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世界變平的過程中發生了同樣的事情。令世界變平的10大因素中，有很多已經存在很多年，但要讓他們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我們不僅需要將這10大因素匯合到一起，而且還需要別的東西。大批的管理者、創新者、諮詢師、商業學校、設計者、IT專家、首席執行官和工人，需要適應和開發各種水平合作形式、價值創造程序以及可以利用這個平坦世界的習慣。簡單說來，10大因素的匯合也把各種商業實踐和技能匯合在一起，然後兩者開始相互強化對方。
羅默說：“當人們問：”為什麼IT革命沒有立刻導致生產力的迅速提高呢？
'這是因為你需要的不只是新計算機，你還需要新的商業流程和與之相配套的新技術。新的經營方式讓信息技術變得彌足珍貴，而信息技術也讓新的經營方式成為可能。 “全球化2.0 的確是計算機主機時代，一切都是垂直管理——命令和控制式的，公司及其下屬部門也是垂直化組織。全球化3.0 在10大變平因素的合力下形成，特別是個人電腦、微處理器、網絡和光纖電纜的結合讓競爭場地從由上而下的垂直式變為由左至右的水平方式。這自然需要促進新的經營模式，命令和控制要讓位於聯絡和合作。
惠普首席執行官卡莉。費奧里娜解釋說：“我們對價值創造的要求已經從垂直命令發展到水平命令。”她說，惠普等公司的創新越來越多地來自全球各地不同部門和團隊的水平合作。比如，惠普、思科、諾基亞最近合作開發一種拍照手機，它可以將數字化的圖片傳送到惠普打印機上，然後很快將照片打印出來。每家公司都掌握有各自領域內的尖端技術，但是只有三家公司都將它們的尖端技術水平結合在一起才能實現增值。費奧里娜補充說：“水平合作和管理需要的技術和傳統的從上到下的方法完全不同。”
我來舉幾個例子。過去5 年中，惠普已經從一個擁有87個不同供應鏈的公司——每個都垂直獨立管理，擁有自己的最高管理者和後台支持——發展到一個只需5 個供應鏈就可以管理500 億美元業務的公司，而且會計、人力資源等職能也是由總部統一掌管。
西南航空公司就是利用這10大因素的匯合，創造了一個讓顧客可以在家裡下載登記登機牌的系統。但是在我調整個人購票習慣逐漸適應和西南航空公司的水平合作前，這種技術突破並沒有為我或西南航空公司帶來大的生產效率的突破。
Bizhub的廣告反映了懂得使用新式Bizhub機器的僱員和同一個辦公室中不懂得此項技術的僱員的差別，只有後者也改變了工作習慣，整個辦公室的生產效率才能得到提高，雖然這種神奇的新機器在辦公室裡早已存在。
最後，讓我們以全球第二大廣告營銷通訊巨頭WPP 作為例子，20年前的這家英國公司和今天截然不同。它是業界知名廣告公司揚雅（Young & Rubicam ）、奧美和Hill & Knowlton 合併的結果。這種合併是為了滿足越來越多大客戶的營銷需求，比如廣告、郵件直達、媒介購買和品牌推廣。
WPP 下屬的浪濤品牌顧問設計公司主管艾倫。亞當森聲稱：“多年來，WPP面臨的巨大挑戰一直是如何讓它下屬的公司開展合作，但現在僅在公司間開展合作已經不夠。我們經常為給一家客戶提供解決方案從各個下屬公司抽調人員組成定制的合作小組。任何一家公司或這些公司的傳統合作都無法提供這些常常是個性化的服務。我們不得不深入整個集團，為那家客戶選出合適的廣告人員、合適的品牌人員和合適的媒體人員。”
當通用電氣公司2003年決定將保險業務剝離出來、成立獨立保險公司時，WPP就特別組成了一個工作小組來負責給新公司命名（取名為Genworth）到首次廣告和營銷宣傳的整體服務。亞當森說：“作為這個組織內的領導，你需要分析每個客戶的特殊需求，然後在WPP 的員工中找到適合給他們提供服務的專門人才，進而為客戶組建一個虛擬的特別服務公司。在給通用電氣公司提供服務時，我們甚至還給專門組建的這個虛擬合作團隊起了一個名字：Klamath Communication . ”在世界變平的過程中，WPP 為使受益最大化調整了自己的辦公結構和方式，就像電氣化初期那些將蒸汽工廠改為電動工廠的企業一樣。不過，WPP 不僅推倒了辦公室的隔壁，而且還打穿了樓層間的地板。它將下屬公司所有的員工看做一個巨大的個人專家庫，根據項目的具體需求將他們水平組合成合作團隊，這個團隊可以成為擁有自己名稱的事實上的新公司。
水平性思考適用於從企業到教育到軍事計劃等的一切過程。從垂直性思考到水平性思考的轉換時需要調整的，正如WPP 所做的那樣。因為垂直性思考經常要求你從問誰控制著什麼系統開始，而不是從你想創造什麼樣的產出或者效應開始。
比如，假設我是身在伊拉克的一名將軍，我想創造的效應就是獲得更好的戰場實時情報系統。
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麼我的首要任務並不在於我是否控制了在戰場上空盤旋和拍攝航空相片的偵察機。不，我的首要任務是找到一種方式，能夠盡可能深入和迅速地分析偵察機發送回來的相片。當這成為我的首要任務的時候，我就開始水平性地思考了。
我開始思考如何利用平坦世界的平台，也就是說，我如何利用我自己的網絡，或者網絡的網絡，一旦得到偵察機傳來的相片，就將之反饋到CIA 、DIA 、NSA 、陸軍情報機構、空軍情報機構的電腦屏幕上，接著把所有的分析師集中到一個聊天室內，讓他們鍵入各自從中所看到的以及各自認為所面臨的威脅，由於交談和視頻是同步的，因此我們就能一起來進行分析了。在這種方法下，我遠離了垂直性思考，即作為武裝部隊的我控制了偵察機，因此我的分析師們必須對錄像進行分析，接著告訴軍隊我們發現了什麼。相反，由於我想得到的效應是最及時、最聰明的分析，我為了獲得這種效應所使用的方法是把整個網絡中不同的節點水平地連接起來。因為我們大家要比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更聰明，我的首要任務不是誰控制了錄像，而是如何創建一個水平性的反饋系統來提煉出最重要的情報，讓我們中的所有人來理解錄像到底展示了什麼。
新的競爭場地核心的經營模式需要一定時間才能真正聯合在一起，目前尚在進展之中。但我也有一個小小的警告，它進展的速度比你想像的要快得多，而且這是一種全球趨勢。
記著，這是三重匯合的過程！
第三大匯合就在我們創造出這個全新的更加水平的競爭場地時，西方的公司和個人很快就適應了這一新事物，而從前一直被排除在外的30億人也突然發現，他們可以自由地加入競爭並和其他人開展合作了。
除了極少的一部分，這30億人之前從未被允許參加過競爭和合作。我指的是中國、印度、俄羅斯、東歐、拉美和中亞國家，他們大多在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開放，此後這些地方的人民就開始越來越自由地加入自由市場的博弈。這30億人民是什麼時候和新的競爭場所、新的工作流程匯合到一起的呢？就在世界被變平後，就在上百萬的人可以更加平等和水平地開展競爭和合作時，就在他們可以獲得更多廉價工具的時候。的確，世界的變平讓這些人不必離開家門就可以加入競爭。 10大因素讓競爭場所來到他們面前！
我相信這三股力量的匯合——新的競爭者在新的競爭場地上為水平合作開發新流程和培養新習慣——是影響20世紀初全球經濟和政治形勢最重要的力量。讓這麼多的人接觸所有這些合作工具，讓他們可以通過搜索引擎和網絡接受數十億網頁的初始信息，這些都確保下一代的創新將來自整個平坦世界。參與各種創造發明的未來全球社區的規模將是前所未有的。
冷戰期間，整個世界只有三個主要的貿易集團——北美、西歐、東亞（以日本為首），由於它們是同一戰壕里的盟友，因此三者之間的競爭相對有限。而且當時的全球勞動力流動和行業競爭仍面臨很多障礙，這三大貿易集團的工資水平、教育水平和勞動力規模都旗鼓相當。英特爾的主席克雷格。巴雷特說：“我們曾經擁有溫文爾雅的競爭環境。”
然後就開始了三重匯合，柏林牆倒塌了，柏林商業街建成了。忽然之間阻隔在牆外的30億人民走上了這個變平了的全球廣場。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德。 B.福里曼在2004年11月公佈的一項研究報告稱，1985年的“全球經濟世界”包括北美、西歐、日本以及拉美、非洲和東亞，這個全球經濟世界的總人口（意味著參加國際商貿合作的人口）大約為25億。到2000年，由於蘇聯的解體、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這些國家的人民也加入了國際商貿合作的大軍，再加上這段時間人口的自然增長，全球經濟世界的總人口達到了60億。
在經濟世界總人口增加的情況下，大約又有15億新工人加入全球勞動力的大軍，福里曼稱，這讓全球勞動力的總數恰巧達到不計入前蘇聯、中國和印度時的2 倍。
也許這15億新勞動力中只有1/10的人具備直接參與競爭和合作的教育和溝通能力，但哪怕只是這10% 的人也已相當於美國勞動力的整體規模。克雷格。巴雷特說：“30億人口的突然加入必然會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在這些人都來自印度、中國、俄羅斯等擁有悠久教育傳統國家的情況下。”
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正在與之融合的這些社會都非常推崇教育。看看《教育週報》（Education Week）——以美國學校教師們為對象的周報——上的這個故事。在2005年11月30日的該報上，發布了一個關於印度中產階級的一份特別報告。這份標誌著印度的報告是這樣開頭的：“在印度泰米爾納德邦首府金奈（Chennai ）
一個隨處可見的輔導班中，上百名12年級的學生湧進了一個紫色的房間裡，這個房間大概30英尺長25英尺寬。儘管頭頂的電扇不停地轉動，室內的溫度還是達到了100 華氏度以上，這裡有令人昏昏欲睡的溫度。在一個木製講台上，M.阿魯塞範（Muthukrishnan Arulselvan）在黑板上畫了一個三角形，表明其內部的角度，然後通過麥克風講解了一個幾何學公式。學生們全神貫注地聽著，儘管時間已經接近晚上10點了。每當阿魯塞範問一個問題，學生們就迅速地齊聲回答。每當教師寫出一個題目，他們就把頭埋在筆記本上，咬著鉛筆，期望自己能夠比其他人更早得到答案。這種高強度的、一周7 天的培訓班反映了印度高中生們的日常生活，他們希望能夠進入金奈當地學校攻讀工程學位。 .當他們回到家里後，大多數人都會喝上一杯濃的甜咖啡，讓自己能夠再多學習幾個小時……在印度，把一個小孩送進工程院或者醫學院，對很多中產階級的家庭而言是一輩子的目標，這種方式是美國人幾乎一無所知的。在這個發明了10進位制的國家裡，諸如S.拉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
和阿耶波多（Aryabhatta）
這種已經逝世很久的數學和科技天才，依然倍受尊崇，而在這些領域內學得很好的孩子，將會獲得特別的獎勵。 “根據國際教育協會（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資料，在2004年和2005年，印度送到美國讀大學的學生人數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多。根據IIE 的資料，在美國入學的外國大學生中有80466 名來自印度，其次是中國的62523 名，再次是韓國的53358 名。這些學生中的大多數正在學習商業、工程、數學或計算機。
印度是一個遙遠的國度，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從那麼遠過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見印度學生的求知欲必須很強烈。事實上，來自印度、中國和前蘇聯的大量的新參與者不僅僅步入了這個平坦世界的競技場，他們還充滿了通過學習來贏得競爭的慾望。
而這也是為什麼三重匯合不會緩慢地發生的原因。它發展的非常迅速。因為一旦世界已經平坦化了，越來越多的人能夠進行新形式的合作，勝利者將是那些能夠最快地學習習慣、流程和技能的人，而且沒有什麼能夠保證美國人或西歐人永遠地位居前列。請記住，這些新的參與者是一身輕鬆地進入競爭場地的，也就是說，雖然他們以前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但恰恰是這一點讓他們可以直接採納新技術，不必擔心舊體系下的沉沒成本問題。他們會很迅速地採用先進技術，這也正是中國的手機用戶超過美國的原因。很多中國人已經跳過了使用固定電話的階段。換句話說，很多中國人在10年時間內完成了從沒有電話到持有手機的轉變。
在2005年春天，我在哈佛大學與人共同講授一門關於全球化的課程。有一天課後，一個學生找到我並告訴我這個故事：他和他的哈佛同學與中國學生們組成了一個學生組織。他們彼此幫助對方做各種事情，從寫簡歷到參加學習項目。他說，有趣的事情在於他們之間如何交流。他們使用Skype ，這是一種基於互聯網技術實現免費通話的軟件。但是對我而言，更加有趣的事情是，是中國的學生介紹美國學生使用Skype . 而且他指出，那些中國學生中的大多數並非來自大城市，而是來自中國各地的中小城鎮。
我們一般都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八國集團、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各種貿易協議才是推動全球經貿合作的因素。我並不否認這些官方機構的作用，但我想說的是，他們的作用正日益淡化。推動未來全球化進程的將是理解平坦世界的個人，他們能迅速適應新世界的程序和技術——不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任何條約或建議。他們將來自世界的各個角落。
世界經濟從此將不再依賴各國財長的深思熟慮，它將更多地由充滿活力的“急皮士”（zippies ）決定。是的，我們在20世紀60年代和嬉皮士一起長大，很多人在80年代成為雅皮士。現在讓我介紹一下“急皮士”。
印度《瞭望》（Outlook ）周刊的文章稱：“急皮士在這裡。”急皮士指的是印度在脫離社會主義、直接融入全球貿易和信息變革後第一批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瞭望》稱這些人是“自由主義的孩子”，將他們定義為“生活在城市或郊區，年齡在15~25 歲，大跨步前進時精神十足的人。屬於第Z 代。可以是從事學習或工作的男性或女性，具有特立獨行的態度、雄心和願望。冷靜、自信和富有創造性。尋求挑戰、熱愛冒險和無所畏懼。”印度的急皮士從不諱言掙錢和花錢。
《瞭望》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話說，“他們朝著目標前進，不相信命運，性格外向，生活態度積極向上，不願過一成不變的生活”。 54% 的印度人都在25歲以下，大約有5.55億人，這意味著60% 的印度家庭中都至少有一個潛在的急皮士。
這些人不僅迫切需要好的工作，他們還希望過上好日子。
這一切發生的那麼快。印度呼叫中心公司24/7 Customer 的首席執行官和創始人卡納安告訴我，在過去的10年中，他從一開始擔心能否得到在美國工作的機會發展成為為美國提供外包服務的領頭兵。他回憶說：“我永遠不會忘記當初申請美國簽證時的情形，那是1991年3 月，我已經從印度國家註冊會計師學院獲得了註冊會計師的本科學位。當時我23歲，我女朋友25歲，她也是註冊會計師。我20歲大學畢業後就在塔塔諮詢公司工作了幾年，我女朋友也是。我們通過一家獵頭公司找到了到美國給IBM 做程序員的工作機會，於是我們就去了孟買的美國領事館。那時候申請去美國的人很多，很多人常常深夜去排隊，為了能佔住位置，晚上就睡在地上，有的人還以此賺錢，一個好位置能賣到20盧比。但我們決定靠自己，就站在隊伍中等，最後終於有機會見到了面試官，他們的工作就是向我們詢問問題，藉此判斷我們是否有移民傾向。他們的判斷常常具有某種神秘性，我們過去稱之為'博彩'——你的一切都維繫在上面。”
事實上在印度有很多書和研討會專門討論如何準備美國使館的工作簽證面試。
到美國工作在當時是懂技術的印度工程師真正發揮他們才能的唯一方式。卡納安說：“我記得一個技巧就是要著正裝，所以我和我女朋友都穿著我們最好的衣服。
面試結束後，簽證官什麼也不會告訴你，你必須等到晚上才能知道結果。整個這一天我們都在痛苦的等待中度過。為了分散注意力，我們就到孟買的大街上去購物。我們在街上走來走去，'如果我能去你不能去該怎麼辦？要是你能去我不能去呢？ '我無法給你形容我們有多著急，因為一切都由此決定，那真是一種煎熬。
晚上的時候我們獲知，我們兩個都拿到了簽證，但我拿到的是5 年期限、允許多次出入的簽證，而我女朋友只得到了6 個月的簽證。她哭了，她以為自己只能在美國呆6 個月。我努力給她解釋，只要能去就一切都好辦了。 “
儘管很多印度人現在仍希望來美國工作和學習，但在三重匯合的情況下，他們中的很多人呆在國內就能得到體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一個平坦的世界裡，你不必移民就可以創新。卡納安說：“我女兒從不需要那麼費力氣。在這個平坦的世界中，沒有一個簽證官能讓你排除在這個體系之外……這是一個在任何地方都能平等參與競爭的世界。”因為現在你不必移民就能創新，越來越多的世界級創新，特別是軟件方面的，現在都源自在印度當地工作的印度人。這既使得印度人願意留在國內，又能夠吸引其他國家的人。 P.阿蘭丹（P.Anandan ），美籍印度人，是一個過去在雷德蒙德（Redmond ）的微軟公司工作的軟件工程師，他於2005年回到印度，開辦了位於班加羅爾（Bangalore ）的微軟研究中心。阿蘭丹告訴我說，我有兩個外國人為我工作，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美國人，他們能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工作。他補充說，他是在28年前在印度獲得工程學位的，當時的全部競爭是獲得一個海外的工作。現在最激烈的競爭，是獲得一個印度國內的IT工作：今非昔比啊。是的，我不得不留在這兒，但是，我有機會留在這兒嗎？
讓我給你們介紹印度最有活力的實干家之一——羅傑西。拉奧，他是班加羅爾一家小規模遊戲公司Dhruva Interactive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如果要我給你舉荐一個能體現三重匯合的人，那肯定就是拉奧。他和他的公司給我們展示了印度急皮士在10大因素作用下的變化。
Dhruva位於班加羅爾居民區一條安靜的街道上。我前去拜訪時發現在兩層樓上辦公的印度遊戲設計師和藝術家正在電腦上為美國和歐洲客戶設計各種遊戲和動畫人物。他們一邊工作一邊通過耳機聽音樂，偶爾也會在休息時間一起打打網絡遊戲。
Dhruva開發生產了很多有創意的遊戲——從可以在手機上打的網球賽到可以在電腦或筆記本電腦上玩的台球比賽。 2004年，這家公司還購買了將卓別林的形像用於電腦遊戲的專利。
沒錯——一個新型印度遊戲公司現在可以將卓別林的形像用於計算機遊戲。
在班加羅爾以及後來的電子郵件來往中，我向剛剛30出頭的拉奧打聽他是怎麼從班加羅爾成為全球遊戲行業的重要一員的。
身材矮小、留著八字鬍鬚的拉奧總讓人聯想起重量級的拳擊手，他說：“我的第一個重要時刻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雖然我曾在歐洲學習和生活過很長時間，但我的選擇是很明確的，我不會離開印度。我希望立足印度，在這裡完成能在世界上得到尊重並能給印度帶來變化的事情。1995年3 月15日，我在班加羅爾創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裡除了我沒有其他人。我父親給我提供資金讓我獲得一筆銀行貸款，用這筆錢我買了一台電腦和一個14.4kbp 的調製解調器，我開始為教育和工業領域開發多媒體應用軟件。到1997年，我們已經是一個5 人組成的團隊，雖然在業內我們已經小有成就，但仍覺得所作的事情挑戰性不足。這就是Dhruva 1.0 時代的結束。”
“1997年3 月，我們和英特爾開展合作，並開始朝遊戲公司的方向轉變。到1998年中期，我們告訴全世界的遊戲玩家，Dhruva既可以設計遊戲，也可以開發別人外包的部分遊戲。1998年11月26日，我們和法國遊戲公司Infogrames簽署了第一個重要的遊戲開發項目。雖然我們做了很多工作，但成果卻從未被發表過。
這對我們是個巨大打擊，不過我們的工作質量也由此得以展現，所以我們存活了下來。這件事給我們的教訓是：我們可以做這些，但是必須變得聰明一些。我們必須重新定位，這是Dhruva2.0 時代的結束。 “
這就導致Dhruva 3.0時代的開始——將Dhruva定位為一個遊戲開發服務供應商。
電子遊戲產業已具備相當規模，每年的收入甚至超過了好萊塢，這一產業很早就有將游戲任務的設計外包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的傳統。拉奧說：“2001年3 月，我們推出了新的遊戲樣品'沙龍'（Saloon），其主題是反映美國的荒涼西部，背景是在一個小城鎮的沙龍里，打烊後招待員在打掃衛生……我們之前從未見過真正的沙龍，但是我們使用網絡和Google查看和感受真正的沙龍。我們對主題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我們希望美國和歐洲的潛在客戶相信印度人能'做好這一切'。這一遊戲樣品獲得一致好評，它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外包業務，我們從此成為一個成功的公司。”
如果是在10年前、在世界變平之前，他能做到這一切嗎？拉奧說：“不能。”
很多條件需要同時具備。第一就是寬帶的普及必須達到一定程度，這樣他就能通過電子郵件給美國客戶發送遊戲內容和使用方法，同時也可以收到他們的反饋。
第二個條件就是個人電腦在企業和家庭中的推廣，人們要習慣於用電腦完成一系列的任務。他說：“個人電腦無處不在，今天的印度也是如此。”第三個條件是工作流軟件和網絡應用軟件的出現，比如Windows ，Outlook ，NetMeeting和3D Studio Max，它們讓Dhruva有望成為一個小型跨國公司。不過Google的出現是至關重要的。拉奧說：“這是十分美妙的。對於我們的西方客戶來說，他們很想了解的問題是，'你們印度人能懂得我們文化中的細微差別嗎？'很大程度上講，這種疑惑不無道理。但是網絡的出現讓我們只需觸動按鈕就能把不同的內容綜合到一起，今天如果有人讓你製作看起來像之類的東西，你可以'Google'，然後你就可以獲得關於的無數圖片、信息、評論和吹捧文章。”
拉奧解釋說，就在人們將注意力集中在網絡經濟的發展上時，真正的變革卻在悄然發生：世界各地的人們都開始使用新的基礎設施。他說：“我們開始感受到使用這些設施的效率。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無紙化辦公並不再擔心空間距離的遠近時，我們就可以更多地改進這些基礎設施了。 .這將讓世界發生很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