備條件。
陣線是必然會改組，也必然要改組的。我之同盟軍的一部(地主資產階級一部)可能改變為敵人的同盟軍，但我決不讓其全調去，我必須爭取其另一部，也可能爭取其另一部。我還有廣大同盟軍沒有動員，中國農民，日本工農兵，國際無產階級，蘇聯的力量，動員起來，便能製敵死命。
敵是反革命的，我是革命的，這個質的不同，決定最後勝利之屬誰。但指揮戰爭的策略，尤其決定勝負之誰屬。沒有後者，單靠本質優良，勝利仍然沒有的。
二、轉變問題
(一)我們說準備自己，應付新的可能情況，應付可能的米亞哈，是在六中全會總路線之下的。在六中全會總路線下，準備對付可能的米亞哈(或哈恰)，與準備在可能的米亞哈佔領地區採取暫時的退卻政策。到此為止，不能設想對六中全會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即是說，如果有轉變的話，不是路線的轉變，而是戰術或策略之局部的暫時的轉變，以防意外的襲擊，這一點要首先弄清楚。我們要堅持過去的總路線。
(二)目前要極力爭取的，用黨的全力去爭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爭取多數抗日，擁護並幫助並監督並批評國民黨與蔣，使之能夠從反汪鬥爭中、從今後發展中克服投降傾向，這是目前的中心任務。
(三)因此應強調團結，強調統一，強調國共長期合作，而不是強調其他東西。也只有強調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機，也只有強調這些才能更好地準備自己，應付可能的事變。一切為了孤立投降派而不是使自己孤立。
三、幾個策略問題
(一)鞏固黨問題(組織上的緊縮政策)。去年三月會議[28]決定大大發展黨之後，黨已在全國有了大數量的發展。現在的任務是鞏固它，故須暫時地一般地停止發展。當然不是一個也不准入黨，有些地方還是應發展。停止發展為的是便於清理、除奸和教育，將來還是要再發展的。
(二)黨應好好保護新黨員新幹部，主要責任在老黨員老幹部身上。新老黨員新老幹部之間，一定要弄好，如弄不好，老黨員老幹部負其主責。有完全的理由給新黨員新幹部以原諒，而對老黨員老幹部則沒有這種理由。此問題過去存在著某些不正確觀點。這事，與主力部隊和地方游擊部隊的關係大略相同。
要從新黨員中提拔大批的干部。
(三)要加緊黨內教育。階級教育與民族教育的統一。但目前應著重階級教育，同時不忽略統一戰線教育。
要編制中級課本，哲學問題上要著重唯物史觀。
(四)要提拔地方乾部。沒有地方乾部——中級的，高級的，不能建立鞏固的根據地。
反對“欽差大臣”的傾向，反對輕視“土包子”，取消“土包子”這個稱呼。
(五)要保護革命知識分子，不蹈過去的覆轍。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國民黨和我們力爭青年，軍隊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識分子。要說服工農幹部，吃得下，不怕他們。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政府中，黨部中，民眾運動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識分子。
(六)友黨友軍中停止發展黨並撤退黨問題。從大局看，停止與撤退是有益的，否則將因此一事妨礙大局，破裂統一戰線。不爭取中國軍隊，革命不能勝利，而爭取目前主要的是從政治上，若組織黨則妨礙政治爭取。
靠嘴巴不靠組織，靠上層不靠下層(暫時情況下)。
一面撤退黨，一面加強聯絡，同意統一戰線工作的某種獨立性。
一般只在真投降者的軍隊中、政府中、政黨中，取組織上的破壞政策，其餘，一般只取政治上的爭取政策。某些特殊部門不執行撤退辦法。
(七)不殺國民黨員，有重要意義。不是不殺漢奸，不是不殺某些叛徒，也不是不殺緊急時機的革命危害者。
(八)不應過分強調民主民生。不適當的。目前應強調反投降(強調抗戰)，不能同時有幾個強調。是聯繫不是強調。
民主民生在國民黨區域是宣傳口號，不是行動口號。
徵兵、捐稅、生產等問題，取贊成而又批評的態度，不能取根本反對態度。
(九)地方策略。要有明確的適合當地情形與各種情形的地方策略。中央以後要注意指導。
(十)要加強群眾運動。所謂準備群眾即指此。不是降低階級鬥爭就能夠克服投降，只有正確地開展階級鬥爭，以與統一戰線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單有統一而無鬥爭是非常危險的。群眾是我們的最後依靠，也是抗戰的最後依靠。
(十一)回民問題。
(十二)開辦黨內刊物。立即就開始辦，地方上也要辦。
(十三)其他。
總的結論就是這樣:團結戰勝一切。
報告部分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結論部分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毛澤東修改件刊印，並據《兩條路線》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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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天羽，即天羽英二（一八八七——一九六八），當時任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
[2]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通過的《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
[3]安南，今越南。
[4]陶德曼（一八七七——一九五○），當時任德國駐中國大使。
[5]蔣，指蔣介石。二陳，指陳果夫（一八九二——一九五一）、陳立夫（一九○○年生），浙江吳興（今屬湖州市）人，當時均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何，指何應欽（一八九○——一九八七），貴州興義人，當時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部長。
[6]孫，指孫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當時任國民黨政府立法院院長。於，指於右任（一八七九——一九六四），陝西三原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院長。白，指白崇禧，當時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
[7]近衛，即近衛文麿，當時任日本內閣首相。
[8]指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南京成立的日本傀儡政府——“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它在名義上管轄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日本佔領區和南京、上海兩個特別市。一九四○年三月併入汪精衛偽政府。
[9]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的日本傀儡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它在名義上管轄河北、山西、山東、河南等省的日本佔領區和北平、天津兩市。一九四○年三月併入汪精衛偽政府，改稱“華北政務委員會”。
[10]張高峰，即張鼓峰。一九三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日軍在中國、蘇聯交界處的張鼓峰地區，向蘇軍挑釁。在蘇軍的有力回擊下，日軍戰敗求和，在莫斯科訂立張鼓峰停戰協議。
[11]板垣，即板垣徵四郎（一八八五——一九四八），當時任日本內閣陸軍大臣。
[12]宇垣，即宇垣一成（一八六八—— 一九五六），一九三八年五月出任日本內閣外務大臣，同年九月辭職。
[13]平沼，即平沼騏一郎（一八六七——一九五二），當時任日本內閣首相。
[14]指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
[15]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當時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
[16]東四省，指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熱河省，一九五五年撤銷，原轄地區分別併入河北、遼寧兩省及內蒙古自治區。
[17]宋，指宋慶齡。何，指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廣東南海人。鄧演達（一八九五——一九三一），廣東惠陽人。他們都是國民黨左派領袖。
[18]馮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縣（今屬巢湖市）人。一九三三年五月與共產黨合作，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任總司令。
[19]蔡廷鍇（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廣東羅定人。一九三二年指揮十九路軍參加淞滬抗戰。一九三三年參加組織抗日反蔣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20]趙博生（一八九七——一九三三），河北黃驊人，曾任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參謀長。董振堂（一八九五——一九三七），河北新河人，曾任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第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一九○一——一九三四），河北滄縣人，曾任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第七十三旅旅長。一九三一年春，二十六路軍被蔣介石派到江西進攻紅軍。同年十二月，該軍一萬餘人在他們的領導下，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抗日號召，於江西寧都起義加入紅軍，編為紅軍第五軍團。
[21]吉鴻昌（一八九五——一九三四），河南扶溝人，一九三三年五月，與馮玉祥、方振武等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任前敵總指揮兼第二軍軍長。任應岐（一八九二——一九三四），河南魯山人，一九三四年五月與吉鴻昌等共同組織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進行反蔣抗日活動。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吉鴻昌、任應岐同在北平遇害。
[22]張學良，一九○一年生，遼寧海城人。楊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陝西蒲城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們共同發動西安事變，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23]陳濟棠（一八九○——一九五四），廣東防城（今屬廣西壯族自治區）人。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和李宗仁聯合其他兩廣將領發表通電，表示反對日本增兵華北，要求對日宣戰。
[24]米亞哈，即何塞·米亞哈，西班牙內戰期間任馬德里城防司令。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與卡薩多、貝斯泰羅發動反共和國的軍事政變。二十八日，向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所領導的叛軍投降。
[25]哈恰，即埃米爾·哈恰，捷克斯洛伐克總統。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國際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接受慕尼黑協定，將捷克斯洛伐克逐步置於希特勒德國的控制之下。一九三九年三月，又被迫將捷克地區改為“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區”，劃入德國版圖。
[26]佛朗哥（一八九二一九七五），曾任西班牙陸軍參謀長。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發動武裝叛亂。一九三九年四月奪取政權，建立法西斯統治。
[27]指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成立了由二十五人組成的“七大”準備委員會。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於召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準備“在最近時期內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討論了“七大”的主要議事日程，並正式通過了《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要求“加緊完成準備召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切必要工作”。由於戰爭和交通等原因，大會遲遲未能召開，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才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開。
[28]指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