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經遇到過類似的情形。每一次，當我們拓展了人類的知識邊界，所有的工作都將變得更加複雜，需要更多認識事物與解決問題的方法。即便如此，我們的社會還是在150 年以前實現了從農業化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的轉變。而且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我們的生活水平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大幅度提高。這一轉變是怎樣實現的呢？我們是通過強制推行中學教育來開始的。
“每個人都應該至少接受中級教育，”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羅默說：“這就是20世紀初中教育普及運動所倡導的目標。”正如經濟歷史學家在各種各樣的研究中所論述的（參考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登和拉里。卡茨的有關研究），科技和貿易的發展使經濟餡餅越來越大，然而更多的份額卻從低水平技術工人手中轉移到了高水平技術工人的手中，通過推行強制高中教育，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成為技術密集型的勞動力，每個人可以從餡餅中分得越來越大的份額。隨著歷史的發展，這項中學教育普及運動得到了政府法案的支持並逐漸發展成為現代大學教育體系。
“這個思想太偉大了，”羅默說，“現在我們所缺乏的就是像當年我們從19世紀向20世紀轉型時，那種政治上的偉大想像力，那種想像力對於我們進入21世紀應對平坦的時機的挑戰是十分重要的。”羅默補充說，現在政府需要做的是，在不能保證大學義務教育的情況下，至少對大學1 年級和2 年級進行補貼。這種補貼對所有的大學都平等對待，不管它是州立的還是社區的甚至技術學校。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平坦，大學教育將變得越來越關鍵，因為技術的普及將使舊的工作崗位消失，新的工作崗位不斷湧現，並且其新陳代謝要比100 多年前的那次轉型中的速度快得多。
讓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大學教育會產生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它可以造就越來越多的能夠創造更高價值的技術工人及新的工作崗位。另一方面，它縮小了從事諸如道路養護、家政維修和星巴克服務生等低水平技術工人的隊伍，而相應的，由於勞動供給下降，這些低技術水平工人的工資可以保持穩定（在我們控制移民的情況下）。在一些城市的主要市區，管道工的工資達到每小時75美元不是一件稀罕的事，因為在這裡，一個好的家政服務人員或廚師是很難找到的。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美國通過培訓工人，限制移民和控制低技術水平工人的供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當前，我們也可以通過同樣的方式壯大中產階級的隊伍而不會導致收入分配嚴重不均。羅默說：“實際上，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國民收入差距並不是很大。然而在最近20年到30年的時間裡，人們的收入水平逐漸兩極分化。這說明，如果你想保持你的相對位置不變，你必須學習更多的技術知識，這樣才有資格從事新的工作。從一名農業工人轉變為一個說著正確的英文並且十分有禮貌的電話接線員相對容易，但隨著這些低技術水平的工作逐漸轉移到印度，從一名電話接線員轉變成一名能夠安裝、修理語音郵件系統或編寫相關軟件的技術人員則是驚人的一躍。
在強調教育體系的高端，即大學教育的同時，加強技術學校和社區學校的教育普及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在高中以後繼續接受教育，否則只有高收入者的孩子們才可能接受新技能的培訓，並在收入分配中得到更大的份額。我們必須增加政府對低收入人群的補貼以便讓每個孩子都有機會在社區學院接受教育，使越來越多的低技術水平的工人接受繼續教育。
肯尼迪想把人類送上月球，而我的願望是把每一個美國人送入校園。
在從就業終身製到終身可被雇傭的轉變過程中，雇主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比如，全球信用卡公司CapitalOne，在過去幾年裡把其後台操作業務轉移到了印度的Wipro 和Infosys . 在全球金融服務市場的競爭中，它必須想盡一切辦法節省成本。於是公司設法向工人們表明公司目前面臨的困境，並告訴人們就業終身是不可能的。隨後，公司設計了一整套方案對受外包衝擊最大的計算機程序員進行全方位培訓，使他們成為多面手，既可以在主系統工作，也可以在分系統工作。
CapitalOne還在業務領域對員工進行了類似的培訓，使員工們從汽車貸款到風險管理樣樣拿手。結果，隨著業務轉移到國外，那些接受培訓後離開公司的工人們在尋找新工作時佔了先機，因為他們樣樣精通，在多個崗位上都有被雇傭的機會。
那些同樣接受了培訓並依然留在公司的工人對CapitalOne來說將更為有價值，因為他們可以以一頂十。
公司基於自己的利益，應設法將自己的員工培養成“瑞士軍刀”，政府還應該對公司給予補貼或稅收刺激，使他們盡可能多地為員工安排學習機會。從在線攻讀學位到公司內部為不同崗位進行的指導訓練。公司提供這些教育計劃所花費的成本是很低的。隨著為員工提供終身學習機會的增加，既可以使本公司勞動力成為多面手，也可以使在裁員中離開工作崗位的工人擁有比自己初到公司時更多的技能，對於公司來講，這也是它們對員工應盡的道義責任。今天，如果在雇主與僱員之間有一種隱含的新型社會契約的話，那麼契約應該是這樣的：你為我工作，在你工作期間，我保證給你提供各種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使你變成更具有競爭力的多面手。
喬治。米勒是一位來自舊金山東海灣地區的資深民主黨議員，他致力於發展當地的公立學校事業。一次他對我說，“教育是一個過程，而非一個地方。”教育能夠而且必須隨時隨地進行——在學校、辦公室、家裡、網上、教室或是你的掌上電腦——通過傳統的教師、自學形式或網上節目等，而無論工作與否，你都不能鬆懈，因為在某個地方，你的競爭者毫不鬆懈。
當我們全力以赴構建我們社會機體時，我們還要繼續從國外進口有益的成分。
讓大多數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印度的、中國的、俄國的、日本的、韓國的、伊朗的、阿拉伯的和以色列的工程師、物理學家和科學家成為美國公民。他們來自東方，受過良好的教育，十分勤奮，而且如果有機會的話，非常願意成為美國公民。
這些人是我們國家所需要的，我們不能讓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把下一個穆罕默德。阿塔拒之門外，更不能把下一個謝爾蓋。布林拒之門外。謝爾蓋。布林是Google的創始人之一，出生在俄羅斯。如同我們的一個從事計算機設計的朋友所說：“如果有一天，一個國外出生的人搶走我的飯碗，我希望他們是美國公民，這樣他們上的稅可以為我支付退休金。”
我希望相關移民政策出台，使每一個在正規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的外國留學生都可以得到一個5 年期的工作簽證。這些博士從事的是哪些方面的研究是次要的，我並不在意他學的是希臘神話還是數學。如果我們能把世界範圍內的各種精英籠絡過來，那麼它們無疑會給美國帶來好處。如果平坦的世界就是一場人才的競賽，那麼我們應該使我們引進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多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比爾。
布羅迪說：“我的工作就像經營著一個棒球隊，不需要經紀人和每個成員都簽訂永久合同。我們在全球範圍內搜索人才，我們要儘自己所能把這些人才聚攏過來，因為他們其中的人將成為巴韋。魯思，不能讓這樣的肥水流到別人的田地。”
好脂肪——緩衝機制雖然在平坦的世界裡，全球範圍的競爭會導致舊式企業和政府為人們提供的安全網逐漸消失，但是在人們強壯肌肉的同時，一些脂肪還是要予以保留，甚至增加。就像擔心自己膽固醇水平的人們所知道的，有些脂肪是有益的，每個人都需要一定量的脂肪。在平坦的世界裡，一個國家的社會機體的構建也是如此。社會保障是有益的脂肪，而導致人們好吃懶做的過高的福利政策就是多餘的贅肉。我的具體建議是，在平坦的世界裡，我們應該推行薪金保險制度。
加利福尼亞大學生剋魯斯分校經濟學家洛里。克萊策的研究指出，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製造業中，2/3 因受國外競爭而失業的工人在其新崗位上掙得比原來少。 1/4 的工人在新崗位上的收入比原來下降30% . 因為任何原因而失去工作對於工人和他的家庭來說都是一個重創，尤其是對於那些年齡比較大的工人，因為他們對新技術的接受能力比較差或者因為受教育程度較低而不能從事更高技術水平的工作。
薪金保險制度最早在1986年由哈佛大學的羅伯特。勞倫斯和布魯金斯學會的羅伯特。 E.利坦在一本叫做《拯救自由貿易》的書中提出。該思想提出後並沒有引起多大重視，直到2001年經過克萊策和利坦的討論後才受到追捧。當時，美國兩大政黨的委員會就減少貿易赤字問題進行爭吵，除了薪金保險制度，雙方在導致貿易赤字的原因和如何解決赤字的方法上沒有達成任何一致，這反而成就了該制度的政治地位。
勞倫斯說：“在貿易中自然會有贏家和輸家，我們所考慮的是創造一種機制，使得贏家可以對輸家進行補償，特別是對那些在新崗位上發現自己的工資收入比以前大幅下降的工人進行補貼。”他還揭示了這一思想的形成過程，即每個人都有“綜合素質與特殊技能”，兩者取得的報酬是不同的。當你轉換工作後，你就會發現這一點。
你也許上過大學，取得了註冊會計師資格，或者你上過高中，具備運行機床的能力，你的這些技能將在工資中得到體現。但是假如有一天，有關車床方面的工作轉移到了中國，有關會計方面的工作轉移到了印度，而你則不得不去找新的工作。由於你在使用車床和進行會計核算方面的能力對於新崗位來說沒有用武之地，你的老闆只能根據你的綜合素質（學歷級別）為你開工資。薪金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內部分地補償你新舊工資之間的差額，而你在這段時間內可以學習新的特殊技能。
失業保險可以減輕失業給工人帶來的痛苦，但失業保險對工人們最關心的新崗位的工資下降和無力繳納健康保險的問題卻無能為力。工人要想獲得薪金補償必須滿足三個標準。第一，造成企事業的原因必須是原工作崗位轉移到國外、行業規模縮小或工廠倒閉。第二，至少在原工作崗位上工作了兩年。第三，工人找到新工作後才能得到補償，這樣做是因為可以刺激工人加快找工作的進程而不是坐享福利。此外還可以增加工人接受邊工作邊接受培訓的機會。邊工作邊接受培訓永遠是工人學習新技能的最好方法，它不像政府組織的再就業培訓，由於不管找工作，即使完成培訓，依然擺脫不了事業的困擾。
滿足條件的工人將接受為期兩年的補貼，該補貼補償原工資下降幅度的一半（每年超過10000 美元）。克萊策和利坦還建議政府為失業工人支付一半的健康保險，為期6 個月。薪金保險制度比傳統的由各州政府提供的失業保險好得多，後者提供的金額只相當於原工資的50% ，期限只有半年，並且對工人新工作工資下降的問題不聞不問。
克萊策和利坦補充說，雖然失業的工人有權從原雇主那裡繼續購買健康保險，但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他們往往難於使用這個權利。儘管失業的工人參加再就業培訓後可以得到額外的為期一年的失業保險，但並不能確定得到工作。而且所謂再就業培訓是漫無目的的，不如邊工作邊培訓有用。
基於這些理由，薪金保險計劃成為在平坦的世界裡失業工人的緩衝器。並且，這項計劃在財政上是可以負擔的。利坦估算後認為，在失業率為5%的情況下，薪金保險計劃和健康保險補貼每年會花掉政府80億美元，考慮到其巨大的正面影響，這點花費是微不足道的。當然，傳統的失業保險不會被取消，而適於薪金保險並行，工人可以在兩者之間選擇，但後者的推行可以通過促使工人更快地找工作減少政府在失業保險方面的支出。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要施捨憐憫？為什麼不清除所有的贅肉、摩擦和障礙？
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不對弱者適當地照顧不僅是一種殘忍的做法，而且還是一種愚蠢的做法。這種做法在政治上會後患無窮，世界平坦化會在弱勢群體中產生大的騷亂，政治上的不穩定甚至會導致經濟陷入長期衰退。
像平坦世界的轉變將會給很多人帶來壓力。正如電子貿易技術主管喬舒亞。
S.萊文告訴我的：“有時你知道如何度過艱難時期，而你需要緩衝，可是別人不願給你緩衝。在'9.11'事件之後，那些航空公司的工人們，正在經歷這種過程。
管理層和航空工會進行了4 個月的談判，最後管理層說，如果工會不同意削減20億的薪水和福利，他們將關閉航線。這次較量之後，工會不得不接受了條件。我聽了這個故事後不禁大笑，因為我知道，幾個月後，經理層肯定會回來要求重新談判……沒完沒了。
沒有人強迫我每年削減自己的工資。我們只知道每年人們都希望收入更多花費更少。
如果你是納稅人，政府希望你交的稅額年年遞增，如果你是節儉者，你希望每年的存款步步攀升，沒有人希望這種趨勢逆轉或停止。 “如果社會不能協調好這些關係，那麼相應的政治力量就會介入，在世界平坦化過程中保護主義勢力就會抬頭，而且這些勢力會用粗暴的方式保護弱者、以防止生活水平降低的名義阻止世界平坦化的成果。墨西哥前總統埃內斯托。塞迪略在推動墨西哥進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時，就面臨著如何對待市場失敗者的問題，因而對這個話題十分敏感。他跟我說：”對於平坦化的過程，你很難真正停止它，但卻可以暫時停止它，也許你不能停止它的所有方面，但你可以把速度放緩。用25年還是50年完成這個過程，結果會有很大的不同。在此期間，2 至3 代人原本可以從貿易和全球化中得到好處，結果卻空手而歸。 “
塞迪略說，要永遠記住這些問題背後的政治因素。 “在過去的50年裡，有許多正確的政治決定使這個世界沿著正確的軌跡發展，但是，有些政治決策會讓世界偏離正確的軌道。”
俗話說：如果你支持共和黨，那麼在投票時要說些民主黨的好話——照顧一下失敗者和後進者。真正的平坦主義者應該具有同情心。
社會行動主義一個新的話題是跨國公司和他們道德良心之間的關係。有些人可能會嘲笑我居然認為公司會有良心或者居然期望公司有良心。然而，一些公司確實有良心，一些公司正在培養自己的良心，只因為一個簡單的理由：在平坦的世界，在全球範圍內的供給鏈上，跨國公司與其所在國家民眾之間的力量平衡越來越向這些美國人建立的跨國公司傾斜。因此，這些公司擁有了比地球上任何一家機構更大的權力，不僅創造價值，而且傳播價值。社會活動和環境保護方面的積極分子可以通過與跨國公司的合作獲得雙贏，公司得到更多的利潤，人們的生活環境更加和諧。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義者非常希望促成這類合作。
我舉幾個例子。為什么生物多樣性會遭到破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農業生產。
其實從事農業生產的工人並沒有想去破壞生態環境，他們只是進行正常的工作。
所以，人們在哪裡耕作和捕魚對於保護物種和其棲息地來說十分重要。國際環保組織是世界上在環境保護方面最大的非政府組織之一，其主要任務就是保護生物多樣性。該組織也一直盡可能地設法與大公司合作，因為大公司在全球活動中扮演著主要角色，大公司的行為會對環境產生巨大影響。在2002年，麥當勞與國際環保組織合作，利用麥當勞在全球的原料訂單（包括牛肉、魚、小雞、豬肉、麵包、萵苣、番茄和馬鈴薯）
推動環境保護。 “我們和麥當勞考察了一系列環境問題後認為通過這樣做，食品供應商們可以以很小或幾乎為零的代價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國際環保組織高級副總裁格倫。普里科特解釋道。
麥當勞隨後會見了其主要供應商，並與他們及國際環保組織一起起草了關於原料供應方面的方針，該方針被麥當勞稱作“對社會負責的食物供應”。普里科特說，“從事農業和漁業生產的公司是追逐市場利益的。環保主義者所面臨的挑戰是，面對這樣成百上千的決策和決策者，到底採用什麼樣的方法實現保護環境的目標”，“所以我們尋求與我們合作的跨國公司，讓他們把手中的貨幣選票投給那些產品符合環保標準的原料供應商，這樣做對跨國公司有益無害，同時還保護了生物多樣化。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與更多的公司合作。 .人類沒有一個全球政府來處理保護生物多樣化的問題，所以你必須與有影響力的機構合作，麥當勞就是其中之一。”
由於麥當勞的合作，國際環保組織看到了其供應商在環保方面做出的努力：水體保護，節約能源，污水處理以及漁業生產管理水平都有所改善。然而現在就得出結論還為時尚早，只有在幾年之後，經過對相關數據的分析，人們才可以斷定，上述做法是否真地對環境產生了有益影響。從理論上說，通過與跨國公司合作在全球範圍內傳播價值觀念是十分有意義的，但就是實際操作方面，時間才是檢驗效果的唯一手段。
當然，這種形式的合作不能也不應該替代政府對相關問題的管理，政府也不能因為這種合作的存在而逃避自己應盡的職責，只不過這種合作使政府的政策得到了貫徹執行。
對於那些只關注以法律加強監管的人來說，他們經常忽視一個事實是，由於明里暗裡的抵制，違背農業生產者意願的強硬政策往往得不到有效執行或者根本從未執行過。
麥當勞在這個合作中得到了什麼好處呢？這是它通過扮演世界良民來提升自己形象的絕好機會，是一次徹頭徹尾的商機。有時候，改變世界的最好方法就是對世界舞台上的“主角”誘之以名利，而不跟他們講什麼大道理，讓他們在得到利益的同時成就了我們的夢想。大道理雖然冠冕堂皇卻不誘人，只怕你等到花兒也謝了，那些商人也是無動於衷。國際環保組織還與星巴克進行了類似的合作，對為其供應咖啡的農場主制定環保標準，並通過與各類機構的辦公用品管理部門合作規範了紙製品供應商的行為。
“這種合作消除了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敵對情緒，”普里科特說。正常情況下，環保主義者和農場主勢不兩立，每一方都希望政府制定有利於自己的政策法規。而政府政策通常傾向於經濟發展優先。 “現在，我們這個非政府組織有了一定的影響力，而我們想通過使用這種影響力做一些對環保有益的工作。但是我們認識到，要達到這個目標只有通過促進環保人士與農場主之間的合作，”普里科特解釋道。
按照同樣的邏輯，作為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義者，我很希望在每一個電器商品上看到有關標籤，上面註明其是否符合惠普、戴爾和IBM 聯合製定的生產標準。
在2004年10月，惠普、戴爾和IBM 與其主要電腦零件供應商和打印機零件供應商聯合製定了對社會負責的全球生產標準，以減少其在產品生產過程中對社會各方面造成的不良影響。這套新的電子工業生產標準包括：禁止行賄受賄、禁止使用童工、禁止盜用品牌和欺詐、禁止侵犯知識產權；對工業廢水、對人體有害的原料、污染物的管理條例；工傷報告製度。與惠普、戴爾和IBM 有合作關係的一些大型電子製造商如天弘集團（加拿大），Flextronics （新加坡），捷普集團（美國），Sanmina-SCI （美國）和Solectron 都參與了該標準的製定。
惠普公司要求所有零件供應商都執行這套標準，儘管在達標的具體時限上可根據不同情況靈活調整。 “對於總是不能達標的企業，我們準備與他們終止合作關係，”惠普公司女新聞發言人莫尼卡說。到2004年10月，惠普公司已經對它的250 個供應商中的150 多個進行了評定，包括來自中國、印度、墨西哥、東南亞和東歐的零件供應企業。惠普還和戴爾、IBM 成立了指導委員會，監督標準執行情況並對違規者進行懲罰。儘管對每一個零件的生產都做出了具體要求，但這些跨國公司仍然要關注這些標準的執行情況。但不管怎樣，在創造產品價值的同時，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創造社會價值，可能成為未來的潮流。
“當我們開始依靠其他海外供應商來承擔我們產品的大部分生產時，我們意識到有責任對他們的生產行為進行管理，”惠普公司主管全球合作事務的高級副總裁德布拉。鄧恩說。首先，這是惠普眾多客戶們的需要。 “顧客們很介意，在這方面，歐洲的顧客一直走在前面。並且，隨著跨國公司的信任度逐漸降低，人權組織和各種非政府組織正在逐漸增加其全球影響力。他們說：”你們有足夠的影響力，你們是全球性企業，你們的行為將會在環保和人權領域為那些新興市場樹立榜樣。 '“他們說得對，而且如果需要的話，他們可以藉助因特網擴大輿論，給跨國公司造成壓力，迫使他們合作。
鄧恩說，“當你擁有像惠普和麥當勞手中那樣大量的貨幣選票時，人們十分想和你做生意，這時你便獲得了為他們制定標準的權力，因為你可以用貨幣槓桿撬動他們，所以你有責任行使這個權利。”跨國公司為新興市場製定標準還有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新興市場中，機關地方政府也想在環保環境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因為從長遠來看，這些努力十分重要，但由於就業的壓力太大和財政預算的嚴重不足，政府對這些領域往往無暇顧及。鄧恩說，像中國，那裡的管理者和生產者沒有動力為自己制定嚴格的標準，這就需要類似跨國公司聯盟這樣的外力對他們施加壓力，以促使他們關注產品價值的同時也關注社會價值。在我寫的《凌志車與橄欖樹》這本書中，我把這種價值創造模式稱為“合作革命”或突破性革命。
鄧恩說：“我們以前經常說，期望有一天，生產者能夠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
但是現在，各種權利的不平衡使得這種想法不切實際。 “如果當地政府不干涉，沃爾瑪和惠普可以為所欲為。就惠普的強大實力而言，其談判桌上利用經濟槓桿撬動當地法律的尊嚴是不道德的。 .然而我們可以通過下游企業、僱員和消費者把含有新價值觀念的生產標准在全球傳播，這種做法有廣泛的前景。
鄧恩還說，在中國，本地公司為了能夠拿到惠普、戴爾和沃爾瑪的訂單，在彼此之間會展開激烈競爭。儘管勝出的企業要按照跨國公司的嚴格標准進行生產，但大量的穩定的產品需求可以保證其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結果，惠普利用手中的經濟槓桿提高了中國製造商的生產標準，而中國製造商也願意這樣做，因為他們知道，一旦他們達到了惠普的要求，他們也就有能力從戴爾或索尼那裡得到訂單。
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義的倡導者要讓消費者知道，他們的購買決定和購買力具有政治意義。作為一個消費者，每當你作出一個決定，你實際上是在支持一系列的價值觀念。你在對“到底是消除障礙與摩擦還是保護它們”進行投票。進步人士應該讓消費者了解這些意義，從而使更多人投出正確的一票，支持全球合作。
撫養如果不討論改善撫養方式的問題，那麼關於有同情心的平坦主義的討論就不完整。
幫助人們適應平坦的世界不僅是政府和公司的責任，也是為人父母者的責任。
他們需要知道自己的孩子成長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裡，以及為了讓孩子將來活得更好，他們應該做些什麼。簡而言之，我們要求新一代父母不再溺愛自己的孩子：現在不比從前了，你不能再讓孩子瘋玩，你應該關掉電視機，把MP3 播放器扔到一邊，讓孩子好好學習。
那種認為權力是理所當然的，認為我們曾經在全球商業、地緣政治和奧運會籃球比賽中佔絕對優勢因而這種優勢必將永存的想法，認為溺愛勝於打屁股的想法，認為孩子在學校時應該被保護在蜜罐裡，任何困難、失望與緊張的情緒對他們造成的傷害，對於美國社會來說都是正在擴散的癌細胞。如果我們不扭轉這些觀念，我們的孩子們將會在平坦的世界裡遭到來自社會的巨大打擊。政客們制定政策是必須的，但父母們也應該承擔起這份責任。
在本書初稿出來後不久，我的妻子（一位學校教師）交給我一封寫給《紐約時報》（2005年9 月1 日）的信，這封信是對我的同事鮑勃。赫伯特寫的關於美國教育的專欄的一個回應。這封信準確地表達了我的感受：“致編輯：鮑勃。赫伯特寫道，'我認為我們正目睹一場教育危機'……作為一名老資格的中學英語教師，我同意這種說法。但是我們在學校目睹的危機在美國家庭中能找到根源，這些家庭漸漸疏遠了書籍和印刷品，孩子們沉溺於電視、計算機和娛樂性的電子遊戲，並看到他們周圍的成年人也是這麼做的。對於許多學生來說，感官刺激取代了閱讀。一個人若不成為合格的讀者就不能具備紮實的寫作技能；這些技能的欠缺導致他們在標準化考試中滿盤皆輸。
教育開始於家庭：家庭裡的閱讀是有價值和必需的；在這兒，父母鼓勵孩子努力工作；在這兒，父母親自參與學校的工作並對孩子的成功抱有極高的期望。
如果沒有這些基礎以及家庭的持續支持，教師發揮作用的範圍只能局限在學校。
朱。安。普瑞斯，弗里霍爾德（Freehold），新澤西。 “要想讓你的孩子同全球脫穎而出的精英競爭，你應該做那些準備呢？獲得諾貝爾獎的加州理工學院校長大衛。巴爾的摩很清楚。他告訴我，他很震驚地發現幾乎所有來到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生都來自於公立中小學而不是私立學校。因為在私立學校裡，人們被灌輸這樣一種思想：因為你來到了這裡，所以你是人上人。
“我注意到這些來到加州理工學院讀書的孩子。他們的家庭鼓勵他們努力工作，並告訴他們掌握知識才能成就大事。”巴爾的摩說，“我對這樣的父母十分讚賞，因為孩子考入公立學校往往被人視為失敗。而孩子真正的培養，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的潛力。我想，在培養教育孩子方面，我們的國家需要一場革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移民到美國的父母們在這方面做得更好，“我們學校三分之一的學生有亞裔血統或是剛剛到美國的新移民。”巴爾的摩說。到加州理工學院就讀工程學的學生大部分是在國外出生的，其他系裡也有相當比例的學生來自國外。 “在讀生物學博士後的人中，中國學生佔有絕對優勢，”巴爾的摩說，難怪在今天所有的大型科學會議上，大多數有關生物科學最前沿領域的研究報告里至少會有一個中國作者。順便提一下，入讀麻省理工學院的孩子中有近90% 是來自於雙親家庭，在這些家庭裡父母雙方都能夠幫助引導孩子少走彎路。
2004年7 月，喜劇演員比爾。科斯比借出席傑西。傑克遜的彩虹聯盟和公民教育基金年會的機會指責美國黑人父母不教給孩子們正確的語法，指責黑人孩子不求上進。科斯比曾經聲稱：“所有人都知道說英語的重要性。嘴裡說著一口爛英語，你是當不了醫生的。”科斯比告訴那些不珍惜機會的黑人：“你應該停止毆打你的女人，因為你連一份工作也找不到，因為你不想接受教育，因為你只是在享受著政府補貼給你的最低工資保障。當初你上高中時應該多想想你的未來，因為那時你還有機會。”當科斯比的言論遭到大量的批評時，傑克遜教士為他辯護：“比爾是說，你們應該知道自己哪裡不足，然後有針對性地提高自己，使自己有能力參與到那場公平競賽中去。
醉鬼不明白這個道理，無知的人也不會明白。 “不錯，美國應該逐漸地讓所有的公民有能力參與到平等競爭中，但不是通過抑制先進，不是靠自暴自棄，而是靠激勵後進者。科斯比的話不管是對黑人、白人、窮人還是富人都是發人深省的。教育，不管是來自父母的，還是來自學校的，都不應該僅僅是課本知識，還應該包括人格培養。因為父母、學校和文化確實能夠塑造人。在我的生命裡，除了家庭，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是我在高中時的新聞學老師哈蒂。M.斯坦伯格。她把新聞學的基本原理傳授給學生，但絕不是簡單地告訴你如何寫一篇內容提要或抄寫一段引語，而是教會你如何用專業的方式來思考，這才是最重要的。
她教我課程並擔任校報顧問是在20世紀60年代，那時她已經將近60歲了。她的形象並不“酷”，但是我們在教室裡圍繞著她，就好像是在麥芽店裡圍著“狼人傑克”。我們也說不出是為什麼，但就是願意聽她高談闊論地演說，願意接受她的訓練，願意聽她的教誨。她給人的感覺是那麼清澈，充滿原則。我筆直地坐著，頭腦裡想的全是她。我們的孩子將逐漸地與中國的、印度的和其他的亞洲孩子們開始近距離地競爭。對於像哈蒂那樣塑造孩子人格的方法，亞洲孩子們的父母比美國父母們理解的更為透徹。我並不是建議開展軍事化教育，但是我建議應該用更多方法把我們的年輕一代拉出安樂窩，去做他們應該做的事，現在的短痛可以換來長久的收穫。
不幸的是，美國缺乏一個有遠見的領導人，願意號召我們的國家做一些艱苦的工作——放棄某些東西，而不僅僅是攫取；為了未來的國家利益犧牲一些，而不僅僅是為了今天活著。但是或許我們有這樣的領導人是因為我們自己不爭氣。
保羅。 A.薩繆爾森是來自於麻省理工學院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的教科書在近50年裡影響了一代代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他少有地接受了德國明鏡周刊題為《全球化：新世界》（2005年12月）的採訪。當被問及如何看待美國經濟的未來時，薩繆爾森回答說：“我們處在領先的位置，但是其他人和我們的差距漸漸縮小。美國作為領先國家的地位變得越來越脆弱，因為我們已成為一個低儲蓄的社會。我們是一個只關注自我和眼前的社會，不考慮他人和明天。我認為問題出自選民而非領導人……過去的聰明孩子都在玩有挑戰性的拼字遊戲，今天的孩子在看電視，有太多分心的事，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只關注自我和眼前的另一個原因。”
如果這是一次演習，我認為我們的領導人和父母沒有盡其所能地為我們的年輕人應對未來的世界做好準備。 “我們就像是一個盛滿了3/4 液體的玻璃燒杯，裡面的液體就是我們的財富，”史蒂夫。喬布斯，蘋果電腦的創始人，美國最偉大的革新者之一說道，“在旁邊就是這個更大的燒杯，但是它盛的更少。我們今天正在做的就是用一根管子把這兩個燒杯連接起來，之前我們從未這樣做過。”因此，他說，除非我們能夠繼續保持非凡的創新性，否則我們的生活水平幾乎注定要下降。
但是，喬布斯補充說：“我擔心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太遲了。因為學校系統不會在短期內得到改變，我們可能是在為過去20年的漠視付出代價。”喬布斯注意到他的公司最近決定在中國建一家主要工廠，令他驚訝的是中國政府在做出為工廠選址、提供資金資助建廠、幫助組織勞動力等決策時的迅速。 “奇蹟，就是那樣，15年前或是10年前在德克薩斯或美國其它地方會發生這種事情。現在它發生在中國。所以液體已經開始從一個杯子流向另一個杯子。當他們開始設計產品時，液體將會流出的更多。我是一個對美國未來保持樂觀的人，但當我們看到羅馬城已燃燒時，再做一個樂觀主義者就很難了。”
史蒂夫。喬布斯的呼籲是一個結束本章的合適地方，這一章是從肯尼迪總統動員全國，迎接把一個人送上月球的挑戰開始的。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都在付出同樣的努力——號召美國人去做他們能做得最好的事情，那就是創造未來。
2005年10月24日，《時代》雜誌發表了有關蘋果電腦最新發明的封面故事。
封面是喬布斯手持最新款的蘋果掌上電腦，這款電腦能播放視頻和音樂。大字標題是這樣寫的：“總是知道下一個是什麼的人。”這正是美國在一個平坦的世界裡保持繁榮的唯一途徑——如果我們能持續地發明下一個新的東西。我的朋友傑里。勞是一位印度企業家，他又一次說，對印度和中國來說，未來是非常清晰的。
他們準確地知道他們未來將要幹什麼。 “我們在未來將要做美國今天正在做的事情，而美國的工作是去創造未來。”美國的工作不是去和印度、中國爭奪舊的中產階級工作，而是創造新的中產階級工作崗位乃至更多。 “這是很難的，”傑里補充說，“因為你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樣子的，”也因為你必須迅速樹立堅定的信念，認為自己總是能夠創造出下一個新的東西。
然而這是我們的任務，也是我們最好的希望。肯尼迪總統理解了這一點。史蒂夫。喬布斯、馬克。安德瑞森、雪萊。安。傑克森、邁克爾。戴爾、科瑞格。
巴瑞特和比爾。蓋茨都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保持我們生活水准上升的唯一途徑是建立這樣一個社會，這個社會能培養出大批持續創造未來的人。但隨著知識的高速發展，創造未來成了一件越來越難的任務——一件需要合適的教育、恰當的基礎設施、適當的雄心、正確的領導和正確的撫養的任務。這需要使我們整個國家全神貫注地迎接這種挑戰。
時不我待，如果我們不去創造，其他人會去創造。因為正如傑里。勞告訴我們的，印度和中國在明天將會做美國今天做的事，但是藉助於平坦世界的這個平台，當後天來臨時，印度、中國和其他國家也將會去創造未來。正如我試圖強調的，把我們帶入這個平坦世界的全球化3.0 版並不僅僅是全球化2.0 版的加強版。
它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模式。它遠不是發達國家進入更多市場或獲得更多廉價勞動力這麼簡單。它是一種程度上的巨大差異低成本相互聯繫的程度，個人能力的程度，合作的全球化網絡的程度都今非昔比。它改變了我們的競爭能力以及競爭方式的所有內容。 2005年11月刊登於《商業管理期刊》上的一篇題為《我們正在享受全球化的好處嗎？ 》的文章很好地概括了這種差異，它注意到了平坦的世界賦予了站在高處的人把低成本勞動和高技術結合起來的能力。我們以前從未見過這種結合，這件事情本身已經對發達國家構成了挑戰。然而印度和中國還在為低成本勞動和高技術增加更多新的東西：無拘無束的想像力，也就是高度的革新和創造能力。他們首先將會用廉價勞動力、高技術以及重新構想未來的高度創造力去解決自身的問題。接著他們將會關注我們的問題。我們必須有更多能做同樣事情的人。所以，最後一次，我還要提醒大家：這不是演習。
The World Is Flat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Flat World
發展中國家與平坦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