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加州大學的校長曾經在畢業典禮上開過這麼一個玩笑：“諸位，你們知道以前我們伯克利的畢業生是如何稱呼斯坦福的畢業生麼？我的上司（My Boss）！”他的意思是在公司里當老闆的常常是斯坦福的人，幹活的是伯克利的人。接著他又說：“這種現象直到出了埃里克施密特（Google的CEO）才終止。”當然，大家都知道施密特是個特例，而他前半句話講的現象卻是普遍的。為什麼斯坦福大學能培養出這麼多優秀畢業生，尤其是工業界的領袖呢？這一方面是因為斯坦福守著矽谷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另一方面和它的教育方式有關。
斯坦福和美國東部的著名大學有很大的不同，這不僅僅體現在研究上，也體現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上。美國東部的名校比較傳統，用中國唐代韓癒的話講，就是傳道、授業和解惑。它們對教授和學生要求都比較嚴，加上教授們專注於教學，因此教學水平非常高。比如在麻省理工學院，它本科生的基礎課微積分從來是由最好的數學教授講授，這一點在斯坦福做不到。因此很多學生和家長都知道在東部名校更能“學”到知識。而斯坦福更傾向於讓教授和學生自由發展。它對教授和學生都是外松內緊，自由度大得多，對於有的學生來講可能是如魚得水，對於沒有動力的學生可能就荒廢了時日。如果單從知識的傳播來看，斯坦福還是趕不上東部名校。很多斯坦福的教授自己都承認這一點，甚至認為和它的鄰居伯克利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這種差異的形成有傳統上的和地域上諸多原因。美國東部的著名大學，以常青藤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大學為代表，沿襲並且長期以來執行歐洲尤其是英國早期（不是現代）傳統的“高等、教育”的原則。所謂高等是指大學為社會培養高素質、有文化和有教養的（本科）人才，實際上是私人貴族教育的社會化。這些大學在本質上講不是職業教育的機構，而是培養紳士的地方。這與中國孔子時期的教育理念有不謀而合之處--教育的目的不是傳授實用技能和進行職業訓練，而是教授禮儀、修養和德行。直到十九世紀末，哈佛等大學的教育仍然以拉丁文為主，有一點像中國古代強調“六藝”。到了十九世紀，由於英國牛津運動的出現和德國洪堡體系的誕生，歐洲的大學水平有了質的飛躍。而在美國的大學裡學不到什麼有用的東西，很多青年人不得不到歐洲求學。所幸的是，就在斯坦福大學誕生的時候，歐洲這兩項變革已經完成，大學教育的觀念在美國開始改變。
說起現代高等教育，一定要提到兩個人，普魯士德國的外交家和教育家洪堡以及英國的牧師和教育家約翰·紐曼。
洪堡是普魯士德國的外交家，卻建立了完善的、服務於工業社會的普魯士教育體系。德國有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學。在這個體系中，職業教育、技能的教育成為大學的中心任務，這樣大學生在學校學到的就是真正有用的知識，一走出校園就馬上為社會服務。洪堡體系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強調研究對於大學的重要性，它將大學從一個教育機構變成了一個教育和研究的綜合機構。在強權的普魯士，一種體制很容易被自上而下地推廣。普魯士得益於洪堡的高等教育體系，很快從歐洲一個小的農業國實現了工業化，並且一躍成為十九世紀歐洲最強國。德國的高等教育至今基本沿用洪堡一百五十年前製定的體制，保證了它在全世界工業界和商業界的領先地位。洪堡體係後來對美國、俄國（前蘇聯）和中國等許多國家的高等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後馬上搞了將理工專業分離的院校調整，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原來的綜合性大學拆成文理型大學、工科大學，政法學院和醫學院等等，完全是按照洪堡的體制來的。遺憾的是又沒有學到家，“忘了”在大學裡建立研究生院，以至於研究生教育至今落後。）
美國著名教育家丹尼爾·吉爾曼（Daniel Gilman）等人借鑒了洪堡體系的長處，將美國的很多大學從近代的私塾轉變成高等職業教育和研究的機構。吉爾曼生長在美國東部，卻在美國西海岸擔任了伯克利加州大學短暫的校長。在加州的短暫時光讓吉爾曼看到了大學開展職業教育的重要性。由於加州政府試圖把伯克利辦成一所農業大學，使得吉爾曼的理想難以實現。這時正好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剛成立，並聘請了他來擔任第一任校長，吉爾曼實現自己理想的舞台便順順噹噹地出現了。吉爾曼不負眾望，按照德國職業教育的模式，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建立起美國第一個研究生院並把該校辦成了美國第一所研究型大學。在長達二十五年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生涯中，吉爾曼不僅把該校辦成了一流的大學，而且把研究型大學的概念在美國普及。幾年後，它的學生安德魯·懷特（AndrewWhite）也把康奈爾從一個小的鄉村學院辦成了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 （吉爾曼後來又擔任了卡耐基學院的校長，奠定了今天卡耐基梅隆大學在工科世界一流的地位。）
教育家吉爾曼
斯坦福大學誕生的契機很好，當時正是美國大學向研究型大學轉型的時期。里蘭德·斯坦福為了給斯坦福大學找一位好的校長，遍訪美國東部名校。他在康奈爾大學見到校長安德魯·懷特（Andrew White）。懷特深得老師的真傳，他和斯坦福談得非常投機，於是斯坦福希望懷特能接受斯坦福大學校長一職。懷特因故不能接受邀請，而向斯坦福推薦了自己年輕的學生、印第安納大學的校長大衛·喬丹（David Jordan），即後來斯坦福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在喬丹領導下的斯坦福，從一開始就避免了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二百年來走過的彎路，直接成為了研究型大學。
斯坦福一直有重視研究、重視博士生教育的傳統。這不僅僅表現在科學和工程學上，而且在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學科也是如此。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是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和政策研究中心，現任國務卿賴斯原來就是那裡的學者。斯坦福大學在上個世紀初成立了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後來從斯坦福大學分離出去，即現在的SRI International，是美國著名的信息科技和國防科技研究中心。
凡事有利必有弊，一個教授的時間是有限，搞研究的時間多了，辦公司的時間多了，在本科生教學上投入的時間就少。這就是斯坦福大學本科教學水平趕不上普林斯頓，也比不上它的鄰居伯克利的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個人仍然認為一個本科生在斯坦福比他在普林斯頓或伯克利能學到更多的東西。這裡面就涉及到對大學理念的理解了。
我不是大學教育研究的專家，我的看法可能有些片面之處。對於大學的理念，我個人非常贊同英國牛津的主教、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的發起人約翰·紐曼的觀點。紐曼有點像圍棋裡的求道派，在他看來，大學是傳播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而不是雕蟲小技的地方。紐曼在他的著名演講“大學的理念”（Ideas of University）中講到“先生們，如果讓我必須在那種由老師管著、選夠學分就能畢業的大學和那種沒有教授和考試讓年輕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學習三四年的大學中選擇一種，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為什麼呢？我是這樣想的：當許多聰明、求知欲強、具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銳的年輕人聚到一起，即使沒有人教，他們也能互相學習。他們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鮮事物並且掌握獨到的行為判斷力。”
我不知道今天的牛津大學是否還遵循紐曼的這個理念。在美國，很多研究型大學在強調職業培訓的同時，依然遵循這個大學的理念。以職業教育而著名的哈佛商學院（HBS）其實把紐曼的這個理念發展到了極致。在這所全球最難進的商學院裡，從沒有考試。同學們互相學習獲得的知識不比從教授那裡得到的少。大家生活在一起，平時同吃同住，放假由學校組織到世界各地一起玩，那裡的學生都是年輕、已經小有成就而又雄心勃勃的人。他們在寬鬆的環境下，可以自由地獲取專業技能和社會知識，尤其是和人打交道的經驗。可以毫不誇張地講，在哈佛商學院裡不能和同學們玩到一起的人是白交學費了。斯坦福在這方面當然沒有哈佛商學院那麼誇張，但是它給本科生一個類似的內緊外鬆自由發展的環境。
紐曼的教育方法要求受教育的人有很高的自覺性。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一個大學大部分學生都是問題學生，而學校又不加管束，這個大學一定辦得一團糟。所以很多州立大學，由於學生的來源參差不齊，很難實施紐曼的這個理念。和哈佛商學院一樣，斯坦福大學的入學門檻都很高，它每年的招生人數只有伯克利的五分之一，來到這裡的學生都是希望自己今後事業上有所成就，它們對知識的渴望和學習的主動性是不用人擔心的。斯坦福大部分本科生，學習能力很強，能很快掌握專業知識，這樣就有時間和精力去學習立足於社會的基本知識，也就是紐曼所說的Universal Knowledge。
紐曼教育方法成功的第二個關鍵因素是大學學生和文化的多樣性。一個大學要想讓它的學生掌握Universal Knowledge，必須讓他們有這方面的內容可以學習，也必須讓他們互相之間有取長補短的可能性。大家可能有這樣的體會，學習電腦的同學聚在一起常常談論一些和計算機或者科技有關的話題，學習金融的在一起常常談論對經濟的看法。如果一個大學的都是由同一類年輕人構成，他們取長補短的結果不過是補充了專業知識，而不是Universal Knowledge。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和卡耐基梅隆大學等優秀的大學雖然在工程上不比斯坦福差，但是無論是專業、課程和生源都太單一化。一個進入了麻省理工學院的高中畢業生很明確是為了學習理工的，而他們周圍的同學也是如此。這些年輕人在一起不斷交流，彼此在技術上越來越精深，內境逾寬、外延逾窄。我和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些博士生談論過各種瀏覽器的好壞，他們不和你談微軟的IE或者Mozilla的火狐，而是Unix用戶更常用的字處理器Emacs下一個很小的瀏覽網頁的功能，這個東西不僅不好用，而且在全世界用它的網民連萬分之一都不到。他們和你談的是裡面技術上誰實現的好。這些人以後可以是很好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但是很難創業。
斯坦福大學則不同，它的學生來源非常多樣化、多元化。他們從文理、工程、醫科、商業到法律什麼都有。很多人到了斯坦福並不把自己限定在一個專業上。可以想像，一個計算機博士在和一個住院醫生談論瀏覽器時，就必須用最通俗的語言和他交流，而不是對各種技術評頭論足。同時，他可以得到一個醫生對瀏覽器的需求，比如使用的方便性，安全性等等。斯坦福大學的學生來自於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雖然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中一半是外國人，但是很多大學的本科生都是美國人、本州人甚至本地人。不難想像從小在同一個地區長大的孩子說來說去就那麼點兒話題，不接觸各種各樣的人無法想像世界之大、之多樣。
斯坦福的很多學生不僅在學業上是出類拔萃的學生，而且有各種各樣的特長。我的一位朋友在高盛做投資，是非常成功的投資人，他也是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年輕的時候還是ATP職業網球選手，一度排在世界二十幾名。比如在體育方面，斯坦福大學出了很多奧運會冠軍和世界冠軍。斯坦福大學的游泳隊曾經是半只美國奧運游泳隊，出過獲得四枚奧運會金牌的埃文斯等一大批泳壇名將。從1912年起，斯坦福大學在歷屆奧運會上至少獲得一枚金牌，最多的一次多達十七枚。斯坦福大學還出過網球巨星約翰·麥肯羅。斯坦福大學的橄欖球隊和籃球隊都是美國一流的。這些運動員並非只是靠體育成績受照顧進的斯坦福大學，他們大多數在學業上同樣優秀。這些奧運會冠軍就和大家住在同一個樓裡，一起上課。
斯坦福大學沒有音樂學院，只有一個不大的音樂系。但它卻是著名鋼琴家斯坦恩（Stern）和大提琴家馬友友經常演出的地方。斯坦福大學有全世界最大的羅丹雕塑收藏，包括他最著名的作品思想者。 （註釋：羅丹的每一件雕塑作品一般有不止一個但不到十個真品，原始的模具在這幾個真品澆築完畢後毀掉。他的思想者在法國和美國有幾個真品，互相之間沒有區別。）對年輕的學生最有益的校園環境就是那種最貼近今後真實生活的社會環境。在斯坦福，人員的構成和真正的社會並無太大差異，每一個年輕人周圍又是各個行業的佼佼者，在這個環境中互相學習幾年，外延就變得寬闊起來。對於大部分學生來講，在斯坦福的歲月裡學習到的社會知識比課堂知識對自己的一生更有幫助。拉里·佩奇在Google成功後回到斯坦福大學介紹他成功的經驗時強調的一點是，創業者要成為全才（用他的原話講，Be an expert in all aspects.）從培養全才來講，斯坦福大學無出其右。
其它大學有心學習斯坦福的經驗，卻難成功。且不說眾多州立大學因為學生水平參差不齊很難和斯坦福相比，就是其它名牌私立學校由於種種原因也很難像斯坦福那樣同時兼得紐曼教育和洪堡教育之長處。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又太單一化，它們的學生過早地開始了職業訓練，多多少少便有了“呆氣”。即使是哈佛和耶魯等“綜合性”大學也很難創造斯坦福的奇蹟，由於歷史的原因它們在工科職業教育上非常弱。哈佛大學一直想彌補工程方面不足的缺陷，利用它的名氣聘請了很多著名教授，但是仍然只是建立起一個像牙塔式的小規模、沒有什麼影響的工程院。它一度試圖合併麻省理工學院但是沒有成功，因為後者不願意。
教育家吉爾曼
斯坦福大學誕生的契機很好，當時正是美國大學向研究型大學轉型的時期。里蘭德·斯坦福為了給斯坦福大學找一位好的校長，遍訪美國東部名校。他在康奈爾大學見到校長安德魯·懷特（Andrew White）。懷特深得老師的真傳，他和斯坦福談得非常投機，於是斯坦福希望懷特能接受斯坦福大學校長一職。懷特因故不能接受邀請，而向斯坦福推薦了自己年輕的學生、印第安納大學的校長大衛·喬丹（David Jordan），即後來斯坦福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在喬丹領導下的斯坦福，從一開始就避免了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二百年來走過的彎路，直接成為了研究型大學。
斯坦福一直有重視研究、重視博士生教育的傳統。這不僅僅表現在科學和工程學上，而且在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學科也是如此。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是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和政策研究中心，現任國務卿賴斯原來就是那裡的學者。斯坦福大學在上個世紀初成立了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後來從斯坦福大學分離出去，即現在的SRI International，是美國著名的信息科技和國防科技研究中心。
凡事有利必有弊，一個教授的時間是有限，搞研究的時間多了，辦公司的時間多了，在本科生教學上投入的時間就少。這就是斯坦福大學本科教學水平趕不上普林斯頓，也比不上它的鄰居伯克利的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個人仍然認為一個本科生在斯坦福比他在普林斯頓或伯克利能學到更多的東西。這裡面就涉及到對大學理念的理解了。
我不是大學教育研究的專家，我的看法可能有些片面之處。對於大學的理念，我個人非常贊同英國牛津的主教、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的發起人約翰·紐曼的觀點。紐曼有點像圍棋裡的求道派，在他看來，大學是傳播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而不是雕蟲小技的地方。紐曼在他的著名演講“大學的理念”（Ideas of University）中講到“先生們，如果讓我必須在那種由老師管著、選夠學分就能畢業的大學和那種沒有教授和考試讓年輕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學習三四年的大學中選擇一種，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為什麼呢？我是這樣想的：當許多聰明、求知欲強、具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銳的年輕人聚到一起，即使沒有人教，他們也能互相學習。他們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鮮事物並且掌握獨到的行為判斷力。”
我不知道今天的牛津大學是否還遵循紐曼的這個理念。在美國，很多研究型大學在強調職業培訓的同時，依然遵循這個大學的理念。以職業教育而著名的哈佛商學院（HBS）其實把紐曼的這個理念發展到了極致。在這所全球最難進的商學院裡，從沒有考試。同學們互相學習獲得的知識不比從教授那裡得到的少。大家生活在一起，平時同吃同住，放假由學校組織到世界各地一起玩，那裡的學生都是年輕、已經小有成就而又雄心勃勃的人。他們在寬鬆的環境下，可以自由地獲取專業技能和社會知識，尤其是和人打交道的經驗。可以毫不誇張地講，在哈佛商學院裡不能和同學們玩到一起的人是白交學費了。斯坦福在這方面當然沒有哈佛商學院那麼誇張，但是它給本科生一個類似的內緊外鬆自由發展的環境。
紐曼的教育方法要求受教育的人有很高的自覺性。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一個大學大部分學生都是問題學生，而學校又不加管束，這個大學一定辦得一團糟。所以很多州立大學，由於學生的來源參差不齊，很難實施紐曼的這個理念。和哈佛商學院一樣，斯坦福大學的入學門檻都很高，它每年的招生人數只有伯克利的五分之一，來到這裡的學生都是希望自己今後事業上有所成就，它們對知識的渴望和學習的主動性是不用人擔心的。斯坦福大部分本科生，學習能力很強，能很快掌握專業知識，這樣就有時間和精力去學習立足於社會的基本知識，也就是紐曼所說的Universal Knowledge。
紐曼教育方法成功的第二個關鍵因素是大學學生和文化的多樣性。一個大學要想讓它的學生掌握Universal Knowledge，必須讓他們有這方面的內容可以學習，也必須讓他們互相之間有取長補短的可能性。大家可能有這樣的體會，學習電腦的同學聚在一起常常談論一些和計算機或者科技有關的話題，學習金融的在一起常常談論對經濟的看法。如果一個大學的都是由同一類年輕人構成，他們取長補短的結果不過是補充了專業知識，而不是Universal Knowledge。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和卡耐基梅隆大學等優秀的大學雖然在工程上不比斯坦福差，但是無論是專業、課程和生源都太單一化。一個進入了麻省理工學院的高中畢業生很明確是為了學習理工的，而他們周圍的同學也是如此。這些年輕人在一起不斷交流，彼此在技術上越來越精深，內境逾寬、外延逾窄。我和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些博士生談論過各種瀏覽器的好壞，他們不和你談微軟的IE或者Mozilla的火狐，而是Unix用戶更常用的字處理器Emacs下一個很小的瀏覽網頁的功能，這個東西不僅不好用，而且在全世界用它的網民連萬分之一都不到。他們和你談的是裡面技術上誰實現的好。這些人以後可以是很好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但是很難創業。
斯坦福大學則不同，它的學生來源非常多樣化、多元化。他們從文理、工程、醫科、商業到法律什麼都有。很多人到了斯坦福並不把自己限定在一個專業上。可以想像，一個計算機博士在和一個住院醫生談論瀏覽器時，就必須用最通俗的語言和他交流，而不是對各種技術評頭論足。同時，他可以得到一個醫生對瀏覽器的需求，比如使用的方便性，安全性等等。斯坦福大學的學生來自於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雖然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中一半是外國人，但是很多大學的本科生都是美國人、本州人甚至本地人。不難想像從小在同一個地區長大的孩子說來說去就那麼點兒話題，不接觸各種各樣的人無法想像世界之大、之多樣。
斯坦福的很多學生不僅在學業上是出類拔萃的學生，而且有各種各樣的特長。我的一位朋友在高盛做投資，是非常成功的投資人，他也是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年輕的時候還是ATP職業網球選手，一度排在世界二十幾名。比如在體育方面，斯坦福大學出了很多奧運會冠軍和世界冠軍。斯坦福大學的游泳隊曾經是半只美國奧運游泳隊，出過獲得四枚奧運會金牌的埃文斯等一大批泳壇名將。從1912年起，斯坦福大學在歷屆奧運會上至少獲得一枚金牌，最多的一次多達十七枚。斯坦福大學還出過網球巨星約翰·麥肯羅。斯坦福大學的橄欖球隊和籃球隊都是美國一流的。這些運動員並非只是靠體育成績受照顧進的斯坦福大學，他們大多數在學業上同樣優秀。這些奧運會冠軍就和大家住在同一個樓裡，一起上課。
斯坦福大學沒有音樂學院，只有一個不大的音樂系。但它卻是著名鋼琴家斯坦恩（Stern）和大提琴家馬友友經常演出的地方。斯坦福大學有全世界最大的羅丹雕塑收藏，包括他最著名的作品思想者。 （註釋：羅丹的每一件雕塑作品一般有不止一個但不到十個真品，原始的模具在這幾個真品澆築完畢後毀掉。他的思想者在法國和美國有幾個真品，互相之間沒有區別。）對年輕的學生最有益的校園環境就是那種最貼近今後真實生活的社會環境。在斯坦福，人員的構成和真正的社會並無太大差異，每一個年輕人周圍又是各個行業的佼佼者，在這個環境中互相學習幾年，外延就變得寬闊起來。對於大部分學生來講，在斯坦福的歲月裡學習到的社會知識比課堂知識對自己的一生更有幫助。拉里·佩奇在Google成功後回到斯坦福大學介紹他成功的經驗時強調的一點是，創業者要成為全才（用他的原話講，Be an expert in all aspects.）從培養全才來講，斯坦福大學無出其右。
其它大學有心學習斯坦福的經驗，卻難成功。且不說眾多州立大學因為學生水平參差不齊很難和斯坦福相比，就是其它名牌私立學校由於種種原因也很難像斯坦福那樣同時兼得紐曼教育和洪堡教育之長處。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又太單一化，它們的學生過早地開始了職業訓練，多多少少便有了“呆氣”。即使是哈佛和耶魯等“綜合性”大學也很難創造斯坦福的奇蹟，由於歷史的原因它們在工科職業教育上非常弱。哈佛大學一直想彌補工程方面不足的缺陷，利用它的名氣聘請了很多著名教授，但是仍然只是建立起一個像牙塔式的小規模、沒有什麼影響的工程院。它一度試圖合併麻省理工學院但是沒有成功，因為後者不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