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第九章社會義的計算（三）競爭的“解決辦法” -7

七 讓我們簡單考察一個“社會主義的生產管理者”（無論是企業的還是行業的）和S·E·C的關係中的幾個問題。我們已經知道，管理者的任務就是按邊際成本盡可能低並等於價格的方法組織生產。他怎樣做到這一點呢？他成功的事實如何證明呢？他必須視價格為既定的，這就使他成為一個最近人們所謂的純粹“數量調節器”，也就是說，他的決策範圍僅限於生產要素的數量多少和他使用的要素的組合。但是，因為他無法刺激其供應比在規定價格下他們願供應的要多的東西（或刺激其購買者購買更多的產品），所以他常常簡直無法貫徹他的命令。或者至少可以說，如果他不能以規定的價格獲得更多的所需材料，則擴大生產以使其成本等於價格的唯一途徑，舉例而言，就是使用質量較差的替代物或使用其他不經濟的方法。當他無法按規定的價格售出產品，而且在價格沒有行政命令降低之前，他就只好停產，而這在真正競爭條件下完全可以通過降價的辦法來解決。

另一個由行政命令決定的定期價格變化所引起的難題，是對未來價格運動的預測問題。蘭格的解決方法果斷但有點過於大膽。他指出，“為了核算方便，價格必須被當作常數，就像在競爭市場上企業家們對待價格那樣”。這是不是意味著即使管理者確實知道某商品價格必須升或降，他也一定得像不知道一樣？這顯然是不行的，但如果他們都能自由地根據預測事先採取行動，來迎合預期的價格運動，那麼是否允許他們利用行政上實施有效價格調整的延誤？對於由於價格調整的時機不當或方向不當而引起的損失，由誰來承擔責任呢？ 與此密切相關的另一個問題也是我們無法解答的。兩位作者在談及“邊際成本”時都好像認為它們與管理者所能進行計劃的時期無關。很明顯，在很多情況下實標成本取決於適時購買，取決於許許多多因素。任何時期的成本都決不能說成是單單取決於該時期的價格。他們既取決於這些價格是否準確地被預測到，也取決於對未來價格變動的看法。即使從短期看，成本也取決於現行的政策對未來生產率的影響，超強度使用機器並不顧機器的保養這樣是否經濟，是根據需要的特定變化作重大調整還是盡量與現存組織搞好關係，等等，事實上，可以說幾乎每一個關於怎樣生產的決策現在都至少部分地取決於對未來的看法。然而，儘管管理者顯然應該對這些問題持有某些看法，但他很難能負起準確地預測未來變化的責任——只要這些變化完主取決於中央權威機構的決策的話。

不過，個別管理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取決於計劃機構的行動，而且還必須使該機構確信他已經把事情辦得再好不過了。或許在事前或者更可能在事後，他的所有計算都必須由該權威機構審查批准。這將不是一次敷衍塞責的、目的在於檢查成本是否真正地與他的呈報相符的查帳，這種審查必須要確定這些成本是否是可能的最低成本。這意味著，這種管制不僅必須考慮他實際上所做的，而且必須考慮他可能做到的和應該做到的。從管理者的角度來看，更為重要的是，他應該永遠能夠證明根據自己所掌握的知識，他實際上作出的決策是正確的，而不是他應該證明自己最終是正確的，如果這不會導致最嚴重的官僚主義的話，我真不知道還有什麼會導致這種現象。 這把我們引到經理責任這個一般問題上來了。迪金森看得很清楚，“責任實際上就是指財務責任”，並且除非管理者“對盈虧承擔責任，否則他將會進行各種成功可能住極小的危險的試驗”。由於管理者自己沒有私有財產，這是一個很難處理的問題。迪金森希望通過一種獎金制度來解決，這也許確實足以防止管理者去冒太大的風險。但是真正的問題難道不正是與之相反嗎？如果管理者在冒險失敗時，由其他人事後評定他們從事冒險是否正確，則管理者會害怕冒險。象迪金森自己指出的那樣，原則是：“儘管盈利不一定是成功的標誌，但虧損卻是失敗的標誌。”還有必要更多地談及這一體制對所有涉及風險的活動的影響嗎？很難設想，在這些情況下，任何要承擔風險的必要的投機活動，能怎樣依靠經營的主動性呢。對管理者來說，出路是求助於那個嚴格的中央計劃系統來避免這種在整個體制中出現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