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述關稅和對國際貿易的其他限制時，寫道：
“在每一個私人家庭的行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個大國的行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國能以比我們自己製造還便宜的商品供應我們，我們最好就用我們有利地使用自己產業生產出來的一部分產品向他們購買。”“在任何國家，人民大眾的利益總在於而且必然在於，向售價最廉的人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物品。這個命題是非常明白的，費心思去證明它，倒是一種滑稽的事情。如果沒有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自私自利的詭辯混淆了人們的常識，這亦不會成為什麼問題。在這一點上，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的利益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正相反。”①
①亞當·斯密：《國富論。 ，下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8和66頁。
斯密的這些話，現在仍然同當時一樣正確。在國內和國外的貿易中，從售價最低的地方購買物品而向出價最高的地方出售物品，是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的。然而“自私自利的詭辯”卻導致出了各種各樣的限制，使我們買賣什麼、向誰買賣、以什麼條件買賣、僱用誰或為誰工作、住在哪里以及吃什麼、喝什麼，總之，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了限制。
亞當·斯密指責“商人和製造業者進行自私自利的詭辯”。在他那個時代，商人和製造業者可能是主要的罪人。現在他們有了許多同夥。的確，我們中間幾乎沒有哪個人不在這一或那一領域進行“自私自利的詭辯”。用波哥的不朽名言來說：“我們碰到了敵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責備“特殊利益”，但當“特殊利益”關係到我們自己的時候，就不責備了。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對自己有利的，對國家也有利——因而，我們的“特殊利益”便各不相同。其最後結果是，各種約束和限制一起向我們湧來，使我們大家的處境如此之糟，以至如果取消所有這些限制，我們的處境反倒會好一些。為別人的“特殊利益”服務的措施給我們帶來的損失遠遠大於為我們“特殊利益”服務的措施給我們帶來的好處。
最明白的例子是國際貿易。某些生產者因關稅或其他限制所得到的好處，抵不上給其他生產者尤其是一般消費大眾造成的損失。自由貿易不僅能促進我們的物質福利，而且還能促進國家之間的和平與協調，鼓勵國內的競爭。
控制對外貿易會發展成控制國內貿易。它們會同經濟活動的各方面交錯在一起。這種控制經常受到辯護，認為是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特別是對於不發達國家來說，更是這樣。把1867年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同1947年獨立後的印度作一比較，我們就能檢驗出這種觀點是否正確。和其他例子一樣，這一比較說明，國內外的自由貿易是貧窮國家改善其人民生活的最好途徑。
近幾十年來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經濟控制，不僅限制了我們利用經濟資源的自由，而且也影響了我們在言論、出版和信仰等方面的自由。
國際貿易
人們常說，如果經濟學家意見不一致，那就一定是壞的經濟政策；相反，如果所有經濟學家意見一致，那就一定是好的經濟政策。經濟學家確實時常意見不一，但就國際貿易來說，情況卻不是這樣。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不管在其他問題上思想立場如何，在國際貿易這一問題上卻幾乎一致認為，自由貿易最符合各貿易國和整個世界的利益。可是各國都徵收關稅。僅有的幾個較為重要的例外是：1846年廢除穀物法後英國將近一個世紀的自由貿易、明治維新後日本的三十年的自由貿易和今天香港的自由貿易。美國在整個十九世紀一直徵收關稅，二十世紀，特別是1930年國會通過了斯穆特一霍利關稅法案後，美國進一步提高了關稅。有些學者認為，這個法案加重了大蕭條的嚴重程度。自那時以來，通過簽訂一系列國際協議，關稅有所削減，但目前仍然很高，也許高於十九世紀的水平。由於國際貿易中的項目種類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現在無法作精確的比較。
同以往一樣，現在仍有許多人支持徵收關稅，並美其名曰是為了“保護”國內工業。鋼鐵生產者和鋼鐵工人工會要求限制從日本進口鋼材。電視機生產者及工會則疏通國會議員，試圖用“自動協議”的辦法限制從日本、台灣或香港進口電視機和電視機零件。紡織品製造商、鞋類製造商、養牛業者、製糖業者和無數其他的人也都抱怨受到了來自外國的“不公平的”競爭，要求政府採取措施“保護”他們。當然，沒有哪一個集團在赤裸裸的自我利益的基礎上提出這種要求。每個集團都講“總的利益”，講維持就業或加強國家安全的必要性。近來，在這些傳統的主張限制進口的理由之外，又增加了另外一條理由，就是需要加強美元對馬克或日元的地位。
實行自由貿易的經濟理由
歷來很少聽到的是消費者的呼聲。近年來，所謂消費者特殊利益集團越來越多。但是，任你查遍報章雜誌或是國會作證記錄，也找不到任何記載，表明他們發起過對關稅或其他進口限制的集中攻擊，儘管消費者是這種限制的主要受害者。我們將在第七章裡看到，那些自稱為消費者說話的人，關心的是別的事情。
個別消費者的呼聲，在工商業者及其僱員的一片“自私自利的詭辯”的吵嚷聲中被淹沒了。結果是把問題嚴重歪曲了。例如，主張征收關稅的人認為，創造就業機會本身就是一個可取的目標，不管受僱者乾些什麼，而且認為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這顯然是錯誤的。如果我們需要的只是工作，我們可以創造任何數目的工作——例如，讓人挖坑再填上，或者做其他無用的事。工作有時候自身就是酬報。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它是我們為取得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付出的代價。我們真正的目的不光是要有工作，而且要有生產性的工作——那些意味著將有更多的貨物和勞務供消費的工作。
另外一個很少受到駁斥的謬論是，出口好，進口不好。實際遠非如此。我們並不能吃、穿或享受輸出的貨物。相反，我們可以吃中美洲的香蕉，穿意大利的鞋，開德國的車，並在日本產的電視機上欣賞節目。我們從對外貿易中得益的是輸入。出口是我們為進口付出的代價。正如亞當·斯密非常清楚地看到的那樣：一個國家的公民如果能為出口換回盡可能多的進口，或者為進口支付盡可能少的出口，那就可以從中得到好處。
我們所使用的使人產生誤解的字眼，反映了我們的一些概念性錯誤。 “保護”實際上意味著剝削消費者。 “貿易順差”的實際意義是出口超過進口，也就是說輸出貨物的總值超過輸入貨物的總值。在自己家裡，你一定願意少付多得，而不是相反，可是在對外貿易中，這卻被稱作“收支逆差”。
支持關稅的一個最得人心的論據，是所謂需要保護美國工人的高生活水平，使之免遭日本、朝鮮或香港的工人的“不公平的”競爭，因為這些工人願意為低得多的工資工作。這個論據錯在哪裡，難道我們不想保護我國人民的高生活水平嗎？
這個論據的錯誤，在於濫用“高”工資和“低”工資這些字眼。高工資和低工資的真正含義是什麼？美國工人得到的是美元；日本工人得到的是日元。怎麼比較以美元支付的工資和以日元支付的工資呢？一美元合多少日元，它們之間的匯率由什麼來決定？
讓我們來看下面這樣一種極端的情況。先假設一美元合三百六十日元。這是多年間的實際匯率。按這個匯率，假定日本人能夠比我們在美國在比較少的美元生產和銷售各種東西——電視機、汽車、鋼鐵以至大豆、小麥、牛奶和冰淇淋。如果實行國際自由貿易，我們將試圖從日本購買我們的所有貨物。也許這就是為關稅辯護的人們所描繪的那種極端可怕的情景——日本貨氾濫成災而我們什麼也賣不出去。
在嚇得不知所措以前，先來進一步分析一下。我們怎樣來償付日本人呢，我們將給他們美鈔。他們拿了這些鈔票將乾什麼，我們上面假定，按三百六十日元對一美元的匯率，什麼東西都是在日本便宜，因此在美國市場上，沒有任何東西是他們想買的。如果日本出口商願意把美鈔燒了或是埋了，那於我們就太好了。我們可以用這些能夠大量地很便宜地製造出來的綠票子換得各種貨物。我們將有一種能夠想得出來的最了不起的出口工業。
自然，日本人事實上不會把有用的貨物賣給我們，換取無用的票子去燒掉或埋掉。他們同我們一樣，想為他們的工作得到一些實在的報酬。如果按三百六十對一的匯率，所有的貨物在日本比在美國便宜，出口商將試圖賣出他們手中的美元，將試圖按三百六十對一的比價賣掉它們，以購買便宜的日本貨。但是谁愿意收購美元呢，不僅日本出口商想賣掉美元，日本的每一個人都會這樣。如果三百六十日元能夠在日本比一美元在美國多買到每一種東西的話，那麼，沒有一個人會願意拿三百六十日元換一美元。出口商發現沒有人願意按三百六十對一的比價買進美元，就會少要一些日元。於是美元的日元牌價就會下跌——跌至三百比一，或二百五十乃至二百比一。反過來說，要購買一定數量的日元，需付越來越多的美元。日本貨是以日元標價的，所以它們的美元標價會漲。反之，美國貨是以美元標價的，因此，日本人用一定數額的日元得到的美元越多，對日本人來說，美國貨的日元標價就越便宜。
美元的日元標價，將一直下跌到日本人從美國購買的貨物的美元價格基本上等於美國從日本購買這些貨物的美元價格為止。按那個價格，每個想用美元購買日元的人，都會找到願意賣出日元換取美元的人。
自然，實際情況要比這個假設的例子復雜。參加貿易的是許多國家，而不僅僅是美國和日本，而且貿易常採取迂迴的方式。日本人可能把他們賺得的一些美元花在巴西，巴西人又把它用在德國，德國人又花在美國，總之，實際情況無比錯綜複雜。但原則是一樣的。不管在哪個國家，人們要美元總是為了購買有用的東西，而不是為了囤積。
另外一個複雜情況是，美元和日元並不只是用於購買貨物和勞務，還用來投資和送禮。整個十九世紀，美國幾乎每年都有國際收支逆差，但這種貿易逆差卻給每個人帶來了好處。外國人想在美國投資。例如英國願意向我們輸出貨物，以換取紙片——不是美鈔，而是些保證過些日子連本帶利償還借款的債券。英國人願意送貨物給我們，因為他們認為這種債券是好的投資。一般說來，他們是對的。因為同其他方法相比，他們從這種積蓄中得到的報酬比較高。而我們也得到了好處，外國投資使我們能夠比完全依靠自己的積蓄發展得更快。
二十世紀，情況發生了逆轉。美國的公民發現，他們向外國投資可以得到比在國內投資更高的報酬。結果，美國把貨物送出國外，換取債務憑證，即債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政府以馬歇爾計劃和其他援助計劃的形式給外國送禮。我們把貨物和勞務送給外國，以表示我們確實是在促進世界的和平。除政府的饋贈外，還有私人的禮物，如慈善團體開展的活動、教會資助的傳教活動、個人對國外親戚朋友的資助等。
這些複雜情況並不改變上述假設的極端情況所說明的結論。在現實世界裡，像在假想的那個世界裡一樣，只要美元的日元標價或馬克標價或法郎標價是在自由市場上由自願的交易決定的，就不會發生收支差額的問題。說美國高工資工人作為一個整體會受到外國低工資工人的“不公平的”競爭，這話是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自然，某一部分工人可能因為國外製造出了新產品或改進了產品或是外國生產者能夠更便宜地生產某些產品，而受到損害。但這同其他美國公司製造出了新產品或改進了產品或是發現了更節省成本的生產方法而給某一部分工人帶來的影響，並無區別。實際上這就是市場競爭，正是依賴於市場競爭，美國工人的生活水平才得以提高的。我們若想從一種生氣蓬勃的、充滿活力的、富於創造性的經濟制度中得到好處，就必須認識到運動和調整的必要性。使這種調整進行得輕鬆些，也許是可取的，我們為此已經採取了許多措施，例如實行失業保險等。但我們在努力達到這個目標的時候，不應破壞制度的適應性。破壞制度的適應性，無異於殺雞取蛋，自絕生財之道。不論我們做什麼，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對國內外貿易一視同仁。
是什麼因素決定了我們開展對外貿易有利可圖？當前美國工人的生產率要高於日本工人的生產率。究竟高多少難以確定，每人的估計不一樣。我們暫且假設高一半。那麼平均說來，美國工人的工資可以買到的東西就應該是日本工人的一倍半。讓美國工人來做任何事情，如果效率達不到日本工人的一倍半，就是浪費。用一百五十多年前創造的經濟行話來說，這就是所謂相對有利條件原則。即使我們生產每種東西都比日本人更有效率，我們也不應樣樣都生產，這樣做是不上算的。我們應當集中搞那些我們最內行的事，那些最能發揮我們優越性的事。
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一位律師會打字，比他的秘書快一倍，他就應當把這個秘書解僱而自己打字嗎？如果這位律師打字比他的秘書強一倍，而乾律師工作強五倍，那麼他搞法律事務，讓秘書去打字，他們的生活都會過得更好。
另一個“不公平的競爭”的根源據說是外國政府向它們的生產者提供補貼，使他們能夠在美國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假定一個外國政府提供這樣的補貼（無疑，有些政府正是這樣做的），受損失的是誰，得好處的又是誰，外國政府為了提供補貼，就得向公民徵稅。出錢補貼的是這些公民，得益的是美國消費者。他們得到便宜的電視機或汽車或是別的什麼得到補貼的東西。我們應該抱怨這種反過來的外國援助計劃嗎，我們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或後來的援外計劃把貨物和勞務送給別國作為禮物是高尚的，難道外國以低於成本的價錢把貨物和勞務賣給我們，以這種間接形式送禮就不光彩了嗎？倒是外國公民應該抱怨。為了美國消費者的利益和本國受到補貼的工業的業主和工人的利益，他們必須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無疑，如果外國政府突如其來地或毫無一定規律地提供補貼，會給美國國內生產同樣產品的工業的業主和工人造成不良影響。然而這是做生意通常要冒的危險。企業決不會抱怨使它發橫財的不平常事件或意外事件。自由企業製度就是一個贏利和賠錢的製度。正如前面指出過的，任何用來緩和調整以適應突然變化的措施，都應該對國內和國外貿易一視同仁。
總之，混亂很可能是暫時的。假定由於某種原因，日本決定大量補貼鋼鐵工業。如果不增加關稅或施行限額，輸入美國的鋼鐵會急劇增加。這將使美國國內的鋼鐵價格下跌，迫使鋼鐵生產者減產，造成鋼鐵業的失業。另一個方面，鋼鐵製品的價格則可能下降。買這些產品的人將有多餘的錢可用來買別的東西。對其他東西的需求會增加，生產這些東西的企業的就業人數也會增加。自然，要過一段時間才能吸收現在失業的鋼鐵工人。但是其他工業裡原來失業的工人將有工可作，能抵消這種影響。總的就業人數不一定會減少，而由於鋼鐵業不再需要的工人可以用來生產別的東西，生產將會增加。
這種由於片面地看問題而產生的謬見，同樣表現在有些人為了增加就業而要求徵收關稅的行動上。譬如說對紡織品徵收關稅，國內紡織業的就業和產量會增加。但是，外國生產者不能在美國出售他們的紡織品，他們賺得的美元就會減少。賺得的美元減少，他們能花在美國的錢也就隨之減少。因而進口減少多少，出口也會減少多少。紡織業的就業人數會增加，但出口工業的就業人數會減少。而工人轉移到生產效率低的部門去，會使總產量減少。
說國內鋼鐵業興旺是國防所必需，這種國家安全論也沒有更多根據。國防的需要只佔用美國國內用鋼量的一少部分。而且不可想像，鋼鐵的完全自由的貿易會毀掉美國的鋼鐵業。由於接近材料和燃料的來源，接近市場，只會有利於保障國內相對巨大的鋼鐵工業。的確，由於需要應付外國的競爭而不是受到政府的壁壘的掩護，很可能造就一個比我們現有的更為強大和有效的鋼鐵業。
假定那不可能發生的事果真發生了，假定確實到國外去買全部我們需用的鋼更來得便宜。也還有其他辦法確保國家安全。我們可以囤儲鋼鐵。這很容易，因為鋼鐵佔地方較少而且不會腐爛。我們可以封存一些鋼廠，就像封存船隻一樣，需要時再啟用。無疑還可以有別的辦法。鋼鐵公司在新建一座鋼廠以前，先研究幾種不同的方案，以選擇最優、最經濟的廠址，然而鋼鐵業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提出那麼些補貼的要求，卻從未說明採用其他方法來保障國家安全要花費多少。除非他們能說明，我們可以肯定國家安全論是工業的自我利益的飾詞，而不是補貼的正當理由。
無疑，鋼鐵業的經理們和鋼鐵工人工會人員提出國家安全的論據是真誠的。真誠這種德性被估價得太高了。我們都能夠說服我們自己，相信對我們好的對國家也好。我們不應當埋怨鋼鐵生產者提出這種論點，而應怪我們自己相信了它。
說我們必須保衛美元，我們必須不讓它同其他貨幣——日元、西德馬克或瑞士法郎——的比價跌落，這個論點怎麼樣？這完全是一個人為製造出來的問題。如果外匯率是在自由市場上決定，它就會定在收盤時的比率。這樣產生的美元對譬如說日元的比價，可能暫時跌到合理的水平以下，低於按美元算的美國貨和按日元算的日本貨的相對成本。要是這樣，這就會給予注意到這個情況的人一種刺激去買進美元，留存一些時候，等其比價上升來獲利。由於降低了出口到日本的美國貨的日元價格，就會刺激美國出口；由於抬高了日本貨的美元價格，就會減少從日本的進口。這些發展會增加對美元的需求而糾正開始時過低的比價。美元的價格，如果是自由確定的話，就同所有其他的價格一樣，起同樣的作用。它傳遞情報，提供促使根據情報採取行動的刺激，因為它影響進入市場的人的收入。
那為什麼對美元的“疲軟”生那麼大氣？為什麼反復發生外匯危機？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外匯兌換率不是在自由市場上決定的。各國政府的中央銀行進行了大規模的干預，來影響其貨幣的價格，在這一過程中，它們損失了它們公民們的巨額的錢（就美國來說，從1973年到1979年初，損失了將近二十億美元）。更重要的是，它們阻止了這一套重要的價格起其應有的作用。它們並沒有能夠阻止基本的經濟因素對匯率最後產生影響，但卻能夠使人為的匯率維持很長時間。其後果是妨礙了適應基本因素的逐漸的調整。小的混亂累積成了大的混亂，最後發生一場嚴重的外匯“危機”。
為什麼政府要干預外匯市場，因為匯率反映國內政策。美元比日元、西德馬克和瑞士法郎弱，主要是因為美國的通貨膨脹率比其他國家高得多。通貨膨脹意味美元在國內能購買的東西越來越少。它在國外能購買的東西也少了，這有什麼奇怪呢，日本人、德國人或瑞士人不願意按從前的比價兌換美元，這不是很自然的事嗎，但政府也像我們當中的一些人一樣，總是費盡心機試圖掩蓋或抵消它們自己的政策造成的惡果。所以一個通貨發得過多的政府就試圖操縱匯率。當它失敗的時候，就把國內通貨膨脹歸咎於匯率的下跌，而不承認正好相反的因果關係。
幾世紀來，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的各種論文書籍浩如煙海，主張征收關稅的，只有三個論點在原則上還多少站得住腳。
第一個就是剛才提到過的國家安全論。雖然這個論點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徵收某些特定關稅的飾詞而不是真正站得住腳的理由，但我們也不能否認，有時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確實需要維持一些不經濟的生產設備。如果我們已不是在討論理論上是否可能的問題，而是在某種情況下確認為了加強國家安全有必要徵收關稅或對貿易實施其他限制，那就得比較一下採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達到這一特定目標的代價，並確立至少表面上是確鑿的證據，證明徵收關稅是代價最低的方法。但實際上卻很少有人作這種比較。
第二個是“嬰兒工業”論。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他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中提出過這個論點。據說，有一種潛在的工業，一旦建立並在其痛苦的成長時期得到幫助，就能夠在世界市場上平等地進行競爭。據說，暫時徵收關稅是有道理的，是為了保護那處在襁褓中的潛在的工業，使它能長大成人，能自立地發展。即使那工業在建成後真正能成功地競爭，那也不能說明開始的時候徵收關稅是有道理的。就消費者來說，只是在一種情況下值得在開始時去補貼（他們用徵收關稅實際上做的事）那種工業，即他們往後通過某種方式，至少能收回補貼，例如使該工業產品的價格低於世界水平，或由於擁有這個工業而得到好處。但在這種情況下，補貼就是必需的嗎，如果不提供補貼，最先進入那個工業的企業家開始時遭受的損失就真的得不到補償了嗎？歸根結底，大多數公司在興起時，頭些年都要蝕本。它們進入一門新的工業是這樣，進入一門已有的工業也是這樣。也許由於某種特殊原因，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值得給予最初的投資，但最初的加入者遭受的損失卻不能得到補償。但推敲起來，其實並非如此。
嬰兒工業論是一種煙幕。那所謂的嬰兒老也長不大。一旦徵收關稅，就難再予以取消。而且，這個論點很少用來為真正還沒有生下來的嬰兒說話，這種嬰兒要是能得到暫時的保護，本可以生下來並生存下去的。沒有人為它們說話。這個論點用來主張征收關稅，是為了那些頗上了些年紀的嬰兒，他們已經能夠施加政治壓力了。
第三個不能立即排除的主張征收關稅的論點是“以鄰為壑”論。一個國家如果是一種產品的主要生產者，或者能夠聯合一些別的生產者一起控制大部分生產，可能利用它的賣主獨家壟斷地位抬高產品的價格（石油輸出國組織就是當前的一個例子）。這個國家可以並不直接提價，而是間接地通過對產品徵出口稅——出口關稅。它本身得到的好處可能抵不過其他國家的損失。但從本國的觀點看，可以有所得。同樣，一個國家如果是一種產品的主要購買者——用經濟學行話來說就是擁有買主獨家壟斷力量——它可能通過同出售者討價還價強使他們接受過低的價格，從中得到好處。一個辦法就是對這種產品徵收進口稅。出售者淨得的是減去了關稅的價錢，這就是為什麼徵收進口稅相當於以低價購買。事實上關稅是外國人付的（我們想不出一個實在的例子）。實際上，這種民族主義的辦法很可能會促使其他國家進行報復。此外，就嬰兒工業論來說，實際的政治壓力產生的關稅結構，事實上既不利用賣主獨家壟斷地位，也不利用買主獨家壟斷地位。
第四個論點，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提出來而迄今被重複著的，是說自由貿易，要是所有其他國家都實行的話，會是件好事，但只要其他國家不實行自由貿易，美國也就無法實行自由貿易。這個論點，無論從原則上或在實踐上都完全站不住腳。其他國家對國際貿易施加限制的確於我們有損，但那也損害它們自己。撇開上面談過的三種情況不說，如果我們反過來也實施限制，我們只會給我們自己增加損失，也損害它們。競相虐待絕不是處理敏感的國際經濟政策的良方！這種報復行動不但不會使其他國家減少限制，相反，只會招致更多的限制。
我們是一個大國，是自由世界的領袖。我們不應當要求香港、台灣規定紡織品的出口限額，以“保護”我們的紡織工業，而讓美國的消費者和香港、台灣的中國工人吃虧。我們大談自由貿易的好處，同時卻運用政治經濟力量使日本限製鋼鐵和電視機的出口。我們應當單方面走向自由貿易，不是一下子，而是經過一個時期，例如五年，按照事先宣布的速度進行。
很少有什麼我們能夠採取的措施，能比完全自由貿易更能促進國內和國外的和平事業。我們不應該以經濟援助的名義贈款給外國政府，同時又對它們出產的東西施加限制，而應該採取一種一貫的和有原則的立場，因為贈款會促進社會主義，施加限制會妨礙自由企業的發展。我們可以告訴全世界：我們信仰自由並願意實行。我們不能強迫你們實行自由。但我們能夠在平等的基礎上為一切人提供充分的合作。我們的市場對你開放，沒有關稅或其他限制。你能夠並願意賣什麼，就來這裡賣好了，你能夠並願意買什麼，就來這裡買什麼好了。這樣，個人之間的合作就會成為世界範圍的和自由的合作。
實行自由貿易的政治理由
相互依賴是當今世果上到處存在的特點；在經濟領域本身，相互依賴存在於一套價格和另一套價格之間、一個工業和另一個工業之間、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之間。在更廣泛的社會內，它存在於經濟活動和文化、社會、慈善活動之間。在社會組織中，它存在於經濟安排和政治安排之間、存在於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間。
在國際領域中也是一樣，經濟安排和政治安排交錯在一起。國際自由貿易哺育不同文化和製度的國家之間的和諧關係，正如國內自由貿易哺育不同信仰、態度和利益的個人之間的和諧關係一樣。
在一個自由貿易的世界上，就如在任何國家的自由經濟中一樣，交易在私有的實體——個人、企業、慈善機構——之間進行。任何交易的條件，都由參加各方協議。除非各方都相信他們能從交易中得到好處，否則就做不成交易。結果，各個方面的利益取得了協調。普遍存在的是合作而不是衝突。
政府一插手，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在一個國家裡，企業從它們的政府那裡謀求補貼，或者是直接的，或者以關稅或其他貿易限制的形式。它們將訴諸政治壓力來使其他企業受到損失，規避威脅它們的利潤以至生存的競爭者的經濟壓力。一國政府為了本國企業的利益進行干預，導致其他國家的企業向它們自己的政府尋求援助，來對抗外國政府採取的措施。私人之間的爭議變成了政府之間的爭議。每一次貿易談判成了政治事件。政府高級官員乘坐噴氣式飛機到世界各地去參加貿易會議。摩擦越來越大。各國人民對會議結果感到失望，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結果，普遍存在的是衝突而不是合作。
從滑鐵盧到第一次世果大戰的那一百年提供了一個顯明的例子，說明自由貿易會對國家之間的關係產生多麼良好的影響。當時英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那一百年裡，它實行了幾乎完全自由的貿易政策。其他國家，尤其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各西方國家，也採取了同樣的政策，也許在形式上稍微有些不同。人們大體上都能按相互同意的條件，同任何人自由買賣，不管是住在哪裡，住在同一個國家或不同國家，沒有什麼兩樣。也許使我們在今天更感覺驚奇的是，人們可以自由地在整個歐洲旅行，或在世界大部分其他地方，不需要護照，也不受那重複的海關檢查。他們可以自由移居，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尤其是美國，可以自由入境並成為居民和公民。
結果，從滑鐵盧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一百年，成了人類歷史上西方國家之間最和平的時代。在這期間，只有過一些小戰爭，最著名的是克里米亞戰爭和普法戰爭。自然還有美國國內的大內戰，它本身就是美國背離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而實行奴隸制的結果。
在現代世界上，關稅和與此相類似的對貿易的其他限制，變成了國家之間發生摩擦的一個根源。但帶來巨大麻煩的根源，卻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當年的集體主義國家如希特勒的德國、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和現在的共產黨國家如蘇聯及其衛星國和中國，都對經濟進行干預。關稅之類限制歪曲價格製度傳遞的信號，但至少還讓個人有對這些信號作出反應的自由。集體主義的國家引入了影響深遠的控製成分。
在市場經濟國家的公民同集體主義國家的公民之間，不可能進行完全的私人交易。有一方必定得由政府官員為代表。政治考慮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實行市場經濟的政府容許其公民盡可能直接地同集體主義的政府作交易，摩擦可以減少。要想用貿易作為政治武器或用政治措施作為手段來增加同集體主義國家的貿易，那隻會使不可避免的政治摩擦變得更厲害。
國際自由貿易和國內競爭
國內競爭的規模同國際貿易安排有密切關係。十九世紀後期，公眾反對“托拉斯”和“壟斷”的呼聲導致建立了州際商業委員會並通過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這個法案後來受到許多其他立法行動的補充，來促進競爭。這些措施產生了很混雜的影響。在某些方面，它們增加了競爭，但在另一些方面又產生了不好的影響。
但是，即使這些措施完全達到其發起人的預想，也不能像取消國際貿易的一切限制那樣，保證有效的競爭。在美國，雖然僅僅存在三大汽車生產者，而且其中之一已瀕於破產，但這卻對壟斷價格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如果讓全世界的汽車生產者都來同通用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和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競爭美國的買主，那壟斷價格的幽靈肯定會消失。
其他方面也是這樣。沒有政府以關稅或其他辦法公開和暗中的幫助，在一個國家裡是很難確立壟斷地位的。在世界範圍，這更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德比爾公司對鑽石的壟斷，是我們所知道的唯一看來成功的例子。我們不知道還有別的能沒有政府的直接幫助而維持很久的壟斷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以及早先的橡膠和咖啡卡特爾也許是受到政府幫助的最突出的例子。但是大多數這類由政府主持的卡特爾都維持不了多久。它們在國際的競爭壓力下垮台了——我們相信石油輸出國組織也會是這個下場。在一個實行自由貿易的世界上，國際卡特爾會更快消失。即使在貿易受到限制的世界上，美國也能夠通過實行自由貿易（必要時單方面實行），來基本上消除國內的大壟斷集團帶來的威脅。
中央經濟計劃
在不發達國家旅行，我們一次又一次得到深刻的印象，那些國家的知識分子和許多西方知識分子所認為的事實同事實本身之間存在著驚人的差異。
各地的知識分子都想當然地認為自由企業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是用來剝削人民大眾的辦法，而中央經濟計劃是未來的潮流，會把他們的國家推上迅速發展的道路。前不久，一位美國人批評印度的中央計劃搞得過細，對此，一位很富有的而且文化修養極高的著名印度企業家——他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諷刺的那種大腹便便的資本家——進行了反駁。他明確告訴我們，像印度這樣窮的國家的政府，只有控制進口、國內生產和收入的分配，也就是說，在所有這些使他發財致富的領域，授予他特權，才能保證社會的需要優先於個人的自私的需要。他只不過是重複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教授和知識分子的見解而已。
事實本身與這種見解大不相同。凡是個人自由的成分較大，普通公民的物質享受在某種程度上有所增加，人們普遍對未來的發展抱有信心的地方，我們總是發現其經濟活動主要是通過自由市場組織的。凡是國家嚴密控制其公民經濟活動的地方，也就是說，凡是詳細的中央經濟計劃統治一切的地方，那裡的普通公民就受到政治的束縛，生活水平低下，無力掌握自己的命運。國家可能興旺，可能開創不朽的功業，但普通公民成了實現國家目標的工具，收入僅夠維持他們適度的生產。
最明顯的例子是東西德的對比。那本是一個整體，戰爭把它分成了兩部分。居住在兩邊的人屬於同一血統、同一文明，具有同樣水平的技術和知識。哪一部分興旺了，哪一部分不得不用牆來把它的公民關在裡面，哪一部分今天必須用武裝警衛並藉助猛犬和地雷來對付那些勇敢而絕望的公民，他們寧願冒生命的危險要離開他們的共產主義天堂，投向牆那邊的資本主義地獄。
在牆的一邊，街道燈火輝煌，商店裡滿是熙熙攘攘、興高采烈的人群。一些人在購買來自全球的貨物。另外一些人奔向眾多的電影院和其他娛樂場所。他們可以自由地買到表達各種意見的報章雜誌。他們可以互相或同陌生人交談任何問題，可以毫無顧忌地發表各種見解。走上幾百步，排上一小時的隊，填好表格，領到要交回的通行證，你就可以像我們那樣去到牆的另一邊。那裡，街道是空蕩蕩的；城市灰色而蒼白；商店的櫥窗毫無生氣；建築物表面積滿了污垢。三十多年了，戰爭的破壞還沒有修復。在東柏林短暫的訪問期間，我們發現，洋溢著歡樂氣氛的唯一地方是娛樂中心。在東柏林呆上一小時就足以理解為什麼當局要修建那堵牆了。
西德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就從一個被打敗和被摧殘的國家變成歐洲大陸上經濟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不能不說是個奇蹟。這是自由市場創造的奇蹟。當時德國的經濟部長是個經濟學家，名叫路德維希·艾哈德。 1948年6月20日是星期天。在這一天，他下令發行一種新的貨幣，就是今天的西德馬克，同時取消了差不多所有對工資和物價的管制。正如他常說的那樣，他之所以在星期天採取行動，是因為法、美、英佔領軍當局星期天不辦公。他深信，要是在其他日子採取行動，那些對管制抱贊同態度的佔領軍當局準會取消他的命令。他的措施像是具有魔力。幾天之內，商店里便擺滿了貨物。幾個月之內，德國的經濟就活躍起來了。
即便是兩個共產黨國家蘇聯和南斯拉夫，也形成了類似的對比，雖然不那麼極端。蘇聯是嚴格地由中央控制的。它沒有完全取消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但它盡可能地限制它們的範圍。開始時，南斯拉夫走同樣的道路，但在鐵托同斯大林的俄國破裂之後，它急劇地改變了它的路線。它仍是共產主義的，但謹慎地實行分散化並運用市場力量。大部分農田歸私人所有，其產品可以在比較自由的市場上出售。私人可以經營僱工不超過五人的小企業。小企業，特別是手工業和旅遊業方面的小企業獲得了很大發展。大企業是工人合作社——一種效率不高的組織形式，但至少使個人能在一定程度上肩負責任並發揮主動精神。南斯拉夫的居民是不自由的。他們的生活水平比鄰國奧地利或其他西方國家居民的生活水平低得多。然而，南斯拉夫還是給從俄國去的有觀察力的旅遊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較之下它是天堂。
在中東，儘管以色列宣布的是社會主義的哲學和政策，並且政府廣泛地干預經濟，但它仍然具有強有力的市場因素，這主要是對外貿易在以色列的經濟中佔有很大比重產生的間接後果。它的社會主義政策妨礙了它的經濟成長，但是它的公民比起埃及的來，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和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埃及的政治權力更比以色列集中得多，其經濟活動受到的控制也要比以色列嚴格得多。
在遠東，馬來西亞、新加坡、朝鮮、台灣、香港和日本，都廣泛地依賴私人市場，因而都很興旺發達。它們的人民充滿希望，經濟正在迅猛發展。最好的衡量標準是，七十年代後期，這些國家平均每人的年收入，最低的約達七百美元（馬來西亞），最高的約達五千美元（日本）。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共產黨中國都嚴重依靠中央計劃，因而都經歷了經濟停滯和政治壓制。這些國家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不到二百五十美元。
主張中央經濟計劃的知識界人士曾經為毛的中國高唱讚歌，可沒想到毛的繼承人則大講中國的落後並埋怨在過去二十五年裡沒有取得進步。他們所設想的促進現代化的措施之一，就是讓物價和市場起比較大的作用。同在南斯拉夫一樣，這種策略將使中國當前低下的經濟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只要對經濟活動仍保持嚴格的政治控制，私有財產仍受嚴密限制，這種提高就將大大受到限制。而且，即使是在這樣有限程度上放出個人積極性的妖怪來，也會引起政治問題，遲早大概會產生反應，導致更大的獨裁。另一種結果，共產主義垮台，被市場製度所取代，看來遠不那麼可能，雖然作為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我們並不完全加以排除。同樣，一旦年邁的鐵托元帥去世，南斯拉夫將經歷政治上的不穩定，可能產生反應，導致更大的獨裁，或者遠不那麼可能的，導致現存集體主義的安排的破產。
值得更詳細地考察的一個特別顯明的例子，是印度和日本之間的對比——印度在1947年獨立後最初三十年的經歷，和日本在1867年明治維新後最初三十年的經歷。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一般說來很難象物理學家那樣作有控制的實驗，這種實驗在驗證假設上是極其重要的。但是，在這裡，經驗產生的一些東西，很接近於有控制的實驗，我們能夠用以檢驗經濟組織方法上的差別的重要性。
中間相隔八十年。但在所有其他方面，在我們拿來比較的開始時期，兩國的情形很相像。兩者都有古老的文明和發達的文化。兩者都有高度結構化的人口。日本是封建結構，有大名（即領主）和農奴。印度是嚴格的等級制，按照英國人“排定的等級”，最上面是婆羅門，最底下是賤民。
兩個國家都經歷了巨大的政治變革，有可能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安排方面發生劇烈的變動。在兩國內，都有能幹的、虔誠的領袖掌權。他們滿懷民族自豪感，決心使經濟的停滯變成迅速的增長，把他們的國家轉變成大國。
幾乎所有的差別都對印度，而不是對日本有利。日本先前的統治幾乎使它同其餘世界完全隔絕，國際貿易和接觸限於一年一次的荷蘭船隻的訪問。少數被准許呆在那個國家的西方人，被圈在大阪港口一個小島上的居留地內。三個多世紀的強行隔絕，使日本對外部世界茫無所知，在科學技術方面遠遠落後於西方，而且除中文外，幾乎沒有人能夠講或者讀外語。
印度要幸運得多。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經濟得到巨大增長。這種增長，在兩次大戰之間因從英國爭取獨立的鬥爭變成停滯，但並沒有倒退。運輸的改進結束了過去反復發生的地區性飢荒。它的許多領袖曾在先進的西方國家受教育，尤其是在英國。英國的統治留下了一批高度熟練和有訓練的民政人員、現代的工廠和一個非常完好的鐵路系統。這些在1867年的日本一樣也沒有。印度在技術上雖比西方落後，但差距小於1867年的日本同當時先進國家之間的差距。
印度的物質資源也比日本優越得多。日本在物質資源上的唯一優勢大概是海洋，使得交通方便並提供大量的魚。日本只有此一項優勢，其他全不如印度。印度的幅員約為日本的九倍，而且有大得多的面積是比較平坦和交通便利的土地。日本則大部分是山區，它只沿著海岸有一條狹長的可居住和可耕種的地帶。
最後，日本沒有得到半點外援。在日本沒有外國投資，沒有哪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或基金會贈款給日本或提供低利貸款。它不得不依靠自己籌措資金來發展經濟。它也曾有過一次幸運的例外。在明治維新後的早期，歐洲的蠶繭嚴重歉收，這使得日本能夠靠出口生絲賺得比平時要多的外匯。除此之外，再沒有什麼偶然的或有組織的重要的資金來源。
印度的境況要好得多。自從1947年獨立以後它從世界上得到了大量的資金，大部分是贈送的。這種輸送現在也還在繼續著。
儘管1867年的日本和1947年的印度情況相似，其結果卻大不相同。日本擺脫了封建結構，讓所有的公民都有社會和經濟的機會。普通老百姓的境況迅速改善，雖然人口陡然增長。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日本成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力量。雖然它沒有實現完全的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但在這方面卻取得了巨大進展。
印度口頭上廢除等級限制，但實際上很少進展。少數人和多數人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的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象八十年前的日本一樣，印度的人口猛增，但按人口平均的產量卻沒有按同樣的速度增長。其經濟仍然近乎停滯。那最貧窮的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英國統治結束後，印度曾誇耀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沒過多久，就開始實行獨裁統治，限制言論和出版的自由。目前，它正處於重新這樣做的危險之中。
怎樣解釋這兩種結果的差別，許多觀察家認為這是不同的社會制度和人的性格所造成的。據說，宗教戒律、等級制度、宿命哲學——所有這些把印度人民禁錮在傳統的束縛之下。據說印度人缺少進取心而且懶惰。而日本人則受到稱讚，說他們有乾勁、精力旺盛、熱心於接受外來的影響，而且難以置信地善於把從外邊學到的東西加以改造利用。
關於日本人的這種描繪在今日可能是對的。但在1867年卻不是這樣。當時居住在日本的一個外國人寫道：“我們不認為它（日本）會變得富有。自然賦予的長處，除了氣候，以及人民自己的愛好懶惰嬉戲，妨礙了它。日本人是一個愉快的種族，有一點就滿足，不大可能取得很大成就。”另一個寫道：“在世界的這部分，西方確立和公認的原則，好像失去了它們原先具有的效力和活力，並致命地傾向於蕪雜和腐敗。”
同樣，關於印度人的描繪也可能符合今天印度國內的一些印度人，甚至可能符合大多數，但它肯定不符合僑居別處的印度人。在許多非洲國家，在馬來西亞、香港、斐濟群島，巴拿馬以及新近在英國，印度人是成功的企業家，有時候還成了企業界的台柱子。他們常常是發動和推進經濟發展的動力。在印度國內，只要是能避開政府控制的鐵手的地方，事業心、積極性和乾勁都有所表現。
在任何情況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都不取決於群眾的品行。在每一個國家，一小部分人確定步子，決定事件的進程。在發展得最快最成功的國家裡，一小部分事業心強、甘冒風險的人闖在前面。為仿效者創造跟隨的機會，使大多數人得以提高他們的生產率。
許多外界觀察者探討的這種印度人的特徵，與其說是缺少進步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其反映。當賣力干和冒風險得不到報酬的時候，懶惰和消沉就會滋生。宿命的哲學是同停滯相適應的。印度並不缺乏人材，能發動和推進經濟發展，就像日本在1867年所經歷，或者甚至象德國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經歷的那樣。的確，印度的真正悲劇是，它本可以——我們相信——成為一個繁榮昌盛而生氣勃勃的自由社會，但目前卻仍然是一個滿是窮困潦倒的人民的次大陸。
我們新近碰到一個極好的例子，說明經濟制度如何能夠影響人的性格。共產黨取得政權後流入香港的中國難民，推動了它的經濟飛快發展，並以他們的積極性、事業心、勤儉和乾勁得到了應有的尊敬。中國新近放寬對移民的限制之後，產生了一批新的僑民——來自同一種族，具有同一基本的文化傳統，但經過三十年共產黨統治的撫育和塑造。我們聽到一些僱用這些難民的公司說，他們與早先來香港的中國人大不相同。新來的移民非常缺少主動性，需要人家確切告訴他做什麼。他們懶惰，不合作。無疑，在香港的自由市場呆上幾年之後，他們就會變成另外一個人的。
那麼，對於1867年至1897年的日本和1947年到現在的印度之間的不同經驗該作何解釋呢？我們相信，其解釋同東西德之間、以色列和埃及之間以及台灣和紅色中國之間的差別一樣。日本按照當時英國的模式，主要依靠自願的合作和自由市場。印度則按照當時英國的模式，依靠中央經濟計劃。
明治政府也曾多方面進行過乾預，在發展過程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它送許多日本人出國接受技術訓練，邀請了許多外國專家。它在許多工業中建立了領頭的工廠，並給與其他工業許多補助。但是沒有哪個時候它曾經試圖控制投資的總額或方向或是生產的結構。國家只在造船業和鋼鐵業保持大量的股權，因為它認為這是軍事力量所必需的。它維持這些工業，因為它們對私人企業沒有吸引力，需要大量的政府補助。這些補助消耗日本的資源。它們妨礙而不是刺激日本經濟的進展。最後，一項國際條約禁止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的頭三十年徵收高於５％的關稅。這種限制證明對日本完全是一件好事，雖然當時曾遭到埋怨，而且在條約的限制期滿後就提高了關稅。
印度執行了一條與此大不相同的政策。它的領袖們把資本主義看作帝國主義的同義語，不惜任何代價要加以避免。他們制訂了一系列俄國式的五年計劃，詳細地規定了投資項目。某些領域的生產為政府所保留；私人公司容許在其他領域經營，但必須同計劃一致。關稅和限額控制了進口，補貼控制了出口。自給自足是理想，不用說，這些措施造成外匯短缺。這又用嚴密而廣泛的外匯管制來對付，外匯管製成了無效率和特權的一大根源。工資和物價受到管制。要蓋個工廠和進行其他投資必須得到政府批准。無處不有的稅，紙面上定得很高，實際上大量逃漏。各種各樣的走私、黑市和非法交易，就像賦稅一樣無處不有，破壞了法制的威信，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中央計劃的死板，使得有可能滿足緊急的需要，從而起了有價值的社會作用。
在日本，依靠市場，挖掘了潛在的、意想不到的能力和才幹的資源。它阻止了妨礙改革的既得利益。它強使發展接受效率的嚴峻考驗。在印度，依靠政府的控制，挫傷了積極性或將它付諸東流。它保護了既得利益不予改革。它用官僚主義的批准代替市場的效能，作為生存的尺度。
這兩個國家的家庭紡織品和工廠紡織品的經歷可以說明政策上的區別。 1867年的日本和1947年的印度，家庭紡織業的規模都很大。在日本，外國的競爭沒有對家庭生產的生絲產生多大影響，這也許是因為日本的生絲優越，加上歐洲的歉收；但它幾乎完全排擠了土製棉紗，後來又排擠了土布。日本的紡織業工廠發展起來了。開始它只製造最粗糙的、最低檔的紡織品。後來製造越來越高級的紡織品，最後成了一門大出口工業。
在印度，手工紡織得到補助並保證有其市場，據說是為了緩和向工廠生產的過渡。工廠生產逐漸增加，但為了保護手工紡織業，被有意地加以限制。保護意味著擴大。手工織機從1948到1978年大約增加了一倍。今天，在全印度成千上萬的村莊里，從早到晚可以聽到手工織機的聲音。如果是能夠在平等的基礎上同其他工業競爭，有一門手工紡織業並不壞。在日本，現在還存在一門雖然極小但是興旺的手工紡織業。它織造高級的絲綢和其他織品。在印度，手工紡織業的發達是因為得到政府的補助。實際上，政府向那些生活並不比手工織機工人好的人徵了稅，以使手工織機工人的收入高於他們從自由市場上賺得的收入。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面臨的問題，同幾十年後日本所面臨的和一個多世紀後印度所面臨的問題正好一樣。動力織機有摧毀興旺的手工紡織業的危險。英國任命了一個皇家委員會來調查這門工業。它顯然考慮了印度採取的那種政策：補助手工紡織業，保證它的市場。但該委員會立即否定了這項政策，理由是這只會使根本的問題——手工織工過多，變得更嚴重。這正是印度所發生的情況。英國採取了同日本一樣的解決辦法——暫時是嚴酷的，但最後是慈善的政策，讓市場力量起作用。 8
印度和日本的這種對比很有趣，因為它不僅如此清楚地表明兩種組織方法的不同結果，而且表明在追求的目標和採取的政策之間並無關係。明治維新統治者——他們立志要加強他們國家的權力和榮譽而很不重視個人自由——的目標同印度的政策更合拍，而不是同他們自己採取的政策。印度的新領袖們——他們熱衷於個人自由——一的目標同日本人的政策更合拍，而不是同他們自己採取的政策。
控制和自由
美國雖然沒有實施中央經濟計劃，但在過去五十年裡，我們在經濟中擴大政府的作用已經夠多了。這種干預使我們在經濟上付出了很大代價。對經濟自由施加的限制，使我國兩個世紀來的經濟發展有歸於結束的危險。干預也使我們在政治上付出了很大代價。它大大地限制了我們的個人自由。
美國主要還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世界上最自由的大國之一。但是，正如林肯在那有名的“分裂的家”的演說中所說：“一個家分裂開來反對自己，就不能維持。……我不期望這個家會垮掉，我確實期望它不再分裂。它要么完全歸一，要么完全變樣。”他是在講對人的奴役。他的預言同樣適用於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要是在這方面走得太遠，我們分裂的家會倒向集體主義一邊。幸運的是，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公眾正在認識到這個危險，決心阻止並扭轉政府乾預越來越多的趨勢。
我們所有的人都受到現狀的影響。我們傾向於這種看法：當前的局面是理所當然的，是事情的正常狀態，特別是當事情是由一系列小的和漸進的改變來形成的時候更是如此。要估計那累積起來的影響有多大是困難的。需要發揮想像力，超脫現狀，用新的眼光來加以觀察。這是很值得做的事情。結果要不是令人吃驚的話，大概也是會出人意外的。
經濟自由
經濟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之一是自由選擇如何使用我們的收入：多少用在我們自己身上，花在什麼項目上；多少存起來，用什麼方式；多少給別人，給誰。現在，我們收入的40％以上是聯邦、州和地方政府代表我們花掉的。有人曾提出規定一個新的國慶日，叫個人獨立日——在每年的這一天，我們不再為政府的開支而工作……而是為了支付幾個人或單獨一個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和願望選定的項目而工作。 ”9在1929年，這個節日也許應該定在2月12日，林肯的生日這一天；今天，也許應該定在5月30日；如果現在的趨勢繼續下去，到1988年左右它會碰上另一個獨立日，7月4日。
自然，我們對政府代表我們花多少我們的收入，有一些發言權。我們參與了那個政治過程，這個過程使政府花費了我們40％以上的收入。多數通過的辦法是一種必要和可取的權宜之計。但是這同你在超級市場上買東西時的那種自由很不一樣。當你一年一度去投票的時候，幾乎總是投一攬子的票而不是投特定項目的票。如果你是多數，最好的情況是，你在得到你所願意要的項目的同時也將得到那些你反對的項目，只是比較起來不認為那麼重要罷了。通常的結果是，你得到的東西並不是你當初投票贊成的東西。如果你是少數，你就必須服從多數的表決，等待下一次機會。當你每天在超級市場上投票時，你得到的就是你投票要的東西，別的人也是一樣。投票箱產生的是遵守而並不一致，市場產生的是一致而無遵守。這就是為什麼要盡可能把表決方法只用於那些必須遵守的決定的原因。
作為消費者，我們甚至不能自由選擇怎樣使用納稅後剩下的那部分收入。我們現在不能自由購買甜味素，也許過不了多久，我們連糖精也不能隨意購買了。我們的醫生不能自由地為我們開許多藥，儘管他認為這些藥對我們最有效，或者這些藥在國外已經廣為使用了。我們不能自由地購買一輛沒有座位安全帶的汽車，雖然眼前我們仍可以自由選擇是系它還是不繫它。
經濟自由的另一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是按照我們自己對價值的看法自由地使用我們所擁有的資源——自由從事任何職業，加入任何企業，同任何別人作買賣，只要是在嚴格自願的基礎上這樣做，不訴諸強力來強制別人。
今天，你不能自由地作為一個律師、內科醫生、牙科醫生、管子工、理髮師、殯儀人提供你的服務，或是從事其他許多職業，除非先從政府官員那裡得到批准或證書。你不能自由地按照你同你的雇主協商好的條件加班，除非條件符合政府官員定下的規章。
你不能自由地設立銀行、進入出租汽車行業或從事出售電力或電話服務的企業或經營鐵路、公路或航線，除非先得到政府官員的許可。
你不能自由地在資本市場籌集資金，除非你填好證券交易委員會需要的多種表格，而且能使證券交易委員會滿意於你提出的計劃書。該計劃書必須把前景描繪得如此暗淡，以至沒有哪一個頭腦清醒的投資者會願意對你的計劃投資，才會使證券交易委員會滿意。而且，要取得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批准，可能得花費十萬多美元——這肯定會嚇退我們的政府聲稱要資助的小企業。
擁有財產的自由是經濟自由又一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我們的確廣泛地擁有財產。我們當中的多數人擁有所住的房子。但是談到機器、工廠和類似的生產手段，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我們自稱是一個私人企業的自由社會，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但就公司企業的所有權來說，我們大概46％是社會主義的。擁有１％的股份意味著你有權分到１％的利潤，並必須用你全部資產的價值分擔１％的損失。 1979年聯邦的公司所得稅率是十萬美元以上的收入必須繳納46％的所得稅（1979年以前為48％）。聯邦政府從每一美元的利潤可得四十六美分，它也分擔每一美元損失的四十六美分（如果有早先的利潤可以抵消這種損失的話）。聯邦政府擁有每一公司的46％——雖然不是以直接參預決定公司事務的形式。
甚至僅是列舉出加於我們經濟自由的全部限制，也得一本比此書更厚的書，更不用說來詳細描述了。上述例子只是用來說明，這種限制已變得多麼普遍。
人類自由
對經濟自由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影響一般的自由，以至言論出版自由也受到了影響。
讓我們看一看下面這些從李·格雷斯1977年的一封信中摘出來的話，他是那時一個石油煤氣協會的執行副會長。關於能源立法問題，他寫道：
如你們所知道的，真正的問題，並不是一千立方英尺的天然氣應該定多高價格的問題，而是憲法第一號修正案的延續，即保障言論自由的問題。隨著限制的增加，就像老大哥越來越緊地盯著我們，我們膽怯起來了，不敢說出真相，不敢揭露謊言和錯誤。我們對國內收入署的查帳、官僚主義的扼殺或政府的刁難充滿了恐懼，這種恐懼心理是反對言論自由的一項強大的武器。
10月31日（1977）出版的一期《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在“華盛頓小廣播”欄裡指出：“石油業的職員們聲稱，我們接到能源部長施萊辛格的最後通碟：'支持政府提出的原油稅——不然就要面臨更嚴格的規定和可能發動的一場運動來拆散石油公司'。”
他的判斷為石油業人員的公開行為所充分證實。參議員亨利·傑克遜斥責他們賺取“污穢的利潤”，一批石油業的經理中間竟沒有一個人頂他，或是退出會議室，拒絕再受人身攻擊。石油公司的經理們私下對現行限制他們活動的複雜的聯邦控制結構或卡特總統提出的大大擴大政府乾預的辦法，表示強烈的反對，但卻發表措辭溫和的公開聲明，贊成控制的目標。
幾乎沒有企業家認為卡特總統的所謂自願的工資物價管制是對付通貨膨脹的可取的或有效的辦法。然而，他們卻爭先恐後地頌揚那個計劃，並答應予以合作。只有少數人，如前國會議員、白宮官員和內閣成員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有勇氣公開加以譴責。另一個敢於講的人是那個八十高齡的執拗的前勞聯－產聯主席喬治·米尼。
為了言論自由，人們完全應當付出代價——如果只是不吃香、挨批評的話，也許還能忍受。但這代價應當是合理的而不是過分的。決不應該如有名的最高法院裁決所說的對自由言論產生“令人膽寒的影響”。然而沒有什麼可懷疑的是，當前對企業的經理們的確存在著這樣的影響。
這“令人膽寒的影響”並不只限於在企業經理們身上。它影響我們全體。我們最熟悉學術界。我們的同行中間，有許多人，搞經濟學的和自然科學的得到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補助；搞人文的得到國家人文基金會的補助；所有在大學教書的教師都從州的立法機關那裡得到他們的一部分薪金。我們認為，國家科學基金會、國家人文基金會和對高等教育的稅款補助都是不可取的，應當予以取消。這無疑在學術界還是一個少數人的意見，但這個少數人比人們從公開聲明中所能蒐集到的要多得多。
新聞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政府——一不僅作為主要的新聞來源是這樣，而且在許多日常事務中也是這樣。看一看英國的一個驚人的例子。倫敦《泰晤士報》這樣一份大報，幾年前有一天被它的一個工會阻止不能出版，原因是該報打算發表一篇報導，講工會企圖影響報紙的內容。結果，勞資糾紛使這家報館完全關閉，有關的工會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力量，是因為他們得到政府的特別的庇護。英國一個全國性的記者聯合會正在發起成立記者組織，並威脅要抵制那些僱用不屬於他們這個聯合會的人員的報紙。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那個堪稱為自由發祥地的國家裡。
就宗教自由來說，在美國，阿密希的農民的房屋財產曾被沒收，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