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國家衛生局建立的最初十三年中，實際上沒有新建一座醫院，而現在，1976年，英國擁有的醫院床位比在1948年7月剛建立國家衛生局時還要少。”
①馬克斬·甘蒙：《健康與安全：關於英國公費醫療的報告》（倫敦：聖邁克爾組織，1976年12月），第19、18頁。
而且，這些床位中的三分之二是設置在1900年以前由私人醫生和私人資金建立起來的醫院裡的。
甘蒙博士根據自己的研究結果提出了他所謂的官僚取代論：即機構越官僚化，無用工作取代有用工作的程度也越大，這可以說是帕金森定理的一種有趣的延伸。他用英國1965至1973年醫院服務的材料證明了這一理論。在這八年期間，醫院的工作人員總數增加了28％，行政和協助辦事人員增加了51％，但按每日床位的平均使用率來計算的產量卻下降了11％。而且正如甘蒙博士趕忙補充的，這並非是由於缺少病人使用的床位。在任何時候，都總有六十萬左右的人等待醫院的床位。許多被保健機構認為是可收可不收或可以等些時候的病人，要等幾年才能得到手術治療。
醫生紛紛逃離英國。每年移居國外的醫生約相當於英國醫學院校畢業生人數的三分之一。近來，私人行醫、私人健康保險、私人醫院和私人療養所迅速增加，也是對國家保健事業不滿的結果。
在美國，實行醫療社會化的論據主要有兩個：一，大多數美國人負擔不起醫藥費；二，醫療社會化將在某種程度上降低醫藥費用。第二個論據可以立即排除；至少是在有人能找到一個政府管理比私人經營更為經濟的事例以前。至於第一個論據，可以說人民總是要這樣或那樣支付醫藥費用的，問題只在於，是人民直接自行支付這些錢，還是通過政府官僚來支付。這些官僚們會從中抽去相當大的一部分作為他們自己的薪金和開支。
無論如何，大多數美國家庭支付得起普通醫藥費用。他們可以進行私人保險，以應付意外的特大開支。住院費用的90％已經由第三者償付。人們有時肯定會遇到特殊困難，這時應該由私人或政府提供某種幫助。但偶爾幫助人們克服困難，並不能證明強加給全國人民一套制度是合理的。
我們可以從以下的比較感覺到醫療費用的巨大：私人和政府花在醫療事業上的費用，總共為住房建設費用的三分之二，汽車製造業開支的四分之三，菸酒製造業開支的兩倍半。菸酒業的開支無疑增加了醫療費用。
我們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實行醫療社會化。相反，政府在醫療方面的作用已經太大了。它的作用的任何進一步擴大將違反病人、醫生和保健人員的利益。在第八章“誰保護工人”中，我們將討論醫療的另一方面，即發放醫生執照和這一措施對美國醫學會的權力的影響。
福利國家的謬論
為什麼這些計劃都如此令人失望呢，它們的目標肯定是人道的和崇高的。但為什麼沒有成功呢。
新紀元初始之時，一切看來都好。要救濟的人很少。能資助他們的納稅人很多——這樣每人只需支付不大的數目，就可以為少數窮人提供可觀的救濟金。隨著福利計劃的擴大，這些數字發生了變化。今天，我們大家都從一個口袋裡掏出錢，又把它或它可以買得的東西）裝進另一隻口袋裡。
把開支作一簡單的分類，就能夠說明為什麼這一過程會導致不良的結果。當你花錢時，可能花的是你自己的錢，也可能是別人的錢，你可能是為自己花，也可能是為別人花。把這兩對可能性編在一起，可以得出以下簡圖中歸納的四種可能性：①
①這是一個很好的表述方式，是我們和電視節目的到製片人埃本·威爾遜共同討論產生的。
你是花錢者
為誰花
誰的錢你別人
你的III
別人的IllIV
Ⅰ類指的是你為自己花自己的錢，如你到超級市場買東西、你顯然有強烈的願望，既要省錢，又要使所花的每一美元都花得盡可能合算。
Ⅱ類指的是你為別人花你的錢，如你買聖誕節或生日禮物。你會像Ⅰ類中那樣希望省錢，但並不同樣想要花得最上算，至少根據接受人的愛好來判斷是如此。當然，你要買接受者喜愛的東西，只要它能產生好的印象而又不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假如你的主要目的是讓接受者能獲得盡量多的價值，你會送給他現金，將Ⅱ類中由你花錢變為Ⅰ類中由他花錢）。
Ⅲ類指的是你為你自己花別人的錢。例如，可報銷的用餐。你沒有強烈的願望要少花些錢。但你會有強烈的願望想使錢花得上算。
Ⅳ類指的是你為另一個人花別人的錢。例如，你用報銷單替另一個人付飯費。在這種情況下，你既不會想省錢，也不會想讓客人吃得最為滿意。然而，如果你同他一起用餐的話，那麼，這頓飯就成了Ⅲ類和Ⅳ類的混合體，你就會有強烈的願望滿足你自己的口味，必要時可以犧牲他的口味。
所有福利計劃不是屬於Ⅲ類——如社會保險，福利金領取者可以按自己的願望隨便花他領到的錢——就是屬於Ⅳ類——如公共住房；只是在Ⅳ類中帶有一點Ⅲ類的特徵，即管理福利計劃的官僚們分享這頓午餐；而在Ⅲ類的所有計劃中都有官僚們夾在福利金領取者中間。
我們認為，福利開支的這些特點是其缺點的主要根源。
立法者投票表決時是決定如何花別人的錢。選出立法者的選民在某種意義上是投票決定如何為自己花自己的錢，但不是在Ⅰ類那種直接花費的意義上。在個人繳納的稅款與他投票贊成的花費之間幾乎沒有什麼聯繫。實際上，選民同立法者一樣，傾向於認為是別人在支付由立法者直接投票贊成、由選民間接投票贊成的計劃。管理這些計劃的官僚們也花別人的錢。因此，開支數目激增也就不足為奇了。
官僚們為別人的需要花別人的錢。只有用良心，而不是用那強烈得多和可靠得多的私利的刺激，來保證他們以最有利於福利金領取者的方式花錢。這就造成花錢上的浪費和不求效果。
事情到此並沒有結束。拿別人錢的引誘力是強烈的。包括管理這些計劃的官僚們在內，許多人都設法為自己得到錢，而不讓錢落到別人手裡。進行貪污和欺詐的誘惑力也是強烈的，而且並不總是能遭到反抗或製止。那些不願進行欺騙的人，會用合法的手段使錢歸於自己。他們會運動議員通過於他們有利的立法，定出他們能從中獲利的規章。管理這些計劃的官員們會力求為他們自己得到更高的薪水和額外的好處——這正是較大的福利計劃可以幫助達到的目標。
人們試圖把政府開支歸入自己的腰包，產生了兩個不大容易被人查覺的後果。首先，它說明了為什麼如此多的計劃施惠於中等和上等收入者，而不是那些本應當得到好處的窮人。窮人變得不僅缺少市場上所看重的本事，而且缺少在政治鬥爭中成功地爭得資金的本事。的確，他們在政治市場上的劣勢看來比在經濟市場上的劣勢更大。一旦好心的改革者幫助通過了一項福利措施，轉入下一項改革時，窮人就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他們幾乎總是被那些已經表明更善於見機行事的集團所壓倒。
第二個後果是，福利金領取者得到的淨額，往往少於轉移金的總額。如果有別人的一百美元可以攫取，那麼為得到它你花上自己的一百美元也值得。花錢運動立法者和製定規章的當局，為政治運動和無數其他事項捐款純屬浪費——既損害出錢的納稅者，又無益於任何人。必須把它們從轉移總額中除去，才得到淨所得——當然，它們常常超過轉移總額，結果剩下的不是淨所得，而是淨損失。
爭取補貼的這種結果也有助於說明為什麼有人要施加壓力來增加開支和福利計劃。最初的措施未能達到提倡它們的好心的改革者們所要達到的目的。他們就得出結論認為做得還不夠。並謀求增添福利計劃。他們同那些希望管理這些計劃的官僚們，以及相信能從福利開支中撈到油水的人們結成了同盟。
Ⅳ類開支還容易腐化接觸到它們的人們。所有福利計劃都使一些人處於決定什麼對別人有利的地位。結果是，一部分人感到自己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另一些人則感到自己象孩子那樣需要別人照顧。被救濟者的獨立自主的能力由於棄而不用而萎縮了。除了金錢的浪費和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外，其最終結果是腐蝕了維持一個健全社會所必需的道德結構。
Ⅲ類或Ⅳ類開支的另一副產品具有同樣的效果。除了人家白給你的錢外，如果你要花別人的錢，就只有像政府那樣把別人的錢拿到自己手裡。因此，福利國家到頭來總是要使用強力，這一有害的方法往往使良好的願望落空。這也是為什麼福利國極其嚴重地威脅我們的自由的原因。
怎麼辦
大多數現行的福利計劃，當初根本不應該制定。如果沒有製定這些計劃的話，許多現在依賴福利金的人很可能會成為自食其力的人，而不是受政府保護的人。這樣做，對某些人來說一時可能顯得不近人情，因為這使他們不得不干報酬低微而乏味的工作。但是，從長遠來看，這樣做卻是非常人道的。不過，福利計劃既然已經實施，就不是一夜間能夠一掃而光的了。我們需要某種方法使我們從目前所處的狀況順利地過渡到我們想要達到的狀況，為現在依賴福利金的人提供援助，同時鼓勵人們從領福利金有條不紊地轉到領工資。
這樣一個過渡綱領可以增強個人責任感，結束目前把人們劃分為兩個階段的狀況，縮小政府開支和現在龐大的官僚機構，同時保障國內每個人的安全，到那時誰也不會再受貧困的煎熬。不幸的是，眼下要通過這樣一個綱領似乎只是烏托邦的幻想。擋道的既得利益集團太多了，有思想上的、政治上的、財政上的，等等，許多許多。
儘管如此，看來仍值得向人們介紹這樣一個綱領的主要內容。當然，我們並不指望它會在最近的將來被採納，我們只想指明應該努力的方向，從而促進事態向這個方向發展。
這個綱領有兩項基本內容：第一，改革現在的福利制度，用一個單一的內容廣泛的現金收入補貼計劃（這是一種與正所得稅相聯繫的負所得稅）取代目前雜七雜八的單項計劃；第二，在履行現有義務的同時，逐步取消社會保險，要求人們自己為退休後的生活作出安排。
這種廣泛的改革，將使我們目前實行的既不人道、又無效率的福利制度變為比較人道、比較有效的製度。它將向所有需要幫助的人提供確有保證的最低限度的補助，而不問他們需要的原因。採用這種方法可以盡可能少的損害他們的名譽、獨立性或改善自身經濟狀況的主動性。
一旦我們透過那掩蓋正所得稅的本質特徵的煙幕，負所得稅的基本概念就簡單易懂了。根據現行的正所得稅制度，允許你有一定數目不必納稅的收入。其確切數額，視你家庭人數的多少、你的年齡和你是否列舉清楚你的扣除額而定。這個數額由以下幾部分構成：個人豁免額、低收入免稅額以及標準扣除額（最近它被重新定名為零級數額），總額相當於一般賦稅優惠額。另外，據我們所知，還有偷稅漏稅的能手加進的許多數額，他們很會在繳納個人所得稅上玩一些鬼把戲。為便於討論，讓我們用“個人免稅額”這個較為簡明的英國術語來稱呼這個基本數額吧。
如果你的收入超過免稅額，超過的部分得按累進的稅率納稅。如果你的收入低於免稅額呢，在現行製度下，那免稅額一般是無價值的。你只是無需納稅而已。 ①
如果接連兩年你每年的收入恰好與免稅額相等，那麼，在這任何一年中你都無需納稅。假設你這兩年加起來的收入還是這麼多，但有一半多是頭一年得到，那你就有正數值的應納稅收入，也就是說你第一年的收入超過了免稅額，因而必須納稅。而到第二年，你則有負數值的應納稅收入，也就是說免稅額超過了收入。但一般來講，你從免稅額上得不到什麼好處。最後這兩年加在一起，你將比這筆收入均分在兩年中繳納更多的稅款。 ②
①但是，一種新方法是，有一個以上孩子要撫養的家庭有資格得到一種叫做“勞動所得收入優惠”的款項，它類似於負所得稅。
②有一項關於如何計算若干年內的平均收入的規定。但條件相當嚴格，因此一個收入高低不定的人，要比一個平均收入一樣但收入穩定的人繳納更多稅款。而且，收入不定的人大多完全享受不到它的好處。
有了負所得稅，你可以從政府那裡得到未用上的免稅額的一部分作為補貼。如果你得到的這一部分與正收入的稅率相同，那麼，無論你的收入在這兩年中如何劃分，你所繳納的稅款總額總是相等的。
當你的收入高於免稅額時，你就要納稅，稅額現收入額的多少而定。當你的收入低於免稅額時，你會得到補貼，其數額根據未用上的免稅額的多少而定。
正如我們所舉的例子所表明的，負所得稅將考慮到收入的波動，但這並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毋寧說是要提供一種簡便的方法，確保每個家庭有一份最低的收入，同時避免龐大的官僚機構，使人們具有很強的個人責任感，打心裡想去工作，想掙大錢來納稅而不是領補貼。
請看下面這個具體數字的例子。 1978年，一個四口之家（其成員無人超過六十五歲）的免稅額是七千二百美元。假定當時有所謂負所得稅，其補貼率為未用上的免稅額的５％，那麼一個無收入的四口之家就有資格獲得三千六百美元的補貼。如果這個家庭有人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補貼將被削減，但是，這個家庭得到的總收入（補貼加掙得的收入）將增加。如果收入為一千美元，補貼將減少到三千一百美元，而總收入上升為四千一百美元。實際上，所掙的收入一半用來彌補減少的補貼，一半用來增加總收入。一旦家庭所掙收入達到七千二百美元，補貼就降為零。七千二百美元是平衡點。在這個點上的家庭，既得不到補貼，也用不著納稅。如果家庭所掙收入繼續增加，它就要開始納稅了。
我們沒有必要在這裡研究行政管理的細節——補貼是按一星期，按兩星期，還是按月支付，怎樣檢查執行情況，等等。所要說的只是：對這些問題都已作過徹底的研究，並擬有詳細的計劃，提交給了國會（這件事我們以後還要提到）。
負所得稅制如能取代我們現有的許多專門的福利計劃，我們現在的整個福利制度將會得到令人滿意的改革。如果它只是變成整個福利垃圾堆裡的又一件破爛，那就弊多利少了。
如果負所得稅制果真取代了各種福利計劃，那將帶來巨大的好處。該制度是專門用來對付貧困問題的。它將以最實用的形式，即用現金來資助接受者。它是綜合性的，而不是因為接受者年紀大，有疾殘，患病，或生活在某一地區，也不是因為任何其他使人們在現行福利制度下可以得到救濟金的原因。它給予資助，是因為接受者收入低。它明白地規定由納稅人承擔費用。象任何其他設法減少貧困的措施一樣，它也會減少促使人們自助的刺激。但是，只要把補貼率限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它就不會完全消除這種刺激。因為多掙一塊美元，總是意味著有更多的錢可花。
同樣重要的是，負所得稅制可以免除目前管理這一大堆福利計劃的龐大官僚機構。負所得稅可以直接成為現行所得稅制的一部分，並且可以一起管理。由於每個人都要填報所得稅單，它可以減少現行所得稅制度下的逃稅漏稅現象。可能要增添一些人員，但增添的人決不會多於目前管理福利計劃的人。
通過取消龐大的官僚機構，使補貼制與稅收制相互結合，負所得稅可以剷除目前的不正常現象，即一些人——掌管福利計劃的官僚們——操縱著他人的生計。它將有助於消除當前人們被劃分為兩個階級的狀況：納稅階級和依靠政府救濟過活的階級。只要平衡點和稅率定得合理，負所得稅制將比我們現行的製度省錢得多。
對於某些由於這樣或那樣原因無能力料理自己事務的家庭，給予個人幫助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由負所得稅來維持窮人家庭的收入，這種幫助可以，而且會由私人慈善活動來提供。我們認為，現行福利制度最大的代價之一在於，它不僅破壞家庭，而且減少私人慈善活動。
社會保險怎麼能夠實現這一在政治上總是行不通的美妙夢想呢？
依我們看，最好的解決辦法是把實行負所得稅制與逐步減少社會保險結合起來，同時繼續履行現有的義務。其方法如下：
１．立即廢除工資稅。
２．按現行法律規定的數額，繼續付給現在享受社會保險的人以應得的錢。
３．給予每個已經掙得保險的工人以享受退休、殘廢或遺屬福利津貼的權利。這些福利金是工人根據現行的法律迄今已付的稅款和所掙得的收入使他有權獲得的，但要減去由於廢除工資稅而今後少繳納的稅款所折合的福利金數額。工人可以選擇他所要的福利津貼的形式，可以是將來的一份年金，也可以是公債，其價值與按照目前規定他有權得到的福利津貼的價值相等。
４．給予每個尚未掙得保險的工人一筆錢（同樣採取公債券的形式），數目等於他或他的雇主為他已繳納的稅款的累計價值。
５．停止積累保險津貼，讓個人按自己的願望為退休後安排養老。
６．從總的稅收和政府發行的公債中為上述第２、３、４項開支提供資金。
這樣一個過渡性綱領絲毫不會增加美國政府的實際債務。相反，它會由於不再向未來的福利津貼接受者許諾而減少債務。它只是把現在隱蔽的債務公開化。它為現在未備基金的計劃提供資金。這些步驟會導致大多數現存的社會保險管理機構立即解散。
逐步減少社會保險，將消除目前社會保險制度給就業帶來的不利影響，這意味著國民收入的迅速增長。它將增加個人儲蓄，從而導致更高的資本形成率和更快的收入增長率。它將刺激私人養老金計劃的發展和擴大，從而使許多工人感到生活更有保障。
哪些是政治上可行的？
這的確是一個美好的夢想，不幸的是，在目前根本沒有實施所可能。尼克松、福特和卡特這三任總統都考慮或推薦過包含有負所得稅成分的計劃。但政治上的壓力迫使他們提出的計劃只是作為現行福利計劃的補充，而不是取代它們。補貼率都定得如此之高，以致這個計劃對福利津貼領取者掙錢起不了什麼刺激作用。這種畸形的計劃只會把整個福利制度搞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儘管是我們最先提出用負所得稅制代替目前的福利制度，但我卻在國會作證，反對尼克松總統根據負所得稅的想法提出來的“家庭補助計劃”。 ①
一項可實施的負所得稅制，在政治上往往遇到兩種互相關聯的障礙。較為明顯的障礙來自現行福利計劃的既得利益者：福利津貼領取者，認為自己可以受益於福利計劃的州和地方政府官員，而首先是管理福利計劃的官僚。 ②不那麼明顯的障礙是，福利改革的鼓吹者，包括現有的既得利益者，所要達到的目標互相衝突。
①我們是在《資本主義與自由》這本書中提出來的（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62年），第12章；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證詞，見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有關社會保險和福利的建議，意見聽取會》，第91屆國會第1期會議，1969年11月7日，第6部分，第1944－1958頁。
②關於掌管福利事業的官僚機構在挫敗尼克松總統的計劃方面所起的作用，參看丹尼爾·P．莫伊尼漢：《有保障的收入政策：尼克松政府和家庭補助計劃》（紐約：蘭德出版社，1973年）。
關於福利問題，馬丁·安德森著有一本書，其中寫得非常好的一章是“不可能徹底改革福利制度”，在這一章中他寫道：
“所有徹底的福利改革計劃都由三個政治上極為敏感的基本部分組成。第一是改革後基本的福利水平，例如為一個四口之家提供多少福利津貼。第二是改革計劃在刺激接受福利津貼的人尋找工作和掙更多的錢方面將起什麼作用。第三是改革是否會給納稅者帶來額外的負擔。
……改革計劃要成為政治現實，必須在改革後仍然為現在領取福利津貼的人提供像樣的補助，必須能強烈地刺激人們工作，而且給納稅者帶來的負擔必須是合理的。這三者必須同時兼顧。 ”①
爭論的焦點是怎樣才算“像樣”、“強烈”和“合理”，特別是怎樣才算“像樣”。如果“像樣的”補貼意味著：現在領取福利津貼的人沒有誰將因為改革而比當前少領津貼，那麼，無論“強烈”和“合理”作何解釋，也不可能同時達到上述三個目標。然而，正如安德森所說：“至少在最近的將來，國會決不會通過任何實際上會減少數百萬福利津貼領取者所得的改革措施。”
讓我們來看前一節中介紹的簡單的負所得稅制：一個四口之家的免徵點是七千二百美元，按50％的補貼率計，凡沒有收入來源的家庭可以得到三千六百美元的補助。 50％的補貼率將給人以足夠強烈的刺激去工作，而花費要比目前繁雜的福利計劃省得多。但是，這種補貼標準今天在政治上是無法接受的。正如安德森所說：“現在（1978年初），美國典型的享受福利津貼的四口之家，每年可以得到大約六千美元的勞務和現金。在像紐約這樣花銷更大的州里，有些享受福利津貼的家庭每年得到的津貼在七千至一萬二千美元之間，有的甚至更多。”②
①安德森：《福利》，第135頁。
②同上。
如果免徵點定在七千二百美元，即便是收入六千美元的“典型”家庭，也需要有83.3％的補貼率。這樣高的補貼率會嚴重地挫傷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同時大大增加開支。補貼率可以通過提高免徵點來壓低，但那又會極大地增加開支。這是一種無法解脫的惡性循環。要縮減從名目繁多的福利計劃中得到高額福利津貼的人們的所得，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正如安德森所說：“我們不可能同時創造出進行徹底的福利改革所必需的全部政治條件。”①
①安德森：《福利》，第142頁。
但是，今天政治上行不通，明天則可能行得通。在預言什麼將成為政治上可行的事情上，政治科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成績非常糟。他們的預言一再被事實所否定。
我們的受人尊敬的偉大導師弗蘭克·Ｈ·奈特喜歡用大雁由一隻帶頭按人字形排隊飛行的例子來說明不同的領導方式。他常說，當頭雁一個勁兒地向前飛時，後面的大雁可能會飛向其他方向。頭雁回頭髮現沒有大雁跟隨時，會趕緊掉頭，重新帶領人字形隊伍朝前飛。這是一種領導方式。無疑，美國政府就常常採用這種方式。
我們承認，我們的建議目前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我們之所以要這樣充分地說明我們的設想，不僅因為它是可以指導我們逐步進行改革的方針，而且還因為我們希望它終將成為在政治上可以辦得到的事情。
結論
直到最近仍由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統治的王國，每年為我們的健康正在花費越來越多的錢。其主要結果只是增加醫療和保健費用，而醫療質量卻沒有任何相應的改進。
教育經費也一直在激增，但教育質量卻普遍地認為在下降。費用的上漲和越來越嚴格的控制，使我們不得不推行種族合校，而我們的社會看來卻更為分崩離析。
我們每年在福利事業上耗資數十億美元。然而，在美國國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高的時候，領取福利津貼的人數卻有增無減。社會保險的預算大得驚人，但社會保險卻在財政上陷於嚴重的困境。年輕人頗有道理地抱怨，為接濟老年人而要他們付的稅太高。而老年人也頗有道理地抱怨，說他們無法維持被許諾的生活水平。制定的計劃是要保證老年人不再成為救濟對象，而看到的現實卻是靠福利津貼生活的老年人越來越多。
根據衛生、教育和福利部自己的計算，該部每年由於貪污受賄和鋪張浪費損失的資金，足可以建造十萬棟以上每棟耗資五萬美元的住宅。
浪費是令人痛心的，但這不過是膨脹到這樣大的家長式福利計劃的禍害中最輕的一個。福利計劃的主要禍害是對我們社會結構的影響。它們削弱家庭，降低人們對工作、儲蓄和革新的興趣，減少資本的積累，限制我們的自由。這些才是應當用來衡量福利計劃的基本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