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布什上任之初以及共和黨主導的國會決定削減2005年國家科學基金會預算時，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維恩。埃勒斯在眾人的附和聲中提出了異議，他做出如下聲明：“我理解在緊縮財政的前提下，做出這種選擇是很艱難的。但我還是認為削減科學研究基金的做法很不明智。事實是2005年，需要自主的項目還在增多，這方面的支出還會增長。所以在保持財政約束的基礎上，增加對基礎研究的撥款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我們不僅沒有使我們的撥款增長率跟上通貨膨脹的速度，而且還作出了南轅北轍的決定。這個決定忽視了國家的未來發展，是很危險的。我對政府選擇做出這種決定的時機十分驚訝——此時此刻，其他國家的學生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比賽中不斷地超過我們的學生，各國政府都在不斷地增加對基礎科學研究的經費——因而也很擔心。如果沒有一批訓練有素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隊伍，我們是不能指望在國際競爭中奪回曾經失去的飯碗的。”
維恩。埃勒斯說得不錯。削減經費的影響已經顯現出來了。根據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統計，自1992年以來，美國人撰寫的科技論文在世界論文總量中所佔的比重下降了10% . 美國人在世界一流物理學雜誌《物理評論》中發表的論文佔刊登的所有論文的比重，從1983年的61% 下降到現在的29% . 現在，人們開始注意到大量的技術專利被亞洲人獲得。 1980年到2003年之間，日本在世界工業專利中的份額從12% 上升到21% ，中國台灣地區從0 上升到3%，相比之下，美國則從60%下降到52% . 國會議員為了得到支持，在各地高速公路項目大肆花錢已經有很長一段的歷史，從今往後，讓我們將錢用在試管項目上吧！以防美國在國家競爭中落後。
諱莫如深的秘密之六：基礎設施的差距一位在日本的美國前外交官托馬斯。
布萊赫，在2005年5~6 月期的《外交》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開頭如此寫道：在布什執政的前3 年，美國在寬頻因特網使用上的全球排名從第4 位下落到第13位。現在，大部分美國家庭只有“基本”寬頻設備，在發達國家中這是最慢、最貴而最不穩定的網絡接入方式。
在手機接入因特網模式上，美國落後的更多。這一境況無疑是布什政府在發展網絡工程上的失職，實際上，美國是唯一一個沒有明確國家寬頻發展政策的發達國家。自2001年布什執政以來，其政府認定的主要優先項目是：減稅、導彈防禦系統和反恐—而不是讓美國在因特網創新上保持領先。實際上，布萊赫寫了那篇文章以來，根據2004年的統計，情況已經變得更糟糕了。根據國際電訊聯盟2005年4 月的數據，美國的寬頻普及率從第13位下滑至第16位。國際電信聯盟數據顯示，截至2004年12月31日，美國每100 個居民中有11.4個寬頻用戶，這還不到韓國的一半——韓國的寬頻使用率是世界最高的，每100 個居民中有24.9個寬頻用戶。
挪威、以色列和芬蘭首次超過了美國的寬頻普及水平。 2005年4 月25日《國家期刊》報導，法國廣泛運用寬頻技術幾乎讓美國的名次進一步下滑。高速因特網在法國的普及率上升了1 倍，從2003年的每100 個居民5.61個寬頻用戶到2004年的11.2個用戶，居於第17位，僅僅比美國的水平差1 位。
在布什的前3 年任期中，布萊赫認為，布什總統僅僅提及寬頻兩次，而且僅僅是一筆帶過。美國進步研究中心的馬克。賴特在《發展報告》（2004年10月7日）中寫道：“不僅如此，美國衡量寬頻服務的指標還是200Kbps （Kbps，每秒千字節數，網絡接入速率單位），早就不能跟上世界其他地方的水平了。”比如，在日本大概一個月支付10美元就能獲得一個相當於200Kbps 的40倍速度的網絡接入服務。在世界上，最聰明的國家和城市提供給它們居民的寬頻服務不僅是最快的，而且是最低價格。
為什麼美國要小心？
寬頻技術和信息技術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它們是全球最大的一個產業，而且它們對經濟的每一個部門的生產率提高和創新都是至關重要的。以簡單而又可承受的方式與平坦世界受教育的人們聯繫越多，你能自動獲取的知識就越多，就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於創新。而創新越多，生產出用於促進平坦世界發展的東西就越多。這將會是一個良性的循環，一個我們夢寐以求的發展促進方式。
平坦的世界使得創新和生產更加具有效率，但是如果人們沒有相關的基礎設施或教育方法已獲得知識，不能利用平坦化的優勢和好處，微軟首席技術官克瑞格。芒迪說，“那麼，被打垮就會是遲早的事情。”
底線當我問比爾。蓋茨關於很多人認為的美國教育優勢——強調創造力而不是死記硬背的學習方法——時，他對這種看法表現出全然蔑視的態度。按照他的觀點，那些認為強調死記硬背學習方法的中國和日本培養不出來有創造力人才的觀點是錯誤的，用這種方法培養出來的人一樣能夠和美國人競爭。
“創造力是通過接受測驗激發出來的，”
蓋茨說，“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不會使用乘法的軟件開發者。 .誰設計了世界上最有想像力的電子遊戲，是日本人。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他們是靠死記硬背的技能工作的人……在為我工作的最優秀的軟件開發人員中，就有日本人。你必須首先要記住原有的知識，才能在其基礎上拓展到更廣闊的領域。”
永遠記住：來自年輕的中國人、印度人和波蘭人的競爭不是把我們趕下懸崖，而是迫使我們上升到更高層次。他們並不想為我們工作，甚至他們根本就不想搶我們的飯碗。從創立公司的角度來說，他們是想統治我們，想要在未來建立公司，讓全世界的人們都羨慕並爭先恐後地為他們服務。他們決不會滿足目前自己已經取得的進展。
我曾經與一位美國籍的中國人聊天，他在微軟公司工作，曾經陪同蓋茨訪問過中國。
他告訴我，蓋茨在中國的時候，強烈地感覺到了那些年輕人體內蘊藏的能量。
人們扒著窗戶、從票販子手裡購買高價票僅僅是為了聽他的一席話。同樣的情況，楊致遠也遇到過，他是雅虎公司的創始人，在中國，人們對他的狂熱就像對待搖滾歌星。
在今天的中國，比爾。蓋茨的人氣超過了“小甜甜”——布蘭妮。斯皮爾斯。
在今天的美國，只有布蘭妮。斯皮爾斯才是人們真正崇拜的偶像——這正是令人擔憂的地方之一。
難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比爾。布羅迪對我說：“我們學校自然科學專業的學生中，60% 來自外國，其中大部分又來自亞洲。4 年前的某段時間裡，所有數學專業的學生都來自中國。然而，直到學校讓這些學生擔任助教時，我才了解到這些情況，因為他們中有一些人英語講得不夠好。”一名該校大學生的父母寫信給布羅迪抱怨他們的兒子聽不懂微積分學教授的課，因為那個老師的英語發音實在太差，並操著一口濃重的中國口音。
不管美國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的基礎教育是如何缺乏，但人們似乎相信，只要能通過鼓勵最好的學生髮揮創造性思維就可以“彌補”。情況似乎如此。中國人會告訴你現在他們已經擅長製造下一代新產品、拷貝下一代新技術，但在想像下一代新事物方面還存在不足。可是這種情況將發生改變，中國人現在充滿信心地認為，他們最好的高三學生可以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超過美國學生，而且現在中國關注的是如何更多地激發年輕人的創造性、創新能力和活力。
2005年10月，我訪問北京，並拜訪了中國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教育部大樓是北京最新和最漂亮的政府辦公大樓，我和她在其辦公室一起喝茶。她告訴我：“雖然我們的經濟高速發展，但是我們知識產權所有量卻很少，中國過去的四大發明令我們非常自豪：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藥，但是在其後我們並沒有跟上發明創新的步伐，中國人有能力發明創新——而為什麼我們沒有做到？我們需要回過頭去反思。”
吳副部長補充道：“今天我們正在關注的是如何培養創造性思維和企業家精神。”
當然，行動難於言辭。培養創造性思維和企業家精神可能會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強調的“順從”相抵觸，但是文化是會變的，而且中國正在經歷改變，尤其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在美國和歐洲接受教育。
“從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就已經選送一大批教師、學者和教授出國學習深造。
他們經歷了一個進化和變革的過程，而今他們在課堂上將這些變革的細節傳授給學生們。
現在我們看到世界正在改變，因特網讓世界日新月異。 .我認為藝術將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將藝術和科學統一起來，以讓人們具有創造性和獨立性的思維……在藝術和科學的融合方面，我們的許多教師並沒有得到很好訓練。 “她給我的感覺像是佐治亞理工學院的威尼。克勞校長。正是這點感覺，讓我確信中國現在正致力於克服自身的弱勢而開拓創造性思維，以跟上美國的步伐。
可能實際的過程會比中國自己認為的要長很多。但是，當看到中國在一些領域的頂尖表現，我毫不懷疑中國可以到達它想去的任何地方。讓我帶你到微軟亞洲研究院看看，這是比爾。蓋茨在北京建立的研發中心。微軟公司在全世界有4個研究中心：一個在英國劍橋，一個在他的總部所在地華盛頓的雷德蒙，一個在北京以及最近剛剛在班加羅爾建成的第4 個。比爾。蓋茨告訴我：“如果以創意的質量為標準，微軟北京研究院（現微軟亞洲研究院）自1998年創立以來碩果累累，成為微軟公司研究體系中最富有成效的股肱。”
中國的大學開始排列座次，為了在頂尖的大學校園裡佔有一席之地，人們之間的競爭是十分殘酷的。那些數學和自然科學成績優秀的人能夠在一流大學接受教育，或被外國公司僱傭。對於科學家和工程師來說，能夠在微軟公司設立在北京的研究院工作是一件令人嚮往的事情，而微軟公司的職員是這樣看待北京研究院的：“記住，在中國，即使你有幸抓住百萬分之一的機會脫穎而出，那麼還會有1300個人同樣做到這一點。”
這種人才儲備太龐大了，目前微軟公司在北京的研究院正是以百萬分之一的比例挑選人才。
李開復是微軟公司全球副總裁，並按蓋茨的指示親自創建了微軟北京研究院。
我問他的第一個問題是：“你通過什麼方法招募研究人員呢？”李開復告訴我，他的團隊奔赴中國各個大學，然後對具備博士水平的學生和職業科研人員進行數學、智商和編程測試。
“第一年，我們先測試了2000人，”他說，“然後再利用更多的測試從這2000人中挑出400 人，接著是150 人，最後，我們僱用了其中的20人。”公司與他們每個人簽訂了兩年的工作合同，並告訴他們，當兩年的期限到期時，公司將根據他們以往完成工作的質量決定是否再與他們續簽一份更長期的合同或由微軟亞洲研究院頒發博士後研究證明。是的，你沒有看錯。中國政府確實授予微軟公司建立博士後工作站的資格。最初僱用的20個人，有12個最終留了下來。第二年，幾乎有4000人參加了測試。再往後，李開復說：“我們停止了測試工作。因為那時，我們的公司已經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崗位，所有計算機和數學精英都想加盟……我們開始結識各大高校中的教授，這些教授會把他們認為最棒的人才介紹給我們，公司對這些教授十分信任，因為如果他們推薦過來的人不能勝任工作，他們自己也會丟面子。現在，頂尖大學裡的頂尖教授不斷地向我們推薦頂尖的學生。其中很多學生想去斯坦福大學或麻省理工學院深造，但他們還是決定先在微軟公司做兩年實習生，因為這樣微軟公司會為他們提供推薦信，證明他們是麻省理工學院需要的人才。”
李開復說，“他們把在微軟工作看作是一生中難得的獲得高收入的機會。這些青年人看到自己的父母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磨難，他們曾經認為所能爭取的最好前途就是當一名大學教授，做一些關於計算機方面的課題研究。教授的收入還是很可觀的。現在，他們可以到微軟公司工作，利用大量的計算機和其他資源專心進行研究。
我們為他們專門安排管理人員，所有雜七雜八的事情由專人負責，這令他們難以置信。
這些人每天志願工作15到18小時，週末還主動加班，不休節假日。因為微軟是他們的夢想。 “李開復在來到微軟公司以前，曾經在美國其它高科技公司里工作。他說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實驗室中充滿著如此的工作熱情，彷彿這家公司還處在剛剛創業階段。
今天微軟在中國的實驗室裡有200 名全職研究員。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卡內基梅隆大學博士沈向洋堅信只要有適宜的環境，中國人可以做出任何創新。在2005年計算機圖形與交互技術國際會議上，來自全世界各高校院所、研究機構的98篇論文結集出版，而其中的9 篇來自北京，超過了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
沈向洋說：“在1999年，我們只有1 篇論文，2003年有3 篇，2004年是5 篇，今年我們非常幸運有9 篇。”你看到了他們發展的態勢了吧？
另外，微軟亞洲研究院已經為微軟的產品貢獻了100 多個新技術，從Xbox到視窗操作系統。近7 年來，微軟亞洲研究院經歷了一個跨越，但是，在微軟的大門之外，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位中國記者問我，中國和美國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國落後多少？我開玩笑說：如果你不考慮創造性，中美高新技術的差距是3 個月。當我20年前讀書的時候，我甚至不知道美國發生什麼事情；現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小子們不管在什麼時候往因特網傳東西，中國的學生3 個月就能消化它們。但是在中國能創造這些東西嗎？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在卡內基梅隆大學主要是學習如何正確地做研究。在你有任何創造之前，你應該理解現有的東西。只要你具有這些基礎，創造性便是可培養的。中國正要構建這一基礎，因此，10年或20年你就會看到中國人寫的高水平研究文章如潮水般湧來。
如果希望有更多原創思想在這裡產生，中國將還需要更多的風險資本和法律法規將其市場化。沈向洋說：“中國文化的某些方面並不鼓勵獨立思維。”
“但是，當風險資本進入中國，毫無疑問會成就新一代中國企業家。明年我將會在清華大學教授一門如何為高科技風險融資的課程。在中國的大學裡有的是知識，但是人們不知道如何將其市場化。”
沈向洋手下的一些中國年輕的研究人員向我展示了許多新的研究模型。我注意到一些研究人員的桌案上幾乎沒有大部頭的資料，我問一個書架上只有七八本書的員工，“哪些是什麼？”她回答說這些書上記錄了研究人員已經獲得專利的創新技術，每當一項技術產生，微軟就會給其發明者頒發相關認證。
誰說中國造不出法拉利？
2004年12月15日，競爭委員會在華盛頓裡根大樓舉行了一個全國創新大會議公佈其長期創新發展報告——《美國的創新：在變革和挑戰中前行》。這是美國頂級技術人員和工業家聯合主持的一個詳盡的調查，致力於通過更多的研究、教育、創新為美國的競爭優勢和競爭力“加油”。
報告出來之後的幾個月，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便聯繫了競爭委員會，說中國科技部副部長將訪問他們，並邀請委員會的成員共進午餐。德博拉。溫斯。史密斯，競爭委員會精力充沛的主席，告訴我她的同事們都非常高興能與中國的客人分享這個報告。
雖然還有其他國外代表團表達了拜訪的意願，但他們認為那沒有多大必要。
“競爭委員會已經採取行動與其他國家分享報告。他（中國科技部副部長）
說他們已經將報告翻譯成中文，並將之整合進一個20年的科技發展計劃。 “溫斯。
史密斯說，“中國人緊跟我們，我們並沒有緊跟他們。中國早已盯著委員會在其網絡上發布的工作報告。”溫斯。史密斯最近非常擔憂：“要么我們實施'美國創新報告'，要么中國實施並超越我們的計劃。”
不要不在乎！當美國創新報告在華盛頓發布那天，作者們，那些很有權勢的美國教育家和商界領袖，祈求白宮請布什總統參加報告發布會，他們期待利用布什使報告引起全國性關注。布什的手下拒絕了這個要求，顯然他們認為這沒有太大的新聞價值。
知道布什當天在哪裡發表講話嗎？他恰恰在報告發布大廳的樓下，在同一座裡根大廈，與報告會舉行的時間恰恰吻合。他當時作了什麼更重要的事情？他正在主持自己的“經濟峰會”，對幾個選定的觀眾和許多共和黨捐獻者們推銷最終還是失敗的社會保障私有化計劃。布什在印有“保障我們經濟的未來”的幕布前發表講話。同樣在報告會大廳下面，是由IBM 首席執行官薩姆。帕米薩諾和佐治亞理工學院的威尼。克勞校長聯合主持的國家創新峰會。布什甚至不能為此抽出5 分鐘時間，而中國人卻馬上將報告翻譯成中文。這些並不是我胡言編造。
其後不久，我和英特爾公司董事長克雷格。巴雷特交流。他似乎非常氣惱：“華盛頓包括兩個政黨，都似乎沒有看到這場靜悄悄的危機的到來，至少沒有意識到應有的緊迫感。”
巴雷特說，“雖然美國學校畢業了許多優秀的學生，但我們會僱用任何地方的天才。”英特爾在高技術方面投資的地點包括：俄羅斯、中國、印度，還有較低程度的馬來西亞和以色列。這些地區和許多新興市場是英特爾銷售芯片越來越多的地方。
巴雷特認為平坦的世界的確給英特爾帶來了變化，然而受到衝擊的是許多美國人。
他說，英特爾作為一個公司是可以興旺發達的，“即使我們不僱用美國人。
當然這完全不是英特爾的取向和意圖，“他馬上補充道，”雖然我們實際上還僱用很多美國人，但現今我們能夠在世界範圍內僱用精英並以此獲得很大的成功。 “
英特爾不得不到處尋找IQ、CQ和PQ高的精英，因為它的競爭者也正在這樣做。
英特爾公司事務部主任特拉西。庫恩說：“請記住，英特爾的芯片僅用兩種原料——沙子（矽來自於沙子）和腦子——此時此刻，問題出在腦子上。”如果我們想僱傭更多的人才，並把他們留在美國，就需要政府制定更有效的國家發展的移民制度，否則我們只能走出去，到這些人才所在的地方尋找他們。如何取捨呢？我可不是在談論數據程序員或計算機專業的本科生，而是在談論專門領域的高級工程師。這遠不是建立個轉接中心的問題。我們剛剛在俄羅斯建立了一整套工程機構，那裡的工程師受到了極好的訓練，還不斷地擔心會失業。
這就是雪莉。安。傑克遜的“完美風暴”，我們如果像以前那樣嚴格限制天才從海外入境，那對於我們最好的公司來說，未來的商業機會更多的來自國外市場，而我們沒有通過良好的教育讓我們的孩子彌補上這個差距。如果這樣的風暴來襲，像英特爾這個美國公司將會像火箭一樣離開美國的土地。我們將認為它們是美國公司，因為它們還會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之中，還有郵政信箱，但實際上它們已經是平坦世界的公司了。創新在那裡發生的確事關重大，因為那意味著最好的工作降落在什麼地方，並由此帶來了更好和更體面工作的機會。微軟的總部在華盛頓州雷德蒙德，Google的總部在加州舊金山，這些地點都意義重大，如果有一天它們不在了，麻煩就大了。
“勞動力獲得的附加值的平均水平和生活的標準相關，”巴雷特說，“而附加值又和平均教育水平相關，如果你的僱員平均教育水平下降了，則你的競爭力、生活標準必然是下降。”
再看國會高度關心的是什麼？是全美棒球聯盟各隊的類固醇問題，而不是美國各棒球隊所在城市的自然科學教育危機。國會在對各棒球隊的類固醇問題做出反應的時間是多少呢？幾乎是在醜聞爆發的那個時刻。而自然科學的教育危機呢？
沒有政治好處的事國會才不著急做呢，而總統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巴雷特說，“正像我妻子告訴我的，當你研究一下歷史，看看每一個文明的興衰，他們總會留下一個歷史遺跡——一座位於他們首都中心的大型運動場。”
要想培養科學家或高級工程師，需要花費15年的時間——從孩子們在小學對自然科學和數學感興趣時開始，到最終能夠培養出大批人才以避免這場靜悄悄的危機。
我們應該在10年前開始實施加強理工專業教育和就業的國民計劃。為了防止這場我們深陷其中的危機轉化為傑克遜所說的“真正的麥科伊”，徹底地降低我們的生活標準，我們應該做好所有準備，毫不遲疑，不論付出多大代價都要立即啟動加強理工專業教育的緊急措施。那種認為這樣做是杞人憂天的想法會給我們帶來大麻煩。科學家和工程師不能一夜之間從石頭縫裡蹦出來，他們必須要經過長時間的培養。
我們對此沒有什麼具體措施才是一個真正的危機。這可能是一場不知不覺地靜悄悄的危機，但是它的確是真實地而又在眼前，正如斯坦福經濟學家保羅。羅默的警告：恐怖的危機迫在眉睫，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