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讓我們比較一下兩張差不多大小的長方形紙片。一張的背面大部分是綠顏色，正面有一幅林肯像，在這紙片的每一個角上印有數目字“五”，還有些別的圖案。你用這紙片可以換到一定數量的食物、衣服或其他貨物。人們將願意和你做這種交易。
另外一張紙片也許是從一本印刷精美的雜誌上剪下來的，正面可能也印有一幅畫像、一些數目字和其他圖案。背面可能也是綠顏色的。可是它卻只適於點火。
不同在哪裡呢，五美元的鈔票上面印的東西解答不了這個問題。上面只是簡單地印著“聯邦儲備券／美利堅合眾國／五美元”，還有些小字：“本券為合法貨幣，可償付一切公債和私債”。不多年以前，在“美利堅合眾國”和“五美元”之間還有“可兌現”字樣。看來這能說明兩張紙片之間的區別。但它只是意味著，如果你到聯邦儲備銀行要求出納員兌現，他將給你五張同樣的紙片，只是那數目字“五”換成了“一”，林肯的像換成了華盛頓的像。如果你從換得的五張紙片中拿出一張進一步要出納員兌換，他會給你一些硬幣。如果你把這些硬幣熔化掉（儘管這樣做是非法的），當作金屬出售，肯定賣不到一美元，現在票子上印的字樣雖然同樣不說明問題，但至少是比較老實的。合法貨幣的含義是，政府將接受它作為向它償債和納稅之用，法院將承認它們可以清償按美元計算的債務。為什麼私人進行貨物和勞務的交易時也應該接受它們呢，
簡單些回答，這是因為接受它們的每一個人都相信別人也會接受。這些綠色紙片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大家都認為它們有價值。大家都認為它們有價值，是因為經驗告訴大家它們有價值。要是沒有一種大家共同接受的交易媒介（或這種媒介的數量不夠多），美國就只能運用它現有的生產力水平的一小部分；然而，大家共同接受的交易媒介的存在，卻依賴於某種約定俗成的力量，而這種力量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人們相互之間接受了一種從某種觀點看來不過是虛構的東西。
但不論是約定俗成還是虛構，都不是脆弱的東西。相反，擁有一種共同的貨幣是非常有用的，以至人們即使在信念受到極嚴重的挑戰時也仍然死抱住這種虛構不放。我們將要看到，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貨幣發行者得以從通貨膨脹中得到好處，從而誘使他們造成通貨膨脹。但也不是說這種虛構是不可摧毀的：“不值一文”（notworthaContinental）這個短語，使人想起美國大陸會議為了支持美國革命而過量發行的大陸貨幣的虛構是怎樣被摧毀的。
雖然貨幣的價值是虛構的，但貨幣卻具有非常有用的經濟職能。不過這也只是一層面紗。決定一個國家財富的“真正的”力量，是它的公民的能力、他們的勤勞和智慧、他們所能利用的資源以及他們的經濟和政治組織方式等等。正如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一百多年以前寫道的，“簡言之，在社會經濟中，沒有什麼東西從本質上來說比貨幣更不足道的了；它僅僅是一種發明物，用來節省時間和勞動。它是一種機器，用來把事情辦得便捷，沒有它，同樣能辦事，只是不那麼便捷罷了。而且它同其他許多機器一樣，一旦出了毛病，就只發揮它特有的、獨立的作用。”
這樣描述貨幣的作用完全正確，只是我們的承認，社會擁有的發明物，哪一件出毛病時也沒有貨幣造成的危害大。
我們已經討論過一個例子：大蕭條，那時由於急劇減少貨幣供應量，貨幣出了毛病。本章討論的是相反的、更常發生的情況：由於急劇增加貨幣供應量，貨幣出了毛病。
貨幣種種
歷史上，曾有許多東西被當作貨幣。 “金錢”（pecuniary）這個詞，來自拉丁文中的“pecus”，意為“牛”。牛是許多曾充當貨幣的東西之一。其他還有鹽、絲、毛皮、魚乾兒以至羽毛，在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人們曾用石頭當貨幣。貝殼和珠子是用得最廣的原始貨幣。在紙片和會計用的筆取得勝利以前，在比較先進的經濟中，金屬——金、銀、銅、鐵、錫——曾經是使用最廣泛的貨幣。
所有這些曾用來充當貨幣的東西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在特定的地方和時間，人們接受它來交換貨物和勞務，相信別人也同樣會接受。
美洲早期的定居者用來同印第安人作交易的“瓦姆龐普”（wampum）就是一種貝殼，與非洲和亞洲使用的貝殼相類似。美洲殖民地使用過的一種最有意思、最富有啟發意義的貨幣，是弗吉尼亞州、馬里蘭州和北卡羅來納州使用的煙草貨幣：“1619年7月31日〔約翰·史密斯上尉登上美洲，在詹姆斯敦建立起在新世界的第一個永久性殖民地之後十二年〕，弗吉尼亞州第一屆議會通過的第一個法律就是關於菸草的，它規定'上等煙草的價格為三先令一磅，次等煙草的價格為十八便士一磅。'……煙草成了當地的貨幣。”①
①安德魯·懷特：《貨幣與銀行業》（波士頓：吉思公司，1896年），第4和6頁。
菸葉在各個時期都被宣佈為唯一合法的貨幣。直到美國革命以後很久，將近兩個世紀的一段時期，煙草一直是弗吉尼亞州及其鄰近殖民地的主要貨幣。殖民者就用它來購買食物、衣著，用它來納稅——甚至用它來買新娘子：“弗吉尼亞州的作家威姆斯牧師說，每當有船從倫敦到達的時候，去看看漂亮的弗吉尼亞小伙子們個個挾著一捆上好的煙草跑到岸邊，每人帶回一個美麗而賢惠的年輕妻子，是令人開心的事。”①另一位作家引用了這段話之後說，“他們一定既漂亮又高大，才能挾著一捆一百到一百五十磅重的煙草飛跑。”②
當時煙草和貨幣同時流通。它最初按英國貨幣規定的價格高於種植它的成本，於是種植者就一心一意的種，產量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貨幣供應量不僅表面上有所增加，而且實際上確實增加了。與通常的情況一樣，由於貨幣供應量比可以買到的貨物和勞務的數量增加得快，因而發生了通貨膨脹，按煙草計算的其他東西的價格急劇上漲。大約半個世紀之後這場通貨膨脹結束時，按煙草計算的物價上漲了四十倍。
煙草種植者對這場通貨膨脹極為不滿。按煙草計算的其他東西的價格如果上漲，煙草能夠購買的貨物量就會減少。按貨物計算的貨幣的價格，是按貨幣計算的貨物價格的倒數。自然，煙草種植者要求政府提供幫助。於是通過了一項又一項法律，禁止某些人種植煙草；要求毀掉一部分已收穫的煙草；禁止種植煙草一年。但這些都無濟於事。最後，人們自己行動起來，結成一幫一夥，跑到鄉下去毀壞地裡的煙草：“破壞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議會在1684年4月通過了一項法律，宣布這些破壞分子的行動極其嚴重地擾亂了社會治安，他們的目的是顛覆政府。同時宣布，如果有八個以上的人糾合在一起毀壞煙草田，就要判他們叛國罪，處以死刑。”③
①羅伯特·查默斯：《英國殖民地通貨史》（倫敦：艾爾和斯波蒂斯伍德公司為皇家駐軍辦事處印，1893年），第6頁腳註，引自更早的出版物。
②A．欣斯頓·奎金：《原始貨幣概論》（倫敦：梅修思公司，1949年），第316頁。
③懷特：《貨幣與銀行業》，第9－10頁。
煙草貨幣生動地說明了一條最古老的經濟學法則，即格雷欣法則：“劣幣逐良幣。”煙草種植者在納稅或者支付其他按煙草計算的債務時，自然用質量最差的煙草，而保留質量最好的供出口，以換回“硬”貨幣，即英鎊。結果作為貨幣而流通的往往是質量低劣的煙草。人們挖空心思把煙草弄得樣子好一點：“馬里蘭州在1698年發現有必要通過法律來防止人們弄虛作假，人們經常在大桶的上面蓋一層好菸葉，而下面塞的卻是甘蔗葉。弗吉尼亞州在1705年採取了同樣的措施，但顯然並沒有解決問題。”①
“1727年煙票合法化後，”質量問題才有所緩和。 “所謂煙票在性質上同存款單相類似，由驗收人員簽發。法律規定它可以在簽發煙票的庫房所在地區流通，並可以用它償還一切債務。”②儘管實行煙票制的弊病很多，“但直到十九世紀前夜，這種收據卻起到了通貨的職能。”③
這並不是最後一次把煙草當作貨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德國和日本的集中營裡，人們曾廣泛地拿紙菸作為交易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佔領軍當局對德國的法定貨幣規定了遠遠低於收盤水平的最高限價。結果使德國的法定貨幣喪失了作用。人們採用物物交換的方式作交易，小交易用紙菸作媒介，大交易用法國白蘭地酒作媒介——無疑，這兩種東西是我們所知道的最為流通的貨幣。路德維希·艾哈德的貨幣改革結束了這一富有啟發意義的——而又具有破壞性的——插曲。 ④
①C． P．內特爾斯：《1720年前美洲殖民地的貨幣供應》（麥迪遜：威斯康星大學，1934年），第213頁。
②懷特：《貨幣與銀行業》，第10頁。
③保羅·艾因奇格：《原始貨幣》，增訂第2版（牛津和紐約：佩爾加蒙出版社，1966年），第281頁。
④參看第二章。
弗吉尼亞煙草貨幣所表明的一般原則，在當代仍然適用，雖然政府發行的紙幣和叫做存款的簿記項目，取代商品統庫房的進貨收據，成了社會的主要貨幣。
現在仍然同當初一樣，如果貨幣數量增加的速度，超過能夠實到的貨物和勞務數量增加的速度，就會發生通貨膨脹，按這種貨幣計算的物價就會上漲。這同貨幣量為什麼增加不相干。在弗吉尼亞州，煙草貨幣量增加，產生了按煙草計算的物價的上漲，是因為用勞動和其他資源生產菸草的成本急劇降低了。在中世紀的歐洲，金銀是主要的貨幣，按金銀計算的物價上漲，是因為西班牙從墨西哥和南美洲弄來的貴金屬充斥歐洲市場。十九世紀中葉，世界範圍按黃金計算的物價上漲，是因為人們在加利福尼亞州和澳大利亞發現了金礦；後來，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到1914年，物價上漲是因為成功地在商業上應用了氰化處理法，人們可以用這種方法從低品位礦石——主要是在南非——中提取黃金。
今天，大家接受的交易媒介，不同任何商品發生關係，在各大國，貨幣量由政府決定。政府，也只有政府，應對貨幣量的迅速增加負責。這個事實是造成人們目前對於通貨膨脹的原因和治法眾說紛壇的主要緣故。
造成通貨膨脹的近因
通貨膨脹是一種疾病，一種危險的有時是致命的疾病，如不及時制止會摧毀整個社會。例子是很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國和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物價有時一夜之間上漲一倍或一倍以上——在一個國家里為共產主義奠定了基礎，在另一個國家里為納粹主義奠定了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發生的惡性通貨膨脹，便利了毛主席擊敗蔣介石。在巴西，通貨膨脹率在1954年達到大約100％，由此產生了軍人政府。比這嚴重得多的通貨膨脹導致了1973年智利阿連德政府的倒台和1976年阿根廷庇隆政府的倒台，兩國都由軍政府接管了政權。
沒有一個政府願意承擔製造通貨膨脹的責任，哪怕是不那麼惡性的通貨膨脹。政府官員總是能夠為通貨膨脹找出種種理由——貪得無厭的企業家、得寸進尺的工會、揮霍浪費的消費者、阿拉伯的酋長、惡劣的氣候、或者別的什麼更不著邊的理由。不錯，企業家貪得無厭，工會得寸進尺，消費者揮霍浪費，阿拉伯酋長們提高了石油價格，氣候經常不好。所有這些可以使個別商品的價格上漲；但它們不會造成物價的普遍上漲。它們可以造成通貨膨脹率的一時漲落。但它們不會造成持續的通貨膨脹，理由很簡單：這些被指控的罪犯沒有哪一個擁有印刷機，能印出那些裝在我們口袋裡的紙片，也沒有哪一個可以合法地授權會計在帳冊上記入與那些紙片相等的項目。
通貨膨脹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現象。南斯拉夫，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其通貨膨脹率在歐洲國家當中可以說屬於最高之列；瑞士，一個資本主義的堡壘，其通貨膨脹率則屬於最低之列。通貨膨脹也不是共產主義的現象。中國在毛統治下幾乎沒有通貨膨脹；意大利、英國、日本和美國——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在過去十年裡則經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在當今世界上，通貨膨脹是印刷機帶來的現象。
承認嚴重的通貨膨脹無論在哪裡都總是一種貨幣現象，這還只是理解通貨膨脹的原因及其治法的開始。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現代的政府過於急速地增加貨幣的數量，為什麼它們明知有潛在的危害，還是要製造通貨膨脹？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值得再稍稍談一下上面那個命題，即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儘管這個命題意義非常重大，儘管大量歷史事實證明這個命題是正確的，它卻仍然廣泛地遭到否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散佈煙幕，試圖掩蓋它們製造通貨膨脹的責任。
如果能買到的貨物和勞務的數量——簡言之就是產量——能夠同貨幣的數量以同樣快的速度增加，那麼，物價會趨於穩定。物價甚至可能逐步下降，因為人們收入增多後，將希望以貨幣的形式保存更多的財產。通貨膨脹發生在貨幣的數量明顯地增加，而且增加速度超過產量的增加時，每一單位產量的貨幣量增加得越快，通貨膨脹也越劇烈。在經濟學裡，也許沒有哪個命題比這個命題更為正確的了。
產量受到可利用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限制，也受到知識水平和運用知識的能力的限制。產量至多只能相當緩慢地增加。在過去一個世紀裡，美國的產量每年平均增加約３％。即使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增長最迅速的年代，每年產量的增長也只是在10％左右。商品貨幣的數量也受到同樣的物質上的限制，不過正如煙草、新世界的貴金屬和十九世紀的黃金等例子所表明的，商品貨幣的增長速度有時比一般產量的增長速度快得多。現代貨幣——即紙幣和簿記項目——是不受物質限制的。貨幣數量，也就是美元、英鎊、馬克或其他貨幣單位的數量，可以以任何速度增長，而實際上它們的增長速度有時高得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發生惡性通貨膨脹時，流通貨幣平均每月增加300％以上，這種狀況持續了一年多，物價也以同樣的速度上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匈牙利發生惡性通貨膨脹時，流通貨幣每月平均增加12,000％以上，這種狀況持續了一年，物價甚至漲得更多，每個月上漲近20,000％。 ①
①參看菲利普·卡根：《惡性通貨膨脹的貨幣動力學》，見米爾頓·弗里德曼編的《貨幣數量論研究》（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56年），第26頁。
1969至1979年美國發生輕得多的通貨膨脹時，貨幣的數量平均每年增加9％，物價每年上漲7％。這十年產量的平均增長率為2.8％，這一比率大體上是上面兩個百分比之間的差額。
正如這些例子所表明的，貨幣數量的增長一般遠遠超過產量的增長；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講到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時，沒有附加任何有關產量的條件。這些例子還告訴我們，貨幣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並不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就我們所知，歷史上還沒有這樣的例子：一場嚴重而持久的通貨膨脹，不伴隨著大致相等的貨幣增長速度；也沒有這樣的例子，貨幣數量的急速增加，不伴隨著大致相等的通貨膨脹率。
幾張圖表（圖1－5）表明，近年來這種關係始終如此。圖中的實線是有關國家每單位產量的貨幣數量，記錄的是從1964年到1977年每年的情況。另一條線是消費品價格指數。為了便於比較，兩條線都用平均值在整個時期中所佔的百分比來表示（兩條線都以1964-1977為100）。兩條線必然具有相同的平均水平，但如果數字計算精確的話，兩條線並不一定在任何一年都一樣。
圖１美國的兩條線幾乎重合在一起。正如另外幾張圖表所表明的，這種情況並不是美國所獨有的。雖然別國兩條線之間的距離比美國的要大，但對於每一個國家來說，兩條線都非常相像。不同的國家有很不相同的貨幣增長率。但無論是哪個國家，這種不同總有與之相稱的不同的通貨膨脹率。巴西是個最極端的例子（圖５）。它的貨幣增長率高於任何其他國家，因而其通貨膨脹率也高於其他國家。
哪個是因，哪個是果，貨幣量的迅速增加是因為物價迅速增加，還是相反？一條線索是，在大部分圖表上，表示某年貨幣量的點總要比那一年物價的相應指數早六個月。考察一下決定這些國家貨幣量的製度因素和大量歷史事件，可以得到更為明確的證據。在這些事件中，哪個是因，哪個是果，是十分清楚的。
一個極好的例子是南北戰爭。南方主要是靠印刷機來資助戰爭，在這一過程中，從1861年10月到1864年3月，通貨膨脹率平均每月為10％。為了製止通貨膨脹，聯邦實施了貨幣改革：“1864年５月，貨幣改革生效，貨幣量減少了。一般物價指數顯著下降……儘管當時聯邦軍隊侵入，軍事上瀕於失敗，對外貿易減少，政府陷於混亂，聯邦軍隊的土氣低落。減少貨幣量對物價產生的明顯影響，超過了這些強大的力量。”①
①尤金·M．勒納：“聯邦的通貨膨脹，1861-1865年”，見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貨幣數量論研究》，第172頁。
這些圖表排除了許多被廣泛接受的關於通貨膨脹的解釋。工會是方便的替罪羊。它們被指責運用壟斷力量強求提高工資，這使成本增加，物價上漲。如果真是這樣，那麼為什麼日本和巴西的圖表所表現的關係同英國、德國以及美國的一樣呢，在日本，工會的力量微不足道；在巴西，工會只有得到政府的默許才能存在，而且要受嚴密的控制；而在英國，工會比任何其他國家的工會都強大；在德國和美國，工會的力量也很強大。工會可以為其會員提供有用的服務，也可以通過限制別人的就業機會造成許多損害，但是它們不製造通貨膨脹。工資的增加超過生產率的增加，這是通貨膨脹的結果而不是通貨膨脹的原因。
同樣，企業家也不造成通貨膨脹。他們提高標價，是其他力量的結果或反映。通貨膨脹嚴重的國家的企業家，肯定不會比通貨膨脹輕微的國家的企業家更為貪婪，一個時期的企業家也不會比另一個時期的企業家更為貪婪。那為什麼通貨膨脹在某些地方、某些時期比在別的地方、別的時期厲害得多呢？
另外一個常見的解釋，特別是企圖推卸責任的政府官員經常給予的解釋，是說通貨膨脹是從國外輸入的。這個解釋，當大國的通貨通過金本位制聯繫在一起的時候，常常是正確的。在那時，通貨膨脹是一種國際現象，因為許多國家都用同一種商品作為貨幣，只要什麼使得這種商品貨幣的數量較快地增加，就會影響到它們全體。但就近年來說，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如果它是正確的話，為什麼不同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這樣不同，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和英國的通貨膨脹率每年達30％以上，而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在10％左右，德國的不到５％。我們可以說通貨膨脹是世界範圍的現象，因為它同時發生在許多國家裡——正如高額政府開支和巨額政府赤字是世界範圍的現像一樣。但通貨膨脹並不是一種國際現象，因為每個國家能單獨控制自己的通貨膨脹……正如高額政府開支和巨額政府赤字不是由每個國家控制力以外的力量造成的一樣。
關於通貨膨脹的另一種常見的解釋是生產率低下。但讓我們來看一下巴西的情況。該國產量的增長率在世界上屬於最高之列，而其通貨膨脹率也屬於最高之列。確實，影響通貨膨脹的是每一單位產量的貨幣量，但是，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實際上，產量的變化趕不上貨幣量的變化。對於一個國家的長遠經濟福利來說，沒有什麼比提高生產率更為重要的了。如果生產率每年增長3.5％，二十年後，產量就能增長一倍；如果每年增長5％，十四年後就可以增長一倍——差別甚大。但是，生產率對通貨膨脹只起極微小的作用，貨幣才起主要作用。
阿拉伯酋長們和石油輸出國組織呢，它們給我們強加了沉重的負擔。石油價格陡漲，減少了我們所能得到的貨物和勞務，因為我們得出口更多的貨物和勞務支付石油。產量的減少提高了價格水平。但那影響也就這一下子。價格水平的提高，並沒有對通貨膨脹率造成持久的影響。在1973年那次石油危機之後五年裡，德國和日本的通貨膨脹減慢了，德國每年的通貨膨脹率從大約７％減到不足5％，日本從30％以上減到5％。在美國通貨膨脹在那次石油危機之後一年達到最高峰，約為12％，1976年降到５％，然後在1979年又升到13％以上。這些大不相同的經歷，能用所有國家共同遭受的一次石油危機來解釋嗎，德國和日本是100％依靠進口石油的，可是它們在降低通貨膨脹率方面，卻比只有50％的石油依靠進口的美國、或是已經成為一個大石油生產國的英國做得好。
現在我們回到我們的基本命題上來。通貨膨脹主要是一種貨幣現象，是由貨幣量比產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貨幣量的作用為主，產量的作用為輔。許多現象可以使通貨膨脹率發生暫時的波動，但只有當它們影響到貨幣增長率時，才產生持久的影響。
貨幣為什麼過度增加？
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這個命題雖然重要，但它只是解答通貨膨脹的原因和治法的開始。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將指導我們找出根本的原因並限制可能的治法。但它只是解答的開始，因為更深一層的問題是貨幣為什麼會過度增加。
不論煙草貨幣或是以金銀為本位的貨幣是什麼情況，就今天的紙幣來說，貨幣的過度增加，從而通貨膨脹，是政府製造的。
在美國，過去十五年左右貨幣加速增加，有以下三個相關的原因：第一，政府開支迅速增加；第二，政府的充分就業政策；第三，聯邦儲備系統執行的錯誤政策。
政府如果用徵稅或向公眾借款的辦法來增加開支，那將不會招致貨幣增長率加快，因而也就不會帶來通貨膨脹。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開支增多，而公眾開支減少。政府開支的增加，被私人消費開支和投資開支的減少抵消了。但是，通過徵稅和向公眾借款來增加政府開支，在政治上是不高明的做法。我們許多人歡迎政府增加開支，卻很少有人歡迎增加捐稅。政府向公眾借款，會提高利率，從而減少私人對資金的利用，個人為購買新住宅獲得抵押貸款以及企業借款都要付較高的利息，遇到較大的困難。
除此而外，政府增加開支的唯一辦法就是增加貨幣數量。正如我們在第三章提到的，要做到這一點，美國政府可以讓美國財政部——政府的一個部門——賣公債給聯邦儲備系統——政府的另一個部門。聯邦儲備系統用新印刷的聯邦儲備券或是為財政部記入一筆存款，來支付公債。財政部於是可以用這些現錢或是可以向聯邦儲備系統取現錢的支票來償付賬款。當這些新增的高功率的貨幣被它最初的接收者存入商業銀行時，它就成了商業銀行的儲備，以此可以更大規模地增加貨幣量。
用增加貨幣量的辦法資助政府開支，對於總統和國會議員都常常是最富有吸引力的。這使他們能夠增加政府開支，給選民一些甜頭，而無需徵稅來為此付出代價，也無需向公眾借款。
美國近年來貨幣增加較快的第二個原因，是試圖實現充分就業。這個目標，對於數目眾多的政府計劃來說，是值得稱道的，但其結果卻令人很不滿意。 “充分就業”這個概念的含義，比表面看來要復雜含糊得多。在一個生氣勃勃的世界上，新產品層出不窮，舊產品不斷被淘汰，需求從一種產品轉向另一種產品，發明創造時常改變生產方法，總之，一切都在運動，因而，勞動力也應經常流動。人們從一種工作轉做另一種工作，其間常空閒一段時間。有些人脫離他們所不喜歡的工作，卻還沒有找到另外的工作。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需要花費一段時間尋找工作，也需要一些時間體驗各種不同的工作。此外，對勞動力市場的自由運行的阻礙——工會的限制、最低工資，等等——增加了工人找到合適工作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平均多少人就業算是充分就業呢？
在政府開支和政府稅收方面，也有不對稱的問題。凡認為有助於增加就業的措施，在政治上都是吸引人的。凡認為會增加失業的措施，在政治上都是不吸引人的。結果是造成政府政策上的一種偏向，政府總是試圖實現不切實際的充分就業目標。
這與通貨膨脹有雙重關係。首先，人們認為政府開支有助於增加就業，政府稅收會減少私人開支，從而增加失業。在這種情況下，充分就業政策往往使政府增加開支、降低稅收，用增加貨幣量的辦法而不是用徵稅或向公眾借款的辦法來彌補由此產生的赤字。其次，聯邦儲備系統不用資助政府開支的辦法也能增加貨幣量。它可以用新製造的高功率的貨幣買進已發行的政府公債，從而增加貨幣量。這使銀行能夠發放更大量的私人貸款，因而人們認為聯邦儲備系統買進政府公債有助於增加就業。在人們要求實現充分就業的壓力下，聯邦儲備系統的政策同政府的財政政策一樣具有造成通貨膨脹的傾向。
這些政策並沒有實現充分就業，而是帶來了通貨膨脹。正如詹姆斯·卡拉漢首相在1976年９月對英國工黨全國代表大會發表的一篇有勇氣的講話中所說的：“我們過去常常認為，只要大手大腳地花錢就可以渡過衰退時期，可以用削減稅收和增加政府開支的辦法增加就業。現在我非常坦率地告訴你們，這種抉擇已不復存在；如果說它存在過而且起過作用，那也只是靠了給經濟注射紙片（或存款）以得到同從前一樣的購買力。這些額外的紙片同他口袋里或保險箱裡（或入了賬的）的其他紙片稅款的收據。同上述稅款相對應的實物，是使用築路所耗費的資源本來可以生產的貨物和勞務。那些為維持原有貨幣的購買力而節省開支的人，放棄了這些貨物和勞務，使政府能夠把這些資源用於築路。”
由此，你可以理解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討論通貨膨脹問題時，為什麼會寫出下面這樣一段話：“摧毀現存社會基礎的最狡猾而又最可靠的方法，莫過於發放通貨。這一過程把經濟規律的全部看不見的力量都投到破壞的方面，而這樣做時使用的方法，一百萬人中間也不會有一個人能夠弄得清楚。”①
①約翰·M．凱恩斯：《和平的經濟後果》（紐約：哈考特·布雷斯和豪公司，1920年），第236頁。
新增印的貨幣和記入聯邦儲備銀行賬冊的額外的存款，只相當於政府從通貨膨脹中得到的收入的一部分。
通貨膨脹還自動提高實際稅率，從而間接地增加政府收入。當人們的貨幣收入隨著通貨膨脹而增加時。收入便被推上較高的一檔，稅率也就提高。公司收入因為沒有扣除足夠的折舊費和其他成本也人為地膨脹。一般說來，如果通貨膨脹率為10％而收入也增加10％的話，聯邦的稅收會增加15％以上——這樣，納稅人要趕上趟就不得不越跑越快。這個過程使總統、國會、州長和議員們能夠裝作減稅的樣子，而他們真正做的不過是不讓賦稅一次增加得過多而已。每年都說要“減稅”，然而從來沒有減少過。相反，如果正確計算一下的話，賦稅實際上增加了：在聯邦政府一級，稅收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從1964年的22％增加到1978年的25％；在州和地方政府一級，從1964年的10％增加到1978年的15％。
通貨膨脹給政府帶來收入的第三種方法，是為政府償還——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叫做拒付——部分公債。政府借入的是美元，償還的也是美元。但由於通貨膨脹，它償還的美元能買的東西要比它藉入的美元能買的東西少。如果在這期間政府為債務支付的利息足以抵補債權人因通貨膨脹受到的損失，那政府並不能因通貨膨脹得到純收益。但是就大部分公債來說，並非如此。儲蓄券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假定你在1968年12月購進一張儲蓄券，保留到1978年12月兌現。你在1968年花三十七點五美元購買為期十年的、面值為五十美元的儲蓄券，到1978年兌現時你可得到六十四點七四美元（因為在這期間政府提高了利率以在某種程度上抵消通貨膨脹的影響）。但實際上到1978年，你要花七十美元才能買到1968年花三十七點五美元可以買到的東西。事情到此並沒有完結，不僅你取回的只有六十四點七四美元，而且你還得為你得到的和付出的之間二十七點二四美元的差額繳納所得稅。結果是你為有幸借錢給政府付出了代價。
靠通貨膨脹來還債意味著，儘管政府年復一年有大量赤字，它的美元債務越來越多，但這債務就購買力來說遠沒有增加那麼多，而且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實際上還下降了。從1968年到1978年這十年間，聯邦政府累計赤字超過二千六百億美元，但負債額在1968年佔國民收入的30％，1978年只佔28％。
通貨膨脹的醫治
醫治通貨膨脹，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因為貨幣量的過度增加是通貨膨脹的唯一重要原因，因而降低貨幣增長率是醫治通貨膨脹的唯一方法。問題不在於知道該做什麼。這是很容易的。政府必須降低增加貨幣量的速度。問題是要有政治上的決心來採取必要的措施。通貨膨脹這一疾病一旦到了晚期，醫治它就得花很長時間，而且會有痛苦的副作用。
可以舉兩個醫學上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一個例子是：一個青年得了布爾吉爾氏病，這種病將阻斷血液供應，會導致壞疽。這個青年人將失去他的手指和腳趾。治法說來簡單：就是戒菸。那青年人缺乏這樣做的意志，他的煙癮太大了。他的病在一種意義上是可以醫治的，在另一種意義上則無法醫治。
另一個更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酗酒。當酒鬼開始喝酒的時候，先是感到非常痛快，等到第二天早上醒來則會感到頭痛噁心，忍不住喝“解醉酒”來減輕痛苦。
通貨膨脹的情況也是這樣。當一個國家開始發生通貨膨脹的時候，初始的效果似乎很好。增加的貨幣量使得任何因此而得到更多貨幣的人——當今主要是政府——可以多花一些錢，而無需任何別人少花錢。就業機會增多，生意興隆，幾乎可以說是皆大歡喜，這是最初的情況，也是好的效果。但隨後，開支的增大使物價上漲；工人們發現他們的工資雖然按美元計算有所提高，可能夠買到的東西卻減少了；企業家發現他們的成本上升，在這種情況下，除非他們能夠更快地提高價格，否則銷售額的增加並不會帶來他們所預期的利潤。不良效果開始出現：物價上漲，需求缺乏彈性，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同時發生。和那個酒鬼一樣，人們這時想的是更快地增加貨幣量，這就使我們坐上了前面提到的那種滑行車。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加大數量——酒或是貨幣——來給那酒鬼或是經濟一個同樣的“刺激”。
酗酒和通貨膨脹相類似，醫治的方法也相同。治酗酒的辦法是乾脆宣布：停止飲酒。這難以辦到，因為這一回是不良效果在前，而好的效果在後。剛戒酒的人感到很難受，然後才能到達樂土，不再是幾乎不可抗拒地想再喝一杯。通貨膨脹也是這樣。放慢貨幣增長率，在開始的時候會帶來痛苦的副作用：經濟增長率降低，失業率暫時偏高，通貨膨脹率暫時並不降低多少。好處要在一兩年後才出現：通貨膨脹率降低，經濟比較健康，有了非通貨膨脹性迅速增長的潛勢。
痛苦的副作用，是酒鬼或通貨膨脹的國家難以戒除的一個原因。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這個原因至少在病的早期比第一個原因更為重要：即缺乏真正的戒除的願望。飲酒者津津有味地品酒；不願承認自己是酒鬼；也不認為應該去治療。通貨膨脹的國家處於同樣的情況。它往往認為通貨膨脹是暫時的現象，沒有什麼了不起，是異常的外部情況造成的，它會自行消失——可實際上通貨膨脹從來沒有自行消失過。
而且，我們許多人也喜愛通貨膨脹。我們自然喜歡看到我們買的東西降價，或至少價格停止上漲。但是我們更喜歡看到我們賣的東西漲價——不論是我們生產的貨物，我們的勞務，還是我們擁有的房屋或其他東西。農民抱怨通貨膨脹，卻聚集到華盛頓要求提高他們的產品的價格。我們其他人大都也這樣或那樣地做著同樣的事情。
通貨膨脹具有極大破壞性的原因之一，是別人吃苦頭的時候有些人卻得到很多好處；社會劃分成勝者和敗者。勝者認為他們碰到的好事，是他們自己的遠見、謀慮和主動的自然結果。他們認為那些壞事，例如他們買的東西漲價，是他們所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造成的。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會說他反對通貨膨脹；他的通常的意思是他反對他所碰到的壞事。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幾乎每一個擁有房產的人在過去二十年間都因通貨膨脹得到了好處，因為他的房子的價值急劇增高。如果房子是靠抵押貸款購買的，那利率通常低於通貨膨脹率。結果，付了叫做“利息”和叫做“本金”的錢，就實際償清了貸款。舉個簡單的例子，假定利率和通貨膨脹率都是一年７％。如果你借入了一筆一萬美元的抵押貸款，只付利息，那麼一年之後，這筆貸款的購買力只相當於一年前的九千三百美元。實際上你就少欠了七百美元——正好是你付的利息的數目。實際算來，你使用這一萬美元沒有付任何東西。 （由於在計算你的所得稅時要除去這筆利息，你實際上還有所得。你借了錢還得到報酬。）對於房產擁有人來說，這種效果是明顯的，因為他的房屋的價值迅速上漲。在另一方面，對於那些為儲蓄信貸協會、互濟銀行或其他機構提供資金，使它們能夠發放抵押貸款的小儲戶來說，卻是損失。這些小儲戶沒有其他選擇，因為政府嚴格限制這些機構付給其儲戶的最高利率——據說是為了保護儲戶。
因為高額政府開支是造成貨幣過度增長的一個原因，所以減少政府開支是有助於減少貨幣增長的一個因素。在這裡，我們也傾向於患精神分裂症。我們都喜歡看到政府開支下降，只要不是對我們有利的開支；我們都喜歡看到赤字減少，只要是靠徵別人的稅來減少赤字。
但是，通貨膨脹的加速發展，遲早會對社會機體造成嚴重的損害，帶來大量的不公平和苦痛，以至真正的公眾意志會發展起來，對通貨膨脹採取措施。通貨膨脹發展到什麼程度才會發生這種情況，要看有關的國家和它的歷史。在德國，通貨膨脹程度不高就會發生，因為德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過可怕的經驗；在英國和日本，發生這種情形時的通貨膨脹水平要高得多；而在美國還不曾發生。
醫治的副作用
我們再三讀到，較高的失業率和緩慢的增長是醫治通貨膨脹的方法；我們必鬚麵對的選擇是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或者較高的失業率；政府當局已安於或正在積極地促進較慢的增長和較高的失業率，以醫治通貨膨脹。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雖然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放慢了，平均失業水平也上升了，但與此同時，通貨膨脹率卻越來越高。我們既有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又有較高的失業率，二者兼而有之。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經驗。這是怎麼回事呢？
回答是，緩慢的經濟增長和較高的失業率並不是醫治通貨膨脹的方法，而是醫治奏效時產生的副作用。許多政策在妨礙經濟增長和增加失業的同時，又增加通貨膨脹率。這就是我們採取的一些政策的情況——零星的物價和工資管制，政府對企業干預的增多，都伴隨以政府愈來愈大的開支和貨幣量的急速增加。
另一個醫學上的例子也許可以說明治法和副作用的區別。你患了急性闌尾炎，醫生建議做闌尾手術，而且告訴你手術之後要臥床休息一段時間。你拒絕動手術，而是在床上躺那麼一段時間，把這作為痛苦較少的治療方法。人們也許感到這非常荒唐可笑，但這在各方面都同在失業問題上混淆副作用和治療方法一樣。
醫治通貨膨脹，副作用是痛苦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懂得為什麼產生副作用，並設法減輕它們，產生副作用的根本原因，我們在第一章裡已經說明了。那就是變化的貨幣增長率，對由物價制度傳遞的情報產生干擾，因而使經濟活動的參與者作出不適當的反應，而這需要時間來加以克服。
首先，考慮一下當貨幣開始膨脹性增長時會發生什麼情況。用新創造的貨幣償付的較高的開支，對於出售貨物、勞動或其他勞務的人來說，同別的開支並無不同。例如，賣鉛筆的人發現他能夠按原先的價格售出更多的鉛筆。他開始時就是這樣做而沒有改變鉛筆的價格。他向批發商定購更多鉛筆，批發商又向製造商訂貨，製造商又向原料供應商定貨，等等。如果鉛筆需求的增加是以其他某種東西的需求減少為代價，譬如說圓珠筆，而不是貨幣膨脹性增長的結果，則鉛筆這方面訂貨的增加，會伴隨著圓珠筆這方面訂貨的減少。鉛筆，隨後是用來製造鉛筆的原料，會漲價；圓珠筆和製造圓珠筆的原料會跌價；但物價的平均水平並沒有理由發生變化。
當對鉛筆的需求增加是起因於新創造的貨幣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那時，對鉛筆、圓珠筆以及其他大部分東西的需求會同時增加。總的（貨幣）支出增多了。但是鉛筆的銷售者並不知道這一點。他還是像往常那樣，開始的時候保持他平常的售價，願意多賣一些鉛筆，直到他認為他能夠重新進貨的時候。但是現在鉛筆這個方面訂貨的增加，是同圓珠筆以及其他許多貨物訂貨的增加一起發生的。由於訂貨的增加導致了對勞動和原料的需求相應增加，因而工人和原料生產者最初的反應會同零售商一樣——加班加點增加生產，並且也提高價格，他們認為社會對他們提供的東西的需求增加了。但是這一次沒有任何抵消物，沒有大體上同增加的需求相當的減少的需求，沒有同上漲的價格相當的下跌的價格。自然，這一點在開始時是不明顯的。在一個富有活力的世界上，需求總是在變化，某些物價上漲，某些物價下跌。總的需求增加的信號往往同反映相對需求變化的特定信號混在一起。正因為這個原因，貨幣增長率加快的副作用看起來像是經濟繁榮和就業人數增多。但遲早總的需求增加的信號會到達。
這一信號一旦到達，工人、製造商和零售商就會發現他們受騙了。他們對他們銷售的那一點東西需求的增加作出反應時，誤以為這需求增加是專對他們的，因此不會對他們購買的許多東西的價格產生很大影響。當他們發現自己錯了時，他們就進一步提高工資和價格——不僅對需求的增加作出反應，而且把他們購買的東西的價格上漲也計算在內。我們於是就陷於物價和工資螺旋上升的過程中，這本身是通貨膨脹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貨幣的增加不進一步加速，對就業人數和產量的最初刺激就會轉向反面；就業人數和產量都會因工資和物價的上漲而趨於下降。最初的一陣興奮之後，就是醉醒後的不適。
發生這些反應需要時間。過去一個多世紀裡，在美國、英國和一些其他西方國家，大致平均要六到九個月，貨幣的增加才完成其經濟過程，使經濟和就業人數增長。再要十二到十八個月的時間，貨幣的增長才明顯影響到物價水平，產生或加速通貨膨脹。對於這些國家來說，所需要的時間之所以很長，是因為除戰時外，這些國家的貨幣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的批發價格平均同二百年前差不多，美國的同一百年前差不多。在這些國家，通貨膨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出現的，因而是一種新現象。通貨膨脹率時高時低，沒有一定的長期趨勢。
許多南美洲國家沒有那麼幸運的遺產。在這些國家，貨幣增長對經濟產生影響所需要的時間要短得多——至多幾個月。如果美國不糾正近來通貨膨脹率大幅度變化的傾向，產生經濟影響所需要的時間在美國也將會縮短。
放慢貨幣增長率後出現的情況，同上面說的情況一樣，只是方向相反。開支的最初減少會被認為是對某些特定產品的需求減少，經過一段時間後，這將導致產量和就業人數的減少。再過一段時間，通貨膨脹減緩，伴之以就業人數增加和產量提高。酒鬼經過一段最難熬的抑制時期，最後完全斷了喝酒的慾念。
上述一切都是由貨幣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變化引起的。如果貨幣增長率高而且穩，物價逐年上漲，譬如說10％，則經濟也許能夠與此相適應。大家都會預計到這10％的通貨膨脹率，因而工資每年會額外提高10％，同時利率也會額外提高10％——以補償放債人因通貨膨脹而遭受的損失；稅率也將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如此等等。
這樣的通貨膨脹不會造成什麼危害，但也沒有什麼用處。它只是使事情不必要地複雜化。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局面不可能很穩定。如果製造10％的通貨膨脹率在政治上是有利可圖的，而且也是行得通的，那麼，通貨膨脹率一旦達到10％，人們就會得寸進尺，進一步提高通貨膨脹率，使其達到11％、12％或15％。政治上可行的目標是不要通貨膨脹，而不是使通貨膨脹率達到10％。這就是經驗的裁決。
緩和副作用
就我們所知，歷史上沒有這樣的例子：通貨膨脹不經過一段經濟增長放慢和失業率增高的時期而結束。我們就是根據這個經驗斷定，沒有辦法避免醫治通貨膨脹的副作用。
但是，緩和這些副作用，使它們來得溫和一些，是可能的。
緩和副作用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事先宣布一項政策並加以貫徹實施，使之取信於民，這樣一來逐漸而平穩地降低通貨膨脹率。
之所以要逐漸降低通貨膨脹率並要事先予以宣布，是為了給人們時間作出調整——並勸誘他們這樣做。許多人是根據他們對通貨膨脹率的預測訂立長期合同的——合同的種類很多，有關於工作的，有關於借貸的，也有關於從事某項生產或建設的。這些長期合同使我們很難迅速減少通貨膨脹，而且意味著，如果試圖這樣做的話，會使許多人遭受嚴重損失。但如果給予一定時間，這些合同就會滿期，或予以修改，或重新談判其條件，到那時合同就會適應新的情況。
另一種已被證明行之有效的緩和不良的副作用的方法，是在長期合同中加進所謂“調整條款”，即合同條件將根據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自動進行調整。最常見的例子是許多工資合同中載明的生活費用調整條款。這種合同規定，每小時的工資，將按通貨膨脹率或通貨膨脹率的一部分再加，譬如說２％的比率增加。如果採用這種方法，通貨膨脹率低，按美元計的工資增加額也低；通貨膨脹率高，按美元計的工資增加額也高；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工資的購買力都一樣。
另一個例子是關於財產租賃合同的。租賃合同可以規定租金逐年按通貨膨脹率調整，而不規定固定的租金。零售商店的租賃合同常常是規定租金按商店總收入的百分之幾計算。這種合同表面上沒有調整條款，但實際上卻包含有這種條款，因為商店的收入會隨著通貨膨脹率的上升而增加。
還有一個例子是關於貸款的。貸款一般是指按一定年利率供應的、在一定時期內必須償還的、一定數目的資金，一筆一千美元的貸款，償還期限可以規定為一年，年利率可以規定為10％。另外的做法是不把利率規定為10％，而是規定為譬如說２％再加通貨膨脹率，這樣，如果通貨膨脹率是5％，利率就是7％，如果通貨膨脹率是10％，利率就是12％。與此相類似的另一種方法是，不把償還的錢數規定死，而是規定要按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就上面所舉的簡單的例子來說，借方所欠的數額是一千美元加上通貨膨脹率再加上2％的利息。如果通貨膨脹率是5％，他就欠一千零五十美元；如果通貨膨脹率是10％，就欠一千一百美元；在上述兩種情況下，都要再加上2％的利息。
除了在工資合同方面外，調整條款在美國應用得併不普遍。但其應用範圍正在擴大，特別表現在抵押貸款的可變動的利率上。另一方面，在差不多所有通貨膨脹率很高而且變化很大的國家，這一條款則得到了廣泛應用。
這種調整條款可以縮短放慢貨幣增長率後調整工資及物價所需要的時間，從而縮短過渡期，減少中間的副作用。然而，調整條款雖然有用，卻遠不是萬應靈藥。要讓所有合同都這樣調整是不可能的（例如紙幣就不能這樣調整），而且這樣調整許多合同代價也很高昂。使用貨幣的最大好處正在於能夠便宜而有效地進行交易，而普遍應用調整條款將減少這種好處。最好還是沒有通貨膨脹，因而不需要調整條款。這就是我們主張在私營經濟中運用調整條款，只作為緩和因醫治通貨膨脹而產生的副作用的方法，而不作為永久性措施的原因。
在聯邦政府部門裡，調整條款則是很可取的永久性措施。社會保險、退休金、聯邦僱員的工資（包括國會議員的薪金）以及其他許多政府開支項目，現在都按通貨膨脹率自動調整。但有兩個很顯眼的不可原諒的缺口：所得稅和公債。如果按通貨膨脹率來調整個人所得稅率和公司所得稅率，那麼，物價上漲10％也將使稅率提高10％，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稅率平均提高15％以上。提高稅率的情況將因此而不再出現，亂徵捐稅的現像也會從此而絕跡。這樣做，還將減少政府對通貨膨脹的興趣，因為政府從通貨膨脹中得到的收入將被減少。
公債利率也完全應該按照通貨膨脹率調整。美國政府自己製造的通貨膨脹，使得近年來購買長期公債成了非常不上算的投資。因而在政府發行長期公債的活動中應採用調整條款，以表明政府方面對公民的公正和誠實。
人們有時把工資和物價管制當作醫治通貨膨脹的一種方法。近來，由於工資和物價管制已顯然不能醫治通貨膨脹，有人又極力主張用它來緩和醫治通貨膨脹的副作用。據稱，工資和物價管制可以起這種作用，是因為這種管制可以使公眾相信，政府是認真對付通貨膨脹的。人們期望，這轉過來會降低人們在訂立長期合同時對未來的通貨膨脹率的預計水平。
工資和物價管制如果用於這一目的，將阻礙生產的發展。它使價格結構歪扭，降低價格製度運行的效率。由此造成的產量下降加重醫治通貨膨脹的副作用，而不是減輕副作用。物價和工資管制浪費勞動，因為它一方面歪曲價格結構，另一方面大量的勞動要花在建立、執行和逃避管制上面。不論管制是強制的還是標榜為“自願的”，後果都是一樣的。
實際上，物價和工資管制幾乎總是用來代替貨幣和財政上的節制措施，而不是用來補充這種措施。這種經驗使得參加市場活動的人把實施物價和工資管制當作一種表明通貨膨脹在上升而不是下降的信號，因而導致他們預測的通貨膨脹率偏高，而不是偏低。
物價和工資管制在實施後的一個短時期裡常常看起來是有效的。表面上，牌價即計入物價指數的價格被壓低，而暗地里人們則間接提高物價和工資——如降低產品質量，取消檢修服務，給工人升級，等等。但當這些規避管制的簡便辦法用盡之後，價格結構便被扭得越來越厲害，於是被管制的壓力達到沸點，不利影響愈來愈嚴重，最後整個計劃歸於垮台。其結果是加重通貨膨脹，而不是減輕通貨膨脹。回顧四千年來的歷史，物價和工資管制的實施，沒有哪一次不是由政治家和選民的目光短淺所造成。 ①
①羅伯特·L．舒廷格和埃蒙·F.巴特勒：《四十個世紀的工資和物價管制》（美國首都華盛頓：遺產基金會，1979年）。
實例研究
日本新近的經驗提供了一個醫治通貨膨脹的極好範例。由圖６可以看到，在日本，貨幣量在1971年開始以愈來愈快的速度增加，到1973年中期，年增長率達到了25％以上。 ①
①原因：一項試圖維持日元對美元的固定匯率的政策。日元受到升值的壓力。為了對付這種壓力，日本當局用新創造的日元購進美元，從而增加了貨幣供應量。從原則上說，他們可以用其他辦法抵消增加的供應量，但他們沒有那麼做。
直到大約兩年之後，即1973年初，才發生相應的通貨膨脹。其後，通貨膨脹率的急劇增長使貨幣政策發生了根本的轉變。重點從日元的國外價值——匯率——轉到它的國內價值——通貨膨脹。貨幣的增長被急劇削減，從年增長25％以上減到10％和15％之間。這樣保持了五年之久，只有些小的例外。 （由於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很高，所以貨幣增長率保持在這個幅度內可以使物價基本穩定。就美國來說，保持物價穩定的貨幣增長率是3－5％。）
在貨幣增長率開始下降之後約十八個月，通貨膨脹率也跟著下降，但直到兩年半後，通貨膨脹率才降到兩位數以下。隨後，通貨膨脹率在大約兩年的時間里基本保持穩定——儘管貨幣增長率略有上升。然後，隨著貨幣增長率的新的下降，通貨膨脹率開始迅速地趨向於零。
圖裡面有關通貨膨脹的數據是根據消費品價格計算的，批發價格的情況甚至更好些。批發價格在1977年中期以後實際上下降了。戰後，日本工人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如汽車製造業和電子工業，這意味著勞務的價格比商品的價格漲得更快。因此，相對於批發價格來說，消費品價格有所上升。
日本在放慢貨幣增長率後，經濟增長率下降，失業率上升，特別是在1974年通貨膨脹率還沒有對放慢了的貨幣增長率作出明顯反應之前。然後，生產開始恢復，接著增長——雖然增長率比六十年代的繁榮時期要低一些，但仍然相當可觀：每年增長５％以上。在通貨膨脹率下降的過程中，日本從未實行物價和工資管制。而通貨膨脹率下降時，日本正在為適應石油價格上漲進行調整。
結論
我們對通貨膨脹的了解可以簡單地歸結為五條：
１．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起因於貨幣量的急劇增加，而不是產量的急速增加（雖然貨幣增加的原因很多）。
２．在當今世界上，政府決定——或能夠決定——貨幣的數量。
３．只有一種醫治通貨膨脹的方法：即放慢貨幣增長率。
４．通貨膨脹的發展需要時間——以年計算而不是以月計算；通貨膨脹的醫治也需要時間。
５．醫治通貨膨脹的不良的副作用是不可避免的。
美國在過去二十年間曾四次加速貨幣的增長。每一次貨幣量以更大幅度增長後，都是經濟先得到擴充，隨後便出現通貨膨脹。每一次當局都用放慢貨幣增長率的方法制止通貨膨脹。貨幣增長率下降後，緊接著就是一次通貨膨脹性的衰退。再往後，通貨膨脹率下降而經濟情況好轉。迄今，發展的順序同日本從1971年到1975年的經驗是一樣的。不幸的是，關鍵性的差別在於我們沒有表現出日本人那樣的耐心，把節制貨幣增長的過程延續足夠長的時間。相反，我們對衰退反應過分，加快貨幣的增長，開始又一輪通貨膨脹，因而遭受更高的通貨膨脹率和更高的失業率的折磨。
我們被一種虛假的兩分法引入歧途：要么是通貨膨脹，要么是失業。這種選擇法是虛幻的。真正的選擇是：較高的失業率要么是較高的通貨膨脹率的結果，要么是醫治通貨膨脹的一種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