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3、“慰安婦”

如果說，日本政府在化學武器問題上，雖然對於賠償推三阻四，銷毀工作也慢條斯理，但好歹認了，也總算處理了。可是，“慰安婦”的問題，就顯得十分糟糕了。 根據《中國國防報》的報導，在黑龍江省靠近中俄邊境的東寧縣，居住著四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她們是李鳳雲、金淑蘭、池桂花和李光子，都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的受害者。當年在被強徵到日軍在我國構築的東寧要塞作“慰安婦”時，她們受盡蹂躪。 東寧要塞坐落於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東寧縣境內，據縣文物館的領導介紹，“二戰”時，侵華日軍曾在這只有3.5萬人的小縣里屯駐關東軍3個師團計13萬人，從1933年至1945年建立了數百個現代化的軍事工程，被日本人稱為“永久的東方馬其諾防線”。面對這麼龐大的隊伍，為了穩定軍心，日本人便用火車運來了1000多名慰安婦。僅有據可查的當年東寧5鎮就設有慰安所達39個。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這些慰安婦也像謎一樣地消失了。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1000多名慰安婦絕大多數隱姓埋名或客死異鄉，即使活下來的年齡也都在75歲以上。 沒想到的是，幾位老人平靜的晚年生活忽然被打破了。 2001年8月上旬的一天，李鳳雲家裡來了兩個陌生人。其中的一名日本男人臉上強擠著笑容，嘰里呱啦地和翻譯說了一通。翻譯說：“他是日本人，想來看看你們'慰安婦'倖存者的生活。”日本人趕緊掏出了一疊鈔票遞給李鳳雲說：“只要你不再說過去給日本軍人當過'慰安婦'，這些錢就全是你的啦！” 李鳳雲聽明白這個日本人是想收買自己，放棄控訴當年日本侵略軍罪行的權利，憤怒地說：“日本鬼子給我造成的痛苦和傷害，我幾輩子都忘不了。用錢就能堵住我的嘴嗎？我活一天就要罵狗強盜一天。”

當年和李鳳雲一樣曾在侵華日軍東寧要塞遭受過蹂躪的“慰安婦”倖存者金淑蘭、池桂花和李光子，近年也都有過類似的遭遇。 提起過去傷心的事情，池桂花老人早已淚流滿面：“現在我忍不住傷心呀！可當時我在那些禽獸面前從沒有掉過一滴淚！” 一個日本人問道：“聽說你們每接待完一個日本兵，會得到金錢補償。”“他們在說謊！你有母親嗎，你有妻子嗎，你有女兒嗎？去問問她們，給她們多少錢，她們願意每天被好幾十個日本兵糟蹋！” 有記者謹慎地問道：“池大媽，你想得到日本政府的金錢賠償嗎？”池桂花的情緒再一次激動起來：“日本政府必須為此負責，賠償多少錢能換回我的尊嚴！日本一定要公開道歉，要把這段歷史清清楚楚地寫進他們的書本里，讓他們的母親和女兒看看日本侵略軍當年的罪惡行徑。”

然而，這條中國“慰安婦”的索賠之路，異常崎嶇難行。 1992年12月9日，東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首次“戰爭受害女性國際聽證會”在那裡舉行。 在大會講台上，中國的唯一代表、當時64歲的萬愛花站了起來。她脫掉上衣，指著身體上的道道傷痕，揭露侵華日軍的暴行。當講到當年她在被日軍摧殘後並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斷以致終身殘疾時，她當場昏倒在聽證台上。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僅15歲的她先後三次被日軍抓去充當“慰安婦”，百般蹂躪，導致終身不育。老人全身是病。當年受日軍殘酷迫害，萬愛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幾處骨折，身體嚴重變形，右耳被日軍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嚴重潰爛。 老人對《國際先驅導報》的記者說：“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前些年，一個日本女人，要給我賠償道歉。我說這是你們老人的罪，跟下一代沒關係，我不接受你們的道歉。”

對於中國來說，萬愛花這次控訴的意義不言而喻，這是中國“慰安婦”受害者第一次站出來向世界控訴日本的罪行。半個世紀前，超過20萬名中國婦女淪為日軍的性奴隸，包括她山西盂縣的老鄉侯冬娥。 本來，侯冬娥和萬愛花是要一塊去日本的。可是由於那天下雨，山路崎嶇，接她的車無法趕到。那天，侯冬娥在家放聲痛哭，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遺憾。過去幾十年，她一直活在村里人的鄙視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稱她是“進過炮樓”的女人。 所有這一切，只因為她曾被日本人兩次抓進炮樓，她因此從“蓋山西”的美女變成了一個不成人形的病婦。對於那段歷史，她卻羞於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個叫張雙兵的小學教師開導她走出來的時候，她還是說“醜啊”。

小學教師的開導不是沒有來由的。 1992年3月，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在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抗日戰爭中的民間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損失。 《法制日報》在當年也專門發表文章提出“受害賠償論”：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國家的戰爭賠償，但並未放棄民間受害賠償。 兩年後的春天，侯冬娥悄無聲息地死在山西盂縣高莊最破爛矮小的窯洞裡。幫她完成索賠心願的是她的同鄉姐妹劉面煥、侯巧蓮、陳林桃、李秀梅4個受害者。 1995年8月，她們首次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並要求日本政府向她們每人賠償2000萬日元，由此拉開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的序幕。 然而，對於中國“慰安婦”的歷史，當時很多人並不了解。即便是後來為“慰安婦”對日索賠擔任中方律師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聽說相關事宜。 “那時候沒人吭聲，之前一直傳的就是軍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後，繼續說，“當時，從我的角度來想，即使是妓女的話，她們也有自己的權利啊。”

後來的情況是康健事先沒有想到的。 “本以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卻一參與就是12年。總共四起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訴訟中，我參與了三件。”康健說，為了調查取證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節剛過，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進行調查取證。讓康健最為深刻的記憶是，“1996年春節剛過我去侯巧蓮家的時候，她就說，要是村里人問起來，就說是北京來的親戚，不是律師來調查。我們調查的時候，'慰安婦'們也不讓自己的子女在旁邊聽。” 2001年4月，黑龍江東寧要塞附近的一個偏僻的小村，75歲的慰安婦倖存者艾香，當初就是這樣小心翼翼地接受了《遼沈晚報》記者的採訪，談起了56年前那段屈辱的歷史：艾香的身世其實有點特殊，她的父母渡海到日本打工，她便出生在日本。她從7歲時就開始在日本一家旅店做苦役，勞作到15歲。有一天，家裡來了一個陌生女人。後來，艾香才知道，這個女人的丈夫在日本關東軍。女人讓艾香跟她去中國工廠，說頓頓可吃上大米飯，工錢也比家裡這邊多得多。到時，母親和妹妹都可以接過去住。

不久，艾香別了母親妹妹，帶著對新生活的憧憬，和那個女人登上了開往牡丹江的火車。這一年是1942年。火車開到了東寧要塞，在一處平坦的山坡上，孤零零地坐落著兩排蓋著稻草的平房。每個平房都能有五六十米長，中間是走廊，兩邊有20多間小屋。到處是年輕的女孩子，每個平房裡都有20多個18至20歲的女人。 艾香開始的工作就是燒開水，她每天從早到晚要燒10多爐水，後來她知道，這些水是慰安婦用來洗下身的。艾香還看到每天都有成群結隊的日本軍官和士兵，站著排進進出出，從早上7點到凌晨兩點。屋裡，女人的慘叫聲不斷。 10多天后，艾香同樣分到一間小屋。小屋有10多平方米，屋裡有一鋪炕和一個放東西的櫃子，櫃子上面有一面鏡子。一扇木門挨著走廊的方向，沒有鎖。老闆給她起了個日本名字叫“米脂高”（音譯），並把寫有她名字的牌子掛在房間外，另一個牌子掛在櫃檯那裡。前來尋歡的日本兵先向櫃檯點人，再拿著日本錢給她，她不認識上面寫著什麼，但每次是一張紙鈔或一個銅板。她再拿著錢去老闆那裡換一個紙殼做的，上面寫有“2”字的票。

第一次，進來一個日本兵，把她嚇壞了，然後，一個接一個……還是處女的艾香痛不欲生。艾香說，每天達不到15個小票，老闆和日本兵不讓吃飯，還要打耳光、潑涼水、罰跪。 後來，艾香知道了自己這間慰安所叫“愛簡所”，另一個叫“東京亭”。每天都有日本兵排隊等著，最多一天要接待20多個人，有時達到休克為止。 等得不耐煩了，日本兵們就用腳踢門，白天一般是士兵，在半小時左右；軍官從晚8時到次日晨2時，但只要有軍人到，慰安婦就不能休息。慰安婦多數都得了病，且不能生育。至今艾香仍是腿痛不斷。艾香說，完成任務的慰安婦吃的是高粱米飯、大蔥蘸鹽面。過年時高粱米里摻一些大米，沒有錢。沒有完成任務的慰安婦餓得受不了，就去偷點青蘿蔔吃，被日本兵發現後，扒光衣服，用木棍往死裡打，邊打邊取笑。

每次慰安婦接待完了，再難受也得化妝抹粉，笑臉迎接下一個。否則，一經發現，就打得死去活來，還往鼻子裡灌辣椒水，醒過來還得接客。對於生病的慰安婦是不給治的，也不給飯吃，眼看著死去。艾香說，她親眼看著一個姐姐病死後被裹上自己的被子，由兩個日本兵抬到山頂扔了下去。 慰安婦是跑不出去的，因為四面都是日本兵營，沒有通行證就會被抓回來。 3年，1000多個日夜，艾香一生最美好的青春歲月、自由、愛情、尊嚴，全都埋葬在這間慰安所裡。 1945年的夏天，艾香發現這天早晨一個日本兵都沒來。老闆也沒了，她和姐姐們走出去，發現天上是轟鳴的戰鬥機。她知道自己解放了。慰安婦四處逃生，艾香就在附近的一個村子生活下來。 19歲時，艾香嫁給了當地一名24歲的小伙子，他後來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犧牲了。 31歲時，艾香又找了一個老伴，1995年去世了。她從未向家人透露過自己的身世，這段屈辱的人生經歷始終深埋於心。

當記者把2001年2月日本右翼勢力稱“能成為慰安婦，對這些婦女而言，反而是出人頭地，且收入穩定，也可以存錢，並非被迫從軍，而是自願且享有尊嚴”的言論說給艾香聽時，她大聲喊叫，並從炕上沖出屋去。這是老人氣憤至極的表現。她不忍當著客人面發作，過了10多分鐘，老人才回來，深深鞠躬，表示歉意，卻仍是心緒難平。 日本是唯一一個建立慰安婦制度的國家。但對於那段歷史，日本人也並不比中國人了解更多。 “他們對那段歷史了解太少。他們問的問題太荒唐了，當時日本支援會的人問老人'你怎麼沒跑啊'。我說日本鬼子拿槍逼迫著怎麼可能跑呢。”律師康健回憶說。 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說：“在戰爭結束時，由於日本政府和軍部有意地銷毀檔案，使得這個性奴隸制度的秘密被掩蓋了半個世紀，到上世紀90年代初，才被人們逐漸地了解。”