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我們每一個人為了吃、穿、住，或乾脆為了享樂，消耗無數的貨物和勞務。我們想當然地認為，什麼時候我們要買這些東西，就能買到。我們從不停下來想一下，有多少人這樣那樣出了力，提供這些貨物和勞務。我們從不問一問自己，為什麼街角那個小店——或者現在的超級市場——的貨架上總有我們想買的東西，為什麼我們大多數人能夠掙到錢來購買這些貨物。
人們自然可以假設，一定有誰在發號施令，保證以“適當的”數量生產“適當的”產品，投放到“適當的”地方。這是一種協調大批人活動的方法，即軍隊的方法。在軍隊裡，將軍下命令給上校，上校給少校，少校給中尉，中尉給軍士，軍士再下命令給士兵。
但是，完全靠這種方法或主要靠這種方法，只能指揮一個很小的集團。即使是最專斷的家長，也不可能完全靠命令來控製家裡其他成員的每一行動。沒有哪一支龐大的軍隊能夠真正完全靠命令來統率。將軍顯然不可能掌握必要的情報來指揮最低級的士兵的每一行動。在指揮系統的每一級，無論是軍官還是士兵都必須注意考慮特殊情況，即考慮上級不可能了解的情況。指揮必須以自願的合作來補充——這種合作不那麼明顯可見，比較難於捉摸，但卻是協調大批人活動的最為基本的方法。
俄國是個典型的例子，是所謂典型的中央計劃經濟，它那巨大經濟被認為是靠命令來組織的。但這只是想像而並非事實。在經濟的每一層，都有自願的合作來補充中央計劃的不足或抵消它的硬性規定——有時是合法地進行，有時是非法地進行。 ①
①參看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國人》（紐約：方形叢書和紐約時報圖書公司，1976年）；並參著羅伯特·G．凱澤：《俄國：人民與權力》（紐約：阿瑟紐姆公司，1976年）。的因素，它運行的效率肯定還會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經驗悲劇性地說明，完全不要市場，會使人們付出多麼慘重的代價。
在農業方面，國營農場的全日工可以利用業餘時間在小塊自留地上種糧食、飼養牲畜，供自己用或在比較自由的市場上出售。這種自留地只佔全國農田總面積的不到百分之一，但據說提供了蘇聯全部農產品的將近三分之一（“據說”，這是因為大概有些國營農場的產品，暗中當作自留地的產品出售了）。
在勞動市場方面，個人很少受命去做特定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實際上沒有什麼指導。倒是用人單位為各種工作提出工資，而個人去求職，這同資本主義國家很相像。只要受僱，人們就可能被解僱，也可能主動辭掉工作而去從事自己所喜愛的工作。但實際上有許多限制影響了人們挑選工作的自由，而且法律也禁止任何人成為雇主。儘管如此，卻仍有許多地下工廠為商品齊全的黑市服務。靠強制來大規模地分配工人，乾脆就行不通；而且很明顯，要完全壓制私人經營活動也是辦不到的。
在蘇聯，各種工作的吸引力，常常取決它們能提供多少非法兼職的機會。莫斯科的居民碰到家裡什麼設備壞了，如果找國營的修理站，他可能得等幾個月才能得到修理。但他可以不這樣做，而去僱一個兼職的人——很可能就是在國營修理站工作的人。住戶的設備馬上就能修好，那個兼職的也可得到一些外快，真是兩全其美。
這種自發的市場因素雖然與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相抵觸，但卻獲得了很大發展，因為要消滅它們，代價太大。自留地是可以被禁止的，但人們一想起三十年代的飢荒，便感到不寒而栗。現在蘇聯的經濟已很難說是高效率的典範了。要不是有那些自發的因素，它運行的效率肯定還會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經驗悲劇性地說明，完全不要市場，會使人們付出多麼慘重的代價。
正如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完全按指揮原則運行那樣，也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完全通過自願的合作來運行。每一個社會都有一些指揮的成分。它們可採取多種形式。可以是直截了當的。如徵兵，禁止買賣鴉片或甜味素，法院禁止被告或要求被告採取某些行動；也可以是非常隱蔽的，如徵收重稅來勸阻人們吸煙——如果這不算命令的話，可以說是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一種暗示。
兩者如何攙合，關係極為重大。或是自願的交易基本上是地下活動，其發展是由於佔支配地位的指揮成分過於死板城是自願的交易成為主要的組織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指揮成分的補充。地下的自願交易可以防止統制經濟崩潰，可以使它艱難地運行，甚至取得某些進展。對於主要以統制經濟為基礎的專制統治來說，它起不了什麼破壞作用。另一方面，自願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經濟內部就具有促進繁榮和人類自由的潛力。它也許在這兩方面不能完全發揮其潛力，但就我們所知，凡達到過繁榮和自由的社會，其主要組織形式都必然是自願交易。不過我們要趕緊補充一句：自願交易並不是達到繁榮和自由的充足條件。這至少是迄今為止的歷史教訓。許多以自願交易為主組織起來的社會並沒有達到繁榮或自由，雖然它們在這兩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獨裁社會大得多。但自願交易卻是繁榮和自由的必要條件。
通過自願交易進行合作
有一個有趣兒的故事，名叫“小鉛筆的家譜”①，非常形像地說明了自願的交易怎樣使千百萬人能夠互相合作。里德先生用“鉛筆——即所有能讀書會寫字的大人小孩都熟悉的普通木桿鉛筆”的口氣，異想天開地這樣開始講他的故事：“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怎麼造出來的。”然後他就講述製造鉛筆的前前後後。首先木頭來自一棵樹，“一棵長在北加利福尼亞和俄勒岡的筆直的雪松。”把它砍倒，運到站台需要“鋸、卡車、繩子……和無數其他工具”。這些工具的製造過程涉及許多人和各種各樣的技能：“先採礦、煉鋼，然後才能製造出鋸子、斧子和發動機；先得有人種麻，然後經過各道工序的加工，才製造出了又粗又結實的繩索；伐木場裡要有床鋪和食堂，……伐木工人喝的每一杯咖啡裡面，就不知包含有多少人的勞動”
①載《自由人》雜誌；1958年12月。
接著，木料被運進木材加工廠，在那裡圓木被製成板條，然後把板條從加利福尼亞州運到威爾克斯巴勒，在那裡做成這支講這個故事的特定的鉛筆。但這還只是鉛筆的外皮，那個鉛心實際上根本就不是鉛。它最初是從錫蘭開采出來的石墨，經過許多複雜的加工，最後才製成鉛筆的鉛心。
鉛筆頭上的那一圈金屬是黃銅。他說：“請想想看所有那些開採鋅礦和銅礦的人吧，想想看所有那些運用自己的技術把這些自然的產物做成閃亮的銅片的人吧。”
那個我們叫做擦子的東西在鉛筆製造業上叫“疙瘩”。一般以為那是橡皮的。但是里德先生告訴我們說，橡皮只用於結合的目的。起擦除作用的實際上是“硫化油膏”，這東西看起來象橡皮，其實是用荷屬東印度群島（即現在的印度尼西亞）產的菜子油和硫氯化物反應製成的。
講了這一大通之後，鉛筆說：“有哪個願意出來反駁我上面說過的那句話：地球上沒有一個人知道怎樣製造我？”
成千上萬參與製造鉛筆的人，沒有一個是因為自己需要鉛筆去干那一行的。他們中間有的人從未見過鉛筆，不知道它是乾什麼用的。每一個人都把他的工作看作是取得他所需要的貨物和勞務的方法———而這些貨物和勞務則是我們為了得到我們所要的鉛筆而生產的。每次我們到商店裡去買一支鉛筆，就是在用我們的一點點勞務去交換那製造鉛筆的成千上萬人的一小點勞務。
令人驚奇的是，沒有誰坐在中央辦公大樓裡，號令那成千上萬的人，沒有憲兵隊來強制人們執行不曾發布過的命令，但竟然製造出了鉛筆。這些人居住在許多地方，講不同的語言，信不同的教，還可能互相仇視——但是這些區別全都不妨礙他們合作生產鉛筆。這是怎麼回事，亞當·斯密在二百年以前就給了我們答案。
價格的作用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闡述的主要思想，簡單得常常使人發生誤解：如果雙方的交換是自願的，那就只有在他們都相信可以從中得益時，才會做成交易。經濟上的謬論，大都是由於人們忽視了這個簡單的道理，而往往認為，就那麼一塊餅，一方要多得就必得犧牲另一方。
斯密的這一見解在兩個人之間的簡單交易中是容易理解的。但要懂得它怎麼能使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們合作來促進他們各自的利益，就困難多了。
價格製度就是這個機制，無須中央指導、無須人們相互對話或相互喜好，就能完成這個任務。你每天買鉛筆或麵包時，並不知道鉛筆是誰做的，麥子是誰種的，是白人還是黑人，是中國人還是印度人。價格製度使人們能夠在他們生活的某個方面和平地合作，而每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則各行其是。
亞當·斯密的天才的閃光在於他認識到，在買者和賣者之間的自願交易中——簡單地說就是在自由市場上——出現的價格能夠協調千百萬人的活動。人們各自謀求自身利益，卻能使每一個人都得益。亞當·斯密認為，經濟秩序可以作為許多各自謀求自身利益的人的行動的非有意識的結果而產生，這在當時是個驚人的思想，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意義。
價格製度運行得這樣好，這樣有效，以至我們在大多數時間裡都感覺不到它。直到它的運行受到阻滯，我們才認識到它的良好作用，但即使到那時，我們也很少認識到麻煩的根源。
1974年石油輸出國組織實行石油禁運之後突然出現的排長隊買汽油的現象，和1979年伊朗革命後的春夏兩季再度出現的同樣現象，是最近這方面的顯著例子。這兩次石油危機，使原油的進口供應陷入了極度混亂的狀態。但這在完全依靠進口石油的日本和西德並沒有導致人們排隊買汽油。而在自己生產許多石油的美國卻導致了排長隊，其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是由於政府部門執掌的法規不允許價格製度起作用。在一些地區，價格被指令控制得過低，而價格稍高一點本來是可以使加油站有足夠的油來滿足消費者的需要的。石油按命令分配給全國各地，而不是按在價格上反映出來的需求的壓力，其結果是在一些地方過剩，而在另一些地方是缺貨和排長隊。價格製度的順利運行——數十年來它保證了每個消費者能夠隨自己的便在任何一個加油站不必怎麼等待就買到汽油——被一種官僚主義的即興之作代替了。
價格在組織經濟活動方面起三個作用：第一，傳遞情報；第二，提供一種刺激，促使人們採用最節省成本的生產方法，把可得到的資源用於最有價值的目的；第三，決定誰可以得到多少產品——即收入的分配。這三個作用是密切關聯的。
傳遞情報
假設，不管是什麼原因，對鉛筆的需求有所增加——也許是因為出生的孩子多增加了學生人數。零售商發現鉛筆的銷路增加了。他們會向批發商定購更多的鉛筆。批發商會向製造商定購更多的鉛筆。製造商會定購更多的木料、黃銅、石墨——用於製造鉛筆的所有各種產品。製造商為了使他們的供應者更多地生產這些產品，就得出更高的價錢。較高的價錢會促使供應者增加他們的勞動力，以便應付增加了的需求。為了得到更多工人，他們就得出較高的工資或較好的工作條件。這樣，就像水波似的愈來愈擴大，把消息傳給全世界，知道對鉛筆的需求增加了——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是對某種他們生產的東西的需求增加了，他們可能知道其原因也可能不知道其原因。
價格製度只傳遞重要的情報，而且只傳遞給需要知道的人。舉例說，木材商並不需要知道，鉛筆的需求增加是因為小孩出生得多還是因為有一萬四千份政府公文要用鉛筆填寫。他們甚至無需知道鉛筆的需求增加。他們只需要知道有人願意為木料出更高的價錢，而且這個價錢會維持很久，值得去滿足這種需求。這兩種情報都來自市場價格——前一種來自現時價格，後一種來自期貨價格。
要有效地傳遞情報，一個大問題是保證每一個能使用這種情報的人得到它，不讓那些不需要它的人把它束之高閣。價格製度自動解決了這個問題。傳遞情報的人受到一種刺激，去尋找能使用情報的人，而且他們最後是能夠找到的。能夠使用情報的人也受到一種刺激去獲得情報，而他們最後也是能夠得到情報的。鉛筆製造商同賣給他木料的人接觸。他總是試圖找到新的供應者，能夠提供較好的產品或是要較低的價錢。同樣，木材商人同他的顧主接觸，並總是試圖找到新的顧主。另一方面，那些眼下不從事這些活動而且將來也不打算從事這些活動的人，則對木料的價格不感興趣而予以漠視。
通過價格傳遞情報，當今由於有組織良好的市場和專業化的消息傳送設施，而大為方便了。看一看《華爾街日報》上每天的行情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且不說許多更專業化的商業出版物。這些價格幾乎是當即反映全世界發生的事情。在遙遠的一個主要產銅國家發生了革命，或是由於其他原因，銅的生產中斷，銅的現價會立刻陡漲。要了解熟悉行情的人估計銅的供應會受多久的影響，你只需要查一下同一版上的期貨行情就行了。
即使是《華爾街日報》的讀者，大多也只關心少數幾種價格。他們可以不管其他的價格。 《華爾街日報》提供這種情報，並不是出於利他主義，也不是因為它認識到這個經濟的運行是何等重要。促使它提供情報的，就是那個它促進其運行的價格製度。它發現，公佈這些價格——即另一套價格傳遞給它的情報——能增加報紙發行量從而賺更多的錢。
價格不僅把情報從最終的購買者那里傳給零售商、批發商、製造商和擁有各種資源的人，它們還以其他方式傳遞情報。假定有一處森林失火或是工人罷工，使木材供應減少而木材的價格上漲，這就告訴鉛筆製造商應該少用木料。如果還生產原先那麼多鉛筆而又不能加價售出，那就要吃虧。鉛筆的產量縮減，會使零售商提高價格，而加價會使使用者把鉛筆用得更短或者改用自動鉛筆。使用者用不著知道鉛筆為什麼漲價，而只需知道鉛筆漲價就行了。
阻止價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狀況，會妨礙情報的精確傳遞。私人壟斷——由一個生產者或生產者卡特爾操縱一種特定的商品——就是一個例子。這並不妨礙通過價格製度傳遞情報，但它的確歪曲所傳達的情報。 1973年石油卡特爾把油價提高三倍，傳遞了很重要的情報。但是這個價格所傳遞的情報並不反映石油供應的突然減少，也不反映關係到未來石油供應的新技術知識的突然發現，或是別的什麼能夠確實影響石油和其他能源供應的事情。它只是傳遞了這樣一個情報：一些國家成功地達成了定價和分銷協議。
美國政府對石油和其他能源實行價格管制，妨礙了價格把石油卡特爾的影響精確地傳送給用油者。其結果是，由於不讓價格的上漲來促使美國消費者節約石油而加強了石油卡特爾的地位，同時迫使美國建立龐大的控制機構，來分配不足的供應（一個能源部1979年開支約一百億美元，僱用了兩萬人）。
私人對於價格的歪曲固然重要，但在當今，政府是對自由市場製度的主要干擾源。干擾的方法是徵收關稅和對國際貿易實行其他限制，採取凍結或影響價格（包括工資）的國內措施（見第二章），管理某些行業（見第七章），以及採取貨幣和財政政策來造成反常的通貨膨脹（見第九章）。
反常的通貨膨脹造成的重大不利影響之一，可以說是使價格傳遞情報的作用失靈。例如，如果木材的價格上漲，木材製造商無法知道這是因為通貨膨脹使物價普遍上漲呢，還是因為在漲價前木材同其他產品相比，需求有所增加而供應有所減少。對於組織生產來說，重要的是關於比較價格即一種東西和其他東西相比的價格的情報。
高度的通貨膨脹，特別是變化無常的通貨膨脹使這種情報陷於無意義的靜態。
刺激
精確情報的有效傳遞，如果不能刺激有關的人去根據這種情報採取適當的行動，那傳遞情報就毫無意義。如果有人告訴木材生產者市場對木材的需求有所增加，但這並沒有刺激木材生產者生產更多的木材來對漲價作出反應，那就沒有必要告訴他這件事。自由價格製度的妙處之一是，傳遞情報的價格也提供刺激，使人對情報作出反應，還提供這樣做的手段。
價格的這個作用同第三個作用——決定收入的分配——密切關聯，不把後者考慮在內就說不清楚。生產者的收入——他的活動所得——取決於他出售產品的所得和製造產品的開銷之間的差額。他反復權衡二者，最後確定的產量使他處幹這樣一種狀態：再多生產一點會使增加的成本同增加的收入相等。而價格的提高改變了這種狀態。
一般說來，他生產得越多，生產的成本也越高。他必須採伐更偏僻或其他條件更差的地方的樹木；他必須僱用技術水平較低的工人，或者付出較高的工資以從其他行業吸引熟練工人。但是現在價格提高了，使他能夠承受較高的成本，這就提供了增加生產的刺激和這樣做的手段。
價格還提供另外一種刺激，使人不僅按關於需求增加的情報行動，還按關於最有效的生產方法的情報行動。假定有一種木材因短缺，而比別的木材貴，鉛筆製造商便獲得這種木材漲價的情報。由於他的收入也取決於售貨所得和製造成本之間的差額，他就受到一種刺激去節省那種木材。換一個例子，伐木工人使用鏈鋸還是手鋸，那要看鏈鋸和手鋸的價格，哪一種成本低，要看每種鋸需要的勞動量以及不同種勞動的工資。因而伐木行業受到一種刺激去獲得有關的技術知識，並把它同價格所傳遞的情報結合起來，以最大限度降低成本。
還可以舉另一個更為有趣的例子來說明價格製度的微妙作用。 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提高石油的價格，增加了使用鏈鋸的成本，使情況變得稍稍對手鋸有利。如果這個例子似乎太牽強，不妨想一想石油漲價對運送木材的兩種卡車的影響，一種是燒柴油的，另一種是燒汽油的。
把這例子推進一步，石油的漲價，就其容許發生的程度來說，增加了用油多的產品的成本，增加的幅度要大於用油少的產品的成本。因而消費者受到一種刺激而改用後一種產品。最明顯的例子是人們從前喜歡體積大的汽車，現在喜歡體積小的汽車，從前用石油取暖現在改用煤炭或木柴取暖。讓我們進一步來看更深遠的影響：生產成本的增加或需求量的增加（由於把木頭作為替代能源），使木材的比較價格上漲，由此引起的鉛筆的漲價，這給消費者一種刺激，使之節約鉛筆；凡此種種，價格的變化會帶來無窮的影響。
迄今我們只論述了價格對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刺激作用，實際上它對其他生產資料的擁有者和工人也起作用。木材需求量的增加會使伐木工人的工資提高。這是一種信號，表明對那種勞動的需求增加了。工資的提高刺激了人們，使一些原來不想當伐木工人或乾其他活兒的人現在願意當伐木工人了。進入勞動市場的年青人更多地成為伐木工人。在這裡，政府和工會的干預同樣會歪曲所傳遞的情報或阻礙個人根據情報而自由行動，前者的干預手法是規定最低工資，後者的干預手法是限制人們進入這個行業（見第八章）。
關於價格的情報——不論是各行各業的工資或地租，還是資本用於各種用途帶來的收益——並不是唯一關係到決定如何使用某一種資源的情報。它甚至可能並不是最重要的情報，特別是當關係到如何使用自己的勞動的時候。最後的決定除價格外，還取決於個人的興趣和本事——即取決於偉大的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稱之為一種職業的、貨幣的或非貨幣的全部有利之處和不利之處。對一種職業感到滿意可以補償較低的工資。另一方面，較高的工資可以補償不愜意的工作。
收入的分配
我們知道，一個通過市場獲得收入的人，他的收入取決於他出售貨物和勞務的所得同他在生產這些貨物和勞務時所花費的成本之間的差額。所得主要是直接付給我們擁有的生產資源的款項—一如付給勞動的工資或付給土地建築物或其他資本的使用費。企業家——如鉛筆製造商——的情況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本質上是一樣的。他的收入也取決於他擁有的每一種生產資源的多寡，取決於市場為使用這些資源確定的價格。不過企業家擁有的生產資源主要是組織企業，協調企業資源以及承擔風險等方面的能力。他也可以擁有一些企業所使用的生產資源，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收入，部分就取自使用這些資源的市場價格。同樣，現代公司的存在並沒有改變這種情況。我們泛泛地說到“公司收入”或有收入的“企業”。這是比喻的說法。實際上，公司是業主即股東和除股東資本（公司所購買的這種資本的勞務）外的資源這二者之間的媒介。只有人才得到收入，他們通過市場，從他們擁有的資源上面得到收入，不管這些資源採取什麼形式，是公司股票、債券、土地還是他們個人的能力。
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主要的生產資源是個人的生產能力，即經濟學家的所謂“人力資本”。美國通過市場交易產生的總收入中，大約有四分之三是僱員的報酬（工資、薪金以及補助），其餘部分約有一半是農場主和非農業企業主的收入，這裡面既有對個人勞務的報酬又有使用企業主資本的費用。
物質資本——工廠、礦山、辦公樓、商店；公路、鐵路、機場、汽車、卡車、飛機、船隻；水壩、煉油廠、電站；住房、冰箱、洗衣機，等等——的積累對經濟增長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沒有物質資本的積累，我們決不可能取得這樣大的經濟發展。不維持代代傳下來的資本，一代的所得就會被下一代花光。
但是，人力資本的積累——其形式是知識技能的提高、健康狀況的改善以及壽命的延長——也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是相輔相成的。物質資本為人提供工具，使他大大提高生產力。而人能夠發明新形式的物質資本，懂得使用物質資本，從中得到最大好處，並在越來越大的規模上組織使用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使物質資本更富於生產力。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都必須得到照管和替換。人力資本要比物質資本更難於照管和替換，而且照管和替換的費用更大——這就是為什麼人力資本得到的報酬要比物質資本得到的報酬增長得快得多的主要原因。
我們每一個人擁有的每一種資源的數量，部分取決於偶然性，部分取決於我們自己或別人的選擇。偶然性決定我們的基因，基因影響我們的體格和智力。偶然性決定我們的出身和文化環境，從而決定我們發展自己體力和腦力的機會。偶然性還決定我們可能從父母或其他施捨人那裡繼承的資源。偶然性可能破壞或增加我們最初的資源。但是選擇也起重要的作用。我們決定怎樣使用我們的資源，是勤奮工作還是隨隨便便，是乾這一行或是另一行，是從事這種冒險還是另一種冒險，是積蓄還是花費——這些可以決定我們是消耗資源還是改善和增加資源。我們的父母、其他施捨人以及千百萬可能同我們毫無關係的人的同樣決定也會影響我們繼承的東西。
市場為使用我們的資源規定的價格，也受偶然性和選擇的影響。弗蘭克·西納特拉的嗓子在二十世紀的美國備受歡迎。要是他碰巧出生和生活在印度，是否也能受到歡迎呢？狩獵的技能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美國用處很大，而在二十世紀的美國用處就小得多了。棒球手的技術在二十年代要比籃球運動員的技術得到高得多的報酬，但在七十年代卻正好相反。所有這些事情都牽涉到偶然性和選擇——一就這些例子來說，大多是勞務消費者的選擇決定不同項目的相對市場價格。但是我們通過市場從資源的勞務上面所得到的價格也取決於我們自己的選擇——在哪兒定居，怎樣使用我們的資源，把資源的勞務出售給誰，等等。
在任何社會裡，不管它是怎樣組織的，總有對收入分配的不滿。我們大家都感到難以理解，我們的收入為什麼少於那些看來並不比我們強的人，或者，我們的收入為什麼多於大多數人，他們不是也很需要，哪一方面也不比我們差嗎？遠處的田野總是顯得更綠——於是我們就歸咎於現存的製度。在統制制度下，妒嫉和不滿針對統治者。在自由市場製度下，就針對市場。
結果之一是人們試圖把價格製度的這種作用——分配收入——同它的其他作用——傳遞情報和提供刺激分開來。在美國和其他主要依賴市場的國家，近幾十年的政府活動有許多就是為了改變收入分配受市場支配這種狀況的，以便用另一種更為平均的方式分配收入。目前公眾輿論的壓力很大，要求在這方面採取進一步的措施。我們將在第五章裡較為詳盡地討論這一問題。
如果我們不利用價格來影響收入分配，且不說完全決定收入分配，那麼，不管我們的願望如何，要利用價格來傳遞情報，刺激人們行動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個人的所得如果不取決於其資源提供的勞務應得到的價格，那什麼會刺激他尋找有關價格的情報或根據這個情報採取行動呢，如果不管雷德·阿德爾幹不干堵塞失去控制的油井這種危險工作，他的收入都一樣，那他為什麼要幹這樣危險的工作呢，他可能因一時衝動干一會兒。但是他會以此為職業嗎，如果不管努力工作與否，你的收入都一樣，那你為什麼要努力工作呢，如果你費了很大勁兒找到了願意出最高的價錢購買你要出賣的東西的買主，但實際上卻得不到任何好處，那你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呢，如果積累資本得不到報酬，那麼人們為什麼要把現在可以享受的東西推遲到將來享受呢，為什麼要積蓄呢，人們的自願節制怎麼會積累現在這麼多物質資本呢？如果維持資本得不到報酬，那麼人們為什麼不把積累或繼承的資本消耗掉呢，由此可見，如果人們不讓價格影響收入的分配，他們也不能利用價格幹別的事情。唯一的替代辦法是實行控制。由某個政府機構來決定誰該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由某個政府機構來決定誰該掃街，誰該管理工廠，誰該當警察，誰該當醫生。
在共產黨國家，價格製度的這三種作用之間的密切關係是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的。這些國家思想意識的基礎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遭受著所謂剝削，而按照“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一馬克思的名言建立的社會則具有無比的優越性。但是，由於純粹的統制經濟是無法運轉的，它們不可能把收入完全同價格分開。
對於物質資源——土地、建築物等等——共產黨國家採取了極端措施，把它們變成了政府的財產。其後果是減少了維持和改善物質資本的刺激。大家都擁有某種東西而又沒有一個人擁有它，維持或改善物質資本的狀況同任何人都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這就是為什麼蘇聯的建築物——像美國的公共房屋那樣——才建起一兩年就顯得破舊，為什麼國營工廠的機器經常出故障，需要修理，為什麼公民不得不求助黑市來維持他們個人使用的資本的緣故。
對於人力資源，共產黨政府沒有能夠走得家處理物質資本那麼遠，雖然它們曾經嘗試過。它們不得不容許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運，讓他們作出自己的決定，不得不讓價格來影響和指導這些決定並規定收入的分配。當然，它們歪曲了價格，不讓它成為自由市場價格，但它們終究沒能取消市場力量。
統制經濟效率的明顯低下，使社會主義國家——俄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中國——的計劃人員不得不認真考慮在組織生產時更多地利用市場的可能性。在一次東西方經濟學家的會議上，我們有一次聽到匈牙利的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侃侃而談，聲稱重新發現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這可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思想成就，如果不是有點多餘的話。他試圖改造這隻手，想利用價格製度來傳遞情報和有效地組織生產，但不讓它分配收入。不用說，他在理論上失敗了，正如共產黨國家在實踐上遭到了失敗一樣。
更廣泛的見解
人們一般認為，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只對貨物或勞務的買賣起作用。但經濟活動並不是人類活動的唯一領域，在其他領域裡，也同樣是在每個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同其他人合作的時候，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了錯綜複雜的結構。
讓我們以語言為例。語言有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複雜結構，但卻秩序井然，絲毫不亂，這並非有任何中央機關在計劃它。沒有人決定什麼詞該用到語言裡，文法應該是什麼樣，哪些詞應該是形容詞，哪些詞應該是名詞。法蘭西學院倒是試圖控制法國語言的變化。但為時已晚。它建立時，法語早已成了結構精巧的語言，它只不過是批准已經發生的變化而已。其他國家還很少設立這樣的機構來控制語言。
語言是怎麼發展起來的？語言的發展同經濟秩序通過市場而發展的過程很相像，也是由於個人之間自願的相互作用造成的，不過在這里相互謀求交換的是思想、情報或傳聞，而不是貨物和勞務。人們賦予一個詞這樣或那樣的意義，或者當需要的時候創造新詞。人們越來越多地按某種順序運用語言，後來就形成了規則。願意相互交流思想的雙方對他們所使用的詞規定相同的意思，由此而得到了便利。當越來越多的人這樣做時，一種共同的用法就傳開來，這個詞也就被收入了字典。在這裡，沒有任何強制，沒有中央計劃人員發號施令。不過近來公立學校在使字詞的用法標準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個例子是科學知識。各學科的結構—一物理學、化學、氣象學、哲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並不是任何人深思熟慮的產物。它像托普西（譯註：小說中一孤兒名，她毫不費勁地成長）那樣，“只管一個勁兒地成長”。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學者們感到這樣方便。它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各種需要的發展而變化的。
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與經濟市場的發展極其相似。學者們相互合作，因為他們發現這樣做相互有利。他們從相互的工作中接受他們認為有用的東西。他們通過交談、傳閱未出版的材料、出版雜誌或書籍等方式交換研究成果，合作是世界範圍的，就像在經濟市場上一樣。學者同行們的尊敬和讚同所起的作用，同貨幣報酬在經濟市場上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為了博得人們的尊敬，讓同行接受他們的成果，學者們往往在最有科學價值的方面下功夫。一個學者在另一學者的成果上發展，使總體比單個加在一起的總和更大。他的成果反過來又成為進一步發展的基礎。正如現代的汽車是貨物自由市場的產物一樣，現代物理學是思想自由市場的產物。特別是最近一個時期，科學知識的發展也受到了政府乾預的許多影響，這種干預影響了資源的利用和社會需要的知識的發展。不過到目前為止，政府的影響還不是特別嚴重的。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許多曾經強烈贊成政府對經濟活動進行中央計劃的學者已經很清楚地認識到，由政府對科學進行中央計劃會給科學的發展帶來多麼大的危險。他們擔心各門學科的先後發展順序將由上面來確定，而不是通過科學家的探求和摸索自然而然地形成。
一個社會的價值準則、它的文化、它的社會習俗，所有這些都是通過自願的交換和自發的合作發展起來的，其複雜的結構是在接受新東西和拋棄舊東西、反複試驗和摸索的過程中不斷演變的。舉例來說，沒有哪一個君王規定過，加爾各答居民欣賞的音樂應該根本不同於維也納居民欣賞的音樂。各國大不相同的音樂史，沒有經過任何人的“規劃”，而是通過一種與生物進化相平行的社會進化發展起來的。當然，個別的君主以至民選的政府可以像大富翁那樣，倡導某種音樂或資助某個音樂家，從而影響音樂的自然發展。
自願的交換產生的結構，不論是語言、科學發明、音樂風格還是經濟制度，都有其自己的生命。它們能夠在不同情況下採取許多不同的形式。自願的交換能夠在某些方面產生一致而又在其他方面產生不同。這是一個難以捉摸的過程，它的總的運行規律不難掌握，但它所產生的具體結果卻很少能被人們預見到。
上述例子不僅說明了自願交換發生作用的巨大範圍，而且還說明必須給予“私利”這個概念以廣泛含義。狹隘地專注於經濟市場，導致了人們狹隘地解釋私利，說私利就是目光短淺的自私自利，只關心直接的物質報酬。經濟學受到斥責，說它只是依靠與現實完全脫節的“經濟人”來得出一般性經濟結論，而這個“經濟人”不過是一架計算機，只對金錢的刺激作出反應。這是巨大的誤解。私利不是目光短淺的自私自利。只要是參與者所關心的、所珍視的、所追求的，就都是私利。科學家設法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傳教士設法把非教徒變成教徒，慈善家設法救濟窮人，都是在根據自己的看法，按照他們認定的價值追求自己的利益。
政府的作用
政府是怎麼牽扯進來的，在某種程度上，政府是自願合作的一種形式，是人們挑選來達到某些目標的方法，因為他們相信，政府是實現某些目標的最有效的方法。
最明白的例子是，人們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在哪裡，也就是說可以自由選擇受什麼樣的地方政府的統治。你決定住在這個地方而不住另一個地方，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務不同。如果它從事的活動你反對或不願為之出錢，它們不是你贊成和願意為之出錢的活動，那你可以遷到別處去。只要有選擇，就有競爭，儘管競爭往往是有限的，但卻是實實在在的。
然而，政府並不僅僅是一種選擇。它還是一個機構，廣泛地被認為擁有獨斷的權力，可以合法地使用強力或以強力為威脅，來使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得以合法地強制另一些人。政府的這一更為基本的作用，在大多數社會裡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在任一特定時期裡，政府的這一作用在各社會之間也存在著很大差別。本書的其餘部分將用許多篇幅來論述最近幾十年中美國政府的作用是怎樣變化的和它的活動產生了什麼影響。
在開始簡要地論述這一問題的時候，讓我們先考慮一個看起來很不相關的問題。假設有這樣一個社會，其成員希望作為個人、家庭、自願集團的成員或有組織的政府的公民，獲得盡可能多的選擇自由，那政府應該起什麼作用呢，亞當·斯密在二百年前最為圓滿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製度，一經完全廢除，最明白最單純的自然自由制度就會樹立起來。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讓他採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這樣，君主們就被完全解除了監督私人產業、指導私人產業、使之最適合於社會利益的義務。要履行這種義務，君主們極易陷於錯誤，要行之得當，恐不是人間智慧或知識所能做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製度，君主只有三個應盡的義務——這三個任務雖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其建設與維持絕不是為著任何個人或任何少數人的利益），這種事業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餘，但若由個人或少數人經營，就決不能補償所費。 ①
①亞當·斯密：《國富論》，下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52－253頁。
前兩項義務是簡單明了的：必須保護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免遭外國人或自己同胞的強制。沒有這種保護，我們就不會有真正的選擇自由。手執凶器的強盜在搶劫的時候常說，“你要錢還是要命？”這也是一種選擇，但誰也不會說這是自由的選擇，說受害者的交換是自願的。
當然，正如我們將在本書中反复看到的那樣，一個機構尤其是政府機構“應該”實現的目標是一回事，而這個機構實際實現的目標則是另一回事。負責建立某一機構的人的意圖，同管理這個機構的人的意圖往往大不相同。同樣重要的是，所取得的結果常常同所希望得到的結果大不一樣。
防止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強制，需要有軍隊和警察。但軍隊和警察並不總是成功的，它們有時把權力用於同自己的職能很不相干的目的。要建成並維護一個自由的社會，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如何確保賦予政府的強制力量只用於維護自由，而不變成對自由的威脅。我國的創建人在起草憲法時曾為此煞費苦心，但我們卻往往忽視這一點。
亞當·斯密提出的第二項義務，不僅包括警察職權範圍內的事，即保護人們不受肉體的強制，而且還包括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自願的交易，只要是複雜的或延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就難免有含混的地方。世界上還沒有那麼好的印刷品，能事先寫明可能發生的各種意外事件，確切說明交易各方在每一場合下的義務，因而總得有某種方法來調解糾紛。這種調解本身可以是自願的，無須政府插手。在今天的美國，商業合同方面的糾紛，大多靠事先選好的私人調解人來解決。為適應這一需要，產生了一個龐大的私人司法體系。但是，最後的裁決，往往仍然要由政府的司法機關來作出。
政府的這個作用還包括制定一般性規則，也就是製定自由社會的公民在進行經濟和社會活動時應遵守的規則，以便利自願的交易。最明顯的例子是私有財產的含義究竟是什麼。我擁有一所房子。如果你駕駛私人飛機在我屋頂上方十英尺的空中飛過，這算不算“侵犯”了我的私有財產，如果是在一千英尺或三千英尺的空中飛過呢，我的產權止於什麼地方，你的產權始於什麼地方，並沒有“自然的”規定。社會主要是靠習慣法來規定產權的含義，雖然近來立法所起的作用不斷增加。
亞當·斯密提出的第三項義務，是人們最爭論不休的問題。他本人認為這項義務適用的範圍很窄。但有些人卻一直用它來為政府開展極為廣泛的活動作辯護。依我們看，斯密提出的第三項義務是政府應當肩負的一項正當義務，其目的在於維護和加強自由社會；但政府也可以以此為理由，無限擴大自己的權力。
其所以正當，是因為通過嚴格自願的交易生產某些貨物和勞務花費太大。讓我們來看斯密在說明第三項義務時所舉的一個簡單例子：城市的街道和公路可以通過私人的自願交易來建造，費用靠徵稅償付。但徵稅的開支同建造並維修這些街道或公路的花費相比，往往過於龐大。所謂“公共工程”，是指那些不是“為了任何個人的利益而建立和維持的工程……但它們”卻值得“大社會”來建立和維持。
一個更不易捉摸的例子涉及對“第三者”的影響。 “第三者”是指某一交易以外的人。這個例子說的是“煙塵的污害”。你的爐子噴出煙塵，弄髒了第三者的衣領。你無意中讓第三者付出了代價。如果你願意賠償，他也許樂意讓你弄髒他的衣領——但是要找出所有受到影響的人，或者這些人要找出誰弄髒了他們的衣領，要求你各個賠償損失或者同他們各個達成協議，是根本辦不到的。
你加給第三者的影響也可能並不需他們付出代價，反倒給他們帶來好處。你把房屋周圍綠化得很美，使所有過往行人都享受到這景色。他們可能願意為得到這樣的特權償付點什麼，但是要他們為觀看你可愛的花草而繳錢，是行不通的。
用行話來說，“外界的”或“鄰居的”影響會使“市場失靈”，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讓受到影響的人得到補償或付出代價，因為這樣做費用太大；第三者被強加了不自願的交易。
我們做任何事情，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會對第三者產生一些影響，不論這種影響是多麼微小，或受到影響的人距離我們多麼遙遠。結果，乍看起來，似乎政府採取的任何措施都是正當的，都是亞當·斯密的第三項義務所允許的。但這純粹是誤解。政府的措施也會對第三者產生影響。 “外界的”或“鄰居的”影響不僅可以使“市場失靈”，而且也可以使“政府失靈”。如果這種影響對於市場交易是重要的話，那它對於政府採取的旨在糾正“市場失靈”的措施多半也是重要的。私人活動對第三者的影響之所以意義重大，主要是因為難以弄清給外界帶來的損失或好處。在容易弄清誰受到損失、誰得到好處而且損失、好處各有多大時，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用自願交易代替不自願交易，或者至少是要求得到補償。如果你的車子撞了別人的車子，責任在你一邊，那政府可以迫使你賠償對方的損失，即使這種交易是不自願的。如果能很容易地弄清誰的衣領將被弄髒，那你就可以賠償將要受到影響的人，或者反過來，他們可以付錢給你，好使你的煙囪少冒些煙。
如果私人方面要弄清誰給了誰損害或好處，是困難的，那麼要政府做到這一點也是困難的。因此，政府試圖改變這種狀況的努力最後只會把事情搞得更糟——把損失加到無辜的第三者頭上或者讓僥倖的旁觀者得到好處。為了開展活動，政府必須抽稅，這本身就影響納稅人的作為——這是對第三者的另一種影響。此外，政府權力的每一次擴大，不管是為了什麼目的，都會增加這樣一種危險，即政府不是為其大多數公民服務，而是變成一些公民壓迫另一些公民的手段。可以這樣說，每一項政府措施都背著一個大煙囪。
自願安排接受第三者影響的能力，比我們驟看到時所想像的大得多。舉個小例子，在飯館裡面付小費是一種社會習俗，可以使你為你並不認識或不曾見過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務，反過來，也使你從另一些不知其尊姓大名的人那裡得到較好的服務。不過，私人行動的確對第三者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影響，因而政府有足夠的理由採取行動。我們應當從濫用斯密的第三項義務所帶來的惡果中吸取教訓，但教訓不是政府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能進行干預，而是主張乾預的人要肩負嚴格把關的責任。我們應當對提議中的政府乾預詳加考察，權衡得失，再行定奪。這樣做，不僅因為政府乾預的看不見的代價難以估計，而且還出於其他一些考慮。經驗證明，政府一旦從事某項活動，就很難停止這項活動。那項活動可能並沒有帶來預想的結果，但卻可能不斷擴大，其預算不是被削減或取消，反而是不斷增加。
政府的第四項義務，是保護那些被認為不能“負責的”社會成員。亞當·斯密沒有明確提到這一義務。象亞當·斯密提出的第三項義務一樣，這項義務也很容易被濫用。但這是不容推卸的義務。
自由只是對於負責的個人具有實在意義。我們不相信瘋子或孩子的自由。我們必須設法在負責的個人和其他人之間劃一界線，但這樣做卻會使我們最終維護自由的目標變得極為模糊不清。我們不能斷然拒絕照管那些我們認為不負責的人們。
對於小孩子們，我們把責任首先交給他們的父母。家庭，而非個人，過去一直是而且現在仍然是組成我們社會的基本單位，雖然它已明顯削弱——政府乾預活動增加的一個最不幸的後果。然而，把管孩子的責任交給父母大多是權宜之計而不是一條原則。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父母比別人更關心他們的孩子，可以信賴他們會保護孩子，並保證他們成長為能負起責任來的人。但我們認為父母無權對孩子為所欲為——打他們、殺他們或者把他們賣給別人當奴隸。孩子生來就是負責的人。他們有他們的基本權利，而不只是雙親的玩物。
亞當·斯密提出的三項義務，或我們提出的四項義務，確實是“很重要的”，但它們遠不像斯密所想像的那樣“易於為一般人所理解”。雖然我們不能機械地根據這些義務來確定政府已經進行或打算進行的每一項干預活動是否可取，但它們畢竟為我們提供了一套原則，可以用來權衡利弊。即使作最自由的解釋，它們也屏除大部分現有的政府乾預，即所有那些“不是優惠就是限制的製度”。亞當·斯密曾堅決反對這些制度，而且最後摧毀了它們，但後來它們又以如下各種方式重新出現了：關稅、政府對物價和工資的管制、對從事各種職業的限制、以及其他許多背離了斯密的“簡單的自然自由制度”的干預。 （其中許多將在以下各章裡討論。）
實踐中的有限的政府
在當今世界上，似乎到處都是龐大的政府。人們也許要問，當今是否有這樣的社會：它們主要依靠自願交易，通過市場組織它們的經濟活動，其政府只限於履行我們提出的四項義務。
也許最好的例子是香港。這是與大陸中國相鄰的一塊芝麻粒大小的地方，面積不到四百平方英里，卻擁有差不多四百五十萬人口。人口的密度幾乎是不可置信的，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十四倍於日本，一百八十五倍於美國。然而，香港人卻享有全亞洲最高的生活水平，僅次於日本也許還有新加坡。
香港沒有關稅或其他對國際貿易的限制（除了美國和其他一些大國施加的一些“自願”限制外）。那裡不存在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指導，沒有最低工資條例，沒有固定價格。居民自由自在，想向誰買就向誰買，想把東西賣給誰就賣給誰，想怎麼投資就怎麼投資，想僱什麼人就僱什麼人，想給什麼人幹活就給什麼人幹活。
政府雖起著重要的作用，但主要是履行我們上面所說的四項義務，而且它對這四項義務進行非常狹義的解釋。它實施法律，維持秩序，提供製定行為準則的手段，裁決爭端，方便交通運輸，以及監督貨幣的發行。它為從中國去的難民提供公共住房。雖然香港政府的開支隨著經濟的增長也有所增加，但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例仍然屬於世界最低之列。因而，低稅保持了刺激。工商業者既可以因成功而獲利，又必須為失敗付出代價。
具有幾分諷刺意味的是，英國的一塊直轄殖民地香港，竟然成了現代自由市場和有限政府的範例。管理這塊殖民地的英國官員之所以能使香港興旺發達，是因為他們採取的政策與其母國採取的福利國家政策根本不同。
雖然香港是當代的一個傑出範例，但它並不是實踐中的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社會的最重要的例子。這樣的例子，我們得回到十九世紀去找。一個例子是1867年明治維新後最初三十年的日本，這我們留到第二章去說。
另外兩個例子是英國和美國。在為結束政府對工商業的限制展開的鬥爭中，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對這種限制的最早的打擊之一。這場鬥爭經過七十年，最後在比聽年以取消所謂“穀物法”獲勝，該法律對進口小麥和其他糧食（統稱穀物）徵收關稅並施加其他限制。這樣開始了歷時四分之三世紀的完全自由的貿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並完成了早在幾十年前就已開始的向高度有限政府的過渡。用上面引用的亞當·斯密的話來說，這個變化使每個英國居民享有了“完全的自由，可以採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
經濟因此而迅速發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就更顯出了某些貧苦地區的慘景，對此狄更斯和當時的其他小說家都有極其生動的描述。人口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英國在世界各地的力量和影響不斷增加。在上面所有一切獲得發展的同時，政府開支卻縮減到只佔國民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從十九世紀初期的接近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降到1897年維多利亞女王統治六十週年大慶時的大約十分之一，這一年可以說是英國鼎盛時期的頂峰。
美國是另一個驚人的例子。十九世紀的美國是徵收關稅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他的著名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中，曾為之進行辯護，試圖——一肯定沒有成功——反駁亞當·斯密主張自由貿易的論點。但按照現在的標準來看，那時的關稅是很低的，而且政府對國內外自由貿易沒有施加多少別的限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移民入境仍然幾乎是完全自由的（只是對從東方來的移民施加限制）。正如自由女神銅像上的銘文所說的那樣：
給我，你們那疲勞的，你們那窮苦的，
你們那擠作一團、渴望自由的人們，
你們那富饒的海岸拋棄的可憐垃圾。
送給我這些無家可歸、顛沛流離的人：
我在這金門旁舉燈相迎。
移民成百萬到來，我們成百萬地接受。他們不受任何人的干涉，自由自在地生活勞動，日子越過越好。
有些人毫無根據地把十九世紀的美國描繪成剝削成性的資本家和極端個人主義橫行的時代。據說，當時壟斷資本家殘酷地剝削窮人，他們鼓勵移民，然後敲骨吸髓地榨取他們的血汗。華爾街被描繪成了欺騙小城鎮居民的惡魔，說它專門吸吮中西部農民的血，幸虧他們身體強壯，儘管受盡折磨，還是活下來了。
實際遠非如此。移民源源不斷地湧入美國。最初來的可能受騙，但十年二十年後仍有成百萬人繼續到美國來受剝削，就是不可想像的事了。他們來是因為那些先來的人大都實現了自己的希望。紐約的街道不是黃金鋪成的，但是苦幹、節儉和冒險精神帶來了在歐洲不可想像的報酬。新來的移民從東往西擴展。隨著他們的擴展，出現了一座座城市，越來越多的土地得到耕種。國家越來越興旺發達，移民分享了繁榮。
如果農民受到剝削，他們的人數怎麼會增加呢，農產品的價格確實下跌了。但這是成功的標誌而不是失敗的標誌，它反映了機器的發展、耕種面積的擴大和交通的改善，所有這一切使農業產量急速增長。最後的證明是農田的價格不斷上漲——難道可以說這是農業不景氣的跡象嗎。
據說，鐵路大王威廉·Ｈ·范德比爾特在回答記者問時曾說：“公眾真該死”。這句話後來竟成了人們指責資本家殘酷無情的口實，但這種指責是毫無根據的。正是在十九世紀，美國的慈善事業獲得了蓬勃發展。私人資助的學校成倍增加；對外國的傳教活動急劇擴大，非贏利的私人醫院、孤兒院和其他許多慈善機構如雨後春筍地湧現。差不多每一種慈善機構或公共服務組織，從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到基督教青年會和基督教女青年會，從印第安人權利協會到救世軍，都是在那個時期產生的。自願的合作，在組織慈善活動方面的效率，一點也不比在組織生產謀取利潤方面的效率差。
除慈善活動外，文化事業也獲得了巨大發展，不論是在大城市還是在邊疆小鎮，都修建了美術館、歌劇院、博物館以及公共圖書館，而且成立了交響樂團。
政府開支的數額是衡量政府作用的尺度。除了在幾次大的戰爭期間外，政府的開支從1800年到1929年一直沒有超過國民收入的約12％。其中三分之二是州和地方政府的開支，大都用於資助教育事業和修建道路。 1928年，聯邦政府的開支只佔國民收入的約３％。
美國的成功常常被歸因於資源豐富和幅員遼闊。這些自然起了作用——但如果這些是必不可少的，我們又如何解釋十九世紀的英國和日本或二十世紀的香港呢？
常有人堅持說，十九世紀的美國人煙稀少，所以政府可以限制自己的活動，實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但在人口集中的現代工業社會裡，政府必須起大得多的、確確實實的主導作用。這些人如果在香港呆上一小時，肯定會放棄這種看法。我們的社會是我們自己建立的。我們可以改變各種制度。物質的和人的特性限制了我們選擇的餘地。但是，只要我們願意，這些都阻止不了我們去建立這樣一個社會，它主要依靠自願的合作來組織經濟活動和其他活動，它維護並擴大人類的自由，把政府活動限制在應有的範圍內，使政府成為我們的僕人而不讓它變成我們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