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個世紀裡，在美國和其他經濟上先進的社會裡，普通工人的狀況有了極大改善。今天，在上述社會裡，幾乎沒有任何工人從事那種繁重不堪的勞動，這種勞動在大約一個世紀以前是常見的，而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區現在仍然是不足為奇的。工作條件得到了改善；工作時間也縮短了；享受假期和其他小額優惠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收入大大增加，使普通家庭得以享有早些時候只有少數富人才能享有的生活水平。
如果進行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向人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促使全體工人狀況得到改善的原因是什麼？”多數人的回答很可能是“工會”，其次是“政府”——儘管作出“沒有任何原因”或“不知道”或“沒看法”的回答的人也許比前兩種人要多。可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過去兩個世紀的歷史證明，這些回答都是錯誤的。
在大部分時期中，工會在美國並不重要。直到1900年，全體工人中只有３％是工會會員。甚至在今天，工會會員在工人總數中所佔的比例仍然不到四分之一。很顯然，工會不是促使美國全體工人的狀況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
同樣，在“新政”以前，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控制和乾預是最低限度的。政府所起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是保護自由市場的正常活動。但是，很顯然，直接的政府行動不是促使全體工人的狀況得到改善的原因。
至於有人說工人狀況的改善“沒有任何”原因，當前工人的狀況正好證明這樣回答是錯誤的。
工會
濫用語言的最驚人的事例之一是把“勞方”看作是“工會”的同義詞——例如在新聞報導中，我們常看到這樣的詞句：“勞方反對”某某提案，或“勞方”的提案如何如何。這是雙重的錯誤。首先，在美國四分之三以上的工人不是工會會員。甚至在英國，那裡的工會長期以來遠比美國的工會強大，大部分工人也不是工會會員。其次，把“工會”的利益及其成員的利益等同起來是錯誤的。雖然在大部分時間裡，多數工會與其成員的利益是有聯繫的，而且聯繫密切，但有許多事例表明，工會頭頭常常利用合法手段或非法手段如濫用和私吞工會基金，犧牲工會會員的利益而為自己謀私利。這警告我們不要不自覺地把“工會”的利益同“工會會員”的利益等同起來，更不用說把工人整體的利益與工會的利益等同起來。
語言的這種濫用現像是由於過高估計工會的影響和作用而產生的。工會的行動是看得見的，並且是有新聞價值的。它們常常成為報紙的頭版頭條新聞，晚間的電視節目也常常不加刪節地加以報導。而決定美國大多數工人工資的“市場上的討價還價”（亞當·斯密語），則不那麼容易被人看到，也不大引起注意，其結果是討價還價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
語言的上述濫用也導致了這樣的信念，即工會是現代工業發展的產物。事情決非如此。實際上，工會的發展可以追溯到工業革命以前的時期，追溯到封建時期城市和城邦內商人和手工業者的特有組織形式，即行會。的確，現代工會的發展可以追溯到更為遙遠的年代，追溯到大約二千五百年前希臘的醫生之間達成的協議。
公認的現代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於公元前460年左右出生在希臘的科斯島上，該島距離小亞細亞海岸只有幾英里之遙。當時，科斯島是一個繁榮的島嶼，已經是醫學中心。在科斯島上研究醫學之後，希波克拉底邀遊遠方，他作為醫生，特別是因為他消滅瘟疫和流行病的本事，逐步樹立了崇高的聲望。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回到科斯島，在該地他創立並主管了一所醫學院和一個醫療中心。他教導所有希望學習的人——只要他們付學費。他的醫療中心在希臘全境出了名，吸引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學生、病人和醫生們。
當希波克拉底於一百零四歲（這完全是根據傳說）去世時，科斯島到處都是行醫的人，有的是他的學生，有的是他的門徒。爭奪病人的競爭是激烈的、因而毫不奇怪，必須採取一致的行動來解決有關競爭的問題——用現代術語來說，就是使醫生的行為“合理化”，以便消滅“不公平的競爭”。
所以，在希波克拉底去世大約二十年以後（這也是根據傳說），醫生們聚集到一起創立了行為守則。他們以自己老師的名字給守則命名為希波克拉底誓約。此後，在科斯島上並日益遍及世界其他地方，每一個新培訓的醫生，在他開業之前，都要宣誓忠於上述誓約。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今天，在美國已成為大部分醫學院校畢業典禮的一部分。
像大多數職業法規、商業交易協定和工會合同一樣，希波克拉底誓約充滿了幫助病人的美好理想：“我將用自己的力量，儘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判斷力解除病人的痛苦。……無論來到哪一家，我都要幫助病人解除痛苦，而決不存心做損害或傷害人的事情。……”等等。
但是，該誓約也包含著一些同上述精神不相符的內容。例如誓約上有這樣的話：“我將把醫術、講稿和所有其它學問傳授給我的兒子、我師傅的兒子以及受過正式訓練並宣過誓的人，而不傳給別人。”今天，我們也許會把這稱作封閉式僱用制度（即只僱用某一工會會員的製度）的前身。
誓約還提到了患有腎結石或膀胱結石的病人，原話是這樣的：“哪怕是結石病，我也決不動手術，我將交給具有這種技能的醫生來處理此事。”①這可以說是內科醫生與外科醫生劃分市場的極好協議。
①這誓言有各種譯文，本文根據約翰·查德威克和WN曼的《希波克拉底的醫學著作》（牛津：布萊克威爾公司，1950年），第9頁。
我們猜想，當醫學院的畢業班宣誓時，希波克拉底在九泉之下定然不得安寧。當年，他曾經把知識傳授給每一個對醫學感興趣並且願意交付學費的人。他可能會強烈反對那種劃分市場的做法。自從制定出希波克拉底誓約到今天，全世界的醫生為了保護自己免受競爭的危害，一直採用了這種做法。
美國醫學協會很少被看作是工會，人們認為它的作用遠遠超出了普通工會的範圍。它向其會員及整個醫學界都提供重要的服務。然而，它實際上是工會，而且我們認為，是我國最成功的工會之一。幾十年來，它縮減了醫生人數，抬高了醫療費用，同時阻止了來自外行業的人同“受過正式訓練並宣過誓的”醫生們相競爭——自然，這一切在名義上都是為了幫助病人。關於這一點，本書無須重複的是，醫學界領導人確實真誠地相信，限制從醫人數對病人有好處。現在，我們大家已逐步熟悉了這樣一種看法：即為自己謀福利就是為社會謀福利。
隨著政府在醫療事業方面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並且承擔越來越多的醫療費用，美國醫學協會的勢力日趨衰落。另一壟斷集團即政府官僚集團正在取代它。我們認為，這種結果部分地是由該協會本身採取的行動造成的。
醫療事業方面的這種發展趨勢是很重要的，對於我們未來將得到什麼樣的醫療以及為此將付出多少費用可能具有深遠的影響。然而，本章討論的是工人。不是醫療事業，因此我們只討論與工會有關的醫療事業方面的一些經濟問題，從而說明運用於所有工會活動的原理。我們將把醫療事業目前遇到的其他一些重要而使人迷惑不解的各種問題暫且放在一邊。
誰得到了好處？
醫生在美國屬於享有最高報酬的勞動者。這種狀況對於已經從工會得到好處的人們說來並不是例外情況。儘管人們經常得到的印像是，工會保護低工資工人免受雇主的剝削，但實際上不一定是這樣。最成功的工會總是這樣一些工會，其會員從事的職業需要熟練的技能，不論有沒有工會，他們的工資都比較高。這類工會只是使本來已經很高的工資更高。
例如在美國，航空公司駕駛員每週工作三天，1976年他們的平均年薪是五萬美元，而且這以後又有相當大的提高。在一份題為“航空公司駕駛員”的研究報告中，喬治·霍普金斯寫道：“今天飛機駕駛員驚人的高薪金，與其說來自他們承擔的責任或他們掌握的技術，不如說來自他們通過工會獲得的受到保護的地位。”①
①①喬治·E.霍普金斯：《航空公司駕駛員：對傑出人物工會的研究》（坎布里奇：哈佛大學出版社，1971年），第1頁。
在美國，最老的傳統工會是行業工會，如木匠、水管工、泥水匠等工人組織的工會，他們同醫生一樣，也是技術熟練、工資較高的工人。最近，發展最快的工會——而且的確幾乎是唯一有所發展的工會——是政府工作人員（其中包括中小學教師、警察、衛生工作者以及其他各種政府僱員）組織的工會。紐約市的市政工人工會，通過把該城市推到破產的邊緣顯示了它們的力量。
中小學教師和市政僱員的情況，說明了一條在英國已經清楚地得到了證明的一般原理。他們的工會不直接同支付他們會員薪金的納稅人打交道，而同政府官員打交道。納稅人和工會與之打交道的政府官員之間的關係愈鬆弛，政府官員和工會相互勾結犧牲納稅人利益的趨勢就愈益加強——這是某些人把另一些人的錢用之於第三者身上的另一個例子。這就是為什麼紐約等大城市中的市政工人工會比小城市中的市政工人工會強大的原因，同時也是隨著政府對學校活動和教育經費的控制日益集中化，日益脫離地方政府，中小學教師的工會越來越強大的原因。
同美國相比，英國政府對更多的工業部門實行了國有化，其中包括煤炭工業、公用事業、電話和醫院。在英國的國有化工業部門中，工會一般特別強大，勞資問題也最為嚴重。同樣的因果關係也反映在美國郵政工人工會的力量中。
假定強大的工會的會員工資比較高，明顯的問題就是：是因為工會強大，會員們才得到高工資呢；還是因為會員的工資高，工會才強大，為工會辯護的人宣稱，會員的高工資可以加強工會組織的力量，而且，一當全體工人都是工會會員時，所有工人都將領取高工資。
然而情況是複雜得多的。極為熟練的工人的工會無疑地能提高其會員的工資；可是，不論怎樣都會得到高報酬的人，在組織強有力的工會方面是處於有利地位的。而且，工會提高某些工人工資的能力，並不意味著普遍實行工會制度會提高全體工人的工資。正好相反，這是產生誤解的根本原因，強大的工會能為其會員贏得利益，首先是靠犧牲其他工人的利益。
理解這一點的關鍵是了解經濟學的最基本的原理，即需求法則：某種東西的價格愈高，願意購買它的人就愈少。使某種勞動較為昂貴，這種勞動提供的工作機會就會減少。使木匠活較為昂貴，則建造的房屋減少，並且所造的這些房屋會採用木匠活不多的建築材料和方法。提高航空公司駕駛員的工資，乘飛機旅行將變得更貴。乘飛機的人將會減少，因此對於航空公司駕駛員來說就業機會也會少一些。反過來說，減少木匠、飛機駕駛員的人數，他們就會得到較高的工資。縮減醫生的人數，他們就能收取較高的酬金。
一個成功的工會可以減少它所控制的工作機會。其結果是，希望按照工會的工資標準獲得這類工作的某些人，就不會達到目的了。他們被迫轉向別處。更多的工人會尋找其他工作，壓低了這些工作的工資。普遍組織工會不會改變這種局面。這對於找到職業的人意味著高工資，與此同時，對於其他人則意味著更多的失業。更為可能的是，會出現一些強大的工會和弱小的工會，強大工會的會員會像現在這樣，在損害弱小工會會員利益的情況下得到較高工資。
工會領導人經常說可以通過減少利潤來提高工資。這是不可能的：根本沒有富餘的利潤來提高工資。美國的全部國民收入目前約有80％用於支付工資、薪金和小額優惠。餘額的一半以上用於支付租金和貸款的利息。公司利潤——這是工會領導人常常提到的——總額不到國民收入的10％。這還是納稅前的利潤。納稅以後，公司利潤大約是國民收入的６％。即使全部利潤都投放進去，也幾乎不可能使所有人都領高工資。而且，這不啻於殺雞取蛋。最低限度的利潤，為投資於工廠和機器以及發展新的產品和新的方法，提供了刺激。這種投資和這些革新，近幾年來提高了工人的生產率，並為高而又高的工資準備了必要的資力。
提高某些工人的工資必然損害其他工人。將近三十年以前，我們當中有人曾經估計，在我國平均約有10－15％的工人，通過工會或者類似美國醫學協會這樣的組織，得以使他們的工資比在沒有工會的情況下多提高了10－15％，而另外85—90％的工人掙得的工資則因此而減少了大約４％。最近的研究表明，現在的情況大體上仍然是這樣。 ①高工資的工人工資越來越高，低工資的工人工資越來越低。
①①米爾頓·弗里德曼：《論工會對經濟政策的影響》，見大衛·麥科德·賴特編的《工會的影響》（紐約：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51年），策204-234頁。十多年以後，H． G．劉易斯經過更詳細和更廣泛的研究，得出了同樣的估計，見其著作《美國工會主義和比較工資》（芝加哥：乏加哥大學出版社，1963年），第5頁。
我們所有的人，包括由工會高度組織起來的人們，作為消費者，由於工會會員的高工資對消費品價格的影響而間接地受到損害。對於包括木匠在內的每一個人說來，房屋的售價太高了。工會阻撓工人運用他們的技能生產價值最高的東西，工人被迫從事那些生產率較低的活路。對於我們全體說來，可得到的物品的總量，比應有的數量要少。
工會力量的來源
工會為什麼能夠提高其會員的工資，工會力量的基本來源是什麼？回答是：工會可以縮減可得到的就業機會，換言之，可以縮減適於從事某類工作的人數。通常在政府協助下，用實行高工資率的辦法，工會得以縮減就業機會。同樣在政府協助下，主要是通過發給許可證的方式，工會得以縮減合用者的人數。工會偶爾還同雇主相勾結，對其會員所生產的產品實行壟斷，以這種辦法來增加其力量。
實行高工資率。如果工會可以設法使承包人支付給水管工或木匠的工資不少於，比如說每小時十五美元。那將會減少這方面的就業機會。當然，這也將增加願意從事這類工作的人數。
假定目前可以實行這種高工資率。那麼，必須採取某種辦法來在尋求這種有利可圖的工作的人們中間分配有限的就業機會。已採用過的許多方法包括：搞裙帶關係，即把工作保留給家庭成員；按照資歷和學歷招工；超額僱用工作所需要的人員，即隨便安排工作；以及不折不扣的行賄受賄。由於牽扯到很多利害關係，因而採用哪種方法對於工會來說是個很棘手的問題。某些工會不允許在公開會議上討論有關資歷方面的規定，因為這種討論常常引起毆鬥。為了優先獲得工作而向工會官員們付酬金，是一種普通的行賄形式。工會採取的種族歧視措施雖然受到了猛烈的抨擊，但仍然是分配工作的另一種方法。如果申請工作的人過多，供分配的工作有限，則招工方法必定是武斷的。用偏見及類似的不合理的方法來解決把誰關在門外的問題，這種做法常常得到“已入會者”的大力支持。種族和宗教歧視也滲入到了醫學院校的入學方面，原因同上面一樣，即可接受的申請者過多，因而需要在他們中間進行分配。
讓我們再來看工資率，工會採用什麼方法實行高工資率呢？一種方法是採取暴力行動或以暴力相威脅：宣稱如果雇主僱用非工會會員，或付給工會會員的工資低於工會指定的工資率，將毀壞雇主的財產或者毆打他們；宣稱如果工人同意為較低的工資幹活，就揍他們或破壞他們的財產。這就是工會在進行工資調解和談判時，為什麼經常伴隨有暴力行為的原因。
一種更為容易的方法是取得政府的幫助。正因為這個緣故，工會都把總部設在華盛頓美國國會的附近，而且在政治活動上花費大量金錢和精力。霍普金斯在有關航空公司駕駛員工會的研究報告中特別提出：“該工會得到了聯邦立法的充分保護，使職業航空公司駕駛員實際上成了受國家保護的人。”①
①霍普金斯：《航空公司駕駛員》，第2頁。
政府幫助建築工人工會的主要形式是戴維斯一培根法案，該聯邦法令規定，凡是同聯邦政府簽訂有價值二千美元以上合同的承包人，支付的工資率不得低於有關地區由勞工部長決定的“同等工人和技工普遍享有的”工資率。實際上，“在決定工資的絕大多數場合……不論建築面積和種類如何，普遍享有的工資率”往往被規定為工會的工資率。 ①②後來，這一有關工資率的條款寫進了其他許多有關聯邦政府援建項目的法令，寫進了三十五個州（截至1971年）頒布的有關建築開支的法令，從而擴大了上述法案涉及的範圍。 ②實施這些法令的結果是，政府對於大量建築活動實行了工會的工資率。
①約翰·P．古爾德：《戴維斯-培根法案》，第15號專題研究（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企業研究所，1971年11月），第10頁。
②同上，第1、5頁。
甚至使用暴力暗中也包含有政府的支持。一般說來，在勞資爭議中公眾是同情工會的，這導致了政府當局容忍在其他情況下決不會容忍的行為。在勞資爭議中，某人的小汽車被推翻，工廠、商店或住家的窗子被搗毀，甚或有人遭到毆打並嚴重受傷，肇事者不大可能被罰款，更不用說去坐牢了，但如果在其他情況下發生同樣的事情，情形就不一樣了。
政府實行工資率的另一套措施是最低工資法令。頒布這些法令據說是為了幫助低收入者。其實，它們損害了低收入者。要求頒布最低工資法令的壓力，來自那些在國全面前作證主張提高最低工資的人。這些人不是貧苦人民的代表。他們主要是勞聯－產聯以及其他勞工組織的代表。在這些工會中，沒有一個會員掙得的工資接近法定的最低工資。儘管有一套關於幫助窮人的漂亮話，但他們主張提高最低工資實際上是為了保護其工會的會員免受競爭的危害。
最低工資法令要求雇主們歧視技術低的人。沒有人這麼明說過，但事實確實是如此。且以受教育很少而沒有什麼技能的青少年為例，其勞務比如說每小時僅值二美元。他或她也許渴望為這種工資幹活，為的是掌握較多技能，從而得到較好的工作。但最低工資法令宣稱，只有雇主願意付給他或她（在1979年）每小時二點九美元，這樣的人才能受僱。也就是說，除非雇主願意仁慈地把九十美分加到青少年勞務所值的二美元上面，否則他們是不會被雇用的。青年人因不能得到每小時二點九美元而失業，反而說這種境況比接受每小時二美元的工資而就業要強些，這對我們來說一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青少年特別是黑人青少年的很高的失業率，既是一種恥辱，又是社會動亂的一個嚴重根源。青少年失業率的增加主要是最低工資法令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最低工資是每小時四十美分。戰時的通貨膨脹曾使這個數目低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實際上幾乎沒有什麼價值可言。此後最低工資急劇上升，1950年升至七十五美分，1956年上升到一美元。五十年代初期，全體工人的失業率大約為４％，青少年的失業率平均為10％——對於剛加入勞動大軍的人們說來，10％的失業率也許比人們預料的稍微高了一些。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業率大致相等。在最低工資率急劇提高之後，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業率扶搖直上。意義更為重大的是，在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業率之間出現了差距。目前，白人青少年的失業率在15－20％之間，黑人青少年的失業率在35－45％之間。 ①我們認為，在所有法令中，最低工資率法令是最歧視黑人的一項法令。政府先是開辦中小學，其中許多青年人，特別是黑人青年，所受的教育很差，以致他們未能掌握必要的技能從事工資較高的工作。隨後政府再一次懲罰了他們，阻止他們為了得到在職訓練而為低工資幹活。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幫助窮人的名義下進行的。
①參看耶爾·布羅曾和米爾頓.弗里德曼：《最低工資率》（美國首都華盛頓：自由社會協會，1966年4月）；菲尼斯·韋爾什：《最低工資：爭議和證據》（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企業研究所，1978年）；《總統經濟報告》，1979年1月，第218頁。
限制人數。實行工資率的另一種方法是直接限制可能從事某種職業的人數。當雇主眾多，難於實行某種工資率時，這種方法是特別有吸引力的。醫療事業是一個極好的例子，某工會的大量活動是以限制開業醫生為目的的。
正像實行工資率一樣，要想在限制人數方面獲得成功，通常需要政府的幫助。在醫療事業中，發放醫生開業許可證是關鍵問題：凡想要“行醫”的人必須得到政府的許可。不用說，只有醫生有可能被認為有能力判斷醫生候選人的資格，因此各州（在美國，發放許可證的工作在州政府的管轄權限之內，聯邦政府不管此事）簽發執照的部門通常由清一色的醫生組成，或者醫生佔優勢，這些醫生一般又是美國醫學協會的會員。
上述主管部門或州的立法機關提出了批准許可證的各項具體條件，實際上是讓美國醫學協會來左右獲准開業的人數。條件包括：必須受過長期的訓練，必須畢業於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學校，並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醫院擔任過實習醫生。絕非偶然，“得到政府批准”的學校和醫院的名單，一般是與美國醫學協會的醫學教育和醫院委員會公佈的名單完全相同的。任何學校如不得到美國醫學協會的醫學教育委員會的批准，是建立不起來的，或即使建立起來，也不能維持很久。得到批准有時需要按照該委員會的意見限制醫生人數。
在經濟壓力特別大的三十年代蕭條時期，有組織的醫學界顯示了限制從醫人數的巨大力量。儘管當時從德國和奧地利（那時都是先進醫學的中心）湧入了大批受過嚴格訓練的難民。但希特勒上台後的五年中，獲准在美國開業的外國醫生，並不比前五年多。 ①
①參看米爾頓·弗里德曼和西蒙·庫茲內茨：《獨立職業行當的收入》（紐約：國家經濟研究局，1945年），第8－21頁。
營業執照的發給被廣泛用來限制各種職業的從業人數，特別是醫學等職業的從業人數，在這類職業中有許多單個的開業醫生，他們同大量的個別主顧打交道。像在醫學中一樣，主管發放執照的部門，主要是由該行業持有營業執照的成員組成——不論他們是牙醫、律師、整容專家、航空公司駕駛員、水管工，還是殯儀業者。沒有哪個職業如此冷僻，以致無須用發給執照的辦法來限制從業人數。據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說：“在某州議會最近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各職業集團紛紛要求發給執照，其中有拍賣人、採礦者、房屋改建承包商、寵物飼養人、電學家、性病醫生和性生活顧問、數據處理者、估價人以及電視機修理人。夏威夷州簽發文身藝術家執照。新罕布什爾州簽發避雷針推銷員執照。”①簽發各種執照的理由總是一樣的：保護消費者。然而，要發現真正的理由，我們得看一看在各州議會裡是誰在為實行或鞏固營業執照制度進行遊說。遊說者一律是有關從業人員的代表，而不是顧主的代表。千真萬確，水管工也許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地知道如何保護他們的顧客。然而，當水管工在背後竭力謀取合法權力以決定誰可以當水管工時，就難以把他們對顧客的利他主義的關心看成是主要動機了。
加強對本行業就業人數的限制，同時增加領有執照的開業者的業務，各有組織的職業集團總是千方百計使其業務活動範圍規定得盡量寬一些。
①邁克爾·佩茨丘克：《需要和收入》，載《管理》雜誌，1979年3月/4月。實施脊柱按摩療法和整骨術。
通過簽發執照限制從事各種職業的人數，其結果之一是創造出了一些新學科：例如在醫學中出現了整骨術及脊柱按摩療法，這些醫療科目試圖採取發給執照的辦法，限制其人數。美國醫學協會已提出許多訴訟，指控一些脊柱按摩醫生及整骨醫生非法開展其他醫療業務活動，企圖把他們限制在盡可能狹小的營業範圍之內。而脊柱按摩醫生和整骨醫生則控告其他醫生沒有得到執照就實施脊柱按摩療法和整骨術。部分地由於新的高度精密的手提設備的出現，最近在各類居民區中發展起一種新的保健服務項目，即在緊急情況下，可以提供急救服務。這類服務有時由市政府或市政府的一個機構提供，有時由不折不扣的私人企業提供，這類機構的人員主要是醫務輔助人員，而不是持有執照的醫生。
加利福尼亞州南部一個附屬於城市消防隊的上述私人企業的老闆喬·多爾芬，描述該企業的效能如下：
在我們服務的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地區，這是一個擁有五十八萬人口的縣，在提供急救服務以前，因心髒病突然發作而心臟停止跳動的病人，通過住進醫院而活過來並且病癒出院的不到１％。提供急救服務以後，僅在頭六個月中，23％的心臟停止跳動的病人被成功地救活了，他們病癒出院並且回到了社會生產崗位上。
我們認為這是很了不起的，事實說明了一切。然而，說這同醫學界有關係有時是很困難的。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想法。
更為一般地說，導致工人停工一個最經常的原因，是所謂管轄範圍爭議，即有關各職業業務活動範圍的爭議。曾採訪過我們的一個廣播電台記者，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他強調採訪要短，以便在他的盒式錄音機的錄音帶上只錄一面。翻錄音帶的工作必須留給電工工會的一個會員去做。他說，如果他自己把它翻過來，當他回到廣播電台時，錄了音的磁帶會被洗掉，採訪就白費了。這種行為正同醫生反對輔助醫務人員提供急救服務一樣，並且其動機也是一樣的：增加對一個特殊集團的服務的需求。
工會和雇主的勾結。工會有時通過幫助工商企業聯合起來規定價格或者分配市場來增強自身的力量，而規定價格或者分配市場等活動在反托拉斯法令條件下對工商企業說來是違法的。
從歷史上說，三十年代的採煤業是這方面最重要的事例。當時的兩個格費伊煤炭法案試圖為煤礦經營者共同規定價格的行為提供法律上的支持。當三十年代中期第一個法案被宣佈為違反憲法的法案時，約翰·Ｌ·劉易斯以及他所領導的美國礦工聯合會挺身擔負起了重擔。每當開采出來的煤炭量多到似乎將迫使價格下跌時，劉易斯就與採煤工業進行默契般的合作，通過號召罷工或停工，控制產量並從而控制價格。正如一個煤業公司的副董事長在1938年指出的：“他們（美國礦工聯合會）已做了大量事情來穩定煙煤工業，並儘力使該工業能夠繼續盈利。雖然他們不願承認這一點，但實際上他們按上述方式所作的努力……比起煤礦經營者自己的努力……要稍許更加有效一些。”①
①瓦利·坎普煤炭公司執行副經理威廉·泰勒，引自梅爾文·杜波斯基和沃倫·範'蒂恩的《約翰·L．劉易斯傳》（紐約：方形叢書和紐約時報圖書公司，1977年），第377頁。
利益在經營者和礦工之間被瓜分了。礦工得到了高工資，這自然意味著更多的機械化和較少的礦工被雇用。劉易斯明確承認這種結果，並且更願意接受這種結果——他把受僱的礦工的高工資看成是對受僱人數減少的一種充分補償，假如受僱者都是該聯合會會員的話。
礦工聯合會之所以可以起這種作用，是因為工會不受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的限制。利用這一便利條件從事非法活動的工會，與其說是工人組織，倒不如說是出售使整個行業卡特爾化的勞務的企業。卡車司機聯合會也許是最受人注意的工會。關於詹姆斯·霍法以前的卡車司機聯合會主席戴維·貝克（兩人都已入獄），有一個或許不足憑信的故事。當貝克與華盛頓州的各啤酒廠就啤酒廠卡車司機的工資進行談判時，他被告知他所要求的工資是不能實現的，因為“東部啤酒”的價格會因此而低於華盛頓州的啤酒價格。他問東部的啤酒應該是什麼價格，才能接受他要求的工資。有人回答說，東部啤酒每箱的價格應該是Ｘ美元。據說他當時許下願：“從今後東部啤酒每箱的價格保准會變成Ｘ美元。”
工會可以而且的確經常為其會員提供有用的服務，例如：就會員的就業條件同雇主進行談判，反映會員的疾苦，以及使會員感覺到有所依附，有所作為。作為自由的信仰者，我們贊成給予人們最充分的機會，自願組織工會，並且認為工會可以提供會員所希望並願意為此出錢的任何服務，只要工會尊重其他人的權利而且不使用暴力。
然而，工會以及職業協會等組織，並沒有依靠嚴格自願的活動和全體會員來達到其公開宣布的主要目標，即提高會員的工資。工會及類似的組織在使政府給予它們特權與豁免權方面取得了成功，這些特別權利使他們在犧牲其他工人和全體消費者利益的條件下，得以讓它們的某些會員和官員受益。總的說來，受益者的收入要比受害者的收入高許多。
政府
除了保護工會會員之外，政府還通過了旨在一般地保護工人的大批法令：向工人提供補償費的法令，禁止僱用童工的法令，規定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法令，建立保證實行公平就業的各種委員會的法令，促進積極行為的法令，建立調節就業的聯邦安全和衛生管理局的法令，以及其他不勝枚舉的法令。
某些措施對工作條件的改善產生了有利的影響。大多數法令，如工人補償費法令和童工法，在它們頒布以前，就已體現在人們的自覺行動中了，頒布這些法令也許只是對邊遠地區具有實際意義。其他法令，你知道後不要感到驚奇，既帶來了好處，也帶來了害處。它們在減少普通工人的就業機會和收入的同時，卻為某些工會和雇主提供了權力的來源，為官僚們提供了官職的來源。安全和衛生管理局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是一個可怕的官僚主義機構，人們已對它怨聲載道。正如最近流傳的一個笑話所說：一個人問另一個人：你知道需要多少美國人安一個電燈泡嗎？另一個人回答說：需要五個人，一個人安燈泡，四個人填寫環境影響報單以及安全和衛生管理局要求的各種報告書。
政府確實在很好地保護一類工人，即由政府僱用的工人。
馬里蘭州的蒙特戈梅里縣，離美國首都華盛頓半小時的路程，是許多高級文職人員的住宅區。在美國所有的縣份當中，該縣是家庭平均收入最高的。蒙特戈梅里縣每四個就業人員中，就有一個是為聯邦政府工作的。他們不擔心失業，有同生活費用指數相聯繫的薪金。退休後，他們享有文職人員養老金，這種養老金也同生活費用指數相聯繫，並且不依賴於社會保險。許多人又極力取得領取社會保險金的資格，成了所謂拿雙份養老金的人。
上述高級文職人員在蒙特戈梅里縣的許多鄰人，或許是大多數鄰人，作為國會議員、院外活動人員、同政府訂有合同的公司的董事長，也與聯邦政府有某種聯繫。同華盛頓周圍的其他住宅區一樣，蒙特戈梅里縣的發展是迅速的。最近幾十年中，政府已變成了一種十分可靠而且發展很快的行業。
所有文職人員，甚至低級文職人員，都受到了政府的良好保護。根據大多數的研究報告，他們的平均薪金要高於同等私人企業僱員的薪金，並且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他們享有大量的額外優惠，而且具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職業安全感。
正如《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所說：
當（文職人員）管理規章激增，錄滿二十一大本，堆起來高達大約五英尺的時候，政府主管人員感到越來越難於解僱僱員了。與此同時，提級和增加工資則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其結果是產生了一種幾乎沒有刺激、不受任何人控制的官僚統治機構。 ……
去年符合增加工資條件的一百萬人當中，只有六百人的工資沒有增加。幾乎沒有一個人被解僱；去年丟掉工作的聯邦工作人員不到1％。 ①
①卡倫.埃利奧特.豪斯：《推不動的司局：文官條例可能埋葬卡特提高效率的努力》，載《華爾街日報》，1977年9月26日，第1頁，第1欄。
讓我們來看一個具體事例：1975年1月，環境保護局一名打字員上班一貫遲到，以致他的上司要求將他解僱。這件事辦了十九個月。如果把記錄有關步驟的紙張連在一起，足有二十一英尺長。為了滿足所有規章制度方面的要求，滿足所有勞資協議上的要求，缺少哪一步驟也不行。
捲入這一過程中的有這個僱員的頂頭上司、局長和副局長、人事處長、局內該部門的主管人、兩名僱員關係專家、專門的調研辦公室以及該辦公室主任。不用說，這一大串官員為此而做工作是用納稅人的錢來支付的。
在州和地方政府各級，情況是各不相同的。在許多州以及象紐約、芝加哥和舊金山等大城市中，情況或者同聯邦政府相類似，或者比聯邦政府還要糟糕。紐約市落到它目前實際上的破產狀態，主要是由於市政僱員工資的急劇增長，也許，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對提早退休人員給與優厚的養老金。在擁有大城市的各州，政府僱員的代表常常是州立法機關中的主要特殊利益集團。
沒人提供保護
以下兩種工人是得不到任何人保護的：一種是僅有一個可能的雇主的工人，另一種是沒有任何可能的雇主的工人。
那些實際上只有一個可能的雇主的人，往往可以得到很高的報酬，因為他們的技能實在罕見，價值極高，只有一個雇主能夠加以充分利用。
我們三十年代學習經濟學時，教科書中的標準例子是棒球大王巴比·魯思。他作為棒球之王譯名叫做“最佳擊球手”，他是那個時代最最受人歡迎的棒球選手。當時有兩個主要的棒球俱樂部，不論魯思為它們中的哪一個打球，都能使運動場賣滿座。紐約揚基俱樂部恰巧擁有最大的運動場，因而它可以比任何其他俱樂部付給魯思更多的錢。結果，揚基俱樂部實際上成了他唯一可能的雇主。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巴比·魯思不能獲得高薪金，但確實意味著沒有人保護他；他不得不同揚基俱樂部講價錢，把不為他們打球作為他進行威脅的唯一武器來使用。
沒有可能選擇雇主的人大都是政府措施的受害者。其中一類人我們已經提到過，即那些由於法定最低工資而找不到工作的人。正像前面已經指出的，他們中間許多人是政府措施的雙重受害者：低劣的教育加上高額最低工資，後者阻礙了他們獲得在職訓練。
依靠政府救濟的人多少處於相似的境地。只有當他們能掙到的收入足以補償救濟金或其他政府補助的時候，就業才對他們有利。但他們的勞務也許對於任何雇主都沒有那麼高的價值。七十二歲以下的依賴社會保險津貼生活的人，情況也是這樣。如果他們可以掙得超過某一限額的收入，他們就會失掉其社會保險津貼。這就是近幾十年超過六十五歲而仍然工作的人所佔的百分比，為什麼急劇下降的主要原因，對男性來說，這一比重由1950年的45％下降為1977年的20％。
其他的雇主
許多雇主的存在，可以為大多數工人提供最可靠而且最有效的保護。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只有一個可能的雇主的人，幾乎或者根本得不到保護。保護工人的是那些願意僱用工人的雇主。雇主對工人勞務的需求，使得他們完全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向工人支付其工作的全部價值。如果某一雇主不願交付，另一雇主會支付。真正保護工人的，正是這種爭奪工人勞務的競爭。
當然，其他雇主的競爭有時激烈，有時不激烈。一些機會會相互衝突，而另一些機會卻不被人們所知。雇主要找到理想的受僱者，受僱者要找到理想的雇主，都要付出很高的代價。我們的世界並非盡善盡美的世界，因而競爭不能提供十全十美的保護。然而對於絕大多數工人說來，競爭是迄今被人們所發現或發明的最好的，也即害處最少的保護。
競爭的這種作用是我們一再提到的自由市場一種特性。其他雇主的存在保護了工人免受其雇主的剝削，因為他可以到別處幹活。其他工人的存在保護了雇主免受工人的剝削，因為他可以僱用別人。其他賣主的存在保護了消費者免受某一賣主的剝削，因為消費者可以到別的商店買東西。
我們的郵政服務質量為什麼低劣，我們的長途火車服務質量為什麼低劣，我們的中小學教育質量為什麼低劣，都是一個原因造成的，就是我們實際上只能從一處得到上述服務。
結論
當工會用限制人們從事某種職業的辦法來為其會員獲取較高工資時，這種較高工資是通過損害其他工人的利益獲得的，這些工人發現他們的就業機會減少了。當政府向其僱員支付較高工資時，這種較高工資是通過損害納稅人的利益獲得的。但是，當工人們通過自由市場獲得較高工資和較好工作條件時，當工人的工資由於各廠商為得到最好的工人彼此進行競爭，由於工人們為得到最好的工作彼此進行競爭而增加時，這種較高工資不損害任何人的利益。這種較高工資只能來自較高的生產率、較大的資本投資以及更加廣泛推廣的技能。整個餡餅是增大了——不僅工人得到的份額增大，而且雇主、投資者、消費者乃至稅收官員得到的份額也增大了。
這就是自由市場製度在全體人民中間分配經濟進步的果實的方式。這就是過去兩個世紀勞動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得到巨大改善的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