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國政府為外國留學生髮放簽證的數量比2000年減少了20% ，在隨後的幾年裡，這個比例還在增加。當各個大學校長們告訴我，2004年的情況有所好轉，美國國家安全部正在試圖為外國留學生和科學家加速並簡化辦理簽證的程序時，大量的損失已經無可挽回，無論外國留學生和科學家在哪個領域工作，都會牽涉到國家安全因素，這已經成為美國政府的一塊心病。難怪《紐約時報》教育專欄作者薩姆。狄龍在報導中說：“今年美國研究生院接收到的外國留學生申請下降了28% . 研究生院中外國留學生的實際註冊數量下降了6%. 今年秋天發布的一年一度的調查顯示，30年來，在美國攻讀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後的所有外國留學生的註冊人數首次下降。與此同時，英國、德國和其他國家的大學註冊人數在快速增長。今年中國申請攻讀美國研究生的人數下降了45% ，而一些歐洲國家則宣布中國留學生的註冊人數猛增（2004年12月21日）”。
一些分析家認為單純地比較印度、中國和美國的理工科畢業生總數可能會是極大的誤導，因為不盡準確的統計難以獲得，而且忽略了工科學位在不同國家中“含金量”
的不同。比如，2005年12月杜克大學理工學科管理項目的研究，以“工程技術人力資源外部替代的框架性研究：將美國置於與中國和印度同一遊戲場”為題。
該報告指出印度和中國的數據經常包括沒有受過嚴格訓練的兩年或者三年專科畢業生，而美國的數據僅僅是特指訓練嚴格的四年制學士畢業生。杜克大學的研究還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理工科畢業生：創造型工程師和操作型工程師。創造型工程師是那些能夠進行抽象思維和利用科學知識高水準解決問題的個人。這些工程師通常經過至少4 年的理工學科教育計劃的嚴格培養，他們的工作不容易從外部獲得可替代的人力資源。而操作型工程師通常是接受同事、技術人員的教導，或是文憑式教育而不是嚴格的學士學位教育。他們可能具有理工科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卻沒有經驗和能力利用這些知識解決更大的問題，他們的工作很容易找到可替代的人力資源。杜克大學的研究結論認為，美國相比印度和中國，仍然培養較高比例的創造型工程師和電腦專家，因此，仍具有較大的競爭優勢。
但是，我仍然要給這個研究的結果中加入以下忠告。首先，美國的大學里工科學位不僅授予美國居民，還有很多的外國學生，他們將回到各自的祖國。其次，的確，中國和印度理工科學位的平均水平可能沒有美國四年制正規培養的畢業生水平高，但是應該認識到：有更多的印度人和中國人（比例比美國高出很多很多）
正在本國或美國大學學習自然科學、計算機和工程學。在平坦化世界中，先進的知識傳播總是很快。
因此，我毫不懷疑在未來20年中，中國和印度理工學科本科學位的平均水平會緊緊跟上美國的水準。我們應該看到的是趨勢的發展，而不僅是今天的片斷。
諱莫如深的秘密之二：教育的差距——來自高層導致數字差距的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我們在教育方面的差距。我們沒有給我們的孩子們提供良好的教育，或者說，沒有對為孩子們提供關於在數學、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等方面的教育給予足夠的重視。
看看一年一度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學大獎賽，大約40個國家每年通過大賽組委會設在本地的分支機構提名參賽人員。根據英特爾公司的統計，2004年這個賽事吸引了大約50000 名美國孩子參加。而當我在一次訪問中國期間，詢問英特爾中國區總裁陳偉錠關於中國的參賽情況時，他告訴我：“中國現在國內進行大賽的選拔賽，幾乎每一個省都會派學生參加選拔。在中國，有600 萬孩子參與競爭，儘管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進入到最後的決賽……”中國人對這個比賽非常重視。
那些被選中參加最後階段國際比賽的孩子被允許免試進入大學學習，而且可以隨便挑選進入國內的一流大學。在2004年的比賽中，中國共獲得了35個獎項，比其他任何一個亞洲國家獲得的獎項都多。這些獎項中包括三個全球最高獎中的一個。
難怪美國各地所有的教師都要閱讀的雜誌《教育周刊》刊登了一篇題目為《移民兒童的數學和自然科學成績名列前茅》（2004年7 月28日）的文章。這篇文章寫道：“美國政策國家基金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自然科學成績最優秀學生中的60% 和數學成績最好的學生中的65% 來自於新移民到美國的家庭。這份調查所依據的數據是：最近3 年各個學校競賽中獲獎者的名單，英特爾公司的科學人才調查，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大賽以及物理比賽的美國代表隊成員組成。”這項研究的作者把移民家庭學生“的成功部分地歸功於其父母要求孩子科學安排自己的學習時間。許多移民家庭的父母鼓勵自己的孩子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他們堅信掌握了這些知識會增加孩子們將來在職場上的競爭力，從而避免偏見和缺乏人際關係對他們的影響……
接受調查的很多學生的家長是持向職業技術人員發放的H-1B簽證來到美國的。
“這項研究的作者斯圖爾特。安德森是基金的執行董事，他認為美國政府制定的過分限制移民流入的政策是有風險的，有可能導致科學技術人才持續穩定流入美國的停滯。文章舉了安德烈。蒙泰亞努的例子：安德烈。蒙泰亞努的父母5 年前從羅馬尼亞移民到美國，他從7 年級開始接受美國教育。當時安德烈。蒙泰亞努發現，美國7 年級課本中的數學和自然科學課程時曾相識，原來，他在羅馬尼亞讀4 年級時就已經學過了同樣的內容……
每隔4 年，美國都要參加國際數學和自然科學發展趨勢的研究。這個研究把所有學生分成3 組：4 年級、8 年級和12年級。最近的研究設計了大約50萬名學生，涵蓋了41個國家，使用了30種語言，這使其成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和最廣泛的關於教育水平的國際研究。
2004年的研究結果顯示（相關測試是在2003年做的），美國學生的成績只比2000年有略微提高，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美國的勞動力在科技方面的競爭力要弱於緊盯著它的對手國家。 2004年12月4 日，美聯社報導說，美國8 年級學生的自然科學與數學成績自1995年第一次測試以來已經得到提高，但是這些提高主要來自於1995年至1999年之間，也就是說，最近幾年的提高微乎其微。當然，這4 年的提高使美國獲得了相對於其他國家更高的排位。可令人擔心的是，美國4 年級學生的成績卻從1995年起停滯不前，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結果，相對於取得進步的國家來說，美國的排名反而落後了。負責組織這次研究的波士頓大學國際研究中心的聯席主任艾娜。穆利斯告訴美聯社說：“亞洲國家在高級階段的自然科學和數學教育方面穩步前進。”例如，測試結果表明，44% 的新加坡8 年級學生的數學水平達到高級階段，中國台灣地區的比例是38% ，而美國的這個比例僅為7%.另一個旨在對學生素質進行評價的國際教育測試也於2004年12月得出結論：15歲美國學生應用數學技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低於國際平均水平。
2005年，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院和美國醫學科學院的一份題為《風口浪尖上》的報告，可以部分解釋上述現象。研究表明，在1999年只有41% 的8 年級學生接受畢業於數學專業的數學老師的指導，大大低於77% 的世界平均水平。尤其在美國高中的教育中，看上去似乎像一個黑洞，無情地打擊著年輕人的興趣發展，尤其是對想選擇自然科學的女學生。
2005年10月，我和我妻子去紐黑文參加耶魯大學家長周末會，和女兒、女兒的室友和其中一個室友的男友一起吃比薩午餐。我坐在那位男士的對面，他叫艾瑞克。斯特，24歲，在耶魯攻讀納米生物工程博士學位。艾瑞克正是美國教育體系所應該大量培養的年輕人。他的祖父是一個手錶工程師，他父親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醫學博士和教授，他很小的時候就對自然科學產生興趣，尤其是他看到了父親的實驗室並曾和祖父一起製造零件。他上高中的時候，是西屋（Westinghouse ）
科學大賽的決賽選手，在耶魯獲得學士學位，隨後進了研究生院。目前，他在一個政府資助的項目中運用納米技術監測空氣中的毒素成分，這在應對恐怖活動中將會有廣泛運用的前景。我和斯特很快談到了關於美國當代自然科學的教育。
他一開始便提及在座的5 位耶魯大學本科女生，“看看在座的各位，我和這些聰慧的女生一起吃比薩餅，可惜她們並沒有一人與我一樣從事自然科學。”5位女生都是學人文學科的，為什麼？我問斯特。他認為這涉及很多原因。首先，“人們願意做有樂趣的事情。但是像代數或背誦乘法規則表完全是沒有意思的事情，但這些基礎知識是大一新生的必修課，這些東西簡直是無聊透頂而且好像毫無用處。其實，只有到了高年級，你才能得到所謂的樂趣，但是前提是掌握這些無聊的基礎知識。而現在的文化就是直接奔樂趣。”
提及耶魯，斯特告訴我：“我喜歡耶魯，但我的朋友中甚至沒有人對我做的東西感興趣，如果我要和他們交流我做的事情，我不得不把它講得很有趣。耶魯的工作是'製造'總統，而不'生產'科學家。而且總統們並沒有認識到科學的價值，沒有比布什更好的典型了。最近我參加一個婚禮，我大學時所有夥伴現在都是投資銀行家，他們討論他們掙了多少錢。我也開始算計我掙了多少，結果是：一周工作80小時，而1 小時報酬為3 美元。但是，我從來沒有讓金錢左右我的思維方式。”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想成為律師的年輕人人數開始超過想成為工程師的年輕人。接著，隨著因特網的繁榮，在90年代，那些想就讀於商業學校獲得MBA 證書的年輕人數量以壓倒優勢蓋過了想成為工程師和律師的人數。
斯特認為雖然其他國家致力於數學基礎設施建設並從教育系統更具創造性的教育方法中受益，但美國的文化還是培養了一些最具創造力的科學家和工程師。
斯特強調說，這正是為什麼美國小孩必須改善他們在數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基本技巧，同樣，我們也必須加強自然科學的基礎教育，從而保持和激發孩子們的創造性。他認為公立學校取消藝術和音樂課程簡直是瘋狂之舉。 “我生活中所獲得的創造性思維和工作理念，很重要的一個淵源就是音樂。我是一個古典音樂愛好者，基於這點，我領悟到的是努力獨自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像一個體育團隊那樣。這同時也引導你運用新的方法闡釋你的計劃和靈感。”感謝美國的社會能夠“生產”出像艾瑞克。斯特這樣的年輕人，但是我們不能存有幻想：他和他的同事僅是越來越小的一個少數派。斯特補充道：在當今的美國，很多人最大的希望是成為一個醫生、律師或銀行家，而不是工程師或科學家。他擔心的是創新的根基從何而來？
“我們出口的是自己的優勢要素，還是中國的優勢要素？”他問道，“我想確信的是我們應該有自己的貿易產品。”他又重新強調自然科學基礎的重要性，“科學和工程技術許多是有關敬業精神的——不僅願意掌握所有的基礎知識，同時還要繼續堅持一個哪怕已經失敗了20次的實驗。”留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亞洲的學生和美國最優秀“當一個中國的研究生在實驗室遇上我並對我說，學生的敬業精神。'你怎麼這麼努力'，這是我想得到的最大的恭維。”
我希望更多美國的年輕人能夠有這番感慨，但數據統計卻恰恰相反，美國的教育問題不僅僅在數學和自然科學，美國學生簡單的閱讀和寫作能力也在退步。
2005年12月16日，《紐約時報》報導了美國大學畢業生英語讀寫能力的調查結果：大學畢業生在過去十年讀寫能力平均水平是明顯下滑的。這是大學畢業生——而不是那些半途退學的傢伙。 2003年教育部進行的全美成年人讀寫能力測評，是考察美國成年人寫作能力的最重要測試。 《紐約時報》指出，“該測試還發現美國人在英語讀寫中的語法水平大幅下降，而黑色人種和亞裔卻有明顯提高。1992年進行的該項測試顯示，40% 的美國大學畢業生讀寫能力是精通水平，可以閱讀長篇複雜的英語文獻和進行高難度的推理。在2003年的測試中，只有31% 的畢業生是精通水平，而畢業生總數為2640萬……”格羅佛。 J.白貝斯是教育部一個研究所的主任，他負責監測此次測評。
他認為大學畢業生的讀寫能力是下降的，因為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將大量業餘時間花在看電視和上網，“他們的閱讀興趣正在減退，而閱讀正是能提高讀寫能力的有效途徑。”
諱莫如深的秘密之三：進取心的差距我們對電視、視頻和網上游戲的喜愛有助於揭示第三個秘密——這是幾個美國公司的傑出首席執行官悄悄地告訴我的：“當他們把工作轉移到海外，公司不僅節省了75% 的工資成本，同時還得到了100%的生產增長率。”其中的一些原因是容易理解的。
當你把一個在美國地位比較低、收入比較少的工作，如呼叫中心的接線員，轉移到印度後，同樣的工作就變成了高工資、高社會地位的崗位——公司的支付減少了，可是工人的干勁卻比在美國更足了。一家總部在英國的跨國公司的美國籍首席執行官告訴我，“離岸外包不僅可以節約成本和提高效率，同時生產質量和生產力的提高也是巨大的。”除了工資的支出壓縮外，一個班加羅爾的印度工人經過再培訓後，可以做2~3 個歐洲人的工作量，而且這些班加羅爾的僱員不享受10週的休假。 “如果你認為離岸外包只是降低工資支出的問題，”他補充說，“你不會感到驚訝，但事實是，這些工人工作的太努力了，勤奮的讓人害怕。”
從印度回來後不久，一個年輕人在機場接我，他想和我談論一下我寫的關於印度的那些文字。我們聊得很開心，於是我要了他的名片，隨後，我們通過電子郵件不斷交往。他的名字叫邁克。阿爾蓋洛，住在聖安東尼奧，是一名IT系統設計師。由於他從事的是高端的IT系統設計工作，所以並沒有感到來自國外競爭的威脅。從事設計師的同時，他還教書。當我問他，我們需要採取什麼行動才能把競爭優勢保持住，他給我發來了這個電子郵件：我在當地一所大學教書。看到許多學生不思進取地混日子。我感到非常沮喪。我已經教過他們6 個學期的課程，但只會考慮僱用其中的兩個人為我幫忙。因為其他的學生缺乏創造力、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學習的熱情。你非常清楚，印度人相對於中國人和俄羅斯人的最大優勢就是他們講英語。但是如果認為最高水平的印度開發人員比美國同行工作做得更好就錯了。印度人的有利條件是他們可以對一個問題投入大量的人力。我曾經在工作中合作過的印度人都是最優秀的。他們同樣都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並回到了自己的國家，這些人數量眾多，如果你跟隨我參加一天中的各種會議，你就會發現一個明顯的事實，我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和印度人打交道。大部分管理人員還留有這樣一個印象，即所有印度人從事的全部是軟件開發中的低端工作——軟件各組成部分的匯總。但是一些像Linux 的技術的應用，已經可以使他們開始從事較高端的系統設計方面的工作了，而以前，這些設計方面的工作完全被美國人壟斷。這些印度人掌握了沿著。技術鏈。往上爬的方法，並漸漸地達到了與美國人同樣的高度。現在，智能與智能的對抗開始了，印度人咄咄逼人的態勢令人敬畏。
從技術的角度看，世界將變得越來越平坦（如果有可能）。我只在兩個領域還沒有看到印度人的身影，它們分別是網絡設計師和系統設計師，但我心裡清楚，這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印度人是非常聰明的，在與系統設計師的交流中，在討論IT方面的各種難題如何解決與協調的過程中，他們可以快速地學到他們想得到的知識。如果國會通過立法組織僱用印度的勞動力，那麼一些大型軟件系統將出現無人會操作運行的局面。不幸的是，在IT界，許多管理位臵上坐著的並不是技術型管理者，他們或許還意識不到這種局面的嚴重性。我只是一名信息系統方面的專家，不是經濟學家，但我知道，一個高收入的工作崗位需要工人創造出更多的價值。
經濟體系中存在著高端工作崗位和低端工作崗位，但是許多人已經不具備從事高端工作的能力了。不求上進，不願接受更高的教育，結果只能從事些低端的工作，收入自然不會高。這個道理再清楚明白不過了，可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卻執迷不悟。很多美國人想不出來，那些高收入的工作不由美國人來做，那麼還有誰有這個資格呢？我把這種想法稱作。美國人的幻想……
西蒙〃考埃爾曾經對一些應聘的競爭者說他們不具備這方面的能力，那些應聘者卻不相信——不知你是否看到過那樣的場面。我只求有一天，自己不要被那樣不留情面卻千真萬確的話驚醒。
但是如果沒有更早的話，問題從高中就開始了。 2005年夏天，我收到了一封來自華盛頓州一個高中老師Malcolm Davidson的信。內容如下：親愛的弗里德曼先生，我在華盛頓州塔克馬市的一所私立高中教授五年級的閱讀和社會課程。儘管許多學生來自不同的種族，受到良好的教育，大多數孩子還是來自白人、中上階級的美國家庭。我最近剛剛看完了您的新書。其中有兩章的內容。三重匯合。和。靜悄悄的危機。我在您寫出來之前，就已經經歷過了。讀到這些讓我意識到世界真的是平的。真得很希望在您寫這兩章之前就能與您分享我的想法。開家長會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工作，但是我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也會是一個文化的學習過程。兩年前我開的兩個家長會讓我經歷了世界的平坦化過程。一個會議是與Deven 和Swati Vora（猜猜Vora家是從什麼地方移民過來的？）當討論到他們的女兒Sonia 時，他們告訴我，他們認為學校沒有留足夠的家庭作業，而且也不夠難。過了幾天，我又與另外一個從西歐移民過來的家長Irena Mikeladze 會面，她想知道為什麼她的兒子湯姆斯沒有任何自然科學書，而且要學這麼垃圾的科學課程。在連自然科學書都沒有的情況下，我們怎麼能有競爭力呢？這兩個家庭家長的態度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國家特性，讓我思索良久。不幸的是，很多白種的中產階級的美國人卻說，五年級的課程對於他們的孩子來說太難了，孩子們不可能做完作業，沒有時間做一個真正的。孩子……足球、體操、音樂課程和晚餐擠占了他們的學習時間。一些家長甚至要求我和我的同事減輕這些孩子的負擔。這些擔憂過渡的家長們對他們的孩子設定的期望值很低，並且干預教學；他們認為萬事皆好，從不要求更多。
只要他們孩子做得還可以，並且能夠得到樂趣，就算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們學校完全符合11/9的思維模式。作為一所學校，我們要與鄰街或者鄰鎮的學校競爭。
如果家長相信我們比其他的公立、教會、私立學校好，他們就會滿意。但是正如您所寫，我從這兩個家長會中意識到，真正的競爭已不再是來自鄰鎮或鄰州的學校。您是對的，很多時候我們讀在自己欺騙自己。從理論上說，我們已經不再憤怒（除了在拉拉隊，踢足球和彩票沒中的時候）。我們洋洋自得，並且不斷地惹麻煩。不幸的是，國家領導人還在想怎樣才能讓我們的孩子落在後面。堪薩斯和喬治亞州甚至像去掉達爾文課程，增加智能設計！如果某人將耳朵貼近平坦的地球，他就可以很清楚地聽到來自海外的競爭。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們的目標將不能止於做當地最好的學校，而應該做全地球最好的學校。
本質上，在世界開始變平坦化之前，整個美國就是一個孤立的小島——一個鼓勵創新、安全和收入不斷增長的小島。然後，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磁鐵，吸引全世界的資本的智能源源不斷地想其流去。而當你的貨幣變成世界貨幣，每一個人都在挖空心思想要在你家門口工作時，你就會開始將一切當成理所當然的了。
亞洲國家不具備這些有利條件。 2004年的冬天，我在東京與野村綜合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喝茶。我和辜檢測了一下我提出的“平坦係數”：所謂平坦係數是指這樣一個概念——一個國家自身越平坦，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越少，那麼這個國家在平坦世界中的處境就越好。在平坦的世界裡，一個理想的國家是沒有任何自然資源的，因為沒有自然資源的國家無依無靠，所以傾向於挖掘自身的潛力，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這些國家會設法調動起全體國民的干勁、創業精神、創造力和學習知識的熱情，而不是熱衷於挖油井。中國台灣地區在自然條件上，是一個位於颱風頻發海域的貧瘠海島，除了當地人民的干勁、進取心和才華，幾乎沒有任何自然資源。
但是今天，它卻擁有著世界排名第四位的外匯儲備。日本、韓國和中國香港、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成功也都能夠用同樣地理由來解釋。
“我是美國籍中國台灣人，我的父親是中國台灣人，母親是日本人，”辜朝明告訴我，“我生於日本，並在日本接受了小學教育，隨後移居到美國。中國有句俗語：學到手的和吃到肚子裡的東西，別人是拿不走的。在我很小的時候，我的老師就告訴了我這句話。我們永遠不能像美國人和加拿大人那樣生活，因為我們的自然資源十分貧乏。所以我們必須好好學習，努力工作並大量出口產品換回外匯。”
隨後，我讀到一篇由《華盛頓郵報》的財經專欄作家兼記者史蒂文。皮爾斯坦從波蘭的弗羅茨瓦夫發出的報導，該文章的名字是《歐洲的資本主義幕布》（2004年7 月23日），皮爾斯坦寫道：“一塊幕布從歐洲上空拉了下來，把歐洲分成兩半。幕布的一邊是希望、樂觀、自由和對更好生活的憧憬，另一邊則是惶恐不安、悲觀主義、令人窒息的政府管制以及幾種今不如昔的感覺。”皮爾斯坦說，“這個幕佈區分了東歐與西歐，前者正在擁抱資本主義，後者則急切盼望擺脫掉東歐這個與自己分食的競爭者。”
“然而，這一次，很可能是東方會贏。”他接著說，“你可以感覺到那裡的能量和對勝利的期盼。資本和公司大量地進入到這個地區——不僅僅是一些大牌公司像龐把迪、西門子、惠普、豐田汽車和沃爾沃公司，還包括圍繞這些公司形成的供給商網絡。
起初，大部分新的工作都是對技術要求不高的半熟練型工種。現在東歐的工人已經可以從事工程設計等方面的工作了，而這些工作主要是由該地區供應充足的大學畢業生隊伍完成的……大公司到這裡投資不僅可以降低工資支出成本，而且還因為這裡的工人有向上的工作態度，願意做一切必要的工作，即使某些工作的外包會減少工作崗位，即使需要工人在周末加班甚至改變休假安排——在西歐，所有這些毫無疑問會導致長達數月的抗議和談判。西歐的那些人還沒有明白，如果要保住他們現有的利益，需要做多少改變，西歐人面臨的危險是巨大的。他們不知道情況變化的有多快。 .與其說是對財富的夢想，不如說是願意努力工作的決心，願意做一切必要犧牲的決心，和要改變所有需要改變的做法以縮小與西方差距的決心激勵著弗羅茨瓦夫的人們勤奮工作。弗羅茨瓦夫的市長拉法爾。杜特凱維奇說：“榮譽感和堅定的信念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幕布另一邊那個有限的社會對我們的進步感到如此恐慌。'”
諱莫如深的秘密之四：教育的差距——來自基層當你回顧20世紀前30多年的美國，你就會發現我們先進公共教育體系的根源，而在這個系統在平坦的世界中早已過時。 20世紀早期，美國決定通過將權力和責任下放到當地教育委員會來搭建美國的教育體系。我們允許各個社區組織自己的教育子系統，決定其教學、課本等方面，還有自己的薪酬結構——而不是像大部分國家那樣實行教育體系全國化或像德國那樣實行州際化。 “這一方式的影響是，全國的教育系統是由各地教育理事會拼湊起來的一個系統”，國家經濟與教育中心主席馬拉。塔克指出，這樣，相對富裕的人們就可能組織一個“自稅”區，將富人們自己聯合起來，在交納相對低的稅率時，仍然可以使學校每個學生的平均預算水平較高。反之，相對收入較低的人們，則要交納較高的稅率，而花費在每個學生身上的預算卻很低。
同時，在這樣的貧窮社區中，社會不穩定，很難對教育成果有較高的期待。
塔克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高速公路建設補貼和房屋抵押貸款補貼創造了市郊衛星城。 20世紀60年代學校中事實上還存在種族隔離，因為白人家庭大多摒棄了大城市移到郊外，留下的是種族隔離更加明顯的城市（由於種族和階層）。
在所有這些戰後發展起來的美國大都市周圍，衛星城由於種族和階級力量得到了“很好”規劃，同時具備了相匹配的學校區。
毫無疑問，最富有的學校區吸引了最好的教師、校長和課程設計者，以及教育需求最強的父母，而最窮的城區和校區相對應的是最差的教師、校長，還有窮困的必須從事三份工作才能養家糊口的家長（他們幾乎沒有時間輔導孩子的功課）。
與此相比，其他工業國家是根據學校提供的標準課程來提供經費的，而這些經費是從國家財政預算中撥付。
美國總是願意並希望公立學校成為改變一個人社會地位的媒介，貧困人群希望通過在公立學校學習提升自己，使自己有機會進入社會更高的層次。然而，因為經費籌集的不均衡性，現在美國許多地區早已今非昔比，公立學校很多時候得不到經費了。
塔克補充道：“美國能夠維持這個教育系統如此之長在於20世紀30年代是一個大批量生產佔統治地位的時代。的確，我們在製造某些東西上效率十分高，我們那時教育著一批又一批可以從事大批量生產的勞動力，並向那些具有創造性的精英人才注入大量的資金。因此，如果你到一個私立經營學校或富人區的公立學校，你接受的教育更有利於創造力和創新能力的挖掘和培養，然而最差的公立高中僅僅提供給孩子們得到'麵包和黃油'的技能。如果現在也有很多能提供'麵包和黃油'的大批量生產的工作職位，支付不錯的報酬，並且等在高中大門外，所有人過得也不會太差。”
不幸的是，世界趨於平坦化，那些大規模生產的工作已經大量被自動化機器或外來人力資源所取代，對於沒有知識的人而言，體面工作越來越少。比如，30年前，在許多美國城市，製造企業是最大雇主，而今變成了醫藥或技術研發中心。
因此經費不暢、人員貧乏的高中學校走的都是死亡之路。 “那裡不再有未來，”
塔克分析道，“因此，我們必須尋找一個能以更高水平教育我們年輕人的方法。
如果你不提高他們的技能，那麼低技能工人競爭的唯一途徑就是降低他們的工資。 “
諱莫如深的秘密之五：教育資金投入的差距到現在為止，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仍然在大學階段教授理工專業方面和建立大學研究基地方面佔有優勢。 “但是，隨著中國通過其不斷改善的中學和大學教育體系把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培養成材，”巴雷特說，“10年後，中國會達到與美國相同的水平。我們不是在標劃體積的刻度，我們在教育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沒有盡頭，對於各種各樣的新思維，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我們只有兩種選擇，要么是應平坦世界的要求，要么聽憑對自然科學的投資下降。”
英特爾公司董事長克雷格。巴雷特說：“如果美國的科技在將來還能夠保持領先地位，不斷創新並提供工作崗位，那麼政府就應該對基礎研究的投資負起責任來。”
根據一個工作組2004年提供的關於美國技術創新對未來影響的研究報告，不幸的是，聯邦政府撥給支撐GDP 的物理學、數學和工程學研究的資金在1970年到2004年之間下降了37% .2004 年11月，美國共和黨主導的國會通過了2005年年度財政預算。
其中為國家科學基金會編制的預算被削減了1.9%或1.05億美元，而這個部門在聯邦政府中的職責卻是促進科學研究和資助更多更好的自然科學教育。當美國應該為國家科學基金會增加預算的時候，國會竟然砍掉了對科學研究的資助，歷史會證明給我們看，那些人犯下了極為愚蠢的錯誤。 2006年度財政預算在這方面的進展是細微的——2.4%的增長。能源部科技辦公室——美國物理學研究最重要的資助者，在2005年只得到2.9%的預算增幅，在2005年僅增長0.9%，在扣除通貨膨脹之後，實際上是一個“粗暴”的預算縮減。
2006年1 月，全國總工會發布消息說，總統發誓要努力改變教育研究預算減少的局面，我們拭目以待。我們該做什麼？ 2005年10月，國家科學院和美國醫學科學院發布題為《在風口浪尖上》的報告，這是由科學家和企業家組成的專門小組調查研究後得出的報告。該報告認為，為了21世紀美國的發展，在未來7 年，美國聯邦在研究領域的投資每年必須增長10% . 它同時還推薦了幾個新的研究補貼項目（每個項目在未來5 年中每年獲得50萬美元的補貼），以資助大約200 個最傑出的年輕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