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泡沫破裂後，該學院的入學率開始大幅下降。曾任惠普公司首席技術館的院長李奇。德米洛（Rich DeMillo）指出：“當時每個人都讀到了大量工作流失到印度和中國的文章。家長們關心的首要問題是，'如果所有的編程工作都外包到國外，我的孩子畢業後乾什麼呢？'”於是德米洛和副院長莫里豆。弗斯特（Merrick Furst 從伯克利的國際計算機科學研究所引進的人才）開始走訪企業界名流，向他們提出兩個簡單問題：公司希望僱用什麼樣的人才，計算機專才怎麼被用來給公司帶來價值？他們拜訪了CNN 在亞特蘭大的總部，發現網絡已將大量的數字和模擬內容連接起來。很明顯，如果計算機專業的畢業生能通過電腦管理所有這些內容，並找到運用這些內容的各種途徑（比如電視、手機、視頻iPod或網站），這些能運用技術講故事的畢業生將很容易找到工作。
認識到這一切後，2004年德米羅和弗斯特重新提出了計算機專業的相關要求，並將它們總結為9 條“線”。每條線都將計算機技能和其他領域的一項技能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知識的綜合體——這才是真正能創造價值的東西。 “'線'代表課程設計不再是垂直方向，不再一直傳授給學生一套固定技術和知識為目標，”
弗斯特在他的課程介紹中解釋說：“'線'代表著水平方向，其目標是讓學生廣泛積累各種技能和學習經歷，這些都是他們在充滿競爭的概念時代必需的生存之道。'線'提供了一套與直覺有關的、靈活且互相強化的課程，這些課程可以讓學生刻畫自己的獨特未來。”
這9 條線分別是計算機和智能、計算機和實時方案（embodiment）、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計算機和平台、計算機和信息、計算機和人、計算機和媒體、計算機和建模、計算機基礎。今天，要想拿到喬治理工學院計算機專業的學位就必須得到兩條線。
以“計算機和媒體”這條線為例，它要求學生必修計算機科學、溝通學、協作和文學等幾門課。弗斯特說，這條線要教會學生“怎樣才能通過科技給人們講故事和創造體驗”。你在課堂上會接觸從計算機圖表到《哈姆雷特》、從人類感性認識到互動小說引擎等諸多話題。因此，比如說，如果你想成為頂級遊戲設計師，你就可以從這裡開始。
“計算機和人”這條線讓學生具備一定的理論和計算機基礎，幫助他們理解以人為中心的各種設計、建築和評價體系。選擇“計算機與人”這條線的學生可能也會選修“計算機與化身”，這樣他們就可以研究人與機器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了。這9 條線之間的排列組合幾乎和星巴克里的咖啡種類一樣多。
德米洛在介紹這一項目的文章中寫道：“假設喬治理工學院一名計算機畢業的大二學生對計算機安全問題感興趣。他可能會將'計算機和信息'這條線（學會數據存儲、恢復、解碼和傳遞）同'計算機和人'這條線（了解人們使用科技的方法和學會嘗試與人有關的各種試驗）結合起來……他會精心準備一個有價值的計算機身份，設計、發明和建立安全的計算機系統，讓人們可以安全地管理他們的信息。”德米羅還表示，不管是單條線還是組合在一起的線，其關鍵之處在於提供了一套技術模式和學歷基礎，讓畢業生能超出狹隘模式創造價值——這種技術模式在平坦世界的新興市場模式下肯定很有價值。
德米羅還補充說，25年前計算機學科很簡單，“幾大類之間界限清楚——硬件、軟件和計算程序——你只要通曉任何一類，就能找到工作。你只需做好最擅長的那份工作，就能大展鴻圖。你可以負責硬件，可以對系統軟件編程，或者主攻應用計算程序。25年後的今天，硬件、軟件和計算程序之間沒有清晰的界線，相反現在又出現了商務流程、改變管理和ERP . 這些都是水平性質的關係，並且處於不斷地變化中。
如果你是教育界人士，你將怎樣應對這些變化？在對學生的要求中，有一些是保持不變的：講故事的能力，開發智能化產品的能力和創立網絡的能力。這些要求是恆久不變的。但現在不同的是，你們必須將所有這些要求水平地匯總到一起。我們的9 條'線'就是這樣的合理匯總。這也是你們需要以這種方式管理整個大學的原因。將各系分割開來的理念本身就是愚蠢的。你們確實需要改變整個方法，這並不是修修補補就能解決的問題。 “喬治理工學院模式是對平坦世界的認可，它認識到平坦的世界已為各種類型的水平合作提供了工具。因此，學校最好能確保將這些工作和合作觀念融入教育過程。
“這種融合必須體現在各個課程中，”弗斯特稱，“它不可能是某一門課程，否則我們將永遠不可能讓富有競爭力的人群占到人口的很高比例。”
美國仍將勝出如果上述這些就是進入新興中產階層的工作和路徑，美國作為一個整體是否創造了好的大環境呢？從理論上來說，我們已經具備了提供這些工作和培養平坦世界所需各種人才的能力。是的，我們的確有這種能力。
讓我們記下這份清單。首先，我們擁有相對靈活、放鬆管制的自由市場經濟，在各州和大學之間有很多試驗和競爭——比如喬治理工學院。美國經濟的靈活性是一筆寶貴財富，特別是在為保持競爭力必須不斷調整變化的情況下。迄今為止，美國既沒有屈從於經濟保護主義者（保護本國就業機會），也沒有降伏於國家安全保護主義者（排斥外國勞工）。正如南卡洛萊納州參議員吉姆。德明特（Jim DeMint）
告訴過我的那樣，我們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試圖“保護通往繁榮的道路”。
我們應當保持這種開放性和靈活性，這是至關重要的。美國文化中甘於推翻舊事物、一切重頭再來的特點讓我們在平坦時代具備了很多優勢，因為在平坦的世界里為了推動創新和增長，我們必須更加頻繁地除舊迎新。過去我們從農業時代過渡到工業時代，然後從工業時代過渡到服務業時代。現在我們需要進入下一個階段——將服務配送到世界各地。過去的每次過渡都會以特有的方式帶來痛苦，但是那時候我們都能比其他主要經濟體更快、更有效地渡過難關，這是因為我們具有開放靈活的特點，我們讓市場自主調節市場確實起到了調節作用，儘管也給很多人造成了痛苦。這次向平坦世界的過渡將造成更多痛苦，因為它很有可能觸及更多的白領工人。不過，現在決不是停止過渡的時候。
“你們（美國人）已具備一切條件可以從舊的中產階層進入新的中產階層，”
Infosys 的南丹。奈里卡尼說，“如果你們先完成這個過渡階段，你們將成為勝者……
（不過），如果人們感到驚慌並開始實施保護主義措施，你們就會失敗。這是個信仰的問題——你們必須相信這會發生。 “在靈活性的庇保之下，美國擁有無數的製度優勢。首先，美國擁有很多具備科研能力的大學，它們源源不斷地提供試驗結果、創新成果和科學突破——從數學、生物學、物理到化學。”我們的大學體係是最好的，“比爾。蓋茨如是說，”我們給大學提供研究基金，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高智商的人匯聚於此，我們讓他們進行創新並將他們的創新成果轉化為產品。我們實行風險激勵機制。我們的大學體系富有競爭力並且敢於嘗試。他們能試驗不同的方法。有100 多所大學對機器人技術的發展做出過貢獻，但每所大學都指責別的大學是錯誤的。這說明美國的大學體係是十分混亂的，儘管如此，它仍是世界上各種創新的巨大引擎。
在聯邦政府稅收資金的資助下，再加上慈善事業的捐贈美國的大學體系還將繼續興盛下去……我們除非犯了最愚蠢的錯誤，否則財富不會停止增長。一個聰明的辦法是，我們可以利用大學教育體係來更快地增加絕對財富。 “網絡瀏覽器、MRI （磁共振影響）、超高速計算機、全球定位技術、太空探測設備和光纖電纜等新發明都只是基礎大學科研項目的一部分。波士頓銀行的經濟部曾做過名為”麻省理工學院：創新的影響“的研究。得出的一條結論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生已創建4000家公司，在全球創造了110 萬個工作崗位，銷售額也已達到2320億美元。
美國的獨特之處並不在於它擁有麻省理工學院，也不在於這所學校的畢業生帶動了經濟增長和創新，其獨特之處是，美國的每個州中都有像麻省理工這樣的大學。
“美國有4000所大學，”國際教育協會的主席艾倫。 E.古德曼（Allan E. Goodman ）
稱，“世界其他地方的高等學府加起來一共才有7768所。在加利福尼亞一個州就有大約130 所大學。全球只有14個國家擁有比加州更多的大學。”讓我們拿俄克拉荷馬州舉例。大家在提及科技發展時通常都不會想起這個州，但如今它也成立了本州的科技推動中心（OCAST ）該中心在網站上這樣描述自己的使命：，“為了有效參與新經濟競爭，俄克拉荷馬州必須繼續壯大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口隊伍，建成相互合作、各有專長的大學科研基地，為大大小小的尖端企業培育良好的經營環境……OCAST 推動建立大學- 企業科技中心，該中心可能涵蓋很多學校和企業，最終將帶動新產業的繁育、新產品的生產和新技術的運用。”據大學科技管理者協會透露，美國大學2003年共獲專利收入13億美元。
美國除了擁有大學、公共和私人實驗室以及零售商等獨特的創新帶動機器外，還擁有全球監管最嚴格、效率也最高的資本市場，可以將新觀點轉化為產品和服務。迪克。福斯特（Dick Foster ）是麥肯錫公司的主管，也是兩本創新書籍的作者，他對我說：“在美國，我們有一項'工業政策'——它被稱作證券交易所，不管它是紐約證券交易所還是納斯達克。”福斯特介紹說，這裡就是風險資本被匯集和配置到新觀點或增長型企業的地方，世界上沒有比美國資本市場更好、更高效的資本市場。
新產品和創新很容易得到風險資本的資助，這也是美國能從平坦世界的平台獲益最多的重要因素。為什麼呢？因為科技上新一輪的巨大突破很少由傳統公司完成。
發明收音機的人並沒有發明電視機。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並沒有創立CNN .Lexis/Nexis也並沒有開創Google .不過，讓風險資本和資本家為下一代Google、CNN 或其他未經市場檢驗的創新承擔風險，意味著那些希望從平坦世界獲取最多利益、真正懂得新產品和娛樂形式創新價值所在的人可以由此得到滿足。
美國資本市場的良好秩序主要得益於嚴格監管。在這裡，少數股東的利益也能得到很好的保護。當然，我們的資本市場中也存在欺詐、越軌和腐敗，這些都是市場存在大量風險資金時經常會有的現象。美國資本市場的獨特之處並不是會杜絕安然事件的發生，事實是這些醜聞確實發生了。獨特的地方在於，當這些醜聞發生時，它們通常都會被美國證交會或財經媒體曝光，並得到糾正。讓美國別具一格的不是安然公司而是紐約州檢察長埃里奧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 ），他不辭辛苦地“清理”證券行業和公司董事會。除了紐約、倫敦、法蘭克福和東京，這種類型的資本市場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難找到。福斯特說：“中國、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只有擁有了成功的資本市場後才會在創新方面取得成果，只有擁有了在風險狀態下保護少數股東利益的法律機制才會擁有成功的資本市場。 .美國幾個世紀來不斷在經濟領域做出嘗試，我們是幸運的受益者，我們是已經有效果的試驗品。”
上面所講的這些都是美國“醬”的核心秘密，不過還有其他一些東西值得我們珍藏和培養。有時候，為了更好地欣賞這些可貴的東西，我們需要和外界人士交流心得，比如印度Wipro 公司的維韋。保羅（Vive Paul ）。 “我將給你列的清單上再增加三點，”
他對我說，“一個是美國社會的開放性。”我們經常忘記美國的這一特性，“說到做到—創建—破產—重頭再來”在美國是很常見的事情。這種社會狀態舉世無雙，我們的開放性是一筆巨大財富，也是吸引眾多外國朋友的地方，在他們國家會有各種限制。
保羅說，第二點就是“美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這進一步鼓勵人們提出新的觀點。平坦世界的機制可以激勵新產品或程序的開發，因為它們瞬息之間就能達到全球規模。但是，如果你是新觀點的提出者，你自然希望知識產權得到保護。 “沒有哪個國家會比美國更好地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Paul表示。這樣造成的結果是，很多創新者希望來美國工作和註冊知識產權。
此外，美國還擁有世界上最靈活的勞動法。解僱夕陽產業的員工越容易，朝陽產業就越容易招到僱員。這是一筆巨大的財富，特別是在將美國勞工市場和嚴格監管下的德國勞動市場對比之後就更會有此感。德國政府對僱用和解僱都有嚴格的限制。美國能在機會最多的地方迅速投入資本和勞動力，在前期投入已獲利不多的情況下迅速重新配置資源，這些靈活性都是平坦世界中所必需的。
美國“醬”還有一個秘密：它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國內消費者市場，擁有最多的“初體驗者”。這意味著，如果你在介紹一種新產品、新技術或新服務，你絕不能漏掉美國這個大市場。所有這些意味著美國將擁有十分穩定的就業來源。
如果你想對所有這些制度、文化模式商業慣例和法律體系造成的靜效應進行總結，可以歸結為一個詞：信任。它們創造和帶動了很高的信任水平，這也是開放社會最重要的特點。從多方面來看，信任是美國“醬”中所有成分的產物。
LRN 公司的創建者多弗。塞得曼（Dov Seidman ）稱：“我們是一個信任度很高的國家，因為我們同意受制於反映在製度和法律上的價值觀和原則——這些比任何個人都更有權威且更持久。”LRN 這家公司為全球企業提供倫理和治理建議，這些內容我將在第十一章中討論。這些模式和製度使一切具有可預測性，進而導致了信任的產生——相信創新將受到保護、相信貨幣穩定、相信我們的法律體系。塞得曼認為，所有這些推動了創新。
為什麼呢？因為在信任度很高的社會，諸如美國，人們知道他們可以依賴某些規則和原則框架來管理他們的個人和商務生活。 “如果你從沙地上跳起，另一個人從硬木上跳起，”塞得曼問，“誰會跳得更高呢？當然是那個從硬木上跳起的人。
信任就是那塊硬木。它給你帶來的可預測性讓你可以跳得更高……沒有信任就沒有冒險，沒有冒險就沒有創新……如果你想讓更多人承擔創新帶來的必要風險，那就需要更多的信任。 “信任度很低的社會將不會產生持久的創新。
在平坦的世界中，越來越多的價值被創造出來，複雜問題也日漸得到解決，擁有信任度很高的社會更將是一種優勢。
“在合作性的世界，擁有充分信任是至關重要的，”
塞得曼補充說，“因為人們越信任對方或他們的領導，他們就越有可能合作愉快。”
美國確實已成為全球重要的會合點之一。在這裡，形形色色的人結交，學會互相信任並建立水平性質的朋友和聯盟關係。在俄克拉荷馬大學受過教育的一名印度學生畢業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俄克拉荷馬城的一家軟件公司，由此結成的這種信任和理解關係對於未來的合作確實至關重要，即使有朝一日他回到自己的國家工作。沒有什麼能比耶魯大學將研究工作外包到中國更能說明這一點了。
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列文向我解釋說，耶魯大學在中國有兩大研究中心，一個在北京大學，另一個在復旦大學。列文說：“這種機構間合作關係大部分並不是來自校方的行政命令，而是來自學者和科學家個人之間的長期友誼。”
耶魯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合作關係是怎麼形成的呢？列文說，首先是因為耶魯的一名教授許田和兩大機構都很有關聯。他在復旦讀完本科，然後在耶魯拿下博士學位。
列文解釋說：“許教授在復旦大學的五位合作者都曾接受過耶魯大學的培訓。”
其中一位是和許教授一同在耶魯讀研究生時的同學，一位在徐教授耶魯同事的實驗室做過訪問學者，另一位曾以交換學生的身份來耶魯，並回復旦拿的博士學位，還有兩位在徐教授的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同樣的，北京大學和耶魯大學聯合成立的植物分子遺傳學和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也有著類似的故事。
徐教授是遺傳學方面的頂級專家，已從國家健康協會和休斯（Howard Hughes）
基金會獲取專項基金用於研究遺傳學和癌症及其他神經變性疾病的關係。這種研究需要大量實驗支持，需要在動物身上研究基因突變問題。列文解釋說：“為了找到導致某些疾病的特定基因，你需要測試很多基因，你需要做很多試驗。人力的增加自然是很大優勢。”因此，耶魯實際是通過創建復旦- 耶魯生物醫藥研究中心將實驗工作外包給了復旦。每所大學都自行擔負勞務和研究費用，所以它們之間不需要資金往來。但是中國方面主要從事的是基礎技術工作，需要的是大量技術人員和實驗動物，這一研究成本要比耶魯低得多。耶魯方面主要從事數據分析這種高端工作。通過合作，復旦師生和技術人員可以接觸到高端研究，耶魯也可以得到大規模試驗的支持。如果耶魯試圖在（學校所在的）紐黑文市建成與復旦同樣的研究規模，其成本將高得嚇人。而且，像這樣的項目在美國的支持實驗室只會有30名技術人員，但在復旦會有150 人。
“收穫是雙向的，”列文說，“我們的試驗人員得到的是顯著提高的生產效率，中國方面則培訓了他們的研究生，而且他們年輕的教學人員也和我們的教授成了合作者，後者都是該領域的領頭兵。這一合作給中國增加了人力資本，給耶魯帶來了創新。”
兩所大學的研究生可以互訪，所建立的關係無疑為未來得更多合作作好了鋪墊。與此同時，列文補充說，在合作過程中耶魯也做了很多法律準備，以確保耶魯能獲得其中的知識產權。
“科學沒有國界，”列文說，“這種類型的國際分工是很合理的。”他說，耶魯大學堅持認為，中國實驗室的工作條件是世界一流的，並且雙方的合作也有助於提高中國各項設備的質量。 “實驗室動物的生活條件也達到了美國標準，”
列文說，“這裡不是老鼠的血汗工廠。”
如果將上述內容綜合到一起，你就能擁有美國的神秘“醬”，它由以下成分混合而成：制度、法律、能帶來信任的文化模式、創新以及讓我們能不斷給經濟增添活力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合作關係。平坦的世界沒有什麼讓美國人不能應對，只要我們捲起袖子以正確的方式教育我們的年輕人並且不斷豐富我們“醬”。我們是在這樣做嗎？
這是下面兩章要談的內容，但讓我給你一個提示：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