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移動通信的領導者，摩托羅拉自然地壟斷了第一代移動通信市場。第一代移動通信是基於模擬信號的，天線技術和模擬信號處理技術的水平決定了產品的好壞。而產品的外觀式樣根本不用考慮。在技術方面，沒有公司能挑戰摩托羅拉。因此，摩托羅拉的手機雖然賣得貴（那時在中國一個好的手機要兩萬元），仍然佔領了世界百分之七十的市場。其它公司要想和摩托羅拉競爭，只能寄希望於下一代了。
在第二代移動通信剛開始時，歐洲聯合起來了。以往歐盟各國祇能算是鬆散的聯盟，在技術上很難單獨和美國抗衡。即使搞出一個不同於美國的行業標準，也很難在世界上占主導，比如彩電的PAL制式。近二十年來，歐洲獨立於美國單獨行事的意識越來越強，同時吸取了各自為戰的失敗教訓。明顯加強了內部的合作。終於在第二代移動通信上超越了美國。
1982年歐洲郵電管理委員會European Conference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dministrations (CEPT)提出了數字移動通信的標準Groupe Specia Mobile，簡稱GSM。後來這個標準流行於世，歐洲又把它改稱為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因此很多人以訛傳訛誤以為GSM是後者的縮寫。 1989年，該標準被提交到歐洲電信標準局，第二年便成為歐洲後來乃至成為世界的第二代移動通信標準。 GSM的技術核心是時分多址技術（TDMA），即將每個無線頻率均勻地分給八個（或者十六個）手機用戶，每個用戶交互地佔用八分之一的信道時間。 （注：人們通話時，語音直接的間歇時間其實很長，只要語音編碼做得合理，就可以幾個用戶共用一個信道。）GSM實現簡單，在成為歐洲標準的第二年，即1991年，就由愛立信和一家芬蘭公司架設了第一個GSM的移動通信網。兩年後，包括中國在內的四十幾個國家採用GSM標準，今天，GSM佔世界手機用戶的80%，據稱達20億用戶。
在歐洲人行動的同時，美國人並沒有閒著，他們似乎比歐洲人更努力。整個歐洲只搞出一個標準，而只有歐洲人口三分之一的美國居然搞出了三個數字通信的標準，其中兩個和GSM一樣是基於TDMA的標準，而第三個是很先進的碼分多址CDMA標準。 （以後有功夫再介紹CDMA，這裡就不贅述了。）結果就不用說了，美國在第二代移動通信標准上注定失敗。
美國在標準之爭上的失敗間接影響了摩托羅拉手機今後的競爭力。當然，在標准上失敗並不意味著摩托羅拉在手機市場上會失敗，就像不擁有任何標準的三星公司照樣在手機上搶到了世界市場的一席之地。摩托羅拉失去手機市場統治地位的原因還必須從自身找。這裡面既有無法抗拒的命運的捉弄，也有人為的因素。
兩年前，我和李開復博士等人多次談論科技公司的興衰，我們一致認為一個公司的基因常常決定它今後的命運，比如IBM很難成為一個微機公司一樣。摩托羅拉也是一樣，它的基因決定了它在數字移動通信中很難維持它原來在模擬手機上的市場佔有率。摩托羅拉並不是沒有看出數字手機將來必將代替模擬手機，而是很不情願看到這件事發生。作為第一代移動通信的最大受益者，摩托羅拉要盡可能地延長模擬手機的生命期，推遲數字手機的普及，因為它總不希望自己掘自己的墓。如果過早地放棄模擬手機，就等於放棄已經開采出來的金礦，而自降身價和諾基亞的公司一同從零開始。尤其在剛開始時，數字手機的語音質量還遠不如摩托羅拉磚頭大小的大哥大，更使摩托羅拉高估了模擬手機的生命期。和所有大公司一樣，在摩托羅拉也是最掙錢的部門嗓門最大，開發數字手機的部門當然不容易蓋過正在掙錢的模擬手機部門，因此，摩托羅拉雖然在數字手機研發上並不落後，但是，進展緩慢。一旦各個競爭對手推出各種各樣小巧的數字手機時，摩托羅拉才發現自己慢了半拍。
當然，以摩托羅拉技術和市場的優勢趕上這半步照說應該不難，但是，摩托羅拉另一根基因使得它很難適應新的市場競爭。在模擬通信設備市場上，技術佔有至關重要的位置，其它方面，比如方便性，外觀都不重要。而且模擬電子技術很大程度上靠積累，後進入市場的公司很難一年兩年趕上。玩過發燒音響的讀者知道，音響的數字設備，比如播放機，各個牌子差異不是很大，而模擬部分比如喇叭不同廠家的差異有天壤之別。日本的SONY和先鋒至今做不出美國Harman Kardon和Infinity那種高質量的喇叭。在摩托羅拉內部，很長時間裡，也許直到今天，技術決定論一直占主導。在數字電子技術佔統治地位的今天，各個廠家之間在技術上的差異其實很小，這一點點差別遠遠不足以讓用戶選擇或不選擇某個品牌的產品。相反，功能、可操作性、外觀等非技術因素反而比技術更重要。在這些方面，摩托羅拉遠遠比不過諾基亞和亞洲的對手。我一些在摩托羅拉的朋友常常很看不上諾基亞和三星等公司的做法“他們換一個機殼或者顏色就算是一款新手機”，但是，用戶還真的很買後者這種做法的帳。
公平地講，摩托羅拉的手機仍然是同類手機中信號最好，最可靠的，作為只用手機打電話的我，在使用過各個廠家的手機後，還是最推崇摩托羅拉的。但是，在亞洲，手機不僅僅是一個電話，它是個人通信的平台，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有人在上面鑲上鑽石作為身份的象徵。 （這有點像兩百年前歐洲人的手杖，其實不是為了支撐身體。）在滿足後者需求上，諾基亞和以三星為首的亞洲做得更好。
如果說基因決定性多少有些宿命論，那麼人為的因素也加速了摩托羅拉的衰落。我們在介紹英特爾一章中介紹過，在科技工業發展最快的八九十年代，摩托羅拉的第三代家族領導人卡爾文三世沒有能力在這個大時代中縱橫捭闔，開拓疆土。摩托羅拉本來在手機、計算機處理器和數字處理器（DSP）三個領域均處於領先地位，前景不可限量。但是卡爾文實在沒有能力將三個龐大的部門十幾萬人管理好，雖然他沒有犯什麼大的錯誤，但是他平平庸庸。也許，在五十年前，一個只需要守成的年代他可以坐穩他的位置，但是在上個世紀末那樣一個英雄輩出、拒絕平庸的年代，蓋茨、喬布斯、郭士納、格羅夫、錢伯斯和通用電氣的傑克·韋爾奇等人都在同場角逐，任何公司都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除了卡爾文，摩托羅拉的整個管理層也有責任，他們低估了摩爾定理的作用。雖然數字手機在一開始還比不上模擬手機，但這並不能說它要很長時間才能威脅模擬手機的地位。事實上，由於半導體技術按指數的速度發展，手機數字化比摩托羅拉高管們想像的時間表來得早得多，使得摩托羅拉幾十年來積累的模擬技術變得無關緊要，市場的優勢頓失。
本來，摩托羅拉是最有資格領導移動通信大潮的，很遺憾，它只踏上了一個浪尖就被木工廠出身的諾基亞超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