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能力塑造自己的文明，為了建設我們的社會，我們需要把自己的熱情和勤勞投入到所追求的事業中。來到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不僅僅是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他們是在尋找一個新世界。所以我今天來到你們的校園，我要告訴你們，你們可以把前人們的夢想變成現實。讓我們從現在開始，這樣當未來我們回顧走過的歷程時便可以說：就是從那時起，經過了一段漫長和辛勤的勞作，人們的才智得到開發，生活變得日益豐富。
——林登B 〃約翰遜，1964
這裡的大多數政治家並不清楚服務器和服務生的區別。這正是韓國的孩子們比南布朗克斯（紐約地名）的孩子們有更多上網機會的原因。
——安德魯〃蘭塞傑，2005年參與競選紐約市公眾代言人，他試圖推行一項致力於升級紐約市IT設施的計劃（他沒有當選）。
作為一個在冷戰時代長大的人，我總是記得駕車沿著高速公路行駛時，收音機裡的音樂時常會突然停止，繼而播音員用一個冷酷聲音說：“這是緊急狀態廣播系統的測試演習”，接著是30秒的高音警報器聲。幸運的是，在冷戰期間，我們從沒有從播音員口中聽到“這不是演習”。然而，我在這裡卻要說——這不是演習。
世界在趨向平坦的過程中給美國帶來的機會和挑戰是複雜的。因此，我們以前處理事物的方法和手段不再夠用也不再有效。如果固步自封，那我們就不能總保持創新，作並占到先機。身為對沖基金經理的美籍印度人迪尼克。辛格說：“對於一個像我們這樣富有的國家來說，在提高國家競爭力方面花費如此之少的經歷讓人感到十分驚訝。
我們所處的世界體系中，有上億的人匯聚在一起，而我們應當好好地思考這意味著什麼。如果過去正確的東西到現在碰巧依然正確，那該多好呀。然而，現在卻有很多事情需要你用與過去不同的方式去做。 .你需要對此有更深層次的思考。 “如果說美國歷史上有那段時間與現在的情形相像的話，那便是1957年左右，當時是冷戰搞得最激烈的時候，那時，蘇聯率先把人造地球衛星送上太空，在與美國的空間競賽中一馬當先。當然，那個時期與我們現在有很大的不同：那時美國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於那些忙於修砌各種”柏林牆“的人，而今天美國面臨的挑戰則是所有的牆都被推倒，很多人可以在世界舞台上與我們更加直接地競爭的事實；那個年代，美國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於推行共產主義的國家——蘇聯、中國和朝鮮，現在美國面臨的主要挑戰則是來自於推行極端市場化的國家——中國、印度和韓國；那個時代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而現在這個時代的主要目標則是使每個個體都具有強大的競爭力。
我們需要拿出像當年開墾新邊疆和建造偉大社會史的干勁來應對當前的挑戰。
我們需要我們的總統能夠號召全民在自然科學、數學和工程學領域努力學習，拓展知識，從而佔領世界在平坦化過程中開闢出來的新的製高點。我們還需要一個偉大的社會，我們的政府要通過修建基礎設施、社會保障體制和各種制度以幫助每個美國人在工作非終身製的年代有競爭力。我呼喚我想像中的這個世界的到來。
調動美國人團結起來建設這樣一個社會顯然非常困難。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外交政策專家邁克爾。曼德爾鮑姆說：“國家面臨的危險比個體面臨的危險更容易被傳達。”搞經濟不像戰爭，經濟總是可以取得雙贏，但是有時候，我卻希望經濟更像一場戰爭。在冷戰的時候，我們看到了蘇聯在紅場上炫耀他們的導彈。
所有的美國人，從大陸的東端到西端，都受到了驚嚇。我們的政客們不得不認真地、集中精力地規劃我們的資源和教育，從而確保美國在同蘇聯的競賽中不落後。
可是今天，沒有來自印度洲際導彈的威脅。昔日經印度連接克里姆林宮和白宮的熱線已經被一條服務線路所取代。過去，當熱線另一端的列昂尼德。博列日涅夫在威脅一場核戰爭，現在，熱線的另一端卻是一個柔和的聲音，期望幫助你調出你在美國在線的賬單或者與你在一個新軟件上取得合作。這種聲音沒有赫魯曉夫把一隻鞋重重地砸在聯合國的桌子上那樣具有威脅性，也不像鮑里斯或娜塔莎用一口濃重的俄國腔說我要埋了你。這種聲音像一支歡快的印度歌曲，讓你感覺不到任何威脅和挑戰。你聽到的僅僅是：“你好，我是拉吉夫，我能幫你做些什麼嗎？”
不，拉吉夫，你幫不了我。
對於如何應對來自平坦世界的挑戰，我們沒有服務熱線可以呼叫。我們只能依靠自己。如我在第四章中所論述的，我們已經擁有應對這個挑戰的工具，但也如同我在第五章中所指出的，我們還沒有使用這些工具。真正的危機到來之前現實總是顯得異常平靜。今天，那種認為既然美國已經主導世界經濟超過百年，因而其主導作用還將延續下去的想法是一種危險的妄想。這種妄想與20世紀50年代時那種認為美國的科技將永遠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的妄想如出一轍。然而，應對挑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使我們的社會跟上世界平坦化的速度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我們將不得不以與以往不同的方式去做大量的事。如同肯尼迪總統於1961年5 月25日在國會所作的著名演講《國家面臨的當務之急》中要求的，我們需要萬眾一心。當時，蘇聯發射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和首次把宇航員加加林送入太空給美國帶來巨大震撼。加加林昇空後的第13天，肯尼迪總統作了演講，他認識到，雖然美國有比蘇聯多得多的大量的人力資源和製度保障，但是它們沒有被充分的利用。
“我相信我們擁有所有的必要資源和才能，”肯尼迪說，“而事實是我們從來沒有對我們的資源作出合理的必要的規劃。我們也沒有按照緊迫的時間表確定長遠目標或充分利用資源與時間。”在他提出10年內要將人類送上月球的計劃後，肯尼迪補充道：“我要求國會和全體國民堅決地投入到這一計劃與行動中去，而上述計劃與行動會持續多年並會付出巨大的投入。這個決定要求全體國民投入到自然科學、技術、人力資源、原材料和機器設備的研究、培養和建設中，並且很有可能要求人們把精力從他們目前正在從事的其他方面的重要活動中轉移出來。這意味著一定程度的奉獻、組織動員和紀律，而這正是我們在以前的研究與發展過程中所缺乏的。”
為了達到設想的目標，肯尼迪立下了誓言，而這個誓言即使放在今天依然符合現實：“所以我將向國會提出一項新的人力資源開發和培訓計劃，用來培訓和再培訓上千萬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因為技術進步而被置於長期失業境地的工人。
通過為期4 年的新的職業技術培訓，我們要用工業自動化所要求的新技術來替代工人們目前所掌握得已經被淘汰的舊技術。 “
現在我們也應該像肯尼迪那樣未雨綢繆。我們要知道哪些需要保持，哪些應該丟棄，哪些需要改造，哪些需要吸收，在哪個領域我們要加倍努力，在哪個領域我們要集中精力，這正是我在這一章所要論述的。儘管這是一種直覺，但世界平坦化的趨勢一定會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產生巨大的裂變作用。意志不堅定會導致更快速度的落後。發達國家會面臨來自發展中國家更為激烈的挑戰。由於政治穩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經濟穩定，而平坦世界中的經濟是不穩定的，所以我不免會對此有些擔心。
總之，你會看到這種裂變會進行得更快和更激烈。回想微軟試圖盤算著如何對付全球範圍內免費編寫軟件的人，我們現在進入了對類固醇創造性破壞的時代。
即使你的國家已經有了對付平坦世界的通盤戰略，它還是會在新的方面形成挑戰。
而如果你根本就沒有事先制定任何戰略，那麼你不得不接受警告：這不是演習。
作為一個美國人，我關心我的國家。我們如何使我們的利益和機會最大化，並對在世界平坦化過程中遇到困難的人提供保護？有些人的建議趨於保守，有些人崇尚放任自由。我提供的解決之道是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義。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義是我下的定義，其含義是在一個平坦的世界裡應漸進而行。我在開始就假設，除了某些地緣政治的衝突外，世界將變得越來越平坦，黎明將和黃昏銜接。在這樣一個平坦的世界裡，政府和政治家的工作將比以往更加重要。其職責是迎接全球化並通過一系列的政策建立一個更公正、更富同情心、更平等的社會，我們既不是要強化原有的福利國家，也不是要廢棄它，僅由市場來決定我們需要重塑它，進而賦予每個美國人前景、教育、技能和安全網，這些都是他們在平坦的世界里和其他人競爭所需要的。這就是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義的含義，它應該圍繞以下五個方面構建：領導、肌肉的構建、好脂肪—緩衝機制、社會行動主義和撫養。
領導美國政客的工作，無論是從當地、州或國家的角度來講，都應該是教育人民並向他們解釋，他們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以及如果想過上好的生活，他們應該做些什麼。可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是，政客們根本沒聽說過什麼平坦的世界。正如風險投資家約翰。多爾曾經跟我說的：“當你和中國的領導人談話，他們的領悟速度相當快，因為中國的領導人全部是工程師出身。而美國政客就做不到，他們全是律師起家。”
比爾。蓋茨也補充說：“中國人願意承擔艱苦的勞動，願意接受教育。當你會見中國的官員們時，你會發現他們全是科學家和工程師。你可以和他們進行數字化討論，而不必聽他們說什麼'如何給他的政治對手以顏色'，你面對的是一個聰明的官僚機構。”
當中國總理溫家寶於2005年4 月首次訪問印度時，他並沒有像其他外國領導人那樣飛往新德里。他徑直從北京飛往班加羅爾，作了一次技術之旅，然後才前往新德里。沒有一個美國總統或副總統曾訪問過班加羅爾。我並不是說要求所有的美國政客們都去讀工程學位，但是如果他們對導致世界平坦化的各種力量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並能以此來教育自己的國民進而激起反響，這無疑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然而，事與願違，現在太多的美國政客們看上去在做完全相反的事情。他們在努力地使自己的國民變的愚蠢，他們慫恿人民相信：現在的工作是鐵飯碗，並且通過保護可以免予來自國外的競爭，或者由於美國一直以來支配著世界經濟，其必將繼續支配下去。如果人們沒有認識到逐漸產生的教育缺口，如果人們缺乏進取的野心，如果人們不知道危機來臨之前局勢會異常的平靜，那麼就很難讓美國人制定應對世界平坦化的國家戰略。
最好的例子就是，國會通過的2005年財政預算中，竟然把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投入額削減了1 億美元。
我們需要能夠向人們揭示真相和鼓舞人們應對挑戰的政治家。而當前最需要向人們解釋的正如盧。格斯特納在1993年接管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 ）董事會主席時向公司所有員工們所說的。當時，由於沒有及時調整併繼續投資於其所開發的商用計算機市場，IBM 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 IBM 在商用計算機領域，壟斷了幫助客戶解決技術問題的特權，於是逐漸變的高傲自大。 IBM 停止聽取客戶們的意見，認為沒有這個必要。當IBM 停止聽取客戶意見時，它便停止了創造價值，而創造價值是支撐其商業經營的關鍵力量。一個當時在IBM 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在公司工作的第一年，當他在處理國內業務時，他的上級向他誇耀說，IBM是個巨無霸，即使員工資質一般，公司也可以做出卓越的業績。但是，隨著世界變得平坦，IBM 變得越來越自負，其各級機構裡充斥的平庸的員工難以保證公司繼續繁榮下去。
然而，當一個公司在其所在領域處於“王冠”的位置時，很難勸說它去自省，並讓它相信，現狀不會永恆——擺在它面前有兩條路：收起榮耀繼續創造新的歷史或成為歷史。格斯特納決定自省。他說，IBM 是醜陋的，緊緊圍繞設計和銷售制定的戰略是沒有意義的，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應客戶所需，想客戶所想。不用說，這段話對所有IBM 員工來說如同晴天霹靂。
“一個企業的轉變來自於他的危機感，”格斯特納在2002年12月與哈佛商學院的學生們談話時說道，“任何機構都不願意做根本性的轉變，除非它意識到它遇到了”很大的麻煩，只有革新才能生存。 21世紀初美國的狀況與當時IBM 的狀況十分相似。
當盧。格斯特納接管IBM 時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終身適於僱傭的概念替代人們的鐵飯碗思想。我的朋友亞利克斯。阿塔爾，一個法國出生的軟件工程師，當時正在IBM 工作。他這樣描述公司的轉變：“以前，你一旦被IBM 僱傭，就可以一勞永逸，不必再擔心飯碗問題，而現在，你必須時刻向公司證明你的能力適合這個崗位，否則你只好走人。公司提供給你的只是一個框架，你必須自己去適應它、完善它。那時是20世紀90年代，我當時是IBM 在法國的總銷售負責人，我告訴我的員工，在過去，終身就業只是公司的責任，個人坐等現成。可是隨著我們提出適於僱傭的概念，這就變成了公司與個人雙方的責任。公司會為你提供機會學習知識，提高自己，你必須充分利用這個機會……你必須掌握各種技能，因為還有很多人在同你競爭。”
當格斯特納開始推行新理念時，他不停地強調個人能力。亞利克斯。阿塔爾說：“他認識到，一個非凡的公司只能通過一群非凡的人才可以建立起來。”
像IBM 一樣，美國也是如此。平庸的美國人必須變成有特殊才能的美國人或多面手的美國人。政府和公司的工作不是向人們保證給他們提供鐵飯碗——那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以前那種社會契約隨著平坦世界的到來已經被拋棄。現在政府能夠並且必須向人們保證的是它可以給人們提供機會，從而使每個人變得更加有能力，並達到被雇傭的要求。我們不想讓美國成為20世紀80年代的IBM ：在達到了頂峰的同時，逐漸變的傲慢、怯懦和平庸。美國應該效法IBM 的變革。
政治家們不僅需要向人們解釋什麼是平坦的世界，還要鼓勵他們接受來自平坦世界的挑戰。這對政治家的領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的，我們必須承認人們會害怕，但領導人可以培養他們的想像力。政治家可以使我們感到恐懼，使我們無所適從，然而政治家也可以鼓舞我們，使我們幹勁十足。
的確，讓人們對平坦的世界充滿熱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花費一些想像力。
肯尼迪總統意識到，與蘇聯的競賽並非空間競賽，而是科學競賽，本質上是教育競賽。
因此，儘管他調動起全美國人民的積極性投入到冷戰中去，然而實際實行的政策卻是大量增加對自然與工程科學的投入以實現人類登月的目標，而不是向莫斯科發射導彈。
如果布什總統能從這段歷史遺產中得到一點啟示的話，那麼只能是要調動全民族科學研究的積極性，實現我們這個時代的“登月”夢想：尋找新型替代能源，從而使美國在未來10年內免予能源危機的困擾。如果布什總統能夠把開發新型能源作為他的“登月”計劃，那麼隨著油價的跌落，恐怖主義的資金來源會逐漸枯竭；伊朗、俄羅斯、委內瑞拉和沙特阿拉伯將不得不開始改革的進程——這在油價處於每桶50美元時是不可能的；同時美元的實力也在增強；由於新能源使污染排放降低，緩解全球氣候變暖進程，布什總統終於可以改變自己在歐洲國家面前的形象。通過這一方式，布什總統可以鼓舞青年人投身於反恐戰爭和未來國家建設，而青年人為這些事業獻身的結果是，他們成長為科學家、工程師和數學家。
“這已不僅僅是雙贏了，”邁克爾。曼德爾鮑姆說，“所有的參與者都是贏家。”
我很吃驚地發現，這麼些年來，那些針對我在報紙專欄裡所寫的文章的正面反饋竟然主要來自年輕人，並且他們感興趣的正是我的關於催促總統帶領國家實現新時期“登月”計劃的思想。調動全國的能源和技術生產21世紀的新型能源，這一舉動可以使布什總統的歷史功勳與訪華的尼克松和提出登月計劃的肯尼迪相媲美。然而不幸的是，現實看上去，讓布什總統採納這個建議比登天還難。
肌肉的構建既然就業終身製是一種平坦的世界難以支撐的多餘的脂肪，那麼我們的社會就應該設法讓政府和企業集中精力於如何增強每個人的終身就業能力。
就業終身製意味著社會肌體上長著過多的贅肉，而適於僱傭的理念則使用肌肉替換那些贅肉。我們應該在政府與個人之間，企業與員工之間設法推廣這種先進的社會契約。在這個契約中，政府和企業不保證一個人的終身就業，但保證給你提供機會和工具，讓你有被雇傭的可能。平坦的世界的精神內涵是每一個勞動者將逐漸對自己的飯碗、風險和經濟安全負責，而政府和企業只是幫助人們形成這種能力。
工人需要的是終身學習的機會和收益。為什麼是這兩個？因為這是使一個工人在競爭中善於靈活調整的最重要的本錢。如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勞倫斯所說，美國經濟制度所擁有的獨一無二的優勢就是其勞動力和相關法律的靈活性。在平坦的世界中，隨著工作機會和創造和消失的速度加快，這種優勢將變得更加明顯。
勞倫斯說，對一個社會來說，盡可能地使人們享有更多的終身學習的機會和收益，使勞動力更具有流動性是十分重要的。一個社會不能讓它的成員僅僅因為害怕失去退休金和醫療保障而不得不永遠地在一個公司裡混日子。當勞動者能夠更容易地得到醫療保障、養老金和終身學習機會時，他們就會越來越願意並能夠進入新的行業和新的工作，從垂死掙扎的企業流動到欣欣向榮的企業。
建立管理退休金、健康保障、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的合法機構將幫助人們提高這種流動性。今天，除了社會保障，幾乎50% 的美國人沒有退休金計劃。有些人較為幸運地擁有退休金計劃，但該計劃又不能跟著工作走。因此現在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通用的退休金項目，並將原來16種不同的稅賦合二為一。
該項目由進步黨政策研究所提出。你在第一次工作的公司就開始建立一個賬戶，該計劃鼓勵工人或雇主把支付的現金、獎金、分紅或庫存打入賬戶。不論賬戶裡的資產採用什麼樣的組合形式，這項資產是免稅的。改換工作時，工人不必提現，只需把這個帳戶帶到新公司。
今天，一些關於流動性的條款雖然存在，但是過於煩瑣，以至於大多數工人沒有從中得到好處。
這種通用的退休金計劃將使人員流動變得簡單、方便，不再對人員流動構成障礙。
當然，每一位雇主仍然可以向他的工人們提供本公司特有的福利計劃作為對員工的激勵。但一旦工人跳槽，這份額外的福利計劃會自動匯入通用退休金計劃。
退休金計劃會在新的工作單位繼續開始，基於該計劃的各種福利會順暢地銜接。
進步黨政策研究所主任威爾。馬歇爾提出，除了這個退休金計劃，還應該通過立法使工人更容易得到本公司股票的認股權。這種立法會給予那些發給工人認股權的公司以稅收優惠，並對沒有這樣做的公司徵收更高的稅。使工人具有流動性，部分取決於讓更多的工人成為金融資產的主人而不僅僅是自己勞動力的主人。
“在平坦的世界裡，我們希望看到公眾是資金擁有者，不僅參加勞動市場的競爭，還要融入資本市場的運行，”馬歇爾說，“我們必須全都成為有產者，而不僅僅是掙工資的人，政策制定必須以此為目標——當人們進入21世紀後，每個人都應該擁有資產，就像20世紀的家庭所有製那樣。”
為什麼？馬歇爾說，因為越來越多的著作都指出：“擁有私人資產的人可以更好地參與民主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分享該體系給參與者帶來的好處，並促進相關政策合理化”，這是繼家庭所有製之後又一個鞏固民主資本主義制度的方法。
它可以使民主資本主義更加生機勃勃，因為變成所有者的工人更具有生產力。而且，在平坦的世界裡，每個工人將面臨更為激烈的競爭，如果人們擁有更多的機會通過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積累財富，他們就會更加獨立。我們應該給每個工人吃下定心丸，讓他們像富豪一樣方便地得到認股權。保守派們過去總是把精力集中於保護已經存在的資本，而現在，讓我們把精力集中在如何壯大資本所有者的隊伍上。
在健康保障方面，我不想講得太詳細，因為這個話題需要另一本書的內容來專門論述。但是，推出一個旨在減輕雇主負擔的可流動的健康保障計劃是十分必要的。我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與許多企業家進行過交談，他們都說企業在健康保障方面日益增長的支出成本是促使企業把工廠轉移到海外的原因。在那些發展中國家，要么員工健康保障方面相對支出的少，要么存在國民健康保障制度。我再一次呼籲執行進步黨政策研究所提出的具有流動性的健康保障計劃。這個計劃將在每個州建立起向國會和聯邦僱員現在所採用的那種集體購買方案。這種集體購買方案負責從大保險公司批量購買保險認購權。每一個雇主把這個認購菜單提供給新招聘的員工。工人們可以自己選擇高、中、低三檔的保險方案，所有人都會被保險體系所覆蓋。雇主將支付部分或全部保險費，其餘的由員工自己補足。但是雇主本人不必就保險計劃與保險公司進行談判，因為他們個體沒有談判優勢。
這一方案將使僱員更具有流動性，他們可以帶著自己的健康保障變動工作。
這一方案既然在國會議員中運行得十分有效，那麼為什麼不把它推廣向廣大公眾呢？對於支付不起相關費用的貧困和低收入的工人們，政府將提供一些補貼。但主導思想是建立起一個由政府監督、調節和資助的私營保險市場。在這個市場中政府制定規則，任何工人都不會被漏掉，而任何雇主也不能逃避責任。這個保障計劃靠私人力量來運作，雇主要做的只是讓員工在任何地點都能進入到這個體系之中，並幫助他們支付部分或全部費用，雇主本身不必對運作該計劃負責。在這一過程中，雇主仍可以向員工提供公司特有的保障方案，員工有權在公司方案與社會通用方案之間進行選擇。 （詳細情況可到ppionline.org 去了解。）
儘管這個方案在很多細節方面並非完美無缺，但我認為方案背後的基本理念是正確的：在一個平坦的世界裡，像《財富》世界500 強這樣的企業提供的退休金與保障計劃已經不再能夠保障工人們的安全，我們需要政府、勞工與企業之間更具合作性的解決方案，使員工更加自立，但又不是放任他們去自謀生計。
在構建終生就業能力的時候，政府還需要扮演另一個重要角色：提升全體美國勞動力的教育水平。在第七章裡我探討了適宜於新的中產階級工作崗位的正確的教育類型。然而人們要想學會如何學習、開發他們的右腦、變得更有適應性並成為一個綜合者，他們必須從打基礎開始。正確的教育只能建立在牢固的基礎之上——閱讀能力、協作、算術和基礎科學。如果沒有更多的美國人具備紮實的基礎，我們就不能構建出一個保證我們生活水平上升的新的中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