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2

老幹部與新幹部，外來幹部與本地干部，軍隊幹部與地方乾部的關係，其實質就是一個同農民的關係問題，現在如此，將來還要加上一個同城市人民的關係問題。我們三番五次地講這個問題，遠的不說，就講一九四二年開始的整風提出的宗派主義傾向，就包括了外來幹部與本地干部、軍隊幹部與地方乾部這些問題在內。這兩個問題是帶歷史性質、普遍性質的問，題，是歷史的、普遍的問題，不是暫時的、個別的問題。了解這一點，我們就明白這個問題是從農業地區革命鬥爭中提出來的，因為我們長期活動在農業地區，因此是農業地區的長期的、普遍的問題，或者是歷史的、普遍的問題。為什麼是歷史的問題呢?同志們想一想，內戰時期蘇區為什麼垮台，路線問題當然是一個原因，但與這個問題也有關係的，就是對於當地人民總是不信任，外來人非常相信自己，因此使蘇區垮台了。白區工作也是這樣，“欽差大臣”一到哪個區域，那裡的工作就跟著垮台。這個痛苦大不大?白區工作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差不多全部光了；紅軍和蘇區光了一大塊，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剩下的太少了，但是質量更好，質量提高了。

軍隊幹部與地方乾部的關係問題，如果說在內戰時期是有一個路線問題，那末在抗戰時期總沒有一個路線問題了吧，可是這個問題還是發生。華中、華北我沒有去過，在邊區我就親自見過，我也親手做了這樣的事情，就是外來幹部與本地干部、軍隊幹部與地方乾部的關係搞得不好。這個問題得出的教訓深刻得很，因此值得提出來講一下。一九三六年從窗戶吹了一點風進來，有同志說:邊區的人民只能創造蘇區，不能當紅軍。檢查一下，原來我們搞錯了，先是對待紅二十六軍，後頭是對待紅二十七軍。中央派到各縣的人自稱英雄，說什麼我是二萬五千里，你是什麼?你是土包子，吃不開，只能創造蘇區，不能當紅軍，這就引起本地人的不滿。關於知識分子，我也講一個例子。去年春節，楊家嶺的秧歌隊到安塞演出，正趕上安塞的勞動英雄開會，我們楊家嶺的娃娃同志、青年同志和勞動英雄一起扭秧歌，這說明關係好了，我說從此天下太平了。從前躲飛機也不走一條路，現在在一起扭秧歌了。同志們!躲飛機這是要命的事，還分得這樣清，不走一條路，可見這個問題的嚴重。軍隊裡面也是一樣，總是說地方對不起軍隊提起這些事來，他們可以說出幾十條。那個時候，我們就想說服，但是很難說服，這個問題要怪我們自己，因為沒有系統地分析和系統地解決問題。系統地解決問題才叫做科學，不是系統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確的也不是科學的。一九四二年冬的高干會議[22]我們系統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所以就說服了同志們。高干會議以前，我們沒有系統地說清楚這個問題，沒有說服同志們，這個責任在我們。經濟問題也是一樣，也是一九四二年高干會議才系統地說明了。

現在高干會議已開過兩年多了，軍隊與地方的關係、軍民關係是不是徹底好了呢?我看還沒有。在座的有許多是邊區的軍隊同志與地方同志，我想大家得不出這樣的結論。做這樣的結論是有害的。說有很大的進步，這個結論是對的，但是還有很多地方不好，至少還需要一年到兩年的努力才能解決。華北、華中、華南的軍隊與地方的關係，與地方的黨和政府的關係，與地方乾部的關係，也至少需要兩三年的努力，並且要抓得很緊，才能解決。稍一抓得不緊就容易動搖，因為我們軍隊的同志兩隻耳朵經常聽到的是地方對不起軍隊、老百姓對不起軍隊這些話。對這個問題，也要有系統的分析和系統的解決。在軍隊裡頭，有軍事工作人員，有政治工作人員，有老幹部，有新幹部，有外來的，有本地的，都有一個同地方、同老百姓的關係問題。所以，軍隊的負責同志要下決心，首先是軍分區的和軍區的負責同志、團長以上各級負責同志要下決心，要看清楚這個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我們有一百萬軍隊，將來要有幾百萬軍隊，我們能否勝利就看我們能否團結中國的三萬萬六千萬農民，實質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是容易經常動搖的，決心是不容易下的'所以我們就要堅持這個原則，經常說服我們的同志，一次說服不了，二次再說，要經常講。要告訴大家應當怎樣去做，多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現在有許多事的確是地方也有不對的，如果不講這一條，軍隊也不服氣。但是，問題解決首先從哪裡做起?首先應該從軍隊做起。軍隊又從哪裡做起?首先從軍區、軍分區的主要負責人做起。要有堅定的原則，要多聽地方同志的意見，因為地方同志的話你們很難聽得到，他們也難得有機會講。我就有這個經驗，許多話就是從閒話中聽到的。例如，說什麼陝北人只能創造蘇區不能當紅軍，為什麼陝北紅軍不編一個師?說什麼張國燾[23]學問好，毛澤東學問不好。說什麼雷公為什麼不打死毛澤東?這些都是閒話，對這些話我怎麼看呢?為什麼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當時我聽到這個話是很吃驚的。說這個話的時間是一九四一年，地方是邊區，那年邊區公糧徵收二十萬石，還要運公鹽六萬馱，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當苦，怨聲載道，天怒人怨，這些事還不是毛澤東搞的?因為我也主張征收二十萬石公糧，主張去運鹽。當時不運鹽也不行，但是運得久了就不好。這就迫使我們研究財政經濟問題，下決心搞大生產運動，一九四二年公糧減少了，一九四三年也減少了，這就解決了問題。為什麼說張國燾的學問比我好呢?就是因為批判張國燾路線把人家整苦了，抗大派去的十八歲娃娃當指導員，把什麼都說成是張國燾路線，拿老百姓一個雞蛋也是張國燾路線。三八五旅的旅部打電報給留守兵團司令部反映這些情況。我說再也不要整人家的張國燾路線了。那個張國燾路線好不好呢?我說當然不好。但三八五旅的同志他們從另一方面想，張國燾沒有整他們的張國燾路線，毛澤東就整了他們的張國燾路線，所以張國燾的學問就好，毛澤東的學問就不好。我是不是也承認了這一條呢?我承認了這一條，必須要承認這一條。說雷公為什麼不打死我是有原因的，說我的學問比張國燾差也是有原因的，要分析這些原因，要解決問題。

我們軍隊的同志，老幹部是主要的骨幹，這裡強調“主要的”三個字。在將來，再過二三年，抗戰初期入黨的干部，有些就要參加到骨幹中來了。現在有許多力量是抗戰期間發展起來的'抗戰以後的干部領導的，這是好事，但是主要的骨幹還是老幹部。現在北伐時期的干部不到一千人，內戰時期的干部不到兩萬人，時間越長老幹部就越少，新幹部就越多，這是自然規律，後面的要接上來。軍隊是關係中國革命存亡的問題，我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裡已經講到了這一點，“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在這個問題上老幹部即抗戰以前的干部擔負著重要的責任，六中全會[24]時我就講過，老幹部是黨的光榮，也是全民族的光榮。這個估價是很高的，這個估價是反映了人民的意見，也是全黨的估價。老布爾什維克是領導的骨幹，嚴格地說，我講是重要的領導骨幹。

所謂軍隊與地方的關係，就是我們的軍隊與農民的關係。忽略了這一點是不行的，就要犯錯誤，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這個原則，處理好這個問題。我們的軍隊每到一處地方，不管那個地方的老百姓對我們如何，地方黨對我們怎麼樣，我們對他們都要採取幫助的態度，他們有缺點錯誤我們要採取原諒的態度。對於我們自己的隊伍，我們每一個軍分區、每一個軍區應該採取更嚴肅的態度。對自己要嚴格一些，這樣才是對的，應該如此，也必須如此，這樣才能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現在我們的很多部門、很多機關，距離我們的要求還差得很遠，我們要承認這一點。我們是不是人民的軍隊呢?是，而且早已經是人民的軍隊了，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但是，我們還有許多缺點，還需要加倍努力。

我們的軍民關係，軍隊與地方的關係，首先是我們軍隊的負責同志應該說明這個問題。沒有系統的說明，下面的干部戰士就不信服，他覺得你說的總是老一套。所以，我今天要講清楚這一條。少奇同志、總司令[25]已經講了，要學會善於當骨幹，就是說要善於當先生，要學會教授方法，這個教授方法要經常講。要經常存一個心，就是總怕對不起地方，如果我們出了錯誤，就允許地方同志批評我們，我們應當採取這樣的態度。說雷公為什麼不打死我，我不怪說這個話的人，而怪我們自己徵了二十萬石公糧，因此我們是有責任的。於是，我們就研究財政經濟問題，只有從這方面才能解決問題，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會打死我了。整風前延安出了，是王實味[26]寫的。為什麼出了這篇東西呢?就是因為我們缺少吃的東西，營養不夠打瞌睡，缺少維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資本。現在就沒有了，不單是因為經過整風，而且因為物質條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崗[27]同志談過這個問題，我說我們要答复王實味的，要從物質上來答复，用發展經濟、豐衣足食來答复他。我當了幾十年共產黨員，過去沒有學會搞經濟這一條，沒有學會就要承認，現在就要學。陳雲[28]同志講，進了城市不要打爛機器，這就有一個學習問題，不學會還是要打爛的。抓到機器、抓到工業以後怎麼辦?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沒有學會的東西還多得很。

在幹部問題上我還要簡單補充幾句，就是所有乾部一樣的光榮。各個方面軍，各個軍團，各個軍隊，都一樣的光榮。在淪陷區、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同志，在解放區工作的同志，都一樣的光榮。軍事工作、政權工作、經濟工作、黨務工作、文化工作，從事這五大門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樣的光榮。不能說某些部分特別光榮，另外一部分就不光榮。過去我們有盲目性，做過一些不好的事情。在這個問題上，一個長期的嚴重的教訓是什麼呢?就是要承認各個部分都是一樣的光榮，對於各個部分都要加以照顧，不要有一點態度不好，欺負任何一個部分，看輕任何一個部分。在這方面，凡是過去搞得不對的都要承認錯誤。今天，當著大會代表們的面我再講這樣幾句，就是凡是我們做的對不起人的事情，不論是我親自做的還是別的同志做的，都應該承認錯誤，並且加以改正。軍隊的同志，地方的同志，凡是過去我們沒有搞好的，估價不適當的，讓你們慪了氣的，我們都應該承認錯誤，修正錯誤。

還有技術幹部，上一次我講的時候漏掉了，今天補充一下。有各種技術工作幹部，例如做通訊方面和經濟方面帶有技術性工作的干部，對做各種技術工作的同志，不論是軍隊裡面的、政府裡面的、黨組織裡面的，我們都要尊重他們，承認他們有功勞，全黨同志要看得起他們，過去在政治待遇上搞得不好，今後要搞好。 (四)整風、審幹、鋤奸問題 這次整風、審幹、鋤奸工作是有成績的。有沒有缺點錯誤?有。我是黨校校長，整風在黨校老一部得到的成績相當大，但也有缺點與錯誤；第二部搞得比較好，進步了。以後整風要照第二部的方法，照這種進步的方法去辦。 審幹中搞錯了許多人，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裡很難過，我們也很難過。所謂“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我們是與天下人共歡樂的。對搞錯的同志，應該向他們賠不是，首先我在這個大會上向他們賠不是。在哪個地方搞錯了，就在哪個地方賠不是。為什麼搞錯了呢?應該是少而精，因為特務本來是少少的，方法應該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們搞的卻是多而粗，錯誤就是在這個地方。當著潮流起來的時候，沒有例外地覺得特務相當的多，進入甄別階段以後又覺得很少。還有，被認為是特務的多數不是特務。對這個問題，過去不大了解，審幹以後才知道的。所以關於特務，從前的估計是“瞎子摸魚”，究竟有多少並不知道，現在知道了只是極少數。

多年來，我們就搞過這項工作，比如內戰時期，我就打過AB團[29]，在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上，規定有一條叫“廢止肉刑”。從理論上講，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就主張廢止肉刑，那末我們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就更應該廢止肉刑，封建主義才採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這個決議，一九三○年一二月就打AB團，我們講不要搞肉刑，結果還是搞了。那時候殺了許多人，應該肯定地說，許多人都殺錯了。後來我們作了總結，重申廢止肉刑，不要輕信口供。因為不廢止肉刑，輕信口供，就要出亂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壞了。 內戰時期，在肅反問題上，我們走過了一段痛苦的彎路，有這樣一個錯誤的側面。當然我們不應從根本上否定反對反革命，反對反革命是應該的。但是，在當著共產黨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在肅反問題上搞錯了很多人，走過這樣一段彎路，包括我自己在內。抗戰時期，出了湖西肅反的錯誤[30]，在延安又來了這樣一個“搶救運動”[31]。我看，延安犯的這個錯誤非同小可，因為延安是有全國影響的。犯了錯誤，也有好的方面，我現在就講好的這個方面。在肅反問題上前前後後都犯過錯誤，打仗也打過許多敗仗，這樣的政策、那樣的政策，也碰過許多釘子。凡是錯誤認識了，糾正了，就取得了經驗，就會變成好武器。這個犯錯誤的經驗，抓到我們手裡來，同樣也非同小可。中央在這裡，黨校在這裡，七大在這裡開，這個問題解決了，中華民族就勝利了。所以犯了錯誤不可怕，要把錯誤抓到手裡，變作經驗，當作武器。對搞錯了的同志，要向他們賠不是。

現在還有沒有宗派主義呢?我聽見有一個同志說:沒有宗派主義了。這個問題應該如何看?我認為，主觀上不要忙於否認有宗派主義，有沒有宗派主義，要以客觀事實來證明，要在將來工作中來證明，主觀上否認，效果很小，不能解決問題。有人要求在黨章上加一條:“保障黨員的政治生命。”同志們不要小看這個問題，它反映了在審查幹部中有的同志受冤屈。我們一定要引以為戒，把這一條當作教訓，當作武器，這樣就有用處。 在審幹中間，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九條方針[32]並不是一開始就發明出來的，而是經過幾個月情況的反映，逐漸積累才搞出來的。廢止肉刑，不輕信口供，再加上九條方針，一個不殺、大部不捉，亂子就出不來了。但是這九條方針沒有完全貫徹下去，以致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目前，同志們還要警戒自由主義的危險，嚴肅性是必要的。在這次審幹中有很大的成績，不說清楚這一條，是不好的。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書上說:被推翻了的階級，一定要報復，搞復辟。這件事，將來會要證明的。過去我們沒有經過那種危險，如果注意這一條，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義，危險就可能減少。不然，將來要吃大虧的。我們黨內有兩種情緒，一種是過火的情緒，潮流一來，就是急急忙忙地搞，搞逼、供、信，結果搞錯了；另一種是自由主義，熟視無睹，這種情緒也是不對的，要克服的。 (五)準備轉變問題 由農村轉變到城市，由游擊戰轉變到正規戰，由減租減息轉變到耕者有其田，這些都是民主革命階段中因形勢變化而產生的。對各方面的轉變，我們要作準備，某些方面也已經有了準備，有些同志讓我解釋一下將來如何轉變，我想現在不用多講，就是按實際情況去學習，去準備。比如，我們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個旅，用新式武器裝備起來，去打大城市，這也要有準備，具體的步驟交給中央軍委去辦。各位同志回去後要告訴各個地方，就是要開始準備，這個問題朱總司令已經講了很多。到城市去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我們七大現在只能提出這樣的問題，要在精神上作準備。現在可以做的具體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調人來訓練，或者再多派一點人去訓練地下軍。把日本趕走以後，我們如果占領了城市，首先要搞吃飯、穿衣的問題。在座的將軍們，如果你們搞到北京，沒有煤炭燒，搞到上海，沒有飯吃，火車不能開，電車不能開，怎麼行呢?因此，現在我們要有這種精神準備。 還要強調一點，就是工人運動的重要性，七大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對於過去做過工人運動的同志，我們要很好地註意他們，培養他們。有了大城市，整個情況就會起大的變化，今天還沒有這個變化，我們還覺不出來。這個變化是很大的，因此要加以注意。 再就是東北的問題。東北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域，將來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如果東北能在我們領導之下，那對中國革命有什麼意義呢?我看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勝利就有了基礎，也就是說確定了我們的勝利。現在我們這樣一點根據地，被敵人分割得相當分散，各個山頭、各個根據地都是不鞏固的，沒有工業，有滅亡的危險。所以，我們要爭城市，要爭那麼一個整塊的地方。如果我們有了一大塊整個的根據地，包括東北在內，就全國范圍來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有了基礎，有了堅固的基礎。現在有沒有基礎呢?有基礎，但是還不鞏固，因為我們沒有工業，沒有重工業，沒有機械化的軍隊。如果我們有了東北，大城市和根據地打成一片，那末，我們在全國的勝利，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了。 (六)關於政治路線 我們大會給了我們一個檢查全國工作的武器，有了這個武器，我們就可以檢查全國的各種工作。 關於政治路線問題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幾句:在八年抗戰中，就八年時間與全國范圍來說，路線是正確的，這是第一。第二，就某些地方、某些時間、某些部門、某些同志來說，是有過錯誤的。我這裡不講錯誤的大、中、小，也不講或者是路線的，或者是嚴重的原則的，或者是個別問題上的，所有這些錯誤都在內。第一、第二這兩方面合起來就完全了，忽略了哪一方面都是不對的。 (七)關於軍事路線 這個問題朱總司令講得很好。也可以照上面的方法來講，就是就八年時間與全國范圍來說，路線是正確的，但在某些時間、某些地方、某些部門、某些同志來說，是有錯誤的。這個“某些”究竟是指哪些，今天說不清楚，還要大家研究。 (八)我們黨能不能領導大地主、大資產階級? 這個問題我想要看情況來決定，或者能領導或者不能領導，有時候能領導，有時候不能領導。比如對德國的大資產階級和希特勒就不能領導，又如對汪精衛就不能領導，他們要打倒我們，你還能去領導他們?對蔣介石來說也要按情況來決定，他在抗戰初期有過進步，如果說是因為我們將了他的軍，那也是對的。這是叫領導還是叫影響呢?我說這是叫影響，我們對於他有了影響。但是後來他就鬧彆扭，開了一個五中全會，要消滅我們，這就不能說是我們去領導他。所以，要看情況來決定。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中曾經講到，阿富汗的國王是維護封建制度的，但他為阿富汗的獨立而進行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在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埃及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也同樣在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時代，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階級也可以成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我們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階級可以成為我們的同盟軍，有些時候就在我們的領導下。 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主要的不是對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而是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我們要把農民、小資產階級從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放在我們的領導之下。 “共同領導”這個提法怎麼樣?我說不在於如何說，而在於如何做，比如現在的舊金山會議，哪個會出來說我領導你們，誰也不會講這句話，還不是說五大國共同領導。克里米亞會議也是三大國共同領導。所以不在話怎樣說，而是要看怎樣做，領導者怎樣領導。從前同孫中山合作時，我們說在孫中山領導之下，其實是共同領導。抗戰初期，我們說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抗戰到底，這個話錯了沒有呢?我說沒有錯。因為要打日本，就要有個頭子，中國當時的頭子就是蔣介石，他有那麼多軍隊，外國也承認他。但是他後來要反共，這句話我們就少講了，以至於不講了，改為要建立一個聯合政府，把他那個政府改組一下。如果說共同領導，那就是你領導你那一堆子，領導中央軍；我們就領導八路軍、新四軍，領導廣大人民，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但是，過去所謂的“共同領導”，實際上只是國民黨一黨領導，問題就在這裡。 (九)國共兩黨談判還有沒有希望? 我們從來是主張要談的，七大的文件上也規定了要談，至於談攏的希望是一絲一毫也沒有。但現在我們還不向全國人民宣布，因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蔣介石。我們說現在可能性總還有一點，這一點我們也不放棄，就是在沒有破裂以前還要談判。我們總是要求蔣介石洗臉、改造，如果有一天他變成大花臉，發動內戰，那時我們黨就要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打倒蔣介石。現在我們還是極力阻止內戰，在一定的條件下不拒絕跟他談判，情況就是這樣。 成立聯合政府有沒有希望?我們要盡量爭取。將來如果能成立解放區人民聯合會，還是要打電報請他組織聯合政府。我們總是請，但他總是不出來，就像新媳婦一樣不肯上轎。那怎麼辦呢?你不出來我們就請，你還不出來我們就再請，在沒有全面破裂以前我們還是要請，明天早晨破裂，今天晚上我們也還要請。 (十)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聯合會 我們的文件上說，要召集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33]，這個會議一開，就要搞一個中國人民解放聯合會，或者叫解放區人民聯合會。中國要解放，所以叫解放聯合會。它是不是一個政權機關呢?我們已經打了電報告訴各地，這不是第二個中央政府，和內戰時期我們成立的蘇維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時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它的名稱不叫政府，叫解放聯合會。它是不是有政權機關的性質?我們說他有發號施令的職權，是帶有政權機關性質的，是為了聯合各解放區而奮鬥的過渡時期的組織形式。什麼時候召集呢?大概在十一月份。 這裡還要講一個黨外合作的問題。全黨要注意同黨外人士的合作，並且要加強這個合作，使我們能聯合更多的人，聯合得更好。統一戰線是一門專門科學，我們黨內有很多人還沒有學會，很多人不善於同黨外人士合作，我們要學會這一門科學。 (十一)黨性與個性問題 這是普遍性與差別性的問題，集體與個人關係的問題。在我們黨內，在我們解放區，人民有了比較充分的自由，有獨立性和個性。而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沒有人格、沒有自由、沒有獨立性、沒有個性的。馬克思說:“在資產階級社會裡，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34]在中國的封建制度下，廣大人民也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原因是他們沒有財產。獨立性、個性、人格是一個意義的東西，這是財產所有權的產物。中國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有財產所有權，他們使大批的人破產，使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破產，財產集中在他們手裡，他們自己就有獨立性、個性、自由，而廣大人民喪失了財產所有權，也就沒有個性、獨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因此要恢復他們的個性，就要進行革命鬥爭，比如我們組織工會，在資本家的工廠裡把工人組織起來，在解放區搞減租減息，建立人民的武裝和政權，這就使人民有了個性、自由和人格。至於我們黨，它本來就是人民的一部分，當然不會使工人、知識分子、農民出身的黨員沒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們黨也就有，人民都沒有，我們黨哪裡會有呢?我們要向黨員進行教育，使他們自覺，懂得社會上還有很多人沒有人格，沒有自由，要為他們的自由而奮鬥。在我們黨領導的解放區，不僅社會上的人都有人格、獨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們黨的教育下，更發展了他們的人格、獨立性和自由。這個問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講得很清楚，他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能設想每個人不能發展，而社會有發展，同樣不能設想我們黨有黨性，而每個黨員沒有個性，都是木頭，一百二十萬黨員就是一百二十萬塊木頭。這裡我記起了龔自珍[35]寫的兩句詩:“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們黨內，我想這樣講:“我勸馬列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們的黨員成了紙糊泥塑的人，什麼都是一樣的，那就不好了。其實人有各種各樣的，只要他服從黨綱、黨章、黨的決議，在這個大原則下，大家發揮能力就行了。講清楚這一點，對於黨的進步，對於全體黨員積極性的發揮是會有好處的。 有兩種個性，即創造性的個性和破壞性的個性。對我們黨來說是如此，對社會來說也是如此。創造性的個性是什麼呢?比如模範工作者、特等射擊手、發明家、能獨立工作的干部，不但黨外鬥爭有勇氣，黨內鬥爭也有勇氣，盲目性少，不隨聲附和，搞清楚情況再舉手，這就是創造性的個性，它同黨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統一的。另一種個性，是帶破壞性的、個人主義的，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謂標新立異。其實標新立異也有兩種:一種是革命的標新立異，比如模範工作者、勞動英雄、發明家，他們提出很多好的意見，比許多人工作更進步，這一種是創造性的革命性的標新立異。另一種是破壞性的標新立異，它越出了無產階級軌道，同黨性不一致，是小資產階級的方針、路線和政策，是錯誤的。馬克思講的獨立性和個性，也是有兩種，有革命的獨立性和個性，有反動的獨立性和個性。而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集體主義，就是黨性。我們要使許多自覺的個性集中起來，對一定的問題、一定的事情採取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有統一的意志，這是我們的黨性所要求的。有些人所謂的發展個性就是說，我們擁護新民主主義，就必須有另外一批人反對新民主主義，才算是發展個性；我們主張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對打日本，才算是發展個性；我們反對汪精衛，就一定要有一批人擁護汪精衛，才算是發展個性。這種發展個性，是我們堅決反對的。 在黨性與個性問題上，整風中有黨性，也有個性；生產工作中有黨性，也有個性；軍事工作中有黨性，也有個性；政府工作中有黨性，也有個性；任何一項凡是我們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黨性，也有個性。這種個性必須是與黨性統一的。 (十二)理論工作問題 對外國黨和共產國際的經驗，我們都要吸收，這個問題上次已經講過。加強理論學習至少要讀五本書，我向大家推薦這五本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36]、《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里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萬人讀過了，並且有大體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處。我們可以把這五本書裝在乾糧袋裡，打完仗後，就讀他一遍或者看他一兩句，沒有味道就放起來，有味道就多看幾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來了。一年看不通看兩年，如果兩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後面記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這個方法可以在各個地方介紹一下，我們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試試。我們還應經常注意報紙上刊登的外國黨的宣言、綱領一類文章，看他們做些什麼事情。過去共產國際對中國無產階級、中國人民有很大的幫助，幫助中國無產階級創造了中國共產黨，有過很大的功勞，共產國際解散時我們黨的決定上說到了這一點。 教條主義是哪裡來的?是不是從馬、恩、列、斯那裡來的?不是的。他們經常在著作裡提醒我們，說他們的學說是行動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條。人家講的不是教條，我們讀後變成了教條，這是因為我們沒有讀通，不會讀，我們能責備他們嗎?許多人不重視理論工作，似乎這個工作不要緊。對理論工作看法的動搖是不對的。我們對搞翻譯工作的、寫理論文章的人要看得起，應多和他們談談。沒有搞翻譯工作的我們就看不懂外國·的書，他們翻譯外國的書，很有功勞，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譯了一本書，也是有功勞的。別人不重視這個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這個工作的同志自己對這個工作的認識也有動搖，這同樣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說做這個工作吃不開，要求做別的工作。不要輕視搞翻譯的同志，如果不搞一點外國的東西，中國哪曉得什麼是馬列主義?中國歷史上也有翻譯工作，唐僧就是一個大翻譯家，他取經回來後設翻譯館，就翻譯佛經。 《魯迅全集》開卷第一頁，有蔡元培[37]寫的一篇序，其中有幾句寫得不錯。他說魯迅是一個既博覽又很謙虛的人，翻譯了許多外國文學家的作品；翻譯的作品佔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輕視這個工作和對這個工作的動搖都是不對的。 (十三)實事求是問題 第一，我們的陣地只能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力量只能一點一點地聚集，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二十四年的經驗證明:想一手抓一個天下是抓不到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爭來的，叫作“寸土必爭”。我們的敵手，日本人和蔣介石，對我們也是寸土必爭。我們的槍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點一小點地擴大，然後合起來就壯大了，就可以奪取天下。我們應當是現實主義的，當然是革命的現實主義，有理想的現實主義。斯大林告訴我們，要學習美國人的實際精神，還要有俄國人的革命氣概，把二者結合起來。我們要以科學的精神、革命的現實主義，切切實實、一點一滴、一個一個地奪取敵人的陣地，這樣才是比較鞏固的。 第二，我們這次大會強調團結精神，就是要在一個原則下團結起來，在正確路線的基礎上團結起來，是頭腦清醒的團結，不是盲目的團結。同志們!我多次講愚公移山的故事[38]，就是要大家學習愚公的精神，我們要把中國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山挖掉! 中國民族解放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萬歲!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 註釋 [1]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黃埔軍校駐省（指廣東省會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鐘聲稱“奉蔣校長的命令”，通知海軍局代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速派有戰鬥力的軍艦到黃埔聽候調遣。當李之龍派中山艦開到黃埔後，立刻謠言蜂起。三月二十日，蔣介石謊稱中山艦要炮轟黃埔，共產黨要暴動，宣佈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逮捕李之龍，監視和軟禁大批共產黨人，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監視蘇聯顧問。這就是所謂中山艦事件。 [2]汪精衛，大革命時期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國民政府主席。初期以“左派領袖”面目出現，但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其限制工農運動、反對共產黨的面目逐漸暴露。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衛等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開會議，作出“分共”決定，公開宣布同共產黨決裂。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黨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公開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後任日本帝國主義扶植的南京偽“國民政府”主席。 [3]指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所作的理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朱德所作的《論解放區戰場》軍事報告和劉少奇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4]舊金山會議，見本卷第352頁註[12]。 [5]克里米亞會議，見本卷第268頁註[2]。 [6]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當時任蘇聯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是參加舊金山會議的蘇聯代表。 [7]見列寧《〈論糧食稅〉的幾個提綱》新的譯文是：“只要在10－20年內和農民保持正常的關係，就能保證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甚至在日益發展的各國無產階級革命推遲爆發的情況下），否則就會遭到20－40年白衛恐怖的苦難。”（《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8頁）。 [8]斯大林格勒，即今伏爾加格勒。 [9]丘吉爾，當時任英國內閣首相。 [10]張伯倫（一八六九——一九四○），英國保守黨領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任英國內閣首相。他推行縱容法西斯侵略的綏靖政策，主張遷就德、意、日法西斯入侵中國、埃塞俄比亞、西班牙、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的“既成事實”，實行妥協。 [11]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解放日報》分別發表新華社評論《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和該報社論《評國民黨大會各文件》。 [12]閻錫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邊村（今屬定襄）人，長期統治山西的地方軍閥。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 [13]斯科比，見本卷第353頁註[19]。 [14]城濮在今山東鄄城縣西南。公元前六三二年，晉、楚兩國大戰於此。戰爭開始，楚軍佔優勢。晉文公令晉軍退卻九十里，到達城濮一帶，先選擇楚軍力量薄弱的右翼，給以嚴重打擊，再集中優勢兵力，擊潰楚軍的左翼，楚軍終於大敗而退。 [15]胡宗南，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一戰區代司令長官。 [16]語義出自宋代張載《西銘》：“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慼庸玉汝於成也。” [17]何應欽（一八九○——一九八七），貴州興義人。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部長。 [18]見斯大林《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L原文是：“掌著舵，睜著眼，但是當某種災難臨頭之前，竟什麼也看不到，——這不能算是領導。布爾什維主義不是這樣理解領導的。要領導就應當有預見。而預見，同志們，不是什麼時候都容易做到的。”（《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頁） [19]陳獨秀，見本卷第101頁註[8]。 [20]見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新中華報》。 [21]見《孟子·告子上》。 [22]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高級幹部會議。 [23]張國燾，見本卷第101頁註[7]。 [24]六中全會，見本卷第143頁註[4] [25]指朱德。 [26]王實味，見本卷第286頁註[11]。 [27]高崗，當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 [28]陳雲，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北局委員、西北財政經濟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29]AB團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為目的的國民黨右派組織，存在時間不長。一九三0年五月起，贛西南根據地內開展了所謂肅清AB團的鬥爭。鬥爭不斷擴大，嚴重混淆了敵我矛盾。 [30]湖西地區即微山湖以西江蘇、山東、河南三省交界地區，又稱蘇魯豫邊區。一九三九年八月至十一月間，邊區內錯誤地開展肅托鬥爭，許多黨、政、軍幹部被誣為“托派分子”，先後被逮捕，受審查，有的被錯殺，整個邊區的黨組織一度陷於癱瘓，給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這是一起重大歷史冤案，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曾先後作過多次處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徹底平反。 [31]“搶救運動”，見本卷第157頁註[10]。 [32]九條方針，見本卷第35頁。 [33]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見本卷第354頁註[31]。 [34]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頁）。 [35]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朝思想家、文學家和詩人。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兩句詩，見龔自珍《已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 [36]今譯名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 [37]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浙江紹興人，中國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一九一六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一九二八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主張抗日，同宋慶齡、魯迅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副主席。曾為複社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魯迅全集》作《魯迅先生全集序》。 [38]見《列子·湯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