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講到蘇秦個人，這也是大家要研究的，關於個人的人生與國家社會的關係。
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卷樞之士耳，伏軾樽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英之能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宴，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倔而後率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責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人，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
這裡說蘇秦這個人，不過是貧民窟裡出身的，家裡窮得很，小門小戶，好比貧民窟裡違章建築窮家的子弟而已，結果坐那麼豪華的車子，威風凜凜，各國間隨意走動，同每個國家的元首見面，在各個朝廷中，高談闊論，使各國元首身邊最受器重、最得寵的人，在他面前都閉著嘴不敢亂講話，只有聽命的分，天下人沒有辦法和他對抗。他就是靠頭腦，靠嘴巴幹出來的。這裡就要注意了，推開軍事哲學來說，任何歷史，任何時代，戰爭的背後還是思想；權力的背後也是思想，政治的背後仍然是思想，不過許多思想家，雖然影響了整個時代，乃至影響後世千秋萬載，在他本人當時是很可憐的。比如孔子、孟子以及古今中外很多人都是如此，這些人都是走正路的大思想家。而蘇秦、張儀這類搞思想的人，就講現實，他們對國家、民族、人類、社會這些大經大節都不考慮，完全個人英雄主義，自我主義，做到“天下英之能伉”就是他們的目的。
後來蘇秦要到南方一個新興的國家楚國去，經過他的故鄉洛陽，家里人這時對他的待遇，和他第一次遊說秦王失敗回來，連父母都不理他的情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這時父母聽到他來了，趕緊僱人來粉刷房子，路都打掃乾淨，準備了音樂、宴席，而且到三十里以外去郊迎。太太不敢正眼看他，只有低下頭，側過臉，偷偷地瞄他一眼，蘇秦講的話，還要湊過耳朵仔細聽，就怕聽錯了。嫂嫂更嚴重了，跪在地上爬過去，自己先跪下來道歉。豈止蘇秦？漢高祖也是如此，當亭長的時候，又喝酒，又亂來。回家時嫂嫂也不給他做飯，要他吃冷飯去。這就是人生。
所以有的人讀了這些書，覺得自己要奮鬥，要爭氣，這是一種看法。如果講修養的，如孔、孟的道德觀念，就覺得蘇秦的嫂嫂、太太這一類型的人太多太多，只是很值得憐憫，但一點也不會動氣，而覺得人原來是如此可憐的一種動物，於是去感化這種人，教他們以後不要這樣想，不要這樣做，這就是道德的思想。相反的，就是不道德的思想，也是蘇秦他們這一條路，不過蘇秦還算好，他並沒有報復，只是幽默一下，諷刺他嫂嫂一句而已。歷史上報復的人很多，如宋朝第一位宰相趙普，胸襟就非常狹隘，度量不夠大，他當了宰相，對以前對不起他的人都要報復，還是宋太祖勸他說：“風塵中能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可物色矣。”所以宋太祖還是了不起。趙普也還算好的，歷史上有很多報復得很慘的例子。所以說蘇秦算是好的，不過問他嫂嫂，上次我回來，你高高在上，現在你又跪下來幹什麼？如果以儒家的道理來說，蘇秦就不講這句話，儒家的做法，是不和這樣的人計較。像蘇秦這樣做法，也是為儒家所不齒的。如歷史上三國時有名的管寧與華歆的故事，他們原來是很要好的同學，有一次兩人同在一起挖地，管寧挖到一塊黃金，看都不看一眼，華歆拿起來看看，想了一下，還是把黃金丟掉了，從此管寧就看不起華歆，斷定他將來一定有問題，而不相往來。後來華歆當了曹丕的大臣，也等於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那麼大的權貴，而管寧就蓋了一個樓房，搬到樓上去住，因為他不願意立腳在華歆所管的土地上，而一輩子不下樓。這就是儒家的另一種作法。假使蘇泰講這句話時，有一個管寧在旁邊聽了，就馬上走開，不理他了，不必說六國宰相，即使當萬國宰相，他也不會理的。可是蘇秦的嫂嫂答道：你現在地位高了，又有錢，當然不比從前了。那麼蘇秦聽了，不免有所感慨：人在這個世界上，勢力、地位、金錢、富貴，這些都不能馬虎的啊！不過，要知道一個人，在某一時期，財富名位權勢，一點也沒有有。真看通這點，才知道如何是人。
這是不能效法的，我曾再三說過，這是屬於謀略之學，所以中國古代讀書人，對這種書的看法是“不足為訓”四個字的評語，不能拿來效法的，不過要懂得。如孔子、孟子何嘗不懂這些，當然懂得，但是講道德，則如孔子讚賞顏回的，寧可抱道窮死，絕對不走偏路；再如子貢，像蘇秦這一套本領他都有，而且他也做了，遊說過列國，也成功，可是子貢走的是正路，在列國上擺佈了那麼大的局面，而自己什麼都不要，只是為了救自己的父母之邦，才不得不如此一用而已。
這裡我們對歷史的了解，關於個人的也好，關於國家的大事也好，應該多方面比較，才能有深刻的見識，和正大的抉擇。
我們現在姑且以人作中心來講，上次講了蘇泰，這次說到張儀。
為什麼要說這兩個人？要了解自己國家歷史文化的演變，尤其是在一個世界變亂的動盪時代，對於權謀之術，不能不有所了解。過去大家都念過這一類的書，也許因為各人生活的經驗不同，而體認的程度也有深淺不同。這幾十年來，大家都有許多經歷，以這許多不同的經歷，來看歷史上的事蹟，再看世界的大勢，觀點就不同，因此讀歷史的觀點也不同了。
我們都知道蘇秦、張儀是戰國時期的人。不過以他們個人做中心，而研究整個歷史，特別要注意的是：中國文化，由周朝開始行禮樂道德的政治制度，禮樂道德的政治哲學思想，到了春秋以後，非變不可。這並不一定是由於某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敗壞而演變，而是時勢所趨，非變不可。就像我們常說的一句最幽默的，也是最有意義的話：“無可奈何，只好如此。”有些人對於環境和事務是這樣，時代的趨勢也是這樣。任何一個時代潮流，趨勢來了的時候，就“無可奈何，只好如此。”由春秋到戰國，就是這樣一個情形，這是第一點我們要了解的。
其次，周朝禮樂道德的政治制度與政治思想，是所謂王道政治。到了春秋時代，就成了霸道政治，所謂“霸道”一辭，並不是現代“不講理就是霸道”的意思，當時的霸道並不是不講理，仍舊非常講理。以現代觀念而言，列國之間的領導權，以武國或財力而稱尊的，稱之為霸或伯。不走禮樂道德政治的路線，走的是利害關係的路線。當然在利害關係當中，仍然還有他的道德標準，這就是霸道政治的時代。到了戰國時代，也稱霸道，但已經是霸道的末流了。這時的霸道，到達了併吞，也就是侵略的階段。這個時候，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是強。到了這個階段，天下所需要的，就不是分封諸侯的封建制度，而需要統一天下為一個國家，過去宗法社會的封建是要改變了。當時各國之間，可能統一天下的，最有優勢的是秦國，另外還有南方一個新興的楚國，但楚國始終無法與秦國抗衡。至於太行山以東，黃河南北的這些國家，太老大了，內政也太衰敗了，始終處於聽人宰割的狀態。
研究歷史，戰國時的齊國、楚國，乃至韓、魏，並不是不可為，但又為什麼弄到如此，只能聽秦國的擺佈？歸結下來，不外是人才的問題。
好了，到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不但是中國的歷史文化，即使世界的歷史文化也是如此：決定仍是在人才。就是現代的歷史，我們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秘史》這部紀錄片以後，也深深感到人才是決定性的關鍵。任何思想，任何精良的製度，都要靠人才的創造和人才的推行。當時秦國所以能夠在一百年內興盛起來，就決定在幾個人身上。蘇秦、張儀以前，秦國在政治基礎上，有一次很好的改革，就是用了法家商鞅的決策，提倡法治，即所謂商鞅變法。商鞅這一次在政治上所做的改變，不上是影響了秦國後代的秦始皇，甚至影響了後世三千年來的中國，這又是一個大問題。
商鞅當時改變政治的“法治”主張，第一項是針對周代的公產製度。 （有人說周代這個制度，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這種做法，是硬作比方，似是而非的。）商鞅在秦國的變法，首先是經濟思想改變，主張財產私有。由商鞅變法，建立了私有財產製度以後，秦國一下子就富強起來了。但商鞅開始變法的時候，遭遇打擊很大，關鍵就在四個字：“民日不便”，這一點大家千萬注意，這就講到群眾心理、政治心理與社會心理。大家更要了解，人類的社會非常奇怪，習慣很難改，當商鞅改變政治制度，在經濟上變成私有財產，社會的形態，變成相似於我們現在用的鄰里保甲的管理，社會組織非常嚴密，可是這個劃時代的改變，開始的時候，“民日不便”，老百姓統統反對，理由是不習慣。可是商鞅畢竟把泰國富強起來了。他自己失敗了，是因為他個人的學問修養、道德確有間題，以致後來被五馬分屍。這等到有機會研究到他的時候再說。可是他的變法真正成功了，中國後世的政治路線，一直沒有脫離他的範圍。
由商鞅一直到西漢末年，這中間經過四百年左右，到了王莽，他想恢復郡縣制度，把私有財產製度恢復到周朝的公有財產。王莽的失敗，又是在“民日不便”。王莽下來，再經過七八百年，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儘管我們後世如何捧他，在他當時，並沒有成功。王安石本人無可批評，道德、學問樣樣都好，他的政治思想精神，後世永遠流傳下來，而當時失敗，也是因為“民日不便”。我們讀歷史，這四個字很容易一下讀過去了，所以我們看書碰到這種地方，要把書本擺下來，寧靜地多想想，加以研究。這“不便”兩個字，往往毀了一個時代。毀了一個國家，也毀了個人。以一件小事來比喻，這是舊的事實，新的名詞，所謂“代溝”，就是年輕一代新的思想來了，“老人日不便”。就是不習慣，實在便不了。這往往是牽涉政治、社會型態很大的。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對於這種心理完全懂，於是就產生了“突變”與“漸變”的選擇問題。漸變是溫和的，突變是急進的。對於一個社會環境，或者團體，用哪一個方式來改變比較方便而容易接受，慢慢改變他的“不便”而為”便”的，就要靠自己的智慧。這也是講蘇秦、張僅這兩個人的事蹟，所應注意到的。
說到張儀、蘇秦兩個人，遊說的目標，開始都是對秦國。秦國在秦始皇以前，歷史政治的基礎之所以打好，都藉重於外來的人才。商鞅，衛國人，外來的；百里奚，虞國人，外來的；張儀這些外來的人物，還是後期的。為什麼這些人，不能為自己的國家所用，反而都去替秦國效力呢？這中間的問題也很大，這裡暫不分析，大家自己去研究它的原因吧！還有一個觀念要很注意的，讀古書固然要吸收歷史的經驗，但是不要被古人牽著鼻子走，尤其今天求學問，對今天的時事要格外留意，千萬要把握住今古無分別的原則。當年的秦國，可以把它比作現在的美國，也可以比作蘇聯。但是不要忘記，秦國的壞處可比敵人，但秦國的好處也可以比作我們自己，這是沒有固定的，我們怎樣去運用這個法則，是在於人的智慧。
張儀之所以在秦國一說就通了，原因是秦國在當時所需要的，並不是什麼文化思想。誰有辦法使秦國強大，永遠的強大，而巨蓋世的強大，就請誰。這是在當時的必然趨勢，並不是說秦始皇的祖先們，毫無道德禮樂政治的思想，而是時代的趨勢，需要如此。
再看張儀的個人，要看《史記》張儀列傳，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張儀、蘇秦這些人，是把戰國時的資料，將時間、年代、地點，編起來寫成傳記。而在每個人的傳記後面，都有評語，所以司馬遷的《史記》，也等於是歷史哲學，等於是一個評論。
研究蘇秦時我們說過，張儀是蘇秦培養出來的，不過在這以前還有一段：張儀是魏國人，小的時候和蘇秦是同學，《史記》上寫他們跟鬼穀子“學術”。要注意這“學術”兩個字，他們並不是真搞什麼學問，學的是如何拿到功名，很講現實的一套東西，就是權變之術。在讀書的時候，蘇秦自己認為不及張儀，《史記》上只記了這樣一筆，沒有說為什麼不及張儀。後來看了張儀傳，找出一個答案，張儀的出身，比蘇秦好一點，所以有點太保脾氣，比較豪放，是耍得開的人。蘇秦後來得志以後，張儀並沒有得志，環境比較好一點的人，進取心就差一點，所以讀歷史讀多了，對於一個人的成功，會感到很奇怪的，有許多人的成功，連他自己本來都沒有這樣的想法，但卻硬是有機會逼得他走上成功的路線。正如隋煬帝吹的牛：“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逼人來。”這就看出一個人如果沒有環境的刺激，反而容易墮落。以張儀、蘇秦兩人比較，張儀就是如此，等蘇秦得誌了，張儀還在悠哉游哉。在一個當楚國宰相的好朋友家裡，作第一等賓客，手面也很大，隨便花錢，蠻不在乎，一般人看他吊兒郎當，好像品行不很高。有一天這位宰相家裡掉了白璧，宰相家裡的人懷疑是張儀拿的，把張儀捆起來打個半死。回到家裡。太太就說他，這冤屈都是讀書讀來的，如果不讀書，就沒有這種事。張儀當然受傷很重，他看見太太這樣難過，就問自己的舌頭有沒有壞，太太告訴他舌頭當然在，張儀就安慰太太不要緊，只要舌頭還在，就沒有關係，我們曾經看了《張良傳》中說的：“以三寸舌為王者師”。這句話也等於說：只有吹牛不犯法。但據我們的經驗，只有吹牛的成本最大，其次吹牛的對象更難找，因為能聽吹牛的人，比吹牛的人還要高，諸葛亮會吹，劉備會聽；張良會吹，漢高祖會聽。沒有對象，再吹也沒有用。 “三寸舌為王者師”，所以張儀說只要舌頭在就不怕。等到傷好了，聽朋友的勸，才去找蘇秦。
這時蘇秦已經了不起，可是蘇秦自己心裡有數，知道所玩的一套不是真的道德，也不是真的政治，為了個人的功名富貴而把齊、秦等國玩弄成這個樣子。這個我們要注意，今日的基辛格內心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動機，值得研究。不過有兩種看法，基辛格以前的確有著作，曾經有一個留美的同學，回來跟我說，基辛格這一套當然會失敗，可是他著作中的理論可能不會失敗。另外也有人說，基辛格大概準備把美國搞垮，因為他是猶太人。這都是推測的話，不去管它。話說回來，蘇秦知道自己的西洋鏡要拆穿的，如果被拆穿就不得了，必須要製造出一個敵人來，他當時的敵人是秦國，不需要另外創造，可是又有誰能去秦國說動，來和自己的計劃對抗？他心裡想到只有張儀，而剛好這時張儀來了，於是我們上次講過的，蘇泰就想辦法刺激他。由此我們看到，一個環境好的青年，有本事，可是懶，不肯動，非要刺激他到沒有辦法的時候，他才去幹。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再說張儀到了秦國以後，所說的一套，就是《戰國策》裡這篇張儀說秦王。
我們看這一篇文章，除了了解這些歷史經驗以外，其中記錄的許多觀點、思想，對於我們現在的時代、國家、世界，乃至於個人，有很多值得參考的地方，須要注意。其次張儀去看的秦王，也就是蘇秦所去看的秦惠王。蘇秦去看他，兩個人談不攏，再讀書以後，就不再去看他，想個辦法，使太行山以東的國家，聯合起來抗秦，把泰國孤立起來，沒有辦法左右當時的列國局勢。現在張儀來看秦惠玉，列國的情勢變了，和蘇秦來的時候不同，這時惠王正需要這樣一個人的時候。剛好張儀到了。
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
這一段，有一點我們要注意，即使不研究法家的韓非子，至少要看《史記》上韓非子的傳記。韓非子再三提到一個重點——“說難”，人與人之間說話最難，尤其借言語溝通政治上的思想，就更為困難。這一段裡，也就反映了這一個重點，在文字的表面上沒有什麼了不起，實際上是一個重點。第二點從這一段裡，我們看到要學習說話的藝術，像張儀這開頭的三句話。首先提出實際上不知道而亂講的，這是不聰明。第二是知道了不講的，就是不忠，對你不忠的人應當死。第三是知道了，又講了，但講得不詳細、不清楚，也該死。實際上他的意思是，我要詳詳細細說給你聽，你不要不耐煩，一會兒看表，一會兒又說要開會，但是他不便也不能這樣直說，所以說反面話，如講得不詳細不清楚當死。最後還加上一句，我雖然據我所知道的，利害得失全部說給你聽，但是如果錯了，甘願領罪。他這麼一說，如真說錯了，秦王也不好意思責怪他了。他短短幾句話，什麼都講到了。這就是說話的藝術。而後言歸正傳。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團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屯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
首先把列國局勢分析下來，所謂“天下陰燕陽魏”到“將西南以與秦為難”。這一段的列國局勢，都是蘇秦的玩意兒，可是他絕不攻擊蘇秦，因為這時他已經知道是蘇泰培養了他，這個時代，就在蘇秦、張儀這兩個同學的手裡玩。
張儀說，他們這種合縱的形勢，“臣竊笑之”，我覺得好笑，你秦王放心，沒有什麼可怕。 “世有三亡”，世界上有三個大原則，誰違反了這三原則之一的，就非亡不可，在個人非失敗不可。 “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現在他們這個聯合國的組織——合縱的國家，已經犯了這三樣必定敗亡的原則。 “臣問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就是這三個條件。 “以亂攻治者亡”是內在的，內政第一要清明。 “以亂攻治者亡”是同樣的道理，內部先求修明，張儀當時是指燕、魏、荊、齊、韓、趙這一邊，每個國家的內政當時都在亂，真正修明的政治還是在秦國，所以後來秦始皇能統一天下，並不是偶然的。有上代替他打好了政治基礎，由商鞅變法以後，內政一路建設起來的。
“以邪攻正，以逆攻順”的道理都是一樣。
他再分析天下的局勢，從“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到“其上不能殺也。”這一節，原則上同今天東南亞的趨勢有點相像了。第一，他們這些國家，經濟不能獨立，後勤補給缺乏，經濟沒有弄好，把所有的有用人力，都放到前方去了，統統備戰。所謂“白刀在前，斧質在後。”這八個字，我們不要只作文學上的欣賞，仔細研究起來，這就是描述古代兵士在戰場上，前進則有敵兵之白刃以相向，若畏懼而退陣，則後頭又有“斧質”相加的死刑要承受，處境可說是進退兩難。可是這些國家的軍隊，遇到真正發生了戰爭，會回頭就跑，絕沒有人冒死打仗。為什麼呢？ “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殺也。”這要注意的。任何一個時代，任何國家，人民所以不會打仗，所以不肯盡忠，不肯犧牲，是有他的原因的，主要由於領導的錯誤。
政治上最重要的就是“賞罰”兩個字，賞罰兩個字也很難的，歷史上很多人在這兩個字上犯錯誤。甚至當家長的對孩於們的賞罰都要注意，都很難做得好。所以獎懲之間很難很難。張儀說，現在他們各國里面，“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就是要賞，可是不給，說的沒有用；對於處罰，也沒有徹底去執行。既然賞罰不能行，大家覺得馬馬虎虎，沒有責任感，所以就不肯犧牲打仗了。
他回過來說泰國：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
政治修明：命令貫徹，賞罰分明（這是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政治完全走上法治制度的好處），許多秦國的年輕子弟，因為國家富強、環境舒適，從離開父母的懷抱起，就沒有見過敵人，一到了戰場精神就來了，一頓足會脫了衣服，光著膀子，看見刀子，都不怕，就是燒紅的火炭都敢踩上去，死了就死了，願意犧牲的人多的是。
秦國的老百姓為什麼會做到這樣？他說：
“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
斷死與斷生，在人的心理是絕對不同，“斷”就是斷然，就是決心。斷死是決心犧牲，斷生是決心求生投降，這兩種決心是絕對不同，而秦國的青年所以會斷死於前，是養成了一種戰爭責任感，不怕死的精神，能夠奮發，非犧牲不可，有個人的犧牲才有國家的強盛。因此秦國的士兵：
“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胜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
張儀再說下去：
“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
從一開始說到這裡，一路下來都是高帽子，好聽的，而又都是真實的。高帽子也不能亂送，秦王是一個當領袖的人，笨也不會笨到哪裡去，所有的資料，他都清楚。換句話說，也就是張儀把秦國當時所處的列國情勢、政治環境、地理環境、軍事環境、一切準備，都分析清楚。最後，他說出一個秦國當前所應該採取的措施。實際上也就是張儀自己心理所希望造成的局勢。他說：
“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廩倉虛，四鄰諸侯不服，伯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志也。”
在這裡我們就看到張儀處理思想的方法，古代所謂“以說動人主”，就是《張儀列傳》上說的，他問太太舌頭壞了沒有？他用嘴巴分析利害關係，非要打動對方的心不可。使他聽了這個話，非動情不可，認為有道理，非上這個當不可。歷史上常有一句話“揣摩人主之意”，當然“人主”是指帝王而言，以個人來說，做一個小單位的主管，也是一樣，下面總要慢慢摸你的意思，把你的個性等等都了解，這當然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
現在張儀把秦國的好處先講了，可是再看下去，我們看到蘇泰合縱——來一個“聯合國”以後，秦國是已經沒有辦法，很吃虧了。他說“甲兵頓”，國防的戰線拉得那麼長，國防經費那麼大，無法打仗，停在那裡，好比今天美國的情形。 “士民病”，大家心理上都很困頓。經濟上“蓄積索”，慢慢空虛了，等於現代的美國，在越南，打不了勝利的仗，錢都打光了。 “田疇荒”，國內的農業、工業、生產都荒廢了。 “困倉虛”，國庫都空虛了，結果弄到四鄰的諸侯不服，外面的同盟國家並不服你的氣，你想稱霸於天下是不可能的。我們讀了這段書，看出就是蘇泰這樣一個書生，在七八年之間，把秦國弄成這個窘態。同時我們也可以了解現代，美國人到今天為止，就是這個情況。當時張儀告訴秦王，秦國所以到這個地步，就是左右的文臣武將，沒有真正盡心貢獻意見所致。
他話說到這裡，就引用過去歷史的經驗，告訴秦王：
“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夭下，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距坊，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
張儀在這個時候，要挑起戰爭。他希望泰國出戰，但沒有直接教秦王非打不可，他只拿歷史的經驗來說，提到齊國。研究這一段歷史要注意的，秦是在西邊，齊國是介於現在山西與山東之間，他說歷史上齊國稱霸的時候，那麼了不起，四面攻破了各國，一個命令下來，列國都聽他的。南有濟水黃河，北有長城作防線，像這樣一個平原國家，各方面受敵，只要一次大敗仗，齊國就完了。他那個國家的命運注定非打勝仗不可，由此可以看到戰爭的重要。這段話張儀是挑動秦國非打不可。
“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這是普通作人的道理，國事也同個人的事一樣，農業社會人人都知道的比喻，砍去一棵樹要挖根才徹底，但不要碰到旁邊的樹，如把旁邊的樹根也挖掉，就成問題，這個禍就闖大了。這是中國農業社會的老話，也是作人的道理，凡事挖根要徹底，不要留下禍根，但是對於與此事無關的部分，不要輕率地去傷害，傷害了就闖禍。
張儀接著就指出秦國當時的近代歷史：
“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邵，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奔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今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五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也。”
這一段是批評秦國的不對，軍事策略上的錯誤，他說你們一度和荊國作戰，破了荊國，拿下了郢——現在武漢以北一帶，取下了洞庭、五都，江南，一直到達現在安徽這一帶了，荊王也逃亡躲到陳國不敢出來了。當這個時候，如果秦國一路追擊下去，則整個荊國可以拿下來，拿到了荊國，則秦民可貪，地可利。進而影響東面的齊國、燕國都可以控制了。中間可以駕凌趙、魏、韓等三晉地，你秦國就可以一戰下來稱霸世界。結果你秦國的決策不這樣做，反而引軍而退，打有限度的勝仗，跟荊人談和了。結果，荊人又慢慢恢復了，強起來了，又變成了你秦國的敵人，所以第一個錯誤就犯下去，不能做聯合國的盟主——成伯。
研究這一段書，我們就感到，歷史雖然已為陳跡，卻足以發人深省。我們讀這一段歷史，再看看國際的現勢，美國在對北朝鮮，對北越的戰爭，軍事策略上犯了同樣的錯誤。
他講秦國的第二個錯誤：
“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許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投。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美。”
我們拿這一段歷史的經驗，看看今天的越南（時為一九七五年四月），又投降了。張儀說，你秦國有一次在北方的戰爭，已經打得很好，你已經打到了梁國，把樑的城郭包圍起來，已經可以把它拿下來了，拿了梁，魏國就站不住了，得到了魏國，荊、趙就不會有鬥志。趙危，荊孤，一直下來，也可以稱霸天下。 （這要注意，沒有說統一，不像後來秦始皇要消滅人，這裡是只想稱霸。）結果你秦國的謀臣又是不准打完全勝利的戰爭，撤兵回來，和魏國講和，魏國又壯大起來。
第三點，張儀談到秦國的內政：
“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士民潞病於內，伯王之名不成，此國已無伯王之道三矣。”
張儀說穰侯（秦國的權臣）當政的時候，內政上兵力用得太過分，想用一國的兵力完成兩國的事，於是服兵役的人，終身奔波於外，國內的工商業衰落了，農村破產，這是第三點的錯誤。
接著指出秦國的謀臣太差勁，如美國的參、眾兩院，基辛格、費正清這些人，都是美國現代的策士。
“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技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逾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池以北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橐魏，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人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這隨而使，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也。”
趙氏是現代河北山西一帶靠北面地方，在當時是中央之國，雜民之所居，這問題很大，講到歷史要特別提出來研究的。
雜民所居的地方，政治上很成問題，如歷史上自漢朝以後，有一個魏晉南北朝，這時都是外來的民族。因為漢朝自高祖以來，三四百年間，對西北的外來民族，始終沒有辦法，因此形成了以後南北朝兩三百年間漢族與外來民族的紛爭。到了唐代的時候，唐太宗那樣了不起的人，對於邊疆問題沒有辦法解決，漢唐兩代，對外來民族，唯一的辦法，就是靠通婚來羈糜，都是靠“和番”政策。所以唐末直到後來五代時候，就是雜民之所居，發生了變亂。
那麼是不是雜民所居不可以？不是不可以，血統的交流不是不可以。問題在於有很重要的一點，古人始終不知道的，在孔子的思想裡有這一點，不過表達得不很具體，就是“文化的同化”這點古人不知道。假使唐代就知道了文化是政治戰的一個最大的力量，那中華民族今天的國勢，還不止是這樣而已，很可能西面已經到了歐洲。其次要注意的，近代東西方文化思想溝通以後，大家都知道了這一點，所以各國之間，在侵略別國以前，先作文化的侵略，最後消滅一個國家，也是靠文化。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人知道了這一點，所以他每佔領了一個地方，一定要當地人說日本話。他不像元朝的蒙古人，也不像漢代、唐代的外來民族，進了中國跟著說中國話。乃至把歷史文化都改變。文化雖是看不見的東西，但是力量很大。現在我們知道戰爭中包括心理戰，也非常重要，文化戰還是口號，沒有具體的東西拿出來，尤其現在我們在提倡文化復興，我個人的觀點，我們的文化是在衰落。像我們手邊拿來研究的東西，就是真正中國文化之一，而且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卻只有少數人去看它。
這是由“雜民之所居”一句所引出來的感想，提出來值得大家研究和注意的。
張儀在當時講到“雜民之所居”的地方，“其民輕而難用”，這句話又引起我一個感想，希望大家要讀一部書——《讀史方輿紀要》，裡面對每一省、每個地方的民風習性講得很清楚。山川形勢、風俗產物，都很詳盡，現在也沒有脫離這個範圍，很值得注意。在政治作戰、心理作戰、文化作戰上，非常值得參考。
張儀這裡講的所謂“輕而難用”，就是豪邁，容易衝動，一句話不合就打起來了。在這種地方，就要了解他們這種民風習性，這並不是他們的缺點，如果摸清了他們這種個性，政治上就好辦了，像雜民所居的這種地方，有時候專談法治很難辦的，他們往往講義氣，話說對路了，人作對了，他就听你的，如果全跟他談法，不一定好辦。
他再分析趙國的地形也不便利，是亡國的地形，可是趙國在這麼不利的情形之下，仍舊出兵打仗（例如後來秦國大將白起與趙國長平之役，坑趙卒四十萬的故事）。張儀所講這一段都是講當時秦國的政策，批評秦國當時的這班謀臣沒有盡心負責任。他繼續說：
“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栗而卻，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並於李下，大王又並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夭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兵病，蓄積索，田疇荒，廩倉虛；外者夭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
一口氣批評下來，結論說到外面的人，看你內在的謀臣，外在的兵力，到底有多大力量，都看得清清楚楚，現在你國內是這樣的情勢，而各國又聯合起來，你秦王應該多多考慮了。
然後張儀提出建議，先以武王代紂的歷史經驗來作比方。說動秦惠王，最後的結論，竟以自己的頭顱來堅定秦惠王的信心，可見他的會說話，也可見他用心之深和求信之急了。
“且臣聞之，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運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眾，以攻趙襄王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佔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求伯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為謀不忠者。”
現在把蘇秦、張儀這兩篇東西作一個結論。我們重複提出要特別認識清楚的一個重點：蘇秦、張儀當時的動機，是以自己個人的功名富貴為出發點，而把整個的列國局面，歷史的時代，在他們兩位同學的手裡擺佈了約二三十年。他們並沒有一個中心思想，或政治上的主義。同時也可以說，當時一般領導人，並不接受任何中心思想或主義，對於道德仁義的中心思想都不管了，只認識利害關係。這一點對我們現在來說，是一個歷史的經驗，要特別注意。中國幾千年曆史，一個亂象，到了像戰國的末期，像南北朝的末期，像五代的末期，仁義道德沒有辦法發揮作用，沒人接受，這是什麼原因？當然有它的道理，譬如《孟子》，大家都讀過的。孟子不過比蘇秦，張儀早一點點而已，為什麼孟子到處講仁義，到處吃癟？為什麼蘇秦、張儀會那麼吃香？這樣比較下，就產生兩個觀點，在個人方面，我們就看到了孔子、孟子的偉大，他們對於蘇秦、張儀的這一套不是不懂，他們全懂，可是始終不願意引導人家走上這條路，始終要求人家講基本的德性，並不在乎自己個人當時的榮耀，這是孔、孟個人的了不起。第二點，我們看出了，當時的時代為什麼需要蘇泰、張儀的這一套，這就講到我們本身。我們現在兩副重擔挑在身上，一面要維持自己傳統文化的德業，政治的道德，人倫的道德，承先啟後，這是一副擔子。另一方面是要如何配合這個時代的迫切需要，而這個需要是講利害的，但在利害之中，要灌輸進去我們固有的道德文化思想，這就是我們今日的處境，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處境，也許在一兩百年以後的歷史上，會寫我們非常了不起的好處，因為我們今日所挑的擔子，比古人挑的還要重，還要困難。所以我們讀了蘇秦、張儀兩人的傳記資料，了解了他們當時的歷史，拿來比較今天，就知道今天有如何的困難。因此大家有時間，不妨多讀《史記》、《戰國策》這一類書，不要以為這是古書，已經過了時。如果不變成書呆子，在碰到事情的時候，發揮起來，非常有用處，透過了古書，更有助於現代情況的了解和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