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1]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 一、今天進行候補中央委員的選舉，同志們不要以為選的是候補中央委員，就可以馬虎一些。這個選舉的意義也是很重大的，因為我們大會所要選出的候補中央委員名額不少，有三十四名；他們也參加中央的工作，參加中央委員會的會議，有發言權，可以提出意見；當正式中央委員出缺時，要由他們遞補。如果八大推遲不能如期召開的話，那末候補中央委員的作用會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視這個選舉。 在昨天選舉正式中央委員之後，有一位同志寫信給主席團說，希望注意選舉，要選能執行大會路線的同志到中央來。這個方針，主席團已經提出過了，我在這裡也代表主席團做過報告，各個代表團也討論醞釀了好幾天，昨天同志們選正式中央委員就是按照這個方針選舉的。那末，為什麼這位同志在昨天選舉之後還要提出這個意見呢?他的意思是說，有些候選人並不知名，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若干缺點和錯誤，但是在長時期中證明他是能夠執行大會路線的，我們不要因為他不知名甚至有若干缺點錯誤而不選他。我認為這位同志的意見是很好的，代表了大多數同志的意見。

二、在昨天的選舉中，王稼祥[2]同志得了二百零四票，不足半數，沒有當選。關於這個問題，我要在這裡說幾句話。 王稼祥同志是犯過錯誤的，在四中全會[3]前後犯過路線錯誤，此後也犯過若干錯誤。但是，他是有功勞的。他的功勞主要有這樣幾件: 第一，四中全會以後，中央派了一個代表團到中央蘇區。代表團有三個人，任弼時[4]同志、王稼祥同志、顧作霖[5]同志。第一次反“圍剿”結束後，他們就來了。王稼祥同志參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爭。在當時，我們感覺到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任弼時、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反對“削蘿蔔”的主張就不會那樣順利。所謂“削蘿蔔”，就是主張不打，開步走，走到什麼地方碰到一個“小蘿蔔”，就削它一下。那時，我們主張跟敵人打，鑽到敵人中間去，尋找敵人的弱點，打擊敵人。主張“削蘿蔔”的人反對我們，說我們的辦法是“鑽牛角”。當時，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信任我們——我和總司令[6]，那是相當困難的。雖然以後在蘇區的兩個大會上，即中央蘇區黨代表大會和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王稼祥同志是有錯誤的，但上面所說的那一點，卻是他的功勞。王稼祥同志是在第四次反“圍剿”末期負傷的。

第二，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7]，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會[8]。 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9]、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當然，遵義會議參加者還有好多別的同志，醞釀也很久，沒有那些同志參加和讚成，光他們兩個人也不行；但是，他們兩個人是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的，作用很大。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志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 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10]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麼樣呢?有人說他奉共產國際命令回國，國內搞得不好，需要有一個新的方針。所謂新的方針，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就是統一戰線問題和戰爭問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或減弱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還是運動戰。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蘇聯養病後回國帶回來的，由王稼祥同志傳達的。

第三，此後，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雖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點，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點，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一九三九年關於鞏固黨的決定，一九四一年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一九四二年關於黨的領導一元化的決定、對待原四方面軍幹部態度問題的指示及建軍的四號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增強黨性的決定是他與王若飛[11]同志合作，在他領導之下起草的；建軍的四號指示是他與葉劍英[12]同志合作，在他領導之下起草的。 至於他有些缺點，如對乾部的關係，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內部的事，我今天在這裡必須講一講。 他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也有缺點，但他是有功的。他現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負傷而起的。他這次寫給我的信[13]，已印發給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說寫得太簡單，但是他的確是考慮很久才下決心寫的。

我認為他是能夠執行大會路線的，而且從過去看，在四中全會後第三次“左”傾路線正在高漲時，在遵義會議時，在六中全會時，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昨天選舉正式中央委員，他沒有當選，所以主席團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 三、關於東北問題，我覺得這次要有東北地區的同志當選才好。東北是很重要的，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末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當然，其他根據地沒有丟，我們又有了東北，中國革命的基礎就更鞏固了。現在我們的基礎是不鞏固的，不要以為很鞏固了。為什麼不鞏固呢?因為我們現在的根據地在經濟上還是手工業的，沒有大工業，沒有重工業，在地域上也沒有連成一片。所以，我覺得這次要有東北同志當選才好。當然，這不過是個建議，請同志們考慮。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 註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2]王稼祥（一九○六——一九七四），安徽涇縣人。一九三一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身份進入江西革命根據地，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義會議上支持和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後同毛澤東、周恩來組成中央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一九四四年因傷病復發離職休養。一九四五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3]四中全會，見本卷第76頁註[12]。 [4]任弼時（一九0四——一九五0），湖南湘陰人。一九三一年春率中共中央代表團進入江西革命根據地，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部長。 [5]顧作霖（一九○七——一九三四），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一九三一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身份進入江西革命根據地，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 [6]指朱德。 [7]遵義會議，見本卷第102頁註[14]。 [8]六中全會，見本卷第143頁註[4]。 [9]洛甫，即張聞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三年一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二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義會議上支持和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並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會後，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在中央負總責。

[10]十二月會議，見本卷第278頁註[3]。 [11]王若飛（一八九六——一九四六），貴州安順人。一九四一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和中央黨務研究室主任。 [12]葉劍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廣東梅縣人。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 [13]王稼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因病未能參加會議。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和二十二日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談到對待黨的批評和自己的錯誤應採取嚴肅態度。信中說：“黨嚴肅的檢討過去歷史問題，每個個人也應嚴肅的對待自己。”“我因連年犯病，不能參加過去的與現在的討論，不能很好的檢討過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補償過去的錯誤，這對於我是一件遺憾的事，但也莫可奈何的。假若將來身體能夠恢復康健時，再去補做這個工作吧。”“病中腦力不濟，思路前後不連續，故寫得零亂。是否妥當，尚乞指示。”這兩封信毛澤東曾批示印發七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