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反投降提綱-1

——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的提綱 (一九三九年六月) 報告 (六月十日) 目前形勢的特點 目前形勢的特點在於:國民黨投降的可能已經成為最大的危險，而其反共活動則是準備投降的步驟。國民黨投降的可能是從抗戰開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發生的，但成為時局的最大危險，則是目前政局中的現象。國民黨反共也是從統一戰線建立時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發生的，但把反共作為直接準備投降的步驟，則是目前的實際。 目前的這種形勢，是由於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一、日本的誘降政策，二、國際的壓力，三、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動搖。今分述於後: 一、日本誘降政策的歷史發展 (一)日本對華基本方針是滅亡中國，建立所謂“東亞新秩序”——這是堅定的、不變的，在日本侵略者看來也是變不得的。今年一月二日東京《國民新聞》(軍部機關報)的社論說:“眼前現實的課題，已不容寸尺後退，瞬間躊躇。事變入於收拾期，萬一國步的統制有疏漏，則不但將喪失戰果，且會影響國家的命運。戰爭的後期是比初期困難好幾倍，歷史上有過教訓，歐洲大戰時代德國和俄國不幸的事例，為政者和國民須得深加洞察。”(《世界知識》二月一日出版的九卷一期)

做一句話來說，就是:基本的侵略方針非貫徹不可，否則有德、俄革命的危險。由此可知，以為日本可以根本上讓步，可以不經長期戰爭而用英、美壓力恢復盧溝橋以前狀態(蔣介石，國民黨許多人)，只是夢想。 (二)它的“滅亡中國，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基本方針(總路線)是堅定的，不會自己動搖的，但是它執行此基本方針的方法(或策略)是軟硬兼施的，有伸縮性的，並可作出某些暫時的、局部的、表面的讓步，以求達其根本目的。 大體上:盧溝橋以前——政治誘降為主；盧溝橋至武漢——軍事打擊為主；武漢到現在——再以政治誘降為主。 (三)為了明白敵人根本方針的堅定不變與其施行策略的軟硬兼施，只要看下列各種材料就可知道:

1.盧溝橋以前——規定硬的方針，並實行佔領東三省，對全中國則採取外交誘降辦法。 (1)滿洲事變前的田中奏摺(一九二七年即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總理兼外務大臣田中義一函致宮內大臣一木喜法，請代奏明天皇者)有云“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規定了滅亡中國的方針。 (2)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佔領滿洲。 (3)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1]聲明(天羽代表外務省發出聲明)有云:“東方和平日本負責為之，反對中國與東方和平抵觸之行為，反對他國任何妨礙東方和平之舉動”。公開表示其滅華方針。 (4)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的廣田三原則(廣田在議會正式宣布三原則)，即:第一、對日親善，第二、承認滿洲，第三、共同防共。

(5)一九三七年春，日本華北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的秘密條呈，結論六條，均表示施行方法之軟硬兼施。 2.盧溝橋到武漢——為執行其硬的方針，採取堅決的軍事進攻方法為主，輔之以政治誘降。 (6)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的幾天，外相廣田宣布不擴大主義。我黨八月決定[2]曾指出這是“掩護進攻的煙幕彈”，但同時含有“降則免打”之意。 (7)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陸相杉山在特別議會的戰爭演說，“斷然決定膺懲，陸軍當局已採取重要措置”。表示方法是硬的，打，為著降。 (8)開戰以後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據英國《標準晚報》稱，日政府負責人曾以這些條件提交蔣介石，內容凡六條:A.內蒙獨立；B.華北自治；C.上海佔領地作為日本租界；D.山海關到安南[3]沿海的捕魚權；E.中國退出國聯；F.不得設空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解放報》)表示所要的東西，至今大體上不出這個範圍。

(9)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領南京後，二十七日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凌發表談話:“日本帝國決不滿意於今日的成功，蓋距總局之前途尚遠，帝國軍人基於帝國之總意，為東洋永久之和平，希望達到徹底進步的目的。”表示要繼續軍事進攻。 (10)廣田的除夕(一九三七年)演說:“友邦中國若能了解日本力求東亞和平之重要觀點，則能免今日之慘痛。日本政府深願於一九三八年開始新的和平，解決一切問題。”表示方法是可以用軟的，只要降。 (11)有名的一月十六日宣言。十二月十一日(南京佔領前兩日)閣議決定，十二日御前會議通過，十三日占領南京，十七日中國蔣委員長發表告國人書，到一月十六日政府就發表此宣言。其大意謂: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期望新政府成立。尊重中國領土、主權與列國在華權益。表示方針是硬的，方法也是硬的。

(12)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駐華大使川越茂對記者發表談話，謂:“奉令返國，參贊日高留滬，但留滬目的，並非尚欲與中國政府交涉，而是與外國外交人員接洽可能發生之事件。與國民政府重開交涉之門戶已經關閉，即使國民政府將來重新考慮其態度，亦僅能與中國新組織交涉，不能以日本為對手。”從一月十六日宣言後，以戰為主，以和為輔，打倒蔣介石，建立新政府，此談話最露骨。 (13)但戰中仍有和。一月二十日路透電所傳廣田在七十三屆議會中宣布德國調解的和平條件四條:A.放棄聯共抗日，承認“滿洲”；B.在若干地帶成立非戰區，在此區內設立管理機關；C.中、日、滿經濟合作；D.中國賠款。此為最低議和條件，即陶德曼[4]交蔣之條件。蔣曾擬考慮接受，汪精衛的《舉一個例》即指此(蔣、二陳、何[5]，還有孫、於、白[6]都參加討論接受問題)。最後蔣拒絕，廣田乃在議會宣布。

(14)一月下旬在七十三屆議會中: 近衛[7]的開幕演說——“戰爭之解決，尚須長久時日”，“現政府採取堅決之政策，嗣後不再與中國國民黨政府發生關係”。 廣田演說——宣布陶德曼提交之四條件(見前)。 民政黨議員——要求政府保證，嗣後決不與國民黨政府討論媾和條件。 議員島田俊雄——質問為什麼不對華宣戰? 日本政府宣布對華政策四要點:A.絕對不與國民政府交涉；B.為阻止軍火運華，仍可對華宣戰；C.對華北新政權居監護人地位；D.絕對不容第三者調停。 但至一月二十九日那天，近衛又在本屆議會表示:“宣戰之舉仍在考慮中，視中國將來態度為斷。”和平之門仍然是開的。 此乃反映日本政府中主和派與主戰派之鬥爭，杉山為此曾於此時發表“必須準備長期戰爭”之文告，與主和派對抗。

(15)日本駐滬大使(維新政府[8]的)谷正之，三月九日發表談話，謂:“蔣介石政權行將崩潰，但須繼續加緊戰爭促蔣政權倒台，並使第三國放棄援蔣企圖。戰爭以外之法如能使蔣氏議和，則耗費較少，效力更大。”一個人一次談話中主戰又主和。 (16)五月二日近衛演說準備長期戰爭:“為推翻蔣政權，剷除東亞禍根，雖費數年光陰亦所不惜。同時，全國國民應極力援助華北、華中兩親日防共政權。” (17)五月九日廣田在地方長官會議演說，主張慎重處理事變:“中國事變進到第二階段，蔣介石政權宣傳長期抗戰，從事於國內之團結，但未能達到團結之目的。他方面，各國軍需品之輸入及蘇聯援助中國，這是事實。因此，帝國政府必須顧及此種事實，慎重處理此次事變。津浦線佔領之時，臨時[9]、維新兩政府即刻實行合併，帝國政府對此極力加以支持，使能合併統一，並圓滿健全發展。”敵以軍部與外務省一個代表硬，一個代表軟，但或硬中帶軟(軍部之特務機關)，或軟中帶硬(外務省)，裝紅白臉。

(18)徐州陷後，敵聲言打到昆明。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二十二日敵前線指揮官發表談話，謂:“徐州攻陷，戰爭並未停止，戰爭步驟有三:第一步即徐州大戰，第二步進攻漢口，第三步進攻重慶或昆明。”不亦硬哉! (19)六月十七日永井遞信大臣發表談話，謂必須打倒蔣政權:“目前政府之對華政策在於打倒蔣政權，援助新政府，建設新中國，奠定東亞永遠之和平。其他政策亦須沿此路線進行。” (20)張高峰事變[10]時，外傳日本向中國提出和平五條件:“日蘇邊境糾紛日烈，有成為大規模戰爭可能時，中日和平空氣今日(八月五日)又盛傳於香港，上午《孖刺西報》首傳日本向中國求和五條件，下午各晚報均刊載。五條件是:A.日軍退出佔領區，但中國也不得駐軍；B.承認“滿洲國”；C.虹口、閘北、江灣，租給日本，定期九十九年；D.賠償此次戰爭損失；E.共同防共。”(《星島日報》二十七年八月五日，香港通訊)

(21)板垣[11]的強硬論。七月一日板垣發表談話:“在蔣政權依然存在之時，中日間絕無和平可能，今日日本不能再與蔣介石攜手開和平談判”。七月七日，事變一周年紀念日，板垣發表談話:“今後戰爭，無論延長多少年，帝國所走之路只有一條(按:指以武力征服中國)，除此以外，不能達到東洋百年之和平。” (22)設立對華院，總攬對華統治大權——總裁副總裁即五相。不但佔領區，而且非佔領區，均歸其管轄。 (23)九月二十九日軍部趕走宇垣[12]。宇垣因對華政策與軍部不合憤而辭職。 3.武漢到現在——策略改變，由硬到軟。 (24)十月十二日占領廣州，二十五日占領武漢，看見三十日蔣介石發表主張長期抗戰的告國民書，故日本政府擇了十一月三日明治紀念日即所謂天長節這一天發表了一個重要宣言，明顯地表示改變策略。其要點為:A.“國民政府已為一地方政府，如繼續抗日，則該政府殲滅以前，決不停止軍事行動。”B.“日本之目的，在於建設東亞長治久安之新秩序，即日、華、滿三國提攜，樹立政治、經濟、文化等項互助連環之關係。”C.“至於國民政府，倘能拋棄從來錯誤政策，另由其他人員從事更生之建樹，秩序之維持，則帝國亦不予拒絕。”政策已變，宣布廢止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及必須建立偽政權之政策，聲明可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但須蔣下野。

(25)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聲明，即汪精衛通電擁護、蔣介石演說痛駁之聲明。其要點:A.“中、日、滿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的，互相結合，互相親善，並實行共同防共，以及經濟提攜”；B.“因此，中國必須與'滿洲國'樹立完全之國交關係”；C.“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在特定地點駐軍防共，以內蒙作為特殊防共區域”；D.“中日經濟提攜:帝國臣民在中國內地有居住、營業之自由，在華北與內蒙予日本以開發與利用資源之便利”；E.“日本允許考慮交還租界，撤廢治外法權”。重申十一月三日宣言的基本政策，加具體內容。只要降日，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允許蔣存在自此始)均可存在，華中、華南可以退出，華北是要的，但主權名義仍可不要。 (26)平沼[13]內閣繼續此方針，至今不變。 (27)日本在中國策動廣大的“和平運動”，設立所謂“和平息戰會”，到處開大會、發傳單。設立統一中央政府，很久不提了，雖偶一提及，無外嚇蔣，除非蔣抗戰到底，它是留以待蔣的。 (28)離間國共合作、利用三民主義的大陰謀。日人松本慎一做了一篇題為《爭取支那民族大眾問題》的文章，其中說: “帝國行使武力之目的，第一在徹底打擊抗日政權及軍隊，第二在要日支兩民族提攜、融合及東洋和平之確立，前者乃達成後者之手段。然此二者，證諸支那之現實，實為互相對立之矛盾。試觀事變以來之經過，抗日政權之指導原理雖屬誤謬，但蔣政權已具有民族政權之本質，而有支那民族大多數之支持。現政權所以能得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黨和抗日聯合各界以及舊軍人之熱烈擁護者，即緣於此。今吾人，一方欲擊滅蔣政權，他方欲與支那民族相提攜，事實上誠不啻緣木求魚。蓋欲倒蔣，愈使支那民族擁蔣。要倒蔣就不能抓住民眾，要抓住民眾即不能倒蔣，故我國根本困難即在於此。” “臨時、維新兩政府，尚無民眾基礎，有民眾基礎則南北兩政府自不難合流。而新政府之綱領，應以國民黨三民主義為旗幟，新政府之任務應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實現。或曰:敵人之旗幟與我相同，難免混淆不清。但吾人可告以彼等以'一面抗戰，一面實行三民主義'為號召，吾人則以'一面與日提攜，一面建設三民主義'相號召。” “國共之合作，乃抗日聯合陣線之基幹，實有加以打擊之必要。” “武漢作戰之目的，乃在分散國共合作，故武漢佔領好似在國共間插入一個楔子，戰略政略雙方都在分散國共力量。” (上文見《大公報》本年一月二十三日) (29)上海《導報》還在二月十七日就指出了遠東慕尼黑的危險:“一方面，它在實事求是，努力加強地方政權，組織所謂江漢政府之類。別方面，它在進行更大規模含有國際性的陰謀。這陰謀的主要企圖是壓迫和誘騙英、法兩國來用國際會議的形式(公開的或秘密的)強迫中國與日本妥協，雖然日本曾聲明不願第三國參加解決中日沖突。”並且說:“認為汪精衛完事大吉，是不對的，他將來還可起極惡劣的作用。” 以上我舉的二十九條材料，說明日本對華誘降政策的歷史發展，充分證明下列三點: 第一，日本滅亡中國的總方針是非常堅定的，決不改變的，它一定要把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一定要建立所謂“東亞新秩序”。 第二，但它的實行方法是軟硬兼施的，並且依時有所側重，武漢以前以打為主，但亦戰中有和；武漢以後，以和為主，但仍略打一打，壓使投降。 第三，它還努力策動英、美、法召集遠東和平會議，遠東慕尼黑的危險就壓在中國人的頭上。 (四)上說三節，第一節指出它的基本方針堅定不變；第二節指出它的實行方法軟硬兼施；第三節從二十九件材料說明其施行方法由硬到軟的歷史發展，證明投降是當前的最大危險。現在這個第四節從它的財政、經濟、軍事方面說明其主和的原因。日本已處於財政(三年一百二十億元，第一年二十五億五千萬元，第二年四十八億五千萬元，第三年四十六億五千萬元)、經濟(輸入大增，輸出大減，軍事工業打倒和平工業，物價大漲，人民生活惡化，現金用盡，外匯不穩)、軍事(兵力不足，兵力分散)大見困難的境地，它還要準備應付國際戰爭，故極力策動中國投降，分裂抗日陣線，利用汪精衛勸誘蔣介石，並準備利用三民主義與國民黨，它的這個陰謀是十分惡毒的。敵人戰不可怕，和則十分危險，《大公報》曾稱為“縊鬼式之和平”，中國將無疾而終。 (五)為表示和之誠意給國民黨看，給英、美看，日本用大力“掃蕩”八路軍(華北十五個師團)，現又企圖進攻陝北，作為促進國民黨降日反共之一步驟。 以上是日本的誘降政策。 二、英、美、法的壓力 中國投降危險成為當前最大危險的第二個因素，是英、美、法投降主義者加於中國政府的壓力。 英、美、法等非侵略國對於侵略國所進行的侵略戰爭所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不是由於他們力量不足，也不是單純的由於他們畏懼革命，而是由於他們“坐山觀虎鬥”的陰謀計劃。 他們開始即鼓勵日本進行戰爭，說什麼“三個月就可打敗中國”。他們隨即讓出上海，使戰爭深入內地去打。他們寧可使香港受包圍，讓日本佔領廣州和海南島。他們大量供給日本以軍需品，使日本有可能進行消耗戰爭。 他們又聲言援助中國，並且已實行有所援助，借點小款，供給點軍需，使中國有可能與日本進行消耗戰爭。他們常鼓吹“中國必勝”，使中國在消耗戰爭中增加勇氣。一切這些，其中心目的，在於消耗戰爭雙方，等到雙方精疲力竭時，他們就以“健全的身體”出來喝令雙方停戰，使雙方都聽他們的話。 他們縱容德、意在西方的侵略行動，也是這個目的。 他們希望德國和蘇聯打，而他們從容觀戰，然後乘其疲憊而掠奪之。 他們始終不贊成蘇聯所提普遍安全計劃者以此。 他們不願意保障波羅的海三國[14]的安全者以此(開一缺口便於德國進攻蘇聯)。 戰爭的片面性(侵略戰爭是危害英、美、法利益的，但英、美、法卻取旁觀態度)的原因在此。 鷸蚌相持，漁人得利——這就是英、美、法帝國主義者的現時政策。 這些非侵略國與侵略國之間是有深刻矛盾的，但不到一定程度他們是不會放棄其“漁人”政策的。 莫洛托夫[15]謂“英、法有進步，但所謂進步是浮而不實的”，斯大林謂“不要被人利用”，即是說英、法的漁人政策並未放棄，不要上當。 英、法、蘇協定有成立可能，但目前尚難樂觀，成立了之後又有破裂可能。新慕尼黑危險並未消滅。 六中全會指出英、美、法政府不可靠，可靠的只有其人民。英、美、法人民反戰反法西斯勢力正在逐漸增長，只有這種勢力才是最後可靠的。 蘇聯聲明繼續援助中國，但決不贊成中國投降。 英、美、法策動的遠東慕尼黑，現在接近了一個緊要時節。他們似正在作這種想法:希望中國再打半年，雙方都更疲憊一點，那時就到了遠東慕尼黑開幕之時了。 中國投降危險的第二個因素，就在這樣的國際情況上面。 三、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動搖 (一)資產階級叛變的必然性。 1.一九三七年五月蘇區代表大會曾經指出:“在某種歷史環境能夠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制度的中國資產階級，由於它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就要動搖變節，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證明了。因此，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歷史已判定不能經過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夠完成。” 2.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決定上說:“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著上述的嚴重弱點，所以在今後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與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平津的喪失就是東四省[16]喪失後最嚴重的教訓。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 3.六中全會指出妥協危機的嚴重存在，把反對投降妥協放在第一條。指出國民黨有光明前途，但同時指出其前途尚有障礙物，如不克服，則沒有什麼光明前途:“很明顯的，所謂一切黨派在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的大前提下都有光明前途，是包括了克服各黨內部守舊傾向這種努力的。如果存在著不利抗戰與統一戰線的守舊傾向而任其發展下去，那就有斷送其光明前途的危險。這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一樣”。國民黨是以資產階級為骨幹的黨，是在資產階級指導之下的。 (二)五中全會以後的國民黨。 1.五中全會還是以聯共抗日為主要方向，但同時已包含反共降日的因素:(1)決定了依靠國際壓力和平解決中日問題的方針；(2)決定了防共與反共的方針(但不是戰爭)，設立了“防共委員會”。 2.主和空氣籠罩一時: 禁止反對遠東慕尼黑。最近到的一期重慶出版的《文摘》，把一篇題名《英國會在遠東來一個慕尼黑嗎?》的文章刪去了。 許多刊物發表提倡依賴英、美製裁日本的文章，其意即開國際調和會議解決問題。 政府中黨部中很多人是主和的，軍隊中也有這種人。 “國民黨投降可能”這一點，歷來就存在，但在今天已成了最大的危險，如不克服，中國抗戰將受到極大挫折。 3.國民黨已在進行其投降的主要準備工作，即是反共，反共是投降準備工作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半年以來，華北、華中、南方、西北反共活動特別厲害。在華北:八路軍從日本手裡收復失地，國民黨從共產黨手裡“收復失地”。在西北:共產黨沒有超越邊區寸土，國民黨則用武力侵入邊區許多地方(鎮寧、寧縣、旬邑、靖邊、瓦窯堡)。原因在於共產黨是投降的最大障礙物，不反共則不能投降。 一切都是藉口，進行投降準備工作則是實際。 製造了無數的假文件。 以上三個因素、三種原因，使目前時局處於投降派與抗戰派的嚴重鬥爭中，投降可能成為當前的最大危險，而反共正是準備投降的一個必然步驟。 三種原因中，以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動搖為主要原因，如不自己動搖，則敵人的誘降政策無所施，國際的勸降壓力無所用。 這種情況是與六中全會時不同的。那時，抗戰還在高潮，十月三十日蔣之宣言、十二月二十六日蔣之駁斥近衛演說就是證明。現在，是在敵人以誘降為主並已生效的時候，是在英、美加緊策動投降的時候，是在國民黨五中全會決定依靠英、美並執行反共政策之後。所以，那時，雖以反投降為第一條，但實際沒有現在嚴重。 八個月以來，時局變到反共、投降最為嚴重的時候了。所以，現在增加了新的具體的任務，這就是用全力反對投降。 準備投降的各種藉口: 第一個藉口——共產黨搗亂，這是不對的。偽造文件。邊區的被攻。八路軍的無餉。全國執行良好的統一戰線政策，擁蔣擁政府。全國無土地革命。八路軍、新四軍的英勇作戰。 第二個藉口——蘇聯陰謀，這是不對的。一九二七年幫助中國革命。兩年來援助中國抗戰最大。它沒有陰謀侵害過任何一國。各國多與它通好結盟。 第三個藉口——財政經濟困難，這是不對的。只要採取六中全會的新政策就能克服任何困難。過去紅軍即現在八路軍克服困難的經驗是明證。 第四個藉口——人心厭戰，這是不對的。日本正作這種宣傳，這樣說不啻響應日本宣傳。人民不滿兵役法，是怨恨方法不對，不是怨恨抗戰。又極端地壓制民運。 第五個藉口——軍心厭戰，這是不對的。污衊抗日軍。多數官兵的為民族解放而戰。多數官兵的厭惡內戰。 第六個藉口——國際無援，這是不對的。抗戰主要靠己不靠人。蘇聯的有力援助，各國人民的同情。英、美、法政府本不可靠的。 第七個藉口——敵人太強，這是不對的。敵人已消耗了很大，三年要用一百二十萬萬元，兵力不足與分散。我之地形好，士氣盛。 還有許多藉口。 抗戰的前途(大概估計，不能死看) 然而抗戰是一定要堅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鞏固發展的，三民主義旗幟與三民主義共和國口號是一定要堅持的，這是黨的基本任務。 國民黨投降可能與繼續抗戰可能是兩個可能。有投降者，有抗戰者，又是兩種狀況。 “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與局部的妥協”——這是一方面。 “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與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的前進與發展。”“只要真能組織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的勝利是無疑義的。”——這又是一方面。 (均見“八月決定”) 抗戰可能有兩個前途:第一前途——大部抗戰，小部投降；第二前途——大部投降，小部抗戰。 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曲折性:第一前途，也是長期的曲折的；第二前途，則更是長期的曲折的。 我們從來也沒有設想過抗戰應該是速勝論、直線論(一字論)，而歷來主張長期論與曲線論(之字論)。從來也沒有主張過不發動全國人民，不實行國家民主化，可以克服投降，取得勝利。克服投降，取得勝利是要人民的大多數來幹的，是要各黨各派的一切愛國進步分子來幹的。 不能設想，國民黨整整齊齊一人不剩地投降。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國民黨全黨投降帝國主義，舉行反共戰爭。但那時的情況是:(1)沒有一個帝國主義打進中國來；(2)所有帝國主義都讚助蔣介石反共，各國在暫時穩定局面之下；(3)國民黨沒有吃過反共戰爭的苦，能夠動員軍隊；(4)全國人民沒有嚐過反共戰爭的味道，沒有受痛苦的教訓，也沒有被欺騙的經驗；(5)共產黨沒有統一戰線失敗期間的經驗，又沒有武裝力量(都失敗了)，主要的沒有戰爭經驗；(6)世界不是革命與戰爭時期，而是反動時期；(7)蘇聯沒有今天強大。 然而還有宋、何、鄧演達[17]等堅持革命，沒有叛變。 “九一八”以後，有馮玉祥[18]，有蔡廷鍇[19]，有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20]，有吉鴻昌、任應岐[21]，有張學良、楊虎城[22]，有陳濟棠[23]、孫科。 況在今天，有兩年抗戰歷史。 假如有米亞哈[24]，有哈恰[25]——中國也不是西班牙、捷克。 一、有投降者(這是必然的，已有汪精衛，還會有張精衛、李精衛)，也會有反對投降者。 二、有堅決投降，一往不返者，也會有一時投降準備再戰者。 三、有先降後戰者(有些人要當一回漢奸才能變好)，也會有先降後戰再降者。 四、人民與軍官可能初受蒙蔽，後來覺悟反抗。如像“共產黨搗亂”、“八路軍叛變”、“國際情況不佳”、“財政異常困難”、“蘇聯要赤化中國”、“暫時屈服徐圖反抗”等欺騙，是必然會到來的。 五、敵人必不讓有一個全國統一不受干涉的投降集團存在，它必然採取四分五裂政策。那時，可能有許多傀儡政權同時存在，以便利其統治。各種武裝投降者之間可能發生內戰——中國是內戰最可能(地大，經濟分散)與最有經驗的國家。 六、敵人可能先讓一步，然後乾涉。當其讓步時——可能投降；當其乾涉時——又可能決裂。 七、佛朗哥[26]並沒有收容米亞哈，希特勒也沒有收容哈恰。日本最後只會收容汪精衛一類。 八、滿洲人民與軍隊的經驗，大家知道了。中國軍隊不能消滅，這是肯定的；繳槍必打，這也是肯定的。 總之，那時必是一個混亂局面，不是一個統一局面。那時，共產黨將成為全國人民的救星，全國人民望共如望歲。那時，中國人民對蘇聯希望必增加。那時，國際必是一個戰爭與革命局面。那時，日本與英、美、法的衝突是可能的。如果這種情況出現，正是中國革命長期性、曲折性的實際。 不能設想，不民主的政府如現政府能夠抗戰到底。不能設想，這種政府能夠爭取最後勝利。我們一次也未希望過，也未說過。 只有願意動員全國人民的政府，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政府，才是能夠領導抗日勝利的政府。 舊東西的改造，經過叛變與克服過程。 那時，可能出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府(包括共產黨在內的)。 那時，中國可能有三種性質的政府——日本的傀儡政府，半傀儡政府，抗日政府。這幾種政府間的鬥爭，將組成所謂相持階段的局面。所謂相持階段，可能正是這樣情況的階段。 不能速勝也因這種情況。 不會亡國也因這種情況。 將來抗戰局面不外二途，如前所說:一、大部抗戰，小部投降；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戰。如果是第二種前途，則其可能情況如上所述。但第一種前途，目前並未絕望。原因在於: 在國內——一、許多軍人擁護抗戰；二、國民黨中的抗戰派；三、共產黨的反對投降；四、人民的反對投降。 在國際——一、蘇聯的援助；二、西班牙、捷克的教訓；三、歐美人民的輿論。 在日本——財政、經濟、軍事的困難。 但是要鞏固擴大統一戰線才能辦到。 如果出現第二種前途，那就不但是政府的分裂，而且是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的分裂: 日本人的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現已在做，經過汪精衛，這是假三民主義與假國民黨。 中間性的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現已萌芽，正在奔跑，這是半真半假的三民主義與國民黨。 中國人民的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現已發生，正在發展，這是真三民主義與真國民黨。 三民主義與國民黨是否可以避免上述那樣分裂(分裂是必然的)，要看國民黨、共產黨與全國人民的努力如何。 因此，相持階段的可能情況便有幾種: 一、大部抗戰，小部投降的相持階段——即克服投降可能，取得大部抗戰，打下去，除開破壞日本的政治陰謀之外，還停止它的軍事進攻。這是第一種情況的相持階段，這是最理想最希望的。 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戰的相持階段(共產黨與一切不願投降的人是要繼續抗戰的，即使是小部)——即使大部投降了，剩下小部抗戰，但只要能鞏固小部，鞏固抗戰根據地，亦能與敵相持，如同過去小部紅軍在根據地上與敵相持一樣。不同的，過去是內戰，今後是對日本與對漢奸，而不是內戰。 在站住了腳，不是繼續後退了這一點上說來，在它是全國唯一的抗日軍這一點上說來，這也是一種相持局面。 這是第二種相持局面。 三、由小部再到大部的相持階段——這是第三種相持階段。 由於小部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堅持國共合作，堅持三民主義，將投降派所把持的陣地分化過來，再爭取大部抗戰。那時，如果還不能對敵人反攻，則還是一個相持階段。 我們力爭第一種相持局面。不得已再是第二種，且其前途還有第三種。 危險是存在的。但總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危險環境中表示絕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見光明的人，只是懦夫與機會主義者。 還在一九三七年蘇區代表大會就指出了資產階級叛變的必然性。 還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又指出“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 十一月又指出民族投降主義與階級投降主義的危險等。 這些，我們都預料到了的，它的發生並不是突然的。 抗戰前途，不外好壞二途。我們力爭好的前途，同時準備即使很壞，我們也有辦法。 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經過長期的鬥爭與曲折的鬥爭。短期的與直線的勝利是沒有的。我們歷來反對速勝論與亡國論，今天仍一樣。 以為地主資產階級叛變就等於亡國，這是沒有看到:一、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存在；二、抗日友軍中的抗日情緒；三、國民黨中的抗戰派；四、資產階級中目前不願投降者；五、淪陷區仍然受壓迫的資產階級；六、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農民；七、蘇聯的援助。不看見這些正在生長的力量，只看見地主資產階級投降了，就認為整個世界都黑暗了，於是發生驚慌失措、動搖逃跑等現象，這是完全不對的。 六中全會說，相持階段必是“更加困難，同時更加進步”的階段。更加困難，就是敵人之外，還加上投降叛變。更加進步，就是經過各種形式的鬥爭(包括戰爭)，抗日的國民黨繼續同共產黨合作，國民黨便能更加進步。一部叛變，大部抗日——這種情況是我們希望的，過去這樣希望，現仍如此，要力爭之。大部叛變(甚至一時表現為全體)，一部抗日——這種情況不是我們希望的，但是可能的。如果出現，我們就要把它顛倒過來，這也是可能的，也要力爭。 當前的任務 估計到上述好壞兩種可能情況，特別是可能的壞的情況，黨的任務是什麼呢? 第一，全黨努力從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並準備輿論，準備群眾，隨時可以對付事變——各種意料之外的襲擊，各種大小事變。 第二，全黨努力，同一切愛國進步分子，一切愛國進步的國民黨人員(上層的、中層的、下層的群眾)親密聯合在一塊，並和他們一道(如果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必須和他們一道，不是我們單獨)去動員群眾，開展反投降鬥爭，公開揭穿反共即準備投降的實質，以孤立投降派與反共分子，以便繼續抗日。 在這裡要加強統一戰線的工作與人員。 第三，不論何種情況，黨的基本任務是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合作與三民主義。必須堅持這種方針，不能有任何的動搖。 黨的一般任務就是這樣。 基於上述的任務，黨應注意對下述各問題了解、解釋並進行必要的工作: 一、六中全會的方針與現在的方針之間是否一致問題 六中全會的方針是正確的，六中全會在全國有很大的影響。我們的積極團結全國爭取抗戰勝利的方針，因為六中全會文件的發布，更加深入人心了。我們的統一戰線工作與黨的組織工作，因為六中全會的指示在全國更加發展了。 現在，投降危險與反共陰謀成為當前主要危險，故須指出這種新的情況(過去還不是事實，只能一般指出，現在已有成為事實之可能，故須具體指出)，才能克服投降危險，並準備如果投降由可能變為事實時及時採取必要的對付政策，但基本方針仍然是六中全會的，並且只要指導適當，可能使抗戰的實際內容髮展到一個更高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