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個趨勢保持下去的話，預計到2015年，這個數字將下降到1600萬人。在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極度貧困人口從1990年的4.62億人下降到2001年的4.31億人，預計到2015年這個數字會下降到2.16億人。然而在撒哈拉非洲恰恰相反，那裡經濟全球化的腳步非常緩慢。極端貧困人口從1990年的2.27億人上升到2001年的3.13億人，並預計繼續上升到2015年的3.4 億人。
當一個國家基本上完成了批髮型改革之後，又會出現新的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一些國家曾經認為，只要全面實行批髮型改革，比如國有企業私有化、解除對公用事業的管制、降低稅費、鼓勵出口等等，那麼中國就將從此走上經濟發展。但是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平坦，中國開始在製造業領域裡同世界各地的對手競爭，印度開始向世界各地出口其科技人才，公司可以把業務外包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個人前所未有地同世界上每一個人展開競爭。所有這些情況表明，如果一個國家想繼續保持經濟增長，僅僅靠批髮型改革已經不夠了。更深層次的改革——一個能以更為深刻的方式改變教育、基礎設施和監管的改革需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發展的唯一途徑是進行零售型改革如果世界縮小成一個城市，那麼它看上去會是什麼樣子？我會這樣描述它：“西歐是一個有著良好生活設施的住宅區，一群老年人在這裡被土耳其護士照料著，享受著天倫之樂。美國則像是一個安裝著大鐵門的社區，門口有金屬探測器，很多人坐在前院抱怨別人是多麼懶惰，卻誰也不曾注意，籬笆圍牆上被來自墨西哥和其他國家的移民扒開了豁口，並且由於這些人的工作，這個戒備森嚴的社區才能運轉得很好。拉丁美洲是這個城市的娛樂場所，俱樂部雲集，每天晚上10點開始工作，然後一覺睡到第二天中午。這裡是最適於居住的地方，沒有商業的嘈雜，除了在智利人聚集的街道，你看不見有什麼新的商舖開張。這裡的老闆不會對產業再投資，而是把所有的利潤存在銀行。
阿拉伯的街道十分昏暗，除了幾條叫做迪拜、約旦、巴林、卡塔爾和摩洛哥的小巷，外人不敢在這裡逗留。在阿拉伯的街區裡，唯一的新商行就是加油站，其所有者也像拉丁美洲的老闆一樣，很少熱心於擴大投資。在這里居住的人總是拉著窗簾，關閉百葉窗，並在其前院的草坪上插上牌子，上面寫著；'小心狗咬，閒人免進。 '亞洲則是另外一番景象，這裡是一個新興的大市場，有許多小型商店和僅有一個房間的小工廠組成，其間夾雜著卡普蘭（Kaplan）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培訓學校和各種工程技術學院。他們都生活在大家庭中，所有人幹起活來都不睡覺，他們想靠努力和勤奮改變命運。在名叫中國的街道上，沒有強制的交通法規，但所有的道路都被鋪得整整齊齊，沒有坑坑洼窪，路燈也總是亮著。
印度的街道則相反，沒人修理破損的路燈，路上到處都是被車輪壓出的溝槽，但是警察卻忠於職守，嚴格執法，你要是想在街邊開一家檸檬水商店，必須要出示許可證。幸好，你可以通過賄賂當地警察辦成你想辦的事。在這裡，所有成功的企業家必須自己配置發電機以保證工廠的電力需要，必須自備移動電話與外界通信，因為本地的電線桿都倒著。非洲的街道很悲慘，這裡所有的店鋪都關門了，人口預期壽命在下降，唯一的新建築是衛生診所。 “有一點需要注意，每個地區都有其自身的優勢和弱點，都有必要進行一定程度的零售型改革。什麼是零售型改革？我們剛才談到了推進對外貿易、促進投資以及改變宏觀經濟政策等批髮型改革，零售型改革是指在批髮型改革的基礎之上，對4 個關鍵的社會政策進行調整，這4 個方麵包括：基礎設施、管理機構、教育和文化建設。這樣，人們就可以放開手腳去革新、創業以及積極地與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人合作。
由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克萊因率領的團隊完成了一份報告，對零售型改革的很多方面作了深刻分析。我們從他們的工作成果中得到了什麼？首先，使每個人都有工作並不能保證你的國家能夠擺脫貧困。
每年，埃及都會保證大學畢業生100%就業，但經濟近50年的緩慢增長已經使國家陷入貧困的泥沼。
“如果擺脫貧窮僅僅是工作崗位數量的問題，那就太簡單了。”克萊因和比塔。哈吉邁克爾在他們為世界銀行所做的研究《發展過程中的私營部門》中說，“比如，如果需要的話，國有企業可以吸收所有的無業人員。真正的問題不僅僅是就業，而是在有效率進行生產的前提下實現的就業，這種就業才會提高生活水平。國有企業和接受國家補貼的私人企業不足以支撐超過實際需要的工作崗位，過重的負擔使它們難以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僅僅把國外資本吸引到國內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甚至對教育的大量投資也無濟於事。
“生產力的提高、擺脫貧窮不是簡單地把各種資源堆在一起就可以解決，”
克萊因和哈吉邁克爾說，“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好這些資源。”換句話說，在進行了批髮型改革之後，政府必須繼續為人們提供一個受法律保護的，遵守遊戲規則的經濟環境，使私營企業和個人可以放心地從事各種競爭，真正的經濟增長才會到來。只有越來越多的人成為企業家，越來越多的人不斷去創新，公司的數量才會逐漸壯大，並對經濟發展形成有利的支撐。真正的工作崗位是從這裡產生的。教育改革只是經濟騰飛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只有當人們感到創業是容易的，是有利可圖的，僱用和解僱勞動力不受限制，信用體系十分完善，健全的法制能夠保護資本所有權不受侵犯時，改革所需的各種條件才算齊備。面臨競爭壓力的公司只有更多更快地創新才能生存下來。
國際金融公司是在對130 多個國家進行調查研究後得出這個結論的，該項研究的題目叫做“經商2004”，國際金融公司在每個國家中問了5 個最基本的問題：①從當地的法律、市場規則和許可證費用的情況來看，創辦公司是容易還是困難？ ②能否自由地解僱和僱傭工人？ ③合同的執行是否困難？ ④信用體係是否完善？ ⑤是否有健全的企業退出製度？凡是在這5 個方面做得比較成功的國家一定進行了零售型改革，反之，僅僅停留在批髮型改革階段的國家是不會在平坦的世界裡繁榮昌盛的。國際金融公司的評判標準得到了埃爾南多。德索託的有力支持，埃爾南多。德索託在這方面也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秘魯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證明，如果改變經營環境，理順遊戲規則，讓窮人們有機會參與合作，情況自然會好起來。
“經商2004”試圖用一些生動的例子來闡明它的觀點：。特庫是雅加達的一個企業家，想開辦一家紡織廠。他已經聯繫到了客戶，進口了機器設備，制定了前景美好的商業計劃。當特庫要為他的企業註冊的時候，開始與政府打交道。他先從司法部領取了標準表格填好，並作了公證，證明他是當地居民，沒有犯罪記錄。然後，他獲得了一個稅號，再申請營業執照，並在指定銀行存入最低註冊資本（人均國民收入的3 倍）。
接著，他在官方通報上發布了公司章程，支付了印花費，再到司法部註冊。
90天后，他需要填寫與社會保障有關的文件。 168 天后，他的企業終於可以合法營業了。在這段時間裡，他原先聯繫好的客戶已經和別的公司簽訂了合同……
艾娜是巴拿馬的一個企業家，她註冊建築公司只需要19天的時間。由於公司的經營蒸蒸日上，艾娜想多僱傭些人員，並簽訂為期兩年的合同。但是當地的法律要求有固定期限的佣工合同必須是特種工作崗位，而且期限最長為一年。與此同時，艾娜公司裡的一名工人經常無理由早退，並因此影響整體工作，造成了巨大損失。
為了替換掉這名工人，她必須事先通知工會，並得到工會的同意，然後再支付5個月的解僱賠償金。思前想後，艾娜決定不再僱傭更有能力的應聘者，還是讓這名不稱職的工人繼續留在公司裡……再看看一個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商人阿里，他可以自由地僱傭和解僱工人。但是他的一個客戶拒絕為晚送到3 個月的設備支付貨款。法院解決這個付款紛爭動用了27道程序，花費了550 多天。幾乎所有的程序都必須以書面形式進行，都必須提供大量的合法理由，都必須聘請律師。
經過這件事後，阿里決定以後只和他熟悉的老客戶打交道……蒂姆尼特是埃塞俄比亞一名年輕的企業家。她想通過向銀行貸款發展自己前景不錯的諮詢公司。
由於當地沒有個人信用記錄，所以她無法證明自己的信用狀況。同時，儘管她的公司擁有大量的應收賬款，法律禁止以此作抵押向銀行借款。最終，銀行認為，如果蒂姆尼特失信，銀行是無法收回貸款的，因為法院的工作效率很低，法律也沒有給債權人足夠的保障。借貸申請被駁回，公司的發展只能原地踏步……印度商人阿維克註冊了公司，僱用了工人，簽訂了合同，得到了貸款。但是當他發現公司賺不到利潤經營不下去時，卻必鬚麵對長達10年的破產程序。最後阿維克逃走了，留下了沒人管的工人，沒人還的銀行貸款和欠下的稅金……
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有些地區經過20多年的宏觀經濟改革並沒有減少貧困，沒有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那是因為他們沒有進行零售型改革。根據國際金融組織的報告，如果你想創造出有生產力的工作崗位（這些工作會帶來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你想促進新公司的成長（這公司能夠創新、競爭和製造財富），那麼你需要一個有著完善合理遊戲規則的市場環境，在這樣的環境裡，開辦公司十分容易，並隨時可以根據市場變化調整公司業務，由於市場退出機制的完善，經營不善的公司隨時關門，這樣可以把資本釋放出來用到能夠創造價值的領域。國際金融公司並不是呼籲全面否定現有的各種機制，而是改革與經濟發展有關的各種制度，創造出良好的經濟環境，便於人們利用各種合作機會在平坦的世界中生存。
國際金融公司說，“在澳大利亞開辦公司，辦理手續只需要兩天的時間，在海地需要203 天，在剛果民主共和國需要215 天，在丹麥為創建新公司辦理手續不需要交納任何費用，在柬埔寨繳納的費用相當於人均收入的5 倍，在塞拉利昂交納的費用則是人均收入的13倍。中國香港、新加坡、泰國等佔世界30% 多的經濟體不對新建公司設立最低資本要求。相反，在敘利亞，最低資本額相當於人均收入的56倍……捷克和丹麥的公司可以自由地與工人簽訂要求定期合同只適用於特種工作，期限最長為一年……在突尼斯，出現違約時，法院強制執行原合同的時間只需要7 天，荷蘭需要39天，而在危地馬拉幾乎需要1500天。在奧地利、加拿大和英國強制執行合同時花費的費用不到爭議合同金額的1%，但在布基納法素、多米尼加共和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費用佔合同金額的100%. . 新西蘭、挪威和美國的信用監管當局掌握著幾乎每個成年人的信用記錄，但是在喀麥隆、加納、巴基斯坦、尼日利亞、塞爾維亞和黑山，有信用記錄的人佔成年人數比例不足1%. 當債務人破產的時候，英國的擔保法和破產法會為債權人提供強力的支持，幫助其盡量挽回損失。而在哥倫比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墨西哥、阿曼和突尼斯，債權人是沒有這些權利的。在愛爾蘭和日本，破產程序只需不到6 個月，而在巴西和印度則要超過10年。在芬蘭、荷蘭、挪威和新加坡處理破產程序的花費只相當於標的資產的1%，而在乍得、巴拿馬、馬其頓王國、委內瑞拉、塞爾維亞、黑山和塞拉利昂，這個比例幾乎是50% . ”
國際金融組織指出，過度的規則原本是要保護弱勢群體，實際上卻對弱勢群體十分不利，而且富人和有後台關係的人可以通過花錢和搶奪繞過繁瑣的規則。
在勞動力市場受到嚴格管制的國家，企業不能隨隨便便地僱傭和解僱員工，尤其是婦女就業更加困難。
“好的規則並不意味著沒有規則，”國際金融組織的研究指出，“最理想程度的管理不是放任自流，但是也許會比現在大多數國家中管理程度更松，特別是那些貧窮的國家管製過多。”該研究指出的措施與我倡導的零售型改革不謀而合：一是簡化原則，盡可能地解除對競爭的管制。因為競爭可以實現優勝劣汰，而過多的管制則會打開官僚貪污賄賂之門。 “安哥拉採用了葡萄牙制定的就業法，該法被認為是最嚴格的就業法之一。但如果葡萄牙自己已經把它制定的就業法修訂了兩次，安哥拉就沒有理由死抱著舊版法律條文不放，”二是集中精力加強對財產權的保護。在德索託的倡議下，秘魯政府在最近10年承認了120 萬戶城市家庭對其所佔土地的所有權。
“對財產所有權的保護使父母們可以放心地離開家去找工作，不必像以前那樣守著家不敢離開。最主要的受益是他們的孩子，他們可以上學了。”三是把因特網技術運用到管理之中。
它可以使辦事過程更快、更透明、更不容易產生賄賂醜聞。四是減少法院捲入商業糾紛。最後，改革要持續不斷，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勞永逸。在國際金融組織的調查中表現不錯的國家都是遵循著這個原則。
關於國際金融公司的標準，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很多人認為其是針對秘魯和阿根廷這樣的國家提出的，但實際上，得分很低的國家中卻包括了德國和意大利這種發達國家（德國政府甚至對研究中的一些發現提出了抗議）。
學習愛爾蘭通過推進監管、基礎設施和教育等方面的零售型改革而實現了跳躍式發展的最好例子是愛爾蘭。有些事情你可能不知道：愛爾蘭今天是僅次於盧森堡的歐洲最富裕的國家。這個國家幾百年來一直是因貧窮的移民、飢荒、內戰和妖精傳說而著名，今天卻有著比德國、法國和英國更高的人均GDP . 愛爾蘭是怎樣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由歐洲的病人一躍而成為歐洲的富人呢？愛爾蘭的轉變始於20世紀60年代晚期，當時愛爾蘭政府取消了對中等教育的收費，於是更多的工人階級的孩子能接受更高的教育。
1973年愛爾蘭加入了歐盟後，愛爾蘭已經擁有了大批的比上一代受過更高教育的工人。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儘管愛爾蘭已經從加入歐盟中得到了一些收益，如得到了更多的補貼，可以建設更好的基礎設施，得到了更大的市場來銷售自己的產品。
但是由於愛爾蘭多年來一直實行過分保護，它並沒有足夠的具有競爭力的商品銷售。
愛爾蘭已經瀕臨破產，並且大多數的大學生都已移民國外。
“我們繼續無節制地借款、花費和徵稅，這幾乎讓我們破產，”在2005年6月我訪問都柏林的時候副首相瑪麗。哈尼對我說。 “也正是因為我們幾乎破產，我們才有了改變的勇氣。”愛爾蘭的確改變了。政府、主要工會、農場主和工業家們齊聚一堂，並對節儉財政養政案達成了共識，公司稅銳減到12.5% （這一稅率比其他歐洲國家要低得多），政府開始控制工資和價格的上漲，並大量吸收外國投資。 1996年愛爾蘭宣佈公立大學基本上免收學費，這樣就能創造更多的受教育的工人。這些措施的結果是令人震撼的。今天，世界前10名的醫藥公司中有9個，前20名的醫藥器材公司中有16個，前10大軟件公司有7 個公司已經在愛爾蘭開始了經營。到2004年，愛爾蘭從美國得到了比中國從美國得到的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國家的稅收收入穩步增加。
戴爾計算機公司的創始人邁克爾。戴爾通過一封郵件向我解釋道，“我們於1990年在愛爾蘭投資，是什麼吸引了我們？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附近有很好的大學。
愛爾蘭有獨立於政治集團的產業和稅收政策，這些政策能對商業進行一貫的支持。愛爾蘭還有非常好的運輸和物流業以及良好的區位位置——使我們能夠將產品很容易迅速運往歐洲主要市場。 “最後，邁克爾。戴爾補充道，”他們很具有競爭意識，希望能成功，同時渴望並且了解如何成功。我們的工廠在利默里克，但是我們同時在都柏林外有幾千個銷售和技術人員。愛爾蘭的人才對我們來說是相當好的資源。同時我們也是愛爾蘭最大的出口商。
英特爾1993年建立了其在愛爾蘭的第一個芯片工廠。英特爾公司副總裁詹姆斯。賈勒特說，吸引英特爾公司的是在愛爾蘭受過良好教育的工人，低公司稅和其他的優惠政策讓英特爾公司在過去10年裡節約了大約10億美元。愛爾蘭的國民健康保障也沒有損害公司的利益，反而是大大減輕了英特爾公司的健康保障義務。
“我們現在在那裡的4 個工廠裡有4500個工人，我們在香儂已經和愛爾蘭工程師一起進行高端芯片的設計。”
在愛爾蘭有很多個投資的醫藥設備製造商巴克斯特（Baxter International）
的前任首席執行官小哈里。克雷默解釋道：“工作道德規範、稅收水平以及勞力供應的靈活性都使愛爾蘭對投資的吸引力要比法國或德國大得多，在德國或法國，解僱一個工人的成本相當大。”他補充道，愛爾蘭人很有自信，他們認為如果實行靈活的勞動法，儘管可能會喪失一些工作，但是新的工作也會不斷增加。而事實的確如此。當愛爾蘭在就業政策上積極進取的時候，德國和法國卻仍然採取防守的保護政策，它們越採取保護政策，就越難以創造新的工作。 1990年，愛爾蘭總的就業商位為110 萬人。到了2005年底，這個數目到了大約200 萬人。
愛爾蘭在其他政策改革方面一樣咄咄逼人，愛爾蘭的教育部部長瑪麗。哈納芬解釋道，國家希望將教育改革提到一個新的水平。愛爾蘭準備到2010年將其科學和工程學博士數目翻1 倍，並且已經設立各種基金吸引全球公司和各類人才到愛爾蘭進行研究。愛爾蘭現在正積極招募中國科學家。哈納芬說，“對於我們自己的高素質學生來說，能和國外的高素質學生交流並希望他們有一天能建立企業或發明產品。從2001年到2005年，愛爾蘭科學基金已經幫助建立了160 多個研究小組，這些研究小組中有34個是從國外實驗室來到愛爾蘭的。順便提一下，愛爾蘭科學基金的第一個領導人就是一個在國家科學基金工作的美國人。
愛爾蘭的故事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事實：資金在世界的流動並不只是尋找最便宜的勞動。如果是這樣的話，所有的外資都會去海地和孟加拉國。資金在尋找生產能力最強同時價格也最便宜的勞動，思科系統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約翰。錢伯斯說得非常好：“工作將流向那些具有很好教育的勞動力、有競爭力的基礎設施、創造性環境和支持性政府的地方去。這些地方的人們將會有最好的生活水平。工作流向的國家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些領導工業革命的國家。”
文化的作用：全球化今天零售型改革所獲得的利益將比過去更高，並且大多數的國家都已經明白這一點，批髮型改革可以自上而下地通過行政命令推動。但如果要克服既定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零售型改革需要更為廣泛的公眾基礎和議會的大力支持。
為什麼有的國家能夠調動各個利益集團和公眾將零售型改革推行到底，有的國家卻半途而廢呢？
答案是文化。
把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績效完全歸因於文化是荒謬可笑的，但是在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成就時，不考慮其文化因素同樣不合理，因此很多經濟學家和政治學者都想把文化影響納入自己的研究範疇。當然，這種研究方法是有爭議的，文化因素就像是屋子裡的大象，誰都知道它存在，但都不願意提起。我要提到文化因素是因為隨著世界變得平坦，越來越多的合作工具可以被人們使用。有些文化能夠鼓舞人們迅速地掌握並利用這些工具，而有些文化則不能。世界的平坦化會把這兩類文化之間的差異放大，進而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發展結局。
關於這個問題，最重要的一本書是經濟學家戴維。蘭德斯寫的《國富國窮》。
他在書中指出，儘管氣候、自然資源和地理環境都可以解釋為什麼某些國家能夠從農業社會躍進到工業社會，而有些國家沒有，但最關鍵的原因是他們不同的文化禀賦，特別是一個社會在勤勞、節儉、誠實、忍耐和堅忍等方面的價值觀，以及這些價值觀深入民心的程度。
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文化風俗和其他因素共同影響一國經濟情況的觀點。但是蘭德斯堅持把文化問題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並拒絕認為某些國家的發展持續停滯僅僅是西方殖民、地理因素或歷史遺留問題的結果。他的觀點讓我感到精神振奮。
我認為，在平坦的世界裡，文化在兩個方面會影響不同人群的發展。其一是文化的外向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它可以接受異己的文化？它在全球化與本地化的結合方面表現如何？其二是文化的內向程度。在多大程度上，人們認同所謂的民族團結並集中精力於國家經濟發展；在多大程度上，社會中的人與人彼此信任，即使互不相識，也可以共同合作；在多大程度上，這個國家中的精英能夠關心社會大眾，並願意回報自己的祖國，或是對國家的貧窮置之不理，只顧在國外撈錢？
國家文化的外向程度越高，越容易吸收國外的新思想、新技術並把他們同自己的傳統相融合，印度、美國、日本和近年來的中國文化在這方面的能力就很突出。比如在印度人看來，蒙古人來了，蒙古人去了；英國人來了，英國人去了。
但印度文化卻仍然屹立，印度人仍然吃咖哩飯，印度婦女仍然穿莎麗，印度人仍然以家庭為單位，幾代人在一起生活。這正是全球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最佳範例。
“在這個世界上，開放的文化和不排斥新元素的文化會佔優勢，”掌管印度高科技貿易聯合會的Mphasis 公司首席執行官雅伊瑟斯。拉奧說，“我的曾祖母是文盲，我的祖母只上過2 年級。我的母親沒有上過大學。而我的妹妹獲得了經濟學碩士學位，我的女兒目前就讀於芝加哥大學。我們親眼所見這些變化，而我們願意作出改變……
你必須有自己固有的文化，同時還要接受其他文化的統合。固守自己的文化，排斥異己的人處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好好想一想，當中國皇帝把英國外交官趕走，誰最終受到了傷害？是中國。固守自己的文化是十分危險的。 “”開放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十分重要，“拉奧補充說，”因為這意味著你開始接觸有才能的人。當你和世界另一個角落的開發者聊天的時候，你並不知道他或她的膚色，你們彼此聯繫的基礎是因為對雙方才能的認同而不是種族或民族。如果你生活在崇尚這種文化觀的國度裡，這種文化會潛移默化地改變你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看法。 “這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隨著世界逐漸平坦，許多穆斯林國家開始在不安中掙扎。
由於復雜的文化和歷史原因，除了土耳其、黎巴嫩、巴林、迪拜、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逐漸變得越來越世俗化，很多穆斯林國家無法把全球化與本國傳統有效地結合。
當今世界，只有適應性和包容性強的文化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利益。
想一想本。拉登主義者的指導思想。他們要把所有的外國人和來自外國的影響從沙特阿拉伯清除掉。這恰恰是開放與合作的對立面。部落文化和思想在許多阿拉伯國家仍然佔支配地位。在平坦的世界，勞動分工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多的人與他們不認識甚至永遠不會見面的人合作。如果你想參與到現代的勞動分工中來，你必須對陌生人有更多的信任。
戴維。蘭德斯說，在阿拉伯的穆斯林世界，某些文化觀念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特別是一些禁止婦女在公共場所露面，禁止她們參與經濟活動的觀念。在這樣的社會裡，男人一出生就享有高於其姐妹以及社會中所有女性成員的特權，這對男人們是十分有害的，因為他們會產生自以為是的感覺，進而喪失了提高、前進和實現理想的動力。當然，這種性別歧視不僅存在於中東地區。實際上，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都出現過類似的社會現象，即使是在所謂的現代工業社會。
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對全球化的抵觸已經受到了一些阿拉伯人的關注。 2004年5 月5 日，在沙特阿拉伯出版的一份英文日報《阿拉伯新聞》上刊登了由沙特阿拉伯記者拉伊德。古斯塔斜的文章，題目是《需要等多久才能邁出第一步？ 》“在沙特阿拉伯，恐怖襲擊事件已經成為新聞裡的家常便飯了。每當我希望並祈禱它不要再發生的時候，事態反而更加惡化。”《利雅得新聞》的主編圖爾基。
阿爾敘戴利對這些恐怖事件發生的根源進行了分析。他說，“那些執行恐怖襲擊任務的人是信朱海曼（Juhaiman）
運動的追隨者，這場運動在20世紀70年代席捲了主要的伊斯蘭教寺院。這種運動認為異教徒是可惡的，應該放手信徒們對異教徒處以極刑，不管異教徒是西方人，還是不願意遵從他們意願的傳統阿拉伯穆斯林。阿爾敘戴利談到：面對這種情況，沙特阿拉伯應該怎麼辦？如果一個國家拒絕探究深層原因，就像我們過去20年裡一直做得那樣，那麼用同樣意識形態武裝的另一群破壞分子的勢力壯大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