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文化在幫助製造這些怪物嗎？我們的教育體係不培養人們對其他信仰的寬容心，更不用提對其他伊斯蘭教派思想追隨者的容忍了。這種做法需要有所改變。需要改變的還有沙特阿拉伯文化本身，以及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接受其他生活方式，卻把自己的思想強加於別人的事實。從4 年級到12年級，我們不告訴孩子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的文明，不告訴他們我們只是全球共同體的一部分，我們只是反反复复地強調伊斯蘭帝國是唯一的。這種情況不能再持續下去了。 “當談論到經濟活動時，人們很容易忘掉對一國發展起到最大推動作用的是文化的容忍度。當寬容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人人都會因此得到好處，因為寬容是彼此信賴的前提，而彼此信賴又是創新和企業精神的基礎。增進不同群體、不同公司、或社會之間的信任水平，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印度教的本質就是教人學會寬容，這種文化導致了印度整體的繁榮。 “再看看居住在烏干達的那些印度人，他們受到獨裁者伊迪。阿明的排斥，最後被寬容的英國社會所接納。現在，這個群體中產生的百萬富翁比英國任何一個移民群體中出現的都要多。回顧歷史，當伊斯蘭世界學會了寬容，它就會繁榮起來，摩爾人的西班牙就是例證。但是在當代，一些伊斯蘭國家已經被某些精神領袖所通知，他們拒絕寬容，拒絕改變或創新。這種意識形態最終延誤了許多伊斯蘭國家的經濟發展。
在這裡，我們又要提到我曾經說過的平坦係數。事實是，國家越平坦，國內自然資源如像石油越貧乏，人們的文化就越傾向於適應平坦世界的要求。自然資源貧乏的國家在進化進程中，更容易接受新思維，因為這是他們生存和進步的唯一依靠。
值得我們高興的是，文化不僅僅對社會的發展很重要，而且一個社會的文化是可以改變的。文化沒有滲入到我們人類的DNA 中，它們是每個社會中地理環境、教育水平、領導人能力和歷史經驗的綜合產物。既然形成文化的各個因素可以發生變化，文化本身也可以改變。最近50年，日本和德國從高度軍事化的社會轉變為和平主義者和民主社會。巴林是阿拉伯世界裡第一個發現石油的國家，也是第一個石油資源耗盡的國家。最終巴林成為海灣地區第一個實行議會民主選舉的阿拉伯國家，並且婦女和男人一樣擁有選舉和被選舉權。由穆罕默德信徒組成的西班牙在世界歷史上是最寬容的國家之一，西班牙是個崇尚貿易和經商的國度，在那裡，人們不得不靠智慧以及學會與別人合作才能謀生。而沙特阿拉伯靠賣石油就可以過上富裕的日子。所以沙特阿拉伯法律會禁止修建其他信仰的教堂或廟宇。
然而，緊鄰沙特阿拉伯的迪拜卻利用其石油美元修建了海灣地區的貿易中心、旅遊中心、服務中心和計算機中心。迪拜是世界上最寬容的大都會之一，在那裡，壽司和高爾夫球場看上去比清真寺多，旅遊者甚至不需要簽證。是的，文化很重要，但是文化是社會發展的產物，不是人類的基因，既然社會是不斷前進的，領導認識不斷改變自己的治國方針的，那麼文化也是可以改變的。
看不見摸不到的東西像很多美國籍印度人一樣，風險基金經理迪尼克。辛格經常回印度看望家裡的親人。 2004年冬天，他又回到了新德里。幾個月之後，他告訴我，這次回家後，他明白了為什麼除了高科技部門，印度的經濟在整體上還是沒有實現飛躍。
“我住在新德里一家賓館的6 層，”他回憶說，“可當我站在窗前，我可以眺望很遠。為什麼呢？因為在新德里，電梯供電沒有保證，所以這裡的建築都不會很高。”
有遠見的投資者不會在電力不足的城市修建高層建築的，否則一旦電力中斷，你不得不爬20層樓梯。在這樣的城市裡，由於低層建築大面積平鋪，所以對空間的利用率很低。我對辛格說，他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我曾經在中國大連的旅行。我曾經於1999年去過大連，當2004年再次來到這裡時，我竟然已經認不出這座城市了。
這裡有許多新的建築，包括很多現代的採用玻璃幕牆和金屬架構的摩天大樓。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曾經於1999年來過這裡。接著，我又想起了1974年夏天，我曾經訪問過開羅的中學，當時，整個城市中最著名的三個建築是尼羅河喜來登酒店、開羅塔和埃及電視台大樓。 2004年，即使已過了30年，它們依然是當地最著名的建築。這些年以來，開羅的地平線幾乎沒有改變。無論我什麼時候回到開羅，我都知道自己身處何方，不會走丟。結束在大連的訪問後不久，我來到了墨西哥城。已經5 年沒有來這裡了，這次回來後的感覺是這座城市比我記憶中的干淨了許多，真應該感謝市長為此所做的工作。我也發現了一些新建築，但是數量不像我預想的那麼多，儘管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已經有10年時間了。而且，我發現我的墨西哥朋友們有點沮喪。他們告訴我，墨西哥已經過了發展的最佳狀態，今後再也不會有像以前那樣的高增長了，而且人們的自信心也逐漸衰退。
所以在新德里，不管怎樣建設，你都能在城市裡一眼看到天邊。在開羅，地平線永遠不變。但是在中國，如果時隔一年之後再去某個城市，其快速的變化會使你發覺自己好像從來沒有到過這裡。對於墨西哥城來說，當人們覺得自我感覺良好，並遙遙領先時，卻在轉彎處猛然撞到了中國，這才發現原來中國走的是另一條道路，速度比自己還快。
怎麼解釋兩者之間的區別呢？我們知道經濟成功的基本公式是：經濟成功=批髮型改革+ 零售型改革+ 良好的管理+ 良好的教育+ 完善的基礎設施+ 把全球化與本土化相結合能力。而我們不知道的是為什麼有的國家可以同時把各個方面調動起來，使其持續地發揮作用，而有的國家就不行。為什麼有的國家的地平線能夠在很快發生改變，而有些國家的地平線歷經半個世紀也沒有什麼變化。我所能找到的唯一答案是“國家的內在能力”。這種能力主要指社會聚攏所有資源和為經濟發展做出犧牲的能力和意願，以及這個社會的領導人以權力謀發展而不是為自己謀取利益或保持社會原狀的意願。有些國家和地區如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看上去能夠把所有的能量優先集中於經濟發展。有些國家的精力則完全被意識形態和地方各個勢力之間的長期爭鬥所分散如埃及和敘利亞。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在任期間大力推進國家現代化，不為自己謀一絲私利。
而有些國家的領導崗位靠金錢就可以買到，這些貪官污吏在位期間只顧搜刮民財，然後再把資本投資於國外項目。為什麼印度的領導人能夠修建技術學院而巴基斯坦做不到，其原因只能用我所說的“國家的內在能力”來解釋。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不容易比較衡量，但卻非常重要。
我們以墨西哥與中國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從理論上說，墨西哥佔據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非常有利於其在平坦的世界中生存。它是世界上最大、最有活力的經濟體美國的鄰國，並在20世紀90年代與美國、加拿大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因此成為這兩大經濟體向拉丁美洲擴展的跳板。墨西哥還盛產石油，石油產值佔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中國遠在萬里之外，背負著沉重的人口負擔以及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各種包袱，自然資源稀少，最好的勞動力集中在沿海地區。 10年前，如果你不對他們的發展前景進行預測，大多數人肯定會把賭注押在墨西哥身上。然而事實是，中國最終取代了墨西哥成為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即使在墨西哥人當中，也存在一個共識，即雖然中國遠在天邊，但其在經濟聯繫上卻與美國越來越近；雖然墨西哥近在眼前，卻在經濟方面與美國漸行漸遠。
我並不是說墨西哥一蹶不振。如果有足夠的時間，墨西哥有可能會在中國-墨西哥版龜兔賽跑中最終取勝。中國還需要繼續推進艱難的政治體制改革，在這個過程中的任何波動都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而且。墨西哥有許多像中國人一樣富有創業精神的企業家，否則墨西哥不會每年向美國出口數十億美元的商品。此外，中國的農民不會比墨西哥農民生產效率更高。但是，當你分析一下雙方各自的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你會發現中國正在成為兔子，雖然墨西哥在比賽開始時在自然資源方面有更多的優勢。為什麼？
墨西哥人不斷地問。當你現在來到墨西哥城，墨西哥人將告訴你，他們聽到了兩個巨人吮吸養料的聲音。墨西哥前外交部長豪爾赫。卡斯塔涅達2004年曾經對我說，“我們受到了印度和中國的兩面夾擊，”“除了高附加值的工業，要我們同中國競爭是很困難的。在我們本來應該有競爭力的服務領域如辦公業務外包和呼叫轉接中心，我們又受到了印度的衝擊。”毫無疑問，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受益於其仍然存在的中央集權管理體系，這種體係可以強行壓抑各種利益之間的爭鬥和無政府行為，為國家政策做出統一部署。北京的領導人可以從上而下實施許多改革的具體措施，不管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還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中國也許是個中央集權國家，但不可否認中國在進行零售型改革方面的能力更強，它有更強大的國家組織體系和官僚機構，從而可以把大量有才能的人放在關鍵的政策決策崗位，同時中國還有某種民眾精神，廣大人民的熱情可以很容易地被調動到國家建設中來。中國官僚體系中依然保存著對為國家建設鞠躬盡瘁的官員進行提拔的傳統。
經典著作《歷史的終結》的作者弗蘭克。福山說：“中國有按照政績對官員進行賞罰的傳統，韓國和日本也沿襲這類似的傳統。在這種傳統下，所有官員頭腦中都有'國家'的基本概念，官員的行政行為要考慮到國家的長遠利益，這種行為的後果會導致政策制定者在官場上步步高升。”
相比之下，墨西哥在20世紀90年代剛剛從一黨專政的中央集權國家轉變為多黨制民主國家。所以當墨西哥要召喚全國人民的意志和能量進行微觀層面的零售型改革時，它不得不要通過雖然合法、民主，但漫長的表決程序。換句話說，任何一個想改變政策的墨西哥總統，不能像他獨裁的前任一樣自己說了算，而是必須照顧到社會各方的利益，然而這就像放牧一群貓，每一方都各行其是，很難取得一致。在改革過程中，很多利益集團——不管是眾人聯盟還是少數人壟斷的組織——的利益都會受到觸動，而這些集團勢力強大，他們拒絕配合會導致改革計劃的失敗。像其他很多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墨西哥的國家體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僅僅是執政黨贊助者的傀儡，是為地方利益服務，而不是為國家利益服務。莫伊塞斯。納伊姆在其著作《拉丁美洲的市場經濟之旅》中說：“拉丁美洲國家的國家體係不能夠良好運轉……歷史學家強調這是由於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佔領與殖民主義留下的國家組織機構不全、法典和政治結構不完善的後遺症。政治學家則認為拉丁美洲國家糟糕的表現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利在國家不同階層之間的分配，這種分配原則不顧全公眾利益，而是照顧富人，以中產階級為主要服務階層，排除窮人的存在。被特殊利益集團牽著走的政府機構沒有能力製定和執行為廣大民眾服務的政策，只能照顧控制自己的'小眾'的狹隘利益。”
另一種看不見摸不到的東西是文化對待受教育的態度。長期以來，中國和印度的父母不斷地告訴自己的孩子，將來當一名醫生或工程師是最有出息的。但墨西哥就沒有這樣的教育觀，自然也不會在教育設施上有較多的投入。中國和印度在美國都有5 萬以上的留學生，他們不遠萬里來到美國學習先進的技術。墨西哥雖然與美國近在咫尺，卻僅有1 萬名留學生。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講英語，而墨西哥卻從來沒有製定過對國民加緊普及英語的計劃，也從來沒有設立任何資助墨西哥學生赴美留學的獎學金項目。墨西哥前總統埃內斯托。塞迪略說，國家政治體系、全球化對國家的挑戰和要求民眾接受教育的程度這三者之間存在著脫節。
看到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差異，有人會以為民主制度是零售型改革的障礙的結論。
但我認為得出這個結論為時過早。實際上，真正的原因是領導水平而不是國家政治體制。民主國家裡，出現過有能力的領導人，像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她把全國人民的目光集中到其所倡導的改革上，並使其政策在英國得到了貫徹實施。當然，民主制的國家裡也有改革不成功的例子，像當代德國，政策左右搖擺，始終不能擊中要害。
同樣是中央集權制度，中國可以成功地推進經濟改革，津巴布韋則得過且過，不願意調動人民的熱情，因為其領導人不願承受任何打擊。
“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潛力，”塞迪略前總統說，“在30年前，拉丁美洲領先於其他各國，但在最近25年裡，拉丁美洲的發展一直處於停頓狀態，其他國家則漸漸趕上。我們的政治體係不能夠處理、接納和執行所謂的零售型改革。
直到今天，你還不能在拉丁美洲公開談論市場經濟。中國每個月都在進步，而我們還要花費一年又一年的時間來決定是否需要進行初步的改革，這種改革對於任何社會來說都是十分必要和緊急的。我們的競爭力不強，是因為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太差，要想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必須提高稅收。自從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來，我們也沒有新建成幾條連接美國和墨西哥的高速公路（事實上一條也沒有），許多從政府支出中獲益的人不納稅，所以政府要想運轉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徵收更高的稅。但該政策又會因遭到各方的反對而被扼殺。 “墨西哥的一份報紙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內容是關於美國匡威運動產品公司是如何使用墨西哥膠水在中國製造網球鞋。塞迪略說，”整篇文章都是關於為什麼我們要給中國膠水，“而對待這件事的正確態度應該是思考我們怎麼能夠多賣中國一些膠水？”
看來我們還需要清除一些心理障礙。 “並不是說墨西哥沒有加強其出口產業的建設，墨西哥逐漸落後於中國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發展速度太快，範圍更廣，尤其是在對科技人員進行教育培訓方面。
正如商業顧問丹尼爾。 H.羅森在《國際經濟》雜誌（2003年春季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自從20世紀90年代世界經濟復甦以來，中國和墨西哥在許多相同的領域裡都實現了出口份額的增長——從汽車零部件到電子元件再到玩具和運動產品，但是中國的增長速度更快。對於這種區別，與其說中國的發展戰略正確，不如說墨西哥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失誤——沒有通過微觀層面的改革，穩定地提高其經濟競爭力。墨西哥所做的正確的決策是允許蒙特雷借助距離墨美邊境近的地理優勢，大力發展工商業，鼓勵競爭。但卻從來沒有想過把蒙特雷模式應用到全國。這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從1996年到2002年，墨西哥在'全球競爭力報告'中的排名逐年下降，而中國逐年上升。這不僅僅是工資成本低的問題，中國已經在教育、私有化、基礎設施建設、質量控制、中層管理和引進新技術方面取得了優勢地位。
“所以說中國正在吃墨西哥的午餐，”羅森說，“但本質上主要怪墨西哥不能在已有的成功上乘勝追擊，不能及時在更廣泛的領域內深化改革，而不能怪中國的低成本勞動力。”換句話說，墨西哥的零售型改革搞得很糟糕。根據國際金融公司的“經商2005”的報告：在墨西哥創建一家公司平均需要58天，相比之下，在新加坡只有8 天，土耳其9 天；在墨西哥登記一項資產需要74天，在美國祇需要12天；墨西哥的公司所得稅稅率為34% ，是中國的2 倍。
《麥肯錫季報》的文章《廉價勞動力不是唯一》提到自2000年以來，當中國加入WTO 並開始利用世界的平坦化時，墨西哥喪失了27萬個裝配工作並且關閉了數百個工廠。然而該報告對感受到中國的壓力的墨西哥和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給出瞭如下建議：“這些國家不要只關注被中國搶走了多少工作，而是應該要記得經濟生活的這樣一個事實：無論哪一國不會永遠享有低成本生產國的地位，即使是中國有一天也會喪失這一地位。墨西哥和其他中等收入國家應該集中精力去創造有高附加值的工作，而不是仍努力保護那些低工資的裝配工作。只有當更多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生產性企業代替了那些生產能力較低的企業後，中等收入國家才能在發展的道路上繼續前進。
簡而言之，墨西哥唯一的出路在於推進微觀層面改革，使它能夠把中國趕到生態鏈的上游，而不是推下懸崖，因為中國的發展對墨西哥的衝擊遠沒有對美國的衝擊大。
但是要贏得這場比賽需要集中精力，加強意志力。在平坦的世界裡，當你的競爭者除了不斷改革，加強自身基本建設外，還增強內在的管理方面的無形能力時，你就無法持續地保持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不僅僅想變得富有，它還想變的強大，整個中華民族都把這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中國不僅僅想學會製造通用汽車，它還想成為另一個“通用汽車公司”，然後把競爭對手趕走。
墨西哥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路易斯。魯維奧說：“你越自信，就越不願意沉迷於過去的輝煌之中。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令人鼓舞的是墨西哥人認識到了自己能夠做什麼。然而，最近一些年，墨西哥人丟掉了大量的自信心，因為政府停止了改革進程。
缺乏自信會使一個國家不斷地回味過去，充滿自信的國家則更願意放眼未來。
在墨西哥，缺乏自信是指每一個國民都認為美國將賺取墨西哥所有的錢，這也是為什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於建立墨西哥的自信心如此重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成就在於讓墨西哥人往前看、往外看而不是相反。不幸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卻被墨西哥的領導人看做是政治經濟改革過程的結束而不是開始，因而該國沒有製定出向前走的戰略。 “威爾。羅傑斯在很久以前說過：”即使你位於正確的道路上，但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世界越平坦，這種現象就越顯著。墨西哥進行批髮型改革的路子是正確的，但隨後由於很多外在和內在的原因，它停止了零售型改革，開始原地踏步了。墨西哥越原地踏步，被對手甩得越遠。當然，這樣的國家不止墨西哥一個。
The World Is Flat Companies and the Flat World
公司與平坦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