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世界先後出現過很多的技術公司聚集地。但是一旦某個或者某一批大的公司開始走下坡路，這裡的科技發展就開始漸漸落伍。早期的科技公司，比如AT&T和IBM集中在紐約附近，但是在這兩個公司之後，不再有這個量級的公司出現。波士頓附近，尤其是128號公路兩旁曾經有過一些像DEC那樣的大公司和不少頗具發展潛力的公司，但是隨著老的公司衰退，新的公司始終不能形成規模。這個地區很難對世界信息產業產生大的影響。矽谷能夠半個世紀長盛不衰，一個原因是得益於亞太經濟的發展，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靠斯坦福大學不斷向矽谷注入新的技術。
很多人奇怪擁有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波士頓為什麼只能誕生一些小公司而出不來大的跨國公司。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坦福大學的辦學方法和美國東部的名校有很大的不同。斯坦福不是簡單地把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專業疊加，從波士頓搬到了加州，而是根據加州的情況辦了一所全新的學校。只要同時在斯坦福大學和美國東部哈佛、普林斯頓等名校呆過一段時間就能強烈地體會它們之間的巨大差異。
在眾多差異中，最重要的是開放性。我這裡講的開放性不是指校門二十四小時打開任人進出，這個要求太低了。所有美國的大學，包括西點陸軍學院和安納波利斯（Annapolis）海軍學院都是沒有圍牆任所有的參觀者開車自由進出。我這裡講的開放性是指一個大學在各方面，從教學到科研到生活融入了當地的社區。不論是生活在田園般的普林斯頓和康奈爾，還是大都市裡的哈佛和哥倫比亞，你能明顯感覺你置身於象牙塔中。一個學生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因為他們大部分時間和中國大學圍牆裡的學生一樣，過著三點一線的生活。而教授，則是傳道、授業、解惑加上做自己的研究。而生活在斯坦福，從教授到學生都很難有置身於象牙塔的感覺。
斯坦福大學的這種開放性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斯坦福大學在地域上遠離美國的政治中心，導致了它從政府獲得的研究經費佔整個學校經費的比例遠遠落後於東部的著名大學。以工學院為例，斯坦福大學和它的老對頭麻省理工學院規模相當，但是前者從政府獲得的經費只有後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讀者仔細研究一下美國頂尖大學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經費的關係就會發現，大學來自聯邦政府的研究經費與它到華盛頓特區的距離成反比。政府資助的研究經費對很多教授來講並不是很容易申請。首先要寫很長的申請報告，然後一輪一輪地通過評審。在評審過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和經費的主管人員以及同行評審人做公關。在美國申請經費和在中國拿錢一樣，人際關係很重要。一些教授經常請主管經費的自然科學基金會NSF、DARPA和國防部（DOD）的主管們參觀實驗室和參加自己的學術報告。而這些政府官員們要到斯坦福聽一次報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樣，這些離政府部門近的大學自然就近水樓台先得月。斯坦福遠在加州，當然就很吃虧。因此，斯坦福一些已經提上終身教職並且不缺經費的教授到後來甚至懶得寫申請了。
作為一個大學教授，能從政府拿到大筆研究經費當然是可喜可賀的事。和從工業界拿經費相比，拿政府的經費有很多好處。首先，美國政府的資助一般來講強度較高，在這一點上各國政府都一樣，無需格外說明。從美國政府拿科研經費，除非像研製哈伯天文望遠鏡這類特殊的項目，很少需要做具體的系統，只需要進行方法研究，最後交一份研究報告就可以了。在這一點上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拿美國政府的研究經費容易交帳得多。比如搞語音識別研究，在中國拿了八六三的大額經費要做識別系統，而在美國祇需要用計算機實現自己的算法，證明其有效即可。很少有教授會像李開復博士那樣真正開發一個語音識別系統。 （美國從來沒有中國的科研鑑定會。）NSF和DARPA等政府的科研主管機構這樣做是很有道理的，它為教授們省去了很多做演示系統的時間和精力，讓科學家們能夠把精力完全集中於研究本身。這是美國能夠在科技上長期領先於世界，並且幾乎每年都有人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因。毫無疑問，很多大學教授，樂於接受這樣的項目，他們既可以專注於做學問、多發表論文，又可以有穩定的經濟來源。 （美國大學教授的暑假三個月的工資要從自己的科研經費中出。）一些成名已久影響力很大的教授，更是可以輕而易舉地拿到長期大額的政府合同，比如我已經多次提到的著名語音識別和自然語言處理專家賈里尼克教授便是如此，他的經費常常是系裡其它教授經費的總和。久而久之，他們和政府互相產生了極大的依賴，自己把自己關在像牙塔里。
但是，凡事有一利就可能有一弊。美國政府的NSF和DARPA等科研經費一般資助的都是工業界不願意支持的基礎研究項目，比如基礎科學、生命科學和材料科學的許多項目。這些研究課題在短期內不可能產生任何商業價值，有些可能永遠沒有商業價值，由政府出錢來資助這些項目對於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某個項目有了商業價值，並且可以由公司資助時，政府會漸漸減少並且最終停止對這些課題的資助，因為政府（納稅人的代表）認為沒有必要和工業界做重複的事，更沒有必要和工業界競爭。在這一點上，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說美國政府幾乎沒有對搜索技術研究的資助，因為它是一個已經開始盈利的技術。幾週前我接待了一個中國政府代表團參觀Google，在最後的提問時間，一位官員問美國是否對Google這樣的高科技公司在政策上和資金上給予扶植和照顧，在場的Google副總裁回答，她覺得Google作為一個非常盈利的公司，既不應該也沒有必要從政府得到特殊的關照。需要政府幫助的是那些小而且不容易盈利的公司，比如太陽能公司。
即使是在工程領域，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常常是非常尖端而且可能的應用面非常窄，有時發表的論文都沒有幾個人真正願意讀，更不用說有商業意義了。賈里尼克教授諷刺這種現像是“除了論文的評審者，沒有人會去讀這些論文”。美國對政府研究經費管理很嚴，嚴格禁止拿一個項目的經費去資助自己其它研究項目，即使經費有結餘，教授們也不可能用它來研究有實際應用意義的課題。於是，拿了足夠多政府經費的教授通常也就不去研究應用課題了，更不要說自己去開辦公司了。久而久之，在美國東部的著名大學裡就營造了一種清高的風氣，大家比誰獲得的政府經費多，誰的研究論文出的多，誰的研究成果理論水平高。教授們的做事方式又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學生。這些學校的博士生們在學校時做實驗、寫論文，畢業以後接著當教授或者去大公司的實驗室做研究員。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有美國最好的電機工程系和計算機系，但是麻省當教授的博士畢業生比例比斯坦福高得多。從做學問的角度講這完全是對的，但是這種研究對創業幫助不大。
斯坦福大學遠離聯邦政府，從政府得到的經費相對比東部的名校少，這也不足為奇。但是，斯坦福大學守著矽谷，從工業界拿的錢比任何一個同樣規模的東部大學不知多多少倍。從公司拿錢一般來講強度不會有政府那麼大，而且還要做很多具體的事。有些公司支持的研究項目甚至無法發表高質量的論文。所以美國東部名校的很多資金充足的教授不屑於和工業界打交道。
但是，從工業界拿錢的好處也是很多的。最顯而易見的好處在於無論是教授還是他們的學生都可以通過接工業界的項目鍛煉解決實際問題的本領。凡是和導師接過公司項目的讀者對這點都會有所體會。這樣用工業界的錢，斯坦福就培養和鍛煉了很多技術上的全才，他們從設計並實現一種產品到項目管理都得到了鍛煉。但是如果僅僅是這一點好處，不過是把原來可能當教授的年輕人培養成了高級工程師和技術主管，而不是工業界領袖和創業者。其實和工業界保持聯繫並且為工業界做研究對於創業來講，最大的好處在於能夠看清產業發展的方向並且找到新的機會。這個潛在的好處對於年輕的學生甚至比資深的教授們更明顯，因為年輕人更願意嘗試。美國雖然在從科學技術向產品轉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國家好一點，但是仍然明顯存在著工業界和學術界相脫節的現象，這不僅表現在大學研究的課題脫離實際，也表現在工業界在遇到問題時找不到答案，而能夠緊密聯繫這兩頭的斯坦福大學的師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橋樑作用。在斯坦福這種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開發，它本身是一個工程性強但學術性弱的題目，MIT一般是不會碰這個題目的。但是，一般的網絡設備製造公司因為局限於現有產品也不會動腦筋去發明一個通用的路由器，這樣波薩克和勒納的機會就來了，他們發明了一種通用的路由器，並且因此而創辦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發明和應用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用於DSL的編碼方法早被貝爾實驗室發明了，大家不過是發表幾篇論文制定一些標準而已。而同時工業界生產調製解調器的廠家還在為將傳輸率從14.4K提高到28.8K費腦筋，它們本身沒有可能做到質的提高。在貝爾實驗室工作過的約翰·查菲，當時還是斯坦福年輕的助理教授，他看到並抓住了這個機會。後來成為美國最年輕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當時已經是信道編碼的世界級專家，他比工業界的任何研究員都有更高的理論水平，同時他一直接受工業界研究經費，比絕大多數教授更會做實際的東西。在理論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編碼方法並且把它變成了一種國際標準，同時，查菲教授帶著他的學生辦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實現了DSL取代撥號上網這一跨時代的變革。
在斯坦福大學這類的例子非常多。大學對教授辦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一個教授能完成教學任務，並且發表足夠多像樣的論文，斯坦福並不限制它的教授到外面的公司兼職，甚至在一段時間裡全時離開學校創辦公司或者在公司裡擔任要職。斯坦福大學校長約翰·軒尼詩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八十年代他在發明了精簡指令集（RISC）的處理器MIPS後，便合夥創辦了MIPS公司。在以後的多年裡，他將主要精力集中在辦公司上，而不是在斯坦福的教課和搞研究。幾年後，MIPS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後來又賣給了它最大的客戶SGI公司。軒尼詩本人才從工業界抽身出來，回到斯坦福擔任了工學院院長。經過在工業界的一番闖蕩，軒尼詩成為了難得的管理人才。幾年後，他開始擔任斯坦福的校長直到今天。現在，軒尼詩仍然是Google、思科和另一家上市公司Atheros的董事。
開放校園的真正含義在於像斯坦福那樣，讓大學融入社會。開放是斯坦福的“本”，而廠校結合是它的“用”。後者保證了大學開放校園的具體實施。
北美的很多工科好的大學，比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加拿大的滑鐵盧大學都強調廠校結合。麻省理工學院為了讓學生獲得工業界的知識，和AT&T等大公司建立了共同培養學生的計劃（program），進入該計劃的學生要在AT&T工作一年（四個暑假），作為回報AT&T公司支付該學生的學費，美國不少大學有這種類似於獎學金的計劃。這對於進入這些培養計劃的學生來講當然是兩全其美的好事，既解決了昂貴的學費問題（註釋：美國私立大學學費是中等收入家庭無法承受的），又得到了很好的工業界工作經驗，將來無論是去工業界還是繼續讀研究生都大有好處。但是，這種鬆耦合的結合對大學和公司的直接幫助都不是很大。對於學校來講主要的好處不過是大公司替它資助了一些學生，同時替它承擔了一部分職業教育的義務，但是學生們在公司做的題目和學校通常毫無關係，這種合作對於學校的科研幫助非常有限。對於公司來講，雖然有了從名牌學校優先選擇優秀學生的有利條件，並且這些學生工作後進入角色會比同齡人快一點。但是，這些學生，大部分是本科生，畢業以後並不一定要去贊助他們的公司工作。在實習期間，他們也根本不可能為公司帶來什麼新的思想和技術。
斯坦福和矽谷的廠校結合要超出麻省理工學院的大學許多。斯坦福不僅在技術上、而且在人才的培養上給予了矽谷公司直接的幫助。在技術上的幫助反映在大量優秀的教授直接到矽谷的公司任職和研究這些公司的科研項目，我們在前面已經介紹過了。在人才上的幫助首先反映在大學一直在為矽谷各個公司的技術和管理人才進行繼續教育。矽谷公司多數的工程師並沒有碩士學位，不少人在工作中發現自己的專業水平需要提升，斯坦福大學為這些人提供了非常方便的進修計劃，他們可以每學期在大學修一兩門研究生的課程，這樣三到五年就能拿到一個碩士學位，有的人甚至一邊在公司全職上班，一邊利用業餘時間在斯坦福讀博士。雖然有時候一個博士學位要讀十年八年，但畢竟是能在全職工作條件下獲得博士學位的好辦法。當然，如果有人不想拿學位只想听一兩門課也是可以的。矽谷的公司深知職業培訓的重要，一般都會在時間上和經濟上鼓勵員工追求更高的學位。為了方便矽谷員工修課，斯坦福大學有很好的遠程教育網絡。學生不必到課堂上聽課，可以在家裡電視機前上課。斯坦福幾乎所有的課程都通過有線電視向校園和矽谷實時轉播，它自己的學生也沒有必要到教室去。很多人一學期沒有踏進教室照樣學得很好。萬一上課的時間和上班的事情有衝突，在職的學生可以在課後到圖書館借出課程的錄像補習。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它大學為周圍的公司的員工提供瞭如此方便的職業教育機會。
在斯坦福讀在職博士的矽谷員工通常比剛剛本科畢業的學生更容易找到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因為一方面他們有工業界的經歷，知道哪些課題今後對自己幫助大，另一方面，他們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不需要靠教授的助學金生活，他們更看重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水平而不是他們手上的錢。 （對於沒錢的剛畢業的學生，常常要為了爭取獎學金而犧牲自己的興趣。）世界各國的博士生都面臨同樣一個問題，花了四五年甚至更長時間研究的課題畢業以後可能沒有用途，因為博士生不完全有選擇課題的自由，有時也太不了解學校以外的社會。這個問題對於那些在矽谷工作過的博士學生一般不存在。這使得斯坦福高級人才培養的效果非常好。
斯坦福大學也為矽谷和工業界培養了很多管理人才。有八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斯坦福商學院在美國和哈佛商學院齊名。矽谷很多優秀的年輕人在公司工作一段時間後到那裡去充電。為了方便日理萬機的公司負責人也能到商學院進修MBA的學位，斯坦福除了有一般的MBA課程外還提供了專門給公司執行官們開設的EMBA課程。
當然，從斯坦福拿任何一個學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國有句話，“哈佛難進，麻省難出”。而斯坦福大學實際上是既難進又難出，它對學生一貫採用嚴進嚴出的做法。有人認為只要給斯坦福捐一大筆錢就能“混”進學校，這個想法完全錯誤。因為斯坦福並不缺錢，而且不會為了錢去砸自己的牌子。 （哈佛等大學同樣杜絕這種達不到要求的學生入學）根據斯坦福大學官方網站公佈的數據，它本科生的四年畢業率只有75%左右，即使到第六年，畢業率也只有95%。也就是說有四分之一的學生四年內完成不了本科學位，有百分之五的斯坦福本科生最後拿不到學位。這個淘汰率比中國最好的大學不知道要高多少。斯坦福的博士生淘汰率就更高了，很多人讀了幾年因為無法通過博士資格考試（Qualification Exam）不得不拿個碩士學位走人。以它的電機工程係為例，每年大約有一半的學生要被資格考試刷掉，當然每個人有兩次機會。
除了為矽谷提供技術支持和培養人才外，斯坦福在幫助矽谷轉型方面貢獻很大。八十年代以前，矽谷的支柱產業是半導體。八十年代以來，從斯坦福孕育出的思科公司、太陽公司和SGI公司（太陽公司在九十年代的主要競爭者），推動了整個矽谷從半導體到硬件系統的轉型。九十年代末，誕生於斯坦福的雅虎和Google以及無數小的互聯網公司掀起了互聯網的熱潮，實現了矽谷的又一次轉型。今天，斯坦福在能源、材料等方面的一些新技術正在幫助建立太陽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的產業，這個產業可能比互聯網更大。
一方面斯坦福大學帶動了地區性經濟，另一方面它又是矽谷崛起最大的受益者。矽谷的公司為斯坦福提供了巨額的研究經費和捐贈。在歷史上，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陽公司和Google公司都是斯坦福的讚助者。僅惠普的創始人休伊特2001年就向斯坦福捐贈了四億美元的巨資，這是世界上迄今為止給予教育機構最大的一筆捐贈。 2005年，斯坦福收到的捐贈首次超過了它的老對頭哈佛大學，完全是托Google創始人和員工的福。斯坦福收益於矽谷的地方遠不止在財政方面。由於矽谷的發展，斯坦福大學學生的就業率成為美國最高的，很多優秀學生正是衝著找工作方便這一條原因才選擇斯坦福大學的。守著矽谷自然有得天獨厚的創業和與工業界合作的機會，這又成為一些優秀教授選擇斯坦福的原因。正是靠著矽谷的興起，斯坦福大學才從二戰後一個地區性大學一躍成為美國一流大學，繼而又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之一。
政府資助的研究課題不僅偏向於理論研究，而且研究方向也未必有很大的前景。大學教授看上去自由自在，可以研究自己有興趣的課題，不像公司裡的人被綁在上司交給的任務上。但是因為沒有經費是萬萬不能的，因此大學教授天天圍著經費轉，政府有什麼經費他們不得不申請什麼課題。幾年前在歐洲舉行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各國專家就這個領域今後的研究方向暢所欲言，賈里尼克教授聽得不耐煩了，講道“你們在這裡吵來吵去白浪費時間，還不是各國政府給你什麼錢你就乾什麼課題。”這是一個大家不願意承認的事實，但它確實是實際情況。在2000年後的一段時間裡這個計算機科學在美國進入低潮，很多計算機科學家都轉行去搞生物統計和生物信息處理了。而現在，大量學習生物統計的博士生畢業了，而學術和工業界對生物統計根本沒有增加多少需求，很多博士生將很長時間找不到工作。這是政府計劃性很難避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